周作人憑什麼在文壇上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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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立足」文壇自文學革命始，此前周氏的工作主要在翻譯方面。這個時候的周作人以《新青年》、《每周評論》為陣地，以文藝理論家、批評家以及翻譯家的身份躋身「文壇」。

1917年，胡適陳獨秀先後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其後發表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將「八事」修正為「八不主義」。陳獨秀《文學革命論》則張「文學革命軍」大旗，倡「三大主義」。不過這兩篇文章基本上都只是關乎文學形式。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號拋出了他的《人的文學》。多年後，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的導言中總結道：

這是當時關於革命文學內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周先生把我們那個時代所要提倡的種種文學內容，都包括在一個中心觀念里，這個觀念他叫做「人的文學」。

周作人憑「人的文學」在「文壇」立足，同時兼涉創作，拋開其眾所周知的散文成就不談，他創作的詩歌《小河》也在文學史上的意義非凡，胡適將其譽為「新詩中的第一首傑作」。二十年代中後期，周作人宣布「文學小店」關門，自此專註於自己的「隨筆」創作。

附：

（1）八事：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

（2）八不主義：不作「言之無物」的文字；不作「無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語爛調；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話俗字。

（3）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學養的積澱問題。周作人愛看所謂「雜書」，是出了名的。你看他的文章《我的雜學》里，敘述自己的讀書範圍，無所不包，高雅鄙俚種種，在他沒有分別心的只是有去取。相對於同時代的文人學者，他比單純的學問家鋪得更開更有趣味性，比單純文士又來得有深度。他所注意的靄理士，民俗學，人類學，神話學，婦女兒童問題等等乃至醫學史，給他看問題新的角度，也和他素樸的性情相輔，造成博大的文學氣象。他所知道的應然和未然，他能寫出來。他是用心看書的人。

張中行說他平生所見博極群書之人，知老堪為第一。周氏寫作時也很少查書查出處，看他的原稿，往往是一揮而就，不疾不徐，少有塗改的。學識是周作人的底氣所在。

周作人精古希臘語、古典日語、古英語，搞翻譯的成績相當不錯，他的譯作，出一本就收一本，不是深深懂得兩種文化內里的人，是做不出溝通兩種文化的好的翻譯工作的。我是深深佩服。他的文化視野，根本黑不動。推薦《苦雨齋譯叢》，近乎全編了。止庵先生為推廣周作人很做了一些事情，得謝謝他。特別推薦的是《路基阿諾斯對話集》，在遺囑里周作人也說過是其一生中尤為重要的工作，是一生功力收官。

再一個是性情問題。周作人的文章像是他那種人寫的。「人」的世界比文學複雜多了。周作人文風多變，一生中不同時期各有側重。但無論文章呈現出來是沖淡還是激烈，總體說來還是冷靜的觀察和熱的心腸，純黑的悲觀。周作人的生活是純文人趣味的，可查看他和俞平伯的通信集，簪花喝茶收舊書，這種生活其實極費錢。這麼一個清淡的士大夫，其實有其根本的悲觀和激烈，這是個大題目。

周作人有其悲劇性，和乃兄一樣，對人生和世界有根源上的悲觀。所以作品也有兩面性，文章所以好，他所以能在文壇立足甚至擔綱所謂「京派盟主」的原因也在這裡。看他的書能感到他活得並不痛快，生活或許是舒適的，但他沒有放開。

周作人當了漢奸。漢奸名稱不好聽，有人為尊者諱，於是叫「釋褐」「下水」，其實大節有虧，何必搞這麼些彎彎繞。周作人平生很少提及這事的因果，因他崇奉的是倪元鎮的「一說便俗」，但事實上又不能不辯解。他在《知堂回想錄》里提出的「不辯解主義」其實是落空的。周作人在法庭上陳詞，給周恩來寫信辯白，樁樁件件都是在辯解。我們體諒這種二律背反，但是洗白的好意是謝絕的。燕園紅樓里學生受拷打的慘叫，教人怎麼洗。

人歸人，文歸文，這是一套不容易實行的標準。有口是心非的人，有不忍直言的人。

憑什麼？憑他比魯迅有趣這一點夠不夠？

還有我建議問問題的學學語文，搞清憑什麼和憑藉什麼的區別，不然貽笑大方。

讀了周作人的書，發現寫的很不錯。只是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他會是漢奸。（我看見有人這麼說的，具體不是很了解）如果只看他的文章，我很欣賞，我很喜歡他的文章

典型的江南文士，惟有真文士才能稱譽其文才

周作人擅長文學批評和翻譯，在新文學初期大家還在高談闊論，他哥沒有用小說的創作顯示實績以前，他用大量的批評文字建設了新文學的理論。後來又開了散文中美文一派的先河。至於新詩小河，那是兩人的傑作，他構思了一個草稿，魯迅給改了多達80多處，略看稿件就可知道，弟弟詞句原本平常，好文筆都出自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