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的女婿王德一是怎麼死的？

想了解具體什麼「罪名」

錢鍾書女婿自殺真相-----《我們仨》里的錢瑗伉儷事略補正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榮休教授夏志清先生《阿圓回去了——(我們仨)的悲劇》(原載台灣《中國時報》，2003年9月30日《參考消息》轉載)一文在評介楊絳先生《我們仨》等作品時，有一段敘述錢鍾書、楊絳的女兒錢璦及其夫婿的文字：「在文革社會的緊張生活下，阿瑗根本沒有時間去戀愛。大概已經30歲出頭了，她在工廠里做工，交識了一位『和善忠厚』的工人王得一，也就同他結婚了。此人不肯交出一份黑名單給工廠里的左派，因而自殺以求解脫，那的阿瑗33歲。」讀後不禁愕然，因為這裡幾乎每句話都有問題，與事實不相符合。文中所稱阿瑗即楊絳《我們仨》中的主人翁之一錢瑗；「王得一」即錢瑗的前夫。於是我立即找來楊絳先生的《我們仨》和《幹校六記》，對照之後發現涉及錢瑗的夫婿的記述在《我們仨》中很少，主要是在《幹校六記》中，而夏先生這段文字在楊絳先生的兩書中並無類似的記述。我對楊絳先生的著述了解不多，不知夏先生這段文字是否別有所據?但不論夏文所據為何，上述記敘均與事實不符，因為我與錢瑗伉儷都熟悉，了解個中真相。為了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也為了表示對於故友的紀念，故稍事補苴錢瑗伉儷的有關事略於後。

錢瑗的前夫與我是大學的同年級同學，我們於1955年9月同時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全年級九十餘人，分為三個班，他在二班，我在三班。首先需要「正名」。夏文和楊絳先生的作品中錢瑗前夫的名字都被寫成「王得一」，事實上他的名字是王德一，在他大學四年和日後工作中直到辭世都一直用這個「德」，從來沒有用過那個「得」字。他出生於1937年3月，籍貫是山東濟寧。大學讀書期間，他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學生，當時採取五級計分法，他的學業成績大部分得的是「優」。1956年搞了一陣子「向科學進軍」，王德一被評為「優等生」。四年中他先後擔任過學習班長和班主席。1959年7月畢業時，我們兩人一起留校，在歷史系當助教。他被分配到中國近代史教研組，一直沒有調動，我被分配到中國現代史教研組一年後，轉人中國古代史教研組。從此我和他的交往比在上學時更為密切了。他參加工作不久就承擔了中國近代史的教學任務，課講得不錯，頗受學生歡迎，這與他的勤奮有關。記得有一天很晚，我看見他一個人在教研組伏案而寫，鋪著厚厚的一摞稿紙，額角沁著小汗珠，我問他寫什麼，他說是修改講稿。大概第二年他就承擔了一個學期的課程，這在青年教師中是很突出的。他也善於為文，故在人民公社化時，大約1959年秋冬，我們一起被歷史系領導派去北京郊區的房山人民公社編寫公社史，共同「戰鬥」了半年之久，主要由我們二人執筆寫成了一本十餘萬字的《房山人民公社史》，油印成冊，不過後來並沒有正式出版。這就是錢瑗的前夫的真實情況，他根本不是什麼工人，而是一位大學教師。至於說王德一「和善忠厚」倒是符合事實的，這在《幹校六記》中有一些生動的敘述，與我所了解的王德一是一致的。當時錢瑗在俄語繫上學，與王德一是同一屆學生。俄語系與歷史系同在一個樓——「文史樓」，俄語系在一、二樓，歷史系在三、四樓。錢璦也於1956年被評為「優等生」，1959年7月畢業時也留校工作，在俄語系當助教。1966年轉入外語系英語專業工作。他們二人的學歷、經歷基本上是一致的。

關於錢瑗伉儷的婚戀，也不是夏文所描繪的那樣。錢瑗、王德一在大學讀書時都是學校「美工隊」的成員。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學生的課外活動是很活躍的，校園中有各種各樣的社團，「美工隊」就是其中之一。他們二人都很喜愛繪畫，畫得都不錯，我經常看見他們二人忙於「美工隊」的活動，舉凡宣傳活動所需的海報、黑板報等繪畫任務都是他們一起參與的。不過，這個時期王德一的戀人尚不是錢璦，而是我們年級的一位女同學。畢業時那個女同學被分配到外地工作，他們的聯繫就日漸減少以至中斷。畢業以後，錢瑗、王德一兩人繼續以繪畫為學校的各種宣傳活動服務。由於這種工作關係，他們之間的接觸自然就很頻繁，這時王德一曾經向錢瑗表露過愛慕之情，但是並沒有得到錢瑗的積極回應。直到「文革」中錢瑗才主動向王德一示愛並明確雙方的戀愛關係，而他們結婚則已經在「文革」發生後的第三年——1968年初了。由此可見他們相識、相戀的時日是相當長的，過程也是曲折的，並非一蹴而就，草草從事的。

大約1967年冬，我與王德一一起去了一趟天津。那時「文革」的昏熱暫時告一段落，學校開始搞「複課鬧革命」，宣傳隊派我們二人去天津師範學院了解那裡的「複課鬧革命」的情況，據說他們在這方面搞得好。我們花了半天時間在那裡看了看大字報，後來就到街上吃飯，飯後逛商店時發現天津的豆製品等小菜品種比較豐富，於是王德一說要買幾樣帶回去請錢瑗的父母吃。當時物資匱乏，這種食品屬難得之物。那時他們尚未結婚，由此可見其關係已經相當密切了。德一和錢瑗結婚以後就住在歷史系單身教師的集體宿舍一一四合院北樓二層西頭的一間靠北面的房間里。當時我住在南面的一個房間。德一有時也回錢瑗家住，大約1969、1970年之際，有一天晚上九點多鐘了，忙完學校的任務之後，我騎車回我遷在東城的住處時，德一也騎著車從後面追上了我，說是要回錢瑗父母家住。我們在地安門分手，我往東拐，他繼續往南走地安門大街。

至於王德一的自殺，也不是因為他「不肯交出一份黑名單給工廠里的左派」云云。在清查「五一六」的時候，王德一被駐校「宣傳隊」宣布隔離審查，其主要「罪行」是「炮打林副統帥」。我當時感到很突然，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王德一在「文革」中除了一般的參加「運動」之外還有什麼其他活動。從當時披露出來的「事實」中得知，王德一作為北師大「井岡山」的代表，參加了設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批資聯委會」的工作。當時「宣傳隊」對他發動的攻勢非常猛烈，僅舉一例就可以想見其餘：為了逼迫王德一「端正態度」，特意在文史樓三層西頭的大教室里召開了一個歷史系與外語系全體師生員工參加的聯合「批鬥」大會，其用意大家都明白：因為王德一的夫人是外語系的老師。用這種辦法來「株連」家屬，恐怕也屬於「史無前例」的一項發明創造吧?此事件之後不久，有一天上午大約八點半左右，我們這個小組的成員(當時全系師生員工混編為若干小組)正在文史樓三樓一間教室里由一位「軍宣隊」帶領進行「天天讀」，忽然楊家興同學來敲我們的門，說；「不好了，王德一好像是在上吊!」楊家興同學當時也是被隔離審查對象，他趁大家「天天讀」的時間從自己專用的隔離室出來在樓道里溜達，從門縫裡窺視王德一專用的隔離室時，發現了這一情況。我們立即蜂擁而出，由「軍宣隊」帶頭跑上四樓，由於王德一事先把門插上了，於是眾人「強攻」才把門打開。只見王德一弔在北面窗戶上的暖氣管上，雙手還緊緊攥著他在掙扎時抓住的垂掛在窗戶周圍的標語、大字報紙。人們立即把他解下，放在房間裡面一張原先用於裱糊文物字畫的大木案上，發現他已經氣絕，人們圍在他周圍不知所措。這時我立即想到：只有馬上找醫生搶救，其他都無濟於事。於是我沒有向周圍的任何人打招呼就奔下樓，騎上我買來不幾年的「飛鴿」自行車，以最快的速度衝進校醫院。到了校醫院值班室，我氣喘吁吁地說明情況，請值班的周大夫快去急救。周大夫立即拿起急救箱，出來坐在我自行車后座上，我使勁蹬車，到了文史樓，急奔四樓。房間里的人們還圍在王德一的周圍，周大夫撥開眾人，立即為王德一做人工呼吸和各種急救措施，累得滿頭大汗，最終還是無力回天。

王德一之死，歷史系的廣大教師心中都是非常惋惜的。在他去世之後一年多，他所「炮打」(如果真有其事的話)的「副統帥」即殞命於蒙古溫都爾汗草原。當時大家都說，如果王德一不自殺的話，現在倒成了英雄了。今天我們可以說，如果王德一不自殺的話，歷史系會多了一位教授和博士生導師的。

王德一去世之後，錢瑗就搬出了四合院的歷史系集體宿舍，從此我與她見面的機會就很少了。不過到了二十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我們接觸的機會又多了起來，主要是因為當時學校先後成立了「優秀教學成果獎」和「勵耘獎學助學基金會」，我和錢瑗都是其中的「校評審委員會」的委員，參與評審全校的優秀教學成果和優秀青年教師、優秀學生、優秀學術著作等獎項的工作，這樣就有機會比較經常在一起開會了。1990年她獲得校級「優秀教學管理獎」就是這個期間的事情，那是對她擔任外語系副系主任期間所作貢獻的表彰。我與錢瑗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95年的夏天。有一天下午，我從歷史系下樓回家時，在樓梯上碰見錢瑗，她也正在下樓準備回家，我們邊走邊談，其中有一段對話我印象特別深刻：當我說到當時社會上對於錢鍾書先生的種種傳說時，錢瑗很不以為然地說：「那些傳說很多都不是事實，是捕風捉影的編造。」我們在文史樓的西邊分手，那時，她還是那樣的急急匆匆而又神采奕奕，我怎麼也想不到一年之後她就罹患不治之症而撒手人寰了。

以上就是我在讀了夏先生的大作和楊絳先生的大著之後對於錢瑗伉儷往事的一點補正。這不過是二十多年前發生的事情，現在就已經有張冠李戴、面目全非之虞，那麼再過幾十年又將如何呢?思之不禁令人憂心有忡。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曾疾呼史以直書實錄為貴，可以說直書實錄乃中國古代優秀的史學傳統之一。紀實性文學作品又何嘗不該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