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魯迅你們喜歡那一個?
我偏向於懷著胡適的心，去做魯迅的事。
魯迅先生的話很多說到了我心裡，而胡適說的只能進入我的腦里！
我不是不清楚胡適的溫和達觀，但情感上更擁護魯迅先生！
胡適給我感覺像是提倡更合乎人性的秩序規則（他知道那舊秩序多麼荒唐，但不感興趣這些文化里潛藏的規則之下弱者都承受著什麼、而誠實的人又是怎樣無奈）。
指出了那些坑人的規則的扭曲、混帳之處。人們都說先生過於激烈、嚴肅，但他守護的卻是穿過人們面具中的不由衷背後、深藏在內心底層的我們真實的靈魂！ 先生並不關心怎樣能更合理，先生只關心在那些的不合理下我們都在經受著什麼！ 事實上我感覺很多人其實並沒怎麼讀懂魯迅，最多只是一知半解！（倒不是為了自誇，我是真的感覺他的太多話是直接說在我心裡，那些我有但無法說出的委屈下的憤懣、壓抑下的憋屈。理不理解也與自身經歷有很大關係，命運眷戀的幸運兒我想是很難真正理解先生的。）
他激烈抨擊特權者和執掌利用規則的謀利者的卑鄙和罪惡！ 他也揭露弱者，但並非嘲諷，而是抨擊那舊倫理系統下人們逐漸於被迫中而形成的扭曲及虛偽之處！
魯迅如孟子，剛烈激越，鐵骨錚錚，善養浩然之氣，雖千萬人吾往矣；胡適如孔子，溫文和藹，弘大如海，又帶些讀書人的迂闊和頑固，更顯其可愛。
在我陷入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矛盾是，他教導我：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爭取國家的國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少年中二期墮入莊子的「無何有之鄉」，常感不被人理解，大學後又陷入極端自由主義，僅因為某些問題的看法不一樣而與人失和，胡適又告訴我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這篇文章，好似禪宗一棒，一直記憶至今，受益至今。
雖然這篇文章是上世紀的，可放到現下依然不過時，尤其是在當前僅因觀點相左而口誅筆伐、黨同伐異的網路時代（知乎因為有觀點交鋒，此現象尤甚）。
話說如要網路論戰，還需向兩位先生學習。要麼像魯迅，嬉笑怒罵，刀刀見血，斬敵於馬下，痛快淋漓。
要麼像胡適，這就要靠十分修養了，別人罵我，我也不惱。罵得不得體，我反倒替你著急：
「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如果在網上遇到一些不那麼友善的人，不要生氣，也別難過，念念這句話，再想想胡適之。
青少年時期，僅在讀書上對我三觀成型有重大影響的除了莊子，大概就是胡適了。真的影響了我很多，以他的言行教誨我做一個謙謙君子，要寬和，要溫厚，對身邊人多關心，別人罵你也不要惱火……
他是永遠微笑著的胡適之。
上世紀初的文壇，胡適是少有的能左右當時政局的。人人都稱「我的朋友胡適之」。
他在學術上的地位並不能比得上陳寅恪他們，思想一點也不深奧。胡適寫得都是最淺顯的大白話，道理也不深，但就是能讓人常溫常新。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內憂外患，憂國之士希望中國趕快強起來。正巧趕上世界的獨裁浪潮，墨索里尼，希特勒，奧國的陶爾斐斯，蘇俄的斯大林，甚至美國推行新政的羅斯福……新式獨裁瀰漫整個世界。於是一些知識分子，其中很多都有深厚的英美民主教育基礎如蔣廷黻、吳景超等，也紛紛宣言要獨裁。
胡適反對認為中國現在經驗不夠，還很幼稚，近十年出現的新式獨裁是研究院式的政治，是為更高級的制度，需要大批專業的人才專業管理，並提出了三條反對的理由。他反對蔣廷黻、吳景超等人鼓吹的獨裁現在實行的專制獨裁「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獨裁。」
蔣介石要連任，胡適偏要不識時務，逆其鋒芒，以華盛頓類比，對蔣介石提出告誡。
相比之下，錢穆就差得多了。（余傑有一篇《我來剝錢穆的皮》）
胡適一生所追求的民主並不為人理解和支持，也包括他的幾個學生。
胡適早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後來轉學哲學，師從杜威，信仰白璧德，受到了專業的學術訓練。
他的幾位學生如羅爾綱，顧頡後來各自在學術上青出於藍，能有所成就，也都因胡適的治學方法而受益匪淺（顧頡剛《古史辨》里的基本思想就是跟胡適來回通信逐漸得出的）。
上世紀批判胡適期間，毛澤東寫信給胡適要他回來（毛澤東早年曾在北大圖書館做工作並旁聽，可算是胡適的學生，還曾就某些問題有書信往來），告訴胡適，
我們批判的是你的思想，不是你的個人
胡適回復：
「除了思想之外，什麼是『我』？」
毛澤東也是個明白人，對這兩位也都看得很清
對魯迅：
魯迅之子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中的一段話：「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里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尋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
對胡適：
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
50年代中期「討胡戰役」過後，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知識分子代表時也說：「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
1951年，批判胡適，足足有八大本書，大概寫得批判的人都沒看完。胡適卻都認真看完了。準備認真的寫信回復。最後誰（記不清了）把胡適勸了下。
其中有很多他當年的學生親故，胡適為他們考慮，說他們大概也是迫不得已的。
錢鍾書出版《宋詩選注》的時候，胡適拿過來看了下，認為錢鍾書這個本子做得不錯，但有幾首好的詩都沒選上，甚是遺憾。（因為當時國內的環境，錢鍾書選詩的時候肯定也有過考量，能出版已是大幸）
胡適婚姻不算好，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有過留洋經歷，思想進步，早年在老家父母親為他們訂的親，回來基本都退了。或者重新找一個女青年。像魯迅之於許廣平。
胡適本是有機會同江冬秀退婚的，在美留學期間也有過彼此鐘意的人。
但不同於其他進步人士，大概覺得這樣不好，對不起她（真真是個君子），他終究沒同他離婚。
但從此一生受其所累。
胡適要看書，江冬秀打麻將，聲音嘈雜，胡適連文章都寫不成。後來專門為她買了個房子，讓他打麻將。
胡適也同某個遠房表妹情投意合過（名字都記不確切，先不查了），後來江冬秀髮覺，用剪刀對著自己的脖子（還是他們兒子的脖子）要自裁，以死威逼。
曾有過一張合照，胡適夫人江冬秀一人坐在太師椅上，胡適和兩個兒子站在身後（家裡地位可見一斑）。
有趣的是，胡適也曾做「怕老婆」論，認為一個國家有怕老婆的人，這國家才有民主、進步的希望。
胡適一生獎掖後進，為人慷慨，沈從文來京後就是胡適讓他來中國公學做老師的（胡適當時是校長）。
1929年沈從文被胡適聘為中國公學教師，張兆和便是其學生之一，沈從文一見傾心。其後連年累月的情書轟炸，張兆和去找當時的校長鬍適理論，胡適反倒極力支持沈從文，更要為其做媒（中國好校長）
胡適魯迅雖立場不一，但其實質內里其實是一致的。
魯迅曾罵胡適「能言鸚鵡毒於蛇」、「好向候門賣廉恥」，對此，胡適從不公開應戰，後來魯迅又對胡適的有過一句頗為中肯的評價：
「胡適是一位荷戟獨彷徨的鬥士。」
而胡適呢？
胡適有一次對周策縱說：
「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
魯迅死後其文集出版也是胡適努力操持的。有某文壇宵小之輩寫信給胡適，說些魯迅的壞話。胡適回信勸誡。
唐德剛寫《胡適口述自傳》，其間夾了自己的一句私貨「憑良心說，胡適之可算得上是一位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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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期內，我的文章筆法及文風受了些魯迅先生影響。
收集了些魯迅先生的話：
人生的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希望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正如這地上的路……
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
我們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脫掉衣服。但上陣要穿甲。
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
魯迅先生的《寫在&<墳&>後面》是與曹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一般，都讓我異常感動的：
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梟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並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裡。還有一種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如此直白地解剖自己，也袒露「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
帶著些疲憊，但依然奮戰。
魯迅是葯，胡適是飯。
陶方宣和梁啟超曾分別對胡魯、孔孟有過相似的精妙譬喻，也可從側面映襯我前面的那個比喻：
陶方宣：
「胡適象飯，溫暖、平和，有生之趣味與情誼；魯迅象葯，猛烈、尖銳，直指病灶。胡適是飯，米飯養人」，「魯迅是葯，藥丸治病。一個人活著，離不開米飯也離不開藥丸，一個民族也是這樣」
梁啟超：
讀《論語》、《孟子》一類書，當分兩種目的：其一為修養受用，其一為學術的研究。《論語》如飯，最宜滋養；《孟子》如葯，最宜祓除及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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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起胡適一則趣事：
在徐志摩的《西湖日記》里提到過
「……叔永介紹了汪精衛。一九一八年在南京船里曾經見過他一面，他真是個美男子，可愛！適之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
胡適總是這麼萌~
我看到有人提孔子，但提的太混亂。孔子除了科學，幾乎包羅萬象。中國四千年唯一和孔子能比的就魯迅一個人，某種程度上根本就超過了孔子，因為魯迅身上張力太大了，多重尺度、多維。胡適連王陽明都比不過，何來孔子式的一說呢？魯迅也不是孔子，他身上的墨家、法家、道家、馬克思、尼采傾向非常峻急，很多時候都超過了儒的傾向。胡適在杜威那學的太淺薄了，看不到孔德的實現，也看不到詹姆士的實現。對魯迅的質疑一直都有，我長期在各類著作中找閃光批
評。後來越讀越發現魯迅的可怕，一個人越正確就越令人驚悚，他提的問題放佛所有人在他旁邊觀望過，錢鍾書葉公超陳獨秀梁漱溟各顯身手，各有深淺，包括雷海
宗、潘光旦的文化形態史觀、精神、心理學社會化，都在魯迅身上有太多體現。但他們都是一方面的發揮而已，魯迅早已在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精神分析和意識流創作中得到了圓覺。所有人都好像迅哥兒的註腳，一如西哲是柏拉圖的註腳。放佛魯迅不願多說，偶爾有幾句幽默，令人不禁感嘆那些對啟蒙和反啟蒙的津津有味
的研究家們是多麼淺薄……這個巨大的場，成了現代主義與反現代主義交錯的無物之陣。李慎之王元化這樣淺的所謂思想家的論斷有什麼可看的呢？我只知道體制是不可能比人長久的。如今的人喜歡把一個向度——其人錯誤
的或正確的當做全部深淵。然而讀胡適讀不出任何東西，除了那點寬容與自由，然而我更願意去直接讀哈耶克與以賽亞柏林。魯迅放佛嵇康屈原莊子與陶潛裴多菲墨
子本雅明的結合了。換句話說，喜歡前衛先鋒搖滾的自由創造家自然喜歡超凡脫俗又慈悲流血的迅翁，因為其乃蘇魯支一樣的樂者，仁學者，似乎是哲人的非哲人，似乎是詩人的非詩人，真正讀魯迅的人會發現，只要你試圖用廣博的語言去涵蓋魯迅的邊界，立刻就被凍僵了，他幾乎完全《反對闡釋》！這豈不是世間最有意思的黑魔法師大哥哥嗎？倘使眾人對一個學者苛求詩意，對一個政論家苛求涅槃虛無之超離，對一個文學家苛求溫順正能量喉舌之雞湯濫調，那確乎是符合中國人一貫的做法，他們別求獵奇於西哲、西小說家，會對洛特雷阿蒙阿里斯多芬拉什迪蕭伯納高舉拇指，唯獨對本民族的先知屢屢施加枷鎖，那隻能說這個群落、圈子和民族宗族是非常沒有趣味的，胡適就是無趣的典範。庸眾對新聞聯播和雞湯的熱愛幾乎貫穿了四千年中國人的始終。其實我壓根就無法理解那些天天以問無聊問題和閱讀無聊胡適的人的世界，我就不信中國有那麼多真懂政治哲學的人還能喜歡上胡適，難道中國人都個個是關心他人的政治哲人？我可不信，中國人倘若完全政治化，那無非是遠古邪惡化，無論左右；中國人倘假裝認為自己讀了點胡適之就足以跟人叫自己是政治哲人，未免太幼稚了。政治又何嘗能解決一切？馬克思和穆勒的混合成了西方福利社會的解決，然而西方人在精神世界幸福嗎？二十世紀前衛藝術除了未來主義，全面靠攏他們曾經崇拜又蔑視過的東方。李慎之的這一論斷過於有影響力，但這影響力卻是愚蠢與稀釋智慧的。一個不理解先鋒文學與精神現象學的人用多少立國與立制度也不可能通曉、真正關心乃至解決人的病症與困境的。李先生居然還認為政治就能解決一切，哈維爾這個搖滾戲劇愛好者不知怎樣嘲笑 他。21世紀-24世紀如果仍是極權的中國，胡適也許有用場，然而我估計中國的家犬知識人也是會採用薩特、哈貝馬斯之類，而非胡適。然而我卻看得到迅哥兒貫穿中國古今未來，毛澤東的論調太陳舊和遠古邪惡式簡單恐怖熱血上腦了。我願意給魯迅新的定位。他就好像六大：最有趣的人類、最正義的反抗者（用《烙印戰士》的話叫「掙扎者」）、全部論爭的高維場源（相比之下胡適之和陳獨秀分別佔據了一些低維度的高調，但乾巴巴喊叫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最好還是寫出迷人的藝術品）、「元」士（作為知識分子魯迅是批判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反知識分子，就好像反搖滾的Henry Cow一樣意義非凡）、全神學家（別人的精神只能作為一個向度，農民的如董時進、士大夫的如梁漱溟、遊民政治的如黃遠生陳獨秀、高觀點下的初等哲學的東方戰士杜亞泉、理性到了頭的李長之潘光旦、感性極了的郁達夫鄒容、百科全書派梁啟超章太炎、以及各個激進得不得了或保守得不得了的輿論家……）、肯綮學家（對於中國人的看法他好比辜鴻銘和魏寧格，無論各位對魏寧格的女性看法如何不滿，他都隨著社會的進步而不但沒有過時反而仍舊超前於今天的哲人。別的「理性」人物對某些事物的看法總是毫無情緒又極端沒有說服力、見識，比如鄧曉芒，迅哥兒是既有說服力又不強迫你，每次都好像庖丁對人學的看法。他說到了點子上卻又易被誤解，搞得他面紅耳赤反而不敢給芥川龍之介所謂的奴隸啟蒙了「稱暴君是暴君是危險的，稱奴隸為奴隸尤其危險」。）。
這裡用阿倫特對本雅明的評價非常能說明迅哥兒：「他的學識是淵博的，但他不是學者；他研究的主題包括文本及其解釋，但他不是語言學家；他曾被神學和宗教文本釋義的神學原型而不是宗教深深吸引，但他不是神
學家，而且對《聖經》沒什麼興趣；他天生是個作家，但他最大的野心是寫一本完全由引文組成的著作；他是第一個翻譯普魯斯特(和佛朗茲?黑塞[Franz
Hessel]一道)和聖?瓊?珀斯的德國人，而且在他翻譯波德萊爾的《惡之花》之前，但他不是翻譯家；他寫書評，還寫了大量關於在世或不在世的作家的文
章，但他不是文學批評家；他寫過一本關於德國巴洛克的書，並留下數量龐大的關於十九世紀法國的未完成的研究，但他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文學家或其他的什麼
家；我將試著展示他那些詩意的思考，但他既不是詩人，也不是思想家。
」
本雅明不是任何頭銜，他就是本雅明。而別人，比如阿多諾，卻不是阿多諾，只是個法蘭克福學派的反骨學者。
魯迅第一個翻譯尼采、巴別爾、紀德、精神分析童話……魯迅不是任何被頭銜限制住的人，無論是對諾獎還是對激進派的帽子他都不要。魯迅是魯迅自己。沒有胡適，我們還有杜亞泉、羅隆基、晚年陳獨秀之類的呢。
我在知乎的魯迅問題下回了不少，各有不同。大家可以去看。大家可以模仿魯迅，但其實模仿不來。要緊的是讓中國這樣的自由意志多起來，反抗起來，前衛藝術起來，在理性中如冰冷的克里姆森國王一樣解剖我們自己，又不妨在深邃中而非郭沫若蘇雪林摩羅孔慶東中變成大詩人，對世間絕不效法虛無的涅槃學家和郁達夫，每每聽克里姆森國王就想到迅哥兒的魔幻、殘酷和熱的華美來。
對於行動的心智不迷狂就別讀了 (評論: 張棗隨筆選)
我給各位看看我摘抄的：張棗的高度評價：
1魯迅對波德萊爾理解得太透徹了。惡之花在魯迅那兒就是那隻」惡鳥「；
2
魯迅怎樣反對徐志摩的聲音提法的？達達主義：這裡魯迅也是用了「惡」，魯迅對惡的態度應該是讚賞的，是波德萊爾《惡之花》中的那個「惡」，嚴格講這是魯迅
最喜歡的一樣東西，為什麼？這是有文本證據的。徐志摩說認為象徵主義無非是音樂，聲音啊那種迷惘的情調，就是那種典型小資情調，魯迅就用達達主義諷刺他
說：「哪兒會有一聲這樣的惡笑，只要『哇』一聲，整個世界都會被它震倒。」（Neferpitou：很有意思，但迅哥兒，我很想說，阿部薰就主張過，而且
他確實如雷貫耳，雖然他確實沒能做到他所謂的杯子和椅子都吹飛。（1））
3現代主義絕不是甜膩和樂觀的高歌與自由，這裡面有矛盾修辭法的「惡」，而不是感傷的，不是單向度的，是絕對的冷；魯迅在寫作前的理論準備上已經是個非常強大的現代主義者，所以「哇」著一聲，就是那個最強有力的發聲者。
4
《野草》是個奇蹟，魯迅因此是元詩的書寫者，是中國現代主義第一個表達出來的現代人，或第一個現代主體，同時也被迅速遺忘，不是魯迅被遺忘，而是現代主義
被遺忘，因為五四迅速中斷，所有」每個人有一個主義「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分道揚鑣，林賢治寫的就更好了，魯迅分析了什麼是焦大，什麼是自由主義，他自己可
沒說自己是自由主義，這就讓我們愈加驚悚：魯迅幾乎成了現代主義中國的暗語廣場，所有主義在他身上能找到閘刀，而魯迅已經早就梳理過了；
5歌中之歌與他者的面容；（neferpitou的看法，和張棗無關）
6衝破了自己的非命名狀態，魯迅告訴現代人和現代事物：」現代性是對主體的損害「；
7一個詩歌如果是極致境地了，那它的結構一定是最無錯的，它的每一顆螺絲釘都是緊扣的，我們一定要進入這個結構（之前我說魯迅的文字是音樂，不可增刪一字，在張棗正好換了個表達）；
8批評家批評和閱讀的是自我的心智。寫作乃是行動。
9《臘葉》
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救贖。魯迅設了一個「無地」；
10現代中國無法說出「上帝之死」，魯迅把它說出來，不判斷矛盾，不創造矛盾，而審美矛盾；
11很難確定魯迅文本想像的走向，但他已然完成了一個布局；
胡適無論在理性上還是感性上都無法和魯迅的深刻比。更別提自由意志了。隨便一個書目就可以讓那些認為魯迅全盤否定古典的人閉嘴。然而我知道，那些無趣的人是既不可能讀魯迅也不可能懂樂趣的，他們所謂的國學只是雞湯學家們的宣傳商業品，是李零先生的「國將不國之學」。魯迅那兒，生命的苛刻的，昂揚的，美的，丑的。全面超越胡適，早在1907年。各位去讀吧，迅哥兒在月下笑呢，等詩人和新的青年奮進呢。因為魯迅眼中的生命是那樣超而又實在，這樣出離了一般人大愛大恨和涅槃的超人自然不奢談今天我們過度消費文本與無聊物流世界商業平庸之物。一個只知足的人不可能是藝術家，所以我倒覺得夏志清式的批評家們對魯迅所謂的淺薄如余英時的評價是很有趣的，「魯迅對什麼都不滿」，在我看來這簡直是胡適永遠也沒法得到的美學標杆了。所以魯迅才是知識分子中的超越者，他批評他們，他是「元」，不是流氓遊民知識人，如洪秀全貓朱熹。
胡適先生有什麼呢，什麼也無，唯獨容忍與自由，加上大量妥協和高高在上（並不十分，但他一點也不懂農民的苦難）；魯迅先生有什麼呢，除了無趣，什麼他都有。
中國人到今天都是在跟風，虛與委蛇。跟風談什麼卡夫卡馬爾克斯施特勞斯……然而中國這麼一尊比他們要有趣的先鋒實驗家卻完全沒有在他們眼裡存在過，他們壓根就不喜歡真相、真理與趣味，只喜歡站隊， 我們尤其應該稱呼他們為「站隊學家」，無論是1960還是今天都一樣，夠遠古夠邪惡，但卻不是盧梭的自然人。基督教化把羅馬人和先秦人都弄壞了。想要有趣味，先寫或嘗試寫寫、讀讀、弄懂先生的陣法吧。
張灝寫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舉了兩種知識分子典型。毫無疑問魯迅屬於先知型，胡適屬於技術型。本來知識是先知催生的，但社會的健全發展最終將掃除先知，只
剩下於權力組織妥協的技術人員或技術官僚。我們對胡適的看法總是出於一隅——寬容，卻根本罕多想胡適的蹩腳、政府寬容還是人民寬容；對魯迅也一樣，總要他
全面雞湯、正能量化，否則就說魯迅只有黑暗。胡適沒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健全的魯迅早就說過：「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
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里，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其他作家連胡適都比不上，還想超過魯迅？
魯迅一輩子叫喊國事天下事，可是你說他熱衷政治，他既不入國共兩黨，也不做官；你說他是個文
人，他卻私下和當時的「亂黨」交接甚密，還入過左聯。就拿他常被通緝這件事來說，將魯迅和政治家比較，也不算怎樣地不恰當。據說，白色恐怖時期，魯迅曾經
認真地向革命者打聽嚴刑拷打究竟是怎樣的滋味，可見他是準備吃苦頭的。
陳丹青說的很對，我覺得迅哥兒是非常好玩的。
接著說魯迅和不同於魯迅但自以為是魯迅的那種愛斗睚眥必報的人（比如蘇雪林、康生）的區別。還是陳先生說的好玩：
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內部文件，是當年中宣部為了拍攝電影《魯迅傳》，邀請好些文化人的談話錄，當然，全是文藝高官，但都和老先生認識，打過交道。幾乎每個人都提到魯迅先生並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詼諧、幽默、隨便、喜歡開玩笑。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親舅舅，就是當年和魯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叫唐弢。唐弢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看見世面上把魯迅弄成那副兇相、苦相，就私下
里對他外甥說，哎呀魯迅不是那個樣子的，還說，譬如老先生夜裡寫了罵人的文章，隔天和那被罵的朋友酒席上見面，互相問起，照樣談笑。除了魯迅深惡痛絕的一
些論敵，他與許多朋友的關係，絕不是那樣子黑白分明。
在回憶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較地能夠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近年的出版物，密集呈現了相對真實的魯迅，看下來，魯迅簡直隨時隨地對身
邊人、身邊事在那裡開玩笑。連送本書給年輕朋友，也要順便開個玩笑———給剛結婚的川島的書：我親愛的一撮毛哥哥呀，請你從愛人的懷抱中伸出一隻手來，接
受這枯燥乏味的《中國文學史略》。那種親昵！那種仁厚與得意！
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見什麼真的憤怒的事，他醒著的每一刻，都在尋求這種自己製造的快感。
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進退，他總是放鬆的，豁達的，遊戲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運的龐大的餘地、豐富的側面、寬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嚴肅，一旦憤怒激烈，一旦發起威來，不懂得好玩的對手，可就遭殃了。
依我看，歷來推崇魯迅那些批判性的、匕首式的、戰鬥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來，大多數是魯迅先生
只當好玩寫寫的，以中國的說法，叫做「遊戲文章」，以後現代的說法，就叫做「寫作的愉悅」——所謂「遊戲」，所謂「愉悅」，直白的說法，可不就是「好玩」
——譬如魯迅書寫的種種事物，反禮教、解剖國民性、鼓吹白話、反對強權等等，前面說了，當時也有許多人在寫，其激烈深刻，並不在魯迅之下，時或猶有過之。
然而九十多年過去，我們今天翻出來看看，五四眾人的批判文章總歸及不過魯迅，不是主張和道理不及他，而是魯迅懂得寫作的愉悅，懂得調度詞語的快感，懂得文
章的遊戲性。
可是我們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與深刻，不看到老先生的得意，因為老先生不流露。這不流露，也是一種得意，一種「玩」的姿態，就像他講笑話，自己不笑的。
我們單是看魯迅各種集子的題目，什麼《而已集》啊、《三閑集》啊，《准風月談》啊、《南腔北調集》啊，真是順手玩玩，一派遊戲態度，結果字面、
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給文章起的題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讀，譬如《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馬上支日記》等等等等，數也數不過來。想必老先生
一起這題目，就在八字鬍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來。《花邊文學》中有兩篇著名的文章：《京派與海派》、《南人與北人》，竟是同一天寫的，顯然老人家半夜裡寫
得興起，實在得意，煙抽得一塌糊塗，索性再寫一篇。
中國散文中這樣子到末尾一筆宕開，宕得這麼懇切，又這麼漂亮，真是只有魯迅。大家不要小看這結尾：它不單是為了話說回來，不單是為了文章的層次
與收筆。我以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非常體貼，他既是犀利的，又是厚道的，既是猛烈的，又是清醒的，不會將自己的觀點與態度推到極端，弄得像在發高
燒——一個憤怒的人同時是個智者，他的憤怒，便是漂亮的文學。
他的語氣和風調，哪裡只是激憤犀利這一路，他會忽兒深沉厚道，如他的回憶文字；忽兒辛辣
調皮，如中年以後的雜文；忽兒平實鄭重，如涉及學問或翻譯；忽兒精深蒼老，如《故事新編》；忽兒溫柔傷感，如《朝華夕拾》；而有一種非常絕望、空虛的況
味，幾乎出現在他各個時期的文字中——尤其在他的序、跋、題記、後記中，以上那些反差極大的品質，會出人意料地揉雜在一起，難分難解。
許多意見以為魯迅先生後期的雜文沒有文學價值。我的意見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後來，越是深味「寫作的愉悅」。有些絕妙的文章，我們在《古文觀
止》中也不容易找到相似而相應的例。雄辯如韓愈，變幻如蘇軾，讀到魯迅的雜文，都會驚異讚賞，因魯迅觸及的主題與問題，遠比古人雜異；與西人比，要論好
玩，喬叟、塞萬提斯、蒙田、伏爾泰，似乎都能找見魯迅人格的影子，當然，魯迅直接的影響來自尼采，憑他對世界與學問的直覺，他也如尼采一樣，早就是「偉大
的反系統論者」。只是尼採的德國性格太認真，也缺魯迅的好玩，結果發瘋，雖然這發瘋也叫人起敬意。——我們中國幸虧有過一個魯迅，幸虧魯迅好玩。
再來一發:姿態放得很低，要求舉得很高，做事的人他非常看得起，做成的事他總是不滿意，這是魯迅的一貫。他評論文學，尤其是繪畫的文字，其實很有限，但我異常珍惜他
四兩千斤，隨手撩撥的說法，非常江南，非常懂行，又刻薄，又厚道，又犀利，又很體貼。我不知道此後還有誰能像魯迅那樣書寫文藝評論。好比他一開始就找到自
己的小說語言，魯迅留下了迄今最漂亮的批評語言，通俗，平實，高貴，富有見解，十二分精確，而且處處留有餘地。在我們一代，朱光潛、宗白華，是高不可及的
美學權威，我試圖通讀他們的著作，不幸一個字也不記得了，可是譬如關於朱光潛說陶淵明"靜穆"，魯迅在《提未定草》的某一段做了千把字的回應，我卻讀了不
知多少遍，至今記得，而因此學會怎樣審慎地判斷，怎樣看取藝術的各個面向。他給柔石《二月》寫的小序，他給木刻展覽寫的前言，他評述陶元慶的短文，他給小
朋友的大量書信，充滿散裝的觀點和智慧，是藝術家頂頂需要的良言。在過去百年的文藝家中，魯迅是罕見的一個人，從來不相信系統，卻通達歷史，
從來不相信術語，卻開口就咬住問題。他以一種偉大的業餘感把握藝術，又像精通法術，卻可愛地誠實地裝糊塗的人。至少，我本人，在魯迅的言說中所能學到的，
遠遠多於五四迄今所有著名文藝家、文論家的教益。但凡有所問題，有所見，我不會希望聽到朱光潛宗白華們怎樣想，不會試圖在如今的專業美學家史論家那裡尋求
解答。我總會想到魯迅，並在他那些早已讀過的散裝的語言中，再次發現清晰的指點。
這是對他的文藝批評的評價。真棒，魯迅是這樣一位反系統的語言家，卻每每切中肯綮。他比別人看到的東西太多太深了。
所以，最後，我想說，魯迅死後，直到今天，中國的文藝界，文藝人，再也沒有，也不可能遇到一位像魯迅那樣清醒的旁觀者、熱情的介入者、精彩的議論者，並
且居然是自己掏錢、四處吆喝的贊助者。就我所知，一個文人和一群畫家的關係，和一段藝術史的關係，如魯迅和木刻家那樣的交誼，那樣的美談，此前的中國，沒
有過，此後的中國，也沒有了。我們知道，十九世紀的法國，波德萊爾和馬奈、左拉與塞尚及印象派畫家，都有過珍貴的關係；十九世紀的俄國，別林斯基、斯塔索
夫，和文學家藝術家也有過珍貴的關係，托爾斯泰與列賓的關係，更是形同父兄；二十世紀上半，畢加索和阿波利奈爾的關係，和薩特的關係，和阿拉貢的關係，杜
尚和超現實主義同仁的關係，也都是美談。二戰以後，資本主義文化市場逐漸沖淡了這種關係，而冷戰之後的蘇聯和中國，則因為無所不在的政治毒藥，傲慢無情的
權力網路，銷毀了藝術家之間真摯美好的關係：集體屈服、出賣、苟且，成為文藝家的常態；到現在，則是集體性的機會主義，犬儒主義，彼此嫉妒，彼此冷漠，彼
此裝，頂多，是彼此客客氣氣。
這時候，民國年間魯迅和一群小傢伙的關係，就成了新中國新藝術唯一的傳奇。魯迅太喜歡繪畫了，他要是活轉來，以他的熱心腸，怎麼跟大家來往呢？以他那
點學歷–我猜他連一份結業證書都沒有–他來給藝術研究院看門的資格都沒有，怎能結交我們這些共和國的文藝教授文藝學者，或者帶著博士頭銜的藝術家？我猜，
在今日的中國，魯迅只能走開去，和藝術沒有關係。以上就是我要說的話，請文化部的小老爺們仔細審查，題目應該改一改不是"魯迅和藝術"，而是"我們活在這
樣的時代"，謝謝。
一
在沒有選擇、一切唯有指定的年代，魯迅書籍幾乎成了文學閱讀的惟一。魯迅著作內容巨大而深刻的社會性思想性與青少年時期對書籍故事性情感性的膚淺文學嗜好與追求顯然並不契合，但一片荒蕪別無選擇時，蓬勃的求知慾望和無書可讀的飢餓驅趕著自己囫圇吞棗不求甚解地讀了身邊所能讀到的魯迅著作，從小說到雜文到書信。感受最深的是雜文，那種冷嘲熱諷嬉笑怒罵的文章風格，冷峻凝練意象深刻的「文學」字句，與當時流行的八股文風及味同嚼蠟的文字有如霄壤，讀來實在大快朵頤，而雜文的背後折射的當時京派海派的文壇故事，可使青春的閱讀不至於太感艱深沉悶而半途而廢。那時的閱讀與理解自然是一知半解的淺嘗輒止，不過就是這一知半解的淺嘗輒止，也還可以這樣說，魯迅用他鋒利的筆尖將其文字刻入了我青春的求知記憶，同時也將自己高大而冷峻的形象種在了我正在生長的心田。
接觸魯迅十分清晰，相遇胡適則不知始於何時，藉助於《讀書》雜誌，胡適的印象始由模糊趨向清晰，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而托福於網路的發達與胡氏著作與傳記的大量刊印，真正進入零距離閱讀與無障礙了解，還是近些年來的事了。這事說來或許有些尷尬，但「聞道不分先後」，多少可聊以自慰並予以掩飾。用「後來居上」形容胡適的影響，或不確切，但他的思想與主張，如同他謙謙君子的為人之道，使人一見便傾蓋如故，生髮一種親切的好感，卻是事實。讀胡適，不費氣力，他的文字淺顯如水，他的思想明白如話，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開時代風氣的一代宗師。
這樣的閱讀經歷與近年來「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的流行說法，恰好背道而馳，想來恐怕也不僅為一己的獨特經歷，凡文革時期成長的嗜書青少年蓋大都如此。如果說
「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在「少年多讀胡適，易養成健康的心理；老年多讀魯迅，則減少暮氣」這一意義上反映的是正常時代的正常閱讀之道，則我們那時的閱讀只是一種非常時代的非常之道，實不足以為訓。
二
魯迅，深邃而峻峭；胡適，溫和而寬容，兩種完全不同的氣質與風格，交相輝映，互為觀照，構成中國現代史上鮮明的思想坐標和奇特的文化景觀。人們常將魯迅與胡適以比喻，或比之為葯與飯，或喻其為酒與水。而如以審美觀照，則以山水意象之於魯胡思想，其或宜也。山與水，是中華文化結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山崔巍以嵯峨，水浹渫而揚波，智者如山，仁者似水。魯迅無疑是位智者，他頭腦縝密，目光如炬，洞悉傳統專制社會的全部底相，勘破一切形形色色人情世故，他揭示中國社會的治亂規律為「想做奴隸而不得」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替換輪迴，識見之深刻，態度之峻切，思想之高遠，一如雄奇壯偉之峻山。而胡適自然是位仁者，他寬容寬厚，從容不迫，堅持不懈於他所主張的漸進的社會改良活動，他將西方現代政治文明之光引進中國，既痛心疾首於現存秩序的陰暗落後，又致力於推動秩序建設的「補鍋」工作，眼界開闊，態度平和，思想寬容，恰似溫和浩蕩之秋水。
山呈陽剛之秀，水顯陰柔之美，山可作用於攀登，水能施之於養育。讀書人愛山也愛水，愛乎山水之間也。倚山之腳下，感受山的雄偉與峻峭；佇水之湄邊，領略水的寬廣與浩蕩。相與既久，能得山風之雄壯，水氣之靈秀於萬一，不亦樂乎。於是，在魯迅之山與胡適之水之間流連與徜徉，亦在其間沉思與默想，是為業餘之休閑，更為心智之鍛煉。
三
魯迅與胡適，在今天依然是人們不斷提起與熱議的話題，說明其影響與意義的深遠，固然是聊可欣慰，但同時反映出的當今社會在文化思想意義上仍未脫出魯胡的時代，亦令人深思。人們今天面臨和困惑的，是半個多世紀前魯胡早已提出的，也是再之前康梁最初感知的。歷史就是這樣喜歡與現實作對，同樣的問題每以數十年作一輪迴，精怪似的糾纏著人們，既在考驗中國人解題的智力又在磨鍊中國人承受的耐心。作為一個時代一個民族文化思想領域的標誌性人物，魯迅胡適思考提出的問題自然是那個時代那個民族最基本最主要也是最關鍵最迫切的問題，這些問題的久懸不決，表明前輩所批判的這個民族的巨大「卑怯」與「惰性」，
迄今也不見有多大的改進。物質的繁榮沒有伴隨思想的進步，經濟的基礎也未必決定上層的建築。所以，儘管我們步入了新的世紀，炎熱的夏季坐在空調下舒適地用電腦來書寫文章，但我們的思想卻不時地在冒出虛汗，我們的靈魂也不停地掙扎於歷史的泥潭。
這是一種歷史與現實、物質與精神的錯位，現實中存在著太多這樣的錯位，魯迅和胡適在當下也有一種存在的錯位，或錯位的存在。
四
先看魯迅，魯迅是偉大的，雖然也曾經是欽定的，但他終究是叛逆的、反抗的，對社會是決不留情地批判的。當新制度尚未建成及建立伊始，極其需要也就大張旗鼓地藉助了魯迅「投槍」「匕首」式的批判戰鬥精神，揭露、打擊舊制度的惡罪與腐朽，彰顯新制度建立的合理與合法，所謂「偏師借重黃公略」是也，所以就有了魯迅在當代中國的至尊至顯。然而，一種思想批判之所以偉大，是因為這一思想批判所包含的社會批判意義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和恆久性，只要這種思想批判所賴以生成的土壤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思想批判的功能就會繼續存在，思想的意義就不會過時。魯迅思想亦是如此，其思想的批判性不會因時間的流失而消失，也不會因牆頭大王旗的幻變而改變。因此，對新制度來說，舊制度的批判任務一俟完成，魯迅批判潛在的「雙刃性」就會顯現出來，尤其是魯迅反專制反奴役的思想與社會所要求的思想高度統一的主張是那樣的形格勢拘，這樣的時候，是繼續高揚「魯迅精神」，一任魯迅的吶喊與批判，抑或曲徑通幽將其刀槍收歸入庫，是新制度面臨的兩難選擇。當然，歷來執其政者都知悉「用其所用」的道理，也深諳「鳥盡弓藏」「馬放南山」的真諦。但問題是，魯迅畢竟是旗幟，誰也不敢明目張胆地偃旗息鼓，卻又生怕著惹火燒身的擔憂。於是，以一種「欲說還休」的方式存在於當下的魯迅則是可想而知。
五
再說胡適，這位中國自由主義的先師在當代中國，與其學說一樣，可謂命運多舛。儘管與魯迅同為新文化運動的將帥，但當魯迅被樹為旗幟高擎奮揚之時，胡適卻是作為反動的陪襯，被列入批判掃蕩的對象，甚至名字一度銷聲匿跡，彷彿世上無此存在。胡適命運的變化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後，社會歷經系列動蕩與巨大變故後的反思與痛悟，使人們重新發現胡適，發現認識到胡適的價值。胡適畢其一生所堅持倡導的民主理念與自由思想及其貫徹這種理念思想的社會漸進式改良主張，對當下中國有著不可逾越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將其置於全球整個世紀長時段大範圍予以觀照，更能顯出遠見卓識。於是，胡適在新的歷史時期重被推至歷史的舞台。然而，雖然胡適的社會進步建立在點滴的改良基礎上的主張與為了社會秩序的穩定一定程度上維護政府的態度，暗合執政者的心儀，他的寬容思想也可用來或被用來消解社會上部分對制度進步緩慢不滿或產生的過激念頭，未嘗不意味著一種幫忙，但胡適畢竟是現制度的對立面，其自由民主的理念更與現制度賴以建立的指導思想格格不入，因此他的存在不可能大張旗鼓，更不可能大行其道，而只能是一種不被公開承認的民間存在，一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羞答存在。
六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一種近似悖論的現象：用於高揚的卻是「叛逆」的、「破壞性」的，原本排拒的倒是「合作」的、「建設性」的；也就是說肯定的不敢適用，適用的不敢肯定。魯迅與胡適就這樣以一種錯位的或者說尷尬的方式存在於當下，存在於當下的主流社會。究其實，這在一定層面折射出了還處於恢復重振中的中國文化面貌與精神狀態的尷尬與無奈。
其實，同時擁有魯迅與胡適是一種美好，是二十世紀對我們這個具有強烈憂患意識又飽經風霜的民族的一種精神補償。不妨設想，沒有魯迅或胡適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思想，會是一種怎樣的貧乏。同樣可以想見，即便有著魯迅和胡適而有意忽視或不予以正確對待與採納，又是一種怎樣的愚蠢。如果說半個世紀前由於時空距離和意識形態障礙，魯迅和胡適被弄得劍拔弩張水火不容已是民族的不幸，那麼在天容海色俱澄清的今天，我們還孜孜於魯迅胡適是與否的空談，還徘徊於魯迅還是胡適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只能是民族的一種悲哀了。
就個人而言，我並不覺得魯迅胡適在我身上共存有一種衝突的緊張。勇起於憤怒的批判與耐心於點滴的改良，直面慘淡的人生與達觀社會進步的蝸行，將思想批判的武器投向社會的黑暗與對制度的改進不忘於精衛填海的努力，是可以而且應該同存一體、並行不悖的。魯迅胡適的這種影響存在，就像比喻的山水與共，一剛一柔，剛柔相濟，交相輝映，如此，也惟其如此，方可構成一個完整美妙而又偉大壯觀的文化思想世界。
轉載:&<&<蕭象：我觀魯迅與胡適&>&>
二十世紀已經是魯迅的世紀，也許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只要灣灣學會了用愛發電），
但是流傳到未來千年的，只可能是魯迅。
文章當如周樹人，為人應似胡適之。
隨說兩人的文章個人都非常喜歡，但大抵還是魯迅的文章更為深刻、鞭辟入裡些，放在今日看來也相當有價值。相比之下胡適的文章思想性就棉弱了些。
而為人方面，魯迅先生一生批人無數，難免誤傷好人（例如楊蔭榆女士）。
「橫眉冷對千夫指」就是如此。
而胡適先生呢，謙謙君子，無論他人如何攻擊詆毀，也只是淡然處之。
——「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
為人至此，鄙人所聞之人，未有一人至此
魯迅你越讀越喜歡，越長大越喜歡。
胡適也就是個作家中的路人甲吧，不會去反覆讀，慢慢也就湮沒了。胡適吧。。胡適要背的課文少一點。。
民國才子傳|懦弱太監胡適
平生風誼兼師友 萬代儒林說棟樑
一
先說個笑話，大家知道，網路上管沒寫完就斷更的文章稱為「太監」，而這個詞，最早便來自於黃侃先生調侃胡適先生的段子。
原來胡適先生早年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兩部書，但都是有上卷無下卷，所以被黃侃如此調侃一番。
我早前是很討厭胡適這個人的，原因無他，純粹是愛裝逼者對另一個愛裝逼者的同性相斥。
但是後來對他了解深刻了以後，不由有些喜歡他了，雖然他很懦弱。
對魯迅則恰恰相反，一開始就不喜歡，越往後越無感——尤其是被神化成偉大的旗手之後。
——這種無感純粹是性格而非學術的，更無關於人品。
而喜歡胡適的原因無非就是三點：
1.是個純粹的自由主義者
2.對學術是打心底里的喜歡
3.怕老婆
以上三點之外，我對胡適也並沒有其他喜愛的地方。
照例先上份年表破壞下氣氛。
1891年12月17日出生於江蘇川沙（今上海浦東，祖籍安徽績溪）
1894年由台灣返回績溪就讀家塾，父親病逝於廈門。
1904年與江冬秀訂婚
1906年考取中國公學
1910年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農科
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
1917年於《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並任北大教授，與江冬秀成婚。
1919年接辦《每周評論》
1920年離開《新青年》
1922年與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梁漱溟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
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創辦《現代評論》
1926年與郭秉文等成立華美協進會
1927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並結識蔣介石
1928年任中國公學校長
1932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
1937年赴美並於次年擔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
1939年被斯文·赫定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1942年辭去該職位並於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1945年以中華民國代表團代表身份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
1946年回國任北大校長
1948年離開北京
1949年赴美尋求支援並發表《TG統治下決沒有自由》一文
1950年美欲扶持胡適為新傀儡，胡適表示「沒興趣」
1954年擔任臨時主席組織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
1955年胡適被大陸方面全面批鬥
1957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1958年返回台灣定居
1960年雷震事件爆發
1962年2月24日猝發心臟病而死
二
胡適的父親叫做胡傳，這名字不好，國足就輸在這兩個字上。果然，最後東飄西盪，客死廈門。
胡適在出國前跟其他才子類似，做過教員，憑藉能力和人脈關係遠赴美國留學後師從約翰·杜威，後者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都說三歲看老，胡適起家就跟了這麼個人，也就註定了他後來的實用主義哲學纏身的毛病。
胡適學術底子不深，尤其是國學的底子，以至於寫個《中國哲學史大綱》也不過能寫個上部就無以為繼了，至於白話詩文，水準不說歷史上，在民國當代也只不過是中下水準，所貴無非是在於「先、敢」二字而已。
直到晚年，他才真正具備深厚的學術功力。
但在任何一個時代，討論學術都不在於功力深不深厚，不在於讀過多少本書，而在於思想方式之高低，胡適的世界主義之思想，疑古非今之態度，無疑超越了當時被傳統文化所禁錮的一幫學者，比如章太炎。陳寅恪還曾拿他的名字作為「孫行者」的下聯出給考生為題目。
不過，這也是為什麼蔡元培寧願幫胡適偽造學歷，也要收他入北大的原因，他是新思想，新血液。即使他的思想也有問題，但是就像競爭機制一樣，得有個跟你對著乾的人來刺激你提升自己。
但是大家知道，一旦有了立場這個東西，人就不是人了，就是立場代表了。
胡適並不是完全討厭古文的，他自己就是這套東西培養出來的，但是他為了推廣白話文，就被推到了白話文的極端，就必須要全面而嚴正地否定文言文——或者說一開始他沒有這個想法，但是跟守舊派一旦撕起逼來，就自然而然分了門派。
新文化運動在胡適等人的帶領下風生水起，胡適就這麼成了改革派，與守舊派展開了一場場大論戰。
守舊派未必就不好，那些談情懷，談信仰的人大多數都是守舊派——改革派未必就好，率先造反的大多都不得好死。
但是時代潮流終將被革新，所以才有了我們現在的這種文化環境和思想環境。雖然我自己是喜歡古典文化的，但是如果你跟我鼓吹古代填鴨大法和板板教育····
有些人認為胡適等人的新文化運動導致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缺失，可是事實上，這些缺失的並不是胡適他們的改良主義造成的，而是建國後一系列事件造成的，而如今還能維持這樣的文化環境，胡適等人才真是功不可沒。
三
胡適初到北大，年輕識淺，倘若當時有錢鍾書在教室里，恐怕胡適都沒臉教書。幸好他學術功力雖然不足，但是思路新穎，別開生面，越教越有進步，於是也就留了下來。
也正是因為學生起鬨他，才引來了傅斯年的注意，傅斯年與胡適才成了民國時代的又一對好基友。
說起他的學術進步，除了他的老師以外，還不得不提一位女士，韋蓮司。
韋蓮司是中文譯名，她與胡適乃是姐弟戀，但又不能算是愛情，雖然雙方早已不可自拔，但是韋蓮司與胡適之間更多的卻是學術上的相互促進，韋蓮司是美國當時的年輕人里罕見的有思想的年輕人。
但是這段感情註定跟胡適的文章一樣「下面沒有了」的。
但胡適這顆躁動的心卻停不下來，於是他又愛上了自己婚禮上的伴娘，自己三嫂的妹妹曹誠英，並打算跟江冬秀離婚。江冬秀也不多說：你要敢離婚我就殺了你兩個兒子。
於是胡適這一生，就各種桃花流水裡，來去匆匆過眼消。什麼通信的留學生、老師的女秘書、世家名門的才女、乃至所謂徐志摩的夫人陸小曼均成了他緋聞事件中的一點桃花余影，卻終究只能是一場春夢罷了。
四
1927年，他在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禮上認識了蔣介石，二人從此成了一對民國歷史上不得不提的好基友。
1937年七七事變，他應蔣介石之請遠赴美國尋求美方支持，並擔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此前他一心想要做駐日本大使，希望能夠扭轉中日關係，但最終無果。
胡適擔任駐美大使後，日本人十分緊張，日本學術界認為：沒有誰是胡適的對手，如果要派人去美國，應該派三個人去。三個人分別是文學家鶴見佑輔、經濟學家石井菊次郎、以及雄辯家松岡洋右。
八年抗戰結束後，他又代表中華民國出席了聯合國制憲會議和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會議。
次年的國民代表大會，胡適為大會主席團主席。
1947年，蔣介石想請胡適擔任中華民國考試院長及國府委員，但胡適為了秉持自身的獨立自由之原則，不肯加入國民政府。
次年我軍兵臨城下，電台廣播點名請胡適留下，但胡適於12月15日飛往南京，從此與北大斷了緣分。
等到他趕赴美國尋求支援的時候，蔣介石在國內已經大敗虧輸。
絕望的胡適只好發了一篇《TG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聊以自慰。
有趣的是，他這篇文章居然料中了後來整整六十年或者更長的歷史時代變化。
而在胡適說了一句：太祖的水準是考不上北大的這種大實話之後，太祖惱羞成怒，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徹底批判胡適的運動。
雙方當然都沒忘記，當年太祖親切地拜訪胡適，討論革命與主義，甚至胡適撰文讚賞太祖的文章，雖然彼時的太祖不過是一個圖書館管理員。
英雄人物莫論出身，我雖然不喜歡太祖，但是根據出身身份攻擊人，那是一種無能。真正的大師人物，必然要有不論出身看人物的能力，或許會看走了眼，但是不會歧視人，不如是則不足以稱大師。
五
文人的晚年很少有過得好的，比如胡適和傅斯年。
雖然年輕的時候和蔣介石關係不錯，但是自從總裁大人到了台灣真的實現了大權獨握之後，他就視鼓吹自由主義的胡適如眼中釘、肉中刺了——這並不是感情問題，時勢不同了而已。
胡適是文人，追求的是自己內心深處的大同世界。
但是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空想，即使是實用主義哲學的擁躉，胡適先生在許多地方仍然是不切實際的，這也就導致了他的後半生，在一個不再動蕩不安，權力逐漸統一的格局中再難有所作為。
雷震事件就是一個標誌。
雷震的思想與胡適類似，想要在台灣組織一個新的黨派，搞民主執政。
所以他被抓簡直理所當然，至於罪名完全是不重要的。
胡適身為中央研究院院長，沒有被株連，他積極營救雷震，卻最終無果。
有些人覺得胡適沒有儘力，他膽怯了，懦弱了。否則以他的名聲地位，怎麼可能救不出來一個雷震？
其實諸君不懂歷史，在歷史上，一統中原之前，帝王們大多禮賢下士收買人心，但是大權一統之後，那些當年名動天下的名士高人便再也沒有價值——對政治來說沒有價值，沒有價值的人，名聲再大也沒有用。
遇到個肚量大的，還能頂撞一下，比如胡適公然批評蔣介石。
遇到個肚量小的，千萬不能得罪，比如焚書事件和十年動亂。
六
胡適一生沒有加入任何黨派，坐擁17頂博士帽（16頂是名譽博士），成為中國20世紀早期無法避而不談的重要人物。
他提攜後進，學術研究客觀精深，顧頡剛、李敖等人都受到他的影響，他的門生弟子更是遍布天下。
他貫穿了民國歷史，除了在自己的任務里擔任主角，還在其他人的任務里擔任重要配角、次要配角、或者打醬油的。
比如民國著名八卦新聞徐志摩結婚案、梁岱宗離婚案等等，被譽為「民國第一紅娘」，證婚的次數比文章還多，文章的數量比外遇還多，還跟著名的氣象學家竺可楨打賭誰活得長。
在每一場學術辯論賽里都有他，明明學問不夠深厚，卻總愛到處吹牛。
因為他的心目中，是熱愛這一切學術思想的。
季羨林聊起這個書獃子時也說：有一次開會前他說會提前離席，結果會上有人聊起水經注，胡適就走不動道了，愣是一路討論到散會才走！
在學術之外的毀譽，胡適看得極淡，這也跟他性格的懦弱有一定關係吧。
所以魯迅等人對他的攻擊，他完全是老僧入定，聽若不聞，視如不見。相比如今微博下面的點評都要撕到底的某些文人，胡適的肚量不可謂不大。
尤其是魯迅後來遭到無端謾罵的時候，胡適居然還出面為魯迅辯誣。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而已，又有什麼恩怨得失，不能放下？
而胡適對於學生的態度與我類似——學生參與政治活動，無益而有害。一如如今國人所謂的「抵制日貨」、「發兵滅日」之類的口號，純粹一時情緒的宣洩，抑或二三別有用心之人的鼓吹，於國無益，於己有害。
尾聲
胡適死於心臟病猝發，在那一瞬間，他將如何回憶自己的一生呢？
一個書生，歷史家，思想家，不承認自己是哲學家卻被大家成為哲學家的文人，一個家中紅旗不倒，外頭彩旗飄飄的色鬼？抑或是為民主自由奮鬥終身而最終因為性格的懦弱與思維的局限而未能成功的實用主義者？
我們評價任何一個人物乃至歷史時代，都只是在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陳述而已，所以我很反感那些用人家的「名言名句」或者「新聞軼事」來點評人物的人。
譬如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胡適死了，我的革命事業的障礙也就被清除了。
倘若蔣公的日記不被公開，則觀察二人的書信與公開文字，真的很像是一對好基友吧。
遠路不須愁日暮 老年終自望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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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門見山，文學方面我喜歡魯迅，除了文學以外的其他方面，我喜歡胡適。
魯迅是近一百年來白話文當之無愧的第一，是最好的文體家，雜文小說美文皆無能出其右者，隨手挑出一篇來都能讓現在的寫家們慚愧死人。魯迅當年一人與其他名流論戰，隨手一刺就有人應聲下馬，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對手，可見其文字的力量，可見其能夠把文字運用到何等地步，實在讓後人高山仰止心嚮往之。
但我們知道魯迅有些文字是發泄情緒的，並沒有可靠的事實依據去支撐論據，而且魯迅由於看得深，心中難免有毒，對任何事物都懷疑不相信，愛復仇簡直睚眥必報。而且魯迅拋棄糟糠與親兄弟絕交，私人生活也有諸多遭後人詬病與說閑話的八卦，這一點比不得胡適。更重要的一點是魯迅當年擁護tg思想左傾，在文章中為當時的延安說了不少好話，多多少少上鼓動了當時青年人們奔赴延安，而這些人大多在後來遭到整肅迫害。魯迅死後tg將其推上神壇作為政治招牌去愚昧國民打擊對手，雖然這都不是老先生的錯，但魯迅先生較之於胡適，還是看得不夠遠。
關於胡適，我前幾天曾寫過一篇回答：
不記得是熊培雲還是誰說過: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我深以為然。我大概初中的時候第一次讀到過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當時雖淺薄無學，但深受觸動。後來讀到魯迅那篇著名的《阿Q正傳》，結合自己的經歷只覺得差不多先生要比阿Q更能代表我國的國民性，遂對這位在歷史書上頗有大名但卻在書店裡難覓蹤跡的大人物產生了興趣。
後來我陸續閱讀了能找到的胡適著作，知道他最早主張廢除文言文推行白話文幾乎以一己之力掀起了被稱為中國文藝復興的新文化運動，他講爭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他講完全的個人主義提倡獨立思考，他講人與動物的區別即在於會問一個為什麼，他講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他講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講民主政治自由人權，他講經驗主義自由主義，他要我們虛心承認自己的不足老老實實向西方學習……胡適的這些學說看法，幾乎構成了我全部的思想啟蒙，那時候我十七八歲，正是迷茫的時候，遇上胡適就像迷航的船隻仰視見遠方的燈塔。現在想起來如若遇不到胡適先生我這一生要走多少彎路，不勝唏噓又深感幸運。胡適先生最難得的是對tg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即tg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這在當時社會普遍左傾的大環境下是很厲害難得的，充分顯示了胡適看問題的深刻長遠與對事物判斷的準確。其的種種觀點即使放在現當今也絲毫不過氣，也是我們追尋的方向，這是胡適最厲害的地方。在我眼中，胡適就是中國迄今為止最偉大的思想家，承前啟後照耀後世。
要說胡適對我的影響，最大的有兩點：
其一，他教會了我容忍。胡適是我所知道的性格脾氣最溫和最寬容的一個人，中國人向來就很難容忍異見批評，但胡適完全跳出了這個窠臼。魯迅與胡適本是新文化運動一起的戰友同志，後來兩人思想逐漸分野成為兩條完全相異道路上的對頭，魯迅經常在文章里打嘴炮諷刺挖苦一下胡適，後來魯迅兄弟與胡適互相不來往直至絕交，但請看胡適複寫給魯迅弟弟周作人的信：生平對於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遠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深厚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見信。胡適後來還給周作人介紹工作出本著作，晚年胡適與學生胡頌平談話還稱「魯迅是與他一頭的人」。
這樣的信這樣的人真讓人感動，真是一副溫文能忍與人為善的君子品性，胡適的這種性格對我影響很大，他也講過：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他終生都在踐行著這句話。我本來脾氣火爆，看到自己看不慣的人跟不認可的事就忍不住想跳起來說幾句，後來讀到胡適的這些事，慢慢學著約束自己的脾氣學著容忍他人尊重他人的不同看法，每天都能讓自己有一個好心情，也更有精力去讀書寫作做自己該做的事情。更重要的，對自由有了一個更為全面的看法與深刻的切身體會，還能使自己有個好人緣，就像那句著名的「我的朋友胡適之」一樣。胡適也是當時少有的成名以後不棄糟糠的學者之一，雖其有過幾位情人，但對本妻的感情確實終生不渝。那位著名的李敖年輕時窮困到當掉自己的褲子，寫信給胡適，胡適馬上匯一千塊錢給他。
其二他教會了我對待真理的求真態度與對政治的漸進改革看法。胡適講道：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這也是他對待學術對待政治對待人生的態度。胡適首倡白話文，提倡寫新詩，他自己其實並沒有寫詩的天才，但他還是身體力行寫出了中國第一首白話詩出了第一本白話詩集作為白話文學引路人，其對於寫詩的年輕作家也多有提攜。其主張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親自做古典文學的考證，為書中的一座山就寫了兩萬字的考證，主張學者在研究室做好自己的研究不輕易談政治，考證《紅樓夢》考證禪宗佛學神會和尚，他所做的著一切都是從小到大希望通過改變人們的文字用語再逐漸到思考問題的方式再到所謂的國民性最終改變整個國家民族，這是很宏大很艱巨很現實的工程，胡適先生老老實實身體力行去一點一滴去實行。關於政治，胡適又是終身秉持自由主義的大旗，為政治言論自由吶喊，不激進不急於求成，倡導一點一滴的改革。在當時複雜的社會環境下絲毫沒有改變過，即使後來做了政府官員也保持自己的本色。後來到了台灣又反對蔣介石黨治，開辦《自由中國》雜誌，組黨做反對派，為台灣的言論自由打下了基礎。禁不住再重複一遍：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最後，胡適先生是對中國有著最善意最誠摯希望的學者，是想對中國作最純真最徹底改造的知識分子，在我心中趨於完人。現今的年輕人人人都應該讀一讀胡適。中國要有希望，也不得不走胡適的道路。
感謝胡適先生。
最後題主說要懷著胡適的心去做魯迅的事，我不是很懂，為什麼不就懷著胡適的心，去做胡適的事呢？-
這個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我對魯迅滿懷敬畏，也十分欣賞喜歡魯迅的人。
但是，就個人觀點來說，我推崇胡適，不喜歡魯迅。理由如下：
1.胡適溫暖，魯迅太冷。都是新文化運動的牛人，都反對傳統文化糟粕，都不想要包辦婚姻，都不喜歡小腳的原配老婆。但是魯迅做得太極端，一點沒有人情味。我理智上能理解魯迅想與糟粕文化徹底決裂的意志，但是朱安又錯在哪裡？就不能給點人文主義關懷嗎？不給就算了，但是體力活（如洗衣服）你可沒讓朱安少干一點啊！
胡適也不喜歡包辦婚姻，他與封建糟粕決裂的意志也十分堅定。但是，他知道，在那個時代，悔婚或者休妻，就是不讓這個女人活命啊！胡適選擇了包容，選擇了溫和，而且一輩子怕老婆。每每想到此，我內心都是暖呼呼的。
2.胡適溫和的改良主義雖然不過癮，但是管用。魯迅赤裸裸的批判聽著十分過癮，但是不管用。
胡適從達爾文的進化論，學習到了無論是生物，還是人類社會，進化的過程都是漸進的。所以，胡適說「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社會的進步，得益於一個一個具體問題的解決，而不可能突然之間就能徹底轉變。比如說革命，很多人說革命成功之後，一下子就全好了。可事實是怎麼樣的，大家都知道。
就個人而言，什麼事情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你發誓明天開始戒煙，明天開始戒酒，明天開始每天讀書兩個小時，明天開始不賭博了，明天開始……，你什麼時候成功過？即使人生，也要秉持「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秉持著溫和的態度，時間會證明，這是最有力量的。
而魯迅的尖銳，魯迅的極端，都是十分過癮的，聽起來十分有道理。可是你像魯迅一樣生活試一試？
【魯迅和胡適的區別】魯迅只找人性的毛病，從不找制度的毛病。胡適只找制度的毛病，從不找人性的毛病。這就是區別。換哪國是叢法社會，人性也會被帶壞的；換哪國是平等社會，人性也會帶好的，這個胡適比魯迅明白，中國的問題其實是制度的問題，魯迅偏要找人性的問題，這就是魯迅的問題。
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我黨捧人太厲害），但21世紀註定是胡適的如果說魯迅先生是我精神之父
那麼胡適先生是我的導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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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沒有讀過胡適。
但是一想到胡適被老婆拿著刀追著砍，才沒有離婚，還美其言曰：家中紅旗不倒。
哈哈哈哈，好一個典型的逗比慫包小白臉的形象啊，腦補電視上的那種打不贏老婆，倒要裝作自己不跟女人一般見識一樣，再抹一下頭髮，╭(╯^╰)╮趾（se）高（li）氣（nei）昂（ren）的走（tao）人（pao）了，哈哈哈哈哈
對比一下先生，被騙回家結婚，讓老婆放腳放腳不幹，識字識字不學，離婚離婚不行，一直沒圓房，白養著，幾十年後遇到許廣平，糊裡糊塗的過了一輩子。
君子可以欺之以方。
我覺得……胡適很可能就問過這個問題……
哈哈哈哈
懷著胡適的心, 只能做胡適的事. 就別做魯迅的事來難為自己, 難為大家啦~
無論是他們的時代還是我們的時代，自由派和左派的相互認同總是有限的，這個問題顯然是在試圖觸碰這個界限——總之希望大家文明討論，不要撕逼
當然了，在面對趙老爺和精趙的時候，我自是傾向於魯迅的文字的
畢竟連趙老爺這個梗都是先生在幾十年前替我們造好了的
說不上喜歡誰，但因為生於中國長於中國，所以心中明白魯迅就是一種真實，就是寒冷如冰的冬天將舌頭放在白色金屬片上的真實
而胡適是一種中國式的夢，真實不真實各有看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是一朵複雜的雪花,當你把舌頭從金屬片上撕下來，抬頭能看到，它飄落在這片冰凍的大地上
黑胡適的一般是沒讀過胡適的。
捧魯迅的一般是上過初高中的。
本人文化水平低。不敢多說話。只是覺得，「你也配姓趙？！！」
我應該多看看胡適先生的書，讓我的孩子也多看看
（轉）剛剛有個傻屌告訴我魯迅姓周，真逗啊！周迅是個演員好嗎？笑死我了！真想一板磚呼死他！我記得魯迅原名李大釗，浙江周樹人，是著名的反法西斯音樂家，一生有2000多項發明，被稱為太空步的創始人。他擁有一個好嗓子，小學時就憑藉著90分鐘跑100米的優異成績考上了新東方烹飪學校，畢業後成功進入富士康苦心練習勃雞， 他擅長110米欄，左手反打技術高超，拿手全壘打，大灌籃，「後空翻180度右旋體360度後蹬地翻轉720度」是他的經典動作，更難得可貴的是他落地沒有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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