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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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题引申而来，http://www.zhihu.com/question/19920404，求各位知友的看法！

对袁世凯，人们有过许多称呼：袁项城，是借用他的祖籍地；袁宫保，是用清廷所赐“太子少保”衔，当上民国大总统之前，这是他最喜欢的称呼；大总统，从他53岁叫到56岁，但长子袁克定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提起父亲依旧称“先大总统”；洪宪帝，从1916年1月1日到3月22日，共83天；卖国贼、窃国大盗，从民国叫到新中国，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

他的后代在上历史课的时候，不是“无地自容”，就是“回家暗自流泪”。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骆宝善精研袁世凯20多年，能一眼辨认出袁氏手迹。“我读书的时候，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我在中大教书时，也跟学生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直到我退休了，才能不这样讲了。”

“过去史书上说，袁世凯是个纨绔子弟，其实不是这样。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他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4年书，长进很大。他自己说过，那几年，为了要博一个功名，他读书累到吐血，都没考取一个举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骆宝善忽然记不起袁世凯某年乡试所作的挺不错的联句，女儿悄悄递进来一张纸条：“光绪五年：重门惊蟋蟀，万瓦冷鸳鸯。”字是骆宝善的妻子刘路生写的。夫妇俩都是袁世凯的研究者，连女儿对袁世凯也很熟悉。

“袁世凯留下来的东西，是一批家书和向清朝政府报告的文牍。从家书中看，他的思路很清晰，考虑事情很周密，对事情的把握和分析，肯定在同龄人之上。”骆宝善主持了国家“七五”社科规划基金资助的“袁世凯研究”项目，他主编的《袁世凯全集》囊括了所有已发现的家书和文牍，将在2011年夏天出版，计30卷，2500万字。

这个人

袁静雪（原名叔祯，袁世凯三女）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军人派头：黑呢制服，站或坐时，腰背挺直；平常少有笑容；生气时骂“混蛋”，气极了，“混蛋加三级”；待部下很客气，但他们都很怕他。有人夸张地说，袁世凯坐在那里，睛光四射，像一只老虎。

在中南海的时候，袁世凯吃饭时要奏军乐。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道，每当军乐声起，总管太监张谦和的嘴就会因生气而变扁：“简直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统领军人，对袁世凯来说，“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一次闲谈，张之洞问袁世凯练兵的秘诀，袁世凯说：“练兵事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

国民党人杨思义回忆说，“袁世凯深知人情，除了威胁之外还有利诱，事情便可圆满。”

被清廷开回原籍彰德（今安阳）洹上（村名）3年，袁世凯不仅仅是湖上垂钓，他实在是很忙的：外界消息源源不断汇总到他这里；留日学生回国，多绕道来拜，家中常常宾客满堂，他则视各人的才能，分别给待遇、给资助。所以许指严在笔记中说，那两年里几乎每个月都有革命党揭竿而起，“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

袁世凯待人接物，礼数周全，出手大方。

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分别在京受到过袁世凯的隆重招待。袁世凯把自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腾出来，让孙中山下榻，以示恭敬，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今张自忠路3号）。孙中山曾经对人说：“袁世凯真能办事，气度也不凡；虽然习惯于玩权术使诈，但也是迫于时事，不得不这样。”他还细述了见面时的观感：“跟他刚一见面，他是至诚至真的样子；进一步谈，你会发现他话中有锋芒，眼光四射，一般人是窥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我是心中存疑，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对。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说的不一样。他真是一个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

在官场

袁世凯早年亲近康有为，与之称兄道弟，是强学会中第一个捐银的人。甲午战败后，他内心深处是倾向变法维新的。他对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为之下。他上奏光绪帝的新政万言书充满了新鲜气息和要求变法的急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采用西法，彻底更张，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

晚清时期，跟袁世凯关系最密切的要人有3个：李鸿章、荣禄、奕劻。

袁世凯从朝鲜回京后，官居二品，是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当时军机大臣是翁同龢、李鸿藻、荣禄；李鸿藻尤其器重袁，荣禄也附和。

荣禄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据说驭袁有术。因他出面保全，小站时期的袁世凯才渡过了胡景桂弹劾案的危机，非但未受惩处，反而受到清廷嘉勉。从此，二人过从甚密。戊戌变法时，康梁及谭嗣同要袁世凯杀荣禄，是对二人的交情没有吃透。

袁世凯真正建立政治威信是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事件。当时华北大乱，山西乱、山东乱、京城也乱。袁世凯从小站兵营急赴济南到任山东巡抚，铁腕镇压，“清内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谊”，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

李鸿章是最早用袁世凯的人，但他的资深幕僚张佩纶（张爱玲的祖父）对于袁世凯的看法前后变化很大，从早年的欣赏转变为日后的厌恶，认为李鸿章晚年昏聩，用错了人。在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密信中，张称袁是“小人之有才者”。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明白写道：“光绪末年，小人阶之以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后来当上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段芝贵本由巡捕起家，是一个供达官差遣的走卒，因捉得袁家逃仆，袁世凯大喜，赞他有才，叫他捐了个道员，然后上折保荐；后来段芝贵重金购歌妓杨翠喜献媚于庆王府载振，一夜间成了封疆大吏。

处在这样一个龌龊官场中的袁世凯，所用之人，差异很大。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很多人，如唐绍仪、詹天佑、梁如浩、梁敦彦等，以及严修、胡景桂一类正人君子，都受到过他的重用。一些流品颇杂的人物，也被他收到麾下，如杨士琦、梁士诒、朱家宝、赵秉钧、凌福彭……而袁世凯自己，从朝鲜回国后攀结李莲英等人的丑行也已被日本学者揭开；即使在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任上，他也是要每年进京“走动”的。

他的威势由他50岁寿辰的场面可见一斑：京城寿帖卖空；北京锡拉胡同袁府贺客盈门，达官亲王争相献媚。李泰棻笔记中说，此前那桐（大学士，当时与袁世凯都任外务部尚书）去请京剧泰斗谭鑫培为袁祝寿，想破例演两出戏，谭老板半开玩笑说：“中堂如肯给我请个安，我就来个双出。”话音未落，那桐已一请到地。

埋葬了清王朝，用什么代替它？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战胜俄国，给了清廷一个救命稻草般的启示：议会是个好东西。

日本在1889年有了议会，而俄国在这次战争之前没有。伊藤博文（曾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劝告中国的钦差大臣，皇帝如果把宪法钦赐给国民，就可以继续位居万民之上而不受束缚；无论如何，最高权力不能落入人民手中。

1906年，慈禧宣布即将建立宪法体制；1908年，她颁布预备立宪诏书，以9年为预备训政期。

1911年4月，清政府实行政府改组，指定了一个“内阁”，13个阁员中满族9人，汉族4人。

6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

很快，华中、华南、东北几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清，实行独立。

每省都由“新军”的指挥官担任督军，与省议会共同组成新的省政府。其实质，费正清认为：“就是一省的温和改良派，以宣告独立来继续他们的士绅统治，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维持住了他们在地方的政治、经济控制权。他们远远无意于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也谈不上群众参与。”

延续了268年的清王朝、绵延了2132年的帝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算起）是灭亡了，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

让我们看看总统大选的一幕吧——

1912年10月6日，宣武门大选会场被三四千“公民团”团团包围，另有正式军队荷枪实弹，往来梭巡。在众议院会场，国民党、进步党及各小党派议员共到759人，需投票3次，检点人数、发票、投票、唱票，每次约需4小时，至少要两三天才行。

洪帮首领张尧卿率领的这支“公民团”，本色是流氓。他们代表“民意”警告每位议员：不选出袁大总统，不准出场。进步党议员籍忠寅、田应璜、张汉、廖宗北、彭邦栋等一干瘾君子烟瘾发作，涕泪满面，哈欠连天，然“公民”无情，决不通融。烟徒们抓耳挠腮，捶胸顿足，扯发撕衣，出足洋相。后来，他们在会场里乱窜，到处寻找国民党议员，又是拱手，又是敬礼，苦苦哀求，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意愿，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早散会。

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面包点心，说是拥护袁总统的议员们用的，送进去了；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物，送不进去，“公民”们破口大骂“饿死活该”，国民党议员惨遭挨饿。

第3次计票时，天已经黑了，议员们不得不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做出选择，袁终于得票过半。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掌声稀稀拉拉——国民党议员不鼓掌；进步党中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会场外，“公民团”听说选举完毕，领了报酬一哄而散。

4天后，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身穿陆海军大元帅钴蓝色礼服，头戴叠羽帽，乘着八抬彩轿，出现在故宫太和殿前。他宣誓就职后，文武官员都呼“万岁”。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两万多人的部队，是乘坐二人肩舆代步的，现存的一张照片中，那轿夫的肩头刚好在大总统的足下。

一年多后的1914年12月23日，在历代帝王都举行过祭天仪式的天坛，袁大总统也“祀天”，他是乘坐钢甲小汽车去的。从新华门到天坛，沿途加铺黄土，这是皇帝出行的礼节。

章太炎说，“袁公就职岁余，渐恣肆”。

外国观察家们依据他们对中国少得可怜的知识，曾坚信在中国，皇帝是需要的。美国政治协会首任会长古德诺，经短期访问中国、因而被认为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安排，为袁世凯当宪法顾问。古德诺根据在北京一年半的经验得出结论：“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古德诺不幸落得一个坏名声，因为他似乎在理论上支持了袁世凯的复辟，而袁世凯预先支付给顾问50万金的支票。唐德刚看过那篇专门写给袁世凯的《共和与君主论》原件后，评论道：“从法理、学理和史实角度来看，这篇谬论不算太谬，但古先生谬在老学究的政治天真，以及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脱节。”

暗杀时代——谁暗杀了宋教仁？

辛亥革命后，国内和国际舆论一致认为：中国当时的局面，只有袁世凯有资格、有能力出面收拾。这个能力，主要是指他拥有武装力量。

据美国陆军参谋处资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部队大约有16.4万人；而南方革命党的民军，据日本陆军武官估计约有40万人——人数的优势与它的缺乏训练、纪律不良、军械庞杂、缺少合格官佐的劣势相抵消。

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外务部大楼，两天前还不肯剪辫子的袁世凯兴致勃勃，让蔡廷干为他剃了个光头。两天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象征着旧时代的辫子可以革掉了。

掌握政权时，袁世凯53岁。他深知怎样使旧制度运转，但对新制度所知有限。事实上，他是一个旧式人物，孝顺、迷信、封建。

1912年，中国多数爱国人士都接受一个观点：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西方，因此必须迎头赶上，应该有一个国会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主持行政。

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并组内阁。这些阁员觉得他们应该听命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一如北洋嫡系“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这个总理没有预算，没有党组织，没有靠山，没有权力。到6月，他只好辞职。

同盟会领袖宋教仁深深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理想，他已经起草了一部临时宪法。1912年8月，他发动同盟会4个小党派联合组成新党——国民党。他搞过一次全国性选举，大约5%的人口有选举资格。宋教仁希望用立宪手段管理国会，“驾驭袁世凯”，把他变成傀儡。

1913年3月20日夜，年方31岁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击身亡。6天后，国民党人在长沙的追悼会上称袁世凯是“绝大之凶犯”。

暗杀，大约是20世纪初从日本舶来的，常与革命党人或“侠”如影相随，成为清末民初的一道风景。袁世凯坐在马车上遭遇过炸弹；晚清预备立宪，随五大臣出国考察的袁克定也见识过著名的人体炸弹吴樾（生前写过《暗杀时代》）；袁世凯的手下搞过暗杀，孙中山、陈其美、黄兴、蒋介石的手下也都搞过暗杀。

宋教仁案破得很快，3天里水落石出，牵连出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但在庭审之前，凶手嫌疑人武士英突然暴毙在特别法庭的监狱里，几位涉案犯或下落不明，或逃到租界，人证都消失了。一时间，《民立报》、《民权报》上满是国民党人的讨袁檄文。一年后，赵总理被神秘地毒死，继任者是段祺瑞。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陈其美最后也是在上海被暗杀的。

而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则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一血案：应桂馨是中华国民共进会（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会长，在社会转型中角色与地位与革命党形成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不幸被选为报复对象。

称帝闹剧

“洪宪大戏”前，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公民、商会、乞丐、妓女、人力车夫等各种请愿团鱼贯登场。与其说，袁克定及“筹安会”强奸了民意，不如说，他们操纵利用了一部分民意。当时的人民，实在搞不清大总统和皇帝有什么区别。

杨度一手策划了乞丐请愿团。有一天，他驱车经过闹市口，看到有两个乞丐吵架，其中一个厉声道：“今天还有王法吗？都是共和闹的，假如皇帝复生，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些人如此横行。我只有每天早晚祈祷老天爷，再给我们一个皇帝吧。”杨度大喜，这才有3天内召集不下万余乞丐请愿的壮举。

袁家诚（袁世凯孙，十子袁克坚之子）在与家人聚会时也问：“我就是想不通，他为什么一定要当皇帝呢？”

章太炎、汪凤瀛都曾点明袁世凯的私心所在：“元首不及世”，“特一继承问题而已”。说白了，就是想把王位稳稳地传给儿子。

他曾对五子克权说：“你大哥是个拐子，你二哥成天和一些清客鬼混。你们哪里见过天下有拐皇帝、书呆子皇帝呢！”

类似的话，他对部下冯国璋、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也讲过。据徐世昌记，他对冯说：“我绝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指男性），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

记者在骆宝善、刘路生夫妇家中，看到一份珍贵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影印件。这是1915年11月22日出版的美国《独立周刊》对袁世凯的专访，题目是《中国的共和制将继续下去》。

编者按中说：

“鉴于从远东传来的惊人消息——袁世凯总统正在策划颠覆中国的共和制度，以便他自己做皇帝，我们很高兴提供他亲口给出的内容相反的保证。”

袁世凯对《独立周刊》记者说：

“你们的杂志一定有能力让美国官方和人民深刻地明白：说我赞同恢复帝制，希望成为皇帝的论调，并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我的敌人虚构的。

“中华民国是否会失败？现在我申明，不会。……的确，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有复辟帝制呼声。就在昨天，国会建议我下令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命令正在制定，将在两个星期内颁布。我希望，在12月末或1月初召集大会。大会将有重要行动，但并不与变动政府形式发生联系，尽管我希望某些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的管理，以及省级选举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出现恢复君主制的问题，我相信会有相当长时间、相当认真的讨论，但是，并没有出现帝制派成气候的迹象。”（刘路生译）

然而，就在访谈还没发表的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批准了君主制。12月11日，各省代表假民意请求袁就任中华帝国皇帝，袁以无德无能婉拒；12月12日，他“不情愿”地同意了代表们的第二次请求。13日，他下令1916年新朝开启，名为“洪宪元年”。

北京最大的绸缎庄“瑞蚨祥”承制了袁世凯的龙袍、于氏的娘娘服、众妾的嫔妃服和皇子皇女服。那件龙袍，代价是70万金；仅一双文袜，就值4000金。

短短两个月，袁世凯改主意了？

清末政局，不是一般的混乱。政坛角逐的目的在输赢，而不在是非，每个人都没有固定的敌友，却都有讳莫如深的行为。

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披露了一次袁世凯和老友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秘密谈话，呈现出袁的另一种心态。

朱尔典：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的日子一定不远啦？

袁世凯：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还有文武各官，都说不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到了今天，全国都赞成了，我只有顺从民意。

……

朱尔典：现在各国，不论实行君主制的还是实行民主制的，都没有像大总统一样，权力如此之大，责任如此之重的。英国女皇的权力不用说了，就是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他们的权力都不如您啊！

袁世凯：您这个说法，颇合情理。我现在所处的地位，一百分责任，我自己承担了八十分，而各部加在一起担了二十分……

朱尔典：如果换一个人担此重任，那他就寝食俱废啦！

袁世凯：我考虑帝制的事情，不过就在这几年，只是与我的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到头来没有不弱之理，这也是可忧虑的……当初提出创立共和制的人，根本不知共和是什么东西；今天主张立宪君主，也不知立宪君主是什么东西。多数人民，脑海中存留的不过是汉、唐、明、清的专制君主。也许一百个人里有一个知道日本的君主制、美国的联邦制。至于我要实行的这个立宪君主制，他们恐怕做梦也猜不出是什么东西……

5种人鼓动袁世凯称帝

据幕府里陪伴十多年的张一麟与刘成禺在南京的长谈可知，民国元年，袁“尚知在《约法》中讨生活，无违背民国意”，然而，他办不成事。

骆宝善告诉记者：分摊权利的机构太多，议会、参议院、众议院，且国民党占议员的多数，几乎任何一件法令都通不过；任何事情都反对，又说不清原因，永远在扯皮。这种花样翻新的选举和分散权力，对于习惯了独断专行的中国首脑来说，近乎谋害。而分散权力有什么好处，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

“民初那几年，中国真的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条件。真正制造舆论和接受舆论的人就那么一小层，老百姓不懂，他们也未必真懂，包括孙中山领导的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人也不懂。孙中山制定《临时约法》，并不是用来实行共和、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袁世凯的，这一点他自己承认，今天的学界也没有异议。总之，就中国当时的思想基础、制度基础，想要实行共和是非常困难的。”骆宝善说。

《王筱汀日记》的作者王锡彤（字筱汀）是袁世凯兴办实业的得力助手，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袁称帝前一个月已经四伏的危机：表面上各省纷纷成立筹安会分会，请愿帝制者频频组织上书，但云南、四川已在兴师，中央虽派兵讨伐，但将帅一直都在观望，不肯用力；“内则段芝贵别有怀抱，外则阎百川(锡山)、冯华甫(国璋)均另作主张”；大典筹备处兴高采烈，各种费用目不睱接地摊派给各省，跟前清祝寿时没什么两样；各省督抚虽然口头上都答应认捐巨款，但实际上“虚与委蛇，待时而动矣”!

即位当天，护国军内乱再起；第54天，袁世凯宣布推迟登基。四面楚歌的皇帝当到第80天，袁世凯不得不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撤销帝制的文告。国号、年号、国旗都定了，龙袍、龙椅也做好了，还没来得及登基，朝代便告终结。

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

阎锡山在回忆录里细致分析过当时鼓动袁世凯称帝的5种人：一是长子袁克定太想通过立太子而承大统；二是清廷的旧官僚，意在封公封候；三是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好复辟；四是副总统黎元洪的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使黎能够继任总统；五是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使之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它们在中国的利益。

阎锡山对拥帝派朋友说过：“你们这是要把大总统往炉火里推。”

从《二十一条》到“十二条”

晚清最恨日本的有两个人，一个李鸿章，一个袁世凯。李鸿章脸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弹，虽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来亲手折叠的纱布，可中堂大人就是留着子弹在脸上不取，以便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讨价还价。

袁世凯与日本的过节，可以追溯到驻朝鲜时期。1884年朝鲜宫廷政变中，袁世凯入宫救驾，平定了亲日的“开化党”人作乱，日本人很生气，但伊藤博文看重他，当李鸿章感慨人才难得时，伊藤说：“以袁世凯的才干，只当小差，难怪贵国缺人才。”

甲午战争时期，袁世凯对日本态度强硬。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实际上做了不少有利于日本军方的事；在他所练的新军中，日本教官也发挥了不少作用。

日俄战争后，美国与日本、沙俄争夺东北日益激烈，袁世凯“以夷制夷”，联美、德制日，让日本生气。1908年建汉冶萍煤矿公司，盛宣怀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袁世凯却主张将公司收归国有，没谈成，日本也生气。

辛亥年间，袁世凯在外交上依赖英美，英美等国也公开支持袁世凯掌权，日本显得落后，于是认为如果袁世凯当国，日本在中国就不可能获得最大利益。1913、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强占青岛，在山东半岛登陆；到了1915年，就端出了《二十一条》。

据曹汝霖（时任外交部次长）回忆，他收到的袁世凯批阅件上有这样的文字——

针对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

针对建造铁路：“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针对开商埠：“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针对汉冶萍矿厂：“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针对福建让与：“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针对内地杂居：“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许杂居。”

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件，可以发现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办不到”；有关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圏出“或购买”3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曹汝霖在回忆录里还披露了另一些情况：袁世凯特派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获悉《二十一条》内容，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义提出，带有先斩后奏、事成邀功的意思。袁世凯获信后高兴地说：“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他同时派出耳目，探明日本天皇是否真会因谈判破裂而出兵。

一方面，陆徵祥（时任外交总长）、曹汝霖奉命想方设法拖延谈判，譬如将每周谈判从5次压缩到3次，谈判代表顾维钧每次说完开场白即献茶，尽量占用两小时的谈判时间；另一方面，袁世凯将此事透露给英、美、法、俄，想通过他们的利益争夺给日本施加压力；同时，他也将内幕透露给中外报界，借助国内民意和舆论。

从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5月1日后，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

收到最后通牒的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通告此事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他还引朱尔典的话，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5月25日，陆徵祥与日本正式签订讨价还价后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是“十二条”。第五号共7条，没有签订，此外删除2条。

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30年代初，史家陈恭禄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评点此事：“何可厚非。”

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虽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但在《袁世凯传》中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5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还有另一重压力——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二十一条”谈判过程中，日置益的说法显然让袁世凯感到了压力。袁世凯方面（不是袁本人）曾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被通缉，流亡日本。现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确实存有一份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的《盟约》。按照《盟约》，如果日本人出钱或武器，帮助他重新在大陆夺取政权的话，（孙）就把满洲割让给日本。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得非常厉害。每次开学术会议，几方的学者都恨不得打起来。日本学者都坚持认为这是真的，台湾学者坚持说这是假的，部分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是真的。”

骆宝善先生说：“中国，包括世界上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势力，想要在本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要依靠外国的力量，不管打什么样的旗号。在寻求政治上、经济上支持的时候，只能拿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做交易。”

被遮蔽的功绩

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至少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

人们不太知道的是，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

190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巡警，维持治安由驻防军或衙役负责。租界出现以后，中国人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在直隶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绩是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

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一个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上，参观了直隶馆的实业家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袁世凯确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除了小学、中学、大学，还包括专科、技术、师范、医学、政治、军事等多种学堂。

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但途经居庸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高。詹天佑发明了许多新技术，比如用两个车头一拉一推，巧妙解决了牵引力不足的问题。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下，反对保护私有财产，而北京临时政府提出“保护私产”、“经营自由”。财产私有，主要表现在“土地私有”，当时大批旗人变相出卖土地，许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转到私人手里。譬如，从1910年至1929年，黑龙江省95%的土地归私人所有。

现在公认，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战”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学者苏全有认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业“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引进外资，尤其注重侨资。

北京民国政府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从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这其中，北洋系将领大多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民国政府自总统、副总统以降，几乎人人染指企业。如袁世凯是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巨额股票持有者；黎元洪参与银行、企业12家；曹锟7家；段祺瑞9家；徐世昌7家。

骆宝善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咎由自取

1916年正月十五，当了15天皇帝的袁世凯正吃元宵，忽然，六、八、九3位姨太太为了“妃”、“嫔”之称当着他的面争起来了。袁世凯长叹一口气，说：“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回办公室去了。从此，这个精力旺盛、除了腿部有轻微风寒几乎从不生病的男人食量渐减，恹恹成病。

七子袁克齐回忆了父亲的弥留之际：“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那几个人是谁？是北洋系蔡锷、称病拒绝讨蔡的段祺瑞、袁克定的把兄弟陈宦、北洋弟子陈树藩、汤芗铭？还是趁势敛财、最终富比王侯的管家袁乃宽？

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曾对幕僚张一麟吐露:“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凯身后，留下一个军阀混战、武夫当国的乱局。各省督军，加上大约200名佩戴勋章的将军，率领他们步履蹒跚的队伍，从一地到另一地。每到一地，就将苛捐杂税强加到百姓头上。

看看几十年里人民背上的种种捐税吧：灯膏捐、肉捐、车马捐、厘捐、酒捐、煤炭捐、房捐、蚕丝捐、茶摊捐、铺捐、统捐、茶捐、茶碗捐、船捐、靛捐、旱挑捐、展帘捐、猎捐、渔捐、剃发捐、糖捐、鸡鸭捐、小商品捐、学捐、车帖捐、器具捐、柴草捐、粪捐、国民捐、米捐、路矿捐、花布捐、警捐、花捐、亩捐、牛马捐、果捐、秤捐、竹木捐、牌照捐、戏捐、出口捐、契纸捐、户口捐、文庙捐、油坊捐、染坊捐、纸捐、河捐、路捐、教养捐、烟丝捐、轿捐、槟榔捐、瓷器捐、巫道僧尼捐、红事捐、农会捐、洋药统捐，等等。

12年军阀混战与袁世凯主政时期相比照，章太炎的评价是，“一蟹不如一蟹”。

（参考：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刘成禺《世载堂杂忆》，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许指严《新华秘记》，徐一士《一士谭荟》，陈夔龙《梦焦亭杂记》，汪曾武《鹣龛随笔》，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萧乾编《近现代新笔记丛书》，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张永东《百年之冤》，西里尔·珀尔《北京的莫里循》等；鸣谢骆宝善、刘路生慷慨提供大量资料照片和日本外务省报告影印件。）

对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一言以蔽之，心有力而力不足也。
从奴隶制到封建制，我们花了七八百年，血祭了商鞅吴起等民族精英。从封建制到现代制，从农业化到工业化，时代却只给了我们一百年的时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神仙降世也必会举步维艰。更何况恶邻在旁，内斗汹汹。这一次的变革，又再次吞噬了我们民族多少的精英呢？
以如此凶险的形势，斯人斯才终究应付不了这么多复杂的难题。心思太急而又为身边宵小所误，终于铤而走险一误终生。
以我的看法来看，评价袁世凯，要客观公允的看。尤其是对于历史人物，万不能开着上帝视角来指点江山。下面，我就刻画一下袁世凯的几张面孔，大家图个一乐吧。
第一，袁世凯是个现实主义者。搞政治的必是现实主义者，方能不拘于腐儒之鄙陋，步步高升。从这点上讲，你看他和我们现在电视看到的那些在街头演讲讨好选民，三天两头换个口号的民主国家政客是不是并无两样？当然在当时，袁世凯可能更多的是揣摩到了君心后心来稳固自己的权力。袁世凯二十岁的弃笔从戎，投身军伍就已经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肇始。现实主义者必能抓住自己面前的一切机会顺势而为，来谋取自己的一席之地。晚清自太平天国之后，屡兴兵祸。川陕民乱，华北捻乱，中法战役，中日生隙。以袁世凯的通达机敏来看，必定对同治以来凡是威震一方影响朝局的封疆大吏，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辈无不是兴以军功以军政起家的情况有所了解。更何况以他家族兴于军旅在军中颇有人脉的旧历史来想，也能知道自己投身军旅才能走的更快更远。因此20岁的投笔从戎，是这个现实主义者拥抱大势谋划人生，重新复兴安阳袁氏的第一步。{对比一下张骞40岁才考上状元的历史，袁20岁还未中举其实根本不算什么人生大败，自己不想再读书罢了。}至于后来得李鸿章的大加赏识，在荣禄手下的俯首谨慎，对庆亲王奕劻的深为交结，这个现实主义者在通往权力之路上愈发的老练通达平步青云。
第二，袁世凯是个军人，身上的军人性格要远高于他身上的政客性格。年少时候喜欢研究兵书地图，人送外号袁地图。驻兵朝鲜，小站练兵，袁世凯的军旅生活是要远远多于他的政治刻画。就算是夺取政治筹码，很大程度他也是在依赖着北洋这只军队和他的将兵一体化。溥仪的回忆录里面写老太监听到袁世凯每天吃饭时候的军乐声，大骂袁世凯是个比皇帝还皇帝的活曹操。袁世凯女儿的回忆录也说，父亲深沉严苛的军人性格就算是在家中也是一样，穿军装多于穿其他的衣服。对子女妻妾的教育，也是拳棒不少。以袁当时当日的地位，本不太需要穿军装来显示自己的强主身份。然而多年的军旅生活依旧将他改变了许多。以他的那些权术手段，不能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圆滑政客。毕竟干的蹩脚事情真不少，顶多算是站队功夫较好罢了。又比如娶得几个媳妇，不少是名妓，大夫人好像都是。以他当时的地位，始乱终弃之事没有，还娶了进门。这得要多大的脑袋，多随意的性格，才能干出来这种事。对比那些睡着八大胡同的姑娘，骂着人家婊子的清流文士。袁世凯，真还是一个任性的老粗啊。
第三，袁世凯是一个极嗜爱权势的人。他对于权势的爱，近乎是到了深以为乐的地步。揽权势，斗政敌，乐此不疲。如果说他有什么爱好的话，那么权势可能就是他最大的情人了。车马烟酒，还真没发现他要求多高。可以对比刚进去的那个男人，独生儿子死了忍了两年。晚上工作到一两点，日常唯以兵兵球为乐。高涨的权力欲与掌控的快感，已经驱使他们这些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难以回头。
第四，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一个精通权术很有能力的旧派人物。二十多岁在朝鲜扬名异国，调和朝鲜的一股子乱事，手段颇为高明，大得李鸿章之心。回国之后练兵小站，主政山东直隶，办事干练利索。以义子义兄婚姻结亲这些手段，来笼络段祺瑞冯国璋。以暗杀金钱等方法，来广纳盟友。手段是挺好的，不过你有没有看出来什么疑惑？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很熟悉？李克用的义子，清廷的蒙古皇后，是不是和古人那几招一模一样？归根结底，他依旧是一个来自旧时代，生于旧时代的人物。对大势的急迫性还是没有了解，后来的那些军阀也是如此。
近代到了，规则也要变了。政党制党国制的洪流终于要冲破这些旧式军阀的枷锁来清洗国家。袁世凯在历史的评价上逊于孙中山原因也在于此。不管是一个多么强大多么有力的军阀强主权术政客，终究战胜不了党国体制下现代军制下出产的那些前赴后继的青年党徒。
so，你是不是感觉整个人有点熟悉了？先写这么多了，想起来了再写。

《二十一条》实际上是五号、共二十一条，大致内容如下：
第一号：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移交日本，并另加其他路矿权利；
第二号：日本在南满和东内蒙的一切路矿和无限制移民等，既有特权，不许列强介入，并延长旅大租期为九十九年；
第三号：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其邻近矿山等，未经日本政府同意，中国不得自行处理；
第四号：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第五号：聘用有力日人为中央政、财、军顾问；日营病院、寺庙、学校，在内地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各地警察局；中日合办中国军械厂，划一武器使用；日本享有武昌至九江、至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各铁路之制造权；筹办或整理福建省内的路、矿、港口、船厂，日本有优先权；日人有在中国布道权。

袁世凯抵死没签二十一条，后来在日本压力下签的那个是《民四条约》。对比大致内容的话：
第一号基本签了
第二号的南满部分基本签了，东内蒙大部分删除了，签了一小部分比如允许合营农业公司之类的
第三号签了“汉冶萍”部分，删除了“其临近矿山”部分
第四号的范围从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改为福建省，限制内容也有减少。
第五号全部删除。

在袁世凯之前我们签过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在这之后我们签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搞过不抵抗政策，独立了外蒙古。前后比较，民四条约怕不是其中最差的一个。

纯表态轻松但无意义，回顾事实稍繁或有裨益，愿与大家共勉。

晚清民国历史作者告诉你，从历史进程的角度，6个字评价袁世凯：一个不能死的“坏人”！

民国时期，一个最不该死的坏人就是袁世凯！
有些人不能死，即便他是个坏人，例如袁世凯！

（当然袁世凯的一生波澜壮阔，不是我们用好人坏人就能简单定义的，但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开历史倒车的事情，所以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说，我们把他归入“坏人”一类，其实问题也不大，注意是打引号的哈）

既然袁世凯是坏人，为什么又说他不该死呢？！

很简单：因为当时全国的武装力量，只听命于袁世凯一人！

1913 年 3 月 20 日，就在国会开会的前夕，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被杀！

因为宋的被杀，引起了“二次革命”！

南方的革命党人想要讨伐袁世凯，武力统一全国，不过很不幸：他们被袁世凯反杀了，袁世凯借着二次革命，反而统一了中国！

不管这个统一是否正义，也不管这个统一是实质上的还是名义上的，但是至少他统一了！

我们来看看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中国的情况：

（图来自网络，侵删）

整个中国，除了南方的云贵和两广还有残留的革命党人之外，广大的北方地区，基本上都统一在袁世凯的中华民国之下！

此时中华民国还是统一的，没有地方割据势力！

但是等到 1916 年袁世凯死后呢，中国割据势力就变成了另外一幅情景：

（图来自网络，侵删）

大致说一下袁世凯死后的军阀割据势力：

东三省是著名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山西有阎老西阎锡山 .
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大片地区：包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这些省份，就变成了直系和皖系的势力范围，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犬牙交错！
湖南有湘系军阀，
云南贵州有滇系黔系，
广东广西有桂系！
甘陕一代的八镇割据势力！
四川军阀就更多了，有数十位之多，只要你有几十条枪几百号人，占领一个县城就敢立个草头王，把自己叫军阀。
这些还都是内地 18 行省的军阀，大清朝时期的藩部----内蒙外蒙、新疆、西藏、青海这些边缘地区就更不用说了，地方实力派纷纷拥兵自立，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整个中国乱成了一锅粥！

有人说地方这么乱，那么中央呢？

中华民国不是有大总统的嘛，大总统干啥去了，就不管管吗？

哎，这年头地主家也没余粮啊，中央比地方还要惨：我们来看看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表格为大叔原创）

简单陈述一下：

中华民国从 1912 年成立，到 1928 年蒋介石北伐结束，这 16 年的时间里，共经历了 18 个总统！

分给每个总统的时间：

其中，北洋老大袁世凯干了 3 年，
袁世凯的把兄弟北洋军的元老坐第二把交椅的的徐世昌干了 4 年，
这一对把兄弟两个人合起来干了 7 年，剩下的 16 个总统，一共干了 9 年，平均下来每个人干的时间差不多半年！！

半年的总统任期，你就说能干个啥吧？

政府大院的门朝哪还没摸清，政府里都有哪几个部门还没搞明白，官员谁是谁都还不知道呢，就要卷铺盖走人了！

你说一个这样的中央政府，如何能够领导国家走上正轨？

更重要的是：总统没有兵权！

当时流行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你有实力，手上有钱手下有人，没有总统的头衔也无妨：你可以不甩总统。

比如张作霖，他就是东北的土皇帝，谁当总统他都无所谓，我一点都不 CARE！

反过来，如果你没实力，手上没钱手下没人，就算有总统这个头衔也不行：没有人甩你！

比如袁世凯的把兄弟徐世昌，他就是个没兵没权的总统，虽然干了 4 年，在民国时期任期最长，但是啥也没干成，虽然他是北洋的元老，是名义上的北洋第二把交椅，但他只能当个和事佬，每天干点求爷爷告奶奶的事情，总统当的相当憋屈！

所以民国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总统还新鲜，袁世凯和孙中山还在挣这个头衔，但是到了后期，大家都看清了总统的实质，也就释然了：这样的总统，爱谁谁吧，反正给我我都不干！

当年国父说“天下为公”，

是要告诉大家：天下是大家的，总统也是大家选的，不是你老朱家，老赵家，老李家的，也不是你爱新觉罗家的！

天下的事得听大家的！

军阀们听了之后，又有了另外一番理解：

这个理解就变味了：天下是大家的，总统我是不管的，可以是老朱，也可以是老赵，还可以是老李，甚至可以是爱新觉罗，但是在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典型的军阀割据嘛！

于是所有的军阀都理所当然的觉得：既然我手上有枪，手下有人，兜里还有钱，为什么天下不是我的？谁不想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呢？

即便我不能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自己手上有枪，抢一块底盘，当一方诸侯土皇帝逍遥快活几十年，也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呀对不对？！

有钱就是娘，有枪就是爷！

没钱没枪，给人当孙子都没人要！

这就就是当时民国军阀的情况！

于是各军阀每天早上起来想到的三件事就是：

洗脸，
刷牙，
抢地盘！

抢到地盘之后呢？

圈钱，
买枪，
拉人头！

然后呢？

然后是抢更多地盘，

然后呢？

圈更多钱，
买更多枪，
拉更多人头！

这就好比我们后来说的一个故事哈：

生娃养羊，
养羊生娃！
循环往复，
天经地义！

当时军阀们奉行的一个原则：“

承认”中央政府， “保留”地方自治。
听上去冠冕堂皇，其实通俗一点说就是 4 个字：阳奉阴违！

地方势力割据，军阀矛盾不可调和，一个没有兵权的中央，他怎么可能实现中央集权？

没有中央集权，如何能够领导地方实力派呢？

当时中华民国的中央，空有其名，而无其实！

中华民国听上去比大清要高大上，要好听一点，但是其实是一个比大清朝更乱的乱摊子！

因为连年内战，老百姓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国人受尽苦难屈辱依然活不下去！

有人说这是历史进程的必然，放在今天你这样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就假设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的老百姓，我就想问问你：你愿意为了“历史的进程”而屈辱的死去吗？

你愿意成为历史的炮灰吗？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一开头就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个合就意味着集权，就意味着秩序！

民国之所以这么乱，就是因为“秩序”的缺位！

没有了中央集权，也就没有了“秩序”，中国必然天下大乱！

我们说即便是最差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
没有秩序，是最糟糕的一种社会形态！

袁世凯死之前，

民国的秩序不能说很好，但是至少大家都有秩序的概念，大家都还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欠债是要还钱，还有一套伦理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的运行！

袁世凯死后，

民国就进入了无秩序的时代：这个时候维持社会运行的是什么呢？是丛林法则，是强者生存的逻辑！
在这个生存法则之下，杀了人是可以不用偿命的，欠债也可以不用还钱，只要你足够强大，只要你具有杀死对方的能力，你就可以赖账，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样的社会不能叫文明社会，应该叫原始社会！

从晚清到民国，看似文明进步了，走向共和了，大家开始歌功颂德了，可以期待中华崛起了，似乎也可以重温汉唐盛世了，可是实质上呢？

因为中央的软弱，造成了地方军阀的坐大，最终造成社会秩序的缺位，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这就是袁世凯的作用，所以如果站在“历史进程”的角度，对袁世凯最好的评价就这8个字：

一个不能死的“坏人”！

想看更多的晚清民国历史，欢迎关注本大叔，给你不一样的历史观。

孙是梦想家，袁是实干者。

武昌首义后，袁项城尽显枭雄本色，和革命党，逼清帝退位，造五族共和，功莫大焉。及至共和成，革命党多方设限，欲以责任内阁制架空袁，中间孙屡次抛开临时约法，用暴力手段对抗当时的合法政权北洋政府，使袁不得不用霹雳手段，实现中央集权。

袁是民族主义者。当时民国初建，国力捉襟见肘，袁项城力抗俄国，力保外蒙古不被分裂。面对日本咄咄逼人之势，袁忍辱负重，签订《中日民四条约》。他曾痛心疾首，告诫国人说：“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外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为此他还将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并写入教科书，以待后来者奋发图强。如果能给其时间，则或能行勾践之事，犹未可知！

当时中国，能安国家，定天下，在列强环视下保境安民的，除了袁世凯，再无其他人。只是袁世凯始终抛不下旧思维，同时被一干小人怂恿，想着用称帝来稳定时局，导致后来功败垂成，身死而国乱，悲呼！

我校创办人。
1901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上奏的《山东大学堂章程》中有这样一句话：公家设立大学堂，非为诸生谋进取，是为天下储人才；诸生来堂肄业，非为一己利身家，是为国家图富强。
“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有格局，有远见，还有时代精神。

1.袁世凯与孙中山二人中剩下任何一人，中国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诸位同意否？
2.袁世凯其人是个旧式的实干家，有野心有抱负有手腕，不是孙中山可以相及的。
----诸位同意否？
3.满清溥仪逊位的主要作用在于袁世凯的北洋集团，而武昌起义只是一个导火索，至于孙中山只被视作精神领袖，而非革命党人实际控制人，当时的立宪党人更亲睐袁。
----诸位同意否？
4.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位非自愿（人之常情），但《临时约法》的出台更可以看作限制袁的手段，而非公心。
----又怎么可以要求孙等人出于公心，革命胜利分桃子，不均就干仗！“洪秀全第二”，但洪秀全又干了些什么？
5.袁世凯北洋政府为执政府，可视作执政党，孙作为在野党，两者的方式与责任完全不同，相对而言，孙更不用担责任，而国内但凡大事小情，全是袁政府的错。不得已...
----......
6.满清覆灭之后的中国的混乱局面，需要的是一个强势有手段的首领，而非慷慨激昂满腹激情的职业革命家。当时情况下，我个人是赞成集权的，但不得不说，袁最后一步走岔了，已经做了终身大总统，实际拥有了皇帝的权力，结果为了个名义......唉......
---周公？王莽？历史是个小娘...
7.袁政府当时是有军方和地方财团支持的，这也保证了袁可以做大总统，在皇帝倒了之后，也确实只有他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中国的核心。至于孙，无根之木，日本、苏俄...
---袁死后，过了20年才又形成了另一个核心：蒋委员长
8.关于《二十一条》与袁政府，绝不是历史书中所写的那样...

为袁世凯翻案

一提到袁世凯这个名字，是不是大家脑海中一个圆滚滚、滑溜溜、油腻腻的卖国贼的形象油然而生呢？

啊不好意思，上错图啦。

这才是袁世凯，因为他生于河南项城故人称“袁项城”，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又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在我们的历史书上，往往对他的评价就是四个字：“窃国大盗！”那真是名声别提有多臭了。《北京日报》2008年时就刊登了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准备将袁世凯一劳永逸永不翻身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可是我们真正学历史的人，就不禁要追问一句：真的是这样吗？是谁在什么时候说的？有什么证据？

事实上，历史的叙述都有自身的立场，同样的事物转换立场进行叙述就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一面，所以鲁迅先生也说“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
袁世凯真的如现在主流观点所说的那样，就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窃国大盗吗？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袁世凯没有出卖维新派，他也没有“窃取革命的果实”，更没有卖国，你相信吗？
今天，笔者就来为袁世凯翻案。

第一案戊戌变法案
如果我们按照时间顺序，第一个聚焦的关键问题就是戊戌变法案。今天稍微学过高中历史的同学都知道主流一直持这样的说法：戊戌政变的时候，本来只要掌握兵权的袁世凯能够带兵勤王抓住慈禧，光绪和康有为等人是可以成功的，结果袁世凯不但不帮忙，反而去告密，做了一个十足的小人，这才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这才有了后来戊戌六君子的当街问斩。

这个说法听起来是好有道理的样子啊。但是，这个说法其实忽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

一是袁世凯真的出卖了维新派吗？
二是真的是袁世凯告的密吗？如果是的话，是什么时候？

首先，第一个问题，袁世凯真的出卖了维新派吗？
康有为首先要出来发言：“那是肯定的了！就是这货不肯派兵，才导致了我整个天衣无缝计划的失败！”（画外音——袁世凯：我冤枉啊！）

（康有为《戊戌变法（四）》132页）
乍一看似乎如此，真正读过那一时期史料的历史学者却都产生了一个共同的疑问：
好像除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口口声声说袁世凯是维新派，其他所有人，包括袁世凯自己都没说过自己是维新派人士。

（刘璐生《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兼与郭卫东先生商榷》）
退一万步讲，袁世凯自己虽然没承认自己是维新党，但是你这态度也暧昧了吧喂！所谓瓜田不纳履，你被当成是维新派也是活该。但是，就算袁世凯是维新派人士，康有为那个让袁世凯带兵勤王抓慈禧的计划也不可能会成功的。至于原因嘛：

（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
人家老佛爷在政坛摸爬滚打了好歹有快40年了，当初可是踩着八大顾命大臣的脑袋上位的，康梁二人加上袁世凯的仕途年岁都没有她多，还想直接政变做掉人家？拿衣服（naive）啊！

也就是说，首先袁世凯根本不完全算是维新派一党，就算他告密，也算不上出卖，跟我们今天买东西还没选好付钱之前就不算真的买了一样。第二，慈禧要动维新派，也不是袁世凯告密惹的祸，老佛爷早就察觉了维新派要对她不利，已经做好了准备先下手为强。无论是哪一点，其实都算不上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

第二个问题，真的是袁世凯告的密吗？如果是的话，是什么时候？
按照现在主流的说法，是袁世凯告的密，才导致维新派失败。虽然刚刚我们说了维新派失败跟袁世凯的关系其实不大，但是袁世凯你总还是告了密吧！小人，没错吧？！
但是我们仔细看看这一说法的漏洞在哪里。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88页）
细心读史的人一定可以发现，这个说法最大的漏洞就是时间！袁世凯八月初五晚上回天津，找荣禄告了密，荣禄八月初五晚上回北京向慈禧汇报，慈禧初六一大早就开始采取行动软禁光绪帝、捕杀维新党人。但是，荣禄是怎么做到一晚上从天津回北京的啊！！！
要知道，那个时代不想今天有高铁，京津半小时左右可到，那个时代，火车由于视线原因晚上是不能运行的！！北京到天津最快只能靠马跑！北京到天津有多远呢？

我们去掉零头，取个整，有足足有一百公里！也就是两百里的路程。而根据目前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一匹马的极限速度也才一日一夜两百里（具体古达马的速度测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中国邮政史》的记载）。我就很好奇，荣禄是怎么做到的一个晚上跑一百公里的。
那么实际上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的历史教材当然不如距离袁世凯时代比较近的历史教材靠得住。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218-219页）
没错，也就是说其实慈禧已经开始对维新派动手了，第二天袁世凯在天津都听到风声了，于是想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才主动去找荣禄“坦白”，荣禄也没有飞到北京去，而是“电告”慈禧此事。

康有为等人和其他历史学者的两种说法如此矛盾，那么肯定有人在说谎。究竟是在说谎呢？答案当然是康有为。

（毕永年《诡谋直纪》）
事实上，学界对于康有为作品的怀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几十年。现在基本认为，从康有为说自己“公车上书”开始，就一直在说假话。

“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由政治高层如翁同龢、李鸿藻等发动、由京官组织公车进行的上书，31件，签名1555人，到达御前；一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流产，未送达都察院，且签名人数很少。康在策划上书同时，在上海刊行《公车上书记》，‘决计登上政治舞台’。”
“……（康有为）的记载多有错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梁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为历史学家所接受。”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补》）

说在这里，此案的真相差不多大白了。（画外音——袁世凯再次出现：康有为你个大骗纸！）
但是关于袁世凯，其实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如果有人告诉你，最喜欢抹黑袁世凯的是日本人，最先骂袁世凯“窃国大盗”的也是日本人，最早帮助同盟会武装反抗袁世凯的还是日本人，你还信袁世凯真的是“窃国大盗”吗？

有空再更。

讲一个袁大头的趣事。

大头当初乡试失败，愤而投军，投奔了自己爹的拜把子兄弟吴长庆（庆军统领），吴长庆对这个世侄很是看重，派自己的幕僚、状元张謇教大头诗词八股。

当时大头23岁，张謇29岁，大头起初叫张謇“夫子大人”（老师），后来大头在庆军中每升一官，对张謇的称呼就降一等，从“老师”变为“先生”，又变为“翁”，又变为“仁兄”。张謇有信调侃说：“足下官阶之愈高，则本人称谓愈小。”

再到后来，张謇和大头绝交，在绝交信中，张謇又一次提到这件事情，说：“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此二可笑。”

曹操早年讨董卓是什么样的人，晚年又如何？人是会虽形势而变的，讲两则故事：

故事一

戊戌变法早期，洋务派代表李鸿章下台，慈禧给光绪放权，作为帝师的翁同龢此时权倾朝野。袁世凯当时并不处在权力核心，当时他和维新派走的比较近。作为改革派代表，袁世凯给翁同龢写信，就外交和军事问题提供各种建议，但是也许由于政见不合，也许是二者官街隔层太多，他的很多建议并未被翁同龢理睬。

不久翁同龢因为奕?给光绪帝的政治遗言，觉得翁是误国小人，以及与改革派意见的不和，被光绪帝敕令回家养老。由于翁同龢不仅发自内心有些保守，不符合当时的政治大流，而且因为作为清流派的他有收受甲午战败赔款回扣的嫌疑，在自己混迹官场的根本——道德上也有了瑕疵，翁当时可谓被万人唾弃。

然而，当翁同龢离京的时候，袁世凯去送别了，而且说：“以后有需要帮忙的，一定要来找我”。

故事二

与很多人的印象不同。戊戌变法后期慈禧发动政变收回光绪帝的权利，并不是因为袁世凯出卖信息，实际上袁世凯泄密是比政变迟的。袁世凯虽然不看好政变，但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说出谭嗣同对他讲关于绑架慈禧发动政变的计划。实际上由于荣禄对袁世凯的猜忌，在局势紧张时荣禄敏锐的召见袁世凯，并令实弹士兵分列左右。袁世凯看到此阵势，猜测出了大事，下跪说出了围院阴谋。

按理说此时袁世凯连自己脑袋都不一定保得住，然当荣禄后来奉召进京时，袁世凯还是义正言辞的对荣禄说：“昔赵灵公为朝臣赵穿所杀。史官董狐将责任记载在赵穿叔父当朝大臣赵盾头上。赵盾辩解，董狐不听，认为赵盾是正卿，不出兵讨贼，赵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今你荣禄身居要津，万一皇帝有什么三长两短，天下一定会唾骂你荣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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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都是肉长的，即便是理想主义者，也有疲倦的那一天。没事看看晚清最后几年，袁世凯作为汉族及改革派官员的代言人，遭受赵家人的种种刁难，就知道很多事情了。比如清末年的财政改革，袁世凯主张给地方一定的财政权利，而载沣等人要求权利一并收归中央。显然前者的建议是中肯的，但财政部长（度支省）是赵家人——载泽。作为“出洋五大臣”的载泽，按理说应该是支持改革的，但因为权利的关系也不顾理念了。由此财政改革冲突成了袁世凯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成了地方要员支持袁世凯的一个重要原因。

讨论历史人物，尤其不能盖棺论定，倒推因果。应该就事论事，分阶段分时期，讨论历史人物的得失和功过。

袁世凯在整个人生的大部分，都是一个实干的优秀政治家。于国家和老百姓而言有大功劳。但是，在其长子的误导下，误认为外国都支持其称帝。毕竟是老时代的人物，称帝的行为毁灭了中国稳定进入现代国家的希望，遗祸至今。
如果不看称帝这一部分，那么他是当之无愧的优秀政治家。但是，没有跳过称帝这样的欲望龙门，使得他成为一个对国家和民族严重犯罪的人。另外，他暗杀了宋教仁，也是对国家和民族的严重犯罪，最后彻底堵死了自己和国家的路。众叛亲离，实在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其中一个细节点：
其果断放弃对幼稚脑残的光绪的支持，正是体现出其优秀政治家的判断能力。由于满清污蔑，他又最后倒台，所以很多事情是污蔑在他头上的。幼稚脑残的满清光绪本身就不具备政治能力，袁世凯在看到光绪大量脑残的”圣旨“政策后，决定脱离的。而且，其实际荣禄才是拉袁世凯到慈禧这边的执行者。而不是相反袁世凯去举报什么的。就光绪那种脑残奴隶主，即使政变成功，也无法让中国成为现代国家，被俄国或者日本一打，中国肯定彻底亡国。满清的政治王爷，毛5文人太多，把很多东西是毫无根据的污蔑到袁世凯身上，给光绪加了很多光环。
以至于现在都有些幼稚的人，以为光绪如果政变成功，会怎么怎么样。光绪就算政变成功，要不了几年，也会被革命党推翻。光绪的政治能力，完全等于弱智。

大部分人并不具备真正的历史常识，不具备历史社会分析能力，以为统治者引进什么洋机器，洋枪炮，邮差，铁路，学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的自欺欺人的说法，就是在走近代国家的路，就对国家和社会有很大功劳。完全是一种误解。无论引进再多的科技，满清都不会成为一个近代国家，更不会成为一个强国。满清就算政变成功，引进什么武器，科技一类的，一样没戏，一样会被俄国和日本打得狗脑子都跑出来。

要评价历史人物，都要对当时的历史环境，周围的历史人物都有一定真实了解，才能做出基本的判断。这又涉及到对周围历史人物的评价。这样才能看出一个历史人物的真正功过。而不是单独拉出来，放一堆的形容词上去。尤其不能以上纲上线的诡辩方式来讨论。

PS: 国内对历史方面无知的人太多，所以往往错误答案得票还最多，呵呵。

以台湾的yolfilm 为例，这次对袁世凯的答案完全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幼稚可笑，指鹿为马的答案。

没有一点历史基本常识，吹捧满清不说，连义和团这样的垃圾也敢吹捧。更可笑的是，凭空在很多地方污蔑构陷袁世凯，完全是脱离历史实际，进行历史诡辩污蔑。这样讨论历史，完全不会有任何益处。

前边的朋友已经介绍的比较清楚了，说一下个人观点：就像靠地道战、地雷战和百团大战是无法赢得抗日战争的；同样的，只是靠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以及海外募资也是根本没有办法赢得辛亥革命的。但是就像毛泽东先生晚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样，袁世凯也有“复辟帝制”这一个闹剧。功过自秦始皇便难评。

最近遇到馮學榮著因为某些原因只能去大陆外的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
《從甲午到七七日本為什麼侵華》一书勉强对上个世纪初期的那段历史有所了解，恰巧看到这个问题，倒是有些不吐不快
兄台，不知道你字里行间那种对袁世凯的仇恨从何而来，认为他只是害国误国之徒，而且立场稍显偏颇，更多的是站在民国的立场之上。
在下只是认为，每个在时代中关键之处所出现的人和事情都是有他的道理的，而站在后面的我们，看着那些时候的事件本身，就是历史。而历史就是为了让我们从中吸取教训的，若这就是历史的道理的话，我们这些后人或许该正襟危坐地目送历史离去，为故人汲汲经营的结晶尽一分礼仪，
而不是一味的谩骂诋毁和自以为是。况且的说法并不如你所说的一无是处，为何不就事论事反而是抖露自己的情绪，何必失态？
首先，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定义，关于近代史的定义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接近百年
鸦片战争——&>内地教堂数量猛增——&>教会与农民冲突—&>义和团见外国人就杀——&>沙俄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侵占东北——&>日本以沙俄在东北存在威胁朝鲜和日本安全为由，打跑沙俄——&>日本贪图小利，强行“继承”了沙俄在东北的租借地、铁路、矿权等殖民利益——&>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利益和蒋介石张学良的民族主义发生冲突——&>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日大战
这个俄在这百年间，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怎么样的社会，或者说是政府就是美好的，或许是你所说的宪政？
但是就我而言，经济良好发展，社会风气自由这样就可以满足了。
这内战不断的百年之间，就有过两段较好的时期，一段是洋务运动时期，另一段就是1911年-1927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然后就被北伐打断了。
先说一句，我看书有点快，只有一个印象，我就大致说一番，如果觉得有哪里不对，我再去找出处出来一同探讨。
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是难以得到真实的，这也是我等在多年的历史教育之下被蒙蔽的原因，起码，并不是所有人都如今日一般要求民主，反对帝制。所以，大清朝在上个世纪初的前几年也还是稳固的，起码人民的生活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立宪改良派也是站在支持政府走向君主立宪的虚君道路，并不如现在宣传一样认为皇帝是一定要推翻的，分歧只是在于汉人被满人统治的这一点上。经过1911之后，袁世凯拿着清帝退位诏书和平成立了新政府，然后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由一群清朝遗老们和新军头领的组合，用各种组合拳，比如卖地卖资源通商，保持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前提下，带来一段黄金时期。甚至有过对外战争的胜利，而且一步一步在腰杆子硬起来之后，慢慢废除了诸多不平等条约。整个势头，是不错的。
至于称帝一事，在那个环境之下，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的，只要日子过得好，管他皇帝是谁当，这也是绝大多数的人民的心态，但是这个时候，有部分革命党派人士，煽动群众，在要求企图推翻政权，并指责袁世凯勾结外国势力，是在卖国。
且从这个的角度看，英美等国是会支持拿着清帝退位诏书合法过渡的政府，还是南方某些背后有苏俄痕迹的非法军事武装？

甚至还发生了陈炯明驱赶孙中山的事迹
【陈炯明之所以将孙中山赶走，是因为孙中山承诺如徐世昌下台他也下野，等徐世昌下野后，孙食言，蔡元培等数百位名人联名劝其下野也不听。】
还有再后面的北伐战争。
引 “ 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从一开始的本质，就是苏联出钱出枪、利用南方中国人推翻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北洋政府）的一场武装叛乱。苏联军事顾问多次亲自上前线：“两次东征和北伐，苏联军事顾问加仑都参与了计划和指挥。攻惠州城时，加仑也坐镇指挥。
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广州农讲所发表演讲：“反帝运动要轰轰烈烈，但自从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以来，英帝国主义预测我们又要制造乱子，我们才不要顺他们的思路，我们偏偏这个圣诞节不搞运动，平安度过”。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精选》第5册第133－134页杨逸棠《第一次国共合作见闻片段》
五卅惨案、沙基惨案等都不是“中国人民反帝运动”，而是苏俄势力煽动中国工人抗议、罢工，甚至用武力替苏俄势力赶跑英国势力的试验。因为帝国主义在当时是苏联赤化中国的最大障碍。最典型的是沙基惨案：当天黄埔军校的学生全体出动、带上枪支去参加上街活动。这些历史的细节，全部被官方史书故意隐去。”
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我也并无太多好感，因为他所作所为，并非是完全如他所说，近代史上最大的祸害苏俄进入中国也和他有颇多关系。从一开始的“联俄联共”到后面的屠杀共产党，驱逐苏联，让苏联转而扶持共产党，最后造成二十余年内战不断的格局，也不能说一点责任都没有。
革命反对的是清朝和要求宪法，但是可以看到的是袁世凯称帝并不完全是破坏规则，单说年号，洪宪，洪来自洪武，宪，自然是宪法的意思，而且，现在不再是满族的清朝，而是大汉族的朝代，就这样革命党们为什么还要革命？如自己所说的大义？也只是为私利而已。
号召宪政，是人心所向，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对于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企图颠覆正在改变中的政府的人的作为，实在是让人心寒。
况且在准备称帝前后，袁世凯也是按着宪法的样子约束自己，意在走向虚君，自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在演戏，可是历史正是如此，谁又能分个明白？
只是对比一堆老油条的遗老加新军领袖领导下的北洋政府慢慢一点点让国力强盛，保持和平和后面一群只会革命而不谙治国之道的人所组成的政府来说，我选前者

袁世凯还是很现实的实干家，远比那个孙大炮，中国近代化之父。
伊藤博文：“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右者。”
《剑桥中华民国史》：“袁世凯虽野心勃勃，但他并不狭隘自负，他不习惯阿谀谄媚，他的确残酷无情，为达政治目的而草菅人命，但与他共事的人都感觉他是亲切随和的。他历经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不但不倒，而且地位越来越高，可见他有抓住机遇的才能。
顾维钧：“袁世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天生领袖人物，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贫弱，也对日本的扩张政策高度警惕，他是一个爱国者。
唐德刚：“袁世凯是中国近代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是民国史上的开卷英雄，是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袁世凯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虽乏远大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酒色，对诗词歌赋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吟咏自傲，更不玩物丧志，收藏什么古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纵横捭阖。他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治斗争，你死我活，处不稍让。
黎元洪挽联：华夏日重光，回思缔造艰难，亿兆生灵应感泣；勋名天不朽，太息受终危急，万几擘画失师赀。
冯国璋挽联：为天下痛，更哭其私，一柱存亡关气运；如四时行，成功者退，千秋华夏仰威灵。
清末官员孙宝宣：“袁世凯雄才大略，言谈和蔼，李鸿章后一人而已。
太祖：“袁世凯是近代四大伟人之一（另三个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没有孙），对中国近代影响仅次于曾国藩。

我来做搬运工，看看研究民国两次称帝复辟的人怎么看袁世凯的：

提问：在研究“共和中的帝制”这一议题时，按理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应当更具有代表性，为什么您却将张勋复辟作为研究对象？

张鸣：袁世凯是个大人物，写他的人很多，相对的，写张勋复辟的人很少，而且，张勋复辟更有代表性地说明了共和制度的问题。袁世凯这个大人物搞的复辟刚失败，张勋就跟着又搞了一次复辟，这说明什么？当时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复辟是中国的出路。不是说袁世凯喜欢当皇帝，这么解释，是把历史漫画化了。

而且，在当时老百姓的眼中，民国就是不如大清。这种情况也很容易理解，人一旦有了不满的情绪，就倾向于把当下跟过去做比较。

国人受进步史观的影响太重了，老认为晚清王朝一塌糊涂，其实晚清很不错，从秩序和社会繁荣度来讲，它都比民国好，民国时期，总统和总理闹翻了，国会也搞不好，国家一团糟。

有人庸俗地说，两次帝制复辟都失败了，说明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这是扯淡的，如果民主共和真得好，怎么会出现两次复辟？这种思路是把丧事当喜事办了，因为出事了，才证明民主共和的伟大，这是中国人分析历史的一贯思路。

第二次帝制比第一次帝制力更有意义，对它的研究，更能把问题说清楚，对民国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潮有一个梳理。

提问：关于“共和中的帝制”的研究，听说是源于您收到一个写历史剧的邀请。

张鸣：对，这件事最早是这么挑起来的，诱惑挺大的，写张勋复辟的历史剧，听起来是挺好玩的。但我动笔之后，发现不行，掺假的事太多，其实这是一个好题材，但是没法由我写。

真正让我有兴趣去研究这个话题的原因，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些，要不然我就不用费这么大劲，很辛苦地把它写出来了。

我当时比较了两次复辟，发现袁世凯复辟不如张勋复辟典型，但研究张勋的人太少，台湾一位学者的书里有一些论述，还有一个台湾学者关于前清遗老的研究里也提过点，但他更多从思想上论述，剩下的，我就没找到像样的研究了。在大陆，多是像教科书这样的历史小读物，很扯，基本没有什么人碰张勋复辟，所以我想研究下它。

袁世凯“登基”后祭天（图片来自网络）

提问：袁世凯复辟，以及张勋复辟，国内多是以进化史观，将其定性为反动，您认为应该怎么评价两次复辟行为？

张鸣：应该抛开进步史观来看问题，不要上来就褒贬，过去的历史研究带有太多的道德评判，很多话语都有问题，比如“北洋军阀”、“封建军阀”、“83天皇帝梦”等，其实都是扯淡。先要抛开这种东西，然后再去看历史。

实际上，当时的共和制度明显有问题，运行得很勉强，虽然它推翻了帝制。革命党人跟袁世凯最早的谈判过程中，也讨论过，是不是实行君主立宪要更好，很多人对此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只是找不到一个当皇帝的人而已，各省都拒绝清朝皇帝再留任。现任皇帝不能干，其他人又没机会，找谁呢？袁世凯不可能说自己当，也没有人希望他当，找姓朱的？全国有上百万人，怎么分辨谁是明王室的后裔？后来还找过孔家人，也不行，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所以只能借着实行共和制度了。

问题在于，设计共和制度的革命党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应该怎么做，而且他们对共和制也没什么诚意，孙中山、黄兴、章士钊，这帮人的权力思维要大于程序思维，这是中国人共有的毛病，袁世凯也是这样。他们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做了很多违规的事情，有很强的功利心，结果就是，本来准备效仿美国体制，最后却把权力交给总理，又不说清总理是干嘛的，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没人说得清。对西方制度，只有说章士钊略懂，但也就是道听途说的水平，其他人就更不行了。

革命党人就把这个夹生的制度送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对共和制不信任，他还是觉得君主立宪好，但是没办法，只有共和了，因此，对待共和制，他也不认真，开始的时候，国会的选举，他没有掺和，要说操纵选举，是国民党。

张勋复辟，北京街头挂起黄龙旗（图片来自网络）

其实，在共和制运行的早期，贿选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操纵选举就严重了，袁世凯至少没干过操纵选举的事。当时的国会不如资政院，因为资政院和谘议局虽然有很高的选民资格限制，但它们确实是被选出来的，国会选举的选民资格虽然降低了，可是，它被操纵的可能性也就大了。

从一开始，民国就很糟，袁世凯和革命党人一直在政权夺利，比如宋教仁被刺，本来倾向于法律解决，案件也解决得很顺利，孙中山非要打。当时，孙中山的自我感觉很良好，他觉得，清朝都被自己推翻了，一个袁世凯算什么？再打嘛！就不肯用法律解决问题，结果一败涂地，而且，孙中山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对于辛亥革命，革命党人不过是报晓公鸡而已。

孙中山发动战争，反而给了袁世凯很大的刺激，觉得自己的政权还是要靠武力和权力控制来维持，所以，打完革命党之后，他就操纵国会，把他选为总统，然后就把国会废掉，用旧的方式来解决新的问题。

什么样的“旧方式”呢？共和制不灵，就往回走。不是权威不足吗？不是说国务会议开不了，大家都打麻将吗？他就重塑权威，重新祭孔、祭天、改官名，给自己增加权力，最后变成终身大总统，终身大总统还能提名下任总统，基本上已经算是一个皇帝了。

用这种方式，他当然解决不了新问题。他也不满意，因为自己的权威还是不够，有人劝他称帝，虽然对此他很谨慎，做了很多试探，但最后大多数人都一边倒地同意了，他就心动了，毕竟，皇帝跟总统不一样，他亲眼见识过皇帝的权威，他权倾朝野的时候，摄政王一纸诏令就把他给开了，袁世凯自己则连一个总长、督军都开不了，于是，他决定称帝。

然而，问题是，按照传统政治的逻辑，王朝初建必须打一仗立威，天下都是打出来的，打赢了随便称帝，谁敢挡？如果，袁世凯当时跟日本人打一仗，打赢了，他称帝，谁能挡住？谁都挡不住！但是他没法打，反而签了《二十一条》--虽然他没签完--彻底把他名声搞臭了。按照共和政治中进化论的逻辑，他更没资格称帝了。

所以他称帝之后，人心瞬间散了，加上袁家的老病根，活不过六十岁，到五十九就会病死，袁静雪说，她爹吃补药都是按“把”吃的，鹿茸、老山参都被当成花生米在吃，一上火就病死了。

不过，就算袁世凯活着，面对西南各省的讨伐，他也没办法，他一死，没了权威。中国更乱了。我曾经写过，“袁世凯死了，中国也跟着输了”。其实倒袁正中日本的下怀，日本当时弄《二十一条》，就是要把袁世凯搞臭，现在看来就是一场得逞的阴谋。

提问：涉及到具体利益的时候，袁世凯跟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还是比较强势的。

张鸣：袁世凯是个强人，日本人更喜欢孙中山，因为他光会吹牛，不干实事。袁世凯死了之后，尽管共和制又恢复了原样，国会恢复了，《临时约法》也恢复了，但问题都还在。

提问：袁世凯去世以后，黎元洪上台，但他完全掌控不了局面。

黎元洪（图片来自网络）

张鸣：黎元洪比较明智，也比较低调，他知道这个天下还是北洋系的。但是，鲁迅讲，中国是猛人包围术，猛人周围得有一帮人，很多事情都是被周围人推着在做。

中国既有内阁，也有总统，所以才有府院之争。黎元洪身边的人认为，当时的中国还是总统制，而总理段祺瑞身边的人则认为，中国是责任内阁制。所以两边打架，别的事还可以调停，但有的事就没法妥协。比如在参加一战的问题上，段祺瑞要参战，黎元洪则坚决反对。黎元洪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自己不能让，这是段祺瑞的人在瞎闹，强人打仗，中国搀和什么劲儿？顶多是中立，或者偏向协约国一点。这边认为不参战，这是为国家负责；那边认为，参战才是为国家负责。所以两人没法妥协，才闹翻了。

闹翻以后，又出问题了，《临时约法》规定，总统任免国务员，要有总理附署，当时的内阁已经没有国务员了，只有一个总理，他要免段祺瑞，必须段祺瑞附署，这不是扯淡吗？黎元洪就免段祺瑞的职，段祺瑞说没有自己的附署，这就是非法的，发了一个声明之后，段祺瑞就走了，他要不走反而好办了。

民国的政治难以运作，它没有规则，完全说不清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样的。最后张勋让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说，这没有依据，只字未提说，国会是不是可以解散，国会解散以后要按什么规则重选。不管权力思维有多强，只要有一个宪法，将政治规则给落定，让大家有法可依，共和制就还能走下去。当时的情况确实，有人在草拟宪法，迟迟没出台。最后把起草宪法的人解散了，重新来过，然后又解散，又招人，反复折腾了很多次，曹锟时代才把宪法给弄出来。但曹锟已经臭大街了。

袁世凯是中国近百年最可惜的人物，看他的资料越多，越感慨他的棋错一招。
1 总体而言大头一生唯一的错误就是称帝，其他诸如21条，甲午，维新什么的可以说都是欲加之罪，不屑反驳。

2 民国大总统，只可能是他，不存在窃国。这方面有他的私欲在，但从整体上确实是舍他其谁，不说孙文政治能力，北洋根本不会鸟孙文，当时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只有大头合格。

3 大头代表的，是封建王朝精英的终极代表和最后的代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升级版。他爱国，对西方有一定见识，懂国际规则，懂西方技术。可是他不懂西方社会的精髓，对民主共和一无所有。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4 从种种文献看，大头人真心不错，对身边人都挺宽厚的，甚至因此下边很多人都不怕他。

5 称帝是昏庸之举，没得洗。

剑桥民国史也推荐读一下，然后自己去定义，凡是一国之首领，世袭除外，话说从基层奋斗成就霸业的，自然有善有恶，孰轻孰重，自有评判，读史更多要自判思考，独立思考

没那么复杂，汉族官僚崛起自曾氏之后有李氏，少荃之后是慰亭。三人功业各不相同，惟时势而。

如果袁世凯多活5年，中国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拥有当时面积第二的国土和第一的人口，加上袁世凯远超出长者的能力（当然我是极其尊重长者的，恕罪），那么咱国绝壁可以在10年后干沉日本。同时，如果袁世凯少活5年，1911年死的话，我国如今一定是大分裂的国家群。

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但不会简单地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