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來看,李白和杜甫誰在歷史上影響和成就更高?
李杜自古以來都齊名而題,但相較而言,兩人誰更優秀呢?
外行看排名。內行看價值。
從創作水平講,不分高下。歌行李白稍長,律詩必須杜甫。
從詩史講,杜甫意義更大。杜工部對格律詩貢獻太大了。中國古詩看唐代,唐代詩歌看律詩,律詩看杜甫。我再愛李白也不能說胡話。
從文體範本講,杜甫影響和參考性更大。後世的大小詩人往往是從學杜仿杜開始,何況,你也配學李白?太挑人。
從讀者喜好講,愛誰誰。
如果說羨慕,覺得杜甫更幸運。在律詩發展到最需要巔峰時出生,上承家學,自己又是不世出的天才,歷經磨礪,終成大宗師。
從個人喜好講,年少時,最想和李白一起過朋友圈的生活。等到歷經艱難苦恨,卻更想和杜甫一起拉家常,共燭光。
謝邀。
太陽和月亮哪個對人類生活影響大?空氣和水哪個更為優秀? 回答: 兩者皆我所欲,不作比較。李白和杜甫對我而言就是手心手背。我願意識別的,能夠識別的,只有他們的不同。
李白是手心,是滿滿的彈性和迂迴的紋路。他才情天縱,思維跳脫,作品不具備可模仿性。《將進酒》是我最愛的一首詩。開心的時候會默念一下,定定神。不開心的時候也會默念一下,提提氣。在李白的腦迴路里,黃河水奔到海里就算不可逆的掛了,人類變老也差不多就是一天之內的事。生命這麼短促,那丫還不趕緊撒了歡的往爽里活?錢花完了?再掙!酒喝完了?滿上!老子才不會認慫! 去他的大V,小V,LV,快滾過來跟我一起喝酒、一起看他們寂寞的裝逼!
樂府古體詩其實規矩蠻多,不利於走發散性思維路線的選手。但是李老師就是有在小空間里寫出大格局的本事。他身上這種文縐縐的痞氣渾然天成,豪情也完全不可拷貝,說詩文是上天抓著他的手寫出來的都不為過。天賦,是一項多麼令人敬畏的饋贈!我等凡人對此只能果斷關注、點贊收藏、成為鐵粉,一如杜甫。
杜甫是手背,是隱約的血脈和錚錚的骨節。他悲天憫人,文採風流,作品具有些微的可模仿性。阿杜是個高產又接地氣的詩人。他的詩我很難挑出某一首說是最愛,但是從家國情懷到傷春悲秋,總有一款能貼合你的心境。作為一名基層公務員,杜老師能寫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就是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的血脈相連。作為一個文藝中青年,他也不乏「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的尚武精神和錚錚鐵骨。沉鬱頓挫並不是杜甫與生俱來的氣象,他也曾擁有「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淡定和「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雲接地陰」的開闊。最感動我的是他對李白的深情厚誼。他對他真是愛的深沉啊!《贈李白》、《夢李白》、《春日憶李白》、《天末懷李白》……除了打趣他是史上最有才腦殘粉以外,有多少人看到了杜甫那份惜才敬才的敦厚?這是一個心地很乾凈的人,完全沒有文人相輕的小家子氣和羨慕嫉妒恨。
這兩位,都是他們那個時代的搖滾巨星。犀利、直白、敢於發聲。他們彼此之間不是競爭關係,而是惺惺相惜。真要說不同,李白璀璨如燈塔在遠方引領,杜甫則默默在身邊陪我們同行。所以他們各有影響,各有成就,不分勝負。
最後我想說,每次想起有李、杜這樣的先人,想到自己和他們在使用一樣的文字,跟他們一樣是華夏後代,我心裡總是盪起一陣陣的幸福感和自豪感。與有榮焉!幸甚至哉!
如果是當代,應該是李白,因為李白詩的思想更適合當代的社會意識形態,更多人喜愛,也是因為太祖的推崇。而杜甫由於儒家思想太重,常被無形的打壓。
如果是歷史,從一千多年的影響來看,應該是杜甫,杜甫依託著儒家的地位,從宋朝開始就一直佔據著首席詩人的地位,直到近代。
參考各位歷史學名家的觀點:
范文瀾:《中國通史 第三編 第二冊 「唐五代的文化概況」》選摘:「大抵詩人(一切文人)必須先有高尚的抱負,儘管是迂闊不切事情的抱負,有了抱負,才能產生高尚的意境,高尚的意境又產生高尚的作品。 當然,作詩的技巧,如聲律對偶之類,也很重要,但始終居於輔佐地位,作主導的不能不是意境。 例如杜甫,在唐朝是詩人第一,在古代所有詩人中也是第一。」
陳寅恪:中國近代四大史學家之一,被譽為「大師中的大師」。陳寅恪作有《書杜少陵〈哀王孫〉詩後》一文,文中對杜甫這樣評價:少陵為中國第一詩人,其被困長安時所作之詩,如《哀江頭》、《哀王孫》諸詩篇,古今稱其文辭之美,忠義之忱,或取與王右丞「凝碧池頭」之句連類為說。殊不知摩詰藝術禪學,固有過於少陵之處,然少陵推理之明,料事之確,則遠非右丞所能幾及。
呂思勉:中國近代四大史學家之一。他的《隋唐五代史》:「 夫謂子美之詩,優於太白,是矣,然微之(元稹)之言,則初未能道出其所以然之故也。太白所長,莫如歌行,皆酷類古歌謠,此尚為率舊之作,至杜陵則自辟新體矣。論詩者多謂李不如杜,即可見率舊之作,不厭人心。
錢穆,國學大師,近代四大史學家之一,《中國文學史》:世上常有二人齊名,如「韓柳」「孔孟」「墨荀」「陸王」等,雖齊名,但仍以其中一人為較高。此處如李、杜齊名,但以杜甫為高。一國的文化是其民族性情的表現,為表現民族文化的偉大,可以讓萬物共容,不必定於一尊,才是表示文化偉大。」
錢鍾書,文學家,也是文史家,他參與過國家社科院文學史的編輯。在他的《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中,明確標舉中國詩的正宗是杜甫:「舊詩傳統里排起坐位來,首席是數不著他的。中唐以後,眾望所歸的最大詩人一直是杜甫。 」
宇文所安,哈佛教授,漢學家,《劍橋中國文學史》主編之一,他的《盛唐詩》評價:「杜甫是最偉大的中國詩人。他的偉大基於一千多年來讀者的一致公認,以及中國和西方文學標準的罕見巧合。在中國詩歌傳統中,杜甫幾乎超越了評判,因為正像莎士比亞在我們自己的傳統中,他的文學成就本身已成為文學標準的歷史構成的一個重要部分。」
謝邀!
兩人風格完全不同,這樣比較很為難,只能說在唐代,李白的詩名大於杜甫!但後世士人學習杜詩的遠多於學李詩!
李白性格豪邁奔放,情感抒發不拘一格,有別樣風采,後人是學不來的,跟本人的性格和經歷密切相關,而且李白的詩作也並非無源之水,他對謝眺的田園詩就極力推崇,在此基礎結合大膽遐想進一步升華,這種「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獨特才華不是說能喝酒就追上的!
杜詩嚴謹,用字、用典很講究,格律嚴整,堪為範例,可以說在整體寫實詩上有開創性,如果說李白還曾從「大、小謝」作品上找到啟發點,那杜甫就獨具一格了!這跟杜甫當過「左拾遺」這種書記小官和「安史之亂」後大唐衰落有關,唐代以後宋、明、清隨著科舉取士制度對文章嚴謹性的強化,我國的文化整體已經漸漸趨向於保守,鑒於考試經學與國政民生的緊密結合,後世學習寫實為主的杜詩人相對較多。因此,說對唐詩的進一步發展貢獻來說,還是杜甫較多。
總結,如果說影響力,在唐代以及後世民間,李大於杜;但如果限於士人的文學圈子來看,在後世杜要高於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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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關公戰秦瓊」這類的話題在知乎具有風險,僅僅個人淺薄認知,就不匿了!
(手機碼字,不到之處見諒!評論請手下留情!)
我感覺跟文化風氣有關,獨尊儒術的時候,國家處於憂患之中的時候,憂國憂民的獨詩明顯對文人有些無可比擬的鼓舞和引領作用,而且杜詩不僅道德情懷高尚(以儒家的態度來看),在格律上也具有無可比擬的藝術性,是律詩的巔峰。
李白的詩是鋪在盛唐上的,最強盛的國力,最自由的文化,培育出最浪漫的詩人,這一點就引起普通人民名族主義的共鳴,對盛極一時朝代的嚮往。而那些浪漫誇張的想像以及在現在被認作是消極的遊仙歸去的思想也有很大的民眾基礎。
所以我認為國家強盛,李詩影響大,國家危難,杜詩傳唱廣。
總體來說兩人都是無敵的存在,可能不同方面各自爭勝毫釐,我個人更喜歡李白,當然也尊敬 登高 的杜甫,但更喜歡一覽眾山小的杜甫。這就只能性格使然了,大家看法都會不一樣
影響不好說,畢竟歷史是一直發展的,是後人解釋的。
成就方面,個人覺得李白高。可以去參見二人生平。
輪成就和影響老李和老杜都是不分高下。這不是糊弄和忽悠,而是實在如此,越深入了解二人的作品和時代背景越是如此。
老李人稱詩仙,大浪漫主義登峰造極,無人能出其右。其作品縱磅礴大氣,曠古爍今。大部分我們學過的作品如蜀道難,將進酒,夢遊天姥山鷹吟留別等等,都是個中代表作。但論及律詩絕句,老李成就比之其長篇歌行遜色許多,雖然也是佳作,但鮮有極品(並非沒有,如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老杜人稱詩聖,其詩歌被稱為大唐詩史。理所當然老杜代表的是現實主義的高峰。老杜是唐詩的真正集大成者,五言七言,聲律格律,無所不精。基本上其每一首詩都是千錘百鍊,渾圓天成,字字珠璣,妙至毫巔。覺得此話說得誇張的話,可讀其登高, 望岳,春望,等等。
換種大家都喜歡的說法:
老杜如劍聖,已至人間極境,超凡入聖,一劍藏萬劍,天地唯我道;
老李如劍仙,已臨天下絕顛,縱橫恣意,一劍勝萬劍,乾坤任我行。年少輕狂時習慣天馬行空的李白,年齡越大就越喜歡杜甫,老先生一生看上去很是「窩囊」,但是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的理想。
李杜猶如日月,任你如何品評,他們始終默默俯視著這片大地
李白酒量不行
一喝多了就說真話
杜甫越喝越愁
從這一點來看,好像還是杜甫酒量好一點
詩仙是仙
詩聖還是人
對我而言,青少年時期不大喜歡杜甫,但現在年齡漸長後,覺得杜甫的詩更耐讀,也更能引起情感的共鳴
且看元稹給杜甫寫的墓志銘中的兩段:
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看回答「太白粉」優越感要更強一點,老杜粉說來說去,最後結論基本都是李杜齊名,難分上下,「太白粉」偏要說李白高杜甫一頭。然而這些所謂的「太白粉」很多隻看過學校課本裡面學的李詩。
杜甫前無古人,李白後無來者。
北宋諸公皆奉杜為正宗,而杜之名遂獨有千古。然杜雖獨有千古,而李之名終不因此稍減。
千載抑李,李不曾低。千載揚杜,不過李杜而已。
李白。
因為王者榮耀先出了李白這個英雄,你見過有杜甫這個英雄嗎?
影響力就是這麼來的。
杜甫可以學習,可以複製,可以推陳出新,但李白不可再得。
一米和一噸哪個更值錢。
鑽石和黃金哪個更聰明。
或者換個方式
遠山和川普對你而言哪個權力更大。
你覺得這個問題有意義嗎?
朱子曰:「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予(養一齋)篤信此說,十年前,輯《作詩本經》一書,專取李、杜集,擇而錄之,並為《總論》二卷附焉。既而思之,李、杜所作,誠不能篇篇與《風》、《雅》合,然非淺陋如予者所宜定去取也,故此書不敢示人。其《總論》則偶出管見,不忍割棄,綴諸拙著詩話後,質世之知言者。
朱子曰:「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按古今論太白詩者眾矣,以朱子此論為極則。他人形容讚美,累千百言,皆非太白真相知者,以本不知詩教源流。故子美為「詩聖」,而太白則謂之「詩仙」,萬口熟誦,牢不可破。究竟仙是何物?以虛無不可知者相擬,名尊之實外之矣。若緣謫仙之號定於賀監,謫仙之歌賦於同朝,少陵贈什亦嘗及之,遂為定評。不知賀監老為道士,回惑已深,明皇好仙,朝列風靡,無稽品藻,何足效尤;少陵特敘其得名之始云爾,非以為確不可易也。且賀監又嘗目之為天上星精矣,豈亦可從張旭太湖精之例,以「詩精」目之乎?若見太白詠仙者多,乃以「詩仙」當之,則高如郭璞,卑若曹唐,亦將號以「詩仙」耶?朱子以其徒容法度為聖,何等了當!楊升庵曰:「太白為古今詩聖。」語據朱子,扌顛撲不破。而他日又謂「太白詩仙翁劍客語」,何其仙聖之雜糅也!此義不明,看太白詩焉能入解?故皮襲美謂其詩「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非世間人語」。極力推尊,皆成幻妄。殲氏臞庵謂其詩「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推尋不入,轉致揶揄也。至王氏百穀,乃直謂「李詩仙,杜詩聖,聖可學,仙不可學矣」。豈非名尊之、實外之之明驗也哉!惟周氏伯弓曰:「太白詩號雄俊,而法度最縝密。」此乃可與朱子之言相發明耳。
張氏邦基曰:「孟子之言道,如項羽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詞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惟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按孟子不可以「橫」言,左氏亦不可以「橫」盡。若「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舉世莫能當」,擬太白詩,頗得其神。然朱子云:「太白詩不專是豪橫,亦有雍容和緩者,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此論又不可不知也。
計氏有功曰:「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拆紅翠,辟開蟄戶,其奇峭不可攻也。及覽太白詩,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鵾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嵩之顛視諸阜者耶!』」按《滄浪詩話》云:「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海錄碎事》亦言:「唐人以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人才絕,李賀鬼才絕。」又漁洋山人戲論「李白飛仙語,李賀才鬼語」。愚實不解仙鬼之才、仙鬼之語,諸公何從悉其高下而公然以評詩也?張碧論太白,長吉別處,奇古確實,遠勝天仙、鬼仙、鬼才、才鬼諸說。碧詩萬不可以追蹤太白,而名碧字太碧,摹仿令人失笑,然此論獨可存也。
嚴氏羽曰:「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學者於每篇中,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按滄浪論詩,以禪為喻,頗非古義,所以來馮氏之攻。然謂「李、杜二集,須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則吻合朱子之諭,不可攻也。其謂太白詩有「安身立命處」,語殊深微不易解,而於太白詩煞有見地,學者不可不究其旨。究之若何?吳子華所謂「太白詩氣骨高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遺」者,即其「安身立命處」矣。滄浪又謂「太白髮句,謂之開門見山」。夫詩有通體貴含蓄者,有通體貴發露者,豈有「發句」必求「開門見山」之理?此可以論唐人試帖之破題,而不可以論太白詩也。誤傳惑人,莫此為甚,故附辯之。
魏氏慶之曰:「為詩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太白。」按退之文,乃太白詩之敵也;退之詩,則不可與太白詩並。蓋退之詩,豪則有之,逸處甚少,千古以來,足當「氣格豪逸」者,太白一人而已。後來蘇長公七古豪逸處,幾欲亂真。然李詩源出《風》、《騷》,痕迹都融;蘇詩行以古文,議論不廢。李實正聲,蘇為別徑,終難方駕。朱子曰:「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一滾說盡無餘意。」是也。
楊氏慎曰:「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按升庵軒李輊杜,不足訓,此以莊子比太白,卻不誤。顧氏璘亦云:「文至庄,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然懷素之草書,非右軍之左規右矩也;太白卻於古法無脫漏處耳。
黃氏庭堅曰:「太白歌詩,超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按《李詩緯》云:「太白慍於群小,乃放還山,縱酒浪遊,豈得已哉!故於樂府多清怨,蓋不敢忘君也。」夫太白之不敢忘君,與子美何異?情深故文明,所以越六代而齊漢、魏也。朱子謂「鮑明遠才健,太白專學之」。此語轉不若黃太史之的。周氏紫芝謂「太白詩太高而微短於韻」,彌妄矣。
葛氏立方曰:「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留田》之篇。虜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謠》之篇。慮夫婦之義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按此條於太白詩能見其大,太白所以追躡《風》、《雅》為詩之聖者,根本節目,實在乎此。後人震眩其才,而不知其深合古詩人之義,故譽之則謂其擺去拘束,如元微之:毀之則謂其不達義理,如蘇子由,皆大誤也。
高氏棅曰:「李翰林樂府古調,能使儲光羲、王昌齡失步,高適、岑參絕倒,況其下乎!」按太白嘗言:「齊、梁以來,艷薄斯極,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其一生式靡起衰,全在古風、樂府。儲、王、高、岑誠一代之翹秀,顧其志非以古道自任者也,惡得與太白爭席哉?《藝苑卮言》云:「太白古樂府,杳冥惝恍,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嘻!此以形似論樂府者也。齊、梁後之樂府,非太白起而振之,不至五代,已流入於詞矣。太白樹復古之偉功,王氏謂其極才人之能事而已,亦淺矣哉!
王氏士禛曰:「唐五言古詩,李白、韋應物超然復古。」按左司五古,高步三唐,然持較青蓮,色味不欠,形神頓跼,似難連類而及。且左司割秀於六朝者也。漁洋以太白、左司並言,疑所謂復古者,復《選》體之古焉耳。太白胸次高闊,直將漢、魏、六朝一氣鑄出,自成一家,拔出建安以來仰承《三百》之緒,所謂「志在刪述」、「垂輝千春」者也,豈專主《選》體哉!予韙漁洋能揭明李詩五言之復古,而恐其以選體當之,猶非了義也,故錄而辯之。若《酉陽雜俎》謂「太白前後三擬《文選》不成,悉焚之,唯留《恨》、《別》二賦」。此真夢囈。夫《文選》三十卷,太白全擬之,則有此才力而無此文體,試問卜子夏、孔安國《詩》、《書序》,亦可擬乎?此劉晝賦《六合》之為耳,太白為之乎?若有擬有否,又不可徑謂其擬《文選》也。段氏徒見集中有《恨》、《別》二賦,遂傳此大語,以尊太白,而不知其庸且妄耳。總之李、杜無所不學,而《文選》又唐人之所重,自宜盡心而學之,所謂「轉益多師是汝師」也。若其志向之始,成功之終,則非《選》詩所得而囿。故謂太白學古兼學《文選》可,謂其復古為復《選》體則不可,謂其擬古屢擬《文選》則尤不可。
李氏攀龍曰:「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作長語,英雄欺人耳。」按於鱗謂「太白五七言絕句,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此則誠然。至論七古,何其訁孛也!太白歌行,只有少陵相敵。王阮亭謂「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為創穫」。又謂「李白、岑參二家,語羞雷同,亦稱奇特」。屢以太白、嘉州並稱,已為失言,試問《襄陽歌》、《江上吟》、《鳴皋歌》、《送別校書叔雲》、《夢遊天姥吟》等作,嘉州能為之乎?嘉州奇峭,人力之極,天韜未之解也。於鱗轉以太白為「強弩之末」,為「英雄欺人」,更不堪一笑耳。《詩辨坻》亦謂「太白歌行,跌宕自喜,不閑整栗,唐初規制,掃地欲盡」,與於鱗一鼻孔出氣。此皆誤以初唐為古體,故嫌李詩之一概放佚,而幸杜詩之偶一從同。豈知詩之為道,窮則變,變則通,《風》、《雅》之不能不為《楚騷》,《楚騷》之不能不為蘇、李,皆天也。詩之古與不古,視其天與不天而已矣。今必以初唐為古,不知初唐已變江左;必以太白為蔑古,不知蘇、李已變《風》、《雅》。余最笑何大復《明月篇》,舍李、杜而師盧、駱,以為「劣於漢魏」而「近《風騷》」歟?不知「劣於漢魏近《風騷》」句,乃言「劣於漢魏」之「近《風騷》」耳。不解句義,既堪咍噱,況當時之體,老杜已明斷之。於鱗欲後來傑魁,仍拾信陽餘唾,徒以初唐一體繩太白、子美歌行之優劣,所以終身宗法唐人而不免為優孟歟?阮亭猶曰:「接跡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雖其詩末二語,微辭諷世,喚醒無限,已無解於「接跡風人」、「妙悟從天」稱揚之過矣。胡氏應麟云:「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艷,未脫梁、陳。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此為得之。
方氏靜宏曰:「太白恥為鄭、衛之作,律詩故少。編者多以律類入古中,不知其近體猶存雅調耳。」按太白復古之功,不獨在樂府歌行,於五律亦可見。《李詩緯》所謂「太白五律,猶為古詩之遺,特於《風》、《騷》為近」,是也。故知其薄聲律,乃得詩源,謂其憚拘束,則成瞀論。觀其一生,七律只得八首,固緣陽冰編次之時,著述十喪八九,亦由七律初行,篤於古者尚不屑為耳。太白嘗自言:「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何況七律哉?柴虎臣乃云:「太白不長於七律,故集中厥體甚少。」吾不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分白鷺洲」,「城隅淥水明秋月,海上青山隔暮雲」,「樓台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等詩,柴氏何所見而斷其不長也?
胡氏應麟曰:「五言排律,沈、宋二氏,藻贍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按沈、宋排律,人巧而已。右丞明秀,實超沈、宋之上。若氣魄閎大,體勢飛動,亦未可與太白抗行也。「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地形連海盡,天影落江虛」等句,右丞恐當避席。若「獨坐清天下」、「黃鶴西樓月」等高調,更不待言。故論詩者胸無等級,語即近似,皆成隔閡,此類是也。
高氏棅曰:「開元後五言絕句,李白、王維尤勝諸人。」宋氏犖曰:「李白、崔國輔五絕,號為擅場」。按二說高氏為近之。右丞五絕,沖澹自然,洵有唐至高之境也。但右丞五絕佳處,太白有之,太白五絕佳處,右丞未嘗有之,並論終嫌不敵。若崔國輔,特齊、梁之餘,謂不失五絕源於樂府之遺意則可耳。太白五絕,雖亦從六朝清商小樂府而來,而天機浩蕩,二十字如千言萬言,前人所謂回飆掣電,令人縹緲天際者,國輔能之乎?徐而菴謂「唐人五絕,惟太白擅場」,此言獨見得到。然徐氏以太白五絕為似陰鏗,陰工此體,故子美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也。此又不免泥解杜詩,且不省太白五絕佳處之原委耳。
高氏棅曰:「七言絕句,太白高於諸人,王少伯次之。」按《藝苑卮言》謂「七言絕句,王少伯與太白爭勝豪釐,俱是神品」。《詩藪》謂「太白、江寧,各有至處」。《弱侯詩評》謂「龍標、隴西,七絕當家,足稱聯璧」。《漫堂說詩》謂「三唐絕句,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群」。然吾獨取高氏「少伯次之」之說。夫少伯七絕,古雅深微,意在言表,低眼觀場,隨聲讚美,其實墮雲霧中,並不知其意脈所在,此其境地,豈可易求?顧余謂少伯詩,咀含有餘,而飛舞不足也。屈紹隆云:「詩以神行,若遠若近,若無若有,若雲之於天,月之於水,詩之神者也。而五七絕尤貴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蓋非靡詰、龍標之所及,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繇神入化者也。」細玩屈氏之論,則知高氏所謂「少伯次之」者,非臆見矣。王氏謂「爭勝豪釐」,太白勝龍標處,誠在豪釐之間,非老於詩律,不能下斯一語。惜王氏以「俱是神品」一語混之,說成李能勝王,王亦勝李。於是胡氏《詩藪》謂「李寫景入神,王言情造極。王宮辭樂府,李不能為;李覽勝紀行,王不能為」。意議淺滯,妄分畛域,更不足駁也已。
葛氏立方曰:「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為神仙者殆十三四。然《梁父吟》云:『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人間門戶,尚不可入,太清倒景,豈易凌躡乎?有談玄之作云:『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問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於佛氏者益邃。」按太白一生,篤好仙術,嘗與陳子昂、司馬承禎、賀知章為仙宗十友,又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亦惑之至矣。必謂其詩中「凌倒景」、「游八極」、「折若木」、「餐金光」等語,盡如騷人之寓言而為之諱,誠屬多事。然亦由其志大運窮,如少陵贈詩所謂「才高心不展,志屈道無鄰」者,乃憤而為此輕世肆志之言。觀其對當時宰相稱海上釣鰲客,且謂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則知其憤激不平,舌唾一世之大意。譬如劉伶、阮籍之遁於酒,不可誼其純正,亦不能笑其荒湎者也。葛氏乃以「閶闔不可通」句,謂太清尤難倒躡,則真痴人前不得說夢。而又讚美「風火」、「假合」、「金仙」等句,以為得之佛者較前益邃,則知葛氏之惑,痼於太白多矣。夫太白詠仙詠佛,雖雲遊戲神通,終屬瑕疵,不得曲護。後人於李集旁涉異教之作,學其寓言諷世者,而棄其惑溺不明者,斯為善學太白者耳。
王安石曰:「李白詩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汙下,十句九言婦人酒耳。」按荊公此論,《冷齋夜話》、《捫虱新語》皆載之。《老學菴筆記》則謂其非荊公語,乃讀李詩未熟者妄言之。此辯極為明通。然務觀解為荊公辯誣,卻自謂「太白識度甚淺」,舉「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等句,斥其「淺陋有索客風」。又云:「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雲『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務觀之識度誠諱矣,然伊古以來,文章出群之雄,而詩中往往縈情富貴者,亦不獨太白也。子美詩云:「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退之詩云:「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子美能言「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退之能言「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而以學問為富貴公相之餌,且津津教人,抑又何也?瑕不掩瑜,一難廢百,讀古人詩者,亦觀其大端可矣。太白一生飄然不群,富貴要人,實非其心目中所有。蘇子瞻謂「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時,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氣蓋天下矣。夏侯湛《贊東方朔》曰:『凌躒卿相,嘲哂豪傑,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吾於太白亦云」。曾南豐亦謂其「捷出橫步,志狹四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麒麟鳳皇,世豈能拘」。務觀何均不之引而為此異論也!夫詩理性情,世俗見地,自宜痛掃;然必摘其全集之微玷,蓋厥終身,儕之淺人,亦無當於論世知人之識矣。
蘇氏軾曰:「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以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太白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按太白於永王璘一案,千古物議之所叢集;詩以教人忠孝為先,此事不辨,亦安用詩聖為哉!竊取白本傳、詩集及他人論斷此事者而合勘之,則知白之從璘,始由迫脅,而《舊唐書》所謂「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者,誤也。既脅以行,見其起兵,遂逃還彭澤,而曾鞏《太白集序》所謂「璘兵敗,白奔亡宿松」者,誤也。按《新唐書》本傳云:「安祿山反,白轉則宿松、匡廬間,永王璘闢為府僚佐。璘起兵,逃還鼓澤。」夫起兵即逃,可見白非佐璘之人,與事敗而逃,天淵迥隔,失節與否,專勘此處。論世者一以《新唐書》為主,而白之非失節亦明矣。白後來《宋中丞自薦表》云:「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又《憶舊遊書懷》詩云:「仆卧香爐頂,餐霞漱流泉。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夫脅而來,逃而去,辭官棄金,未汙爵賞,白之心事行跡,亦可以告天下後世矣。徒以平日跆籍貴勢,世皆欲殺,故朝無平反之人,遂至冤坐大辟,幸郭令援手,乃得免死。杜公所以哀之曰:「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曰「先還漢」,曰「豈事秦」,曰「辭醴」,曰「上書」,曰「當時法」,亦剴切示人,字字昭雪矣。蘇長公不能據《新唐書》、白本集、杜長律以洗千古之誣,但以白平日知人,斷其不從永王,「當由迫脅」,未免臆測無據。且只言「迫脅」,不著辭官棄金、中道逃去之事,則安知非「迫脅」而反乎?論事不核不備,焉能塞議者之口也!若蘇次公直謂「永王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絕不考究始末,一筆抹倒,讀書鹵莽之過,又愧其兄多矣。至蔡絛故為太白斡旋,謂其「學本縱橫,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功名。大抵才高意廣,未必成功,知人料事,尤其所短,若其志赤可哀矣」。似能為太白末減厥罪,不知「藉以立功」四字,已將太白說成從逆之人,而不止於不知人之過,仍非究明此案根末者。若王百穀並謂「靈武之位未正,社稷危於累棋,璘以同姓諸王,建義旗,復神器,白亦王孫帝胄,慨然從之;璘本非逆,從璘乃為逆乎」。此則全與史傳相戾,徒欲為太白頌冤,而不知永王不受肅宗召命,直犯江、淮之師,萬不可以義旗目之者。文人高談,無當實跡,徒為古人增謗而已。觀太白《永王東巡歌》曰:「二帝巡遊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又云:「南風一埽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是太白直言東下之非,而勸以西上勤王,擁衛二帝,與永王如冰炭之不相入;迫脅之困,逃去之勇,均於此詩可見。而淺者非加以詆訶,是為之文飾,蒙冤不洗,而徒日誦其詩,以為神品,又何賴有此知音哉?為之三嘆!
方氏宏靜曰:「太白《白頭吟》,頗有優劣,其一蓋初本也。天才不廢討潤,今人落筆便刊布,縱雲揮珠,無怪多。」又曰:「太白讀書匡山,十年不下,潯陽獄中,猶讀《留侯傳》,苦心如此。今忽忽白日,而古人,是自絆而希千里也。」按東坡云:「太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不至,玉川子是也。」陶開虞亦謂「以天分勝者近李,以學力勝者近杜,學者各自審焉可也」。此論一出,幾疑青蓮純恃天分,而流弊甚多矣。予故錄方氏之說示人,知詩至聖境,都緣學力精純,紛紛之喙,可以稍息。
洪氏邁曰:「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脫靴為恥,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言婦人淫亂敗國,略云:『妲己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旁。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予味此詩,豈貴妃與祿山亂,而太白曾發其奸乎?不然『飛燕在昭陽』之句,何足深怨也?」按太白《雪讒》詩一章,誠有合於古《巷伯》之義,此義烈之性,激發於不得不然者,雖以此萬死不辭,若終身不官何患焉!齷齪小夫,懼禍結舌;大忠奇勇,痛快敢言。此其所本者厚薄異也,可第以詩人目之哉?劉氏鑒《太白詩序》,謂「《梁父》、《行路》諸吟,《巧言》、《巷伯》之倫」。楊氏遂《太白故宅記》,亦謂「《蜀道難》可以戒為政之人,《梁甫吟》可以勵有志之臣,《猛虎行》可以勖立節之士,《上雲曲》可以化愚夫之懵,《懷古》可以革澆漓之俗。其餘雖感物因事而發,終以輔世匡君為意」。兩說均得太白詩之本原者。世人徒誇其縱橫任俠之風,縹緲出群之想,而不知其忠義勃發,直抉大奸,非徒以草《清平調》、賦《行樂詞》了事,猶沿蘇子由之餘論,譏其以詩酒事君,亦大誤矣。子美《麗人行》云:「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其發國忠之奸,亦能明目張胆言之,與太白英烈,可謂兩絕。朱子曰:「偶記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腳板?」據朱子此論,可見詩有本原,不可不究,性情既厚,心聲乃精。若以「無跡可尋」,「不著一字」,為盛唐大家妙處,則「心切理直」之詞,「澆風」、「惡木」之句,反似發露太過,無弦外音,而變風變雅之道,幾乎息矣。李陽冰《太白集序》云:「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又自遜云:「論《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慚杜預。」李華《太白墓誌》云:「仁以安物,公其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又曰:「立言謂賢,道奇於人而侔於天。」推尊皆不免太過。然亦可知太白詩本原,與《三百篇》相表裡,而虛鋒掉弄之小才,狂吟爛醉之惡習,信不可以借口學步矣。
洪氏邁曰:「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採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為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者同。」按捉月之誣,辨正確不可少。而《舊唐書》謂以飲酒過度死。皮日休作《李翰林詩》亦云:「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是太白真醉死矣。然陽冰《集序》雲「枕上授簡」,李華《墓誌》雲「賦《臨終歌》」,此豈醉死者所為哉?余故錄容齋辨正之語,俾捉月、醉死兩誣,皆得白焉,否則仍與食白酒牛炙而死之說,同一嗤點前賢也。
蘇氏軾曰:「太史公論詩:『《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睹詩之正乎?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作,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乎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矣。若夫發乎性,止乎忠孝,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眾矣,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與?」按少陵之詩,千古無不推奉,然至比之變風、變雅止矣,東坡更謂其為風雅之正,尤在「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之上,非徒以大言伏世人也。「廢乎性止乎忠孝」七字,評杜實至精矣。荊公詩「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又足為發乎性止乎忠孝註腳也。
秦氏觀曰:「杜子美之詩,實集眾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李陵、蘇武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楨之詩,長於豪邁;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邁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亦不能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子美其集詩之大成者與?」按東坡云:「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集大成」之說,首發於東坡,而少游和之。然考元微之《工部墓誌》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總萃焉。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此即「集大成」之義,特未明言耳,則亦非東坡、少游之創論也。顧少游謂子美「集眾家之長」可,謂由於「適當其時」則不可。假令子美生於六朝,生於宋、元,將不能「集眾家之長」耶?抑非其時而遂降與眾家等也?少游,詞人之亻雋耳,論詩則膠矣。且孔子所以為「聖之時者」,時中之義。今既謂子美「集詩之大成」,則宜取微之所言「無可無不可」者當之。若以「適當其時」之「時」,為「聖之時者」之「時」,不幾於郢書燕說耶?至以「豪邁」目曹植,則不盡其量;以「沖澹」目阮籍,以「峻潔」目靈運,則不得其情。此與微之以「孤高」目顏、謝者,同一粗疏也。其尤疏者,微之、少游尊杜至極,無以復加,而其所以尊之之由,則徒以其包眾家之體勢姿態而已,於其本性情、厚倫紀、達六義、紹《三百》者,未嘗一發明也。則又何足以表洙、泗「無邪」之旨,而允為列代詩人之稱首哉?元遺山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所見遠矣。
黃氏庭堅曰:「子美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後人讀書少,故謂杜、韓自作此語耳。古之能文章者,直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按《東皋雜錄》云:「或問荊公,杜詩何故妙絕古今?荊公云: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予考「破」字之義,張氏邇求謂識破萬卷之理,仇氏滄柱謂熟讀則卷易磨。愚以張氏為近之,惟其識破萬卷之理,故能無一字無來處,而又能陶冶點化也。元氏遺山云:「子美之妙,元氣淋漓,隨物賦形,謂無一字無來處可,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遺山之說,尤兼賅無流弊。今人詩非空疏則,未嘗不讀杜也,亦考遺山此說耶?又程氏云:「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須是用古而不露筋骨。」王氏世懋云:「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牛溲馬勃咸成郁致。子美之後,欲令人毀靚妝,張空,必不能也。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愚以荊公、遺山、程氏、王氏四說互證山谷,前輩金針,殆已度盡。
李氏綱曰:「王者跡熄而《詩》亡,《詩》亡而《離騷》作。《九歌》、《九章》之屬,引類比義,雖近乎俳,然愛君之誠篤,而疾惡之志嚴,君子許其忠焉。漢、唐間以詩鳴者多矣,獨杜子美得詩人比興之旨,雖困躓流離而心不忘君,故其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節,非止摹寫物象,風容色澤而已也。」按作詩當先辨六義,《風》、《雅》、《頌》,朱子謂之三經;賦、比、興,朱子謂之三緯。三代以後,《風》、《雅》、《頌》之體,不可摹襲,而賦、比、興,則作者之性情,觸物流露,雖無《風》、《雅》、《頌》之貌,而實《風》、《雅》、《頌》之心也。作詩若有賦而無比興,則詩心凋喪,而去《風》、《雅》、《頌》益遠。惟子美以志士仁人之節,闡詩人比興之旨,遂足為古今冠。學詩者熟玩《三百篇》之比興,而子美之真心不難求,大節不難見矣。不然,導源已差,誦覽著述,愈多愈繆。陸務觀所謂「淫哇解移人,往往喪妙質。正令筆扛鼎,亦未造三昧」者也。
朱子曰:「杜詩佳處,有在用字造意之外者,惟虛心諷詠,乃能見之。」按薛文清公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氣象。『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氣象。『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唐詩皆不及此氣象。」此即朱子所謂「佳處在用字造意外,虛心諷詠,乃能見之」者乎?然此類亦甚多。李氏於鱗謂「如『文章有神交有道』,『白小群分命』,『隨風潛入夜』,『出門流水住』,皆道也,悟者得之」。愚竊取此意以讀杜詩,嘆其淵源活潑潑地,取之不盡。而黃山谷則謂「子美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陳繹曾《詩譜》又謂「劉琨、盧諶,忠義之氣,自然形見,杜以此為根本。謝靈運以險為主,以自然為工,杜深處多取此。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氣骨,杜筋骨取此」。趙氏氵方又謂「杜審言、陳子昂、沈期、宋之問皆杜詩淵源」。范氏溫又謂「杜律詩法度全出於沈期,如『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之類」。此皆於杜之格律字句間求杜之淵源者,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耳。至如坡公愛「輕燕受風斜」「受」字,陳舍人愛「身輕一鳥過」「過」字。葛常之謂「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是煉中一字;「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是煉末一字。潘老謂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此直以用字造意盡詩人之能事,尋求不已,必墮入魔障者也。惟葉氏石林曰:「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不可以形跡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吐山川之氣,俯仰今古之懷,皆見於言外。此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雍容肆,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此段議論,雖講用字造意,而所見超乎象外,入其環中,可以參倚朱子之說,而痛砭今之專研《律髓》、《詩眼》,至於病入膏肓者。
蔡氏絛曰:「詩家視陶淵明,猶孔門視伯夷。集大成手,當終還子美。」按東坡云:「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愚竊謂東坡持論太易,如子建、公,先不可以並稱,鮑、謝亦非子建之匹,三代以下之詩聖,子建、元亮、太白、子美而已。子建、元亮,渾然天成,不在太白、子美下。其詩體則不如太白、子美之兼容並包,不可以元亮為勝子建,亦不可以元亮為勝太白、子美也。蔡氏比元亮於伯夷,是亦以詩聖品之,極得分際;惟脫漏子建為不精密。鍾記室曰:「子建之詩,如人倫之有周、孔,羽毛之有鱗鳳。孔門用詩,陳思入室。」胡氏應麟曰:「兼六代者陳思,兼唐人者杜。」鍾氏以周、孔屬子建,實不料後有子美;胡氏以子美為只兼唐人,似不甚確,然藉此可知子建、子美無優劣也。敖氏器之謂「子美如周公製作,後世莫能擬議」,幾矣,終不如杜詩「集大成」語為尤的實耳。
嚴氏羽曰:「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按言憲章,必當言祖述,少陵所祖述者,其《風》、《騷》乎?滄浪不言,何也?且少陵取材,奚啻六朝?觀其《過宋之問舊庄》云:「枉道只從入,吟詩許更過。」《陳拾遺故宅》云:「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郭代公故宅》云:「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觀薛稷書畫壁》云:「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贈蜀僧閭邱師敘閭邱均》云:「晚看作者意,妙絕與誰論?」《哀故國相張公九齡》云:「自我一家則,未缺隻字警。」則知少陵於本朝諸巨公,靡不息心研玩,安得以其「熟精《文選》理」,「續兒誦《文選》」之句,遂謂其取資止於六朝哉?
范氏溫曰:「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又曰:「齊、梁諸詩人,以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傷其正氣,由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杜公雖涉於風花點染,然窮理盡性,巧移造化矣。」按王敬美云:「杜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拙累不能為掩瑕也。抑知拙累正所以為古氣哉?」陳後山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詩,工、易、新、奇、常,莫不好也。」觀此,乃知詩不嫌拙。昔趙秋谷議漁洋、竹之詩曰:「朱貪多,王愛好」。愛好則與「拙」字相反,故為漁洋詩病。范氏之言信當矣。然予考王琪曰:「子美詩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腳不蔑』之類,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效之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屠氏隆亦曰:「人謂少陵最可喜處,不避粗硬,不諱樸野。予謂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質,無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場當時,稱雄百代者,則多得之悲壯瑰麗,沈鬱頓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諱樸野,固雲無所不有,亦其資性則然,擅場正不在此。」此二則最平正無流弊。蓋「拙」字不可故避,致來「愛好」之譏;亦不可目為擅場,但裝拗語硬語,自許浣花衣缽,實墮小徑旁門,如王元美所謂「不畫人物而畫鬼魅」,柴虎臣所謂「獻吉摹仿杜詩,多任心率筆,拙而無味,俗而傷雅」者也。范氏能知杜詩工拙相半,固為有見。但李賀、溫岐,刻劃害理,其病正坐一巧。夢得優遊,差勝兩家。范氏並貶之,似太過。至謂「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亦不盡然。杜有全首拙者,七言絕最多;全首工者,七言絕亦有之。他詩愈多。其工拙雜糅之作,誠難更仆數,終不得謂其篇篇皆如此耳。
江氏盈科曰:「子美作詩之時,即有意於傳世。其詩曰:『為人興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按詩之為道,非驚人事也。必以驚人為事,李賀之奇,盧仝之僻,將為正宗,而溫柔敦厚之教晦矣。且傳與不傳,非己之分內事。方作詩時,即有意於傳世,是詩為務外徇名之物,非言志之用也。世教陵夷,學校浮薄之子,鑽研吟詠,無非為驚人傳世之資,好名棄實,鑿情害理,詩未傳而心術學術已不可問。然則杜公有此二語,何也?曰:杜公自遜其初年學述之未成耳。言「興僻」則非中正之道甚明,故緊接二語曰:「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則知老而學力大醇,不復有此偏僻之興,所以春來花鳥,無事雕肝釒術腎之深愁,而物情自然由中也。若以「老去漫興」者為不精,則其結句云:「安得詩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語意已不實注。何者?謝公險句固多,要以天然為拔萃,「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人人膾炙,杜豈不知。陶公一生,本天為詩,曷嘗有驚人之意掛其胸次哉?杜公他日又云:「晚節漸於詩律細。」「細」與「漫與」是二是一,「漫與」乃所以為「細」也。必求驚人者,粗中之徒,任氣陵蔑焉耳。杜公殆故抑其少作,而發此微言,以教人歟?程氏曰:「杜詩如董仲舒策,句句典雅,堪作題目。餘人詩非不佳,可命題者終少。好詩與好句,政自不同。」程氏此論極有味。人能知好詩與好句之優劣,則知驚人之句,必非典雅之詩,看董子三策,渾灝優遊,殊不存一驚人之志也。黃山谷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須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朱子謂「杜詩晚年橫逸不可當」。夫「橫逸不可當」者,風動雷行,神工鬼斧,即山谷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也。世人不玩朱子「橫逸不可當」之意,而耳食朱子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之說,便疑其老而漫與,率筆頹唐,無關佳處。試問夔州以後詩,如《謁先主廟》、《古柏行》、《諸將》、《秋興》、《詠懷古迹》作,煌煌名篇,可置之耶?總之,杜公早年晚年,皆有極意研練之詩,亦皆有興到疾揮之詩。謝無逸所謂「老杜有自然不做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黃氏生論亦如此,予極韙之。若論其大概,則山谷晚年「不煩繩削」之言,實不謬。故唐子西謂「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如彈丸」。而杜公亦自以老去之漫與,為欲追陶、謝也。世人不知詩家真境,轉取呂氏本中驚人即警策之說,謂「文章無警策,不能悚動世人,不足傳世」。豈知悚動世人,乃詩之外心哉?呂氏又云:「晉、宋間人,專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是亦自知前語之有流弊矣。仆平日論詩,竊取杜公「意匠慘淡經營中」、「下筆如有神」二語,分觀今古,不拘一格,而以「下筆有神」者為極致。又恐「意匠經營」與驚人奇句,相似而不同之處,學者不能深辨,往往迷誤終身,識流於怪僻,志失於務外,所害不細,故錄江氏盈科語一則,而詳言以折之,不憚其瑣瑣也。若觀者仍有駁難,是必不讀魏、晉以上之詩耳。李於鱗所謂「求工於字句,心勞而日拙」者,其此輩耶?山谷《大雅堂記》曰:「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子美妙處在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得咀嚼有意,闖然入其門耶?」噫!心勞日拙者之多也,觀此又不足怪矣。
宋氏祁曰:「甫混涵汪茫,千匯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馥,沾丐後人多矣。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按仇滄柱謂「《舊唐書》記事略而論文詳,備載元稹原序,亦失史家裁製之法。《新唐書》記事稍詳,其論贊一段,簡括遒勁,頗類歐史筆意」。愚謂宋氏此贊,括未能也。「千匯萬狀,兼有古今」,第言其體繁變詞富有耳,故接以「他人不足,甫獨厭餘」也。又以能切時事,千言不衰為詩史,則杜詩之足貴,第在精而多耶?予考陸象山曰:「詩學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者也,《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作而《騷》幾亡,黃初而降,日以澌矣。惟彭澤一源,與眾殊趨,而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風》、《雅》,才力宏厚,偉然足鎮浮靡,詩為之中興。」此數行文字,能貫三四千年詩教源流,又洞悉少陵深處,語意筆力,皆臻絕頂,乃可謂遒勁簡括耳。以作杜公傳贊,庶幾不愧。
屠氏隆曰:「王元美謂『少陵集中,不啻有數摩詰』。此語誤也。少陵沈雄博大,多所包括,而獨少摩詰之衝然幽適,冷然獨往,此少陵生平所短也。少陵慷慨深沈,不除煩熱;摩詰參禪悟佛,心地清涼,胸次原自不同。」按少陵詩如「陰壑生虛籟,月林散清影」,「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林疏黃葉墮,野靜白鷗來」,「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漁人網集澄潭下,估客船隨返照來」,「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弈棋」,如此之類,不堪枚舉,置之右丞集中,當亦高境。屠氏偏執之論,其不知詩猶可恕也。至謂少陵「不除煩熱」,彼將以感時憤俗,迸淚驚心,為禪悟所不屑乎?不知倫紀纏綿,人生大節,一概掃除,置身何等?摩詰「凝碧池頭」一作,將亦謂煩熱未除耶?耽禪味而忘詩教,此《三百篇》之罪人矣。且少陵詩集大成,何獨缺摩詰一體之有!元美語自不誤,無可攻也。
李氏東陽曰:「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可以為樂。如太白《遠別離》,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於是,亦未可與言詩也。」按西涯此則論樂府,頗得懸解,不似於鱗等摹襲為古,割裂為奇。然論杜則獨以《桃竹杖》引為極則何也?太白《遠別離》一作,惚變化,實造絕之構;若《桃竹杖引》,特一時興到語耳,非其至也。必求其至,《兵車行》為杜集樂府首篇,其長短音節,拍拍入神,在《桃竹杖引》之上。西涯殆舍熟就新,遂不自知其偏耳。
蔡氏絛曰:「齊、梁以來文士,喜為樂府辭,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生八九子》但詠烏,《雉朝飛》但詠雉,甚有並其題而失之者,如《相府蓮》訛為《想夫憐》,《楊婆兒》訛為《楊叛兒》之類。惟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篇,皆因時事,自出己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跡,真豪傑也。」按蔡氏此論,最得樂府真處。詩為樂心,本以言志,若樂府必作古人題目,摹古人聲調,是詩莫古於樂府,亦莫卑於樂府矣。王氏嗣謂「杜公《曲江三章》學《三百》,《七歌》學《離騷》,《新安吏》諸作學古樂府,俱自開堂奧,不肯優孟衣冠」。張氏糹延謂「李、杜二公齊名,李集中多古樂府之作,而杜公絕無樂府,惟《前》、《後出塞》諸首耳。然又別出一格,用古體寫今事,大家機軸,不主故常」。胡氏應麟謂「少陵不效四言,不仿《離騷》,不用樂府舊題,是此老胸中壁立處」。黃氏生謂「六朝好擬古,往往無其事而假設其詞。杜詩詞不虛發,必因事而設,此即修詞立誠之旨」。王氏士禛謂「《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車行》諸篇,皆樂府之變也。滄溟詩名冠代,只以樂府摹擬割裂,遂生後人詆毀,則樂府寧為其變,不可以字句比擬也明矣」。諸說皆可與蔡氏之論相證合。總之,杜有樂府而無樂府,無樂府之樂府,乃樂府真處,而非後世所可及也。又沈氏德潛曰:「唐人達樂者已少,其樂府題,不過借古人體制,寫自己胸臆耳,未必盡可被之管弦也。」據此則後世詩人本宜自創一題,詠歌時事,沿襲舊題,情理未篤。故余竊謂杜之樂府,非變也,真也;今之好沿樂府題者,非古也,似也。若於鱗之比擬字句,更不足笑矣。
沈氏德潛曰:「蘇李、《十九首》以後,五言所貴,優柔善入,婉而多風。少陵才力標舉,篇幅恢張,縱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其為國愛君,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Ι,生平抱負無不流露於楮墨中,詩之變,情之正也。新寧高氏列為大家,具有特識。」按李於鱗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蓋言唐人之五古,與漢、魏、六朝別也。王元美遂謂「杜長篇曼衍拖沓,於《選》體殊不類」。又謂「五言《選》體,太白以氣為主,子美以意為主。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稚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不倫,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耶?」王貽上亦以於鱗、元美為定論,而謂「五言古詩,杜甫沈鬱,多出變調」。愚皆以為不然。李之《古風六十首》,直追正始以前,其才力更在射洪、曲江而上,昔人既以復古許之,不待言矣。杜之短篇,有建安氣骨者,昔人屢言之,今亦不縷述。即以杜之長篇論,《北征》一作,謂與《風》、《雅》相表裡可也,況漢以下乎?《奉先詠懷》一作,非即蔡文姬《悲憤》之規模,而又超出其上者乎?且《焦仲卿詩》、《贈白馬王彪》詩,或千餘字,或四五百字,皆非寥寥短章,故胡氏應麟謂「杜之長篇敘事,有漢人遺意」。乃於鱗、元美、貽上等,第以《選》體之清婉簡凈者號為古詩,而忘漢、魏詩之犖犖大者,遂覺杜公之恢閎崛聿,創此變調耳。確士亦不敢定為漢、魏以來之正體,而特尊之曰「詩之變,情之正」,此與高廷禮不敢目為「正宗」,而別以「大家」尊之,同一遷就調停之見,而不自知其眼光纖仄也。且天下文章有非「正宗」而足為「大家」者耶?名目瑣碎,而無理解,徒成笑柄耳,確士以為特識何哉?至統李、杜之全集以觀,露語率語,稚語累語,誠間有之。然徑謂其五古病率坐此,不足以爭衡陶、謝,更不敢望曹氏門庭,立論之果敢而無忌,莫此為甚矣。況杜之似《選》體者正復不少,概謂變調,杜亦不受也。夫於鱗、元美、貽上、確士,皆詩家之錚錚者,而議論之沿訛習謬乃如此,此無他,徒就成見以立言,而蔽於所不見也。是故特識未易自許,亦未易推人也。
胡氏應麟曰:「七言古,初唐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概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成大家。」又曰:「李、杜歌行,雖宕逸沈鬱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子建、淵明判不相入者比。」又曰:「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又曰:「李、杜歌行,廓漢、魏而大之而古質不及。」按胡氏論七言古,以李、杜並稱大家,頗有見地,不似漁洋論七言古詩,獨推老杜橫絕古今,同時大匠,無能抗行,而以太白與嘉州並稱也。然李、杜分別處,言之尚不詳覈。予考州云:「李、杜歌行之妙,冠於盛唐,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欷欲絕者,子美也。」確士云:「七言古詩,李供奉鞭撻海岳,驅走風霆,非人力可及,為一體。杜工部沈雄激壯,奔放險幻,如萬寶雜陳,千軍競逐,天地渾奧之氣,至此盡泄,為一體。」分論兩家,各肖其妙,較胡氏為勝。雖胡氏亦嘗分別李、杜之歌行,曰:「闔辟縱橫,變幻超忽,歌也;位置森嚴,筋脈聯絡,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此又不免強別歌行以狀李、杜耳。且胡氏謂「李、杜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尤不然。詩各有體,體各有才,才各宜盡,謂「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將子建、淵明歌行絕少,其才猶有未盡者耶?無怪乎謂子建、淵明與李、杜為判不相入也,無怪乎謂李、杜七古廓大於漢、魏,而古質不及也。蓋胡氏以貌論詩,不如古詩歌行,貌分而才一,故亦不知豐約文質,貌異而神融,殆所謂皮相之士也耶?至張氏篤慶,又謂「初唐七古,轉韻流麗,動合風雅,為正體;工部一氣奔放,宏肆絕塵,為變體」。此又揚何信陽、李滄溟之餘波,予已辨於《李詩說》中,不更贅矣。
李氏夢陽曰:「疊景者意必二,闊大者半必細,此最律詩三昧。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前景寓目,後景感懷也。如『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前半闊大,後半工細也。唐法律甚嚴惟杜,變化莫測亦惟杜。」按崆峒學杜,摹擬有痕,刻划過甚,誠開剽竊之風,若此論五律一則,則方圓之規矩也。胡氏應麟亦謂「老杜五律,雖中聯言景不少,大率以情間之。故習杜者,句語或有枯燥之嫌,而體裁絕無靡冗之病。此初學入門第一義,不可不知」。此與崆峒皆為閱歷之言。今人自以為情景交融,而不知夙非老手,何可揮霍任意哉?然周氏弼必謂「前聯情而虛,後聯景而實,輕前重後,酌量乃均。若前聯景而實。後聯情而虛,前重後輕,多流於弱」。又未免拘執過甚,視律詩如印板矣。
胡氏應麟曰:「五言律體,工部氣象巍峨,規模宏遠,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宏大則『昔聞洞庭水』,富麗則『花隱掖垣暮』,感慨則『東郡趨庭日』,幽野則『風林纖月落』,餞送則『冠冕通南極』,投贈則『斧鉞下青冥』,追憶則『洞房環冷』,吊哭則『他鄉復行役』等,皆神化所至,不似從人間來者。」按胡氏鋪敘杜公五律勝場,美矣大矣。然盧氏世氵曰:「五言律至盛唐諸家,而聲音之道極矣。然未有富如子美者,既富矣,又有用也。感天地,動鬼神,︳謨定命,遠猶辰告,蒿目時艱,勤恤民隱,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所謂有用之文章也。」如盧氏所論,乃洞澈杜公五律勝場處,胡氏猶論其粗焉者耳。學者於胡氏之說,求杜律之大,於盧氏之說,求杜律之精,不患不得門而入矣。
高氏棅曰:「七言律詩,盛唐作者不多,而聲調最遠,品格最高。崔顥、賈至、王維、岑參各極其妙,李頎、高適當與並驅。少陵七言律法,獨異諸家,篇什亦盛,如《秋興》諸作,前輩謂其渾雄富麗,小家不可彷彿,信然。」按杜之七律較勝諸家處,不在渾雄富麗也。高、岑何嘗不渾雄,王、李何嘗不富麗哉?且《秋興八首》,興象聲色,誠為名構,然持較《九日藍田崔氏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樓》、《諸將》、《詠懷古迹》等詩,則《秋興》猶非杜公七律之止境也。胡氏應麟曰:「近體莫難於七言律。高、岑明凈整齊,所乏遠韻;王、李精華秀朗,時覺小疵。學者步高、岑之格調,合以王、李之風神,加以杜陵之雄深變幻,七律能事畢矣。」又曰:「七言近體,盛唐至矣,充實輝光,種種備美,所少者曰大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後極。」二段於杜律勝諸家處,獨得其微,過高氏遠矣。然胡氏以「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等句,為字中化境,強為分晰,殊屬多事。蓋既曰化境,則從心所欲,神動天隨,何篇章字句之能辨哉?王元美曰:「七律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非老杜不能。」此與胡氏同一膠而不化之見,不可以論變化無方、境與天會之杜詩也。
周氏敬曰:「少陵七言律,如八音並奏,清濁高下,種種具陳,真有唐獨步也。然其間半入大曆後格調,實開中晚濫觴之端。」按中晚七律能手,如劉賓客、柳柳州、白樂天、王仲初、許丁卯、杜紫薇、溫八叉、羅昭諫之流,皆絕不學杜,非杜詩開之也。略能學杜而涉其藩籬者,惟一李義山,遂為晚唐七律之冠。杜之七律,何誤於人?周氏不加詳考,徑立議論,妄矣!張氏遠曰:「杜詩七言律,往往入《竹枝》、樂府,如《十二月一日三首》之類,俱有厚力深思,淺學不能及,亦不可學。」觀此則杜律有不可學者,或坐古質太過耳,烏得謂濫觴中晚乎?中晚流易纖,惟不學杜故至此,今轉以為杜罪,豈不冤哉!
郝氏敬曰:「子美才富學博,其為近體長篇,多至千言,而氣力愈壯,稱擅場矣,然詩家妙義,正不在多。且如《麟趾》、《甘棠》,每章十餘字,漢高《大風》二十三字,傾動千古。自《三百篇》一變為辭,再變為賦,濫旁薄於古風,壯浪豪舉於近體者,足矣。若夫長律娓娓,只足當其富有,無關性情。蓋詩至近體,不免雕琢,更加湊砌,興味已盡,葛藤蔓延,甚覺無味。故予於長律,不甚解頤。」按高氏棅曰:「排律之作,源自顏、謝諸人,唐興,始專此體。開元後,作者之盛,聲律之備,少陵獨得其兼善者。其出入始終,排比聲韻,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而不可也。」據此則排律導源甚遠,不得疑其在近體之後;而少陵之無施不可,又不可以「雕琢」、「湊砌」、「葛藤蔓延」斥之也。郝氏必謂詩家妙不在多,而以《麟趾》、《甘棠》、《大風》為例,則《賓筵》、《悶宮》,何以列於《雅》、《頌》?《孔雀東南飛》一作,何以高於漢人?詩殆未可以多少論也。然仆竊疑少陵酬應之章,排律為多,即如《贈翰林張四學士》、《贈集賢崔於二學士》、《贈鮮於京兆》等作,大都褒稱先達,感述沈倫,習染時賢,格亦無甚變化,較之《謁玄元皇帝廟》、《行次昭陵》、《重經昭陵》等作,精力甚遜,蓋亦猶五七律中有率不經意之篇也。平心而論,排律一塗,杜直以餘力行之,可慕其宏富,斗靡誇多,亦不可斥其冗長,舉一廢百。胡氏應麟曰:「杜排律五十百韻者,極意鋪陳,頗傷蕪碎。惟贈汝陽、歌舒、見素、李白諸作,格調精嚴,體骨勻稱。每讀一過,無論其人履歷,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氣,踴躍毫端,如周寫生,太史敘傳,逼奪化工。而杜從容聲律間,真古今絕詣。」又曰:「杜大篇鉅什,如《謁先主》、《贈歌舒》等作,闔辟馳驟,如飛龍行雲,鱗鬣爪甲,自中矩度;又如淮陰用兵,百萬掌握,變化無方。雖時有險朴,無害大家。」此二段措議平允,不似京山概貶長律為「無關性情」,太高而無當也。若楊誠齋云:「杜排律多矣,獨《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圖》一首,瓊枝寸寸是玉,ヤ檀片片皆香。然排律僅可止此,五十韻、百韻非古法矣。予嫌其以次乘為上駟,既不甚的;又詩患長而無力,不在古人有之與否,若能以筆筆奮迅之才,行滔滔百韻之體,雖自我作古何害?」誠齋以少為古,是亦京山之見也。若德州盧氏統謂「杜公排律,自六韻以至百韻,無不從容研玩,鋒發韻流,盡洗排當,力由天授」。此則一例推尊,予亦未之敢從耳。
盧氏世氵曰:「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絕句之席,亘古今來,無復有驂乘者矣。子美恰與兩公同時,乃恣其崛強之性,頹然自放,獨成一家,可謂巧於用拙,長於用短,精於用粗,婉於用戇者也。」按胡氏應麟曰:「以少陵之才攻絕句,即不能為太白,詎不若摩詰?彼自有不可磨滅者,無事更屑屑也。」又曰:「五七絕各極其工者太白,五七絕俱無所解者子美也。」又曰:「少陵不甚攻絕句,遍閱其集,得『東逾遼水北滹沱』、『中巴之東巴東山』二首,與太白《明皇幸蜀歌》相類。」信如胡氏之言,是杜之五七絕,大率無足法矣。然敖氏英曰:「少陵絕句,古音黯然,風格矯然,用事奇崛朴健,與盛唐諸家不同。」鍾氏惺曰:「少陵七絕,長處在用生,往往有別趣,有似民謠者,有似填詞者。但筆力自高,寄託有在,運用不同。看詩取其音響稍諧者數首,則不如勿看。」觀此二說,則知杜公絕句,在盛唐中自創一格,乃由其才大力勁,不拘聲律所致。而無意求工,轉多古調,與太白、龍標正可各各單行,安得謂其不屑為此,遂致絕無所解,只「東逾遼水」、「中巴之東」二首足傳哉!盧氏謂「崛強自放,獨成一家」,乃在個中。但又有「巧於用拙」云云,則似此老弔詭為心,求勝同時名士。此小家閃奸伎倆,心術不廣,文章必怪。杜公一生平直,似無此見地也。果如盧氏之說,曷不全力出奇,而又為花卿、龜年風流蘊藉之作何哉?總之,杜公天挺之才,橫絕一世,無所不可。自率本懷,則為絕句創調;偶從時軌,則為絕句冠場。疑其不習者非,疑其弄巧者亦非。學者論詩,當兩體兼收,不可專取間響稍諧者,亦豈可專仿詞氣奇僻者哉!黃氏生曰:「杜公絕句,不入正聲,特聞蜀中《竹枝》之音,聊戲效之耳。讀者不必律以正法。」此則不知其為大手創調,而徑斷其為摹仿戲作,識彌粗矣。
劉氏會孟曰:「子美年四十五,自陷賊。明年,自拔取拾遺,扈從還京。又明年,始外補。又明年,始棄官入秦州。自是流離展轉,凡三遷。當時朝廷雖亂,道路無壅,雄藩賓客之盛自若也。公以三朝遺老,負海內詩名,其游跡所經,如錦江、洞庭,意氣浩然,江湖勝境,樓台高會,長歌短賦,傾晤賓主。當奔走流離,倉卒患難,而所遇猶若此,宜其詩之淋漓悲壯,邁群傑出乎!」又曰:「古今窮詩人,獨稱子美。然在天寶,則及見麗人,友八仙;在乾元,則扈從還京,歸鞭左掖;其間苦厄,惟陷數月耳。後來流落夔、蜀,田園花柳,亦與杜曲無異。」按江氏盈科曰:「李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時,斗酒百篇,無一語一字不是高華氣象,及流竄夜郎後,作詩甚少,當由興趣蕭索。杜少陵是固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間兵戎亂離,饑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閱苦楚,都於詩中發出,故讀少陵詩,即當得年譜看。」此君論杜,與辰翁卻相反。然予每笑辰翁之論杜,與此君之論李,同是一副鄙陋心胸,而考之又不悉也。夫詩為心聲,枯菀窮通,皆可自見。今謂少陵之出群,由於東道之豪盛,已覺不成議論,又以得見麗人為少陵喜幸,此其鄙惡居何等乎?青蓮奇氣凌雲,視爵賞如塵芥。今謂流竄夜郎以後,興趣索然,此稍有氣概者所不為,況儻盪如青蓮者乎?就使少陵境遇稱懷,亦不得謂詩之冠世,即由乎此;就使青蓮夜郎以後,詩篇少見,安知不由編輯零落,亦不得斷其興趣頹唐,而況皆不然哉!今詳據杜公《年譜》,並核其詩以為證。廿四歲,赴京兆貢舉,不第,詩所謂「忤下考功第」者也。其後游齊、趙,在東都,至長安,既未通籍,困境可知。三十六歲,帝詔天下有一藝詣轂下,李林甫命尚書省試,皆下之,公應詔而退,詩所謂「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者也。四十歲,進《三大禮賦》,始命待制集賢,又為宰相所忌。明年,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其實無以自遣,詩所謂「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微生г忌刻,萬事益酸辛。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飢卧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者也。四十四歲,始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乃得一官,詩所謂「耽酒須微祿」者也。十一月,往奉先,詩所謂「入門聞號兆,幼子飢已卒」,「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者也。四十五歲,自奉先往州,自奔行在,遂陷賊中,其痛苦不待敘。四十六歲,四月脫賊,謁上,拜左拾遺。此一生最得意處,然家室未卜存亡,詩所謂「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者也。旋即以疏救房,詔三司推問,賴張鎬救之獲免。八月,放還省家,詩所謂「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者也。即在諫省中,亦不甚г足,詩所謂「朝回日日典春衣」,「我貧無乘非無足」者也。明年六月,即出為華州司功,詩所謂「無才日衰老」,「削跡共艱虞」,「孤城此日腸堪斷」者也。四十七歲,關輔飢,七月,棄官西去,度隴客秦州,詩所謂「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者也。十月,發秦州往同谷,寓焉,詩所謂「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歲拾橡栗隨狙公」,「手腳凍皴皮肉死」,「短衣數挽不掩脛」,「男呻女吟四壁靜」者也。十二月,入蜀至成都,寓居浣花溪寺,詩所謂「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者也。明年,卜居浣花溪,詩所謂「卜宅從茲,為農去國賒」,「百年粗糲腐儒餐」,「恆飢稚子色凄涼」者也。又明年,公年五十,仍居成都,間往蜀州,仍歸成都,詩所謂「老被樊籠役,貧賤出入難」,「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里裂」,「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睹我顏色同」者也。五十一歲,仍居成都,詩所謂「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年荒酒價乏,日並園蔬課」者也。其秋至綿州,冬挈家至梓州,又至射洪,詩所謂「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者也。五十二歲,在梓州,間往漢州,秋往閬州,冬復回梓州,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止,詩所謂「世亂鬱郁久為客,路難悠悠長傍人」,「窮愁但有骨,使君寒贈袍」,「別家三月一書來,避地何時免愁苦」者也。五十三歲,歸成都草堂,嚴武表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此晚年最適意處,然屈居幕下,實非其志,詩所謂「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者也。五十四歲,辭幕府,歸草堂。嚴武卒,遂離蜀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雲安,居之,詩所謂「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饑寒趨路旁」,「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者也。五十五歲,自雲安至夔州,詩所謂「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沈綿疲井臼,倚薄似樵漁」者也。五十六歲,遷赤甲,又遷西,又遷東屯,復還西,詩所謂「亂後居難定,窮荒益自卑」,「囊虛把釵釧,米盡拆花鈿」,「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者也。五十七歲,出峽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晚之岳州,詩所謂「暮年飄泊恨,今夕亂離啼」,「倚著如秦贅,過逢類楚狂」,「飢藉家家米,愁徵處處杯」者也。五十八歲,自岳州至潭州,未幾入衡州,夏復還潭州,詩所謂「窮困挫曩懷,常如中風走。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者也。五十九歲,春在潭州,夏再入衡州,欲如郴州,因至耒陽,詩所謂「隱忍枳棘刺,遷延胝趼瘡。蕭條向水陸,汩沒隨漁商」,「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嘆」者也。而其秋竟以寓卒矣。統觀一生,無非窮困,「樓台高會」,「田園花柳」,特偶一遭逢耳,安得謂其苦厄之境,只居數月乎?辰翁讀杜不熟,遂論其詩,亦可嗤矣。若太白以乾元元年戊戌長流夜郎,以寶應元年壬寅冬卒,首尾四年餘耳。然此四年中,自《流夜郎留別宗十六》詩、《流夜郎贈辛判官》詩以下數之,長歌短賦,不下四五十篇。其中高華豪邁之作,指不勝屈也,況又有輯未備,分年未的者哉?且太白臨終尚有詩,安在其興趣索然也?雪濤任意挪揄,當由心境猥瑣;而考古不審,貽誤後人,與辰翁所論,皆李、杜之障蔽也。予故不憚詳覈以辨之,且以戒世之識鄙而學疏者。
趙氏次公曰:「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一寓於詩。其曰:『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又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其素願也。至其出處,每也孔、孟合。『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有遲遲去魯之懷。『勛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則有皇皇得君之意。」按杜公之詩,人之推服至極者,如秦少游以為孔子大成,鄭尚明以為周公製作,黃魯直以為詩中之史,羅景綸以為詩中之經,楊誠齋以為詩中之聖,王元美以為詩中之神,亦蔑以加矣。其為人,則《新唐書》本傳云:「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為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雲。」數語亦簡而核。然本傳又謂「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則於杜公之經濟出處,猶未之識也。考杜公詩,於國家之利病,軍國之成敗,往往先事而謀,援古而諷,無不洞中要。而其難進易退,去就皎然,亦何嘗非「接淅而行」、「三宿出晝」之宗派哉!詳見集中各詩,不及備述。趙氏止引二聯,尚屬掛漏。然斷之曰「王佐之才」,「出處與孔、孟合」,則信非溢美矣。故杜公祠堂,凡有數處,而州學孔廟戟門則祀子美。夫以子美之詩,抉經心,執聖權,以從祀孔子廟,不較勝於唐人之從祀何休、王弼哉?元順帝追謚文貞,為千古詩人之僅事,要亦當之而無愧色者也。黃氏徹曰:「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雲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愚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據此則謚以文貞,其美尚有不盡者歟?
李氏綱曰:「肅宗之弩房,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與陽城之救陸贄何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為詩所掩故耶?予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如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按葛常之《詩話》引張無盡《孤憤吟》云:「房未相日,所談皆皋夔。一朝陳陶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蓋為罷相時,杜子疏力救而發也。是則之衄師非無罪,而杜之救為徇私矣。然之敗也,由於恢復兩京之遽,固志大而慮疏;而之初意,亦欲持重俟時,中人邢廷恩等促戰,倉皇遂及於敗,則亦不當專為罪也。況考之罷相,《舊史》即系之兵敗下,殊覺失之不審。《新史》曰:「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相」,雖兼二事,言仍未覈也。予檢杜公《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云:「以宰相子,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必位公輔。陛下委以樞密,眾望甚允。觀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畫一保泰,素所蓄積。而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游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非,之愛惜人情,至於玷污。臣不自度量,嘆其功名未垂,志氣挫衄,覬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據此,則之罷相,自為琴工董庭蘭事,與陳濤之敗,了無交涉,蓋陳濤之事,在前一年也。且嘗建議遣諸王為都統節度,祿山見分鎮詔書,撫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則之善謀,業已功在社稷,似可與陳濤之罪相抵。今只為琴工一事,遽免宰相,是欲使秦穆必替孟明,以一眚掩德也,豈用人之道哉!杜公救之疏,自為國家起見,故當時名臣,如顏真卿、韋陟,則謂甫此疏不失諫臣體,如張鎬則謂朝廷罪甫,必塞言路,皆為能見其大。而《舊史》、《新史》既以之罷相,仍為陳濤斜之故,又以公之救,專為布衣交之故,於則不考時事,於公則測以私心,均不足為信史。若張無盡之作詩揶揄,尤ウ陋而不足道也。嗚呼!觀公《陳濤》之詩,則知公於無徇私諱匿之心;觀公救之疏,則知公於國有愛惜人材之意,直筆忠悃,可質百世。故公之《謝推問狀》雲;「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深容直臣,勸勉來者。」夫以肅宗震怒之餘,而公之引罪曰「懇到」,曰「狂狷」,曰「直臣」,亦可謂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世人見素負時名,而談釋、老、仿車戰,名實不稱,比之殷浩。不知於建議分藩外,如救王思禮,薦嚴武,頗能裨益帷幄;殷浩釣名之鄙夫,非其倫也。公救之明年,為賀蘭進明所譖,兼譖及公,同時貶謫。既功名不終,公亦羈旅以老。皆屬時命,無可言者。然進明已殺張、許,又讒房、杜,凶人之讒賊善類如此,持論豈可更揚其餘焰而助之哉!李肇云:「宰相自張曲江之後,稱房太慰、李梁公為重德。」司空圖《房太尉》詩云:「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劉克莊云:「房雖敗,不失為名相。」綜是數說,之德望,豈易企及!若董庭蘭依倚一事,考之朱長文云:「薛易簡稱董庭蘭不事王侯,散發林壑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體和,撫弦韻聲,可感鬼神。給事中房,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予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當房公之為給事中也,庭蘭已出其門,為相豈能遽絕哉?賕謝之事,予疑譖者為之,庭蘭朽耄,豈能辯釋,遂被惡名耳。故房公貶廣漢,庭蘭詣之,公了無慍色也。」觀長文所辯,房公誠不失為長者;而易簡即天寶時人,其言又信而可徵也。然則董庭蘭尚不足以累房次律,而房次律何足以累杜子美哉!李伯紀比諸陽城之救陸贄,夫次律即非敬輿匹,而子美實無愧於亢宗也。後人讀唐史,輒以房貽口實,杜之救房,即同瑕玷。予故錄伯紀語,而歷歷證之如此。蓋伯紀一代偉人,故能洞悉賢達事君交友之心胸,而嘆其不苟於事;彼葛立方、張無盡之徒,何足以知之!
黃氏生曰:「杜公屢不第,卒以獻賦受明皇特達之知,故感慕終身不替。雖前後鋪陳時事,無所不備,而於當時荒淫失國,惟痛傷而不忍譏,此臣子之禮也。說者不得公心,影響附會,輒雲有所譏切。此注杜大頭腦差失處,妄筆流傳,杜公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按宋氏濂曰:「注杜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為言辭,無非忠君愛國之意,至於卒爾詠懷之作,亦必遷就為說,子美之詩,益不白於世。」此論最通。夫杜即愛君,豈有篇篇寄意者?果如是,徒形其瑣屑好名而已矣。此注者之鑿也。黃氏之說,劇得杜意,然黃氏亦有所本。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已譏唐人詠楊妃者,為無禮於君矣。此等處有關名教,學詩者之開宗明義章也。顧黃氏謂杜公「獻賦受明皇特達之知,故感慕終身不替」,此論亦陋。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何關窮達事!使明皇不賞《三大禮賦》,子美將肆其詆訁其耶?抑肅、代二帝於子美無知己之感,便可不需感慕耶?意在主持名教,而發論不本於性天,即不可以教忠而明禮。然則「大頭腦差失處」,黃氏亦未能免。子美詩云:「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斯言也,乃純臣之言也。
黃氏徹曰:「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子美胸中語也。宜其孩弄嚴武,藐視禮法,而朱老、阮生皆與莫逆,遭田父泥飲,至被肘而不悔。其內直外曲,強御不畏,矜寡不侮,非世俗所能測也。」按《舊史》杜本傳云:「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性雖急暴,不以為忤。」《新史》語與《舊》同。其下云:「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新史》本《雲溪友議》,不足信,故魯以嚴武鎮蜀、章彝入覲證其偽。劉克莊云:「世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子美《哭嚴僕射》詩云:『老親如夙昔,部曲異平生。』極其凄愴。至列之《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王嗣亦云:「觀公《九日寄嚴大夫》、嚴公《巴嶺答杜二見憶》兩詩,兩人交情,形骸不隔,可知欲殺之訛。觀《八哀》中『小心事友生』句,亦知武無欲殺公事。」以上諸說,皆足明嚴之未嘗忮公矣。若公之憑醉登床,斥嚴家諱一事,《舊史》則貶之曰「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新史》則貶之曰「性褊躁傲誕」,此亦未免已甚也。史稱公與武世舊,而武又少於公十四歲,則知挺之已與公為交好,公親見武之成立,故《八哀》詩云:「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明友其父也。唐人朋友呼名,如李詩稱杜甫,杜詩稱李白,不足為異。其直呼挺之,用此禮也。特施之死後,而對子名父,為不宜耳。然玩其語意,實是追念故交,且愛武之極,乃有此驚喜過望之詞。以沈醉不檢,故脫口觸諱,本非不足於武,何「褊躁傲誕」之有!是以武雖卞急,亦能略其形跡,諒其心曲,而不以為畔,且待之加厚也。今以醉中一言之疵,遽概之曰「褊躁傲誕」,其性實然。然則杜詩中所以愛美嚴公不一而足者,皆將儕於虛言而不足信,而公之醒時,轉為諛佞詐偽之流,非第「褊躁傲誕」之過而已也。豈知杜公者哉!至其在武幕中之詩,曰「強移棲息一枝安」,曰「蹉跎效小忠」,曰「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方若有不屑俯就之意,未嘗以為恩也,何「恃恩放恣」之有?吾嘆作《舊史》者之視富貴人太重,而禮公太輕也。然即其不屑相就者,亦自嗟時命之乖,不能展其康濟之志耳,非有憾於武也。以欲大庇天下之人,而老作諸侯之客,謂稱其本懷感恩報不可,謂形諸嗟詠,即同怨望,亦不可。惟登床一語,不能謂非無心之小失;而要不當如史臣科斷云云也。若常明黃氏,直以公之醉語,為疾惡剛腸,為孩弄嚴武,為不畏強御。此又於君子之過,從而為之辭者,鄙意殊不謂然。武本非惡人,公亦未嘗疾武,疾武亦不應醉中名武之父,以此為豪視八極,士之礻是身接物,將何所不至也!故《新舊史書》論公已甚之處,斷不敢從,而黃氏之說,予不敢不辨之,以明學者世間之常法焉。
王氏應麟曰:「鮮於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於於ν、李實類此。杜、韓晚節所守,如孤鬆勁柏,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按少陵酬應投獻之詩,不盡行其平素鯁之誼,蓋唐人風氣使然,亦不獨於鮮於京兆、張博士也。《投歌舒僕射》詩云:「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而《潼南吏》則云:「哀哉潼關卒,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歌舒。」何其前後違戾如此?此皆古人躁率失檢處,而置之集中,不肯刪其少作,又見古人樸實,不諱過也。然於翰等,猶可解曰:前時敗闕未見,自不應逆探其惡而斥之。若王維、鄭虔,大節已玷,猶從而美之曰:「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何其深加惋惜乃爾!至稱維曰天下高人,稱虔曰天然生知,此真不能為少陵解矣。予嘗反覆推求其故,以少陵植志立身,忠愛貞潔,豈於此大節而反忘之?只緣於朋友一倫,長厚太過,有悱惻纏綿之仁,而無剛健斷決之義。見維之取痢稱、作詩志痛也,則以為心尚可原;見虔之潛以密章達於靈武也,則以為未忘反正;而不知寺中之偽署,市令之求攝,皆法之所不得宥,而義之所必當絕也。故太白之可諒,在於辭官而逃;維與虔之難逭,在於已汙偽命。少陵混視為一,雖無損於己之節目,然已增後學之疑矣。昔王伯安素善劉養正,養正從逆,伯安逼令引決。其母喪暴露,伯安使人葬之,且祭以文云:「君臣之義,不得私於其身;朋友之情,尚可施於其母。」有儒生馳書辨論,君臣朋友,本無二理,伯安愧屈。夫維與虔之罪,即不至如養正之甚,而豈得謂其清白無玷,仍以朋友之禮待之,且為之嗟慕不置哉?然則少陵投獻應酬之作之不能抗直者,轉為唐人之常事,文字之未節,而不必申駁矣。然少陵之美王維也,顧氏炎武譏之。而王伯厚之譏鄭虔失節也,何氏焯則駁之曰:「名士如珠玉犀象,雖無用而不可少」。至顧氏宸且文之曰:「供奉之從永王,司戶之仕祿山,皆文人敗名事,使自好者處此,不知作幾許雲雨反覆!少隊當二公貶謫時,深悲極痛,至欲與同生死,古人不以成敗論人,不以急難負友,其交誼真可泣鬼神。」此二說乃名教之蠹也。夫所貴乎名士者,貴其識大義耳。使倫常之際,心目不清,則與糞土何異,而曰「珠玉」也?若供奉之辭官辭賞,先事而逃,與鄭司戶公然並論,此已不考之過。至司戶之汙偽命,第目之曰「敗名」,何其不知類也!且朋友,以義合者也,友如未汙,則當辨其冤於「傷心」、「嚴譴」之時,友如已汙,則當絕其交於功罪覈實之日,此非自好也,義也。今也知其汙而不得鳴冤,又痛其窮而為之飲泣,此溫良而不斷之失也。乃曰「不以成敗論人」,交誼始可歌泣,是少陵之偏好,亦皆為天地之常經,豈非疑誤後人之極者哉!總之,愛古人者當為其諍臣,不當為其佞友。少陵只以中允、司戶文學絕人,遂成偏好。然文章本非性命,朋友究次君親,此義偶疏,難為典訓。故「食肉不知馬肝,未為不知味」。學者不讀昌黎《上於襄陽》、《京兆李實》等書,少陵《贈張學士》、《鮮於京兆》、《歌舒僕射》等詩,未為不知韓、杜,而況贈《王中允》、《送鄭十八》等作,大有累於義理者哉!剔其繁枝,乃識孤鬆勁柏之成就非常處。此予之愛杜,而非予之謗杜,深於詩教者必知之耳。
黃氏鶴曰:「公如郴,因至耒陽,訪聶令,經方田驛阻水旬餘,聶致酒肉。而史云: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嘗考謝聶令詩有云: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票,其詩題雲興盡本韻,又且宿留驛亭。若果以飫死,豈復能為是長篇,又復遊憩?以詩證之,其誣自可不考。況元稹作志在《舊史》前,初無是說。」按:氏兆鰲云:「元稹《墓誌》: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或乃兼采本傳,謂公卒於耒陽而殯於岳陽。考公之卒在大曆五年,而史謂永泰二年,年次既屬差訛,記事安得真確?」又唐人李觀作《杜傳補遺》,謂「公往耒陽,聶令不禮。一日過江上,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驚湍漂沒,其屍不知落於何處。玄宗思子美,詔天下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牛肉白酒脹飫而死,葬於此矣。」夫子美卒於代宗時,玄宗之崩久矣。此皆誣妄可笑,不值攻駁者。以與太白皆臨終被誣,故既論其生平梗概,而遂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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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李白,謝靈運是繞不過去的,所以還得往前了一點說,但是不太往前了,不然就太廣了;往後到小李杜就差不多了
漢獻帝建安年間(西元196—219),文學極盛,曹操和他的兒子曹丕、曹植兩兄弟是文壇的主持人;而曹植更是個大詩家。這時樂府聲調已多失傳,他們卻用樂府舊題,改作新詞,曹丕、曹植兄弟尤其努力在五言體上。他們一班人也作獨立的五言詩。敘游宴,述恩榮,開後來應酬一派。但只求明白誠懇,還是歌謠本色。就中曹植在曹丕做了皇帝之後,頗受猜忌,憂患的情感,時時流露在他的作品裡。詩中有了「我」,所以獨成大家。這時候五言作者既多,開始有了工拙的評論;曹丕說劉楨「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便是例子。但真正奠定了五言詩的基礎的是魏代的阮籍,他是第一個用全力作五言詩的人。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並遊俠兒。 ——曹植《白馬篇》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劉楨《贈從弟》
阮籍是老、庄和屈原的信徒。他生在魏、晉交替的時代,眼見司馬氏三代專權,欺負曹家,壓迫名士,一肚皮牢騷只得發泄在酒和詩里。他作了《詠懷詩》八十多首,述神話,引史事,敘艷情,托於鳥獸草木之名,主旨不外說富貴不能常保,禍患隨時可至,年歲有限,一般人鑽在利祿的圈子裡,不知放懷遠大,真是可憐之極。他的詩充滿了這種悲憫的情感,「憂思獨傷心」一句可以表現。這裡《楚辭》的影響很大;鍾嶸說他「源出於《小雅》」,似乎是皮相之談。本來五言詩自始就脫不了《楚辭》的影響,不過他尤其如此。他還沒有用心琢句;但語既渾括,譬喻又多,旨趣更往往難詳。這許是當時的不得已,卻因此增加了五言詩文人化的程度。他是這樣擴大了詩的範圍,正式成立了抒情的五言詩。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詠懷》
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文選》李善注引而
晉代詩漸漸排偶化、典故化。就中左思的《詠史》詩,郭璞的《遊仙詩》,也取法《楚辭》,借古人及神仙抒寫自己的懷抱,為後世所宗。郭璞是東晉初的人。跟著就流行了一派玄言詩。孫綽、許詢是領袖。他們作詩,只是融化老、庄的文句,抽象說理,所以鍾嶸說像「道德論」。這種詩千篇一律,沒有「我」;《蘭亭集詩》各人所作四言、五言各一首,都是一個味兒,正是好例。但在這種影響下,卻孕育了陶淵明和謝靈運兩個大詩人。陶淵明,潯陽柴桑人,做了幾回小官,覺得做官不自由,終於回到田園,躬耕自活。他也是老、庄的信徒,從躬耕里領略到自然的恬美和人生的道理。他是第一個人將田園生活描寫在詩里。他的躬耕免禍的哲學也許不是新的,可都是他從現實生活里體驗得來的,與口頭的玄理不同,所以親切有味,詩也不妨說理,但須有理趣,他的詩能夠作到這一步。他作詩也只求明白誠懇,不排不典;他的詩是散文化的。這違反了當時的趨勢,所以《詩品》只將他放在中品里。但他後來確成了千古「隱逸詩人之宗」。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陶淵明《歸園田居》
謝靈運,宋時做到臨川太守。他是有政治野心的,可是不得志。他不但是老、庄的信徒,也是佛的信徒。他最愛遊山玩水,常常領了一群人到處探奇訪勝;他的自然的哲學和出世的哲學教他沉溺在山水的清幽里。他是第一個在詩里用全力刻畫山水的人;他也可以說是第一個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他用排偶、用典故,卻能創造新鮮的句子;不過描寫有時不免太繁重罷了。他在賞玩山水的時候,也常悟到一些隱遁的、超曠的人生哲理;但寫到詩里,不能和那精巧的描寫打成一片,像硬裝進去似的。這便不如陶淵明的理趣足,但比那些「道德論」自然高妙得多。陶詩教給人怎樣賞味田園,謝詩教給人怎樣賞味山水;他們都是發現自然的詩人。陶是寫意,謝是工筆。謝詩從制題到造句,無一不是工筆。他開了後世詩人著意描寫的路子;他所以成為大家,一半也在這裡。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謝靈運《登池上樓》
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 ——《南史·顏延之傳》
齊武帝永明年間(西元483—493),「聲律說」大盛。四聲的分別,平仄的性質,雙聲疊韻的作用,都有人所出,讓詩文作家注意。從前只著重句末的韻,這時更著重句中的「和」;「和」就是念起來順口,聽起來順耳。從此詩文都力求諧調,遠於語言的自然。這時的詩,一面講究用典,一面講究聲律,不免側重技巧的毛病。到了梁簡文帝,又加新變,專詠艷情,稱為「宮體」,詩的境界更狹窄了。這種形式與題材的新變,一直影響到唐初的詩。這時候七言的樂歌漸漸發展。漢、魏文士仿作樂府,已經有七言的,但只零星偶見,後來舞曲里常有七言之作,到了宋代,鮑照有《行路難》十八首,人生的感慨頗多,和舞曲描寫聲容的不一樣,影響唐代的李白、杜甫很大。但是梁以來七言的發展,卻還跟著舞曲的路子,不跟著鮑照的路子。這些都是宮體的諧調。
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鮑照《擬行路難》
唐代諧調發展,成立了律詩絕句,稱為近體;不是諧調的詩,稱為古體;又成立了古、近體的七言詩。古體的五言詩也變了格調,這些都是劃時代的。初唐時候,大體上還繼續著南朝的風氣,輾轉在艷情的圈子裡。但是就在這時候,沈佺期、宋之問奠定了律詩的體制。南朝論聲律,只就一聯兩句說;沈、宋卻能看出諧調有四種句式。兩聯四句才是諧調的單位,可以稱為周期。這單位後來寫成「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的譜。沈、宋在一首詩里用兩個周期,就是重疊一次;這樣,聲調便諧和富厚,又不致單調。這就是八句的律詩。律有「聲律」「法律」兩義。律詩體制短小,組織必須經濟,才能發揮它的效力;「法律」便是這個意思。但沈、宋的成就只在聲律上,「法律」上的進展,還等待後來的作家。
高台臨廣陌,車馬紛相續。回首思舊鄉,雲山亂心曲。 ——沈佺期《臨高台》
宮體詩漸漸有人覺得膩味了;陳子昂、李白等說這種詩頹靡淺薄,沒有價值。他們不但否定了當時古體詩的題材,也否定了那些詩的形式。他們的五言古體,模擬阮籍的《詠懷》,但是失敗了。一般作家卻只大量地仿作七言的樂府歌行,帶著多少的排偶與諧調。——當時往往就這種歌行里截取諧調的四句入樂奏唱。——可是李白更撇開了排偶和諧調,作他的七言樂府。李白,蜀人,明皇時做供奉翰林;觸犯了楊貴妃,不能得志。他是個放浪不羈的人,便辭了職,游山水,喝酒,作詩,他的樂府很多,取材很廣,他是借著樂府舊題來抒寫自己生活的。他的生活態度是出世的;他作詩也全任自然。人家稱他為「天上謫仙人」;這說明了他的人和他的詩。他的歌行增進了七言詩的價值;但他的絕句更代表著新制。絕句是五言或七言的四句,大多數是諧調。南北朝民歌中,五言四句的諧調最多,影響了唐人;南朝樂府里也有七言四句的,但不太多,李白和別的詩家紛紛製作,大約因為當時輸入的西域樂調宜於這體制,作來可供宮廷及貴人家奏唱,絕句最短小,貴含蓄,忌說盡,李白所作,自然而不覺費力,並且暗示著超遠的境界;他給這新體詩立下了一個標準。
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李白《蜀道難》
但是真正繼往開來的詩人是杜甫。他是河南鞏縣人。安祿山陷長安,肅宗在靈武即位,他從長安逃到靈武,做了「左拾遺」的官,因為諫救房琯,被放了出去。那時很亂,又是荒年,他輾轉流落到成都,依靠故人嚴武,做到「檢校工部員外郎」,所以後來稱為杜工部。他在蜀中住了很久。嚴武死後,他避難到湖南,就死在那裡。他是儒家的信徒:「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的素志。又身經亂離,親見了民間疾苦。他的詩努力描寫當時的情形,發抒自己的感想。唐代以詩取士,詩原是應試的玩意兒;詩又是供給樂工歌妓唱了去伺候宮廷及貴人的玩意兒。李白用來抒寫自己的生活,杜甫用來抒寫那個大時代,詩的領域擴大了,價值也增高了。而杜甫寫「民間的實在痛苦,社會的實在問題,國家的實在狀況,人生的實在希望與恐懼」,更給詩開闢了新世界。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他不大仿作樂府,可是他描寫社會生活正是樂府的精神;他的寫實的態度也是從樂府來的。他常在詩里發議論,並且引證經史百家;但這些議論和典故都是通過了他的滿腔熱情奔迸出來的,所以還是詩。他這樣將詩歷史化和散文化;他這樣給詩創造了新語言。古體的七言詩到他手裡正式成立;古體的五言詩到他手裡變了格調。從此「溫柔敦厚」之外,又開了「沉著痛快」一派。五言律詩,王維、孟浩然已經不用來寫艷情而來寫山水;杜甫卻更用來表現廣大的實在的人生。他的七言律詩,也是如此。他作律詩很用心在組織上。他的五言律詩最多,差不多窮盡了這體制的變化。他的絕句直述胸懷,嫌沒有餘味;但那些描寫片段生活印象的,卻也不缺少暗示的力量。他也能欣賞自然,晚年所作,頗有清新刻畫的句子。他又是個有諧趣的人,他的詩往往透著滑稽的風味。但這種滑稽的風味和他的嚴肅的態度調和得那樣恰到好處,一點也不至於減損他和他的詩的身份。
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杜甫《望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杜甫《蜀相》
杜甫的影響直貫到兩宋時代,沒有一個詩人不直接、間接學他的,沒有一個詩人不發揚光大他的。古文家韓愈,跟著他將詩進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險韻,鋪張描寫,像漢賦似的。他的詩逞才使氣,不怕說盡,是「沉著痛快」的詩。後來有元稹、白居易二人在政治上都升沉一番;他們卻繼承杜甫寫實的表現人生的態度,他們開始將這種態度理論化;主張詩要「上以補察時政,下以泄導人情」,「嘲風雪,弄花草」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反對雕琢字句,主張誠實自然。他們將自己的詩分為「諷諭」的和「非諷諭」的兩類,他們的詩卻容易懂,又能道出人人心中的話,所以雅俗共賞,一時風行,當時最流傳的是他們新創的諧調的七言敘事詩,所謂「長慶體」的,還有社會問題的。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 ——白居易《琵琶行》
晚唐詩向來推李商隱、杜牧為大家。李一生輾轉在黨爭的影響中,他和溫庭筠並稱;他們的詩又走回艷情一路。他們集中力量在律詩上,用典精巧,對偶整切。但李學杜、韓,器局較大,他的艷情詩有些實在是政治的譬喻,實在是感時傷事之作,所以地位在溫之上。杜牧做了些小官兒,放蕩不羈,而很負盛名,人家稱為小杜——老杜是杜甫,他的詩詞采華艷,卻富有縱橫氣,又和溫、李不同。然而都可以歸為綺麗一派。這時候別的詩家也集中力量在律詩上。一些人專學張籍、賈島的五言律,這兩家都重苦吟,總琢磨著將平常的題材寫得出奇,所以思深語精,別出蹊徑。但是這種詩寫景有時不免瑣屑,寫情有時不免偏僻,便覺不大方。這是僻澀一派。另一派出於元、白,作詩如說話,嬉笑怒罵,兼而有之,又時時雜用俗語,這是粗豪一派。這些其實都是杜甫的鱗爪,也都是宋詩的先驅;綺麗一派隻影響宋初的詩,僻澀、粗豪兩派卻影響了宋一代的詩。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李商隱《錦瑟》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杜牧《寄揚州韓綽判官》
最後再說一點李白對詞的影響
平林漠漠煙如織, 寒山一帶傷心碧。 暝色入高樓, 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佇立, 宿鳥歸飛急。 何處是歸程, 長亭更短亭。 ——《菩薩蠻》李白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 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樂游原上清秋節, 咸陽古道音塵絕。 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憶秦娥》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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