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為什麼沒去台灣？

12-09

當社會處於大變革的關頭，念了那麼多書的智者卻往往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為什麼？比如陳寅恪先生。（這個句子源於江辰用戶的提煉）
我想問為什麼。

我在這裡推

佘炤灼

白晉忠Arron
Leung三位的回答。非常感謝各位的回答，尤其是
徐博聞先生回答。鞠躬。沒想到我的一時疑惑，能得到大家這麼多的幫助！

如曹通聲用戶所說，「得票最高的幾位強調陳是真正的「學人」，不諳政治。這個觀點如果把歷史換成數學或物理，也許說得通，但歷史本就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一門學問。試問研究 」歷代政治得與失「的人對當下政治懵懂無知說的通嗎？古人云「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歷史這門學問最大作用之一就是總結以往規律得失，判斷當下時局走向。」
曹通聲用戶的這段話，正好解釋了我疑惑的點所在，既為何唸了這麼多歷史書籍的智者，遇到現實選擇卻不「智」了呢。

恰好昨天專程前往江西廬山植物園祭奠陳寅恪先生，當時順手搜索，發現知乎上並沒有什麼關於先生的問題，沒成想這才過了不到一天，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問題問得不錯，分為兩個小部分，其一為「陳寅恪先生為何沒去台灣」，其二為「為何智者不智」，我來一一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陳寅恪先生為何沒去台灣

在解答問題之前，我想說，此類與歷史相關的問題，忽略基本史實，直接給政治結論的回答是極不負責任的。更何況，是這樣一段很值的表述的歷史。

1948年12月13日，清華大學正式停課，彼時北平已是共產黨的天下。其實那段時間如諸位所知，國民黨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卻很明智地將大量黃金白銀及重要文物遷至台灣，更將一批知識分子轉運海外，這正是所謂的「搶運學人」計劃。

其時，近代中國學術大師燦若星斗，國內一流大學尚能堅持「教授治校」之原則，除了少數投身政治的教授之外，學術界與政治圈瓜葛不大，不可不謂是我國學術發展之黃金時期，尤其是著重文史研究的人文學科部分，陳寅恪正是此間首屈一指的人物。以當時學術圈之氛圍，教授與政客搭上關係，多是不光彩的行為，所謂「只問學術，不問政治」正是此意。為什麼，一個學人，要具備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遠見呢？

要想探討陳寅恪為何沒去台灣，不如引入一位對比人物——胡適。1948年12月15日，「搶運學人」計劃第一批飛離北京的飛機上，坐著年近花甲的胡適與陳寅恪兩家人，在國民黨的計劃中，也只有這二人有資格第一批離開北京，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也都得等第二批再說。

1948年的陳寅恪已經是一個雙目失明的老人，還攜帶著身體不佳的妻女，一生除去大學教授之外，再無別的職業，更無從談起過問政治。反觀胡適，在飛離北京僅29天之後，便慷慨出任「總統資政」，胡適在北大校長的學者身份之外，一直勤於政事，只是無力回天，後遁跡美國，終歸台灣。

胡適在國民黨系統中積累著深厚的政治資本，更是一個堅決的反共者，在其著作《自由中國的宗旨》中有明確表態，胡適是絕不可能留在大陸，生活在紅色政權之下的。陳寅恪一生與國共兩黨都無甚瓜葛，無需考慮政治立場上站隊的問題，甚至我個人猜測他自己都沒有把國、共之分看得有多嚴重，談不上在兩黨之中選擇哪個，終究無論何人執政，大學都是大學，在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事情也的確是如此發展的。

換位思考，一個生於亂世，終生流離失所，輾轉於武漢、長沙、南昌、日本、美國、德國、香港、昆明、桂林、英國等地的雙目失明的老人，拖家帶口，凄涼之際，無非是選擇一個「安定」的養老之所。而遠赴台灣，開闢新土，必不適合這樣一位兼具各宗災禍於一身的家庭。安定之重，重於千金，此時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博士在陳寅恪的生活中再次出現了。

嶺南大學創辦早於清華大學，學術氛圍自由，更獲得多方的投資贊助，是戰亂之中難得的庇護所。1948年，北平協和醫學院的大批專家教授南下抵達嶺南大學，不乏謝志光（中國臨床放射學的創始人）級別的教授，這一批學者是未來中山醫學院的基石。除此之外，語言學家王力、數學家姜立夫等名教授，也都齊聚嶺南大學，可謂是眾星雲集，這在當時的中國，是一個烏托邦似的所在，學術者的天堂。為什麼這些教授，一樣沒有去台灣？我想不單單是對政權變革的站隊問題可以解釋的。

陳序經是陳寅恪老友，曾多次邀起前往嶺南大學任教，此次更值陳寅恪落難之際，再次開出了極為優厚的條件（嶺南大學第一高薪，也可以說是中國學界第一高薪），加之嶺南大學的學術氛圍。士為知己者死，遇到一位知己般的校長，和一片可得安生的「世外桃源」，我想，這是遠比政治立場更能左右陳寅恪這一位純粹的學人是否赴台選擇的關鍵因素。

當然，說先生有多「愛國」或是「眷戀故土」我看也未必，陳寅恪曾評論自己是「全盤西化」，連早餐也只吃得慣西式冷餐，更曾試圖居家移民英倫，只是最終迫於局勢未能成行，才回到昆明。這也更側證了意識形態、黨國觀念不是左右陳寅恪抉擇的最重要因素，他一輩子也沒考慮過「學而優則仕」，只想踏實做學問，在哪都一樣。按余英時先生話說，就是「我在哪，哪裡就是中國」。所以，他選擇的是家，而不是黨。

參考：《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

二、為何智者往往不智

陳寅恪是一位智者，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在1948年的選擇及其之後的各種抉擇是智還是愚，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了。其實這種關於個人選擇的評論，主觀色彩太重，我在這裡舉幾個例子，再稍加自己的看法。

嚴耕望先生說中國近代史學四大家乃是陳寅恪、錢穆、呂思勉、陳垣，又尊陳寅恪為首。呂思勉先生1957年去世，一生並未受到嚴重的衝擊。錢穆老師最為年輕，自學成才，1949年後遷居香港，後移居並逝於台灣，並於92年歸葬江蘇，晚年算得善終，是最幸運的一位。陳垣先生最為年長，與陳寅恪並稱為南北二陳，極喑時務，79歲時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有子女十一人，北京師範大學的老校長，雖然後期因為政治風波不再有什麼學術成就，也算善始善終。

以題主與諸位答主之見，此處最明智之人首推陳垣，其次為錢穆，呂思勉暫且不論，這位慘死於文革，骨灰三十年未曾入土為安的陳寅恪必是最不明智之人，對否？

再說胡適，胡適的著作如《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確是繼往開來的大作。但1949年之後，又有什麼拿得出手的學術成就呢？大陸學界往往評判胡適為「政治錯誤，學術正確」，而海外學界則恰恰相反，認為胡適「政治正確，學術欠佳」。這位離開北京後痛斥自己為「乃一不名譽之逃兵」的校長，想必是明智的了？

至於郭沫若之吮癰舐痔之類，更是不勝枚舉。

為什麼中國近代學者之中，被譽為「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三百年乃得一見的史學大師」只陳寅恪一人，此前諸位都未被曾提及呢？

對於一個學人，無非是人格秉性與學術水平兩方面看待。我不再贅述陳寅恪的學術水平，想單獨說說人格秉性的事情。

中國社會向來尊崇「會來事」、「會講話」的品格，識時務者為俊傑，在大是大非面前，似乎正義與否也沒那麼重要了。但學術活動終究與生活中普遍的一些事情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史學，史學中一定要有一些正面承擔苦難的東西，不可能都是五彩斑斕的美景，這些苦難，終究需要有人來承擔。這種對苦難的承載力，又不是一般的史學家可以承受的。也正是如此，史學家如果要在學術上站的住腳，著書論說在百年之後依舊穩固，是極需要秉性的。

個性決定命運，陳寅恪一生治史極重史料考證，對一切史實都報以一份客觀的態度。陳寅恪所謂「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是學術通法，更是史學精要。他在《贈蔣秉南序》中說自己是「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可見他自己對文人學者應有之境界的界定。可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秉性，讓自己戴上了所謂「唯心主義歷史觀」、「資產階級權威學者」、「對舊社會王妃妓女特別感興趣」等等可笑的帽子。其實「唯心主義歷史觀」又怎樣呢？「唯物主義歷史觀」強迫所有人承認自己是唯一的正確史觀，才是最可笑的、自相矛盾的悖論。

一位純粹的學人，與人格秉性與學術水平，兼執時代之牛耳，即便有千百次妥協的機會，仍未留下任何之污點，簡直是一位完人，流芳百世。而其他的學者，終究有各種各樣的缺憾。

蘇格拉底是否不智？文天祥是否不智？雨果是否不智？哥白尼是否不智？他們真的是，讀書讀傻了嗎？他們不是沒有遇見到自己未來的悲劇，只是選擇直面悲劇而已。陳寅恪完全可以效仿陳垣，保全性命，做一條哈巴狗，只是他沒有這麼做。君且看百年之後人們口中之陳垣如何？郭沫若如何？陳寅恪又如何？

儘管主觀色彩濃重，但我還是想說。真正具備文化承載力的學者，或是推動了社會進步的學問家，鮮有誰可以稱得上是普世意義的「明智」。在當時的時代，他們的所作所為大多像一個傻子，都缺乏政治遠見，但這個「政治遠見」卻經常與「學術活動」相悖，說來容易做來難。況且，沒有哪個社會、哪個文明，是可以依靠一群「聰明人」進步的，正是這些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傻子，給了我們今天的世界。

這種愚人，也愚的值得，愚的令人敬佩。

不智，便不智吧！

其實，現在來評論陳寅恪的智與愚，還是太早了些，再過一百年，歷史會有一個更公道的評價。

三、小總結

今年恰逢報告文學《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再版，在十七年前本書初印的時候，「陳寅恪熱」還被視作洪水猛獸，抱持壓制之態，以至於一冊難求。那今天本書的出版，究竟是它在政治上終於變得正確了，還是陳寅恪的學術力量終於消耗殆盡，已經不構成政治威脅了呢？我看多半還是後者多了一些。

下面這張照片，是在陳寅恪先生墓前所攝。陳寅恪一生之執念，無外乎「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十個字，以此出發，可見其人。

而當今社會，誰若天天叫嚷著「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恐怕都不會被當成傻子，而會被當成瘋子。連陳寅恪先生，都會被冠以「讀書讀傻了」的評論。晚輩後學，非但沒有絲毫高山仰止之念，竟然盡出口孽，令人嘆息。時代愈發無力，英雄就被加倍緬懷。學術之路走到盡頭，常是一門「痴人之學」，我始終相信，秉此「獨立、自由」之信條者，雖前路漫漫，仍必有所成。

愚乎？智乎？智者常知愚者之愚，愚者難通智者之智。

研究歷史，不會創造任何現實價值，不會給自己和社會帶來哪怕一分錢的財富，在歷史中說真話說實話倒會給自己惹來無數的麻煩。那人們為什麼還要研究歷史？這恐怕是部分人一輩子也想不明白的事情。

另外，鄙人新開設知乎專欄，在：不又齋 - 知乎專欄，感謝各位關注。

楊絳先生在《我們仨》中有一段話應該多多少少能反應一些東西。

　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可是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願逃跑，只是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學，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我們並不敢為自己樂觀，可是我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徐博聞知友寫得一手好文章，史料情懷俱佳。但鄙人贊同之餘，也有異見要說。

以下是徐知友原文

『以當時學術圈之氛圍，教授與政客搭上關係，多是不光彩的行為，所謂「只問學術，不問政治」正是此意。為什麼，一個學人，要具備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遠見呢？』

『換位思考，一個生於亂世，終生流離失所，輾轉於武漢、長沙、南昌、日本、美國、德國、香港、昆明、桂林、英國等地的雙目失明的老人，拖家帶口，凄涼之際，無非是選擇一個「安定」的養老之所。』

『陳寅恪一生與國共兩黨都無甚瓜葛，無需考慮政治立場上站隊的問題，甚至我個人猜測他自己都沒有把國、共之分看得有多嚴重，談不上在兩黨之中選擇哪個，終究無論何人執政，大學都是大學，在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事情也的確是如此發展的。』

這三段要說的無非是：陳寅恪先生選擇留在大陸並不是一個基於對當時中國政治理解的決定。他並不是認為留在大陸對自己什麼政治上的『好處』。先生沒想要撈得什麼好處，先生是個專註學術值得尊敬的先賢。

至此，我完全同意。

但是徐知友在後續的文字中，卻拿蘇格拉底、郭沫若等人和陳寅恪先生對比；這是前後矛盾的。

因為蘇格拉底、郭沫若，一個是甚至自己選擇的結局是死亡而慷慨赴死，一個是趨炎附勢討好當局換得好處。兩者都明確知道自己的選擇會帶來什麼，也都印證了自己的推測，得到了想要的結果。可是徐知友前文露出的意思分明是：陳寅恪先生似乎根本沒考慮自己留在大陸的安危問題。或者他考慮後認為留在大陸依舊能照常學術。（受陳序經先生和嶺南大學的影響。）

徐知友文章飽含情感，鄙人非常尊重乃至佩服。可閣下似乎搞混了兩個不同的問題。『留在大陸是否明智』和『大陸發生政治風波後依舊堅守學術原則是否明智』；這是不同的問題。

吾輩當然佩服蘇格拉底，肯定欽佩陳寅恪先生的堅守。但這問題本身要討論的是前一個問題，而不是後一個問題。

陳寅恪先生沒去台灣，對於他的家人和自身性命而言肯定是『不明智』的。但無損先生的人格和學術智慧；甚至我們可以說先生專註歷史研究，心無旁騖，更值得讚歎。研究歷史的人未必能夠應用其所得。正如理論物理學家不是工程師。

人這一輩子，要麼在道德人格上犯錯，要麼在知識邏輯上犯錯，要麼利害決策上犯錯。在最後一種上犯錯，是最輕最無所謂的錯了。尤其是當事人早已心無旁騖，不計個人利害的時候。或許陳寅恪先生的確考慮過糟糕的可能，但他心底應該會有個聲音：『想必也不會累及家人太多，在原則面前，我一身生死又有何必汲汲營營。』

若是陳寅恪先生早就知道自己留在大陸堅持原則必定受苦，還肯留下，這才是蘇格拉底。

徐知友所說的『這種愚人，也愚的值得，愚的令人敬佩。』我同意。陳寅恪先生如果沒有考慮自身安危，專心學術不深究時事；這種『愚』也令人敬佩。但這種『愚』和蘇格拉底的『愚』，畢竟不是同一種。
或者徐知友可以這麼寫：『陳寅恪先生在遭受迫害後依舊堅持原則，這是蘇格拉底般令人敬佩的愚。』

我相信寫得出那般好文章的徐知友，上述淺顯的道理肯定是明白的；希望徐知友在文句上也能寫得明白。

下面說說陳寅恪先生為什麼沒有預見到文革會發生。我也支持其他答案，只是想從另一些角度，用自己的話說一次。

就如徐知友指出，胡適本身和國民黨關係較為密切（當然不是捧臭腳的那種密切，不是郭沫若和黨的那種密切）出於保險考慮，他去台灣是情理之中。畢竟，胡適在國民黨政府內反調沒少唱，照樣活得好好。可是共黨會怎麼對他這個曾經敵對黨的成員呢？那就不得而知。所以，不要賭最好，還是去台灣吧。另一些本身就跟共黨交好的，留在大陸也是必然。

像陳寅恪先生這種本身沒有黨派偏向的一群學者留在大陸的考量無非兩點：①我之前也沒跟國民黨混太近，就算共黨真的清算也輪不到我吧？②國民黨那麼糟糕了，也沒見怎麼迫害學術界的異見分子；共黨自己也是被壓迫過的，而且也發表聲明民主治國，應該沒事。

事實上，縱觀整個中國歷史，文革這一事件是前所未有的。題主說『歷史驚人的重複』；那請你舉出歷史上跟文革相似的時間。就我所知，以前政治鬥爭都是國家機器實行，沒有『發動人民群眾』；針對的都是支持不支持某皇帝某大臣的人，也不會拿出一個XX主義、左右派之類的區分。

好，即便我們默認文革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不獨特，都是某種社會規律和人性下的產物——但要能夠預見到它，需要足夠多的信息。而作為一個當時的人，很難得到足夠多的信息。甚至很多信息有誤導成分。比如當時有一些美國記者去過延安，還寫了不少好話呢。

你覺得陳寅恪先生一個醉心歷史學術研究的人，會多在意時事資訊呢？至少不會像胡適那樣在意。即便陳寅恪先生真有本事預見文革的發生，他也沒有足夠的信息去進行分析。

本來看了@徐博聞的回答覺得非常全面，而且有理有據，並沒有再回答的必要，可是看題主改了問題之後，又覺得一定要說點什麼。
先不提陳寅恪先生，來看一看另一個也沒去台灣的文學家的事，同樣，在文革中也很凄慘，落了一身病。

回京的是老弱病殘。老弱病殘已經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輩子留在幹校吧。我獨往菜園去，忽然轉念：我如送走了默存，我還能領會「咱們」的心情嗎？只怕我身雖在幹校，心情已自不同，多少已不是「咱們」中人了。我想到解放前夕，許多人惶惶然往國外跑，我們倆為什麼有好幾條路都不肯走呢？思想進步嗎？覺悟高嗎？默存常引柳永的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我們只是捨不得祖國，撇不下「伊」——也就是「咱們」或「我們」。儘管億萬「咱們」或「我們」中人素不相識，終歸同屬一體，痛癢相關，息息相連，都是甩不開的自己的一部分。我自慚誤聽傳聞，心生妄念，只希望默存回京和阿圓相聚，且求獨善我家，不問其它。解放以來，經過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當初了。

默存過菜園，我指著窩棚說：「給咱們這樣一個擁，咱們就住下，行嗎？」

默存認真想了一下說：「沒有書。」

真的，什麼物質享受，全都罷得；沒有書卻不好過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筆記本、碑帖等等。

我問：「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

他說：「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

默存向來抉擇很爽快，好像未經思考的；但事後從不游移反覆。我不免思前想後，可是我們的抉擇總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選擇，而且不是盲目的選擇，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這段話是楊絳寫的《幹校六記》的最後一段的節選，講述了她和錢鍾書的一些對話。應該也有啟發。

再說回陳寅恪先生，他未留下如此的煽情和訴說內心的文字，所以真實想法我們也不得而知，最有可能的當然是上面那些答案，比如希望平靜養老，比如因為妻女，比如因為失明，但是也許還有一些原因可能是陳先生認為這就是他的祖國吧。祖國是故土的同義詞，而不是支持黨派的同義詞，不能因為一個黨派走了，這兒便不是故土了。如果這樣來算，那歷史上的不智的人可太多了。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治喪完畢，寅恪隨校南遷，過著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佔的上海授課。他又一次拒命，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面對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以示諷刺。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闢了新的途徑。

上面這段引用的意思是陳寅恪先生雖不問政治，但也不並不是對國民政府很滿意。其實就當時看來的確是大陸更有發展，國軍那時候的確很腐敗，而且1947年在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跟文革也有相似，這些也都可能會加重陳寅恪先生對於國民政府的不喜歡。甚至，台灣能成為現在這個美好的樣子也有一部分是偶然。當然只是猜測。

再說一點點，陳寅恪先生現在的影響，我只能說我知道的兩個小方面。在大陸，我們老系主任早前讀大學時的老師跟陳寅恪先生是好友，所以聽說了很多他的軼事，但跟我們說的更多的對於陳寅恪先生的學術成果的認同，這麼多年來未斷。多少在文革時被埋沒的作品根本再無人問津，甚至張愛玲，錢鍾書和沈從文都是80年代「重寫文學史」時靠著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重新被發現的，在這之前他們是完全進不了文學史的，意味著根本沒人記得他們。而陳寅恪先生卻不同，他的觀點一直是被學界認可，雖然那個學界可能蕩然無存。我這個比較方法可能有點欠妥，但是的確證明了一些事。
在台灣就更不用說了，在台大中文系的時候，上午經常是詩經的課會提先生，下午的現代文學也會提，甚至第二天上紅樓夢的課還會提，所以，我真的不知道這樣陳寅恪先生怎麼能不算為智者。當然，我想題主說的更多是在大形勢面前的智慧，可是對於老一代的真正的知識分子評判標準，也不應該用現代的想法吧，比如保全自己就是智慧。當然能這樣保全的確是好處，但是如果代價是說一些不想說的話，那還是保全了么？或者說，要說一些別人的不好的話才能安全，也算是真正的保全么？更極端的，49年直接離開故鄉跟著也沒有很認同的黨派去另一個地方就是智慧了么？

所以，我覺得陳寅恪先生是智者的更多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而非一個政治家。

錢鍾書曾在圍城裡這樣解釋為何不稱讚女性有才華：「說女人有才學,就彷彿讚美一朵花,說它在天平上稱起來有白菜番薯的斤兩。」

套用到陳先生身上也適合。學問之高深如鮮花之美，安身立命保全身家性命的功夫如土豆斤兩，兩者不是一個路數。他是花，不是土豆。雖然沒有斤兩，沒有那個政治眼光和預測能力讓自己逃脫厄運，但完全無損自己的學者風範。

第一，低估了共產主義。
其實曾經在20世紀30年代的歐洲文學界，在厭倦資本主義紙醉金迷，腐朽敗壞的文化後，西方就不停有文化人去參觀蘇聯，然後回來大肆誇讚蘇聯，並且對資本主義進行批評。他們認為蘇聯提供了另外一條社會道路，而這條道路比腐朽的資本主義要好得多。

原因在於，斯大林把大饑荒，大清洗，集中營都隱藏的很好，對外不斷展現的是蘇聯的經濟奇蹟，一個歐洲二流國家，通過數個五年計劃，迅速達到世界經濟第二強國的驚人成果。所以，無數第三世界尋求富強的人們和西方對資本主義厭惡的文人們，對蘇聯有了強大的好感。
但是，蘇聯的真實情況並不被外人知道。而斯大林時期，又極力壓制打擊蘇聯內部的反對聲音，直到斯大林去世，《古拉格群島》這類有採訪有經歷有事實的蘇聯自我批判聲音才出現，才揭露了蘇聯的真實情況。才揭露了共產主義模範範本的醜惡。

所以，誰也想不到中國，朝鮮，紅色高棉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會發生大饑荒，大清洗，關牛棚的事情來。

第二，對時局判斷有錯。
當時絕大部分的人認為這不過是一次改朝換代，換了一個統治階層罷了，馬照跑，歌照唱，而陳寅格這樣的大家族歷經了數百年，經歷改朝換代，經歷軍閥混戰，日寇入侵，可能覺得這不過是又一次改朝換代罷了，誰也想不到，在那個年代，國家對個人有那麼強大的控制力。

不僅僅是陳寅恪，連美國，在看倦了國民黨貪污腐敗，國軍作戰無能後，美國也覺得中國共產黨不像是一個「共產黨」，更像是一群民族主義者，他們清廉，勇敢，整潔，有紀律，朝氣蓬勃，他們批評國民黨的貪污腐敗，在《新華日報》他們稱讚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他們決心維護國家利益。為什麼要反對這樣一個朝氣蓬勃的民族主義政黨呢？於是內戰開始後，1946年，美國停止向國民黨提供美援。1948年宋美齡去美國無人搭理。

所以，1949年陳寅格回國就不足為奇了，隨後幾年的有《一滴淚》的作者巫寧坤，論證「畝產萬斤」及「氣功科學」的偉大科學家錢學森也回國了。

三，國學與鄉土情懷
抗戰勝利後，陳寅格應聘牛津大學任教，後來在倫敦做眼睛手術，發現雙眼失明已成定局，中國是一個非常注重鄉土情懷的國家，也許出於葉落歸根的想法，陳寅格選擇了回國。

還有一個考慮因素是，一個做國學的，不留在中國，不留在中國主體，趕緊總是怪異。

所以，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國學大師，文化人是不可計數。傅雷，吳晗，老舍，儲安平，熊十力，翦伯贊，田漢等等。

國學大師錢穆倒是在香港開出了新天地。後來，錢穆的學生余英時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觀念：「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從觀念上，才有嶄新的改變。

憑歷史印象打，許多細節還得仔細查資料。

誰也無法精準的預測歷史的走勢，庸者不行，智者亦不行。他們在歷史面前都是一群賭徒。

歷史誠然是一面鏡子，但是每個人從鏡中看見的景象亦千差萬別，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個體對當下時局的一個判斷。

「黨家專政二十年，大廈一旦梁棟摧，亂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災」，寅恪對蔣家王朝已經完全看透，完全失望。

陳寅恪在黨國和國黨之間選擇了後者，是因為對前者信任的完全崩塌，用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去豪賭一個不想要的現在。

賭輸了。
(2013-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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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看了很多其他的回答和評論，我想補充一些內容。

作為一個學者，期望的只是一個更加自由開放而不受政治約束的學術環境，所以選擇去台灣還是留大陸，並非政治站隊或者宣明自己的政治立場，只是篤信選擇的這片土地能夠帶來這樣一個學術環境。

現代人去評價歷史人物實在不能粗暴地冠以諸如「對錯「、」智愚」這樣的簡單標籤。陳寅恪最終在一個更加不自由不開放、受政治完全控制的學術環境下，依然用生命踐行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信條，可能在個體生命的角度上，他似乎不那麼「智」，但風雲過後，他留下的精神遺產也足夠我們稱道為「智」了。
(2013-10-02)

題主您的確可以比陳先生明智。
因為您這位後人在2013年可以看到陳先生在1949年當時當下所看不到的1966-1969,
因為您在2013年洞見了 1949年時的陳先生的未來。

然而古人自己的未來是要怎麼走, 是在他們自己的當時當下,

就要作決定的。

這點上, 在古人面前, 我們都是上帝。

因為我們這些後人知道古人的未來發生了什麼事。

陳老為何不走，是出於故土情結還是知識分子的秉性，他個人的真實想法不得而知，但我想說一下中國式的知識分子的氣質問題和政治困境。
在我的碩士論文里，我試圖從記憶問題的角度來分析西方和中國的的政治文化問題，在最後一章，在分析中國的記憶問題時，通過對中國式情結記憶和苦難記憶的論述，討論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困境。
在我的定義里，情結記憶即記憶中的情結因素，情結記憶構成了個人意識中的意義中心。它可以表現成由個人情節記憶生成的個人情結和語義記憶表現出的民族情結。西方的情結記憶表現為對理性啟蒙的推崇，而中國的情結記憶是一種傳統的家國情懷。

苦難記憶體現著一個民族或個人遭受到的不幸之義，苦難記憶可以作為一種政治財富，憑藉著自身遭受到的不正義而為自己尋求正義的行動提供合法性保證，馬克思把無產階級作為世代被壓迫者的代表，要求為他們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尋求補償，以此來激發無產階級的革命行動，並許下關於解放的政治承諾。

一個民族的情結記憶會影響到他們對苦難的理解。西方理性情結把苦難作為通往自由王國的代價，猶太彌賽亞情結把苦難當作人的主體性墮落的必然結果。

中國的的情結記憶是什麼，張志揚先生在他的著作《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門檻》一書，從傳統型和意識形態型兩個角度對中國社會的情結記憶進行過討論。

從傳統性角度分析，中國的情結記憶表現為一種家國情懷。中國的傳統社會是由倫理綱常維繫的血緣社會，家的概念與國家的概念呈現出同樣的結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中國傳統語境中，個體的遭遇和國家的命運是聯繫在一起的，中華民族的情結記憶表現為強烈的家國情懷。中國人感受到的創傷記憶是人的國家觀念的創傷。這種家國情結「固置國家觀念之上，即國家觀念成為立義中心，而且還是正心誠意的立義中心，一切正義、價值、情感皆繫於此，那麼，國破家亡對於中國人來說，就是最大的不幸、最大的創痛了」。

中國文化的傳統語境中一直缺乏著個人維度。自五四運動以來，許多人開始關注個性的解放，現代性體現的是一種個體的生存意識，中華民族的情結記憶在迎接現代化的過程中表現出阻塞，影響了新的意義的生成。中國的創傷記憶展示的是國破家亡的記憶，現代社會強調的確實國家概念與個人概念的分離，在傳統的情節記憶與現代意識衝突的過程中，中國的傳統觀念在逐漸地瓦解，我們的經驗也開始失效。舊的經驗失效了，我們便需要新的經驗。但整個民族的的情結記憶會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在個體意識中表現成語義記憶，它直接影響到個人的思維邏輯，要想去舊迎新何曾容易？

除此之外，中國的傳統情結記憶在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越來越呈現出一種意識形態性。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一種天道觀念，「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能否順應天道是王朝興衰的原因，而人的行動就是「制天道而用之」。天道成為了一種形而上學的真理，也表現出一種真理的強權。在救國圖存的道路上，中國最終選擇共產主義道路的原因從某種立場來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共產主義理論與中國傳統的情結記憶存在著契合。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可以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儒家化。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對應著中國的天道觀念，馬克思的主奴辯證法揭示著我們兩千年封建社會的改朝換代，馬克思的歷史進化目的論不就是我們所強調的大同理想嗎？而馬克思對階級秩序的顛覆，也不過是「君貴民輕」，「水可載舟亦能覆舟」的再現。

馬克思主義能在上世紀初被那些心繫國家存亡的知識分子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是源於情結記憶上的親和。在當時選擇何種道路救中國的各種主義之爭中，各種理論都嘗試把自己意識形態化——把特殊的稱為普遍的的，把普遍的說成是統治的。政治行動的的合法性來源於真理性，但揭開真理的意識形態後，其真正起作用的是權力性。誰掌握權力，誰就掌握真理，並借意識形態宣傳為自己正名。馬克思主義也體現了同樣的政治策略。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外聖內王」其實早已揭示了意識形態的神話。在建國之後，這種情結記憶的意識形態性並沒有削弱，反而一再加強。建國後，傳統概念的「倫理國家」被「階級國家」取代，日常生活被政治生活分割。「上層建築同國家黨政軍管理系統融為一體。一切帶倫理關係的民間組織如社團、行會、幫派，統統取締。只有這樣才能毫無障礙地讓黨意通達基層，決不容許政出多門的無政府現象發生。」在這種階級鬥爭的策略下，領袖的意志成為全民的意志，個人稍有微詞便會成為全民公敵。

傳統社會以重複為生活常態，以記憶為經驗基礎，而現代性的時間卻是向前的，以體驗代替經驗，傳統文化成為通往現代化道路中的障礙。建國後長期的破四舊運動可以被看作是為將來的革命工程清掃障礙，用一種共產主義的價值觀念來取代傳統信仰，形成新的意志共同體。但在經歷過階級鬥爭造成的種種苦難後，人民重新開始反思，領袖的意志不再是普遍真理的象徵，實踐被看作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現實中的真理被相對化了，但「實踐標準」卻又被看作是一種是絕對真理，於是產生了一種悖論。誰又能成為監督「檢驗標準」的裁判呢？答案只能是制定這一標準的人，所有的真理背後都體現著意識形態策略。

「實踐作為真理標準」本身是為改革開放這一行動提供合法性保證，但「實踐標準」將真理相對化卻又導致了自由主義的問題。自由主義放棄了對價值問題的思考。自由主義認為人依群而居，一切價值都具有合理性，強調人類社會各民族價值觀的差異性和多元性，嘗試用一種人類社會的共同理想將各種價值觀念統一起來。但是如果每個民族的價值觀念都是歷史的產物，都具有合理性，那可以說納粹的理想是合理的，因為他們同樣是在為自己民族爭取「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自改革開放以來，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觸到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時，記憶失效的副作用開始愈發明顯，產生了嚴重的意義危機。一個社會的穩定依賴於其共同的價值準則，但現代社會奉行的自由與平等概念間卻存在著內在的緊張對立：「承諾個人自由就以非道德的市場屬性無視社會公正和人類福利，沒有節制的追求個人私利，使得社會的公共安全受到威脅，共有意義無法生存，財富和權利兩極分化，令社會不得不反彈而發生一系列保護運動以免遭崩潰，這又反過來損害市場秩序。」在這種環境下，一些人甚至不再抱有任何情結，選擇了無信仰，或者崇尚虛無主義，不再為自己的的行動負責。道德問題開始逐漸顯現：知法犯法、投機倒把、行賄受賄、制假販假，道德危機逐漸顯現。

—— ——以上部分內容摘自於我的碩士論文—— ——

在意識形態的語境下，知識分子處於怎樣的困境呢？

知識分子是作為一個民族文化承載者的身份而存在，其身上也肩負了整個民族情結記憶的重負，個體行動無時無刻不受到其影響。哈貝馬斯曾指出：「承擔社會與文化批判職能的知識分子接納著生活世界及其管理行為系統(包括經濟和國家行政兩個方面)的相關事實和事件的投人，然後『公開運用其理性』(按康德的「啟蒙」說法)產出各種層次的激發意識和意志以期行動熱情的意義。」知識分子具有一種強烈的政治抱負，但同時對現實的關照體現出理想主義色彩，對意識形態的暗流缺乏敏感，因此在現實中面臨著一種苦難——渴望施展抱負，但因為對政治局勢缺乏把握能力而懷才不遇，最後面對政治高壓或選擇消極避世，或走向極端激進。

在傳統語境中，知識分子是作為士大夫階層而存在。當辛亥革命之後，傳統社會結構逐步瓦解，知識分子失去了其政治背景，開始處於貧苦與卑微的狀態，但即便如此，他們也時刻不忘如何將自己的家國情懷付諸於實踐，是他們推動了各種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並期望從中尋找到一條切實的救國之路。開始他們選擇了「德先生」和「賽先生」，最後又選擇了共產主義，在沒有顧及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知識分子是切實把這些當作救國的真理。但是無論是科學和民主最終都沒有成為解決現實問題的利器，反而導致了20世紀道德危機的進一步加深，而共產主義更是在經過意識形態的歪曲後成為了極權主義的幫凶。這最終導致了知識分子情結記憶的受阻，使他們無法展開有效的現實行動。

在建國以後，在各種接連不斷的政治鬥爭中知識分子都成為了最大的受害者。這種對知識分子的迫害不得不考慮意識形態的因素。我們現行的政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的革命理論中，其革命的動力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基本矛盾，階級鬥爭是其具體表現。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其最終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革命的的承擔者即社會進步的推動者，是充當生產力的被壓迫階級。馬克思的生產力是抽象的生產力，為了保證無產階級作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合法身份，「馬克思不僅排除了與抽象勞動不可分割的體力勞動作為價值的生成之源，也排除了經濟基礎的構成部分的生產關係作為價值的生成之源。而讓生產力，確切說是始終讓生產力最低下的體力形式獨立承擔經濟與政治的雙重職能：『價值性』與『革命性』。」知識分子作為體現著生產力的智識成分，為保證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是必須遭到排擠的。所以毛澤東強調，知識分子是一個缺乏革命立場的中間階級，需要接受勞動改造，才能成為工農聯盟的一分子。知識分子只有放棄自己的智識才能不對統治合法性產生懷疑。

在政治高壓的環境下，知識分子身上表現出一種分裂。一方面，作為一個具有傳統情結記憶的個人，知識分子抱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希望能憑己之力力挽狂瀾，報效國家。另一方面，這種國家意識又排斥他作為獨立個體的意識，知識分子面對這種尷尬處境，或採取自我犧牲的方式成就情懷，或者掩藏起自我意識而產生一種怨恨的心態。

自80年代以來，政治環境不斷趨於開放，「科學知識作為第一生產力」的口已為生產力的智識成分正名，知識分子的地位已經逐步提高，但那種情懷意識卻並沒有恢復。莫談國事成為知識分子的行事標準。有些人深入書齋不問時事，有些人拉幫結夥為自己謀取利益，有些人成為意識形態的鼓吹者。識時務者似乎已經意識到面對意識形態強權時個人言語的無力，從而學會保持沉默。

知識分子的處境和施特勞斯筆下雅典哲人的處境何其相似。哲人追求真理，但城邦生活卻基於意見，哲學生活和城邦生活存在著緊張的對立。作為一個城邦的公民，哲人有義務維護城邦的道德基礎，所以發表言論必須謹慎，採取顯白與隱晦兩種表達方式。而孔子在作《春秋》之時便已經採取了微言大義的表達技巧。一個知識分子面對著政治壓力不應保持沉默，可謹慎的表達思想，述而不論，把思考留給聽者。

在最近，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於過去，一些雜誌的歷史版塊對近百年歷史事件的細節進行挖掘，一些學者開始對民國的文化、教育和官僚體系進行研究，採取另一種方式來喚醒人們的記憶，這何嘗不是一種微言大義。

最後回到這個問題，智者為何不智？智者不智表現在他們出於自身的家國情懷和意識形態情結無法超出意識形態角度去觀察環境，而放在歷史語境下，留在大陸，更有可能去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去參與到一個新政權的建設中。在49年的語境下，CCP是代表著民主和人民利益的，而KMT則是一個趨於衰敗的獨裁政權。在延安時期實行的三三制原則是在美國人眼中都是更加民主的制度。

為何在54年後會廢除臨時約法的民主原則，已經於發生百花齊放，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呢？

如果閱讀毛澤東在八大期間的講話，便可以了解當時的的國際政治環境。在1956年，南斯拉夫公然批評蘇聯制度，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匈牙利發生反蘇起義。而進一步放大到冷戰環境下，所謂冷戰就是排除直接軍事衝突以外的戰爭手段進行對抗，而56年正是意識形態對抗最激烈的時刻，在國內，一些知識分子在刊物上批評CCP，要求民主黨派直接參政，在戰爭語境下，這種行為相當於兩國開戰前公然擾亂治安，當權者是不得不採取壓制手段的，而知識分子卻缺乏這種對意識形態的敏銳。在反右的初期，右派人物被限定在在五千人，而後來分反右擴大化是超出中央控制的。

如果再把時間推到66年，那時是左派運動的高潮期，北約國有學運，華約國有反蘇，也正處於意識形態對抗的激烈期。值得注意的，十年時期的反智運動主要集中在68年之前，像武鬥運動在70年之後已經趨於平淡，對右派的批鬥也主要集中在人文學科，在理工學科和軍隊內部並沒有泛濫。

說這些例子是想說明，考慮任何歷史問題都不能排除歷史語境，對於上世紀下半葉的各種歷史問題的思考，最不能排除的就是冷戰這個大環境，而出生於70後的人對於何謂冷戰是缺乏印象的，這導致了他們看待歷史問題時的視野受限。

至於為何一些在美國的知識分子會回國，當時錢學森由於麥卡錫主義的政治迫害根本無法在美國進行正常的科研了。麥卡錫主義的政治迫害雖然不能和十年時期相比，但是也會有人因言獲罪而被送上電椅，這就是冷戰，有紅色恐怖也有白色恐怖。

前幾天在雜誌上看到一篇關於黃文雄的文章，講述他為何要刺殺蔣經國。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他的父親，一個根本不關係政治的工程師也受政治牽連而被調查，這促使他通過刺殺行為來表達反對白色恐怖的決心。

即使那些真的去了台灣的知識分子，如果不能識時務去迎合意識形態，也不會安身立命。

所以那些所謂的智者缺乏超越意識形態的智慧，真正的智者應該像沈從文先生那樣，有對意識形態的醒悟，不參與政治，遠離政治，只保持內心的秉性，在知識分子中，沈老屬於非主流，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出身行伍，內心卑微，也正因如此，使他少了幾分知識分子的傲氣。從前看沈從文傳的時候，寫道在80年代沈從文熱，一些關於他的研討會邀請他出席，都被他回絕，據他的話說，文學對於政治，只是早晚市價不同。和他同代的那些文人，如丁玲般的識時務者，又有幾個熬到了最後呢？

我太爺爺【其實應該是太公，我外婆的爸爸】是gmd的軍官，雖然是文官，後來是我國營養學的奠基人之一。他也是選擇在大陸，沒有去台灣。因為去美國念的書，所以太奶奶是美國人。可想而知，那十年，家裡的雞飛狗跳…不過很幸運，我們家沒死人。
我也問過外婆，為什麼當初沒去台灣。外婆說，太奶奶認為，那麼多人，忽然跑到一個小島上，從邏輯上分析就會有物資匱乏，生命不保的危險。而且那時，太爺爺他們這樣的英美派已經受到德派排擠，在黨內很不順利了。
現在看…無非是…這樣困難和那樣困難的差別。人的選擇對命運的影響，其實沒想像的那麼大。
貌似又跑題了？-_-||
哎。心虛的匿了。
…………………………………分割………………………………
評論區總有人問我：
可以冒昧地問層主一個題外問題嗎？層主家應該祖上都受過良好甚至算突出的教育了，想問會在家訓傳承，禮儀，見識的傳承上有較為明顯的優勢嗎，一直很想知道祖上的文化水平對後代成長的影響。
答：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法自己比較自己和別人有什麼差別，有失偏頗。
更何況，這些差別造成的原因實在複雜，沒法定量，控制，比較。
以上就是針對評論區這個問題的回答。
另，原本想了一下，要不要取消匿名，索性讓大家看我其他答案，自己評判。但我又不想站在他人審視比較的目光下。所以作罷。
會出現這個問題，實在是未曾預料到的。

目前得票最高的答案分析得很精當了，能深入陳先生當年的際遇情懷，又能結合時代大氣象。在下想補充一點信息，希望能有小補於諸位君子。

吾聞諸某長期親炙錢穆先生的學者，說當年渡江戰役以後，錢先生自無錫啓程輾轉逃往廣州，準備離開大陸；在赴廣州的火車上遇到了陳寅恪先生。兩人相互欣賞，攀談良久；乃相約到廣州以後，稍作停留，即出口岸赴香港。誰知到了約會的前日，錢先生才聽說，陳先生被認同共產黨的女兒說服，已決定留在大陸了。錢先生非常遺憾，但那個時候也沒有別的辦法，到了時間隻身赴港，從此再無一面之緣。

以上都是在下聽那位老人口說的，沒有多做考證，現在想來大概有兩個點待考：1、兩人是否有可能同車赴粵？此事不難查，翻檢年譜即可得知。2、陳有三女，當時是哪個女兒在廣州？是否認同共產黨？蓋此事未見錢先生行諸筆端，僅出其門人弟子之轉述，或有誤記、訛傳，也未可知；本未可全信。然而若真有此事，則真真要讓人感嘆際遇之偶然與命運之弄人。

又想到以陳先生的學問才智，如若有更好的機會，恐怕會爲中華文化血脈之存續做更多的事情。——陳先生之留在大陸，實在是中華文化之損失。

以下再多談幾句，都算在下的一點感想，諸君子姑且一讀：

錢先生《師友雜憶》中記載：共軍打下徐州以後，錢先生便決意南下。有認同共黨的族叔的勸他留下來，他回答說：

「吾叔日常好談論古文辭，不知共軍先後文告，亦有絲毫開國氣象否？」

當時錢先生想要南下廣州避難，家中的子女全都不認同。彼時青年，認同共產黨之精神者多矣，錢先生的兒子們也一樣。總之最後錢先生乃是孤身南下，一個親人都沒有跟著他。錢先生能這樣做，足見其對時局之發展，已有一個非常清晰的判斷。——不過後來動亂之中，竟然全無機會再把夫人並幼子幼女接到南方來，這恐怕也是錢先生始料未及的事情。

「古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爲己」，讀書治學，最終是要陶養成自己一身的素養與識力。尤其是治史，更應當獲得一種對大時代之大變局的敏感。錢先生的學問，可以說最終落在對自己命運的把握上面了。

那是他誤判別人底線，如果讓他重新選一次，他一定會去台灣！

不能理解題主和多數答主的思路。
留在大陸並不等於選擇了哪一個政權，表明何種政治立場，對何種被許諾的未來作出期待。
他只是選擇了孕育他安身立命文化的土地。
現在人的生活環境導致大家想法太功利，對節操的認識也太淺薄。

當然到最後還是一個子非魚的問題。

回答偏題一些

我有幸見過陳寅恪先生大女兒陳流求
也委婉的大致問了這個問題
她的回復是父親臨終時並不在身邊後來聽著轉述只是希望她們三姊妹好好照顧自己其他並沒有多說

但陳流求說，他的父親不希望他們學習文史，反而要求他們數學一定要好。

也可能也是太隱私的事一面之緣沒有論及吧

話說共產主義這玩意在中國歷史上也從來沒有出現過吧

當年留在大陸的學者是一批，甚至還有一批是周專門寫信從國外邀請回國建設的留洋學者，這些人許多都被整死了

按你的說法，我們姑且把留在大陸的學者當做不智，那麼那些周宰相親自寫信邀請回來最後被整死的學者們呢？你就算想像力再高，也想不到位高權重的周宰相會寫信邀請你回來受死吧？

無意冒犯。題主能提出這個問題，恰恰說明題主讀的書不夠多，尤其對中國近現代史缺乏足夠的了解。

一方面，未來的事情誰都說不準。

另一方面，當時的現實，至少從表面上看，中共在各方面的表現，比國民黨都要強不少。中共進步、民主、親民、清廉，國民黨保守、專制、官僚、腐敗。拋開政治理念不說，從知識分子到平民百姓，都比較認同中共，應該是當時的真實寫照。為什麼佔盡優勢的國民黨倒台快得連中共都沒有做好準備？人心向背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國人的想法多少帶有偏見，不如看看美國人是怎麼說的吧。

抗戰後，許多西方記者衝破國民黨封鎖進入延安，發回了許多不為西方人所知的紅色中國的報道。
斯諾的《西行漫記》是一部經典性的新聞體著作，它曾對美國大眾關於紅色中國的觀念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在這部書中，斯諾把共產黨人描述成儉樸的愛國者，而國民黨人則是腐敗的不可信賴者。
他的妻子在比較國共兩黨時則更為坦率。她曾於1937年訪問了延安，並把這次旅行說成是「一次發現了……一種新的精神和一群新的人類的旅行，這些人正在地球上最古老、變化最小的文明之心臟地帶創建一個新世界。」在她看來，中國共產黨人是一種「新型的」中國人，他們「極富人情味」——這種性格特徵「深深地」感染了她。她甚至說中國共產黨人看起來「更像我們（美國人）。」他們正「通過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觀念架起一座通向西方世界的橋樑，並試圖成為他們自己時代的主人」
。她讚揚中共努力「摧毀封建主義及建立一個現代社會」，並斷言稱中國共產黨人「屬於同我自己一樣的那類人。」
大多數外國記者都懷有對國民黨反感和對中共傾心的感覺，
雖然這些來訪者中有些人抱有偏愛紅色中國的先入為主的概念，但總體來說，他們代表著不同的政治信念。共產黨人的活力、希望、誠實及對大眾的關心，給他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畢恩來把國民黨的「封建中國」與共產黨的「民主中國」作了區分。
美聯社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斯坦恩把重慶稱為「哀怨之城」和「一場噩夢」。從延安飛往重慶猶如「從中國的一個世界到了另一個世界」。
《時代生活》（Time-Life）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國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強壯健康」，而合眾社和《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福爾曼則在1943年認為紅軍戰士「大約是我所曾見過的營養最好的部隊」
。用作比較的標準不是共產黨中國與美國，而是重慶和延安。前者代表著「舊中國」——死氣沉沉、頹廢衰微、自私自利、逆來順受、對普通百姓漠不關心、貧窮落後、不講人道、任人唯親，而後者則代表「新中國」——滿懷希望、朝氣蓬勃、效率卓著、鬥志昂揚、綱紀嚴明、熱情洋溢。
斯諾稱一顆紅星正在中國上空冉冉升起，而白修德則認為國民政府正因其行為不當而失去天命，
因其道德淪喪和濫施暴政而腐朽枯萎。雖然白修德「不信任共產黨的用心，也不希望看到中國被淹沒在紅色浪潮中」
，但他還是認為國民黨「頹廢衰微」而共產黨則「生氣勃勃」——「相形之下」後者「光芒四射」
。
美國記者們出於偏向窮人敵視富人的態度而覺得共產黨人是一些比國民黨人「更好的」或「不那麼壞的」人。這些記者來自一個習慣於憧憬社會改良和民主進步等
理想的社會，故他們期待著人民大眾的福利和智力能有不斷升級的改善。因此，與中共的價值觀相比，國民黨的傳統價值觀不太適合他們的品味，
而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樂觀主義和烏托邦式的唯物主義則與他們產生了某種共鳴。在記者的報道中，中國共產黨人顯得像是「超人」
，猶如「穿草鞋的勇士」一般；他們與中共的相遇被說成是「令人誠服的」，而他們與國民黨的相遇則是「令人討厭的」。

1944年7月，羅斯福總統派了一個名為「迪克西使團」的軍事觀察團去延安。領隊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曾是一名漢語教官和派駐北京的武官。使團的主要目的成了「了解這些人」，
「判斷他們未來如果裝備美式器械將具備的作戰潛能」，評估「〔中國〕共產黨對戰爭的潛在貢獻」。在延安的軍方使團把共區稱作是「一個不同的國家」，延安是「中國最現代的地方」。就連那位以親國民黨立場著稱的羅斯福總統駐華特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也在1944年11月訪問延安後評價說，中共是「中國唯一真正的民主分子」，他們「事實上不是共產黨；他們正在為民主原則而奮鬥。」高斯（Clarence Gauss）大使也認為他們可能贏得最後勝利；高斯主張「退出中國政局，聽憑它（國民政府）垮台，自行了結」。

智者和學者是兩個概念。

賈詡、司馬懿等可稱智者，
智者，有識人之智，自知之明，洞悉世態人情；
智者，見微知著，於青萍之末見大風將起，於一葉之落而知天下將秋；
智者，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順勢而為，狡兔三窟。

孔丘、司馬遷等算是學者，
學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學者，不問柴米油鹽，不計利害得失；
學者，為所當為，但求問心無愧。就算逆風撒尿尿一身，依然是真名士自風流。

於本題所問，
陳寅恪應該更適合稱為學者。
而且，就算是智者，就算是五百年不世出的智者，又真能算無遺策？
就算是算無遺策，又一定能避得開紅塵之厄？

找了好久，最後在twitter上找到了這段話：
判斷力的匱乏導致行動和思維的僵化。
判斷力的基礎並不是智力或學問，而是明晰堅定的價值觀和誠實無偽的道德勇氣。
判斷的錯誤導致戰略和行動的錯誤。

正因為智慧所以才選擇留下。就當時的局勢和境況來看，國民黨執政多年，政治上一黨專政，軍統迫害無所不用其極。縱然如此全國還是軍閥割據，政令難出中央，說是一個民國，事實上也只能呵呵了。軍事上外不能抗擊外辱，內不能維繫一統，軍隊對待人民比鬼子還兇猛，遇到敵人一觸即潰。六倍共軍兵力，美德裝備，佔盡中國富庶地區居然能丟了江山，美國爸爸都拋棄的角色。經濟上民不聊生，一片混亂。就算我信奉市場經濟，我也覺得共產主義比官僚資本主義好了不知多少。
願意跟老蔣跑到台灣的，不是體制內的就是既得利益者。心繫國家民族，又不是既得利益者的才智之士，有什麼理由跟著老蔣逃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