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Patrik Schumacher 關於亞歷杭德羅獲得 2016 年普利茲克獎的評論？
2016年普利茲克獎揭曉後，Patrik Schumacher在個人FB上發表評論說： 「普利茲克獎現在已經異化為人道主義工作獎。建築師的角色現在是服務於更大的社會和人道主義需求，而新的獲獎者津津樂道於解決全球住房危機和關心弱勢群體。建築失去了它的特殊社會任務和責任，建築學的創新被高尚的情操示範所取代，卓越的學科標準瓦解於模糊的、自我感覺良好的追求社會公正。我尊重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一直以來所做的努力和貢獻，他做的一半的好房子明智地回應了社會問題。然而，這並不是前線，建築和城市設計應該致力於推進全球高密度的城市文明前往下一個階段。如果人道主義關切這一安慰劑是在現代建築一個更廣泛的趨勢，我半點都不會反對今年的普獎選擇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但是，我認為這釋放了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建築學已經失去了檢視自己為世界所做貢獻的自信、活力和勇氣。」 這樣的質疑同樣出現在坂茂獲獎時，包括國內建築全也引發了這樣的討論，他們認為坂茂和亞歷杭德羅不能代表當下建築學的前沿，認為他們的建築不夠接近建築學本性。 那麼我們如何看待這樣的評論？所謂前沿建築學，建築學本性在當下到底指什麼？從普獎近年來的評選能夠看到建築學發生了怎樣的轉變？
我完全贊同Patrik Schumacher說的建築學的創新不應被高尚的情操示範所取代，但這個問題的目的在於大家拋開獲獎者人道主義的標籤來討論建築學的問題，人道主義標籤在支持獲獎者那裡成了優勢，在反對者那裡又成了劣勢，所以希望大家真正避開這種"偏見"，畢竟並不是說沾上了人道主義標籤就做不出好建築，沾上了人道主義就一定是好建築。
總之，我們只談建築學。
匿，實在不能忍受自己不睡覺刷知乎的空虛事實。
這題拋開普利茲克獎來答更有意思。
去年他被任命為雙年展策展人的時候，Patrik發了一條這樣的。還記得去年8月份之前發生了什麼嗎？
下面的回復是這樣子的：
08年的時候，AD雜誌其中有一期好像叫「參數化城市設計」他是客座編輯。寫了開篇文章，那篇文章引用率我記得不低，我因為恰好要寫東西就細讀了一下。裡面全篇就講一個觀點：解構主義風格之後，下一個時代是「參數主義風格」。他用了很多例子講了參數化的應用前景和優勢。之後的某一年，他去GSD演講。提問環節被Cameron Wu炮轟，他說：Patrik 你說這是個參數主義風格的革命，但我除了看見樓外面華麗的曲線，並沒有看到這棟大樓里每個房間有什麼變化。它們還是一模一樣的門框，一模一樣的把手。
8年過去了，還有人去質疑參數化本身嗎？
Patrik是有才華的，沒有他，ZAHA的事務所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沒有他持續的推動探索，參數化工具的應用不會如此廣泛。他算得上開拓者，算得上引路人。但是他那張嘴說出來的話，急躁，狂妄，自大，沒有人能受得了。
他是那種看得清形勢的人，只是他的語氣，他的態度，他的用詞讓人無法接受。他想用最激烈的辭彙揭示殘酷的真相，但人們想要真相的話自己早去探索了。所以，有一部分所謂情商高的人，選擇了沉默。參數化如此，建築價值觀這個問題更是如此。
講回價值觀，這個問題在建築圈，大家是心照不宣的，不能談，不能講。因為與其說「建築是保守的」不如說「建築的作用是局限的」。很顯然，最前沿的技術和設計是自上而下傳播的。所以只有前沿科技不斷進步，那些逐漸廉價的設計才能被更下層的階級享用。這個殘酷的事實能宣揚嗎？顯然不能，但很多建築師明白這種局限性。大家形成了一種默契：即使受種種條件制約，建築中一定要儘可能體現對對貧窮，對平等，對人文等等的關注。而體現出這樣關懷的建築要得到向下的宣揚和褒獎。因為這種關懷的存在，或多或少會讓更多的人看到設計給生活帶來的希望。
對於大部分紮根於人類真正的前沿研究的人，他們不會得到諸如名譽這種褒獎的。這是一種對社會公平和穩定的維繫。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功成名就只是次一級的追求，最高的一層叫：自我實現。當你意識到你的工作在改變人類的命運時，你還需要獎牌嗎？所以我們大多不可能有多少成就，因為對於平凡人我們還在為其他需求而奔波。
因此我讀Patrik的東西時，只是感慨，他的層次不過也和我們普通人差不多。他像個小孩一樣，撒嬌，哭鬧，巴不得所有人都聽他說，聽他講。但他所講的那些，很多人都知道都了解，只不過他們選擇了沉默而已。
更新一下：那天Alejandro來學校講座的時候，dean問了同樣的問題，而且原文讀了Patrik的話（也是屌，當時大家都屏住了呼吸）。Alejandro是這樣回的：他說他同意Patrik的說法，建築學本身似乎正在失去一種敏感性。但是另一方面，有那麼多人需要房子，有那麼多的貧民窟。建築學難道不應該關注這些問題嗎？
《建築，奇蹟墜落之後》
轉載自本人公眾號：城市周看
1
奇蹟學
當我剛學建築的時候，看著建築史課本，以為我的專業，是關於建造奇蹟的。
可不是嗎，在我玩《文明》這個模擬了人類文明進程的遊戲時，裡面的奇蹟，全都是建築史課本里那些偉大的建築。
在遠古時代，建築學是關於金字塔、空中花園和帕特農神廟。
在中古時代，建築學是關於巴黎聖母院、泰姬陵和紫禁城。
在近現代，建築學是關於巴黎鐵塔、悉尼歌劇院和加拿大國家電視塔。
在當前，建築學是關於……嗯？這是什麼？
最後兩張圖，是哈勃太空望遠鏡，和《文明》遊戲中互聯網超級防火牆的想像畫，是遊戲中最後兩個可以建造的奇蹟。到這裡，奇蹟與建築分家了。
畫風變化太快，有點不能接受？
假如我們設立一門學科，叫做「奇蹟學」，專門搞人類最複雜、最偉大的工程的話，那麼有史以來一直到近代，「奇蹟學」的很多內容和「建築學」是重疊的。
然而在工業革命，特別是二戰以來，人類最複雜、最偉大的工程，已經很少跟建築有關了，曼哈頓工程、人類基因組計劃、互聯網、載人航天……這些才是我們當代的奇蹟。
建築學，還與奇蹟有關嗎？
2
建築師與泥瓦匠
建築學（Achitecture）的英語源自希臘語，「archi」是「首要」的意思，「tecture」是「建造、技藝」的意思。也就是說，在建築師的老祖宗古希臘人眼中，建築學是「首要的技藝」。
古希臘人是個神奇的民族，自己住的房子可以破如貧民窟，勒緊褲腰帶也要錘出帕特農神廟出來，讓後人跪一地。
古希臘人則給古埃及人的金字塔跪了。古埃及文明是古希臘文明的老祖宗，他們更加神奇，犧牲了多少現世生命，只為建造獻給亡者的偉大建築——「人類懼怕時間，而時間懼怕金字塔」
我一直覺得，在古埃及人眼中，造金字塔的建築師，與蓋莎草民房的建築師，應該不是一個職業。
前者處理的是：如何造出4000年內無人法超越的最高建築、如何運送並抬起4噸重的巨石的工程問題，如何組織300000人力完成工程的管理學問題，如何用底邊除以高度兩倍等於圓周率的數學問題，如何在某個回歸日讓陽光剛好照進甬道盡頭喚醒法老木乃伊的天文學和神學問題……全是當時人類能力下的最前沿課題，所謂建築和造型藝術只不過是其中很小的一方面。很明顯，這屬於國家大力培養的高技術行業、創新行業和高端生產服務業。
後者，即使在五千年以前也屬於一般行業、傳統行業、低附加值產業，用中國傳統的說法，就是「百工」之一，還是叫泥瓦匠比較合適。
建築師這個行業追求極限、處理前沿問題的尿性被希臘人繼承了下來，傳到羅馬人手裡發揚光大，「更高、更大、更強」簡直就是羅馬人造東西的口號。中世紀的各個民族也不差，每個大大小小城鎮留下的大大小小的教堂，基本上就是這個城鎮花幾百年人力物力獻給上帝的小奇蹟了。傳到文藝復興時代，達芬奇、米開朗基羅這些全才大師們個個兼著建築師的身份，比賽著誰能弄出更高的穹頂、更堅固的塔樓。
泥瓦匠這個職業，當然也一直傳了下來，負責當綠葉，建設城市的「底」，襯托重要建築的「圖」。
直到工業革命，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以後，這個二元的職業結構，開始有了變化。
3
現代主義-宗教改革
工業革命以後，工商業階層的崛起帶來了全新的價值觀和社會權力結構，費全社會之力去建造奇蹟，變成了很不划算、也很難推動的事情。
更糟糕的是，第一次大戰打完了，各國民生凋敝，哪有什麼大型項目要做，從事高端服務行業的建築師們攬不到活，揭不開鍋了，怎麼辦？
這時候，一伙頭腦聰明的建築師湊在一起，想了個招：讓我們去搶泥瓦匠的活吧！
當然，話不能說的這麼low，建築史家賦予他們的名義是——「讓建築行業擁抱大工業化生產的時代潮流」，聽起來跟我們現在談擁抱互聯網+的時代潮流，差不多。
這夥人開始研究起怎麼蓋普通房子，如何給工人們-利用廉價生產的構件-批量的-蓋普通房子。他們把自己探索出來的風格稱為「現代主義」（Modernism），並建起根據地——包豪斯學校不遺餘力的推廣它。
核心成員有格羅庇烏斯（包豪斯校長）、密斯·凡·德羅（形成「少即是多」的新審美風格，摩天樓風格奠基人之一）、勒·柯布西耶（提倡鋼筋混凝土、城市規劃概念）幾個人，後世學者還扯上了同時代有名的賴特、阿爾瓦·阿爾托等人。
現在回過頭看，「現代主義」對建築學來說，等同於一場宗教改革運動。
十六世紀基督教的宗教改革運動，其後果要從兩個角度來看：一方面在文明開化不可抵擋的潮流中，保存了與時俱進的教派分支；另一方面也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天主教權威，使教權時代一去不復返。
建築領域的「現代主義」運動的後果是：一方面在大工業化時代拓展行業市場，保留了建築師這個職業；另一方面建築學開始離尖端前沿問題越來越遠，建築師與泥瓦匠職業漸漸合一。後面的這個影響，大概是這批現代建築的奠基人也沒有想到的。
建築，從此與奇蹟背離。
4
普利茲克獎：阿拉維納vs卡拉特拉瓦
一步退、步步退。
現代主義之後，建築學逐漸放棄了對科學技術方面前沿的探討。甚至學科內部發生了重組，結構工程學科逐漸分出去了，建設管理逐漸分出去了，最近，連建築表現都有更專業的效果圖公司了。
在我學建築的過程中，不得不反覆向對我專業好奇的朋友解釋：「我們建築師只設計空間，不負責裡面的結構，建築師什麼都懂，什麼都不太懂。」
看著建築歷史書，我感到一陣不好意思，腆著臉被自稱為建築師了，其實我只是個泥瓦匠啊。
大概正因如此，建築學更多探索起了人文方向，跟隨起了社會熱點：低收入住宅、地域主義、綠色低碳建築……
普利茲克獎是建築學最高獎，過往都獎勵對建築學做出了重要探索和貢獻的大師。2016年1月剛剛出來最新一屆的結果，大出人們的意料之外，獲獎者是之前很多人不認識的亞歷杭德羅·阿拉維納。
聽聽評委的解釋：
使阿拉維納真正脫穎而出的是他對於社會住宅的實踐……他們將居民的期望、自身的積极參与和項目的投資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希望以此進行好的設計來為社會地位低下的人們創造機會。
阿拉維納作品之一：智利伊基克市政府經濟適用房項目Quinta Monroy，由於資金不足，巧妙通過建造一半的房子來引導低收入人群改建。
於是人們恍然大悟，又是一個走情懷路線的傢伙。對此，扎哈·哈德迪的合伙人Patrik Schumacher在FB上表示：
「普利茲克獎現在已經異化為人道主義工作獎。建築師的角色現在是「服務於更大的社會和人道主義需求」，而新的獲獎者津津樂道於「解決全球住房危機」和關心弱勢群體。建築失去了它的特殊社會任務和責任，建築學的創新被高尚的情操示範所取代，卓越的學科標準瓦解於模糊的、自我感覺良好的追求「社會公正」。……這並不是前線，建築和城市設計應該致力於推進全球高密度的城市文明前往下一個階段……我認為這釋放了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建築學已經失去了檢視自己為世界所做貢獻的自信、活力和勇氣。」
在此先忽略批評者的酸葡萄心理，但是他的觀點和我論述下來所表達的事實是一致的：無法繼續探索人類前沿問題、組織複雜工程的建築學，越發容易迷失方向。
相比之下，我更喜歡另一個熱門但未能獲獎的建築師——聖地亞哥·卡拉特拉瓦。他是結構工程師出身，跟先天不足的建築專業比起來真是先天飽滿，揮灑自如，他不斷探索結構、材料的新的可能性。
在此分享一下卡拉特拉瓦設計的頂棚可開合、如同鳥兒展翅的密爾沃基博物館展廳，和開宗立派的斜拉曲線橋（現在中國城市到處都是山寨他的曲線橋）。
再回想一下阿拉維納獲獎的社會住宅……我們大概已經看到，現代建築學已經義無反顧的選擇了與過去造奇蹟的建築師們相反的方向。
5
還有奇蹟嗎
我總喜歡開個腦洞，和學建築的室友夜聊扯淡，說，要是人類終於走到太空時代，我們建築師也不該落後，該成為建造太空殖民地的建築師，那才叫牛逼。
太空殖民地，那可真是人類新的前沿，是最複雜、最偉大的工程之一。建造太空殖民地要處理的問題，和我們現在畫畫平面搭搭模型，顯然不是一個難度級別，簡直就不是同一個職業。
想必古埃及和古希臘時候，蓋莎草民房的泥瓦匠，也是這麼看蓋金字塔和帕特農神廟的建築師的。
到那時，我們可以笑著打招呼說：
「你好，造奇蹟的建築師，你可回來了，我們這些泥瓦匠，等你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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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來源：Sid Meier"s Civilization 5， Wikipedia，部分內容轉引自 ELcroq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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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25注釋--------
Schumacher和我質疑的是普獎，倒沒有批評A……引用的時候為求簡短刪掉了S的兩句表示欣賞A的話
建築學的專業性和人文關懷，就像支撐這個專業的兩條腿，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追逐技術必須拋棄人文關懷，追求關懷就要拋棄技術發展，只是詭辯或者懶惰的借口。大師們往往兩個方向都做出貢獻。
在建築界的很多獎里，人文一側的有聯合國人居獎、阿卡漢獎等，專業性一側則以普獎為重。現在的情況是普獎也在倒向人文側，堅持專業創新的建築師還如何得到鼓勵呢？
就事論事，如果智利得主的人道主義建築設計不僅在一個項目上成功，而且成為其他建築師仿效的方法，成為一定範圍的普遍有效知識，那麼說明他的知識分子態度和行動是經得起考驗，並值得褒獎，至於是獲得普獎還是其他獎，這要看評委的眼光，儘管大多數評委思路如尿路。不過新得主案例如果僅僅是個案，並沒有廣泛應用，那麼普獎獲獎詞的褒獎過甚。這讓人想起幫助伊東獲獎的那個地震計劃，其實根本就是紙上談兵，當地災民對於計劃的反感和抵觸，卻無法在合適的層面被反應出來，機會主義者的人道主義，多半是偽善，一般都能得逞。褒獎轉向人道主義，這令人想起前幾年的抵抗的地域主義，這都是在建築學缺少有力的創新時期的遮羞布而已，當然，舒馬赫憤怒的是他沒有成為遮羞布而已，他本身也無法洞見建築學的創新遠景，當然評委們也看不見。
人道主義是一回事，建築品質本身好壞是另一回事。
今年得主和坂茂有些類似，但是至少建築本身是可以的。
然而坂茂，人道主義和紙材料並不能掩蓋其建築本身的乏味。在普獎這裡，加的分太多了。
不過建築也幾十年沒有清晰方向了，但個人也並不不看好人道主義這種風向。
至於從普獎看出建築學發生了怎樣的轉變，大概轉變就是發現大家都迷茫吧。
頒給人道主義建築師也沒問題，問題是這建築師沒做多久人道主義建築。要頒獎至少要頒給一個方向做了災區重建二三十年的建築師吧？或者有推動過建築人文藝術發展的...Alejandro確實是個好建築師，拿獎說明名單上人不多了，也說明Prizker獎終究是個媒體，媒體=Surprise!
他將一大部分剛剛接觸建築的中國學生帶入了魔，如此不負責任之人。
我boss的評價是，問題在於現在大家關注的是乾的是什麼，而不是乾的好不好。
關注保障性住宅當然是好的，但作為一個專業獎項，也許應該更多的在建築學的範疇內去評價作品，而不是利用道德優勢，來大肆宣傳。我覺得AA叔乾的事很棒，但他的獲獎理由，應該在於對他建築設計水平的評價，而不是他的慈善之心。
貼上一篇《安邸AD》2007年在上海對Alejandro Aravena的深度採訪，原文鏈接：2016普里茲克獲獎者Alejandro Aravena深度訪談
早在2012年王澍獲得建築界最高獎項普里茲克時，Alejandro Aravena與張永和同是評審團成員之一，他還就此非常認真的寫了一篇關於這位在他眼裡同樣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建築師的文章，在他看來，「王澍的建築既不是懷舊也不是浪漫，而是因為務實和敏感，進而產生了一個恰當的結果。」
而「恰當」二字是他理解的設計三原則之一（另外兩個分別是「deal with scarcity」和「irreducible」），就如同這把他為Vitra設計的「chairless」。
Alejandro Aravena第一次出現在上海公共演講台上的時候，手裡就拿著這樣一把「椅子」，他的演講獲得了觀眾發自內心的喝彩和掌聲。以下是記者在演講會之後對他進行的一次長訪談，他不僅「恰當」的表達了自己的建築設計立場和理念，還大膽的批評了一些在他看來無法苟同的明星建築師。戲劇性的結果是，他如今也無可選擇的成了一名頭頂普里茲克光環的建築師。他還是2016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策劃總監，拭目以待。
2007年的這次採訪，我們在Aravena下榻的上海國際飯店的底樓碰頭，當他得知酒店大堂的座椅是需要最低消費的時候，他拒絕了。這次長談是在酒店大堂經理的辦公桌上完成的。然而就在採訪前不久，Aravena剛剛拒絕了哈佛大學的教席邀請，他選擇了留在智利，以設計為工具，為低收入人群設計最「恰當」的房子。
AA= Alejandro Aravena
Q：做為建築師，您真正關心的是什麼？
AA：當今建築師的問題在於，他們所在乎的核心內容是「建築師的興趣」而不是「社會」。建築師只願意和建築師對話，而沒有觸及社會的其它層面。
當建築師開始關心社會的時候，他們就開始不在乎做一些「差建築」，甚至不把自己當成建築師。舉個例子來說，我所在的國家智利，主要社會問題是貧窮、發展、安全。媒體上所評論的所謂建築的「風格」、「空間」等等，那些都是編輯記者們的談資，沒有人在意什麼「風格」問題。就像窗外對面那個樓頂，如果換一個形狀，不會有任何影響。
我真正關心的是，用建築設計的工具，解決非建築的問題。我企圖想要解決的問題應該能夠讓每個人受益，就連那些走在大街上的人都能受益。用設計作為工具，用來解決設計以外的事情，因為「設計」在設計之外會更有力量。在我看來，建築設計類的文章應該登在《時代周刊》或者《金融時報》上。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有一批設計師、藝術家都非常關注社會的貧窮、發展、經濟等問題，之後他們中有的成了政治家，有的成為國際組織的領導人，結果就是他們不再做設計，不再做藝術。而今天的挑戰在於如何既能夠致力於社會核心問題，而不需要辭退設計師的工作。這也是當今設計師沒有做的事情。
Siamese Towers 是Aravena為自己任教的智利天主大學設計的計算機中心，photo by Cristobal Palma
Q：對，建築師無疑是所有設計師當中最接近權利和資本的群體。
AA：的確我們應該與政府對話，但是我更加願意繼續做建築師。我們需要權利的力量完成一件事並形成一定的影響。但是我的角色是解決「怎樣做（How）」的問題。人們通常更容易指出「做什麼（What to do）」，而很少有人知道「怎樣做」。
「怎樣做」，解決的是「形式（Form）」的問題。但「形式」並非是指外觀和造型。「形式」，在我看來，是指在空間範圍內有策略的組織，可以是材料的選擇，也可以是空間的序列，也可以是指人與人的關係。我完全同意建築師應該靠近資本、靠近權利，但是一定會遵守我所說的這個「形式」的邏輯。
政治家、經濟家不能解決「形式」的問題，但是工程師來了之後，經過測量評估可以給出一個基本模式。政治家會確定說「要怎樣」，經濟學家會說「是的，我們努力把它變成現實」，但是怎樣做呢？什麼在這裡？什麼在那裡？這是建築師解決的問題。
Siamese Towers, photo by Cristobal Palma
Q：奧斯卡·尼·邁耶是一個與政治結合緊密的建築師，他也是當今中國某些建築師的偶像。
AA：對於尼·邁耶的建築和雕塑，我想說的是，你喜歡看女人，沒問題，那是你私人的事情，我不感興趣。但是尼·邁耶玩了很多這樣的東西，他從別人並不知曉的地方得來靈感。他是巴西共產黨，有足夠的權利來獲得建築項目的委託。
但是我不認為尼·邁耶的建築對於巴西來說有什麼好處，而且他做的是「紀念碑」式的建築。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巴西需要標誌性的建築，而尼·邁耶所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這期間產生的。設計從結構上講不怎麼樣，但是外觀看上去很有力量。但是我認為，僅僅是「標誌」的話，那些建築太昂貴了，他所做的都是紀念碑式的建築，而從不關心「社會核心問題」。
如果真的是想做一個紀念碑，那麼設計上可以相當自由，沒有人會置疑「這個比那個更有標誌性」。如果評判尺度在於「解決了多少實際問題」的話，那麼尼·邁耶就麻煩了。
Q：所以你更加強調建築的功能性？
AA：我們通常所說的建築的功能(Function)所指的範圍太窄。建築的形成受諸多元素制約，例如功能、預算、結構、使用、標識性和環境等等。我認為建築師應該能夠把所有這些因素清楚的展現並解決。沒有哪個建築能夠聲稱是一件「藝術品」，如果是個「藝術品」或者「紀念碑」，那麼不要來問我的意見。建築不是什麼很「高」的東西，相反建築是很「低」的，應該能夠和現實世界的所有事物交織在一起。而「功能」只是一個因素，重要的是應該和所有的一切相關。
Siamese Towers, photo by Cristobal Palma
Q：你如何看待那些明星建築師的作品？
AA：弗蘭克·蓋里、扎哈·哈迪德等現在很多建築師，他們在切斷建築與現實的關係，因為他們是天才。「我很優秀，這個項目給我做吧，不要問為什麼，因為我是那麼的優秀，你會喜歡我的設計的。」所以他們的設計也好，所做的一切也罷，都是在製造一個殼，把建築包起來，把自己包起來。
他們當然有表達自己的優先權，他們也有自己的職業計劃，共同點在於這些設計的出發點都是「個人的」、「內在的」，而恰恰相反，我認為設計的出發點應該是從「外部」開始的。首先我要了解的是有多少個問題需要解決，但是我從來不「發明」問題。首先我會聆聽問題，之後再拿出我的看法。「使用和功能」的目的在於建築之外，如果僅僅強調使用和功能容易讓人誤解。
Aravena為智利低收入人群設計的社會住宅， copy right ELEMENTAL
Q：但是，你不能否認蓋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館確實起到了一些作用？
AA：二十世紀以來，有這樣一條不成文的準則：給我自由，讓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建築師被給予了這樣的權利，「看在藝術的面子上，讓我來做藝術的建築吧。」結果就是建築變成了不相關的事。
當建築師發現他們的設計開始變得「不相關」的時候，他們找到了一種「相關」的方式，那就是讓人們覺得「震驚（shock）」，人們被震驚了，這樣就「相關」了。這就是為什麼那些明星建築師喜歡做那些「震驚」的作品。就像是如果你沒有糖，你會找一個接近糖的東西來替代。像扎哈、MVRDV、弗蘭克·蓋里，他們的手段就是「讓人們感到震驚」，因為他們不想讓別人認為自己的作品是「不相關」的。
看看二十世紀那些偉大的建築師，密斯·凡德羅，柯布西耶，他們的設計是在重建二戰後的歐洲，關注的是社會住宅。而今天那些建築師名人都在作什麼？今天的邏輯是：想成功嗎，那麼就去設計博物館或者文化中心吧！沒有人關心那些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問題，例如貧窮、居住等問題。高速公路對於城市的作用很大，但是有誰知道高速公路的作者呢？
建築設計領域是最後一塊「不同意見」不重要的領域。如果你和弗蘭克·蓋里說：「麻煩你把這條曲線稍微的改一點點弧度好么？」他會說：「不，在這方面，我是天才，我不在乎別人的意見，我要控制整個項目的全部。」如果你生病了，你會告訴醫生是這裡痛或者那裡痛，但是你不能告訴醫生手術怎麼做，這是醫生的專業。但是問題是，醫生不會知道你哪裡痛。而建築師提供的就是專業服務，總有那麼幾個部分不歸建築師管。我開始學習放鬆，放鬆企圖控制一切的企圖。
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設計留出了未來房主加蓋的可能性。copy right ELEMENTAL
Q：怎樣放鬆？
AA：在學校的教育里，我們沒有學習過如何控制建築師權利的尺度，建築師通常認為自己就是這個項目的「所有者」，強調自己的「類型」，站在自己的星球上。於是進入社會之後，我們開始在自己周圍編織了一個殼，把業主等擋在殼的外面。這樣他們就聽不到業主的需求，就是不知道病人哪裡痛，怎麼醫治呢？這才是真正的失去了全盤的控制。做為建築師，這樣的結局就是，要麼你是大師，像蓋里那樣，要麼你什麼都不是。
我在哈佛的時候，碰巧沒有太多機會與建築師相處，反而結識了很多工程師，我逐漸認識到工程師與建築師介入一個項目的角度是那麼不同。這也是為什麼全世界大型建築師事務所的老闆都是工程師而不是建築師。因為建築師的出發點總是「自身」。
Q：如果委託你博物館的項目，你會怎麼做？
AA：首先，我會盡所能的收納來自這個項目之外的聲音，我的習慣是儘可能的晚一些「喜歡」一件事情，我的習慣是先掌握相關的「問題」，花大量時間設置問題，之後再去解決問題。對於社會住宅這樣的項目，涉及到了政策、資金、社會等問題，而建築師的職責只是解決所有問題中的一小部分，建築師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把項目外圍所有問題進行組織排序，進而解決。而對於博物館這樣的項目來說，我也會採用傳統的方式解決，就像我之前做的「暹羅塔樓」的項目，也是被要求做一個地標式的建築，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會用這種方式對待所有的項目。
智利天主大學UC創新中心 photo by Cristobal Palma
Q：這是你第一次到上海，親眼所見的這個城市與你之前對上海的印象和想像，有什麼不同？
AA：在來這裡之前，我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具體認識。有一句諺語說，在這個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之一就是用你自己的「眼睛」看世界（look with our own eyes），而通常情況下，人們都是用「意識看世界」（look with our own minds），我們看到的是我們預期或者希望看到的東西。
事實上，我非常抵觸在來上海之前抱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想法，那麼我到這裡來就只是證實我之前的預期和想像。我只是希望能夠用自己的眼睛看上海。其實這個很難做到，聽上去更像是某種呆板的原則，但是我的確是帶著一雙「乾淨的眼睛（naked eyes）」到了上海。
Q：那麼在上海你看到了什麼？
AA：第一件我看到的事情，當然不屬於事實（facts）的部分。我看到的是「複雜的現狀」，大量的能量，不停生產。就像這附近的那個工地，是一個「一周七天，每天24小時」的工地。第二件事，我看到的就是「特定規則」，人們似乎很有耐心。例如說在馬路上的行人，有的人騎自行車、有人步行、開車的、乘公車的、打的的，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路徑，這期間雖然產生競爭，但是每個人都能到達目的地。當某種命令發出的時候，例如紅燈，每個人都能停下來，耐心的等待。要知道，「個人行為」與「公眾原則」的結合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
Q：在其它城市不也是這樣的么，例如你工作過的紐約？
AA：在紐約，那是一個以「個人文化」為基礎的地方，我不認為上海是這樣的，在上海沒有個人宣稱「這是正確的」，但是在紐約，最正當的理由就是「因為我就是我，而我不屬於任何團體。」
作家小屋，2015，瑞士蒙特里謝爾，photo by ＋2 Architects
Q：對於你來說，你來自智利，同時也在紐約和其它城市工作，你是怎樣平衡不同城市之間的時間、經歷和價值的分配的？
AA：這個問題，現在對我來說很清楚，我選擇生活、工作都在智利。哈佛大學的任教工作結束後，我又收到了下一個十年的工作邀請，但是我拒絕了。
Q：為什麼選擇智利？
AA：首先，在智利，我做的事情不是可有可無的，而且與建築之外的問題是相關的，例如ELEMENTAL的社會住宅項目。我可以為這些事情出力，並且有機會影響在建築設計之外的事情。而不是僅僅考慮「這個線條是直一點還是彎一點」。另外一個原因是，智利足夠的窮，你不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你必須接受所有的限制，通過創造力去解決問題。「規則越多，自由就越大」。當然我們也不是窮的什麼都做不了，如果你有過多的資源，你什麼都能做，那麼你就無從選擇。就會變得「武斷、專橫（Arbitrary）」，或者說「這樣也行，那樣也行（Otherwiseness）」。
我在哈佛做的第一個工作室取名為「Otherwiseness」，當今世界最糟糕的，也是最應該避免的就是「Otherwiseness」。你看窗外的那棟高樓，它的樓頂為什麼是那樣的形狀？圓的不可以么，方的不可以么？這就是建築師的隨心所欲、武斷和專橫。「這樣也行，那樣也行」的結果就是「不管怎樣都變得不重要了。」
諾華上海園區辦公樓，2015在建，copy right ELEMENTAL
Q：智利能夠提供給你這些「限制」，這是你想要的設計的前提？
AA：是的。在一個限制的環境內，你就可以避免這些「隨意」和「那樣也可以」（Arbitrary和Otherwiseness）。這樣的條件迫使你的工作做的精確，而且必須儘快並且準確的針對問題做出回應。
最後一個原因是個人的原因，我對第一世界的問題不感興趣。在美國和歐洲，他們正在遭受恐怖主義帶來的痛苦，這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因為他們對第三世界的態度和不同的文化都太過暴力、充滿了野心，恐怖主義的痛苦正是他們在為自己的無知付出代價。而我個人，不希望在那樣的環境下養育我的小孩。第一世界的問題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我不能讓我的家人被動的去面對這些問題。
在智利，我們還能快樂的生活，可能不會太富有，但是會更幸福。我說不太清楚，簡單來講，在智利，我能吃到乾淨的水果蔬菜，甚至還能自己去河裡抓魚。最終是生命的感覺。也許我永遠都不會，我也從不讓自己加入「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建築師」的競爭中。如果你加入這種競爭，你就必須選擇紐約或者倫敦，代價就是「沒有愛」。
Q：你現在不是正在著手準備紐約的展覽么？
AA：哦，是的，但，這是一件好事。這也是為什麼我前面說我對《Architecture Record》的評選不太在乎，我更加在意的是能夠幸福的生活。
雷蒙特住宅，2015，墨西哥
Q：選擇智利，可以做更多ELEMENTAL（基礎的）的事情。
AA：是的，做社會住宅解決的是生存的問題。在ELEMENTAL，我們起先一年的時間都是在免費工作，但是我們清楚的知道，這個工作很重要。我們也會做一些有設計費的項目，但是我知道，這類的項目就沒那麼重要。後來智利石油公司看到了我們社會住宅的設計方案，他們就說：「你知道么，我們非常感興趣，我們可以投資」。我沒有個人網站，也很少參加雞尾酒會，我也很少留下我的私人電話。有人說，這樣你會錯失很多機會。也許是，但是如果僅僅因為沒有電話號碼而丟掉機會的話，那麼也不可惜。我不想把自己和業主的關係建立在類似電話號碼這樣「易碎」的基礎上。這有一種過濾的功能，也是一個測試，留下的才是真正可以合作的業主。
Q：這也是一種策略？
AA：是的。畢業的時候，我的老師和同學都在關注，看我能夠做出什麼樣的設計，要知道我是那一界學生中各方面表現最出色的。但是在畢業後的第一個五年中，我什麼都沒做出來。而其它同學都做了各種各樣的項目。他們看我的目光都是在說「哦，這個可憐的傢伙，我都已經做了多少多少平方米的設計了」。而十年之後，他們還在做同樣的事情，每天也在抱怨同樣的事情。而我從一開始就在堅持，去做那些有創造力的設計，而不是按照別人的「風格」要求去交作業。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只有10個建成項目，但是每個項目都有分量，這不是數量的問題，而是強度和質量的問題。
Q：你知道中國建築師的解決之道嗎？他們一手做賺錢的項目，另一手做能夠實現自己想法的項目，這樣不是更加靈活？
AA：談到錢的問題，我的做法是選擇少的項目但是提高設計費，尤其是對於那些我不願意接受的項目，我的要價會更高。例如有一對很富有的夫婦想為自己建一套別墅。你知道我不喜歡為私人業主設計這種豪華別墅，但是這對業主的要求很有趣，他們說「我們喜歡影子的顏色」，這也勾起了我的興趣。於是我就打電話問我的朋友標準設計費是多少，後來我的報價翻了個倍。需要的情況下，我也會「靈活」，只是我很少需要那種「靈活」。我學會了「對生活的要求很少（Live on litter）」，我花很少的錢，付很少的帳單，畢竟學校教師的工作可以為我解決基本的經濟問題。
Alejandro Aravena為Vitra設計的「chairless」，是一條略帶彈性的帶子，使用者席地而坐。這樣一件不能做任何「削減」的設計，是他一直以來推崇的建築理念。
Q：在義大利威尼斯讀書你都學到了什麼？
AA：我發現很多所謂經典的書籍都在胡言亂語。在義大利的時候，我從不去上課，我每天都在城市街道上穿行，測量並欣賞我看到的建築。在威尼斯、佛羅倫薩、羅馬，在整個義大利我做的就是這件事。羅馬建築有自己的一套體系，我不想在教科書上「讀」這套體系，而是選擇自己親自實地考察的學習方法。應該說那段時間我在「吞食」自己逐漸形成的知識體系和原則，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我的習慣是先認清「骨架」和結構。另外我還學會了怎樣測量一個建築，學會了容忍誤差，並且有意識的運用技巧引入「誤差」做為解決問題的「餘量」。如果不是這樣的測量工作，我是不會發現帕農神廟前排柱子之間的差距。這也讓我更加意識到，建築師不可能控制所有的一切。通過測量，我還了解到，兩千年前的羅馬人的腳和現代人一樣長，所以羅馬時代舒服的樓梯在今天也一樣是舒服的，但是我們依然被要求設計新的樓梯，所以建築解決的問題是一樣的，只是解決方式不同而已。可以說，我的建築設計原則是在義大利開始建立起來的，不過這也是偶然的機會使之所然。
Q：你是怎樣教育你的學生的？
AA：我會要求學生寫文本。維根斯坦說過：「世界被分成兩個部分，一種是能被清楚的描述的事實，例如說樹是綠色的；另一部分是不能被描述的。對於後者，我通常保持沉默。我不會用這樣的描述方式：這「暗示」了、「意味」著等等。對於我，這部分內容要「沉默」。但這並不是說那些東西不存在，它是存在的，只是屬於「不去說」的部分。所以當我在談論某個項目的時候，我不會說，「哦，我不喜歡這裡」。我只談論事實。面對這個世界，我用「做」來代替「說」，如果我要說，那麼只說能說的部分，並且說清楚，就是談論清晰的事實。相應的，能說的那一部分也是可控的。
我在接手一個項目的初始階段，首先是用文字寫清楚，之後再畫草圖。當然有的時候，草圖在文本之前出現在腦海里，但是，我一直認為，只有當「寫清楚」的時候，才能發現真正的創意。庫哈斯是個真正的大師，因為他會「寫文本」。
Alejandro Aravena
2016年普里茲克建築獎獲得者。1967年出生，25歲本科畢業於智利Católica大學建築設計專業，之後一年的時間在義大利威尼斯學習建築歷史和理論。1994年開始獨立建築實踐，並開始在智利Católica大學執教。2000～2005年為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在獲得普里茲克這一建築領域最高獎項之前，曾獲得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特別獎，密斯.凡德羅建築設計獎，2004年獲得Architecture Record十大建築先鋒獎。
ELEMENTAL
2000年由Alejandro Aravena成立，是一間隸屬於智利Católica Pontificia大學和智利石油公司，致力於著手參與如何解決全智利範圍內貧困住宅問題的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公司。
普利茲克獎
普利茲克獎是每年一次頒給建築師個人的獎項，有「建築界的諾貝爾獎」之稱。1979年由普利茲克家族的傑伊·普利茲克和他的妻子辛蒂發起，凱悅基金會贊助。歷年獲獎的建築師包括理查德.邁耶、弗蘭克蓋里、伊東豐雄、妹島和世、王澍等，是全球建築設計界最受矚目的獎項，獎金10萬美元，每年的頒獎活動也是業內的一樁盛事。
Alejandro Aravena普利茲克獎獲獎感言
「回顧過去，我們深深感到慶幸。沒有任何成就是歸屬個人的，建築設計是一項集體協作的學科。因此，我們對所有為這些千差萬別的力量賦予形式而做出貢獻的人表示感謝。展望未來，我們預見到的是自由！這一獎項的聲望、影響和莊嚴是如此崇高，我們希望以它為動力，探索新的領域、面對新的挑戰、展開新的行動。登上這座高峰之後的路徑尚待開拓。所以我們的計劃是不制定具體計劃，直面其中的不確定性，敞開心胸接受所有不期而至的東西。最後，著眼當下，我們感到喜不自勝，幸福滿懷。這是歡慶的時刻，我們希望與儘可能多的人分享我們的喜悅。」
普利茲克獎評語
普利茲克先生表示：「評審團選出了一位令我們深刻理解什麼是真正偉大的設計的建築師。Alejandro Aravena首倡的協作方式設計創造了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建築作品，同時也回應了21世紀的重要挑戰。他的建造工程讓弱勢階層獲得了經濟機會，緩和了自然災害的惡劣影響，降低了能源消耗，並提供了令人舒適的公共空間。富於創新和感召力的他為我們示範了最好的建築能夠怎樣改善人們的生活。」
只針對舒馬赫的話。
作為人文主義者，我相信建築學從誕生之始的目的一直是為人的需求服務，因此建築師的角色從來並且將來都應該是「服務於更大的社會和人道主義需求」。這裡的「人」，在我看來不僅限於能承擔聘請建築師設計建築的人，而應該是這個社會每個階層的每一個人。
我認同「建築和城市設計應該致力於推進全球高密度的城市文明前往下一個階段」，然而我不覺得在下一個階段，社會不平等及由此帶來的族群、階層間衝突就會消失，或者不再成為城市文明面對的重大問題；反而隨著高密度所必然帶來的更加頻繁的人際接觸（無論是物質層面還是信息層面），這些衝突呈現出加劇的趨勢，而且這些問題對每一個人的生活只會帶來更加深刻的影響。因此，我覺得促進社會整合，緩解社會衝突恰恰是當下建築學的前沿問題之一。
至於維護建築學的自主性，我倒覺得建築學在這個世紀的命運，庫哈斯在十幾年前就指出過了。雖然人道主義不是這個社會的新問題，但卻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知識的擴張，原本在實踐層面較為專註於為特定階層服務的建築學面對的新問題。人道主義不僅不是安慰劑，而是這個時代乃至每個時代最需要的一枚良藥；建築學作為與人關係如此密切的學科，自然不該也不能是例外。
最後說點題外話。在我看來Aravena的設計最具啟發性的一點不是對人道主義的關注，而是他——用頒獎詞里的話說——「融合社會責任、經濟需求、居住環境和城市設計的能力」。雖然在學校里老師一直對學生們說「你們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突出一個方面即可」，但我們作為建築師真正面對的，是一個多維並且每個維度同等重要的社會。雖然一些在某些方面實現突破，而在另外一些方面有明顯缺陷的設計確實拓展了建築學的邊界，但整合各個方面的突破，進而形成一種可以推廣的「社會化」的解決途徑，絕對不是有了這些突破之後自然而然就可以做到的。從這個角度來講，整合本身就是突破。Patrik Schumacher說得對，說了一個事實，亞歷桑德羅所做的，很大程度上是為大資產階級穩定民心的一種實踐，所以才能獲獎，為窮人提供更好地住宅當然能夠穩定社會。然而Patrik Schumacher自己卻也代表的是直接為大資產階級服務的那一派建築師，他們在藝術上銳意進取，只求有人會贖買他們的作品。
建築本就不高大上，談論社會責任與否，都不能左右建築設計是有錢人的玩物的事實。彭一剛先生在建築空間組合論里說過：「建築師是為有資產階級服務的。」
Patrik Schumacher既想做好對私人業主的服務，又想有亞歷桑德羅的社會聲譽。他的意思很簡單：這獎咋不給我啊！（打滾中）
至於普利策獎的頒獎有沒有偏離軌道，我是覺得這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最近幾年的獲獎者共同特點大概就是具有相當工匠精神，作品基本都是慢工出細活的建築師，同時略微開始考慮新興市場（相比較以前來說，以前是0，現在有了開端，就可以說是個趨勢）。
至於是不是有點人道主義，我覺得並不是。咱們挨個數一下最近10年，也就是06-16年的獲獎者：
保羅·門德斯·達·洛查 其使用材料的狂野風格從70年代開始，到06年獲獎，30餘年；
理查德·羅傑斯 新技術派，也是70年代開始成名，到07年獲獎，30餘年；
讓·努維爾 | 普利茲克建築獎 文脈建築，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的概念有點忽悠成分，但是還是高出了自己的路子，從80年代中期開始提出文脈建築，至08年獲獎，20餘年；
彼得·卒姆托 我覺得他應該算是做文物保護、歷史建築相關範疇內，作品以舊建築或者文物遺迹的改建擴建為主，少量新建築，有工匠精神，90年代開始出好作品，09年獲獎，大約15年；
妹島和世與西澤立衛 穿透建築，我個人不太喜歡他們，因為之前在魯爾區Essen的zollverein旁邊住過半年，天天早起從妹島和世做的那個所謂教學樓面前經過，大冬天的，看那樓就覺得天氣更冷了。90年代初開始引起關注，10年獲獎，小20年；
2011獲獎者 | 普利茲克建築獎 （我不太了解，單純總結下其獲獎詞）返璞歸真的建築，有個人風格，室內細節設計得很好。21世紀開始嶄露頭角，2011年獲獎，10來年；
王澍 | 普利茲克建築獎 這個不用多說了，其獲獎詞里的賦予建築生命感我覺得很恰當。21世紀初開始貢獻好作品，2012年獲獎，10來年。
Toyo Ito | 普利茲克建築獎 貢獻很多城市內比較出彩的公共建築，比較值得一提的是仙台媒體中心，其結構選擇還是不錯的，大地震時樓板輕微受損，其主要的柱子系統完好保存。90年代初逐漸成名，2013年獲獎，20餘年。
Shigeru Ban | 普利茲克建築獎 主要以紙或者各種輕質材料製作建築，90年代開始走此路線，在該方面鑽研20餘年至2014年獲獎。
弗雷·奧托 | 普利茲克建築獎 看到頒獎的時候才發現，普利策居然幾十年都沒給推廣輕質張力材料的建築師頒獎...50年代開始研究輕質張力材料，60年代貢獻大量重要作品，2015年獲獎，60年的等待。
基本上都是有貢獻理論以及連續的好作品（於我個人而言，我其實不太喜歡日本建築師的那些理論基礎，當然伊東豐雄和坂茂實際上是實幹家）10年以上。
在我看來，就Schumacher說的而言，如果Pritzer真的只是因為人道主義而頒獎的，確實對於建築領域並非一個好的風氣。我認為建築當然應該服務於各個階層，但是對於學科本身而言沒有優劣之分，當年後現代主義那群人提出的disciplinary autonomy我認為在當下越來越強調學科交叉的情況下反而越來越重要。
建築師當然應該考慮各種各樣的要素，但是也絕不能忘記自己是一個建築師。
不過，我個人覺得無論是Aravena，坂茂甚至於王澍，他們對建築這個學科本身絕不是沒有貢獻的，地域，文化，人道主義並不是一個噱頭，我從他們的作品裡實實在在地看到了建築設計自身的無限可能。（當然也許有人不這麼認為
以上。建築學已經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了。且不說建築史學家，就算讓舒馬赫這樣的數字理論家去參加任何一個可持續建築論壇，恐怕他的報告也會是格格不入的。
舒馬赫想做的是在資本主義數字化大潮下的建築學自製保存，但是很顯然這只是垂死掙扎而已。憑什麼繪畫、雕塑等等自由藝術已經完全被豢養的現在，建築學還保留著文藝復興時期的工作模式？
評獎歸評獎，話語問題可能很複雜。核心其實是建築學的前景問題。那麼，建築在今天到底還有著哪些作用呢？它能為人類帶來什麼？抑或是解決什麼問題？
建築作為使用空間：人類從洞穴中走出來，開始建造房屋，這是一次革命，它讓人類第一次有了穩定的生存空間。其後的歷史中，伴隨著技術水平的發展，這個空間不斷地擴張，以滿足人類各種各樣的使用需求。到今天，人類對於物理空間的需求和想像已經達到了相對穩定。當解決了跨度、高度問題之後，建築學在空間創造方面基本沒有建樹。建造一個現代體育場，在空間層面上的意義，並不高出於古羅馬建築。
建築作為歷史紀錄：雨果在《巴黎聖母院》中曾寫道，「這個將殺死那個」，即印刷術將殺死建築術。曾經，建築就像史書一樣，是強大的信息載體，如果研究中世紀歷史，避不開研究中世紀的建築。然而在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之後，建築作為歷史紀錄的功能就開始逐漸被文字、書本取代。甚至可以說，在數字媒體時代，一切實體的紀錄功能都受到極大挑戰，遑論建築。
建築作為審美對象：現代社會藝術的極大泛化已經讓建築審美變成了眾多"亞文化"中的一支，由此造成大眾的審美注意被極度稀釋。關於建築的審美活動，基本局限於建築師群體。建築作為一種實用性藝術，與其他視覺藝術相比，在創作的自由度和可能性方面並不具備優勢。此外從觀者角度來看，現代以來建築的抽象化趨勢也在不斷放大著與大眾之間的距離。
建築作為符號：古往今來，建築一直都是作為權力的象徵，金錢的象徵或是民族身份的象徵等。建築的符號功能在很多時候甚至超越其實用功能（在人類一切偉大的建築物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一點）。今天依然如故：符號功能幾乎是今天的建築能取得廣泛社會關注的最重要的條件。簡而言之，「建築能表達什麼」，比「建築是什麼」更重要。因此，也就不必意外人們對於建築的談論總局限於「中國最丑建築」、「xx富商豪宅」、「中國第一高樓」之類的事情了。
從上面來看，傳統意義上的建築學的衰落是顯而易見的。今天的建築師，既丟掉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匠面貌（他們愛形式勝過一起，對理論、歷史漠不關心），也丟掉了傳統匠人的手藝和精神。他們在拚死工作，捍衛「理想」的同時，卻幾乎仍處在社會舞台的角落。
儘管建築學仍然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機器人建造、新材料、智能建築、綠色建築等等），然而，當工程學從建築學中分離出去的那天起就註定：建築學從此與先鋒無緣。看看20世紀人類取得的新發展：高速公路、機場、發電廠甚至空間站，它們無一依賴於傳統意義的建築師，甚至建築學也並不打算接納它們。關乎人類發展前景的核心問題，取決於科學家、工程師和今天的程序員。從整體的視角來看，建築學已處於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尷尬境地。它既不能快速有效地提供生產力，也未能深入人們的生活和內心世界。今天的建築學如果仍然傲慢地堅持著所謂的「自主性」或是「真正的內核」的話，無疑是故步自封。
其實，「後鋒」地位未必是壞事。在我看來，普獎的轉向，也許釋放了一個良好的信號。建築學應該放下身段，擁抱社會，親近大眾。它應該將自己定位為一種synthesis或是arrangement，而非invention和creation。
畢竟，我是不相信Archigram或是Eisenman能把建築學帶到多麼高的位置上的。想想一百年前引領那個時代的建築師們對於建築學這個學科本身所做的，再看看近些年的部分普獎也許就會發現了吧。建築學的外沿可以擴展地很廣闊，但是建築學不應該是其它因素的附庸。建築師不是社會改良人士，建築學的活力也不一定非要由人道關懷一類的考量來激發吧。
以上是站在Schumacher的角度所想到的，但是以這樣的理想去做是何其難啊，畢竟做到這一點的建築師數來數去也沒多少，肯定不包括Schumacher本人了～(￣▽￣～)~。新時代的建築還要歷經時間的考驗，七十年後再來看看今天的一些建築是約翰遜的玻璃住宅還是范斯沃斯吧。
首先Patrik本人並不太可能獲獎，因為2004年的普利策已經給了扎哈,並且他和扎哈所共同代表的也只是未來建築界一個可能的方向而已，所以這個獎現在以及將來都不太可能落在他頭上，我想這一點他自己很清楚。但是作為一個過去十年的設計實踐為整個建築界以及工程界做出極大貢獻的頂級建築師，他的話語權並不比普利策評委們遜色多少。
其次，普利策建築獎有點類似於奧斯卡，雖然是公認的業內最高榮譽，但是每年的獲獎者都不能空置，歷年的獲獎者水準難免參差不齊。再加上這些年整個建築行業發展是下行的，不可能每一年的獲獎者都能夠保持上個世紀末那樣一貫的高水準。所以爭議本身就是在所難免的。
再者，這個獎本身就是用以表彰」建築師以及其建築作品展現出天賦、遠見與奉獻等特質，並透過建築藝術，立下對人道與建築環境延續且意義重大的貢獻「。沒有人否認Aravena在建築的人道主義方向上做出的努力與實踐，但是僅僅建築這一面的權重到底值不值得用如此分量的獎項予以嘉獎？畢竟這個獎項代表的是整個建築界的最高水準，在很大程度上來說引導著建築界未來。
所以Patrik的評論不無道理，作為一個從上個世紀初到現在運作方式都沒有太大改變並且大部分資源都不可避免地被「老人」佔據的行業，真的應該好好向前跑幾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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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你的答案中我可以看出你對建築師的一種偏見 認為建築師是退化的 或者說今天的建築師不如過去的建築師
至於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偏見 我認為你根本就沒搞懂建築師是幹什麼
建築師和人類社會中其他存在的職業一樣 是為人類服務的 是為了滿足人們的特定需求 其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為解決人類特定時期的問題而存在的
每個時期的建築都是解決其特定歷史條件的問題和滿足需求而存在的 而不是僅僅為了創造奇蹟
古埃及的金字塔是為了滿足法老的需求而建造的
古希臘的人相信神 為了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 才建了很多神廟
古羅馬的建築是為了歌頌功德的
現代主義的建築是為了解決戰後人們大量的住房需求 難道你要哥特式建築來讓人們住。。。？那要建造幾百年。。。？
而且奇蹟之所以叫做奇蹟 就是因為他的獨一無二 奇蹟建多了 奇蹟就是平凡了 平凡就變成奇蹟了
至於建築專業細分 這是一個趨勢 時間和精力在一個領域投資的越多 你在這個領域越牛逼 怎麼在相同的時間和精力的情況下變的很牛逼
那就把自己投資的範圍縮小點 而且你如果想變成一個全才 完全可以花費更多的時間在不同的領域 我相信你也可以成為大師的 畢竟有那麼多的全才大師 只要你願意 至於別人怎麼想 想不想成為全才 那是別人的事 你沒必要強迫人家 就像你沒必要強迫胡適去解方程一樣 也沒必要拿什麼大的憂國憂民的觀點來嚇人 任何事物都有其發展的軌跡 沒有一個人能改變它 最多只能推遲或加快歷史的進程 而且歷史本來就是人類需求選擇的結果 不管往哪發展 都有其存在的意義
你說現在的建築師不叫建築師 那我問你 你是不是你 我們來做個不恰當的類比 你從小到大是否發生了變化 你是否還是你 如果你承認你還是你 那就請不要說現在的建築師不是建築師 如果你承認你不是你 那我就閉嘴 你最多只能說現在的你和過去的你有區別 有所變化 但你還是你人 為了什麼變化 為了更好的活著 為了更好的適應社會 建築為什麼變化 也是為了更好的適應人們的需求 因為人們的需求變化了
你悲觀的看待建築從奇蹟變成普通的房子 但我卻樂觀的看到人類社會從只為了滿足奴隸主利益建造奇蹟的奴隸社會進化到普通人有了話語權的現代社會 建築史上把金字塔和普通房子都叫做建築 不是瞎叫的 多想想為什麼 你歷史知識沒問題 缺的是思考分析問題抓住問題本質的能力 多看看毛選和馬克思哲學吧 會對你有幫助的
至於人道主義 也是滿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和解決一部分人的問題 為什麼要說是走上彎路了呢
我覺得討論這次獲獎的項目，其實是在討論建築存在的意義，是在滿足居住環境的時候建的非常好看酷炫，讓大家看了就賞心悅目，還是用建築來影響社會。拋開這個爭議的話，我覺得這個設計在城市規劃設計拿獎似乎也毋庸置疑呢~
個人覺得這次獲獎作品涉及了改善社會問題，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品，雖然的確和以往審美上講非常漂亮或者有創意的獲獎作品們不同，引起爭議也是意料之中。
為了說為什麼我覺得這個作品解決社會問題而獲獎實至名歸，先扯一些歷史好啦，感覺建築專業大家可以略過。
20世紀初，現代主義(Modernism)建築出現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哎呀建築應該推動社會變革，於是出現了柯布西耶爺爺的高密度大樓，大片公共空間的規劃，還有大量的公屋建築。
不過幾十年後，到了大概20世紀60年代，現代派的建築逐漸產生了各種問題，比如當初為了接納大量一戰回家軍人和移民的公屋逐漸被社會底層人群佔據，也因此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大家慢慢覺得啊現代派不對啊，我們要摒棄它們。從這個時候開始，建築越來越和政治脫節，開始去政治化，朝審美方向發展。於是就有了現在非常非常酷炫有創意的建築們。
這種趨勢真的是好的嗎？大家的爭議一直也很大，主要集中在我們希望建築能給我們帶來什麼。比如伯克利建築學院一直很注重和社會團體、社區結合，做和大家需求很貼近的建築。建築和其他專業，比如園景，城市規劃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了。
（哦耶簡短的扯完了歷史）
哎呀似乎沒有說到這個人的評論..不過我的意思是，這次的獲獎並不是對於人道主義的妥協，而是大家在探討建築的目的。覺得建築還是應該去政治化，專心做創新和審美髮展的人不滿意感覺還挺正常的&> &<只是一個獎項而已，關鍵在於建築師怎麼看待這個信息
百花齊放，各種可能。不必在意。這麼多年了，得到普獎的不少建築師早就被人遺忘或者會時代掩蓋掉光芒。但也有不少成為經典。還有一些很不錯的建築師沒得這個獎。心平氣和看待此獎，換個角度考慮一些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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