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如何一步步解体的？
如题。很想搞清楚苏联，当初的作为两大流氓头子之一的苏联为何会一步步滑向解体，开启上帝视角，在慢慢滑向解体的深渊的路上是否有可以挽救的措施？
两亿多想保留联盟的国民，奈何不了14个想当总统的人。
说的很有道理。苏联巴拉巴拉碎成一地，便宜的是少数寡头和野心家，吃亏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回顾苏联几十年的历史，我倒是很想这么问一句：
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时候人民在哪？
乌克兰大饥荒的时候人民在哪？
大清洗的时候人民在哪？
战后镇压民主运动的时候人民在哪？
遍地开古拉格的时候人民在哪？
平时不把人民当回事，统治阶层准备甩甩手把国家卖了，这时候你想起来人民了？不好意思，人民已经被你们削弱到没什么力量了，全国唯一有力量的就是你们这个利维坦，然后你们把这个利维坦拿去卖了，整个国家变为一片权力真空，终于被你想起来的人民除了抱紧民族主义大腿还有的选？
苏联的解体毫无疑问是一个遗憾，三百年来基辅和莫斯科第一次长期不归一个政权管，所带来的地缘问题是后患无穷的。从情怀上来讲，第一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也不应该死的这么窝囊。但是毕竟苏联已经没了，重要的是吸取教训。从苏联三亿人民对国家土崩的无力来看，最大的教训就是，现代国家是公民的有机结合，而不是利维坦机械式统治的产物。削弱公民的团结，短期看有利于提高效率，特别是对统治阶层而言。但是长期看，这种机械结合是远不如有机结合抵抗力高的。
削弱公民就是削弱国家。苏联的土崩，就是其执政党长期削弱公民权利，破坏有机团结的恶果。
殷鉴不远。
哦，最后，谢@wzxn 小姐姐邀。
好吧，我来做一次知识的搬运工。
观点来自沈志华教授~以下为一次电视采访的文字稿（其实我更推荐大家看看下面的视频，沈老师讲话很幽默的说~）
沈志华：苏共执政七十四年留下的历史启示（流畅）视频苏联解体，实际上我看了一下，确实是有种种因素，经济的、政治的、民主的、党内的、党外的、军队的因素，包括人的能力什么的，戈尔巴乔夫处理不当，叶利钦的专横跋扈、强势等等诸多原因，但是你这样摆这个问题对于回答解答这个问题没意义。这里头，哪一个因素单独的都不是导致苏联解体或者苏共失去政权的一个根本原因，苏联这个解体不是1989年到1991年的事情，甚至不是1985年到1991的事，因为有人说是戈尔巴乔夫上台那天开始苏联就走向灭亡，错，不是的。问题还在前头，关键是什么？我们知道是这个制度垮台了，是这个制度有问题，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这个制度很好，怎么会垮台？垮台就是因为不行，有问题，如果这个前提，我们承认的话，如果你反驳，你说不对，这个制度非常好，就是因为他没管理好，他们为什么没管理好，把所有的问题归结，其实就是这个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他就归结到苏联这种制度是不是一定要垮台，从学术上讲，或者从逻辑上讲是不是就归结到这个问题。我的解释就是这么样。从人类社会来看，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度，王朝的、共和的、议会制的等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没有一个制度是从它一诞生下来就十分完善的，它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发展，如果没有变化，没有发展，而这个社会人类的历史是变化的，是发展的，总有一天它就违背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不适应人类的生活，所以人们就要抛弃它，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制度会不断变化，这个制度不断的变为什么呢？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这个，人们抛弃这个，为什么抛弃？它不适应人类的生活，人们不满意自然就抛弃，时间有长有短，方式有各种各样的，但是结果是一样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是有它历史的合理性，这个从十八世纪马克思主义产生一来，社会主义产生以来，为什么能够特别是到二十世纪中叶还有那么多信奉社会主义，耐温的社会主义，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什么阿尔及利亚的，至少都打着这个招牌，是因为他能吸引群众，吸引民众他才会打着这个招牌，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曾经一度是对人类很有吸引力的，这个不光是40年代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美国人也有这个看法。但是一个制度如果它一层不变，就会出问题。
所以其实我就讲了苏联历史上有三次机会，他可以变革，可以改革，第一次是1921年，就是新经济政策列宁要做的事情，后来列宁死了没做成，最后斯大林给返过来了，说“新政策见鬼去吧“。他建立了一个新的体制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苏联模式，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第二次改革就是1944年到1947年斯大林自己有机会，有条件做这种改革，这个将来我要专门写一本书，就写这段，后来也丧失了，也是内外种种原因。第三次就是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到1964年之后没改成，勃列日涅夫返回到斯大林的体制，那么到勃列日涅夫统治十年以后，这个制度终于僵化了，再也不动了，板块化、凝结化了，而且他专制就从个人专制变成了官僚集体的专制，这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个人专制也不好，但是它有它的优势，它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官僚集体的这种专制无解，它没办法，比如说咱们三个人或者咱们四个常委，各一派，这个制度化的腐败就是这么来的，我们都分别掌握了，把这个权分了，每人掌握一块，谁也动不了谁，他们都是咱们的属下，他是你的，这拨人是你的，那拨人是我的，他们都有问题，都腐败，处理谁？那要看政治博弈的结果。苏联70年代就是这个问题，苏联70年代党内问题非常到，处理不了？为什么？都有线的，一条一条得线，真要处理了，那咱们哥几个商量说不行，咱们得把一个人扔出去，把他扔出去，就把他处理了。这解决了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促进了制度的腐败，这是苏联问题就这么来的，最后这个问题无解，只有大家集体垮台。所以包括经济的计划经济的问题弊端，你说这些人都傻子，他没看到吗？其实都看到了，他就无解，解不了，为什么？就是这种僵化，已经凝聚化了，所以我有一个比喻，我说就到了大概如果从现在我们看这个历史，大概应该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那会因为石油价格飙升，那苏联的经济非常好，就掩盖了这些问题，它不是说没问题，是给掩盖了，实际上当时危机已经四伏。切尔诺贝利事件一出，阿富汗战争消息一传出等等，这个问题就一下子突然爆发出来，大家想赶快解决吧，就扑了这个火，着那火，扑了这个火着那个，最后一把大火就完了。
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苏联这条船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掉头都掉不过来了。戈尔巴乔夫有多大能耐，有多大能耐也不行呀，不是说他有错，他做对了有怎么样？说紧急状态委员会软弱，对，他不软弱又怎么样？一样的。所以一句话，这个制度不改革就一定要瓦解，但是怎么瓦解？这是历史的偶然性，研究历史吧，既研究历史的必然性，也研究历史的偶然性，其实更多的是偶然性，必然性就是一个方向，我说了这个制度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的调整，这个制度就要僵死，而一个僵死的制度是早晚要垮台的，这个论断错不错，不错，但是什么时候垮台？怎么垮台？就是偶然性的问题。所以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问题，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叶利钦的问题，油价下跌的问题等等等等，都是偶然性，哪些偶然性凑在一起就促使这个事发生了，这个就是历史学家要进行分析的。
原文出处http://www.eeo.com.cn/2013/0205/239800.shtml
“两亿多想保留联盟的国民，奈何不了14个想当总统的人。”
一边宣称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一边将失败历史的责任一股脑地推给统治阶级。很好，这很田园左特色历史唯物主义。
俄罗斯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说
○ 马龙闪
苏联解体2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进行了大量研究；对这个问题，学界争论激烈，社会上众说纷纭，那么，俄罗斯学术界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人家作为当事国，作为身历事件的当事人，对自己国家的这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又是怎样评说的，我们应该仔细加以倾听和研究。从人家当事者那里得到的信息、史实和评说，应该说是最全面的，最有权威、也最有说服力的。我国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来自俄罗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和观点，大概是不无兴趣的。
其实，我国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自然也吸收了俄罗斯学界有关具体问题的不少资料和成果，但多是呈碎片状的，支离破碎而非系统性的，且由我们自己做了“思想加工”。 有些人甚至采取“我注六经”的态度，在关键问题上依据一些经不起推敲和检验，甚至于子虚乌有或捕风捉影的说法，来注解自己的观点；更多的人，不是抱着冷静的科学理性，而是以高度情绪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来解说、“宣传”这个问题。至于俄罗斯学界和舆论界从整体上怎么看待、解释苏联解体、苏共瓦解原因这个问题的，我国学术界则很少做过全面而深入的介绍和系统的研究。
俄罗斯学术界20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其实像我国学术界一样，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了多方面深入而细密的探讨；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文章和著作，可以说同样是汗牛充栋。但是，对于俄罗斯学术界这方面研究的综述文章，见诸我国报章杂志的却比较少。主要原因是，这些年我们国家设置的有关课题，都操之过急，没有人下足功夫去专注于此。国家规划的、有资金保障的、人力充足的课题，不研究这个题目，作为学者个人或某几个人，是不可能从事这类皓首穷经的项目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俄罗斯来说，毕竟身处异域他邦，对人家在这类问题上的研究，需要搜集大量的文本资料，了解起来相对是比较困难的，若不倾注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是难以胜任的。对于某些有点权、有点钱，又有相应物质资源的人来说，说实在的，他们也没有多少可资利用的专深人才来致力于此，况且俄罗斯学界的解说与他们的观点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他们对此避之而唯恐不及，哪还会去研究此类问题。
所幸，最近为研究俄罗斯当代史学史，笔者集全力翻检了不少俄文报刊，看到由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堪称是俄罗斯国家史学权威刊物的《俄罗斯史》，刊载了由其主编А.Н.梅杜舍夫斯基教授撰写的《从分析史学观点，看改革和苏联崩溃的原因》一文。该文简括而又精辟地概述了近些年俄罗斯史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我们可以借助这篇文章，结合其他资料加以综合，向我国学界介绍一下俄罗斯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总体研究情况。
一梅杜舍夫斯基是在2010—2011年期间，为纪念苏联改革开启25周年、苏联解体20周年，撰写此文的。他说，过去“就这个问题所发生的争论”，“与其说触及的是事件过程的实质和对它的学术解说，毋宁说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在苏联开启改革四分之一世纪、苏联解体也已过去20多年之后，对这一问题进行完全学术研究的时机已经来临，因为这已为这一问题的理性分析提供了一定的时间距离”。他就是抱着这一态度，从分析史学的视角，采取信息认知论的方法，来冷静、理性地研究苏联灭亡原因问题的。
按照梅杜舍夫斯基在这篇文章中对苏联崩溃原因的概括，俄罗斯史学界近些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归纳为七种理论，或者说七种观点。但他并不完全认同这七种看法，他从分析史学出发，用信息认知论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实际上可称为俄学术界就此提出的第八种看法；加上我们中国学者都很熟悉的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提出的苏共瓦解的“三垄断说”，实际上俄罗斯舆论界和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总共提出了九种理论或者九种观点。
下面让我们看看，解释、评说苏联败亡解体原因的这九种理论、九种观点，究竟都包含了些什么内容。
先看看梅杜舍夫斯基依据现代俄罗斯文献，对俄罗斯学术界解释苏联崩溃原因的七种理论、七种观点所做的概括。
第一，是帝国论。这种理论把苏联看作是同其他大帝国相类似的国家，其解体也与这些帝国瓦解有着相似的各种原因，主要是在现代化条件下发生的政治不稳定和民族冲突。按照这种观点，帝国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它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帝国必须靠维持世界政治格局中各种力量的平衡，一旦失去这种平衡，就会导致“帝国走向极端”并引致解体和灭亡。这一类型的国家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国家规模巨大；二是，国家在民族构成上具有非单一性，就是说，它包括相当数量的民族，具有国家管理的超民族结构；三是，帝国的所有部分都是靠强力来支撑。维系国家的基础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从经济到军事制度，从宗教到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相应的就是，一旦失去构成制度标志的其中之一，国家的解体就是不可避免的。提出这种观点的西方和俄国学者为数不少，笔者作为中国学者，第一次听到这一观点是在1996年，那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科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Н. 萨哈罗夫应邀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时介绍的。对这一理论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帝国”是包含各种类型的国家，“ 帝国”这一概念本身就有不确定性，所以，很难划清“帝国”与“非帝国”的界限。在他们看来，在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构成都有相似的特点，无非是表现得弹性大小而已。这些持异议者还有一个论据，认为苏联与传统殖民帝国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其中央与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同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相比拟，恰恰相反，它们之间不完全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出于这方面的原因，А.Н.梅杜舍夫斯基本人也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观点。
第二，是民族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把苏联国家解体的原因看作是没有形成具有明确价值观和公民身份的民族，或者相反，认为是“主体民族没能掌控国家局面”。而“就苏联的情况而言，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造成民族结构标志物的不稳定性，而形成民族精英之后，他们要求建立对本地区政权和资产所有权的监督和控制，并力图把资产私有化”。同样，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压倒苏联的弥赛亚思想而占据上风，成为主要的破坏因素。持这种观点的为数众多，一度在俄罗斯学界曾风行一时，并曾在一段时期内影响我国。不过一些俄国学者认为，这一理论虽然有其表面上的说服力，但实际上偷换了因果关系，是用国家解体的结果来解释它的原因。就苏联的情况而论，倒是恰恰相反：是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现象产生了民族，并导致民族的分裂，而不是相反。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存在了那么长时期，而它瓦解后却重新建立了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这些学者拿出的论据是，有相当数量的多民族国家，如西班牙、大不列颠、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它们都是按民族区域分配权力和财富的，至今这些国家也没有解体。即便包括当今的俄罗斯联邦和后苏联地区的一些国家，也是如此。梅杜舍夫斯基大体认同这一观点，并不同意民族主义是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
第三，是民族—人口理论。该理论把危机的原因“看作是对帝制国家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民族，遭到侵蚀而发生的民族关系的变化”，即，主体民族由占国家族群的多数转变为少数，因此，国家“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包括梅杜舍夫斯基在内的一些俄罗斯学者，也不认同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虽然如实地描绘了崩溃前夕苏联民族—人口形势的变化，但没能对其他一些帝国崩溃的逻辑做出解释，因为那些国家的民族人口，并未发生上述数量上的变化。
第四，社会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把苏联衰落的原因，看作是制度造成的缺乏经济效力，而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而是以计划经济和强制劳动为基础的。其后果是，社会发展停滞，政治制度断裂、革命危机爆发和苏联解体。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苏联这种类型的国家，在这方面像停滞不前的具有东方专制制度或专制皇权制度的国家一样，处于现代世界进程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而一当企图摆脱计划经济的困境，就会导致解体和垮台。按照这种理论，世界石油价格的暴跌就成了苏联不稳定的起爆器。这一观点是经济学家、叶利钦时期的总理盖达尔在《帝国的灭亡——现代俄罗斯的教训》（莫斯科2006年版）一书中提出的。
持异议的学者，对这种理论提出了三点驳论：一是，该理论没能对这种制度这样长期存在的原因做出解释，因为该制度先前他也曾遇到过这些经济困难，但却能够通过镇压的手段加以克服；二是，这种理论对下述问题也没能做出回答：为什么这种制度不垮台（这种例子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就不能使之适应新的经济条件；三是，该理论没能揭示出在国家激烈动荡后，传统的政权精英为什么能在事实上保存下来，因为其保存下来是造成他们接踵而来的专断复辟倾向的原因。
第五，是现代化危机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苏联在有效实现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以后，却没能力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及时改革社会经济制度。”苏联在这时虽然还保持着对外扩张的势头，但无力改革却导致国家在技术和军事上的落后。这样，就在冷战中表现出了失败，也遭遇了意识形态的崩溃。于是，这种现代化的危机便转化为帝国的危机。这种观点，是由曾被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的俄科学院院士、西伯利亚分院院长В.В.阿列克谢耶夫等人表述的。梅杜舍夫斯基对这种观点的说服力表示质疑，指出：这样说，“未必能解释得通苏联现象的本质特点，因为技术落后早已存在（惟其为克服技术落后这一任务，才使共产主义制度在其整个存在期间合法化），而意识形态瓦解和国家解体则发生在苏联军事强大的巅峰”。 这就是说，用现代化危机理论来解释苏联的崩溃，不完全符合苏联的实际情况。
第六，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之为“阴谋论”。 这种观点认为，苏联的解体和瓦解，是“一种全然预谋策划的行为”。 这就是说，“是外部压力和内部阴谋，或者是二者里应外合把苏联搞垮的”。这种说法，主要是在戈尔巴乔夫后期被撤职的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在其《改革：背叛的历史》和《大国的悲剧》这两本书中提出来的。这两本书多年前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其观点为一些中国学者广为传播，所以，这一观点不仅为我国学界，而且为社会大众十分熟悉。
在传统上，凡解释革命和政变，往往都会提出类乎这种“阴谋论”的说辞。梅杜舍夫斯基认为，这种说法无法回答下述这个主要问题，即为什么像罗马帝国这样的国家，不能防范这类阴谋的发生，而同时，其他一些国家为什么又能成功地加以防范？在这位学者看来，每当一个国家被倾覆瓦解，与之有重大利害关联的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往往“诉诸带有浓重情绪色彩的论据，诸如‘背叛民族利益’等等的说法，这是不可避免的”。 言外之意是，情绪终归是情绪，代替不了理性的分析。梅杜舍夫斯基认同西方学者的下述观点：尽管苏联解体瓦解的“外部因素无疑是存在的，但没有理由将其绝对化”。 这位俄国学者认为，这种“阴谋论”近乎个人决定论，事实上，这是把苏联解体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因素”或者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个领袖人物的虚荣和冲突”。这样看来，这种“阴谋论”，是我国的一些学者，大多是半学者和半政治人物，从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等人那里原封不动搬过来的。
第七，综合论。这种理论以Р.Г.皮霍亚教授为代表，此人曾任叶利钦时期的国家档案局局长，现任俄罗斯国家行政学院一个教研部的主任，他不同意用一种主要原因来解释苏联的瓦解，认为“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瓦解苏联的唯一主要原因”。 因为“苏联解体不是历史地决定着的，这就不是某一历史规律的体现”。 持这种理论的学者，还包括这一类观点，认为国家垮台的原因是文明冲突论的结果，也是上述所有一系列因素，特别是民族种族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交相结合的结果。梅杜舍夫斯基认为，文明冲突论本身就缺乏明确性，这使人们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运用这一理论，所以在他看来，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同时他也认为，列举各种原因来解说苏联瓦解，意味着人们无法找到其中某一主要原因来准确诊断苏联的病症和死因。
从上述可以看出，梅杜舍夫斯基对上面提到的这七种理论，或者说七种观点，都一一提出了驳论。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集中论述了不认同上述一系列理论观点的理由，他认为：“所有这些理论，只是说明了现象的个别方面，无法作为包罗所有方面的因素令人信服。这些用单一因素和多因素的解释之所以缺乏说服力，其原因在于，它们无法揭示出危机各种变化情况的体制性关联；它们没有考量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因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可划分为整体性原因和短期性原因。这些解释之所以缺乏说服力，原因还在于，它们通常具有宿命论的特点，因为它们是从国家崩溃的预设性出发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混淆了因果关系，没有分析在各个阶段存在的各个过程的变化，或者相反，它们也陷入了历史唯意志论的对立的极端，把事态归结为领袖人物的感情用事和失误。这些解释并不是排他性的，不是与其他解释不相容的，因为它们几乎都可以归结为整个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最后，这些解释也显得很不具体：假若苏联注定要解体，那为什么存在了这么长时间，而又为什么这解体又恰恰发生在20世纪末，而不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或20世纪60年代？须知，那时上述所有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存在的。这些理论总的缺陷是，它们实质上重复着人们在解释过去罗马帝国和其他帝国崩溃时所提出的论据，从好的方面说，它们是企图依据19世纪出现的理论，来解释现代史上的现象，从坏的方面说，它们是为此利用了当年那个时代本身的术语，而同时又依靠从苏联意识形态中因袭来的思想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就不能认为这些解释是完备的。”
梅杜舍夫斯基关于上述七种苏联解体瓦解原因论的这段话，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一、他虽然不认同对苏联解体瓦解的这七种解释，但他没有把这些解释同他的看法完全对立起来。他说：“这些解释并不是排他性的，不是与其他解释不相容的，因为它们几乎都可以归结为整个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这就是说，“整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才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而其他因素都是从这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因素派生的，“它们几乎都可归结为”这个体制。
我国读者中，可能会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这怎么说得通，难道能把认为“戈尔巴乔夫因素”是苏联瓦解主要原因的观点，同认为体制模式是苏联瓦解根本原因的看法协调起来吗？其实在我国，早有学者讲过，“戈尔巴乔夫现象”实质上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更确切些说，它是对斯大林体制“逆反效应的产物”：惟其曾有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才引发戈氏提出的“民主化”；惟其有斯大林惨无人道的“大镇压”，才会有戈氏要求的“人道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和“人道”，是针对斯大林的“非人道”和“专制独裁”而提出的；他提出的“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正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逆反效应的产物”。 所以说，“体制模式”是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并不排除其中这个“戈尔巴乔夫因素”；非但不排除“戈尔巴乔夫因素”，也不排除“叶利钦因素”、“赫鲁晓夫因素”、勃列日涅夫因素、苏斯洛夫因素、日丹诺夫因素，等等，因为所有这些人物及其活动，都无一不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无一不是苏联瓦解的或大或小的因素之一。
在我国学术界，有人太过强调戈尔巴乔夫个人因素对苏联解体作用的观点，有“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嫌疑而遭到人们否定以后，最近两年，这种观点又演变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共腐化变质说”，其实，“ 苏共腐化变质”，或早一些变或晚一些变，不管在张三手里变，还是在李四手里变，这也无不与“体制模式”相关联；因为苏共本身就是这种体制模式的产物。
至于上述对苏联瓦解原因的其他种种解释，也几乎无不同苏联这个具有“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这样或那样地联系着，因为它们都是由后者决定并派生出来的。
二、还应提请注意，梅杜舍夫斯基在这里把造成苏联危机的原因，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整体性原因”，一类是“短期性原因”。 这种划分极为重要，过去在苏联解体原因问题的研究中，还几乎没见人提出过这种划分：所谓“整体性原因”，就是对苏联历史发展全过程，几乎在各个时期，在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影响的原因；所谓“短期性原因”，顾名思义，是只在某一时期，某一时段，或只在某个局部方面发生短时间影响的原因。通过这种划分，就可以在影响苏联瓦解的诸因素中，区分出轻重缓急和主次分量来，不至于对各种因素进行一、二、三、四，不分主次轻重地平行罗列，这样，就能从造成危机的大量因素中，进行比较分析、过滤筛选，突出最权重者。把这位俄国学者的这种区分，放在中国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毛泽东关于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思想。不过用梅杜舍夫斯基的概念，在这里便于更具体、深入地理解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其实，为了更全面、更易懂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在梅杜舍夫斯基这两个概念和范畴的基础上，再加以扩展，进一步划分出下面一些范畴和概念，比如“全局性原因”和“局部性原因”；“长期性原因”和“短期性原因”；以及“全覆盖性原因”和“点线性原因”，等等。这样，就能把梅杜舍夫斯基提出的“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性原因，同经过信息筛选过滤，排除其信息杂质，吸取其合理成分之后的上述七种原因论，基本协调一致起来。所以，这位俄罗斯学者说，上述七种原因论解释“并不是排他性的”，它们几乎都可“归结”，并统一于“整个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 这就是说，这种“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是属于“全局性原因”、“长期性原因”、“全覆盖性原因”和整体性原因，而上述七种原因论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只属于“局部性原因”、“ 短期性原因”、“点线性原因”和“个别方面原因”。总之，“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性原因，是可以覆盖和涵括上述所有原因的。梅杜舍夫斯基之所以对上述七种解释不加认同，就是因为它们之中任何一种原因论解释，都不能与“整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性原因相比拟，因为只有这种“体制模式性”原因可对苏联历史过程产生这么长久、这么深刻，这么多方面、这么全局性的影响，可以全面覆盖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军事、外交和社会各个方面，对其各个时期的危机做出解释；而其他七种解释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起这种长期性、全局性的作用。而且，这位学者通过在后面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了这一体制模式性因素在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又怎样造成了苏联更大、更严重的危机。
在梅杜舍夫斯基看来，上述七种原因说之所以说服力不足，是因为它们大多因袭过往时代（19世纪）的旧说，来解释一个全新时代的现象；或者因袭苏联时期僵化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它自身的灭亡，这正像一个人自己来评价自己，用自己的话语来为自己辩解一样，是显得苍白无力，无以说服人的。况且，它们只能对历史过程做一个局部方面或某个时期、时段的说明，而不能进行全覆盖式的、全局性的、长时期的、总体上的说明。
二梅杜舍夫斯基正是突破19世纪和苏联时期的思维框架及思维局限，依靠信息认知论的方法，从历史分析的视角，用新的话语体系，对苏联瓦解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信息认知论是在信息化时代条件下解决信息认知方式的一种理论。在信息社会，通讯工具多样，计算机普遍应用，互联网发达，人们从各种渠道都能轻易获得或发布大量信息。这样，就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权和发布信息的自由权，以至于不限于书刊就能获得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然而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信息质量的问题，即所得信息是否经过了检验核实，是否确实可信可靠的问题。近些年在研究苏联解体瓦解原因问题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有些人拿出子虚乌有或虚无缥缈的材料，就来论证重大严肃的历史政治问题，比如，用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讲话”来论证他的“背叛”：这个讲话，后来经我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查证，该国根本就不存在一所叫“美国大学”的高校，何来戈氏在这里的讲话？！况且，经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核实，标明戈氏该讲话日期的那一段时间，戈氏就没到过土耳其。就是这样一件没经核实，只是在一个研讨会上被抛出的纯属子虚乌有的资料，就被我国某些学者到处引用。甚至在核实此材料为乌有的十年之后，不久前在我国被号称为最有权威的学术刊物上还在传播。近年，在谈论苏联解体问题时，一些学者运用类似这类乌龙性资料尤多，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正是根据信息社会中信息爆炸、出现信息质量问题这一现象，信息认知论才应运而生。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各种验证方式保障信息及其来源的可靠性，以确保信息的质量可信度。
梅杜舍夫斯基正是依据这种理论和方法，对涉及有关苏联解体问题的信息及其来源，通过构建现实实在的认识动机，用信息可靠性标准对各种各样的信息加以筛选，区分真实信息还是过手（虚假）信息，是学术创造型信息还是转播宣传型信息，是经过操控腐蚀而变形的信息，还是真实直接的学术信息，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对信息来源者的历史意向和行为动机加以分析，就能鉴别、确定信息资源的质量来。这位严肃的俄罗斯学者，依靠这种严格的信息分析法和信息筛选法得到的资料，进一步通过历史分析，得出结论认为：
“苏联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但与俄帝国不同，它是自然而平静地灭亡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倒不是苏联的解体，而是它竟然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其长命的基本原因在于核武器的遏制作用），因为它既违背经济规律，又与人类理智的本性背道而驰。苏联不是被居心叵测的人搞垮的，而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官方也承认）它的结构模式的反常规性和无效能性而瓦解的；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苏联的基础。它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就像一栋房屋，是匆忙草率搭建起来的，它的整体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失去任何支撑能力。可以说明这个论断的基本证据就是，在它垮塌之时，没有任何人起来对它进行维护。与此同时，也丧失了用全新性质形式构建政治体制的机遇，因为，精英们在全球化信息过程的背景下，恰恰不懂得如何构建政治体制的真正机制，不懂得掌握制度性参数，不懂得如何稳步而有计划地推进改革。这样一来，由于离心倾向超过向心倾向，在20世纪末全球化条件下，这种体制的解体便成为不可避免。”这段话言简而意赅，有关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重要论断尽含其中。笔者尽量严格按其原义并用易懂的语言翻译了出来。尽管如此，对于某些非专业读者恐怕仍显得不易理解，出于这一考虑，在此不妨再多费点笔墨，对其主要含义略作一些阐释。
第一，这里主要强调指出，“这种”苏联“模式”是其解体瓦解的根本性的、也是主要的因素。这位俄罗斯学者特别强调：“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苏联的基础”，它是决定苏联解体瓦解的整体性因素，即起着全局性、长时期、全覆盖影响的因素：因为“这种模式”作为“苏联的基础”性因素，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从一开国到其历史的终结，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影响；它对苏联的作用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孔不入，超过前述各种原因论因素的权重和分量；前述七种因素都是由这个整体性因素派生出来，并由它所决定的。
前面曾经论及，在梅杜舍夫斯基看来，其他七种原因论解释与他的“体制模式说”，并不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而是前者可“归结于”后者，后者可涵括前者。这样看来，梅杜舍夫斯基实际上是依靠信息认知论的方法，排除前者在学理和资料信息上的一些非理性成分、附加杂质和虚妄因素之后，在前七种原因论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对苏联解体原因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是对以前研究成果的提高、锤炼和升华。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也提出了较为独特的解释。在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方面，梅杜舍夫斯基没有责难个人，而是归结为整个“精英集团”，归结为他们不懂得“在全球化信息过程的背景下”怎样进行政治改革，不懂得“如何构建政治体制的真正机制”，如何一步步“有计划地推进改革”。而且，这个“精英集团”在改革问题上纷争不断，曾发生激烈的政治冲突和对抗，这样就贻误时间，丧失了改革的最佳机遇，最后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解释与我国学界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把苏联解体灭亡的责任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个人及其在改革上的错误和失败，而是将责任归之于整个“精英集团”。这倒是别开生面，应该引以深入思考的。
从梅杜舍夫斯基的结论看，他关于苏联瓦解的“体制模式说”，倒是同我国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多数主流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客观地说，他的论证更深刻一些，方法论显得更严谨。不过，我国学界就“体制模式说”提出的时间，要比这位俄罗斯学者早得多；我国学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就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这种观点，较之他在2010-2011年提出，要早了10多年时间。
就世界学术界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学界，是对苏联瓦解原因问题研究最给力的国家，我们两国投入的力量最大，对问题开掘得最深，因而取得的成果也最为显著。就目前我们对俄罗斯学界研究状况的了解，可以说我们两国学者得出的结论，是殊途同归，相当一致的。在两国学术界，分歧和激烈争论都存在，但这是表面现象。剔除一些学者在学理、动机上的非理性，以及在资料信息上的虚妄杂质外，总的来看，几乎把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所有因素都可以归拢、统一于“体制模式说”这一总的结论中来。
为了说明整个问题，在这里笔者不妨举出一个饶有趣味的例子。我国有一个学者，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上，他认为，是思想、组织和政治“三大主要原因”造成的；在这三大原因中，每一原因的现实因素和历史因素，在他看来基本是各占一半。说实在的，这种看法较之“王小石”的观点，更客观一些，但基本属于“王小石”观点的范畴。这种看法可以说是他预先形成的定见，是“先入”的观点。但在论证问题的过程中，他通过对“三大主要原因”的阐述，在做结论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综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改革新思维’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这里明显表现出了这位学者“先入论断”与其“下意识”“逻辑结论”的矛盾：在该学者那里，是历史逻辑的强大力量在一闪念之间占了上风，让他得出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思想、组织和政治）三大主要原因”是“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之上的结论；而这一结论正是同他在文章开头，甚至同这句话后半句得出的“先入论断”相矛盾的。从这个例子可以明显看出，属于王小石观点范畴的一类论说，实质上是可以归入“体制模式说”的，因为这一结论有强大的内在历史逻辑力量。
我们从俄罗斯学界的研究联系到了中国学界的情况，从俄国学者梅杜舍夫斯基的“体制模式说”，联系到了中国学者的“体制模式说”，这似乎扯得远了一些，但这样联系起来，会让中国读者感到更贴近我们自己，更容易理解一些。
三上面我们集中谈到的有关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体制模式说”，也就是梅杜舍夫斯基从分析历史和信息认知理论出发，对苏联崩溃原因所做的解释。这实际上是俄罗斯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苏联解体原因所作的第八种理论解释。再加上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苏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提出的“三垄断说”——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也就是说，是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行政特权制度，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灭亡。这是俄罗斯对苏联解体原因所作的第九种理论解释。这第九种解释，实质上与梅杜舍夫斯基的“体制模式说”异曲而同工，只是更集中着眼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方面，并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已。
这样看来，综合俄罗斯学术界、舆论界关于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解释，总共提出了上述9种理论或9 种观点，而其最大的概括、最精的提炼、最高的升华，具有最大覆盖面的结论，是“体制模式说”。 因为正是这一原因论解说，不仅涵括了“帝国论”、“社会经济论”、“现代化危机论”，而且覆盖了久加诺夫的“三垄断说”和“综合论”的各个因素，甚至在筛除其情绪因素、信息杂质和不实因素前提下，也包括了“阴谋论”中某些合理的“戈尔巴乔夫因素”等。可见“体制模式说”，是解说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各种理论观点的提高、深化和升华的集大成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开始就发现整个国家有问题。
问题无非这三个
一 农业由于之前计划经济的倾斜发展，农业相对西方国家很落后。
二 轻重工业比例失衡，市民生活物质匮乏。
三 人口限制流动，阶层固化。
而怎么改，的确让苏联领导人头疼。赫鲁晓夫着手农业改革，结果弄成笑话，不顾现实的扩大集体农庄数量和规模，收效甚微，农业问题不解决，很难让苏联决定放开城市农村人口限制，激活阶层流动。
等到勋章帝上台，恰好碰上石油危机，苏联政府发现出口石油，和西方世界贸易就可以解决农业问题。农业问题搁置一边，继续按着斯大林模式继续发展重工业，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扔一边。特别那个时候，苏联经济学家脑抽，战略决策上认定石油价格长期来说不会持续下跌足够支持计划经济的贸易进口，渐渐的计划经济的农业轻工越来越依靠贸易进口，计划经济奇葩的和西方市场经济捆绑在一起。
八十年代，欧美发生通缩经济危机，一开始苏联还说自己如何如何优越，等石油价格长期维持低位，苏联也开始蛋疼，导弹坦克飞机倒是多了，而轻工品，食品开始由于外汇萎缩，迅速减少供应，苏联卢布实际汇率崩溃，各行各业跟着西方经济危机一片凋零。
苏联时代培养起来的工人阶级，由于种种供应缺乏开始自发反对垄断苏联各行各业的官僚知识分子（说实话就是大资产阶级）也就形成了市民运动，
而同时期特别越战后，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后，市民运动反对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到里根时代，政府做出让步逐步认同市民运动中进步思想，提高人权，压制大资产阶级。而市民运动也逐步认同政府的稳定高于一切，在政府合法框架下争取权益，双方各退一步。
戈尔巴乔夫时代，我们国家说他乱搞其实是有私心的。戈的改革，特别意识形态上的退让其实和当年美国越战后做的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就出在，打铁还需自身硬，戈氏的意识形态改革背后的经济体制没美国硬，美国社会里经济矛盾再突出，他农业问题早在南北战争时期就彻底解决，工农经济比例不存在不合理。而经济上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问题，自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偏左的立场上一直在协调，再加上美国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上的霸权产业转移，矛盾转移玩的一手好牌。相比苏联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经济互助会，从建立扯皮到最后解散。
戈氏改革就这样迈的步太大扯了蛋，从民间市民运动和官方意识形态和解，变成彻底否定官方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业已形成的苏联官僚知识分子从维护苏联变成瓜分蛋糕大赛，从上到下都开始瓜分，彻底架空戈氏（八一九事件已经不是维护苏联了，而是瓜分不满方掀桌子行为）
两亿多想保留联盟的国民，奈何不了14个想当总统的人。为什么是14而不是15呢，其中不包括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是直到1991年12月16日才无奈宣布独立的，而那个时候象征苏联即将不复存在的《别洛韦日协定》都已经签订了13天。
斯大林小鞋匠，赫鲁晓夫养猪的，布琼尼马匪，还有开火车的，种地的······
但是等到这些人到了最高位置之后，没办法传给自己后代啊！！！！而且自己退休了能享受的也没了啊！！斯大林的媳妇儿都得排队买东西啊！！
想传给自己后代的都让斯大林给灭了啊，不服大林子就杀光再换一波啊···
到了勃日列涅夫的时候，对，就那个工程师，他就琢磨着，要不大家干到死吧··这样大家就不闹了，至于以后么，后人肯定比我聪明···他们能解决
然而他的后人是戈地图，不是能念诗的那位
而且辅佐他后人的人想的是，我要世袭罔替！！！
辅佐能念诗的那些人，也想世袭罔替，可有位暴君把他们发配下去了十年，现在还没爬上好位置，只能学赵文卓的外孙倒彩电还不能干预国家政策。
于是苏联就分了，寡头们开心了，官员都摇身一变成了寡头
毕竟政治法理上不能世袭罔替，经济可以，合理合法···
至于苏联从一百变成了十···
管我屁事，我自己的财产而且能合法的世袭罔替就行了
当年苏联宪法规定了工农的种种权利，苏联群众过的也很好，都和欧美中产阶级一样，但是总想着和欧美顶尖富豪比···毛主席看苏联宪法这规定那规定，在旁边写了一句：这一切都只有在工农掌握国家政权的保证下才行
两亿人民其他人不谈，其中一定不包括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人家对苏联的恨比山高比海深。
1989年8月23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的40%人口，200万人举行和平示威，男女老少手拉手组成一个600公里的人链穿越了整个国境线。
知道为啥？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这个是秘密协议并未公开被苏联一直否认，后来才羞羞答答承认），将这三个国家给卖给苏联了。希特勒当时把德国侨民提前撤出了。
苏联说是三国国民议会一致同意加入苏联，向苏维埃提了申请。
历史上帝俄时期占过这三个国家，不过在一战后，三个国家独立了，20年自由自在，架不住有苏联耿耿于怀非要拉他们回来。
协议签了俩礼拜后，苏军同时进驻拉脱维亚的利耶帕亚和文茨皮尔斯两个海军基地、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和立陶宛各战略要地。从1940年5月下旬开始，前苏联或以“违反条约”为口实(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或以谎称士兵失踪为借口(立陶宛)，分别向三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未等三国回应，红军已经进入。
在拉脱维亚，红军在三天之内就抢占了所有城市、政府机关、交通要道和重要军事设施，在爱沙尼亚，8万红军在两天之内占领了总人口还不到100万的爱沙尼亚全境，在立陶宛，15万红军开进了这个几乎不设防的国度，而国际联盟却对这一切置若罔闻。随后，前苏联分别在三国扶植了傀儡政府，三国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会议“不约而同”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并入前苏联。
合并后，前苏联彻底摧毁了三国原有的社会体系，方法非常简单——肉体消灭。斯大林当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清洗的执行机构、克格勃的前身)首长叶若夫说，“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就是把人消灭，人死了，问题也就解决了。”于是，凡在原政府担任过要职的官员和社会精英悉数被捕并处决。在拉脱维亚，以前总统乌尼马尼斯为首的一大批政府部长和军事领导人被逮捕，其中乌尼马尼斯总统被流放到高加索强制劳役并于1942年死于该地。前苏联内务部官员赛列夫和马连科夫就任里加的警备司令后，迅速拟出一张长长清单，上面列出了数百名“人民公敌”，凡上了名单的人全部被枪决。当然，这一切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没有例外。
与肉体消灭同时展开的，是前苏联在三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强制推行苏维埃化。所有私营企业、银行无偿收归国有，农民的土地全部被没收。前苏联勒令三国民众强制迁徙，以降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比例。从1941年6月14日开始，前苏联强迫1万5000名拉脱维亚人离开家园，迁徙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光在迁徙途中就有数千人被杀害。几乎在同时，1万名爱沙尼亚人和1万3000名立陶宛人在红军押送下被勒令迁徙到白俄罗斯，不过这些人因德国在6月22日入侵前苏联而“因祸得福”，德军以迅雷之势在行进间占领了三国，押送的苏军还没走出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国境就被歼灭了。
波罗的海三国正好处于德国进攻前苏联的地理直线上，德国对苏联宣战后，苏军迅速被驱逐出波罗的海地区，到了7月中旬，波罗的海三国全境脱离前苏联统治，又被德国占了，当然，这三国更恨苏联，所以愿意和德国合作。爱沙尼亚人组成党卫军师，立陶宛人建立了反苏临时政府，很多人以志愿兵的身份加入德军对苏作战。
然而“好景”不长，打了1944年，红军又打了过来。对于苏军的卷土重来三国民众惊恐万分，大约有14万拉脱维亚人、7万爱沙尼亚人和5万立陶宛人连夜逃离家园，不幸的是，80%的人死在了逃亡路上，一部分被淹死，一部被苏军抓获，另一部分在海上遭到前苏联飞机扫射而死亡，只有几千人到了海外流亡。
这下打回来了，苏联当然很不高兴，三国要翻了天？必须实施狂飙突进的苏维埃化(俄化)运动。在拉脱维亚，几乎所有的青年男子都被迫加入苏军，当时该国人口只有100万，却有5万人“被参军”，而其中的80%都在战争结束前阵亡。在爱沙尼亚，所有一切带有民族特征的东西和记忆统统被抹去。为了惩罚爱沙尼亚人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前苏联还调整了该加盟共和国的边界，把一部分领土转给了俄罗斯。
从1945年到1949年，分别有2万多名爱沙尼亚人和4万3000名拉脱维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大部分一去不复返。严重的劳动力不足使得前苏联乘势以产业复兴为名动员俄罗斯工人和农民赴两个加盟共和国定居，期望把这两个桀骜不驯的民族彻底苏维埃化(俄化)，从45年到59年，拉脱维亚的俄罗斯移民超过了50万，爱沙尼亚东部城市纳尔瓦和科赫特拉耶尔瓦也成为了俄罗斯产业工人的天下，俄罗斯人比例高达九成。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两国中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族的人口比例一降再降，以拉脱维亚为例，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从45年的84%剧减到53年的60%，到了89年只占到52%。
立陶宛的遭遇也大致相同，不过俄罗斯移民并没有蜂拥而入，这也和其最高领导人——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司涅邱克斯有很大关系。作为地道的立陶宛人，他抵制了俄罗斯移民的流入。另外，当时立陶宛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对俄罗斯移民缺乏吸引力。
你说说看，三个丁点大国家，有自己的语言文化民族历史，本来跟北欧几个邻国差不多，给弄进苏联里面搞的那么惨，怎么不恨苏联呢？日夜都想苏联解体啊！
他们直言不讳，苏联把他们当殖民地，是侵略者。他们铁了心要回欧洲。
就苏联解体而言，最高兴最得利的就是这三国了。解体之后，三国经济发展迅速，很快甩开十条街，08年遭受了严重经济危机，之后又复苏了。现在日子过的不错。但是日子好了就有人非法入境，于是三国就在跟俄罗斯的边境修隔离墙，15年就开始修了。
为什么说这么多波罗的海三国的事？就是因为苏联根本消化不了这些囫囵吞的东西，它如何能够消灭这已经诞生的民族意识，除了肉体消灭的办法？苏联如此广大，波罗的海三国如何能与西伯利亚的利益一致？生活水平一样？一旦破局开始，就是苏联这架飞机的空中解体，又哪里是什么几个十几个人的私下决定呢？
解体之前，大规模示威游行此起彼伏，而零星的开枪镇压也时有发生。苏军也开到了街头。人们不再害怕和恐惧，反而是嘲笑与唾弃。苏联，丧失了神圣与伟大的光环。一个过于庞大的帝国，其维持力要比小国要高，看起来实力强大，却更脆弱。就像狮子老虎大象需要的食物更多，地盘更大，而蚂蚁存活条件可不要那么多。
在这么宏大的问题上还能抱有朴素的制度优越感的某些答主真是令人感到很欢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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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津斯基有过一个理论，认为帝国死于过度扩张后的内在动力不足。我觉得这个用来概括苏联的败亡还是很能说明些问题的。
至少在我看来，苏联/俄罗斯的历史上，充满了对领土侵略的不安全感，体现的行动上就是对于战略纵深的追求，而历史上的多次被侵略和反击，都证明了战略纵深的重要作用，这是苏联扩张的一个原因。
而另一方面，苏联的经济体系是一种面向战争和对抗的重工业体系，然而由于核武器的存在二战后已经不存在苏联的钢铁洪流在西欧发挥作用的可能的。二战后的两极体系对抗下热战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代理人战争，最典型就是朝鲜、越南和非洲；另一种就是不对称战争，如美国在越南和苏联在阿富汗（吊诡的是，这两次都是非对称战争下，两极的另一极和中国一起援助越南/阿富汗，然后也带来了入侵方深陷战争泥潭和战后的战略收缩）。
最后，不得不说经互会比起GATT体系确实在经济的持续性上有劣势，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低油价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创了经济。
这多方面的原因，是苏联难以维持下去的客观因素，而主观/制度上，已经有很多答主有很好的回答，就不赘述了。
央视曾经做过苏联的纪录片，也曾经总结过原因:1.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轻工业水平相较重工业差之太多。
这点本人认为只是次要因素之一，苏联轻工业虽然差，但那只是相对而言。
2.西方宣传。俗话说就是洗脑，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放开了舆论，之后西方媒体强势入侵，导致舆论失控。当然个人认为这也只是次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3.阶级固化。出身在上层的永远是上层，出身在下层的非常难去上层。因为苏联是实施领导终生制的，所幸tg看到了这一点，邓公取消了终生制。这是主因之一
4.苏联上层想要放弃苏联。看到这一点时我也很惊讶，这和绝大部分人的想象不同。但是纪录片中也解释的很清楚———一旦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占有了大量资源的官僚们的不合法以及国家的资金瞬间就变成私人的，合法了啊!苏联解体后，产生了多少个亿万富翁？那些人都是拿着苏联人民的血液来喝饱自己啊，偏偏解体后还是合法的!
这一点也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5.民族因素，这个不提了，苏联有上百个民族，而且斯拉夫人的比例没记错的话只有7成上下，相对中国自然更容易出现民族矛盾，这也是主因之一。
6.各加盟国自己想独立。
补救方法自然是有的:对症下药嘛1.产业结构没得救了，苏联建国以后一直如此，想要改变就得推到重来，而且产业问题没有伤害根基。
2.舆论问题，得出结论:虽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是大禹治水也还是用的疏。控制和禁止挺难，引导公众舆论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3.阶级固化问题，这点必须提出考试制度来，即公考和高考，中国古代自宋朝之后真正意义上的世家门阀已经没了，最大因素就是科举，考不上一两代还好，三四代只能回去种田，想当官必须考试，平民也可以考，虽然教育资源肯定是不等的，但是平民数量比高层多啊。
4.5.这也是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所幸相较而言都比较轻，但是即便如此，我自然还是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的…………
6.分税制，没钱你去独？呵呵。
注意一点:我们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其实苏联的问题的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即便是最简单的分税制，当初也是朱镕基和tg高层在90年代苦思冥想才想出来的办法，并且在当时来看争议非常大，苏联并不敢用，也不一定就想的出来
先表明态度：把苏联解体归咎于斯大林体制、产业结构失衡和特权阶层的答案都是不负责任的回答。
斯大林体制脱胎于战时，在战后的经济建设中是导致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产业结构失衡是其中之一，但是必须认识到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这半个世纪里，苏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沿袭斯大林体制。如经互会，1949年成立的经互会其实就是斯大林自己对于战时体制的一种修正（感谢 @姬行川 提醒）。但从苏联一国来看，确实有结构失衡的问题，不过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带头大哥，苏联考虑产业布局从来都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出发，应该说六七十年代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保持着较好的生活水平，譬如那时朝鲜经济水平强于韩国。至于特权阶层，哪国没有，恐怕当今某些国家特权阶层的数量比例都远超彼时的苏联。
那么，超级大国苏联为何解体成为一堆穷国小国呢？在我看来是因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改革阶层。
苏联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石油外汇疲软，体制弊病丛生，即便如此，改革的基础也远远好于文革以后的中国。如果有一个方向明确、执行坚决的改革派领导层，改革成功的难度不会比中国更大，虽然与西方对立的铁幕尚未拉开，但苏联毕竟坐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资源禀赋。
那为什么苏联没有一个邓小平式的人物呢？
------球赛开始了，明天继续填坑-----
我来填坑了。
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事实上已经造成了苏共干部的断层，不过这一隐患被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所掩盖，战后斯大林个人威望达到顶点，大清洗造成苏军战斗力削弱而在苏德战争早期损失巨大这一事实也没有人再敢提起。斯大林死后，曾经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衷心拥护者，斯大林格勒守卫者，靠着斯大林裙带关系步步高升的赫鲁晓夫却翻脸不认人，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将斯大林全盘否定。
接下来赫鲁晓夫宣称要回到列宁路线上来，如果此时他的改革成功或许苏联还能就此走上正轨，可惜赫鲁晓夫的改革并不成功，而秘密报告造成苏共内部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则让苏共疲于应付。当赫鲁晓夫因为政变下台以后，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得滑向深渊。苏共内部已经被多重巨大的分歧撕裂，一个政党最核心的“价值观共享”已经变成一句空话，从此之后的苏共只不过是一群掌握着苏联国家机器的人而已，权力斗争和巨大的不信任导致苏共领导层在包括改革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域无法达成共识，也无法产生一个新的权威来弥合或者消除这些纷争。
此后的领导人，无论是技术官僚勃日列涅夫还是克格勃领导安德罗波夫还是经济官员出身的戈尔巴乔夫，并非认识不到改革对于苏联的重要性，而是无力去扭转乾坤，所以勃日列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包括短暂在位的契尔年科选择了用特权团结一个庞大的官僚阶级来稳固自己的地位，而戈尔巴乔夫则裹挟民意拉开了自杀式改革的序幕。
对于改革来说，不同的环境需要不同的条件。对于多党制国家，一项改革从酝酿到达成共识需要极为漫长的过程，但基于各方长期斗争中合作而来的政治默契，一旦达成共识，改革的路线就是稳定的；而对于一党执政的集权国家，一个团结的执政党或者一个权威的领导人可以迅速的推动改革的进程，而一旦执政党内部被撕裂，会造成整个国家在旧有的集权制度上滑行，所有人都知道它滑行下去会去哪，但所有人都无能为力。
当然苏联分崩离析的原因是多样的，除了苏共的内因，还有资本主义阵营施加的外因，还有民族、宗教、历史这些苏联这个庞大集体固有的“基因缺陷”，不过我们对比中苏两国体量巨大民族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80年代以来走过的路径，就可以窥见两党执政水平的差异。
苏联有一个笑话。
苏联时期莫斯科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大楼外。
一个愁眉苦脸的男子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肥皂没有，电池没有，袜子也没有......这时旁边走过来一个看起来象是便衣的人小声对他说：公民同志，您要是再这样诋毁我们伟大的社会住义国家，我就要拿手枪把敲你的脑袋了！
那个男子看看便衣警察，继续自言自语：看看，连子弹也没有......
对于这个笑话，我的关注点不在于克格勃或者秘密警察，而在于肥皂没有，电池没有，袜子也没有。一个国家，不能让她的人民长期处于这种“变态”的压力下。你可以搞政治高压，舆论封锁，这都可以，但是不能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让老百姓每天都活得不舒服。长此以往，人民就会形成“什么都无所谓”的心态。
日本为什么现在是一个“低欲望社会”，就是因为公司让他们过得不舒服，所以他们就压根没心情工作，国家也是同样道理。更无可救药的是，许多破罐破摔的社会组织往往会把这种忍耐当作低成本优势，甚者挪用这部分必要成本去做其他奢侈的事情——例如扩张。所以就会出现“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工作”；类似的就是“他们假装给我们洗脑，我们假装打鸡血”。
前车之鉴！
现在经常有人提私有化，什么铁路私有化，银行私有化，石油私有化，通信私有化……
总之铁路贵，银行服务不好，油贵，话费贵……凡是贵、服务不好，便全是国企大爷，垄断导致竞争力低，服务差，价格高……
苏联的教训提示了两个真相：
一、真正想要私有化的肯定不是民众，而是权、贵！！！真正私有化了，肯定是有钱，有权的瓜分国有资产，并且把非法侵占，非法收入合法化。并且可以传承下去！（现在已经有这个意思了）官二代和富二代已经出现并相提并论！
有个回复说：不会有秦城监狱！
难道是好事？
苏联是一个次生工业国家，而且因为地缘和其它方面的限制，很难完全原生化，随他她只能去占领欧洲这样的原生工业地区，如果做不到她的次生工业就好崩溃，因为本来就不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建立的。
苏联体制设计寿命大概是50年，如果从1925年正式开始算，那么是她的体制设计寿命到1975年也就结束了，之后依靠惯性运行了15年。实际上如果不去打阿富汗并且不恶化和中国的关系，那么还可以多运行20年左右。
所以不要搞什么弹道导弹，多造飞机，在中东前出以后占领沙特阿拉伯，卖石油给欧洲换取技术和制成品就可以了。另外不要和中国搞坏关系，可以买粮食。只记得以前老师让翻译过一本外国著作写过这件事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苏联内部贫富差距太大了，社会矛盾非常激烈。
在当时，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俄罗斯的收入超过了苏联的平均水平。其他的11个社会主义联邦国家则处于水平线以下。
这种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和苏联的建设事业的推进而缩小。1958年的一版数据显示，最富有的俄罗斯共和国和最贫穷的亚洲中部的共和国（吉尔吉斯，哈萨克等）收入差距的鸿沟有4倍之多。
共和国间的鸿沟在二战后持续扩大。
在解体之际，苏联还可以被看做一个保持着与南韩和象牙海岸（非洲）殊为不同的国家收入水平的超级大型集团，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实体很难在没有对贫穷个体的再分配的情况下而存在。
但是在多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内，再分配的可行性是很低的，这种财富的转移最终会转化成为此埋单的、更富有的成员的憎恶之情。
于是乎，当叶利钦被选举为俄罗斯最高领导人时，这种情况发生在了俄罗斯，然后又蔓延到了苏联的其他地方。叶利钦给那些反对向联盟内部穷国继续提供补助的人以发声的机会。俄罗斯和那些波罗的海国家成为了全苏联最富有的共和国。富有的共和国只想着脱离苏联，穷国除了同意别无选择。
更戏剧化的事情发生在前南斯拉夫，不仅仅是因为它内部解体的方式，还因为虽然整个苏联内部间收入差距十分巨大，但在这里，此事涉及到的领土仅仅是苏联庞大疆域及其微小的一部分。
过于巨大的收入差距在苏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两倍半于美国的土地上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南斯拉夫，一个只有中国一个省一样大的国家，其收入差额范围竟有8比1之多，则是十分不寻常的。
当时欧洲其他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的地区间不平等。南斯拉夫最发达的地区——斯洛文尼亚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均收入水平和西班牙持平。而在另一个地区——科索沃，人均收入水平只相当于中美洲的洪都拉斯。
所以，在一个只有一个中国的省那么大的国家里，政府要让有着西班牙的财富水平的人和有着洪都拉斯的财富水平的人和平相处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并且，在南斯拉夫，尽管有通过联邦基金机构的收入分配机制，收入差距依然在加大。
在1952年，南斯拉夫公开的战后数据显示斯洛文尼亚的人均GDP仅仅是科索沃的四倍，四十年后，如我们所见，这个差距扩大了两倍。
社会矛盾的突出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我只能从某个方面做出有限的解答，因为对苏联的历史不是特别了解，能力有限，只是恰好因为课程缘故接触了一点点，就把这些资料写上去，作为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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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把以前的一份作业放了上来居然收获好多赞，真是受宠若惊，也感谢评论区指出我的错误的知友们～PS，我承认我翻译的确实不太好，我本人不是学英语专业的，能看懂原文已经花了好长时间……大家见谅(=^.^=)
另外就是，我们老师让翻译的这本书名字叫《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A Brief and Idiosyncratic History of Global Inequality》
有兴趣的知友可以去网上找找看，亚马逊有卖。
一步错步步蠢！
纪念苏联解体20周年系列：苏共蜕化是根本原因
作者：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首先，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苏共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正确理论指导的结果﹐苏共之所以亡党﹐是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逐渐脱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并进而否定列宁，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马列主义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
他提出 “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等理论，导致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失去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应有的警惕性。戈尔巴乔夫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上，走得比赫鲁晓夫更为遥远。
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实质：一是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旧理论来替代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二是要最终取消党的执政地位 ；三是要把社会主义改变成资本主义。
1990年3月15日，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距他走上苏共最高领导职位整整五年，苏联的改革也走过五个春秋。从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到总统制，这完全实现了戈尔巴乔夫多年的夙愿和政治理想。然而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却是政治愈加混乱、经济几乎崩溃、社会更加动荡、民族冲突此起彼伏。
其次，特权阶层的出现。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格·瓦·奥希波夫说过：“由于对要求入党者审批的放宽，什么人都可以入党，其结果就是怀着各种私利的人混入党内。鱼烂是先从头上烂起的。从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党的领导层就开始了腐烂。
这些混进党内并企图不断高升的人入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入党后，就意味着可以到非洲去狩猎，把自己的儿、孙子辈安排好，把自己家庭安排好。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实际上是在家庭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就发生了。”
苏共的特权阶层，首先来源于官职。
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苏联社会中，一般大众自称“我们”，而把特权者称为“他们”。
必须同时强调：首先，“特权阶层”只是对当时苏共干部队伍中以权谋私的极小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的特指。西方把当时苏共约有60—70万名干部全部称作为特权阶层，完全是为丑化和推翻苏共而刻意、恶意、歪曲的宣传。
其次，必须把分配领域中的合理差别和“特权”区别开来。
三、不能仅仅注意到分配领域中存在的“特权”现象，更要注意在制定政策、任用干部、贪脏枉法为自己和小集团谋取私利，并逃避党纪法规的监督等方面的表现。这对破坏党群关系进而对改变党的性质的危害更为严重。
最后，是错误的干部路线。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召开。戈尔巴乔夫在大会报告中公开批判“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正式取消了“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条文。戈尔巴乔夫是在所谓“民主化”口号的掩饰下用个人极端专制的办法推行其错误路线的。召开政治局会议时，他往往不听取别的委员的意见，甚至一个人滔滔不绝讲上一、两个小时，然后便作为党的指示或决定执行。1991年8月24日，没有履行任何法定程序，实质上就由他个人决定并宣布苏共中央的自行解散。
戈尔巴乔夫错误的干部路线进一步造成了苏联党政军干部队伍思想上的空前混乱。苏共在干部路线上的严重问题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威信，造成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的不信任，对苏共党的决议和指示的冷漠，各级组织和整个干部队伍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宫”也便成为情理之中。至此的苏共也就无力回天了。
我们强调苏联解体的主要责任在于以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并不是说几个人就能搞垮苏联，而是说他们是特权集团的集中代表。苏联解体，其中根本原因，是苏联党内、国内特权阶层的出现和发现壮大并最终成熟，再加上国外势力的配合。
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
来源：刘克明
苏共所以失败，苏联所以瓦解，究其根源就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个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日益专权和保守，日益贪婪和腐化，在特权阶层控制下，苏联共产党越来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最后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
因此，研究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发生过什么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意义。
一 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与发展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在缺乏民主、高度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模式虽然可分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思想文化体制等几个方面，但其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集权于党、集权于领袖个人的这样一种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是这个模式的核心。特权阶层制度则是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
特权阶层制度不仅仅限于生活待遇的特权。同这个制度相联系的还有中央对领导干部的委任制、领导干部终身制、高级干部保卫制以及干部问题上的保密制等一系列保证领导干部层的特权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是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同时斯大林模式反过来又成为这个阶层利益的维护者。
到赫鲁晓夫时期，特权阶层的某些物质方面的待遇，曾受到一些限制，但领导层拥有特权的基本制度未变。
勃列日涅夫时期，废除了干部轮换制，领导层的特权待遇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新的扩大。特权阶层制度中的干部委任制、领导干部终身制有了新的发展。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显露了他们贪婪的本性，利用他们的权势地位和关系，一下子变成千万、亿万富翁，成为颠覆、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力量。
(一)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开始于斯大林时期。
它是在斯大林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滋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列宁尚未去世但已不能主持工作的情况下，斯大林运用手中掌握的“无限权力”
特别是分配干部的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决议规定了选拔、分配领导岗位干部的任务，中央决议批准了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表格。
第一号官职等级名录中大约有3500个最重要的领导职位，其中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首长，托拉斯、辛迪加的领导人，大工业企业领导人等
第二号官职等级名录，包括各部、局的副职以及其他相当职务
第三号官职等级名录，则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到1924年年初，由中央委员会确定的领导干部总数为13163人。地方各级也规定了自己的官职等级名录，如乌拉尔州委规定本州的领导干部为1066人。不过地方领导干部只有最重要的职位才由中央委员会来确定。
由于官职等级名录包括最重要的岗位和职务，这些职务的候选人都是由中央委员会事先审查和批准的，解除职务也要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官职等级名录这个专门名词推广的结果，拥有这些职位的领导干部就逐渐转化为拥有自己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特殊的社会集团(注：参见[俄]А．Н．波汉诺夫等：《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1996年俄文版，第244～245页。)。
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对这个高级阶层实行了特定工资制。1945年4月，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的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其数额一般规定为2200～3000旧卢布，以后最高额可达4000～5000旧卢布(注：见《苏联的工资制度》一文，载《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3年第6期。)。
后来这个特定工资额又有增加，这就出现了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同工资一起还要发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的所谓“钱袋”制度。莫洛托夫同苏联作家丘耶夫在1969～1986年期间作了多次谈话，其中也谈到了工资和“钱袋”问题。
莫洛托夫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注：参见《同莫洛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12～613页。)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谈到了斯大林时期的特权制度。
他写道：“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各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
”在战后配给制废除以后，“特权很快地重新开始扩大。
有各种形式：几乎是免费占有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贴，‘医疗费’(休假日月薪照发)。但是，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的高低。信封装在钱袋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
例如，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两万多卢布，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2000多卢布。”(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312页。)
这样，在斯大林时期就已形成了一种官僚特权阶层制度。这些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党和经济管理的最高层，享有巨大权力和优厚待遇。这不仅仅是在物质条件困难情况下对领导干部的某种照顾。按这个钱袋制度的规模和后来的发展看，斯大林是有其深远用意的。
斯大林所以创立这样一种制度，战后又实行特定工资制，实际是力图用一种“恩威并济”的办法使苏联高层领导干部团聚在自己周围，尽心竭力完成当时制定的高速度赶超任务，并忠诚地服从自己的指挥。
他一方面给领导干部以各种优厚待遇，同时他个人又直接掌握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保安机构，使得这些高级领导人都没有个人安全感，经常处于恐怖之中。
斯大林用各种手段，把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高级干部置于自己严密控制之下，使他们很难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谋求“私有化”财产；另一方面，在当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革命者的信念，也起了相当作用(注：参见《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阿斯特出版社1996年俄文版，第570页。)。
但是，由于官僚特权制度本身对领导干部有巨大的腐蚀作用，还在斯大林健在时期，就已出现了不少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结党营私的现象。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就列举了若干这类事例。
例如，在若干经济企业中，有少数工作人员“竟然企图把委托他们管理的企业变成他们自己的私人财产。”“这些领导人认为：他们什么都可以干，他们可以完全无视国家和党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可以违反苏维埃的法律，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专横行动。”在一些党的组织中，有一些领导人已经堕落腐化，竟至挪用公款和盗窃国家财产等等。
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特别到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摆脱了恐怖控制和得到稳定发展之后，就更加贪赃枉法，为所欲为，终于把苏共和苏联拖上了亡党亡国的道路。斯大林创立特权阶层这种制度，虽然一时达到了某种目的，但长远的严重后果，却是他始料不及的。
(二)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看到斯大林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方面的若干弊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作了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
并在以后几年中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作了若干改革。在经济方面，主要是改变了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最重要的是改部门领导为地区领导。
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主要有：
1.改组保安机构，限制其权力，改变保安机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不正常局面
2.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定期召开党的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
3.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和定期轮换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个人崇拜复发；
4.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法制，恢复检察机关职权
5.减少高薪，缩减国家机构等等。
在减少高薪方面，苏方曾于1957年2月由一位外交部司长向我驻苏使馆通报说：苏联将从1957年3月1日起降低高干工资。规定政府部长每月工资最高为8000卢布(旧卢布，下同)，副部长7000卢布，部务委员4700卢布，司长4500卢布，副司长3000～4000卢布。党中央各部领导人工资也减低，但比政府部门要高。例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按苏联规定，其工资相当于司长)康斯坦丁诺夫原为15000卢布，现降为5000卢布。
据对方告，苏联政府各部工资分两类：外交、国际、内务、财政为第一类，文化、各工业部门为第二类。第二类部工资略低些，如部长降薪后为7000卢布，司长为3500卢布。按通报所说，这次降工资幅度是相当大的。按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降薪前为15000卢布的比例来推算，政府部长现降为8000卢布，未降前可能有两万多卢布。而当时工人最低工资只有300～350卢布，相差是太大了。
赫鲁晓夫时期这些改革措施，有它的进步意义。他看到斯大林留下来的特权阶层制度的某些弊端，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措施是为此而发的。
他的若干改革措施在某些方面也触动了官僚特权阶层制度，如减高薪，取消某些官员的特权待遇，如取消保安部门的特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在斯大林高度中央集权、党政不分、集权于党、集权于领导个人而又缺乏民主的模式下发展起来的，是在斯大林模式的根基上生长发展起来的。
赫鲁晓夫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特权制度。因此他的改革只能半途而废。
例如，赫鲁晓夫可以在新党纲报告中提出干部选举原则，但实际上未能实行，仍是实行传统的委任制；他没有解决好集体领导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个人过分集权问题；甚至在他领导后期对他个人的“个人崇拜”现象也开始出现。
随着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的发展，个人专权的势头愈来愈严重，瞎指挥、个人专断愈来愈多，加上某些改革措施，如领导干部轮换制，并不为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领导干部所欢迎，这位不成功的改革家终于在类似宫廷式政变中被赶下台。
总起来看，赫鲁晓夫只是看到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官僚特权阶层的表面现象，对这个体制，赫鲁晓夫也动了一下手术，但整个斯大林体制仍然保留了下来，官僚特权阶层的人员有不少变动，这个阶层经历了动荡，但特权阶层制度还是基本上保存了下来。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赫鲁晓夫这个领导人毕竟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
(三)勃列日涅夫时期。这批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领导干部，支持罢黜赫鲁晓夫，捧勃列日涅夫上台。他们认为勃列日涅夫是“老好人”一类的领导者，他的下属比较可以为所欲为。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吸取了赫鲁晓夫改革不成功的教训，采取了完全依靠特权阶层的方针。他强调领导干部的继承性，改变了赫鲁晓夫时期领导干部的轮换制度，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一些高级干部的特权，而且还搞了一些新的特权待遇。
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
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
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注：参见《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257页。)
这时名列官职名录的高级干部已从斯大林时期的恐怖中解放出来，也从赫鲁晓夫的领导干部轮换制中解脱出来，这批统治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的大部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镇压”之后开始其事业的，同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不同，他们已从多方面的道德禁令中解放出来，他们已不再具有社会公正信念。这个统治集团主要是党的高级官员，在20世纪60～70年代，这个统治集团又扩大到工会领导、享有特权待遇的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
据《20世纪俄国史》作者估计，这个阶层人员总数为50万～70万人，加上家属，大约为300万人，即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5%(注：参见《20世纪俄国史》，第571页。)。
列入官职等级名录的新一代，在总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等方面要比老的一代高得多。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许多人有学位，不止一次出访西方国家，尝到了“消费社会”的甜头。这个新一代，口头上虽也挂着马列主义词句，但只不过是言不由衷的套话和空话。
勃列日涅夫任职期间，他任人惟亲，对下属自由放任、纵容姑息。勃列日涅夫在其统治的18年期间，为苏联特权阶层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大开方便之门。
在这一时期，“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讯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发从各方各地区寄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盒子。
这种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盛行”(注：参见《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386页。)。
这一时期，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这些案件，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是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
据苏联《青年共产党人》杂志1989年第10期披露，“经济领域里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多数已存在10～1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可见这些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主要都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生的。《20世纪俄国史》作者评论道：“80年代中期，新阶级实际上已最后形成。已经不需要公有制的形式，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自由管理，而后变成自己的财产，个人的私有的财产的途径。”(注：参见《20世纪俄国史》，第573页。)
总的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特权阶层的稳定发展到完全成熟以至烂熟并充分暴露其贪婪性、腐朽性的时期；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表面上长期稳定，特权阶层的腐败却加速滋长。这导致苏共领导层加速脱离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为苏共最后败亡准备了条件。
(四)戈尔巴乔夫时期。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对苏共领导者，即官僚特权阶层的日趋腐化的危机，漠然无动于衷，视而不见。他执政之后，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留下来的高级领导人的特殊待遇都依然照旧保留。
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讲，特权待遇许多作法一直延续到很晚，直到1990年以前，过去的许多东西一直保留着(注：参见《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258页。)。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特权阶层范围有所扩大。有的苏联学者分析当时的特权阶层，认为，“这个由中央确立的特权制度，在其‘总设计师’斯大林死后大大地扩大了，它的各种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包括了不下1000万人。
其中包括高中级党政官僚、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大一部分军官和从事巨大规模军工生产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和创作团体中的上层及上述各集团的家庭成员。”按照这种估计，特权阶层加上家属，大约占当时总人口的3%左右(注：参见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奥勃伦斯基文章，载《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1991年第3期。)。
在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自由化经济改革政策的推行，如实行“三自”(自筹资金、自我核算、自负盈亏)改革，颁布《个体劳动活动法》，《合作社法》等，官僚特权阶层的若干头面人物，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以及同高级领导人的种种关系，取得各种特殊的经营权力，以多种形式，通过多种途径，侵吞国家财富，逐渐从管理者变成占有者，把管理权变成所有权。这一过程大致是从1987年开始，是通过多种形式逐渐实现的。
最先是从共青团开始。他们利用了在苏联这时不受任何控制的市场自发形成的时机成立专门机构“青年科技创作中心”，涉足影视业、国际贸易、旅游业等领域，并从事倒买倒卖的金融活动，这就是所谓“共青团经济”。后来出现的七大银行家中的有些人，就是由此发家的。
另一种形式，在1989～1990年间，在各个国家职能部基础上建立康采恩和托拉斯。部被取消，在此基础上成立股份公司形式的康采恩。部长或副部长任公司总裁，国家股份由集团公司领导托管。其他股份在部的领导人之间瓜分。著名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就是这样出现的。
再一种表现形式，是在国家银行基础上建立商业银行，大多数是借助于后来的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和私有化组织起来的。有的商业银行是在部的财务局的基础上建立的，原来的财务局长或副局长就变成了银行的董事长。石油化工银行、无线电技术工业银行和其他一些所谓“部门银行”统属此类。
最后，在商业领域，则在国家供销机构和商业机构基础上建立交易所、合资企业和大的商社。通过苏维埃的分配体系的私有化，建立了共青团交易所(莫斯科商业交易所、莫斯科中央金融交易所等)，许多合资企业和一些大的商社。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解散，这些掌握着管理权的官员们，谁是管理者，谁就成为占有者、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注：宋锦海、远方：《新权贵——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崛起》，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至于俄罗斯和原加盟共和国政治界的精英，则是经历了原苏联中央和各共和国特权阶层人物之间的争斗最后形成的。这种争斗，特别是地方官员阶层，在苏联解体中起了很大作用。据俄罗斯科学院斯拉夫研究所所长分析，“苏联社会的民族官员阶层形成于40年代末，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变成一个官官相护、贪赃枉法的网络性特殊集团。各地的民族官员集团起初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十分戒备。后来开始利用苏联中央政权的削弱巩固自己的权力。
1990年各加盟共和国进行人民代表选举时，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撇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其中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带头作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后，大部分民族官员变为新的政治精英，保留了自己的地位，甚至是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从而完成了由苏联民族官员到新独立国家政治精英的转变。”(注：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5页。)
这些政治精英中，叶利钦打着反特权的旗号，赢得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为了同戈尔巴乔夫争夺权力，最后竟不惜使苏联解体，
值得单独提一下。据俄罗斯新闻工作者姆列钦所写的《权力的公式》一书的介绍，叶利钦在竞选人民代表时，故意做作地坐公交车到区医院挂号看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权力的公式》，第169页。)。在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时，“同特权作斗争是他重要的竞选口号”(注：《权力的公式》，第166页。)。
但是，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叶从未放弃过与高层职位有关的特权。”(注：《权力的公式》，第169页。)在他当选俄罗斯总统以后，就想方设法排挤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
他拒绝戈尔巴乔夫有关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建议，理由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不会批准这个条约；另一理由是乌克兰已独立(注：《权力的公式》，第319、321页。)。然后在明斯克(别洛韦日森林)同乌克兰、白俄罗斯的两位最高领导人一起，签署了别洛韦日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停止自己的存在”，完全剥夺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权力，同时苏联也从此宣告解体。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很能适应新的历史变化情况，在苏联剧变中，他们顺应形势，尽可能在变革中捞取自己的政治的、经济的利益。
因此，苏联剧变之后，不论在商界和政界，他们基本上仍然保持了自己的高位和利益。据《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1995年第1期材料，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新精英的构成和来源的情况如下：最高领导中来自旧权贵阶层的占75%，政党精英中占57%，地方精英占82%，政府占74%，商界精英占61%，总体占69%(注：参见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第101页。)。这些数字说明，今日掌管俄罗斯的绝大部分人是旧时的权贵，即特权阶层中的人物。
二 官僚特权阶层在演变过程中显现出来的若干特点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在高度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十分封闭的体制下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这批人待遇优厚，手握党政机关大权，在严格保密制度下，不受任何监督；这批人在中央委任制、领导职务终身制体制下，惟一专注的是如何讨好上级，求得升迁，以便取得更高的特权待遇；随着高居领导岗位日久
这批人拉帮结派，相互包庇，形成了各种集团，以巩固他们的特权地位；随着权势地位的发展，这批人日益熟悉领导层应付人民群众要求的各种手法，他们习惯于利用各种动人的口号，欺骗人民群众，掩盖问题，炫耀成绩；这批人长期在优裕环境中度日，惰性很大，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一心维护传统的国家集中垄断的计划体制，对改革畏若蛇蝎，迫不得已时最多只在形式上敷衍一下
而无意进行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随着新老领导干部不止一次的交替，新提升上来的领导层越来越摆脱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们心安理得地利用手中权力以多种手段聚敛财富，特别是当发现改革政策有漏洞可资利用时，他们就假公济私、明目张胆地把公有财产攫为私有；而在政局出现变动有利于他们扩大权势地位时，他们可以不顾一切，捞取私利，而使国家陷于瓦解境地。
在斯大林为这个特权阶层制度奠基之后，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的震荡，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长期稳定，又经历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政局和改革政策的混乱，这个特权阶层的一系列特点突出地显示出来。
这些特点是：
第一，是这个阶层的隐秘性、保密性。在官职等级名录首次出现时，就已呈现出这种特点，以后更进一步发展，以至高度的保密制度成为苏共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列宁时期党内事务有很大透明度。当时，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有权得到他作为其成员的党的当选机关及从属于它的执行机关(常委会)及其办事机关的一切信息；连普通党员也拥有党员的平等权利。党章规定，任何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的声明完整地送给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报刊编辑部”。
但是，斯大林时期对官职等级名录人员的任命、委任、确定职务，都是由中央机关自己确定的；随后的一些等级特权待遇，也是随着等级名录的确定一并实行的。这些都避开广大党员的耳目，都是由领导机关自上而下确定，最后由高级领导人批准。后来这些人员的职务变动或升迁，也是经过党的机关审定，并经过中央的上级机关批准实施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
随着斯大林不断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使党的保密制度更为严格，更为变本加厉，使苏联和苏共成为世界上最讲保密的国家和政党。
高度保密制度影响到许多方面。这种制度是党的机关可以不受监督地行使大权的基础。斯大林在30年代初把执行机关与选举出来的委员会(领导机关)关系倒过来了。通过保密制度，执行机关(如常委会)掌握核心机密，也就掌握了行使权力的大权。委员会，如中央全会，却只能听从常务会的安排，举手通过决定。
这种日益严密的保密制度使得普通党员对上级领导工作情况难以了解，因而也难以监督。例如，特权待遇，就是中央一级行政部门通过很少几个人确定下来的，别人很难了解情况。因此，下级干部，更不用说普通党员，对此难以说三道四。
第二，是这个阶层的专权性、反民主性。这个阶层是在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这个官职等级名录从它形成之时起，就没有经过民主讨论，而是少数领导者以至最高领导者个人确定的结果。因此，他们掌握党政机关大权，控制着这个庞大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他们就趋向专权、反对民主。
他们的权力既然都是由中央最高领导和中央机关委任得来，或者是名为选举，实际仍是上级委任，因此，他们忽视一般党员的民主权利，也忽视选举出来的委员会的民主权利。
对掌握大权的党的机关及其领导人，苏维埃系统和党的监督都丧失了独立地位，而且形成了监督机构服从于受监督者的机制。无论苏维埃系统的监督或党内检查委员会的检查制度都不能真正有效地对执行机关实施监督，这就加强了这个阶层的专权性和反民主性。
当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不仅掌握了党权，而且进一步掌握了国家机器，把党和国家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专权的、只靠发号施令的趋向就更加膨胀起来。1934年党的十七大把党和国家融为一体，党设置了各种与国家部门相重叠的但却起领导作用的各部门后，这种专权、反民主的倾向就更加发展起来了。
在意识形态领域，由于当初这个阶层形成时就为了严格执行上级规定的任务，接受任务执行时并不进行什么民主讨论，如同《20世纪俄国史》作者描绘这个阶层接受任务时所写的：“名列官职等级名录的这些人，既不能也无兴趣对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对于他们更重要的是精确的指示和指令，然后照此办理。
所有的辩论、讨论，只不过是碍事的空谈。”(注：《20世纪俄国史》，第247页。)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个阶层趋向于由上而下的带有强制性的思想统一，而反对20年代曾经存在的广泛党内民主讨论。由此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由上而下统一集中的专横性、反民主性的倾向更为加强。
也许在专权、反民主方面最终端的表现是“大清洗”期间给予保安机构特权的一系列规定。例如，1934年11月5日决定在内务部设立“特别会议”。这个会议有权对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人”实行逮捕，并处以流放、驱逐出境、监禁等刑罚。
“大清洗”期间(即1934年2月～1937年9月)曾给予保安机构许多特权，如规定侦查在十日内终结；起诉书在法院开庭前一昼夜送交被告人；审理案件无须被告人到庭；不准上诉；被判枪决者判决后立即执行，等等。
虽然这些规定和法律条文，在批判个人崇拜后都已先后废止，但这些法律条文，今天读起来，仍使人感到苏联领导层的专权和反民主到了何等横暴程度。
在斯大林之后，专权和反民主的这种极端表现有所改变，但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这种专权、反民主的极端趋向一直有所表现。甚至在赫鲁晓夫时期，号称“解冻”年代，也仍然在1962年6月，发生了罗斯托夫州诺沃契尔卡斯克市因食品涨价群众闹事，导致了军队奉命开火打死、打伤群众多人的事件(注：参见原苏联总检察长特宾的文章，载[苏]《真理报》1991年6月30日。)。
勃列日涅夫时期，更令人注意的则是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判刑，以至制造借口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精神病院，等等。
第三，是这个阶层的保守性，顽强的保守性以至腐朽性。这个阶层从本身利益出发，强烈要求维持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体制，维持上述体制的稳定。因为这个阶层是从这些体制中产生的，他们要极力维护这些体制，力求稳定，反对变革，即使出现某些变革，他们也要竭力使之流产或流于形式，最后使之走回头路。
农业领域的工作队承包制就是一例。这一承包制尽管战前行之有效，战后则因为造成农业管理分散，不利于对农业的控制而被撤销，主张搞农业承包、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也被迫去职。
1965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主持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无果而终是另一例。柯西金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支配利润权力，发展市场经济关系，但改革推行后，经过前后几年不断的修正、调整，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召开时，最终偃旗息鼓。
1968年因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苏联领导层因害怕这场改革波及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就对这场改革，先扣上“市场社会主义”政治帽子，然后以苏联为首，纠集五个国家军队出兵镇压。这个行动暴露了苏联统治层，也即官僚特权阶层的极端保守性和虚弱性。
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冲击之下，1973年5月，由基里连科牵头的一个工作小组为中央全会准备了一个在苏联推进科技革命的报告，呈送给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没有兴趣，压了下来。
科技革命报告不受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苏联发现了西西伯利亚秋明大油田，当时国际石油价格由于中东战争暴涨了十几倍，苏联靠出口石油赚得大量外汇，财源滚滚而来，苏联领导层于是可依靠石油美元购买外国设备、成座工厂，进口大量粮食，从而缓解了经济困难，而不愿搞费脑筋的科技革命。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在他的保险箱中找出了这份报告(注：参见《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17～219页。)。
这种对待科技革命的态度，充分地暴露了这个阶层及其代表者的落后性、保守性，以至腐朽性。他们早已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反过来，却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制动器和压抑者。
第四，是这个阶层的两面性、欺骗性。这个特权阶层所以能够长期维持统治，除去因为控制了党和国家统治机构之外，还因他们有一套两面性的欺骗手法。
30年代取得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经济建设的成就，40年代又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这个阶层得以维系人心的重要业绩。
但在卫国战争之后，他们继续实行以备战为主的经济政策，极力压低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同时却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特权阶层的各种特殊待遇、享受，在此期间却有了更多的增长。这个阶层的两面性、欺骗性的实质越来越暴露了。
这种两面性欺骗手法之一，就是在报刊上不断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和农民过着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实际上却极力压低工人、农民的收入和福利的水平。
拿工人工资水平来说，苏联工人尽管有较高的就业率，但工资和福利却被压得很低，远低于发达国家工人工资的水平。据苏联报刊报道，1989年苏联职工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只有30%，而美国则占62%(注：[苏]《论据与事实》杂志1991年第22期。)。
至于职工的工资水平与外国相比较，苏联学者博戈莫洛夫认为：如果按消费篮子使用较为实际的美元对卢布的比价，那么，美国工人平均工资为10万卢布，平均月工资为8000～9000卢布，而1989年苏联工人月平均工资只有260卢布(注：[苏]《共青团真理报》观察员对博戈莫洛夫的采访，载《共青团真理报》1989年10月3日。)。
对农民，则经过农业集体化，把农民固定在农庄里，经过“义务交售制”，加上后来的低价采购制，迫使农民将农畜产品低价交给国家，并限制农民的迁徙自由，使农民长期处于贫困和不自由境地。
再拿工人的住房水平来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为俄国革命后好多年在住房条件上还远不如沙皇时代的工人住房而“感到痛心”。他写道：当他20岁作技工时，由于做的是高度技术性的工作，“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
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注：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150页。)
这种两面性欺骗手法之二，是为了确保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地位和享有的特权利益，在卫国战争胜利后，他们不顾老百姓的改善生活的要求，继续扩军备战，把军备扩展到极端不合理的程度，搞起了一个超军事化的经济；另一方面，却隐瞒经济的畸形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恶性影响的实际，长期隐瞒军费开支的实际数字，把苏联伪装成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长期以来，苏联官方统计国防开支数字只有200亿卢布。只是到1989年，才第一次公布了较为实际的数字：苏联国防开支为780亿卢布。但这仍是大大压低了的数字。
考虑到苏联武器采购价长期人为地压得很低(武器的实际价值要高出公布的几倍)，据此，苏联学者估计，苏联实际军事开支要超过官方公布的1989～1999年国防预算1.5～2.5倍(注：C.罗戈夫：《均势的代价》，载[苏]《美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杂志1991年第5期。)。
这种建立在庞大军费开支基础上的经济，是一种超军事化的极为畸形的经济。它的表现是工业中生产资料和军备生产比重过高，消费资料生产比重过低。从而导致消费品长期短缺，工人工资水平只能限制在很低水平上。
两面性欺骗手法之三，是在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上夸大成就。这是苏联领导人，也是这个特权阶层欺骗人民的一个重要手法。
谢柳宁、哈宁合著的《虚假的数字》一文揭露了这种手法。这篇文章否定了1929～1985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83倍(年平均增长8.1%)的虚假数字，而提出了较切合实际的数字：增长5.6倍(年增长3.3%)。
这个统计数字打破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获得迅速增长的神话，虽然这个统计数字遭到官方统计学家的反对，但却受到许多苏联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肯定。认为这种估算的出现，第一次有可能真正科学地分析苏联经济的真实动态(注：参见[苏]《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90年第1期，译文载《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5期。)。
第五，是这个阶层的贪婪性、颠覆性和瓦解性。
所谓贪，首先就是贪权。因为权、权力，是财富的来源，是最根本的东西。因此，贪婪性首先就表现为贪权，把持住大权不放。苏共领导许多人任职之后，事实上成为终身制的根源就在这里。
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点表现得最为突出。勃列日涅夫本人在70年代中期身体状况恶化，但仍然把住大权不放。在他带动之下，领导层的职务终身制越来越普遍，职务变动越来越少。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连选连任的为80%；到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连选连任(除去去世的中委)则接近90%。1981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都是二十五大时的原班人马。
不仅中央机关变动不大，加盟共和国和州一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的变动也很小。勃列日涅夫推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策的后果是，领导干部严重老化。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任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平均年龄分别是61岁和54岁，到1981年二十六大召开时，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上升为70岁，书记处上升为68岁。勃列日涅夫的领导核心平均年龄达到75岁。
政治局会议，在勃列日涅夫主持下，据说只能开15～20分钟。很难想象，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批老态龙钟的领导人聚在一起，还能认真负责地讨论和解决什么重大的有关人民利益的问题。
贪婪性最本质的东西是贪财。贪权的目的最后是依杖权力聚敛财富。这些人由于大权在握，无人监督，得以为所欲为，许多重大贪污案件都在这个时期连续发生了。
勃列日涅夫对他领导期间下属的贪污不法行为，常常装聋作哑，不去过问。
一是因为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还任用了自己的一些亲属。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干部，老下级、老部下，如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下属，纷纷到勃列日涅夫身边谋求新职位，借以牟利。对这些老关系、老部下总要照顾一番
二是勃列日涅夫本人不但对贪污案件采取宽容态度，而且自己在以权谋私方面，还作了不光彩的榜样。他在同西方国家首脑开“高峰会议”时，因他喜欢开汽车，西方国家首脑就投其所好，赠送豪华汽车，他就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西方国家首脑赠送的豪华汽车礼品；苏联某加盟共和国的一位领导人送给他的一枚特大的金刚石戒指，他竟然“堂而皇之，忘乎所以地在百万苏联电视观众面前爱不释手”(注：参见《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39页。)
在这样的最高领导人庇护和带动下，苏共特权阶层的贪婪性，自然会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贪得无厌，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
这些贪污受贿案件共同的特点是：高级领导人带头犯罪。这些事件都涉及苏联相当多的高级领导人。
这个阶层的贪婪性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随着自由改革政策不断出台，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特别是民族关系局势的动荡，以及中央权力的削弱，这个特权阶层审时度势，它的贪财贪权的贪婪性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性突出地显露出来，对统一联盟国家的瓦解性也突出显露出来。
如果过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某些人侵吞国家财富还掩掩藏藏，有所顾忌，现在则是利用改革的自由化政策，一些高级领导人、大企业经理等，用合法手段，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公开地侵吞社会财富，占有国家财产，变成新的百万以至亿万富翁，把对旧制度弊端的改革变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改变。
另一方面，这个特权阶层贪婪性的进一步的发展也使统一联盟国家走向解体。早已形成的各共和国的民族官员的特权阶层，利用中央权力削弱的时机，打起民族主义旗号，向中央争夺权力，并扩大自己的权力。这些共和国领导人为了一己私利，不惜违背趋向统一的民意，宣布国家独立，从而最后使苏联陷于瓦解。
自然，特权阶层中也有些人物，能洁身自好，比较耿直，不搞以权谋私这一套。但是他们居于少数，常受排挤，而且他们的认识水平又有局限，只凭这样的少数人，终究无力回天，他们终于无法挽救苏联共产党最后败亡的命运。
因此，从总体上说，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和膨胀是苏联剧变的社会根源，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共产党覆灭的根本原因。
三 几点重要的历史教训
从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以至最后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共产党灭亡的过程来看，这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在这个长期演变的过程中，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各种不同的矛盾起着不同的作用。曾经有过各种力量试图对特权阶层统治的局面加以改变，但最后都归于失败。从这些矛盾斗争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重要的历史教训。
(一)为了防止这种保密的、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的出现，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在党内就要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在统一纪律基础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党内要奉行公开的、民主的讨论原则，特别在担任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任命上，要进行公开的、民主的讨论，防止把干部任命的大权集中到某个人手里。
这个问题在俄共(布)党内没有解决好，以致出现了没有经过民主讨论就被任命的在组织上听命于某一领导人的领导层。在20世纪20年代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上的斗争，其实质是老布尔什维克政治精英同由新培养出来的干部组成的新的阶层之间的斗争。
后来，斯大林基本依靠官职名录列名的领导干部的支持，把老布尔什维克的精英打败了。后来经过“大清洗”，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遭到逮捕、流放，而且不少人遭到肉体消灭。随之而来的是党内民主的传统的消失，这是俄共(布)党的最重大的损失。
斯大林依靠这个新形成的阶层得以“一统天下”。一个毫无生气、缺乏民主，看起来很守纪律，但一切都听命于最高领导的党出现了。
这是新阶层在初级阶段、形成阶段的重大发展，也是这个阶层的重大胜利，同时又是俄共(布)党的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损失。
因此，在党内，为了防止类似的特权集团出现，就要使各级党组织首先是中央一级党组织的生活保持高度的民主，特别在高级领导干部的任命上，要保持民主性、公开性，各种待遇要公开，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这样就可以使党的生活始终能保持一种民主的、自由讨论的、战斗的性质，而不致使党沦为毫无生气的个人工具，这就是苏共党建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二)对特权阶层制度进行改革，要对它产生的根源作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特别要对斯大林时期的党建模式同列宁时期的党建模式进行历史比较和分析，才能对究竟要改革什么，有恰当的考虑。这个问题在赫鲁晓夫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
他的若干改革措施虽然触及了特权阶层制度的某些方面，也触及了斯大林模式的某些方面，但没有解决斯大林留下来的模式、首先是党建模式的根本问题。
赫鲁晓夫曾在经济体制方面改革了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把中央部门管理制改为地区管理制；在政治体制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这些措施并未解决斯大林模式存在的党内缺乏民主、党的机关专权而党员无权以及过分集权于中央领导人的根本问题。
赫鲁晓夫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仿佛很有魄力，很快作出判断；但限于他的理论和政治水平，他本人就是斯大林时期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因此，大受斯大林模式的局限，跳不出斯大林党建模式的框框。
因而虽有改革，但不彻底，一些改革措施只是昙花一现，没有跳出斯大林模式，首先是党建模式，只作些改良，以致改革搁浅。这是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失败的又一个主要教训。
(三)由于戈尔巴乔夫不能正确解决特权阶层问题，最后使苏共遭到失败。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大谈改革，大谈“新思维”，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措施，还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提出“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问题，但对改革官僚特权阶层问题，只有言论而没有实际行动，虽然言论上对官僚阶层有所挞伐，似乎有改革之意，但最后并没有见诸行动。
在这一时期，苏共的中上层领导，即特权阶层这批人，口头上拥护改革，但因改革涉及他们的自身利益，因而极力阻挠改革。
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领导的改革所以推不动，是由于特权阶层的怠工。他并没有决心对特权阶层制度进行彻底改革，而改革特权阶层制度，就必须解决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和公开化问题，也就是要对苏共本身进行重大改革，这些他更没有认识到。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特权阶层已日益腐化，苏共危机也日益深化。对党本身进行改革，解决党的生活公开化、民主化、改革特权阶层制度，已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没有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大失误。
由于戈尔巴乔夫没有抓特权阶层制度的改革，首先在同叶利钦的较量中遭到严重的失败。
当时，叶利钦利用苏联群众长期对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不满的心理，公开提出反特权口号，作为他先是竞选苏联人民代表，后来又竞选俄罗斯总统的主要口号。叶利钦提出的口号和某些做作，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广泛的共鸣。“人们在想象中把叶利钦描绘成一个为人民幸福而战，奋起反对令人厌恶的政权的斗士和英雄。”(注：参见《权力的公式》，第172页。)
而戈尔巴乔夫在反对特权问题上却无所作为，他对党本身和特权阶层制度问题都没有考虑进行什么改革，所以在同叶利钦的较量中，连遭失败；而在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对戈尔巴乔夫步步进逼，最后戈尔巴乔夫连苏联总统位子也没有保住。这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抓官僚特权阶层改革问题，在同叶利钦较量中遭受惨重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
而更重要的教训是，戈尔巴乔夫一方面没有抓官僚特权阶层制度和党的民主化、公开化改革；另一方面却去社会上大搞民主化、公开化，而且削弱了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使得特权阶层趁机大肆活动，为所欲为，最后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瓦解的严重恶果。
戈尔巴乔夫在号召改革中，鼓吹“新思维”，提出“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口号，放任社会上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和批判，这就拢乱了人民的思想，他想用社会上的所谓“民主化”，来实现他所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接着又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方针。结果，苏共交出了权力，而瘫痪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苏维埃根本不可能一下子行使权力。
这就导致了权力的失控和局势的混乱。其后果是，党组织丧失了原有的组织领导作用，而党外的“改革”却在失控的形势下不断发展，这就使整个国家、社会处于极端危险的、不断动荡的境地。
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这种失控局面，特别利用党组织已不起作用的情况，从各个领域钻了出来。他们钻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空子，公开地把国家财产化为私有，由党、共青团、政府官员摇身一变，成为各领域的财富巨头。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私有制，颠覆了社会主义制度。
同时，各共和国的特权阶层官员，也趁中央党政领导削弱之机，打起主权、独立的旗号，收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他们占据了各共和国的领导高位，拒绝中央政府的领导，独立行事，这就使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陷于土崩瓦解。
这方面最主要的教训，是不应该削弱党的领导作用。苏共党虽然存在很多问题，多年特权阶层的控制使党的威信大大降低，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但只要对这个党进行改革，对官僚特权阶层制度进行改革，摆脱特权阶层的控制，实现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和公开化，这个党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虽然这种党内改革的过程不可能很快，不能急于求成，要稳妥地一步步进行，而只有首先进行这种党内的改革，包括特权阶层制度的改革，才是推进苏联社会改革惟一的正确出路。
因为社会上的改革，最后还是要靠这个经过改革的党来领导进行。
先进行党的改革，然后根据党内民主化改革发展的进程，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有组织地、有秩序地展开，这样，才能避免权力的失控，避免混乱，使改革基本上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前进。
戈尔巴乔夫没有抓改革党、改革官僚特权阶层制度这个改革的中心环节，不先抓党内的民主化、公开化的改革，然后再来领导社会上的民主化改革，这是本末倒置，以致改革遭到失败，社会主义制度最后被倾覆。这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不能正确解决官僚特权阶层问题的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03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价值观念，政治理论乃至经济学。建议您去看奥兰多·菲吉斯《苏联的最后一天》。那本书基本讲的就是苏联解体的那个阶段。
苏联是改革改垮的，改革摧毁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修改增加内容俄罗斯政府的苏联农业数据，很多人对斯大林时期及苏联的农业污蔑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苏联经济危机的谎言与真相——基于卡拉-穆尔扎的分析
从1991年苏联解体前至今，关于苏联经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走向崩溃的观点，关于苏联经济体制无法改革只能摧毁的说法层出不穷，且逐渐演变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这种观点坚持把苏联解体主要原因看成是“苏联体制”的危机，认为戈尔巴乔夫接手的苏联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性的，属于导因性质”。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俄罗斯学者卡拉-穆尔扎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分析和苏联1985年前后主要经济数据的对比，得出结论，苏联经济在1985年以前并没有发生崩溃，也不具备经济危机爆发的特征，相反，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一系列去苏维埃化的政策决议导致了苏联经济的恶化和随后的崩溃。
一、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的人
卡拉-穆尔扎认为，20世纪80年代，苏联改革者坚信：“苏联经济体制无法得到改善，只能尽快通过破坏的方法来加以消灭，否则灾难和崩溃将不可避免。”这种观点的背后显然隐藏着阴暗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为此必须对公众意识形态进行有意识的改变和重塑。如果说别有用心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制造了谎言，那么到1990—1991年，关于苏联经济早在80年代初就发生致命危机的论断则在下至研究助理、上至院士的知识分子中间被反复提及和强调，但在这些人内心中并没有隐藏不可告人的目的。当时，这种观点还未在社会上被公然宣扬，因为这与普通人在70—80年代的所观所感并不相符。1991年苏联解体后，关于苏联经济从80年代就走向崩溃的说法开始变得不容置疑，在西方社会哲学中甚至给这一现象冠以一种术语——“回溯决定论”。
2001年，苏联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证明”了一个后知后觉：“如果以统计数字为例来说明改革前的形势，我们当时处于崩溃边缘。首先是经济上的，经济危机一定会在1至2年后发生。”2004年苏联理论改革家B·奈舒利在自己的公开课上发表了类似的言论：“70年代末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已经感到，苏联体制处于危机中，国家处于致命的经济危机边缘，计划经济的所有问题都表现出来，无论如何都没有出路。……出路在于分散中央权力……首先需要遵循价格自由原则，如果我们实行价格自由化，就会出现所有制问题……于是我们得出结论，个人所有制是必要的，而私有化对于个人所有制又是必不可少的。”
一些西方学者持相反意见。美国苏联学家大卫·科恩在自己的文章中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开始分析了所有的关于苏联体制的“致命危机”理论，并得出结论：“我们没有更多的理论和根据确信，苏联体制是不可改革的，这意味着，‘注定灭亡’这一习惯说法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的。实际上，如果仔细研究苏联在改革年代，特别是1985—1990年间发生的转折，则可以说，直到危机撼动国家之前，苏联体制可以被很好的改革。”
卡拉-穆尔扎认为，今天之所以需要重提这一问题，第一个原因是要制止对苏联国民经济和苏联历史的诋毁，否则俄罗斯社会将继续盲从;第二个原因是需要从方法论上对苏联国民经济进行客观评价，当社会的绝大部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相信谎言时，国家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二、危机的真相
卡拉-穆尔扎认为，雅科夫列夫关于苏联经济在改革前就处于崩溃边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莫斯科大学经济学家列兹尼科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总结：“强调苏联在80年代上半期的经济形势是极其重要的，根据世界标准，当时总体上不存在危机。生产增速的下降没有转变为生产的下降，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不能掩盖提高这一事实。”在西方，有关苏联经济危机的记录既没有出现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也没有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公开的成果中。美国苏联国民经济方面的专家艾尔曼和孔托罗维奇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在80年代初无论是根据世界标准，还是与苏联历史相比较，情况并没那么坏。”
卡拉-穆尔扎认为，苏联国民经济情况开始恶化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影响下出现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数据，“如果说在1981—1985年，苏联平均的预算赤字大约为180亿卢布，那么在1986—1989年这一数字为670亿卢布。1960—1987年苏联平均每年发行的新货币量为22亿卢布，而1988年为120亿卢布，1989年为180亿卢布，1990年为270亿卢布”。实际上在脱离计划经济的改革开始以前没有发生任何经济危机。从1987年起，苏联经济开始一步步去苏联化。
卡拉-穆尔扎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行了剖析。他认为，改革的第一阶段是财政制度和消费市场的瓦解。苏联之前实行的是一种特殊的财政体制。在生产中实行非现金(虚拟)结算，其数量根据各部门平衡表来确定并通过清算来结清。本质上，在苏联没有金融资本和借贷利息。在商品消费市场上流通的是正常的货币，居民通过工资、退休金等形式获得货币，其数量严格根据现有商品和服务总量来进行调节。这种体制下严格禁止货币的非现金形式向现金形式转换。苏联财政体制的第二个特点是卢布的不可兑换性原则。卢布只可以在苏联国内循环。因此现金轨道本应该是以国家严控对外贸易的形式对国外市场严格封闭的。
1987年颁布的《国有企业法》打开了虚拟货币的通道——允许非现金向现金转换。当时创立的“青年科技创新中心”得到了非现金兑换的特殊权力(这一中心当时被称为通货膨胀的火车头)。同时取消了国家对外贸的垄断，1987年1月1日起，有20个部门和70个大型企业拥有了进出口权力。一年后苏联外贸部被取消，苏联对外经济联系部成立。1990年颁布法律，赋予地方苏维埃对外贸易的权力。根据1988年颁布的《合作社法》，企业和地方苏维埃中出现了合作社网，他们将商品卖到国外，流向国内市场的商品迅速下降。许多商品被投机卖掉，一些产品被拆成方便携带的废品，并作为原料被出售。
在计划体制下国家可以对企业的利润进行分配：1985年企业58%的利润流入国家预算，38%的利润归企业所有，其中15%用于经济刺激基金(奖金和额外收入等)。而1990年企业45%的利润流入国家预算，企业留下43%的利润，其中用于经济刺激基金的比重为40%。这样，预算缴费实际上缩减了，但是个人收入增加了1.7倍，几乎没有资金能用于企业发展。此外，企业获得价格制定权和确定生产产品种类的权力。在苏共中央文件记录中有如下描述(1988年10月29日)：“在生产零售价格更高的新商品的同时，停止生产一些低价商品……价格更高的商品，保证了生产总量在价值形式上的增加，往往同时出现的是实物形式上的数量下降……大量的企业实物形式的生产总量下降了20—25%或更多。”与生产没有任何联系的个人收入开始跃进式上升。1981—1987年，苏联居民货币收入每年平均增加157亿卢布，而1988—1990年这一数字为667亿卢布。1991年仅是上半年居民货币收入就增加了950亿卢布(而生产型的工资只增长了36%)。这样收入的增加与同期贸易中商品库存的下降导致消费市场崩溃。于是进口急剧上升，1989年以前，苏联对外贸易顺差稳定(1987年为74亿卢布)，而1990年的苏联贸易逆差为100亿卢布。
政府试图通过预算赤字、发行国内债券和出售外汇储备来扭转局势。1985年苏联的预算赤字为139亿卢布，1990年上升到414亿卢布，1991年前9个月的赤字就达到890亿卢布。1989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预算盈余为39亿卢布，而1990年预算赤字达到290亿卢布，1991年为1093亿卢布。
苏联的国家内债在1985年为142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8.2%)，1989年为3990亿卢布(41.3%)，1990年为5660亿卢布(56.6%)。1991年前9个月国家内债规模达到8900亿卢布。
苏联的黄金储备在改革初期为2000吨，1991年下降到200吨。1985年，苏联实际上没有外债;1991年，苏联外债大约为1200亿美元。在1991年7月10日的《苏联部长内阁和联邦主体政府联合行动纲领》中这样写道：“国内的社会经济形式极其严峻。实际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生产都在下降。金融借贷体系也处于危机状态。消费市场瓦解，食品短缺现象普遍，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恶化。危机形势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在一年之内实现防止国民经济瓦解的目标。”
卡拉-穆尔扎认为，正是1987—1990年的政策决议导致了经济危机。1990年，危机已经难以控制，而在这以前，苏联不存在任何危机，甚至可以说，在1930年以后的历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中，苏联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消极现象。
三、真实的苏联经济
1.苏联国民经济的基本面。卡拉-穆尔扎认为苏联经济并不像今天大众传媒所宣传的那样低效和缺乏竞争力。相反，很多产品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富有竞争力，为此他列举了不同方面的数据加以佐证。
卡拉-穆尔扎考察了苏联投资指数、国民收入和零售贸易周转额三个重要经济指标在1940-1990年的变化动态，这三个指标共同显示了投资、生产和消费的动态。他认为，从1956年战后恢复时期之后开始，苏联计划经济的原则被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资本投资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而生产的增长超过了消费的增长。这三个指标之间的平衡保证了苏联整个经济体制的稳定发展。但是这一平衡在1989-1990年被破坏，当时消费增长迅速，而生产却急剧下降。投资的增长速度在1990年停止，这以后经历了长时间的大幅萎缩。90年代投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完全被破坏(见下图)，卡拉-穆尔扎的结论是，在改革前，投资、生产和消费没有显示出任何危机征兆，相反在90年代的危机中，三者之间的平衡被严重破坏，并导致资本投资和固定基金被侵蚀，即发展被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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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90年，苏联的工业始终如一地在发展，没有出现任何危机。农业经济由于集约化政策的实施而变得复杂，但是农业生产指标的摇摆主要与自然条件不稳定有关，到后期也没有出现危机或者灾难。农业生产总值在33年之内增长了2倍，如果对比1990—1998年俄罗斯农业生产总值下降了50%，这一发展速度相当不错。俄罗斯农业生产水平直到最近几年才达到1980年水平。
1950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为5420万吨，1985年达到85130万吨，增长了15倍左右。卡拉-穆尔扎认为，这表明苏联和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综合体既不是继承于俄帝国，也不是得益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综合体几乎完全是在1960—1980年这一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起来的。这表示，在改革前苏联经济没有任何危机，因为这一大规模的生产综合体的建立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事业。在当代俄罗斯，很难想象可以建设如此大规模的工程。正是改革开始后，石油开采量开始迅速下降，实际危机才开始。而这一危机已经和苏联经济没有任何关系了。苏联的电力生产、水泥生产以及许多其他关键生产指标也能说明同样的问题。
2.苏联经济是否具有“原料出口导向性”。卡拉-穆尔扎研究了关于苏联经济崩溃论的另一个附属物，即苏联经济的“原料出口导向性”。卡拉-穆尔扎认为，这种刻板思维都成了定式，好像正是因为苏联经济具有“原料出口导向”的性质，今天的俄罗斯才备受折磨。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11月12日的国情咨文中说道，“苏联，很遗憾，是一个工业原料大国，不具备在后工业社会的竞争力……”。梅德韦杰夫认为，俄罗斯后苏联20年的改革试图一步步克服似乎是苏联经济特有的“原料依附”性，但没有成功;“20年暴风骤雨的改革也没能把我国从低下的原料依附状态中解救出来”。
卡拉-穆尔扎认为，这一论断被深信不疑，令人震惊，其错误在于没能正确确定工业因素在苏联经济中的分量。实际上当前俄罗斯落后的原料型经济不是对历史的继承，而是改革的产物，是苏联经济非工业化的结果。根据《1990年俄罗斯联邦国民经济年鉴》的统计，在俄罗斯联邦1989年国民经济部门出口的产品中，再加工产品占俄罗斯联邦出口商品的比例达到77%，其中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为34%，而开采(原料)部门的比例为23%。俄罗斯联邦2006年出口商品结构中，矿物产品、原木和原料占俄罗斯出口商品的比例为70%，而机器、设备和运输设备只占5.8%。
卡拉-穆尔扎认为，问题不仅表现在出口比例上，目前俄罗斯的整个经济都依赖于出口(主要是原料出口)。比较一下1986年和2008年工业产品的出口总额和年度总额。1986年苏联工业产值为8360亿卢布，而出口额为683亿卢布，其中包括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的131亿卢布。出口额只相当于工业产品的1.6%。2008年俄罗斯的工业产值为14.6万亿卢布，而出口额为4710亿美元或者14万亿卢布，只比工业产值少一点。其中70%的出口产品是原材料。正是在近20年的改革期间，俄罗斯成为了原料出口大国。
从苏联是原料依附型国家这一论断可以推出另一个结论，即苏联经济的瓦解是因为美国在80年代压低世界石油价格，苏联的外汇被掏空，在冷战中投降。卡拉-穆尔扎认为这样的说法荒诞不经，只要统计一下苏联石油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可以得出真相。根据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1988年苏联总出口额为671亿卢布，燃料和电力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42.1%或者282亿卢布，1988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750亿卢布。这样，燃料和电力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2%。而根据长期协议，其主要出口国(三分之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显然，石油出口的削减并不能导致苏联经济的垮台。
2007年6月26日，历史前景基金会在莫斯科大学召开的圆桌会议上作了有关《石油神化》的报告，其中对战后时期的石油发展历史有这样的解释：“50年代中期，当时埃及领导人伽马尔·阿卜杜尔·纳赛尔说服赫鲁晓夫，需要打破阿拉伯的反动制度，因此必须低价大量抛售石油。但是实际中只有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体制被打破，可石油价格却大幅下滑。结果就是德日奇迹的产生与苏联50-60年代低价抛售石油密切相关……这就是苏联决定推翻阿拉伯反动制度的结果。然后我们继续坐在石油的针尖上，开始了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发展模式。美国在1986年以前压低了石油价格，苏联就成为了历史。”为了甄别这种论断，需要研究50年代苏联的石油开采情况。
1950年，世界石油开采总量大约为5.25亿吨，而苏联的开采量为3800万吨，大约为世界石油开采量的7%。在这样的开采情况下苏联可以向世界市场“抛售”100—200万吨，而这对于世界石油总量来说微不足道。说苏联能够压低世界石油价格则更为可笑。1960年苏联出口石油量为1780万吨，占苏联石油开采量的12%，但是其中三分之二的石油出口流向的不是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时世界石油开采量已经达到10亿吨。可悲的是，历史学家不了解当时苏联的石油开采综合体正在进行现代化，甚至到1980年苏联的石油开采达到历史顶点的时候，苏联出口的矿物燃料和类似产品只占世界出口份额的5.4%。因此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不能压低世界石油价格。
“坐在针尖上”的苏联在石油出口价格下滑之前因为出口石油而获得的收入相当于每年人均46美元，而2008年俄罗斯出口石油获得的收入相当于人均1697美元，是苏联时期的37倍还多，这才是真正的坐在针尖上，整个经济因为石油价格而颤抖。1980—1988年苏联的出口，尽管石油价格波动，但是仍足以应对每年30亿—70亿卢布的贸易顺差。况且国内的投资和居民的物质消费水平都在稳定增长。苏联经济的自给自足性缘何就演变成为了原料依附性?
卡拉-穆尔扎认为对这段历史的臆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直到现在，在对苏联国民经济进行评价时，很多人仍缺乏理性思考。改革时期人们相信了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在意识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苏联是由于70-80年代深刻的经济危机才垮台的。20多年来本可以驳斥这些论断，但是却无人发声。批判性分析的传统和习惯已经丧失，这对于俄罗斯发展才是最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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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斯大林时期农业的污蔑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即使刨除失去了芬兰、波兰、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这些地区和国家在沙皇俄国崩溃后独立）的情况下，
但 事实究竟如何呢？本穷恰好找出了一本《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年》（欧洲卷第四版），这本书最大的优点首先是尽可能的给出了逐年数据，其次是给出了不同数据的统计口径，尤其是考虑到领土变动的影响，给出了不同数据对应的领土范围。后一点对评价斯大林时代的农业尤其重要，因为只需要对近代欧洲历史有最简单的了解就可以知道：沙俄不等于苏联。沙俄在一战之后分成了至少6个国家——苏联、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另外还有一小部分领土（比萨拉比亚）落到了罗马尼亚手中。)
沙俄时期粮食最高产量是8600万吨，而沙俄确包含了五分四的波兰领土及整个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人口也接3亿。 而1937年的苏联仅谷物产量就达到9700万吨，整整超过了沙俄最高产量的三成。
很多人说：苏联当时所取得的的成就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粮食产量一直到斯大林1953年逝世时也还没有达到旧俄的最高水平1913年的产量。而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早在1937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就已经远远超过了1913年的产量。如果我们以百万吨为单位，那么1913年的粮食产量为86.0，1932年为69.6，1937年为97.4，1940年为95.5，1950年为81.2，1953年82.5。（1）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的1937年开始苏联的粮食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如果考虑到当时苏联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2），那么在农业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更为惊人了，而这同那些庸人所说的集体化工业化严重损害了苏联农业正好是截然相反的。
像《大国崛起》等片子中就说了谎，说斯大林死时粮食产量和肉类产量一直都还没有超过沙俄。的确斯大林死时的1953年粮食产量只有8300万吨，但那是经历了二战后的恢复期，同时苏联可没有像沙俄那样有五分之四的波兰领土及整个的芬兰！其次在斯大林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实现了机械化，农村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这样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是惊人的。
苏联七八十年代的粮食产量在2.1亿吨左右，最高记录是2.3亿吨，一般时期人均粮食产量是800公斤左右（就连很多不停贬低苏联农业的资料、文章中，也能算出苏联人粮食产量也是800公斤，可他们是不是糊涂了！这个数字是今天中国人均粮食产量400多公斤的近两倍），这样的农业差么？
而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是怎么样的呢？恰恰相反农业集体化后，苏联的人命寿命普遍的得到提高，俄国（苏联）在1913年的死亡率为每一千人中有29.1人死亡，这相当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将近100年前的水平（1）（而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1913年是俄国在沙皇统治下，经济状况最好的一年）；到1926年，死亡率降为20.3人，1928年又上升到23.3人，而到了1937年则降为18.9（这已经基本上同西方国家同期的死亡率水平相当了），1938年为17.5人，1939年为17.3人，1940年为18.0人。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苏联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就使人口死亡率降低到了西方国家用了100多年才实现的水平，而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的功绩。
为了说明问题，我这里再列举一些数字。1926年苏联人口总数是167，676，000，而到了1939年的人口是193，077，000，到1950年则为181，700，000。也就是说1926到1939年，苏联人口增长了二千五百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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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看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俄罗斯政府的数字，如果说社会主义的苏联说谎，资本主义的俄罗斯该不会了吧。
Таблица 3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основных видов сель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 (тысяч тонн)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Росстат,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9, с 458 )
表.3 俄罗斯历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单位：千吨）（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俄罗斯统计年鉴2009，458页）（译者注，此表中1970年，1980年和1990年的数字仅代表当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Р.С.Ф.С.Р）的粮食产量，并非全苏联的粮食总产量）
[img]http://review.youngchina.org/wp-content/uploads/2011/01/e8a1a832.jpg[/img]
俄罗斯粮食产量1990年11670万吨，2010年6100万吨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зерн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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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отребление мяса и мясопродуктов, молока и молочных продуктов на душу населения 俄政府网站上的
第一行是资本主义俄罗斯联邦的，下面的是分地区的我就不列了。
1990年，包括下水和猪膘油的肉类，人均消耗75公斤，到2000年只有45公斤，而中国今天的肉类年人均消费量还不到50公斤。
1990年，牛奶和奶制品消费，人均消耗387升居当时世界第一位，而到2000年只有215升，
注意，1990年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起1988年已经发生了急剧下降，如果对比1988年和2000年的话差距会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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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俄罗斯联邦肉类产量1990年1011.2万吨，2010年俄罗斯联邦716.7万吨
–есурсы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м€са и м€сопродук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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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俄罗斯联邦牛奶产量1990年5571.6万吨居世界第一位，2010年俄罗斯联邦3184.7万吨
–есурсы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молока и молокопродук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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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俄罗斯联邦禽蛋产量1990年474.7亿枚，2010年俄罗斯联邦406亿枚
–есурсы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иц и €йцепродук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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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在于斯大林体制。苏联自建立后，有过三次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次是战时共产主义，第二次是新经济政策，第三次是斯大林体制。今天许多人认为是斯大林把苏联有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这是不正确的。首先，早在沙俄时代，它的工业就有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自行设计建造无畏舰，可以自行设计制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四发轰炸机，也就是说，它不是小白。苏俄最初建立时的困难，其实是战争造成的。为了修补战争创伤，列宁采取了新经济政策，虽然被一些党内元老痛骂，但成就显著，在一五计划前就让苏联恢复到了沙俄历史最高水平。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联共领导核心，但此时他仍无法乾纲独断，仍然要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无法废除新经济政策。后来他通过政治斗争干挺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后，才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体制。这种体制的有很大的优点，同时也有巨大的缺点。优点是方便集中人力无力建设国家，效率极高。缺点是完全排斥市场；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缺乏监督；企业丧失了独立性，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斯大林体制越到后来弊端越明显，苏联的一些领导人也都试图进行改革。赫鲁晓夫是第一个向该体制开炮的，但这个体制已经培养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在这个群体的反击下，赫鲁晓夫黯然下台，靠每月400卢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其后的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鲁晓夫的教训，不再进行改革，转而通过维护这个体制来换取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同时他本人也在享受这个体制带来的好处。经过勃列日涅夫十几年的统治，斯大林体制已经病入膏肓，在他死后，苏联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所以戈尔巴乔夫上台就喊改革，但他的改革方向却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从政治改革入手。邓小平听到他的改革方案后，就断定他必然失败。结果他真的失败了，一败涂地。
工业体系是祸根。
苏联的工业体系来自德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我们打个比方，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代数，第二次是几何，第三次就是函数。想学好函数就要把第一次第二次的基础打好。
所以，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临时，西方国家就开始甩开苏联了。苏联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历，所以没有办法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苏联却没有自知之明，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曾有个厨房辩论，就是向苏联炫耀家具什么的。结果被苏联贬为西方腐朽生活。
同样的，中国接受苏联援助的工业体系，谁下场？七十年代末国家都快崩溃啦！同样下场的还有朝鲜，印度。印度不但接受了苏联，还有英国留下的工业体系，比中国还完备。现在，朝鲜、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苏联解体前老百姓已经没有饭吃了，排队领面包。火箭卫星不能当饭吃啊。
印度现在也梦想做世界工厂，但却不成功，就是这个原因。没有基础啊。想学中国，也要从八十年代，补补课才行。有人说印度的人均粮食只相当于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居然没有崩溃，印度人民的忍耐力真是非同寻常。
哦，跑题啦。算啦！
当然，还有教育体系，我们需要的不是牛顿、爱因斯坦，我们要的是产生他们的系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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