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華五千年，自然科學的發展比不上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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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其實問錯了。不應該問中華自然科學比不上歐洲，而是為何歐洲能產生自然科學。
產生自然科學的條件是極其苛刻的，可以說是小概率事件。
除了西歐，地球上其他那麼些個民族，那麼多種文化沒有一個產生了哪怕接近自然科學的毛皮。
不管什麼科學。歸根結底是一套求知方法。
提出假設-實踐檢驗-同行評議-修正-形成理論
不要看這麼簡單的幾步。其意義非同小可。
這可以把人類知識框架中的不靠譜的知識剔除出去。把靠譜的留下來，然後不斷迭代發展，最終形成現代高度發達的文明。
但為什麼歐洲能產生科學？
不知道。
本著科學精神來講，就是不知道。因為歷史只有一次，宣稱產生科學的原因太多，但又不能放在實驗室里進行控制變數法做對比實驗。
所以科學地說，歐洲產生科學的原因的猜想可以寫幾大本書，但並沒有確切的原因。
天吶，這個答案是一年前寫的，今天之前只有兩個贊，竟然被挖出來了..
我再重新編輯一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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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西方科學史》上寫過一篇相關的小論文。
個人覺得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為什麼不是中國，更在於為什麼是歐洲。中國文明曾經是世界前列，但也不能說比阿拉伯文明和印度文明領先多少。這三者本來是在伯仲之間的。
問題在於會在幾百年的時間裡同時被西歐甩出那麼遠？為什麼是西歐而不是印度、阿拉伯、中國呢？
簡單來說，文化多樣性（與《槍炮、病菌與鋼鐵》說的統一性有很多關聯）是更根本的原因。而上述的環境決定論、語言決定論、社會形態論、形式邏輯與科學實驗論都是衍生原因或者邊緣原因。
先說說流行的幾種論調：
環境決定論：中國在地理上四面為山脈、沙漠及海洋所環抱, 形成了一個封閉的體系, 中國的科學技術因為無從交流最終因日漸退化而導致落後。
語言決定論：認為「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發生, 原因來自於中國的漢字。
社會形態論：16、17世紀，中國正處於封建社會，封建等級制度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歐洲，新興的資本主義日益興起，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為科學革命的誕生奠定了經濟基礎。
形式邏輯與科學實驗論：愛因斯坦認為,「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 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 , 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 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很準確的分析，如果說直接原因的話，個人認為，非這條莫屬了。】
為什麼中國曾經可以領先？
1.百家爭鳴是中國文明發展的基石
要答中國科技之衰落，不妨先思考中國科技的憑藉什麼而興起。從歷史上可以看出，科技迅猛發展之前必有思想之變革。近代科學在歐洲興起之前提是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兩場重要的思想革命。
而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可以說是中國思想最自由最豐富的時代，視為中國的最重要的一次思想革命也不為過。期間許多重要的思想成果奠定了中國文明的根基。
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所言，「魏晉之玄學，即先秦諸子之學中道學之繼續。隋唐之佛學，雖亦有甚大勢力，然終非中國思想之主流。清代之義理之學，乃宋明道學之繼續。」中國五千年的文化，但最為重要的思想成果是諸子百家與宋明道學，並且收到一股外來的文化——佛學——的重大影響。然而古中國高超的科技水平在公元前一世紀與同時期的歐洲相比就佔據了極大的優勢。但在更之前時代，中國的科技文明與同時期的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相比並沒有那麼明顯的優勢。事實上，四個文明古國長期以來各有所長，並沒有哪一方在科技上佔有明顯優勢。
然而在百家爭鳴時代之後不久，中國的經濟、人口則明顯超過其餘地區，科技也迅猛發展。雖然中國的思想文化受諸子百家、宋明道學以及外來的佛家影響最深，但實際上在隋唐時的佛家和宋明時的道學興起時，中國科技水平已明顯領先於其他文明。因此，對於探討中國科技的興盛以及衰落這個問題，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成果才是需要關注的重中之重。
秦國用商鞅變法，整個國家受法家思想統治，如一部機器按從上至下的指令運轉，將國家力量高度集中，遂能滅六國，開始中國幾乎兩千年未變的中央集權制。之後，漢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開始深入中國文化的骨髓，嵌入幾乎每一個中國人的思想，又是保持了幾乎兩千年。在之後，魏晉之時玄學興起也只是道學的延續。可以說，先秦諸子的思想學說是中華文明迅猛發展的基石。秦國僅統一中國十餘年，諸子學說並沒有被焚書坑儒所完全消滅，否則中國幾乎不可能有之後一千餘年遠超西方的繁榮。十五年時間對於中國的思想發展確實是災難，掃燒掉了太多重要的著作，然而思想卻可以藏在人身上，許多擁有諸子各家思想的人活過了這十五年，把思想傳到後世。可以說，是春秋戰國時期湧現出的偉大的思想家們開啟了中國思想與科技的繁榮之門。
2.諸子百家之後
與先秦諸子相比，後世偉大的思想成果可謂寥寥無幾，幾乎都是對諸子學說的反覆利用和糅合，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道德體系均是一脈相承，教育制度上也只有科舉制的創新，其內容均前襲諸子百家之說，尤其是儒家學說。
但就是這種對先秦諸子思想成果的應用，使中國在政治、藝術、科技各方面都取得了與同時期西方相比的巨大的優勢地位。雖然，西方思想的源頭古希臘也產生了許多偉大的思想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德謨克利特等，但其豐富性和多樣性均難以和當時的中國相比。在秦始皇統一文字、度量衡之前，神州各國風俗傳統各異，單一文化的希臘的思想成果難以匹敵神州大地上各國思想之總和。更何況彼時的中國思想交流頻繁，各家思想可以取長補短，各國採納之術也不一樣。秦國用衛國人商鞅變法體制，魏國用魯國人吳起改革軍事，而趙武靈王更是向胡人學習，開始胡服騎射。彼時中國思想之自由、多樣、豐富，世界各地無出其右者。
那麼，為什麼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可以產生那麼多卓越的思想家，如儒家孔孟、墨家墨子、道家老莊、兵家孫子、名家惠子、法家韓非子等等，從而奠定中國一千餘年在科技、經濟各方面的世界領先的基礎，而之後，中國之思想、體制日趨僵化，喪失其活力，科技水平停滯不前，以至於清末淪落至東亞病夫之境？為什麼諸子百家之後中國就沒有誕生如此豐富多樣的思想沃土？這或許是解答李約瑟難題的關鍵。
為什麼是歐洲？
3.世界範圍的對比、探討
其實李約瑟難題不只可以針對中國而問。也可以說，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開始於曾經繁榮的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以及其他地區，而是在歐洲？在科學研究中，對比研究常常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為了得到李約瑟難題的一個比較可信的解釋，我們不妨先把目光移出中國轉向全世界。
不難發現，從文化的多樣性上來講，阿拉伯半島被穆罕默德統一之前中東可謂是處於世界的中心。先將孤立的美洲文明和被埃及阻隔的大部分非洲文明排除在外，中東與埃及文明、起源於希臘的歐洲文明、起源於印度的南亞文明、起源於中國的東亞文明均可以直接交流，有著獨一無二的地理優勢。歷史上，中東在世界各文明的交流上確實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多種文化在此交匯。而正是這種文化的多樣、思想的豐富，促使了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三大宗教的產生。宗教領袖誕生於此，而地處文化交匯地帶的耶路撒冷也被這三大宗教尊為「聖城」。中東地區這一段時段的思想成果對世界的影響之大難以估量，而這一時期的結束是以阿拉伯帝國的建立為標誌的。
而在百家爭鳴的時代，孔子生於魯國，現今山東曲阜在中國；孟子生於山東鄒國，現今山東鄒城；商鞅生於衛國，現今河南內黃，老子生於楚國國，現今河南鹿邑；莊子生於宋國，現今安徽蒙城。儒墨道法四大家的代表人物幾乎盡處於這片「中原」地區，西有三晉，東有齊國，南有楚國，北有燕國，被春秋五霸之四、戰國七雄之六所環繞，正是思想、文化多樣性最高的地方。與中東地區的情況相仿，百家爭鳴的結束是以秦帝國的統一為標誌的。秦國統一後，中國的思想文化開始趨於單一化，彼時中華大地文字、制度都以秦國為準，爾後則被各個統一的王朝所固定下來，少有改革。巴蜀之地、「南蠻北夷」皆被漢文明所同化，中國文化漸漸成為漢語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單一的文化。儘管周邊依舊有游牧民族的不斷襲擾，但是游牧文明太過單薄，完全無法產生豐富的為文化。（相反，他們總是「征服者被征服」。）就算是蒙元、滿清的時代，也是以漢文化為主體文化的融合，而非形成類似歐洲的多極文化。
而阿拉伯帝國建立後，整個中東就幾乎一直處於伊斯蘭思想的統治之下，對於外界的宗教、文化開始劇烈的排斥，同樣也失去了原有的豐富性。（阿拉伯帝國早期，尤其是穆罕穆德初創時期，伊斯蘭還是很樂於接納新思想、新科學的。）可以說，文化與思想的多樣性是產生偉大的思想家的必要條件，而偉大的思想家是科技進步的鑰匙。
中國的百家爭鳴是因為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思想的交匯而產生的，但秦國統一中國統一文字後，中國再也沒有春秋戰國時期文化多樣性的條件了。再加上地理上與外界相對的隔絕，融合後的中華文化再一次體驗到文化多樣性就是在清末了。中國很好地利用的先秦諸子學說豐富的營養來發展自己，但是失去了開啟新的思想時代的條件，無法孕育近代科學的革命。
從文化多樣性上來看，最終只剩下歐洲有著最優越的條件來孕育思想家，開啟近代科學。歐洲沒有像中國和中東地區一樣被統一，被灌輸同一種語言。雖然教廷對幾乎整個歐洲思想的束縛也為歐洲帶來了漫長而黑暗的中世紀，但是各國始終是互相獨立的，以不同的語言為壁壘，發展出迥異的文化。以相鄰的法國和德國為例，自由浪漫的法國以享譽世界的藝術而聞名，而嚴謹認真的德國因盛產科學家哲學家而被尊崇。每個國家的特質都得以保存，而優秀的思想成果、社會變革——比如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法國的啟蒙運動、英國的工業革命、德國的古典哲學都能迅速在幾乎整個歐洲傳播，各國得以吸收最優越的成果卻不同化為一種文化。
在東亞的中國、中東的阿拉伯地區各自統一成為一種單一的文明後，歐洲在文化的多樣和思想的豐富這點上就擁有獨一無二的優勢了。近代科學革命最終才能誕生於此並迅速在歐洲壯大，而工業革命也可以以星火燎原之勢展開。與歐洲可以妥善保存、傳播最優越的思想相反，中國不僅在創造新思想成果，無論是科技理論的還是政治體制上，處於劣勢，連保存原來的豐富成果也顯得困難重重。在中國，一個皇帝就可以下令在全國焚書坑儒、罷黜百家、大興文字獄，造成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失。而在歐洲，某派思想在法國被禁止後可能在德國得到善待，就如近代的社會主義在西歐被抵制後可以在俄國迅速發展。
長期持續，此消彼長之後，中國科技文明的衰落就不足為奇了。
簡單來說，文化多樣性（與《槍炮、病菌與鋼鐵》說的統一性有很多關聯）是更根本的原因。而上述的環境決定論、語言決定論、社會形態論、形式邏輯與科學實驗論都是衍生原因或者邊緣原因。
一家之言，僅供參考。算是和其他論調互為補充。
評論區有人談到希臘我就再補充一點。
古希臘的文化有很嚴重的問題。特別是影響最深遠的亞里士多德學說實際上壓制了歐洲自然科學的萌芽。從亞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之間接近一千八百年，歐洲的自然科學一直都沒有取得突破。
直到伽利略提出「實驗科學」的理念，才扭轉了古希臘以來重「廢話」，輕實驗的習慣。也正因為如此，伽利略也有「近代物理學之父」的稱號。
XXX如是說和論語有區別么？聖人的「廢話」重要，還是實驗科學理念重要？
單靠古希臘自己的文明，他們決然沒辦法發現自己缺少的一環是什麼。就像中國文明一直缺少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形式邏輯一樣，沒有別人打耳光，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問題。
可以說，幾乎每種文明都有不足之處，都有自己的死胡同。不能吸收外部的營養，終究會是死路一條。再給非洲文明一萬年，非洲一樣是部落社會。因為他們的文明已經走進那個死胡同了。
所以，文明的多樣性至關重要。歐洲受益於古希臘文明，也受制於古希臘文明。沒有其他更多文明的反哺，古希臘文明和中國一樣是死胡同。更何況，古希臘文明本身的多樣性就遠低於春秋戰國時代的東亞大陸。
被其他回答討論後，關於古希臘，我再補充一些。
首先，古希臘文明的影響是很重要的，這顯而易見。
前文里，我也講了：
形式邏輯與科學實驗論：愛因斯坦認為,「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 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 , 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 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很準確的分析，如果說直接原因的話，個人認為，非這條莫屬了。】
但古希臘文明並不是只會存在於古希臘。為什麼文藝復興可以被阿拉伯保存的古希臘文獻、書籍反哺？這正是「文化多樣性」帶來的結果。在古希臘附件，有這樣一個其他的文明（阿拉伯）替它保存了文明的火種。
這是中國不具備的條件。焚書坑儒，則書儒俱失。即使諸子百家曾有類似的思想，也很容易失傳。而且，當時墨家和名家都有孕育科學實驗/形式邏輯的潛質。如果這些早期的思想流派不被攔腰折斷，很難說以後會不會繼續孕育出促進科學進步的新思想。
認可，古希臘文明在自然科學的萌發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但無法認可，沒有古希臘就永遠沒有自然科學的觀點。即使沒有古希臘，其他文明完全有機會孕育替代品（只是需要更長的時間）。
其次，古希臘的哲學會被周邊的文明吸收。所以，自然科學並不一定首先出現在希臘附件。任何與古希臘文明有良好接觸的文明都有孕育自然科學的機會。這又是是歐洲、中東諸文明具備的優勢，而中國、印度等文明都比較孤立。
具備文化多樣性條件的文明，會在孕育內部文明、吸收外部營養（包括但不限於古希臘文明）時取得巨大的優勢。
還有一個夏天的世界，留給喜歡Summer的你：summer-clover（個人公眾號）。
我引用一本書《槍炮、病菌和鋼鐵》的觀點回答你的問題：
中國發展放緩的原因是：高度統一。
統一在早期是一種優勢，使得中國各個地方的動植物品種和技術可以充分
交流，大大提高了生產力水平。但是——結果的結果呢？當該交流的東西
都交流完畢，當中國成為一個高度統一的國家，問題就來了：朝廷一個命
令就可以封殺全中國的創新。
作者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明朝鄭和的船隊在航海技術上領先於世界。但
是，當朝廷上的另一派將當權的太監趕下台後，當局頒布命令禁止了全國
的航海活動，此後幾百年再未恢復。
相比之下，哥倫布就幸運多了。他先是請求義大利國王派船出海，被拒絕
了；然後求助賽多尼亞公爵，又被拒絕了；再求助塞利伯爵，依然被拒絕；
最後，他求助西班牙國王和王后，總算獲得了同意。後來，當他發現了新
大陸，殖民的財富滾滾流入西班牙，其他歐洲國家看了眼紅，立刻又有6
個國家效仿加入殖民者的行列。
作者總結道，歐洲之所以能有創新的動力，是因為歐洲在地理上有幾十個
相互獨立、相互競爭的小國，如果哪個國家拒絕改革創新，一旦競爭對手
這麼做了，那個保守的國家就會立刻陷入落後挨打。而中國體型巨大，周
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實力可以同中國相抗衡，哪怕中國拒絕變革，犯各
種荒唐的錯誤，短期內別的國家也不敢來挑戰。
中國在14 世紀禁止開發水力紡紗機，拆毀機械鐘錶，在15 世紀以後拒絕
研發任何機械技術。500 年以後，當中國在技術上已經落後列強太多，開
始被洋槍洋炮打得毫無還手之力的時候，才突然發現自己走錯了路。悔之
晚矣。
作者認為，割據得太徹底是一種封閉；統一得太徹底也是一種封閉。與之
相比，歐洲那種半統一半分裂的狀態是或許最好的，既有交流，又有競爭。
一個國家的發展一定要有參照物，要有一面鏡子，及時提醒自己的錯誤。
「地理決定論」是我見過的最有說服力的。一個地理學上的發現，創造性
地解釋了無數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都難以圓滿解釋的問題，這就是跨學科
思考的力量。
這個由很多種的說法，可以結合起來說。
首先大一統社會，缺少」異端邪說「的土壤。歐洲天文學的發展，是在不同的國家接續下來，哥白尼--第谷-開普勒-伽利略-牛頓等。教皇只能控制義大利周邊範圍這一片，異端邪說，照樣在那些他管不到的國家發展起來，當然這也有新教的一份功勞。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日本，雖然幕府比較保守，但下面的藩里，在維新以前已經開始引進西方技術，自製反射爐，翻譯西方書籍，搞現代財政，這都是分封割據帶來的優點。
其次是儒學的科技反動性，儒學在這方面上，連天主教都不如。天主教在科學史上還有有過相當助力的，歐洲最早的學府都是教會建立，教會的初衷當然不是用來反對自己，但是教會看到了技術發展的好處，建築學可以用來造大教堂，藝術家可以作畫來宣揚聖恩等等。特別是教會不知何年何月，形成了一種重視知識的風氣-------對古希臘那些學問人的崇拜，在古希臘滅亡千年後在教會裡復興了，教會堂而皇之的把古希臘哲人放到和殉教聖人類似的位置，教皇一邊讓大畫家米開朗琪羅繪製上帝造人圖，另一邊讓大畫家拉斐爾繪製古希臘哲人的雅典學院，可以想像當時尊崇知識的風氣。教會比之儒學，他們的眼光要開拓的多，儒學則是純粹的阻礙。王陽明說格物致知，格了好幾天竹子，最後格出啥知識了？什麼也沒有留下來。
總體而言，中國社會發展不出現代科學來，是因為國家風氣就不對。雖然尊崇讀書人，但這個」讀書人「僅僅指的是儒學人士，你說你會算術，會行醫，會曆法，這些都不算讀書人。研究這些東西，和種地，經商差不多，都是比搞儒學的」士「低一頭的。在此同時，天主教會卻以尊崇知識的名義，大力教授神學之外的學問。傳教士來到中國，可以制定曆法，可以教授幾何，繪製地圖，而儒學者只能寫文章來回空談。有一些」機巧之人「，即便偶有發現，其所得也無法流傳下來。當年秦始皇焚書，史記記載」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但實際上，這些始皇未焚的書籍，因為不是儒學書籍，湮沒在歷史之中了。
站在外行的角度答幾點，提供點兒大家都沒說的角度，其實我也不算純外行了，我是理科生。我也想過這個問題。主要說的是科技發展。包括技術。這個問題的本質可能是中國本土為什麼沒有催生出能源革命以及建模實驗的理論，前者其實更重要。
1.中國經史子集四部的確定，代表了一種學術規範的確定，而這種學術規範給實用技術的地位太低。導致中國長期缺乏研究科學理論的高級人才。
也就是說，中國科技停滯也好停止也好，根本原因在我看來和百家爭鳴解放思想沒有多大關係。正如一個語言系和文學系的爭來吵去，也不會爭出新的物理定律一般。百家爭鳴的主要是社會制度社會理想以及人生問題等等，絕大多數是想用自己那一套理論幫國君解決社會問題，比較特例的墨家善於科技問題，但那也只是它的副業 ，人家的主業是明鬼尚同兼愛非攻，想恢復他所理解的大禹那一套政治理想。作為墨子思想的敵人，孟子也是批評墨家無君無父而已，而沒有著重批評墨家多能工巧匠。同樣農家也不是以研究農業技術為主業的，人家那是尊神農氏，認為只有以他們所理解的神農氏的治國方略才能是人民生活幸福。百家之間的思想交鋒，跟科技基本沒有半毛線的關係，主要是各自價值體系之間的衝突，就好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社會主義會反對資本主義的科技嗎？諸子百家根本沒有多少人拿著實用技術去爭鳴，那根本沒有什麼好爭的。連秦朝焚書專制獨裁禁絕思想自由，都不會燒種樹書，因為根本不敏感，沒有人會為了這個去爭鳴。中國的敏感話題向來都只是湯武受命與否之類的人文話題。科學技術在傳統中國並不敏感，不是像在基督教社會下一樣的敏感話題，獨尊儒術的儒家也不會拒絕會種樹的人才！像地動儀這種神器，都是被史家主動記錄在史書里的，能廣惠群生的實用技術在儒教中國從來不是邪門異端，我真是有點汗。有時候對西方那一套理論我們雖然很熟悉，但還真不見得能處處生搬硬套拿過來用。
在傳統中國，無論是一家獨尊，還是百家爭鳴，或者完全禁絕思想自由，那都是人文領域的事情。實用技術、科學技術都跟這些沒關係，不會受到影響，也不會被限制技術之間互相交流。
進入正題
漢代以前治學規範一直沒有太確定，以經和百家為主。經當然是研究道統的了，百家就各有所長了，基本上有道有器。直到漢代有了一種比較合適的規範。那就是七略。
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和方技略
形上謂道，形下為器，七略這個體系，形上形下是比較明顯的。六藝就是經學，諸子也大多數可以歸類於道學。而兵書，術數，方技，都歸類於器學，都是研究實用的學問。比如數學，醫學，營造，等等等等，都包含在這個裡面。
在這個體系下，研究實用技術的學問占的比重是比較大的。這證明至少在漢代，這些書籍存世量是不少的。
說明這個體系確定後(還有包括以前)直到新的四部確定之前，研究實用技術都是同樣被人尊重的，是被看重的。高智商，有學問，高水平的人也不會不屑於研究實用技術。想真正的讓實用技術從理論以及實踐上進步，有名有姓的科學家是少不了的，只靠匠人秘傳那是不行的。而這個時期是有這樣的科學家的。想實用技術，在理論實踐上保持穩定的進步，必須要給研究這類學問的人一定的上流收入和社會地位。至少至少不能鄙視，要保持尊敬。而且想讓一門學科長足進步，也不能把它取消併入別的學科小類，必須單獨提出來，用它來整合其他資源。
這道理用到今天也仍然是一樣，根本不過時。
隨便舉例，比如張衡祖沖之李冰。可以知道這些人，他們絕對不是匠人，也不是非主流的僧人等等。都是知識分子，甚至是官員，社會地位較高。甚至都上列傳的。
「祖沖之的祖父祖昌曾任劉宋的「大匠卿」，掌管土木工程，祖沖之的父親也在朝中為官。祖沖之從小接受家傳的科學知識，青年時進入華林學省，從事學術活動。一生先後任過南徐州（今鎮江市）從事史、公府參軍、婁縣（今崑山市東北）令、謁者僕射、長水校尉等官職。」
我們來看這一段能得到多少信息？祖沖之的祖父是掌管土木之官，父親也是官，而祖沖之從小就得到了家傳的科學知識。說明他的祖父父親都是有實際操作能力以及相關專業知識積累的，這說明此時朝廷用相關官員是要求具備專業知識的。並且這種知識得到了傳承。並且祖沖之，一家三代，社會地位都很高，都是官。而且彼時國家設有華林學省，在官學中是有器學地位的，器學仍然是一門學問。
這些時期，我國不僅在科技上不落後於世界，而且可能還相對先進。我們的文明積累，歷史傳承，也都到很大優勢，以至於後來很長一段時間還可以吃老本。
到宋代我們徹底的確定了經史子集四部(唐朝前已經基本確定為甲乙丙丁)。這是一種新的學術規範，在這個新的學術規範里，基本上沒有給且器學位置。在大類里全都是人文政治類的學問。再加上從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給實用技術人才，開設的科目也太少，宋代可能還有醫科，但總體上等於沒有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風氣不會尊敬實用技術人才，研究實用技術也沒有化身階級流動的一條出路，這樣就沒有自身條件優越的人去研究它，只有像僧人道士匠人這些邊緣人物去研究。甚至到了元明代(未詳細考證，只說大略)，實用技術階級固化為匠人戶籍，那就更加會被鄙視了，而且增加了交流壁壘。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的實用技術，走到宋代，彷彿已發展到極盛，實際上已經是窮途末路了，因為優秀的理論人才都枯竭了，最優秀的那批人都不研究這個，甚至鄙視這個，那他還有什麼出路。自宋以後實用技術以及理論逐漸落後於西方。
(沈括這種天生興趣沒有家傳，也不是出要考取功名的需要，實數異數，不能也不會被普及,傳承也得不到保障 )
晉代荀勖初分四部：六藝﹑小學為甲部；諸子﹑兵書﹑術數為乙部；歷史記載和雜著為丙部；詩賦﹑圖贊﹑汲冢書為丁部。(我們看的出已經初步退化了，器學與諸子並列乙部)
後來李充加以調整，以五經為甲部，歷史記載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隋唐以後沿用此種分法，稱為經﹑史﹑子﹑集。(此時器學以農、醫、術數、雜家等降格入諸子，大科目沒有器學了)
所以我覺得一方面這個鍋丟給經史子集四部，以及科舉考試招生科目，也不算太冤。經史子集把經史單提出來，放在主流位置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取消了器學的大分類，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但在我這裡，我看不到中國文化的原罪，主要是唐宋分科不當之罪也。我們所推崇的聖人，哪個不是什麼都能幹好的腳踏實地的全面性人才，孔夫子記賬記好養羊的好，治理貧邑也治得好，司法搞得好，外交搞得好。黃帝更是能成百物，舜耕地制陶樣樣好手。繫辭傳里，甚至說，聖人有作我們才脫離了原始時代。
並且在周禮中除了天官地官以外，春夏秋冬四官里，冬官就是工。農、兵、刑、工是並重的。但後來除了分科不當，科舉制度里也沒有給工農留位置。兵有武舉、刑行還有律典基礎理論也包括在五經里，問題不大。但工農本身的實用技術不包含在五經里，後世戶部工部主要收的都是脫離生產的管理型人才了，這樣的要求與之前就不同了，這就問題大大了。
2.科技革命的背後是能源、材料的革命。中國的這方面運氣不足。
我也是接受的別人的觀點，來自《熵一種悲觀的世界觀》(現在這本書可能已經過時)，但是我還是較為服膺這種觀點。第一次工業革命是煤的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是石油的革命。第三次就是所謂的科技革命了，但是實質上沒有真正的革命，仍然是在第一次第二次的基礎上向前發展。
而推動這種大革命的是英國，英國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煤層淺便於開採，國土小便于海路運輸，成本低。於是在本國森林被砍伐光了之後沒得燒才會倒逼出能源革命的。鑒於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又好開採又好，運輸才能逼得出來。
在中國煤在北方，而且埋藏甚深，而人口集中在南方。所以中國沒有木材燒了，想的辦法是改良爐子的熱效率。我們再一方面也是科技進步了。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原有技術太牛逼，但是卻沒有逼出能源革命，直到晚清，小爐子還夠燒呢。但我不得不說，這樣實際上是挺可持續發展的。用植物做能源，比礦石作能源，永遠更可持續發展。
至於說那個神一般的蒸汽機。我國漢代就有發明。又史料證明埃及早就發明過。但只有蒸汽機和煤連接在一起時，並且要成本價不太貴時 ，才能帶動工業革命。而這種情況在英國運氣碰撞了多長時間？100年。 蒸汽機早就有了，最開始只能用到煤礦上。因為它的效能比實在太低，在別處都沒法用，恰好可以用於煤礦抽水。直到100年後，才有了實用的蒸汽機。這些運氣，基本都讓英國佔盡了。
假如蒸汽機用不到煤礦上，那也不一定有人會注意這個東西，又不知道會等多少年才有工業革命，至少時間線可能會被拉長。假如煤礦不在表層，又假如英國國土面積大，人口不均煤的運輸費用高，英國也許只能到處搶柴火燒了。沒準會迎來一場文明倒退，也未可知。當然有可能也會改良爐子。
在英國工業革命裡面，其實我們沒有看到太多理論科學直接轉化成應用技術的成分。大部分還靠的是工人經驗。以及無理論的經驗摸索。
但當工業機器開起來之後，科技的開發還有轉化的工作就陡然加速了，為什麼？因為能帶來實質的經濟利益，就進入了下一個歷史階段了,畢竟已經能源革命了，進入下一個時代了。能源材料解鎖升級能帶來新的實際利益之後，科學理論也才真正的進入飛速發展的階段。
可以說我們的理論沒有發展起來，漢唐以後就停滯了，又由於我們可持續發展的國策，即使人口持續增加，也沒有破壞自然環境到了倒逼我們進行能源革命的地步。
3.說說西方
中國阿拉伯轉手過去的：
中國的技術，尤其是工學著作。對西方的工匠工藝有較大影響的，這些成為設計工具以及實驗器材的基礎。煉丹術對西方的早期化學有較大影響。
夢溪筆談、天工開物里甚至不僅有工具設計，也有物理、天文實驗設計(發現磁偏角、重複戰國共振實驗、測天極等等)，包括了觀測、假設、建模、重複這些基本過程，甚至有「原其理、以理推之、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膠一法」等基本的實驗原則與建模方法。至於四大發明更不用說了。
甚至西方人自己的亞里士多德，都是像伊本魯西德這樣的伊斯蘭學者通過伊斯蘭哲學還給歐洲的，這都文藝復興前夕了。並且接續這個傳承的是基督教哲學，是像阿奎那這樣的大神學家，他們的興趣主要在上帝這方面。
咱們的西方其實根本沒有傳承自西元前的亞里士多德思想。務必不能把這一點考慮丟了。
中國通過耶穌會士轉手過去的：
中國的儒家文化，在17世紀被廣泛翻譯到歐洲，一度成為主流文化熱捧的東西。萊布尼斯沃爾夫伏爾泰，等等，直接都受到了四書的影響。
四書里有什麼呢：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我這不是隨便舉一例而已，因為當年在歐洲中庸大學的和一本就被稱作中國科學原理。這些通過翻譯，很容易會被誤解成實驗精神的，如果把它做字面上的理解，那就是觀察現象，窮究物理作出解釋，最後這些解釋九九歸一，就可以得知天(上帝)道大原了。並且這裡面已經包含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甚至包含了經驗和理性隱而未發的矛盾。
這只是書。還有宗教內部。也正是16世紀末，17世紀初期，耶穌會士來華之後，歐洲開始出現了理神論。像牛頓爵士這些人都是理神論的信奉者。而牛頓萊布尼茨笛卡爾這些人，都是的近代科學的奠基者之一。而沒有理神論為前提，很多科學研究也是沒有辦法搞的。最開始研究科學，正是為了證明上帝啊，格遍天下之物，就是為了探究那終極存在的道。 在17世紀，中國更像歐洲的啟蒙者。當時歐洲學者對中國的推崇是真實不虛的，絕不能說沒有影響。但在中國本土，因為分科不當，還有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源動力里沒有包含實用技術，以及沒有能源革命，所以發展停滯。
當時這些歐洲科學家哲學家無疑都有很高的社會地位。甚至都是王公貴族的座上賓，國王家庭教師、國家重臣。等等。這更能提起最初人們對一門科學的研究興趣(尤其是它不能轉化為市場效益的時候)。理論研究總是要有動力的，切莫輕易相信世界上有那麼多純潔的科學家。比如我們的牛頓爵士還研究了一輩子鍊金術呢。進一步想想，能快速轉化為商業利益的實驗室，是不是得到的錢都多，想學的人也多，理論進步也快，成果也多。而今天冷門的數學，哲學，歷史系，一般是不是比較窮，而且學生比較少？如果這一門學科國家根本不支持發展，沒有投入，沒有出路，那麼是不是他就發展不的不怎麼好？比如中國大學裡的外哲。
有趣的是，當科學能轉化為市場效益的時候，王公貴族們都不會對它太感興趣了。後來的一些科學家哲學家會抱怨當年的我們是他們的座上賓，現在他們只會品酒玩馬。但他們此時已經成為經濟利益的追逐對象，無論是自身權利，還是在公眾的認識中，實際上的地位早提高了不少，甚至還帶動了新的階級的產生。
4.這麼複雜且包含有運氣的問題，單純的形式邏輯決定論，其實可以休矣。
我覺得科學進步就是(我也做了四年實驗啊)：
觀察。發現的現象。然後這樣構造理論，建模。實驗。修改模型。再實驗。修改模型。這樣反反覆復的歸納假設。
科學的進步，基於經驗的歸納假設佔到了很大的比重。 而基於理性的三段論演繹的形式邏輯，是與科學理論進步相違背的。基於大前提的演繹永遠不會得到新知。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因為可能大家不了解印度的因明。
印度的因明裡的宗因喻結構。發現現象，探究原因，作出假設。這正是一個完整的基於經驗的觀察現象-歸納-假設的邏輯結構。與真正的實驗操作結構非常相似，基本完全一致。對於能得到新知這一點，是遠遠超過三段論形式邏輯的。
雖然印度貧窮落後，甚至有些人認為印度愚昧，但所有人都得承認印度這個民族很講邏輯，並且熱愛辯論，他們邏輯非常發達，我們盡可以說中國的學術不太講邏輯，但絕對不可以說印度的學術不講邏輯。印度的佛教、印度教，各種稀奇古怪的傳統，個個都是說理大能、理論精密。而且在認識論上，古代印度是非常先進的。
然而印度在這麼得天獨厚的條件下，並沒有發展出科學。相反歐洲，被三段論困擾了幾個世紀。這個時期歐洲基本上都被繞到研究上帝就可以知道一切了上去了，因為上帝就是那個大前提。這裡其實很呵呵,上面的答案說，因為中國人覺得自己全知道了，所以發展不出科學。可是我們的歐洲人呢？確實覺得自己不知道，但是人家覺得研究研究上帝、研究研究自己，喚起理性，就可以喚起一切知識，認為一切知識就是腦子裡先天都具有的，這是歐洲的理性主義傳統，也是主流的哲學傳統(芝諾、恩披里克等人代表經驗傳統，但一直都是非主流的，只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種才是主流)，「認識知識就是回憶」，這麼有名的名言，我估計上面的答主根本沒聽過。我們的歐洲如此艱難困苦，恐怕催生科學的邏輯困難比中國印度更加糟糕，最後也搞出科學了。
更為有意思的是，這個宗因喻的邏輯結構呢，通過佛教的傳入，中國人也早就知道。我們的唐玄奘在那爛陀寺可以雄辯無敵，拔得頭籌，你以為他會不懂嘛。整個唐代那麼多世人研究佛學，難道他們就沒接觸過？事實上是專講因明的集量論早就有中文譯本，並且得到了玄奘為領袖的佛教界的推崇。
甚至在印度另一本著作釋量論里，和亞里士多德一致的結構也早就被確定了，也早就被翻譯成了中文。只不過可能玄奘敏感的發現，三段論不能得到新知識，沒有推崇它。
還是解釋一下，這裡的量論今天可以翻譯為認識論。
(其它，夢溪筆談里很多例子也可以打破所謂的邏輯不行、沒有實驗精神的偏見)
5.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是懷。
橫線以下是原答案。
有人指出我偏激，仔細想了想，是有點。原答案不修改了，那就補充一下好了。
顯然並非所有的西方人都承認自己「不知道」。絕大多數古人，蒙昧程度都是遠超現在的，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
但是，如果一個人抱著一個「不知道」的理論，是會進步的。 而一個人抱著「老祖宗全知道」的理論，也只能當神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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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國古代已經「全知道」了。而西方人卻承認自己「不知道」。
比如，現代科學研究出，人和鐵球，都是原子組成的——呵呵，我們老祖宗早就說過天人合一。
比如，顯微鏡發現水裡面有微生物——呵呵，我們老祖宗早就說過一滴水中有四萬八千蟲。
比如，人類發明了計算機——呵呵，我們老祖宗早就知道陰陽，計算機的01不就是陰陽么。
比如，屠喲喲找到了青蒿素——呵呵，這是老祖宗的啟發。
只要我願意，現代科技一切的一切，全部都可以解釋為——我們老祖宗早就懂了。
我們的祖宗早就已經全部知道了。既然已經全部知道，還有什麼值得進步的？ 科學家再是努力攀登，只不過是在追隨我們老祖宗和神棍的身影而已。
西方人蠢啊。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太陽和地球誰是核心，他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讓人生病，他們不知道星星是什麼，他們不知道大海那邊有什麼……
最後，西方的蠢貨用愚蠢的大炮和戰艦，轟開了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洞察宇宙未來的中國的大門。
中國人醒來了嗎？依我看，還沒呢。
現代醫學的一切成就，中醫早就知道了。
現代發生的一切事情，總有人能從推背圖裡找到答案。
據說最近，有老師用易經推測出不及格考生的學號。
西方人應該慶幸，這頭大象，還沒完全醒呢（當然，有一小撮中醫黑這樣的人已經醒來了）。 可能到死為止，它都不會完全醒。
其實樓主可以看看金觀濤、劉青峰合著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作者在第九章中詳盡的解釋並論述了樓主擁有的疑問。我在此借用下此書作者的觀點。
首先中國古代的科技並不落後，而且非常先進！供達官貴人使用的「被中熏爐」和現在的陀螺儀如出一轍，《尚書·考靈耀》中已經明確有了「地恆動不止」的思想，《墨經》中的幾何概念和幾何原理大體相同，三國時期的《三五曆紀》中「天混沌如雞子，盤古一日九變，神於天，勝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後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故天去九萬里。」它甚至給出了宇宙膨脹的速率dR/dt=1丈/日、宇宙年齡為18000年，雖然數據不對，但它是宇宙膨脹說的最早萌芽！主要是在16世紀周后，中國才逐步落後於歐洲。問題的實質其實是，為何中國古代的科技發展沒有出現西方那樣的革命（科技爆髮式增長）？
李約瑟曾指出：蒸汽機=水排+風箱；風箱解決了蒸汽機中雙作式閥門的問題，而水排則提供了直線運動和圓周運動之間的轉換設備。在距今1900年之前中國人就發明了水排，而在宋代就發明了風箱。18世紀時中國的雙作鼓風機已經在歐洲普遍使用。而為什麼中國人還沒有發明蒸汽機呢？因為李約瑟的公式可能是不完備的，製造蒸汽機還需要「真空理論」。而諷刺的是，最早證明「真空理論」的實驗是由中國人做出來的。《淮南萬畢術》中記載，將沸水灌入薄殼的銅甕中且不灌滿，封好迅速扔入井中，便可以聽到銅甕破裂發出的雷鳴般的響聲。我們現在可以明白他的原理：裝有沸水的銅甕被投入冰涼的井水中後，便迅速冷卻收縮，造成銅甕中的部分真空，外部大氣壓將其壓迫，產生聲音。但中國人並沒有發現真空，為什麼？
我們只注意到比較古代中國可以與現在科技的異同，而沒有分析這些知識和技術處於什麼樣的結構之中，所以才會產生疑惑。剛才那個古怪的實驗，其實是為了「夏造冰」，關注的是銅甕破裂後是否產生冰，而不是是否產生真空，後代也一直重複著這個實驗。而且「夏造冰」的理論由陰陽說來解釋。如果說把中國人做實驗沒有發現真空歸咎於他們的理論和實驗目的是錯誤的，是非常膚淺的。16世紀以後西方形成了特殊的理論與實驗結構，正是這一結構保證了理論--實踐--理論過程的反覆。18世紀後西方也形成了科學--技術--科學相互促進的循環加速效應。而中國古代的技術卻不能實現，因為技藝和掌握它的匠人不可分離，生產的產品和技術不可分離。
大一統的技術雖然很發達，但他畢竟不是開放技術體系。它只能夠在傳統地主經濟結構中和相應的政治組織體系所限定的框架中發展。中國那些為世人引以為豪的技術也都是為當時的國家體制所需要而產生的，比如遼闊統一的大帝國需要仰仗發達的通訊技術、強大的軍事技術、測繪技術、建築技術等等。這些技術長久被封閉在一個個具體的割裂的為皇權服務的行業中，靠自身的經驗積累發展著，很難對其他部分產生深刻影響。同時，技術和大一統王朝是相互依存的，中國的偽資本主義和偽商品經濟也都是依附於宗法一體制的王朝之下，一旦王朝崩潰，這些技術、科學、資本全部會隨著王朝的崩潰而要麼消失要麼重頭再來。據統計，歷史上光指南車的發明就有十餘次之多，中國的科學技術陷於這種循環論之中。
中國古代科學具有濃厚的經驗論、唯物論的傾向，直觀外推的思想方法根植於儒家思想學說之中，這種思想方式與中國古代的政治體系是相和諧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雖然重視實踐，但是實踐的理性大多局限於道德修養和治國齊家平天下的領域，很少有人為了知識的目的去做實驗，他們是以「倫理」為中心的，以現象為出發點。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對於直觀的，可以看到的事物，中國古代的科學理論幾乎都做出了非常精彩的論述，比如對流星、化石、虹的解釋。而超出直觀外推所能把握的領域，中國古代科學變含糊不清了、直觀的例子就是中國人沒有認識到地球是圓的，而給予的「天圓地方」的學說。在地震、化學變化、電磁現象等領域，無法採用直觀外推的方法，於是中國古代科學家不得不以「陰」，「陽」，「五行」，「氣」等來進行抽象類比。比如火藥為什麼會爆炸？」硝性至陰，硫性至陽，陰陽兩種物相遇於無隙可容之中。「為什麼會有閃電？」陰陽相激而為電。」這種思辨類比也造成了理論體系的含糊性，有時也難以避免滑向」天人感應「的泥坑。
總結下，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科學技術結構都要與其社會結構存在適應性。古代的科學結構是非常適應當時社會結構的，所謂的歐洲科學也只不是和當時歐洲的社會結構相適應的，而不像現在科技結構已經如此壯大的可以選擇社會結構了。古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非常完備了，他擁有與之相適應的超穩定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技術結構，當時的中國要不是被西方殖民者敲開了大門真的不需要西方那樣的科技爆發。而且中國古人那種根植於大腦的「思辨類比」的模式也不太可能進化出西方那種異類的科學體系。
多說一點，現在的科技已經到了人類難以駕馭的地步了，有些科學的發展已經和人們的道德發生了對抗，科技飛速的發展會給人們帶來什麼，誰也不知道，人類需要一種更深刻地駕馭科學的社會架構。而兩千多年前，中國這人拜託了神學的束縛，認為人自身就可以成為行為規範和倫理的基礎，發展了自己獨特的文化。暫不論他如何阻礙了中國科技的進步，而我們先人把科學融入了社會架構之中，而沒有發生災難，這是我們需要思考和借鑒的，送給對中國古代文明妄自菲薄的人。支持白如冰的答案。剛上完《世界歷史中的天文學》這麼一門課，老師是個中國迷，一上來就擺了李約瑟問題出來，整個講課的大綱也比較符合這個思路。
以天文學為例，來看看西方史：
亞里士多德提出地球是圓的，太陽月亮金木水火土星繞著地球轉，恆星固定在旋轉的天球上
根據月食現象計算地球與日月距離的比例
觀察到行星有往返運動的傾向，提出多層空心球的嵌套模型：最裡面的球有自身的運動軌跡，同時相對於地球的位置受到外層球運動的影響。每顆行星都嵌在不同的球體上
有位古希臘學者華麗麗地提出了日心說~但因為觀察不到恆星視差，理論被拍死了……
托勒密的本輪理論和偏心圓理論相互鬥爭，雖然兩者是可以相互轉換的……
第穀神奇的搞到了經費，養了一堆天文學家成天看星星……嘛，其實是沒給錢的，但是天文學家們都覺得有城堡住太爽了就去了……然後研究出了「太陽繞著地球轉，然後其它行星繞著太陽轉」的理論
然後哥白尼出現鳥！不過他的理論還是有好多好多本輪，而且依舊解釋不了恆星無視差
然後是我最喜歡的開普勒同學，提出橢圓軌道理論，解決了好多問題
有位法國同學覺得最近的討論很有趣，就寫了幾本書科普，然後天文學科普書就泛濫了
講中國的兩節課，說了中國有相當完善的天文學記錄，幾代王朝也一直有官吏機構什麼的。但是記錄是對外保密的，而且人家只對彗星感興趣
首先如果題主有「我們古代那麼牛為什麼後來不行了」的想法，我要反駁題主，西方的自然科學也是從古代開始就很厲害的，並不是只有中國古代牛！
有沒有發現：- 西方自遠古時期就有重視理論研究的傳統。相比之下中國則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觀念。這樣的觀念一是導致了指重視實踐不看重理論研究的結果，知識分子都對數學沒興趣；二是使得中央政府對理論研究一直沒有支持：要知道一般人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去做某件事才能把事情做好的，搞理論沒錢吃飯誰還去搞啊？而在上面啰嗦的一大段話中，我要解釋一句，泛希臘化時代的很多科學家都是繆斯廟和亞歷山大圖書館在養著的！國家不會讓理論學者完全沒有飯吃。
- 西方形成了完整的有閑先階級文化。就是有錢人閑了高興去學點東西，高興給錢讓別人研究點東西。中世紀莊園主不幹活也能吃飽飯，幹嘛不找點兒事兒做？但是中國古代商業不甚繁榮，資產階級是沒什麼指望了。大多數人都是農民，為了吃飯也忙得沒什麼閑暇時間了吧。
最後反對中國古代和阿拉伯文化沒有交流的說法！現在的農曆都是有受到阿拉伯人的影響的！尤其元朝的時候大陸來了很多阿拉伯人！
因為，這片土壤不適合自然科學的發展。只能這麼說了。雖然看起來很荒唐，但既成事實就是如此的荒唐。
我只講三點淺見。
一、
中國人過早受到樸素的辯證法訓練，我們從內心深處，不承認這個世界有客觀真理存在。即使存在，我們也認為真理是難以把握，難以琢磨的「道」。
福兮禍之所依，禍兮福兮禍所伏。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等等。
這一套理論體系頗為完備，而且本身也沒有沒有任何錯誤可言。但是，這一套理論體系也讓求真和求實的科研方法和科學精神，難以紮根。
比如，最遭人詬病的中醫，沒有人願意實實在在研究每一劑中藥的藥理，有效成分，副作用以及用量。不但沒有，我們反而崇尚這種「道可道非常道」神秘感和諸如「陰陽調和」之類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學。再比如，我們可以很早就造成世界一流的橋樑，世界一流的鐘錶，可是這些技術的物理數學原理，也都被簡單的「巧奪天工」和「鬼斧神工」的文學性描述所掩蓋，以至於當代很多工藝會失傳。
而西方，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就承認自己的無知，並堅信世界存在可知的客觀真理。在類似「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的口號指引下，他們義無反顧的投入對各類知識的研究中。比如畢達哥拉斯，就堅信數學是這個世界的真理，還建立了宗教般的信仰。他們其中有很多人，為了追求真理，敢於爭論，敢於挑戰，甚至有犧牲精神。
而中國傳統的最高真理是「道」，這是沒有客觀絕對的標準的。比如，為什麼出現「日食」？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認為，這是因為君王失德，而根據「天人感應」的理論，上天就會出現異象予以警示。這種看似符合「道」的解釋，其實還是哲學而已，沒法驗證，也沒法反駁。
可是中國三千年來，一直用類似的哲學（或者叫道統倫理）來替代科學，解釋客觀世界。由於辯證法的作祟，真理就不是絕對的，所以中國人更強調「調和」和「中庸」，為了客觀真理去做實驗，去與人爭辯，對於中國知識分子是不可想像的，因為這是不「明智」，也不光彩的。
更何況真理已經找到，就是「道」，何必再去自尋煩惱？
二、
儒家思想是非常入世的學說。我們的傳統知識分子受此影響，對於沒有實際作用的「真理」沒有一點興趣。
古代中國人不認為探究一個地磁偏角有任何意義，我們也許很早就發現了這個現象，我們善於利用這個現象來服務於我們的生活，但我們實在沒有興趣調查其原因。同樣的道理，我們認為一劑中藥可以把治病就行了，沒有人有興趣知道這藥物為什麼有時候管用，有時候不管用。再比如，我們都知道中醫裡面，有「上火」這個概念，但我們對於「上火」的解釋卻依然是玄而又玄的哲學語言。「陰陽失調」這種解釋，看似無懈可擊，實際上卻遠離客觀實際，阻止了人們進一步探究其中的原因。既然吃點「去火」的葯就可以了，又何必在意那麼多細節呢？
加之，科舉考試的風行，所以「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知識分子對於科舉考試教材之外的書籍學問，一概沒有興趣。
而西方的知識分子，沒有相關的束縛。特別是文藝復興以後，他們熱情的投入到各種看似「沒有意義」問題的探究之中。
比如
人體的血液如何循環？
世界是方的還是圓的？
地球和太陽到底哪個是宇宙的中心？
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可能根本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即使他們曾經想到過，也毫無興趣去做一點研究或者實驗。
三、
中國知識分子缺乏邏輯學的訓練
比如，中國最經典的論著《過秦論》，全文氣勢如虹，以排山倒海之勢來論證「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亦也」。
但顯然這篇文章其中的邏輯推理並不充分，全文根本沒有推演為什麼「仁義不施」就必然導致「攻守之勢亦也」，難道秦朝「席捲天下，包舉宇內」的時候，實行了「仁義」嗎？
更不用說，討武曌檄，岳陽樓記，還有各類的政論文章，這些文章都重在抒情或議論，不重視嚴謹的邏輯推導。就連最簡單的因果關係，都不予追究。
而在西方，自亞里士多德開始，邏輯學就被建立起來。有了這個邏輯學的工具，西方學人可以一點一點的構建知識體系。
只要確立一兩個公理：比如，兩點之間直線最短（你們說的對，線段最短），那麼通過邏輯證明一個個定理，就可以將最早的幾何學體系建立起來了。
而古代中國人一直沒有掌握邏輯學這個工具，所以，我們即使在某些領域有了重大的科學發現，也難以以點及面，構建或者傳承科學體系。
對了，由於沒有邏輯能力，我們不但錯過了科學，還導致中國的古代司法裁判時，可以完全不講究證據就可以定罪。當然西方中世紀的司法裁判也好不到哪裡去，但至少為了證明一個女人是女巫，他們會想出各種荒誕的證明方法。去年，中國某著名大學因為對石墨烯的研究成果難以市場化，換來經濟利益，而受到政府部門的批判，被指責濫用知識產權和物資。從這個細節就可以看出來中國科學發展比不上歐洲的原因了：只重視研究成果帶來的短期利益，重視實用技術，不重視短期內看起來沒什麼用的理論研究，結果被重視理論研究的歐洲蓄了個大招，被打得一敗塗地
然而上面這段是我半編造出來的，類似的事情有，卻沒有發生在中國，而是英國：
重研究輕應用 一己之力難成器 來自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石墨烯研究院的教訓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曾因2004年誕生石墨烯諾貝爾獎科研成果而聲名鵲起的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簡稱曼大），如今由於其國家石墨烯研究院（NGI）不能把有關石墨烯研究成果市場化，遭到英國國會質詢，指其濫用知識產權及浪費物資，從而被推至風口浪尖。
事情雖然起起伏伏，貌似熱鬧，卻暴露出英國石墨烯行業一些問題及隱憂。
曼大國家石墨烯研究院有個自認為「靠譜」的戰略夥伴，即被其譽為「全球最大石墨烯生產商之一」的BGT公司。
2013年，BGT公司承諾給曼大投資500萬英鎊聯合開展一些研究項目，並聲稱要把石墨烯薄膜生產能力擴大10倍。雙方簽約一個月後，由於資金未到位，BGT公司和曼大的合同終止。但這家公司沒有退縮，不久又與曼大簽訂了300萬英鎊的合作協議。2014年，BGT公司因資金短缺提出以公司股票置換負債。曼大接受了這項提議，並於2015年得到BGT公司18%的股份，就此了結了債務。
隨後，曼大常務副校長科林·貝利作為BGT股東及董事參與運營，並在其下屬的青石全球科技公司（BGT Materials）擔任同樣職務。該公司正試圖將新成果石墨烯節能燈泡商業化，其持股者中有英國投資人，曾籌資在曼城建設石墨烯燈泡製造中心，但未成功，最終接受來自加拿大的風投，以股權置換形式在國外建設製造基地。對此，貝利表示「巨大失望，決意設立長期目標，將部分產品轉移回英國生產」。但不久，他從公司離職。
今年3月，《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專文，指責BGT和「國家石墨烯研究院」存在利益輸出，曼大一些研究人員對此表示強烈反對，導致英國國會4月為此召開石墨烯質詢會議。
為啥在近代爆發工業革命，科技領先世界的英國，在今天卻要斤斤計較，如此急功近利，對有理論無市場的研究成果這麼看不順眼？
因為近代英國和現代英國是不同的，現代英國主要領土就是本土的英倫三島，面積狹小，首要目的是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而不是近代那樣要稱霸世界，到處打仗
而近代英國有稱霸世界的資本，則與其航海殖民是分不開的，同時，巨大殖民地匯向本土的資源財富也早就了一個相對富裕的社會，學者研究純理論科學也會有很多人支持，指責其浪費財富的聲音比較小，其他一些航海強國以及受到影響的鄰國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科學的發展就不必拘泥於短期內的實用性，可以向多個方向押寶發展，只要有一個方向押對了，就能讓科學前進一大步；而押錯了也沒關係，殖民地的奴隸正在為我們創造財富，我們擁有更大的容錯率，可以慢慢嘗試
反觀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可以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用於前途未卜的理論研究的時代，稍一鬆懈，蒙古高原和東北平原的古代世界大BOSS就刷新了，所以科學的發展必須牢牢攀附在實用性的基礎上
因為沒有黨的領導
實名反對最高票答案，這篇答案幾乎就沒有說對的地方。
（註：這位答主是小編非常敬重的用戶，但是約稿的專業老師（一個可愛的小姐姐）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故仍在此指出）
另：在本回答闡釋的過程中可能要情不自禁地抨擊其他的回復，請各位海涵。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但為什麼在自然科學上卻無所建樹？
答案是：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大河文明，和以歐洲文明為代表的海洋文明，在所關心的議題、所建構的哲學體系及建構方法上，都存在大量差異。（這裡的「哲學」是人類一切思想的統稱）
正是這樣的差異，使得四大文明古國在技術上曾經領跑世界；也正是這種差異，使得自然科學，更準確地說是現代科學誕生於歐洲，並且從未和中華文明發生任何聯繫。
下面開始論述。
在文明的開局階段，我們中國（文明古國）和西方文明（主要是古希臘）都是怎麼過來的呢？
首先，縱觀四大文明古國，都是建立在依河而建的城邦的基礎之上。
文明中最早的先民，看中了這些地方豐富的灌溉水源和肥沃的沖積平原，然後定居下來，開始耕種勞作，過上了有穩定食物的生活，倉廩實而知禮節，大家開始成為了安分守己的良民。
四大文明古國發源地
而歐洲人呢？
歐洲人還在游牧和當海盜。
然後過著有上頓沒下頓的日子。
海盜
所以這個時候，文明古國們便開始著眼於讓日子過得更安穩——比如防禦水患，旱災等等自然災害，技術發展的動力便來了。【我們要控制災害，征服自然！(??????) ?】
於是四大文明古國的天文學，數學，工程技術就這麼發展起來了，出現了天文曆法，各種數學表，防汛工程，水庫等等的成果。
雖然表面上看，天文學也是現代科學的一部分啊，數學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啊，似乎也有自然科學的種子。但這和現代科學的精神完全不同，這種智慧誕生的目的是「求用」——說白了就是目的明確地改造自然，讓自然為我所用。
四大發明
而這時，西方文明根植在了古希臘。古希臘大約是地中海沿岸的一系列小國寡民的城邦，海水是不能灌溉的，這一帶也沒有穩定的灌溉水源。
所以怎麼辦呢？
只能靠天吃飯，靠雨水吃飯了。種植不了糧食作物的人們只能種植一些經濟作物——比如葡萄和橄欖，然後做成橄欖油和葡萄酒，再和外界交換糧食，這就使他們成為了二次文明。
古希臘
這種海洋文明的最大特點，便是積極進取，勇於冒險，好奇心強（比如麥哲倫環遊世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其實一開始的目的都是為了去傳說中遍地黃金的印度）
在這種經濟文化背景之下，農活都讓奴隸和僕人去做了，各個小國家的貴族公民們就開始了睜眼看世界，沒事就在萬人廣場開辯論會。
這時希臘文明中的第一位哲學家誕生了——就是米利都學派的泰勒斯。
泰勒斯
米利都學派也叫做自然哲學學派，也就是說，古希臘的哲學就是從自然哲學開始的，首要關注的問題就是人類所處的自然世界。在其中，泰勒斯、阿納克西曼德、恩培多克勒等人都探究了構成我們周圍物質世界的材料，和物質發展運動變化的動力。
比如泰勒斯認為：水是自然的原始構成物，大地像一根木頭浮於水上，地震是水的運動引起的；
恩培多克勒認為：世界是由水、火、土、氣四種基本元素組成的，自然界變化的動力有愛和恨兩種，等等。
恩培多克勒認為，自然界變化的動力有愛和恨兩種
總而言之，自然哲學學派開啟了古希臘文明，也確立了古希臘哲學家們關注的最基本領域之一——「自然」。
並且，這種對自然的探究，從方法論上來說是在觀察事實的基礎之上進行邏輯推演，從價值觀上來說，是對人類所處的世界好奇，想知道自然界的真相——我就是純粹想知道自然界的真理是怎樣的，才不管這個東西有什麼用呢。
我們來按一下暫停鍵。
公元前600-300年這段時間被譽為思想史上的軸心時代：
在東方，中國百家爭鳴的情形出現了，湧現了一大批對中國影響深遠的哲學家；
在西方，古希臘文明活躍起來，出現了一批後來影響了整個歐洲甚至世界思想史的哲學家。
然而，在軸心時代，東西方思想就開始有了兩點基本的不同：
- 第一：在探究領域上，中國思想家的主要探究政治學和倫理學，而古希臘哲學家們主要探究自然哲學、政治學和邏輯學。
中國求用的傾向也在這裡體現：在倉廩實以後，便要設計一套社會運行的制度，使得在這個生產力水平之下的封建社會能夠有效的建立起來。
儒家，墨家，法家等幾個大的學派，都在探討社會如何有效運作，家族親緣社會如何成型等社會向的問題。而在古希臘，可以說只有蘇格拉底是不怎麼關心自然哲學的。
蘇格拉底和中國哲學家們一樣在探究倫理學和政治學的問題，而其他所有學派，的所有哲學家，研究的領域都涉及自然哲學。
但是，不是還有一個道家嗎？道家不是還道法自然嗎？這正是我想說的第二點。
- 第二：在哲學體系上，中國哲學體系是一種整體性體系，是天人合一的；而古希臘的哲學體系則是一種分析性體系，在研究自然哲學時，人是被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的。
比如說道家，就喜歡用一些自然中的事物來闡釋政治主張和辯證思想，而其實並不怎麼關心自然界本身。而古希臘的哲學則不同：搞政治學的就光說政治，搞倫理學的就只說倫理，搞自然哲學的就只關心自然界。從來不會拿自然界的原理來解釋為啥皇帝是天子什麼的。
在自然哲學的研究中，人只是自然界的旁觀者，是不能參與到自然的發展運動變化之中的。比如Theory這個詞，在希臘文中的意思就是靜觀。
而在中國哲學中，你看《黃帝內經》就知道，中國的很多學問都是圍繞著人類自己來做的，這也和「求用」的思維方式一脈相承。
所以，為什麼中國在政治體制和經濟上領先，自然科學卻在西方繁榮呢？
就是因為，中國的哲學一切都要圍繞著人，而西方的哲學則追求自由的精神，所謂自由，就是「萬物自己決定自己，而非人決定一切」。
這是希臘精神中除了追求真理之外最重要的精神氣質，不僅僅影響了現代科學，還影響了西方所推崇的民主制度等自然和社會的方方面面。
在自然哲學家之後，還有一批科學家關注自然哲學——
比如畢達哥拉斯學派率先建立了以數為核心的自然觀；
比如原子論者率先提出世界是由微粒和虛空構成的；
比如變化哲學家在討論感覺是否可靠，只是能否以感覺為基礎等等現代科學知識論問題，等等。
這裡，我只想多說兩句關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故事——這師徒倆一個發展出了由上而下的邏輯演繹體系，一個發展出了自下而上的歸納推理方法。這兩種方法可以說是現代科學的兩種基本研究方法。
比如說，柏拉圖的理念學說構建了一個完美的天區，他認為在完美的天區，球層（沒錯，是大球套小球的同心球層）做完美的圓運動——勻速圓周運動。
但是他發現，理論推演的結論和實際的觀察經驗並不相符，於是他提出了著名的「拯救現象」，柏拉圖學園拯救了好久，直到托勒密《天文學大成》的誕生才算是暫時擱置了爭議，基本解決了問題。
這就是自上而下的邏輯演繹體系，這像不像是現在的科研活動中的「假說演繹法」？通過基本定理和邊界條件推至結論，再通過實驗來驗證結論，如果實驗現象和理論結論不相符，首先想到的是去拯救現象，去概念一些邊界條件，而不是直接推翻理論。
柏拉圖的同心球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更是一位古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他不像他的老師那樣理想主義，亞里士多德十分注重感覺到的經驗，強調人類認識自然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自己的感官感受，然後通過大量的經驗事實來總結理論，這就是博物科學的開端。
說到這兒，您還覺得古希臘哲學對於科學的發端不重要嗎？
當然，後世的伽利略發明了實驗科學方法也十分重要。但在我看來，這是對兩種基本的研究思路的輔助——驗證實驗就是配合柏拉圖，探究實驗就是為了得到一個新的事實，完美配合亞里士多德的方法。
在公元開始的第一個千年里，古希臘經典由於羅馬帝國的建立和常年戰爭，流落到伊斯蘭世界，由阿拉伯民族保管——這一時期，阿拉伯文明開始迅猛發展，在數學、工程、天文學等眾多領域唯我獨尊，在公元十三世紀，古希臘原文的希臘經典開始湧入歐洲，中世界的陰霾慢慢驅散，文藝復興終於開始。
（說到底，這世界文明的發展之路，就是古希臘文明的傳播之路啊）
本文是小萬的第【11】篇科普約稿。
本文作者：張易，南京大學物理系，輔修中文、哲學。北京大學哲學系科學技術哲學與科技史專業研究生。萬門大學《人類唯一進步的歷史－科技史》，《近代物理的形而上學基礎》授課老師。
本文經過了小編的修改潤色。
看到第一在死磕五千年，我默默的笑了，當年歷史老師強調
「一定不要寫5000年，那意味著精確到年了，寫五千年意味著是以千年為單位的，這樣比較委婉「
然後物理老師講有效數字的時候又拿出來說了一遍
可見，養成嚴謹的思維習慣是多麼重要
附帶我和某人的對話
」歐洲人真是嚴謹而又有文化「
」咋「
」他們居然給每個月都起了一個具有文化意蘊的名字，你看我們的月份，太沒文化了「
」那你告訴我December啥來歷「
」還沒看到「
」那你告訴我杏月是哪個月「
」去你媽的，歐洲就是比中國有文化「
這個故事裡的主人公和題主很像，他是過於自卑，略知點皮毛就會加劇他的自卑。而題主則是不能接受歐洲比中國更先進的事實，心有不甘，何必執著於此？
這個問題的回答好像都集中於中國怎麼落後了，事實是自然科學這個東西完全是歐洲的產物，除了歐洲全世界沒有別的地方生髮出科學的——當然，因為科學的標準是歐洲人制定的，但是科學在以其方式認知自然的巨大威力所有文明的人都能感受到，也導致現在全球所有文明傳統的人都接納了這一歐洲傳統。那麼，題主所提問題，實際上只依賴於另外一個問題：為什麼自然科學原發自歐洲？
自然科學大致依賴於幾樣東西：第一，認為自然世界存在人類可以認知的客觀規律，不是完全神秘不可測的；第二，完整的邏輯體系，讓因果論述有規章可循，以及由此而來的演繹方法；第三，相關的，合理的歸納法的存在，以及與其相輔相成的經驗主義哲學；第四，實驗思維；第五，數學的開發和使用，尤其是幾何和解析幾何——科學的入門總是天文學和力學，幾乎概無例外，因為觀測材料清晰可見，規律明顯，適用於根據觀測所得數據總結簡單的數學規律。至於技術發展水平啊、對自然界的探索知識有多少啊，關係並不大，幾乎無關。
中國傳統上只有這五個因素中的一存在，三部分存在，其餘三個部分基本不存在。第一因素，對自然中的客觀規律可認知的信仰，其存在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傳統特點和優勢，也是20世紀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東亞諸國比其其他宗教傳統的亞非拉地區都更好地發展了科學技術、實現了社會現代化和工業化有關係。第三因素，中國文化具有樸素的經驗主義特點，也和這一點有關。但是中國傳統文化沒有成熟的邏輯體系——第二因素，這也導致了中國不能產生歐式幾何那樣具有邏輯體系的幾何學——嚴重影響了第五因素的發展。至於第四因素，實驗思維，是第二因素邏輯演繹體系和第三因素歸納法和經驗主義哲學結合產生的結果，有可能是邏輯演繹體系的缺失使得中國古代的智者並不能摸索出清晰的實驗設計方法，雖然粗糙的和下意識的實驗思維一定存在，不然不足以解釋中國古代能工巧匠的很多傑出發現發明，特別是在中醫領域裡古人所發現的有效問題解決方案。
而歐洲可以產生成熟的邏輯體系和演繹法，以及以幾何和解析幾何為基礎的數學，和古埃及（有可能還有兩河）——古希臘傳統極為有關。幾何學被認為發端於古埃及人對規律泛濫過後的尼羅河兩岸土地的測度，而邏輯產生於古希臘，恐怕和古希臘城邦的政治生活不無關係——古希臘眾多城邦的政治體制，無論是民主制還是貴族制，具有相當的參與性，參與者需要就各種問題進行辯論得到決策，而為了種種目的進行自我宣傳與辯護的行為也頗為常見；修辭學——並非僅僅關於華麗辭藻，而是關於怎樣有效闡述觀點、勸說他人——在古希臘如雅典等城邦被視為重要的技能，並被羅馬人所繼承。一旦存在辯論，誰所言為真就成為格外重要、且需要儘可能公平決斷的問題，對公證客觀的思維標尺的需求恐怕就導致了邏輯學的發生髮展。而中國古人的重大決策呢，商人重巫，還是如全世界神權政治常見的為迷信色彩所籠罩，不可能為邏輯提供發展基礎；周人重禮，思維往往有很多條條框框，往往判斷是非對錯更看重誰說的而不是說的什麼，本來很有道理的話往往還需要用一些額外的說辭來讓自己顯得義正言辭、不容置疑，當然歪理邪說也這樣包裝，這樣就導致了中國人思維更強調悟性而非邏輯的特點——聰明人一眼可以看出真話鬼話里有價值有分量的東西，蠢人被迷糊了也理所當然唄，中國古人並不指望發明一個傻瓜都能用來判斷是非的工具。
當然，具體到科學思維的發展，還和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經院神學有密切關係，很多基礎的科學觀念都來自於基督教神學家的哲學思辨，比如托馬斯阿奎那從伊斯蘭（可能還有同時代猶太教）神學家那裡引入基督教的亞里士多德的因果學說，比如唯名論唯識論之爭帶來的歸納法的進展，等等。很粗糙地講，自然科學的祖父祖母是古希臘哲學和幾何學，而自然科學的父母則是中世紀基督教經院哲學和開始脫離教會控制、試圖建立民族國家的王公貴族的宮廷和大學，這些東西，中國都沒有。
所以中國並沒有發展出現代意義上的自然科學，雖然中國人有一些很偉大的研究自然的觀念，並不能全盤否定。
首先，這個問題底下大多實際上並沒有解釋為什麼歐洲發展出了自然科學而中國沒有。這個問題底下是用現象解釋現象，用一個果去解釋果，只是在描述現象，卻沒有解釋現象。由於體制？好，什麼決定了體制呢？由於思想？什麼決定了思想呢？由於人口？什麼又決定了人口呢？人口，體制，思想這些本身就是和沒有自然科學是一個因果層級上的東西，都屬於自然科學一樣都是被決定的東西。
至於有一種提法是中國的政治統一限制了自然科學的發展。如果照這種提法，人類從原始社會發展到今天，政權架構從部落發展到能夠橫跨大陸東西兩岸的大國，統一程度是不斷在加強的。因為隨著生產力水平提高，合作越來越普遍，原先的分割競爭狀態必然會被消滅。如果政治統一對自然科學的發展有削弱作用的話，那麼我想政治統一所帶來的交易與交流成本降低，關稅壁壘與貿易保護的減少，由此為生產力發展提供的保證並由此為自然科學發展帶來的增益同樣不能忽視。否則，今日政治統一程度高於17世紀的歐美包括中國，自然科學應該越來越滯後才對。
而且，在政治不統一情況下，所謂的百家爭鳴有幾家是研究自然科學的呢？有幾家不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呢？儒墨道的政治意識形態意義恐怕要遠遠大於其自然科學意義。而且，政治統一對其它學說的壓制也僅僅是局限於意識形態領域。而這些意識形態的爭鳴，其政治意義恐怕要大於學術意義。反倒是由於政治不統一帶來的戰爭和相對較高的交易成本和人員流動成本以及戰爭對自然科學的抑制作用更明顯。阿基米德死於羅馬人入侵敘拉古的戰爭，亨利·莫斯萊和史瓦西死於一戰，希帕提婭死於宗教矛盾，也可以視為死於「爭鳴」。
說一些我對自然科學產生於歐洲的思考
1.殖民擴張的社會矛盾緩和作用
現在已經普遍認為，工業革命之前的殖民擴張對工業革命有促進作用，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市場，勞動力和原料。其實還有一點，就是新大陸的發現與殖民擴張實際上緩和了歐洲內部的社會矛盾。
新大陸的發現極大的緩和由於土地緊張帶來的社會矛盾，這不僅僅改善了個人生活，還有更加重要的一點，就是使得歐洲社會更加穩定。緩和了歐洲的階級矛盾，完好的保存了貴族階層，甚至出現了英國這種君主立憲制國家，但是這和科學研究有什麼關係呢？
與今天不同的是，早期的科學研究知識文化是少數貴族的玩物，平民奴隸佃農是認不了幾個字的。從亞里士多德柏拉圖歐幾里得到牛頓萊布尼茨拉瓦錫馬克思，無一例外都是其所在社會的統治階級，或受統治階級資助才得以完成學業和研究。法國大革命之後才有少數窮人接觸到科學，使得科學家在全世界範圍內成為一門專門的職業是二戰後的事情。中國文化大革命前的專家學者多是在民國時期上得起大學的人，90%的文盲率誰上得起大學呢？（由此可見上南洋公學的他也不是一般家庭）
而底層的革命會破壞早期的科學研究活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顯然是科學的倒春寒，著名的化學家拉瓦錫就死於法國大革命，而他是波旁王朝的稅務官，並且是法國貴族。
這從側面也可以解釋中國為什麼科學研究長期停滯，即無數次的農民起義階級鬥爭與王朝更替使得研究成果遭到破壞。
當然，階級矛盾的緩和並不單單由殖民擴張導致，還有其他因素，民族因素。畢竟歐洲的大規模無產階級革命是各國統一以後一戰前後的事情，而中國從秦亡就開始了。民族矛盾的激化也會緩和階級矛盾，換句話說，矛盾轉移了。長期分裂是造成民族矛盾代替階級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重要因素。就比如說中國先秦時代乃至第一帝國的王室貴族官僚的家族都可以追溯到五帝三皇時期。
2.航海文明的優勢
歐洲文明的出生與崛起都離不開海洋，希臘-羅馬文明是地中海文明，這使得歐洲的航海技術比較發達，而大西洋又較太平洋更為狹窄（2800公里-14000公里），又使得是歐洲首先發現了美洲大陸而不是太平洋西岸的中國，而這一點又導致了第二點。
宋元之前，甚至延伸到明朝中期，中原王朝的自然科學水平還是較為領先的。為什麼當時領先，後來卻被歐洲超越。我認為原因是中國沒有完成古代科學體系向現代科學體系的轉變。
古代科學的特點是，科學發現本身多為偶然事件或者經驗性的，古代中國人口比歐洲多，這種偶然性與經驗性的發現就越多。那個時候中國科技領先於歐洲，這屬於人口紅利帶來的效果。
隨著歐洲科學體系的逐步建立，自然科學的發現多了一種渠道，那就是以科學的方法進行推導與實驗，並且這種科學性的發現能夠實現積累與發展。越是發展，科學體系建立就越完善，從而加快本身的發展，最終歐洲的自然科學水平超過了中國。
為什麼歐洲發展出了科學體系，而中國沒有？一是社會對於匠人地位的不認同，大部分工匠不識字，根本沒辦法將積累的經驗轉化為系統的知識，同時也正是因為工匠的地位低下，許多知識技巧都是糊口的獨門技藝，大都通過言傳身教教給徒弟，怎可輕易示人。有能力將經驗轉化為系統知識的知識分子階層卻又不屑於做這項工作。二是社會對於自然科學知識的不重視。 @万俟藍 在評論里說的很準確，即「沒有形成完整的學術傳承，沒有專門的體系把各種啟蒙思想繼承發展下來」。即便有人寫出了某些自然科學著作，也沒人投資印刷成書，即便印刷了買的人也不會很多。三是執政政權維護穩定的需要。清朝統治者怎麼做的，大家都知道。
呃，我只是想提醒一下，玩「形而上」學時的歐洲那地的人，跟發展了現代科學理論體系時候的歐洲那地的人，根本就沒關係。歐洲那地的人玩「形而上」學時，後來發展了現代科學理論體系的歐洲人的祖宗，還在北歐森林裡茹毛飲血呢。熱衷於「形而上」學的歐洲人，並沒發展出現代科學理論體系，反而把自己玩死了，其玩死自己的過程，在《韓非子 亡征》里有清晰描述：喜淫詞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不顧其功者，可亡也。
其它的，還真沒啥好說的。這個問題其實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難題，由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此問題，其主題是：「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李約瑟難題實質上是一個兩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為何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中國的政教分離現象、文官選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諸子百家流派為何沒有在同期的歐洲產生？
第二段是：為何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十七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我在這裡所論述的重點在於第二部分，即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產生於中國。
我們首先從問題的題干出發，也就是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在過去已經有很多學者對李約瑟難題本身產生了質疑，我同意其中的一個觀點，即中國古代確實對人類「技術」的發展做出了很重要的貢獻，而不是科學。關於科學與技術的區別我在這裡就不做過多的描述了，相信有一些科學技術基礎常識的諸位都能夠明白。
所以，李約瑟難題就可以被分解為兩個部分，即中國古代產生了很多巧奪天工的技術，為人類的技術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是為什麼近代的科學沒有出現在中國？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出問題的前提和得出的結論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但是問題的確還是存在的，那就是為什麼近代的科學沒有誕生在中國？我想從三個方面來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歷史層面：這個是大部分人解答李約瑟問題的研究方向，通過對比中西方的歷史，從而得出結論。但是我認為歷史的原因只是表象，而真正的根源不在於此。科學誕生於16世紀這是目前公認的觀點，即經過了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一直到牛頓，為近代科學奠定了基礎，也是所謂的「科學方法」的創始人。而同時期的中國正處於明朝的中後期，內憂外患不斷，但是各種發明也不斷地湧現，但是總體來說已經落後於西方。所以時間再往前推，我們現很奇怪的一個點，就是古代西方從古羅馬時期到中世紀，一直處於一個和中國類似甚至遠不及中國的封閉時期，那時的中國早已從奴隸制社會進入了封建制社會，又從封建制社會進入了中央集權制社會，在中央集團制的社會中，已經誕生了民主與解放思想的種子，因為國家的實際掌權人有兩個，一個是皇帝另一個就是官僚集團，而且我認為其實中央集權制真正的主人是官僚集團而不是皇帝本人。而西方卻長期處於奴隸制與封建制的社會當中，思想封閉，生產力匱乏，那麼為什麼這樣的西方卻產生了近代科學呢？
我認為西方的真正崛起是源於文藝復興與地理大發現之後的，宗教改革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人們脫離了宗教的束縛，並且後來的資產階級革命進一步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各種各樣的思潮充分湧現，近代科學也就此產生與崛起了。雖然明朝時期的中國也有民主的種子，甚至出現了東林黨這樣龐大的官僚集團，但是國家的實質還是集權國家，而且在中國即將誕生自己的資本主義和科學之際，滿清入關，外來少數民族的入侵打斷了歷史的進程，在清朝的統治下，科舉考試逐漸僵化，內容囿於文本，在加上皇帝不重視科學技術，認為西方的「奇淫巧技」都是不入流的把戲，所以中國錯過了誕生科學技術的最佳時期。
哲學層面：自古以來中國的哲學就和西方的哲學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秦統一六國之後，中國的哲學可以歸結為一種政治哲學、倫理哲學，它完全是為政治服務、為社會服務，為了論證天子政權的合法性，成為了政治的「婢女」，這種現象直到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才有所緩解，但是佛學也一直沒有成為官方之學，在三武一宗滅佛之後佛學就成為了民間之學，而掌握官方話語的一直都是儒學。在老莊之後就很少有純粹關於世界觀的哲學學說，即使有也是為了其他的目的而服務的。而西方哲學卻和中國哲學有著天壤之別，從誕生之初就是關於世界觀的學問，再到後來轉向了認識論，雖然在中世紀時期一度成為了神學的「婢女」，但是經過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後再次走上了正確的道路，由此誕生了近代科學。在西方很多哲學家都是科學家，因為兩者有著同樣的任務：認識世界和解釋世界。而近代科學就是由此誕生的，它產生與對自然與上帝的好奇，希望揭示世界的本來面貌，尋找世界的真理。這也是神學帶來的好處之一——探尋世界的本質被認為是更接近上帝的一種方式。而中國哲學為皇權服務，皇權並不需要認識這個世界的本質與真理，只要能論證他政權的合理性，提出一套所有人都認可的共同價值觀即可。
在理論與實踐方面，中國哲學是非常矛盾的。在理論上中國哲學重視形而上學，而在實踐中卻重視實用之學，即只關注技術而非科學。《易經》裡面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裡的形而上與形而下就指的是哲學理論，在理論中我們過多的關注一些形而上虛無縹緲的本體論建構，而忽視很多形而下的具體的東西，比如觀察、實踐。而在客觀實踐中，人們只關注於一些純粹的器物，而忽視它的原理與內在的屬性，比如明朝從西方引入的各項技術，當時的人們僅僅關注於技術的優劣，但是注意到這背後的科學原理的人卻很少。而且在中國本土誕生了很多的技術，但是卻很少有人從技術反推出科學原理來。近代的科學是建立在實驗基礎上的實證科學，而實證就是經驗觀察，即「格物」，可是中國卻朝著倫理方面的相反方向走去，而不是選擇了科學。
雖然在中國本土也誕生了類似「科學」的理論基礎，但是卻是建立在缺乏實證的陰陽五行學說上，建立在中國傳統哲學的基礎上。而近代科學不僅是建立在實驗中誕生，還建立在嚴謹而又邏輯的數學基礎之上，所有近現代的自然科學都離不開數學，而古代中國卻沒有正視過數學。就比如說中醫與「西醫」，所謂的「西醫」更嚴謹的叫法是現代醫學體系，它是以物理、化學、生物學等為基礎發展起來的體系，一般稱之為生物-醫學模式，它是一門科學，而中醫屬於傳統醫學，是一種經驗的系統總結，雖然說有的時候有奇效，但是缺乏現代科學的基礎，為人所詬病。
語言層面：這是我認為中國為何沒有誕生科學的真正原因。我們知道，語言對於一個民族思維方式的養成，民族文化的傳播，信息的交流和保存有著重要的意義。語言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媒介，它必然會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科技乃至文化本身產生影響。語言的本質是指生物同類之間由於溝通需要而制定的具有統一編碼解碼標準的聲音(圖像)指令。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語言分為兩個部分：聲音和文字。
漢語屬於漢藏語系，漢語語族，而英語屬於印歐語系，日耳曼語族，在語系的劃分上就已經很不一樣了。從使用的文字上面來看，漢語使用的是意音文字，又稱語素-音節文字、語詞-音節文字，是一種圖形符號既代表語素，又代表音節的文字系統。（語法單位有大有小，最大的語法單位是句子，比句子小的語法單位，依次是短語、詞、語素。）而英語使用的是字母文字，字母文字是相對象形文字的概念，它由象形文字發展而來，最初是把象形文字中簡單的「字」做為「字母」再進行組合成「拼音文字」。二者無所謂優劣與好壞，但是單從邏輯上面來說，我認為字母文字是優於意音文字的，因為字母文字通過不同方式的排列組合，形成了許多新的詞語，這本身就蘊含了數學的規律，而且字母文字相比意音文字更加的嚴謹，很多詞只有一個意思或者所有意思都很相近，而漢語辭彙蘊含了更多的含義，有些含義甚至南轅北轍。
然後是語法，漢藏語系和印歐語系的語法有著很大的差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嚴謹程度和時態的問題。拉丁語、希臘語、和英語都屬於印歐語系，我們以英語為例，英語的語法是很嚴謹的，基本每一句話都有主謂賓三者的區分，同理適用於印歐語系的其他語族，這也就是為什麼古代希臘人的思考從謂語動詞存在（to on即be）開始，他們探尋的就是這個「be」即「是」到底是什麼，而漢語沒有這麼嚴謹的語法規定，我們說一句話不一定非要有主謂賓這三種成分，所以對於所謂「是」或者「本原」的探求也就遠不及印歐語系的人們了。還有一點就是時態的問題，在漢藏語系中的單詞沒有強烈的時態上的區分，這也就導致了中國人的傳統哲學觀點——著眼於當下，不去追溯前世，不去期盼來生。所以中國哲學的發展方向也是如此，著重於當下之事，著眼於現實社會。可以說是語言的結構限制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思考方式，但由此產生了遠多於西方的文學作品（因為更注重於內涵）。而印歐語系有著分明的詞語時態的劃分，由於時態不同對應的語法也會發生變化，所以這就導致西方人思維方式與中國人的不同——他們對過去與未來更加的關注。
當然，這也只是我的一種猜想而已，我認為科學沒有誕生在中國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此——語言方面的差異導致思考模式的不同。說到底科學是誕生在印歐語系環境下的，它起始於對宇宙的思考，以數學與實驗為基礎，通過觀察、總結，從而得出結論，最後上升為科學理論，這種模式在中國是不可能誕生的，因為中國人更關注於眼前的社會，重視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不是人與自然。而且同屬於印歐語系的希臘語、拉丁語及英、法、德語有一種傳承的作用，幾個民族之間相互交流也不會特別的困難，這又會造成思想的碰撞與融合，加速科學的發展。
歷史上的任何事件不是單一的因素就能造成的，而是多種多樣事件的合集，從而產生了這樣或那樣的結果，李約瑟難題也是如此，無數的學者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觀點，但是哪個才是真正的原因我們卻沒有一個定論的標準，這可能也是人文學科的弊病所在吧。
說西方因為有了希臘時代的底子，所以可以在近代發展出科學，這個觀點我是不太贊同的。我認為現代科學起源於歐洲是一個大周期 擴張——壓迫——反彈中，反彈的偶然結果。
從歷史上看，雖然很多哲人都表達過類似『過猶不及』的意思，但是人類作為一個群體，其內部的發展很少有靠真正的『中庸』，或者說『執中之道』來完成的，發生重大變革的時候，往往總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的時候。我們先看看歐洲：
希臘羅馬時代，歐洲人的心態是相對開放的，雖然對個別的哲學家和思想者有過一些不友好，比如放逐蘇格拉底，但是人本思想，兼容並蓄依然是主流。在早期的羅馬，尼祿之前，基督教和羅馬多神教甚至可以共存。
但是隨著大量的日耳曼蠻族越過了國境線，成為了羅馬的士兵和軍官，風雨飄搖的羅馬帝國最終四分五裂，山河易色，親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取得了政權，基督教獲得了國教的地位，而在西羅馬，羅馬主教通過給蠻族皇帝加冕和勸退匈人入侵，漸漸的獲得了一部分的政治權力，成為了教皇。教皇的權力在諸侯爭競的夾縫中逐漸擴大，到英諾森三世的時候達到頂峰，套用中國古代的一句話說：西至大海（西班牙），東到流沙（保加利亞），甚至連保加利亞國王這樣的蠻族領袖，都要匍匐在教皇腳下，把自己的領土獻給教皇，成為羅馬教會的封侯。這個時候，基督教在塵世的權威達到頂峰，歐洲人開始變得越來越封閉，越來越傾向於用『上帝』來解釋一切。如果要比較心態、比較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和利用、或者比較對科學技術的尊重，歐洲是比不過中國同時期的唐朝的。
歐洲的幸運在於，當教廷的權威終於漸漸褪去，文藝復興到來，人們的思想再次解放之後，正好趕上了科技爆發的臨界點。因為人們對於中世紀時期思想禁錮的深深的恐懼，所以對科學、對哲學都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和寬容，很多大師也都出自這個時代。然後緊接著，王綱不振的英國因禍得福，這種分散式的權力誕生了現代的民主體制和工業革命，踏上了工業的快車道，隨著而來的就是社會體制和生產體制的巨大變革，最終就像火車超越自行車一樣，歐洲徹底的把世界其他部分甩在了身後。
相比之下，中國雖然也有春秋戰國思想大爆炸的底子，但是在現代以前，歷代的長命王朝對科學技術的態度是太中庸了。說重視，也不見多少人感興趣，大部分人都是把它當作實用技術；但是如果有人願意搞，政府基本上不聞不問，更不會抓起來判個火刑的什麼。這種對科學不溫不火的態度，讓中國的科學技術研究一直保持在一個比較穩定而散亂的狀況。最終被歐洲抓住機會超越。
如果把現代自然科學比喻成一架天梯，隨機的在天上出現，而只有跳的很高才能在出現的時候夠到。歐洲在希臘羅馬時代跳了一次，高度夠了，但是運氣不好，天梯沒有出現；中世紀的時候被壓的很低，根本跳不起來，但是也積蓄了能量，在文藝復興時代一躍成功。而中國則是從來沒有被怎麼壓過，所以小蹦小跳很頻繁，但是絕對高度不夠，無論跳多少次，也夠不到梯子。
一句話，歐洲在中世紀的時候遭受到的苦難和思想的禁錮，在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得到了回報。
這種 擴張 —— 壓迫 ——反彈的規律不僅僅體現在自然科學上，在政策上也是如此。最近有一個底特律的消防隊員因為給同事送西瓜而遭到解僱，看很多知友的留言，很多人的想法並不是說種族歧視如何如何，而是害怕『自己明明沒有歧視，但是卻被認為在歧視』。為什麼中國人會很多這麼想？因為四十年前，中國國內的政治正確的氣氛比現在的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怕了，所以現在的中國人在這方面就有所戒心，不會輕易的陷入到『為了政治正確而政治正確』的坑裡出不來。但是美國沒有搞過文化大革命，沒有體驗過切膚之痛，所以美國國內『政治正確』的氛圍，就比中國強烈。
還有人說歐洲現在過於寬容，但是這種寬容何嘗不是元首那幾年折騰出來的呢？真實的世界的規律是矯枉必須過正，因為不過正不足以矯枉，用中國的話說，求其上而得其中，求其中而得其下，如果直接奔著中庸去，那麼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無疾而終的；所以對極右的撥亂反正必然過左，但是過左到一定程度，又會向右轉，現在歐洲又開始有這樣的趨勢的。
所以，歷史的包袱未必一直是包袱，將來也可以是財富，歷史的財富未必是財富，早晚成為包袱。
包括移民政策也是一樣的，對英法來說，從殖民地時代開始算，來本土生活和工作就是一種特權，所以『挑人』是天經地義的。按照這個邏輯，根據潛在移民的學歷、薪水和為本國能夠創造的價值來打分，高分者有優先權這樣的政策國民接受起來完全沒有問題的；但是美國就不同了，美國創始人就是移民，為了反對宗教壓迫來到了美洲。故而在建國的時候來者不拒——無論以前是什麼人，到了美國就是美國人。這種海納百川的政策，曾經在二戰的時候收留了很多歐洲的人才，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人力資本優勢，可以說是美國傳統帶給美國的巨大的財富，但是這也讓『移民』這種行為（而非具體的移民）天然的就帶有光環，所以怎麼可以通過各種標準來『篩』移民呢？寧願抽籤，把運氣交給上帝！否則這就和開國的精神背道而馳了啊？！所以現在美國政府想搞一個類似英國的積分制移民都舉步維艱，當年曾經給美國帶來巨大正面利益思想，現在也正在逐漸的成為一種需要克服的歷史的負擔。
經濟發展也是如此，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整體的經濟已經孱弱到了一定程度了。而開放之後，被壓抑許久的人們迸發出了巨大的活力。看看40年前的照片，看看今天，一切都在不言中，用了三十年走了西方三百年的路，不是說說而已。直到現在，我們都可以說在享受著這一次超級反彈的紅利。
所以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沒有捷徑可以走，每個國家基本上所有的坑都是要趟一遍的，無非是你先走這條彎路，我先走那條彎路的區別。大家都背負著各種各樣的歷史包袱，都在這個擴張——壓抑——反彈的波動中不斷的進步。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不是宿命論。壓抑的過程本身雖然很痛苦，但是卻是一個自我凈化，自我升華的過程。希臘羅馬的思想，在中世紀通過經院神學薪火相傳，能夠流傳到文藝復興時期的，那都是經過了幾百年考驗的，被一代又一代修士仔細鑽研的真知灼見；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前，也有很多思想很活略的人做著在當時甚至處於灰色地帶的生意，維持著一定的商業活動。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還能夠生存並發展，那麼當政策真的放開之後，他們又能發揮多大的潛力？所以，壓抑之後的爆發就順利成章了。
所以說一個人的命運雖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行程，這句話是真知灼見，凝聚著人生的智慧。個人在歷史的大潮下是渺小的。如果一生趕上了自己所在國家反彈的時光，即便是升斗小民會過的相當幸福而有尊嚴；如果趕上自己國家在壓抑的時候，即便出生在還比較富足的家庭也很難保證生活的質量。就像二戰之後的底特律，一個普通工人就可以養兩個孩子一個老婆，一棟別墅一條狗兩輛車，妥妥的中產生活；但是現在的底特律……很多地方已經不太適合居住了。同樣的職業，同樣水平的技能，只是晚出生了幾十年，就有這麼天差地別的變化，這難道不是歷史進程的作用嗎？
既然說到了歷史的進程，就以這首偈子結尾吧：
一鳳並一龍，相隨入蜀中；才到半路里，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送風，隆漢興時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
茫茫天數，卧龍鳳雛尚不可違，況他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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