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司馬遷說韓非其歸本於黃老？

12-09

詳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道家源出老子，可以說影響了很多家的思想，韓非學說有黃老成分，很正常，但要用上「歸本於」這三字似不妥，否則司馬遷為何不說儒，墨，名，兵，小說，陰陽家歸本於黃老，而單說韓非歸本於黃老呢？

一、諸子百家本來就是相互辯論、相互交流、相互借鑒的，韓非作為一位戰國晚近的思想家，其思想里必然會有很多其他流派的成分，所以韓非學說有黃老成分，很正常。

法家本身並不如儒墨一般，有學術師承（儒），甚至有行政組織（墨），其組成大抵為各個時代主張成文法典及君主制的變法政治家，是時務型思想家。這就使得法家在不具備較強組織性的前提下，更具有與時俱進的屬性。是故，不同的「法家」人物往往會採用不同的流派學說來構築其時代對策，韓非也是如此，這是法家本身的特性：重實務與時務，形而上的理論往往來自儒道二家。
先秦法家本為極其凌厲之學問，多有真切喜人之處，而道家老子之深邃精奧則遠過其他諸子。凌厲之法家與深邃之道家本一脈相承，故學者有「道生法」一說。《道德經》老子學說本身，陰謀權術理論很精闢，以萬物為芻狗的態度也很符合」法家「政改學者的傾向，而且老子的歷史退化論也為法家攻擊儒家的道德，提供了很好的助攻。所以法家在形而上理論的採取方面，必然會傾向於老子學說。
儒家講究天子仁義秩序，法家講究君主律法秩序，儒法理論在形而上、形而下兩方面都很難調和；墨家講究平民政治與宗教集權，儒法道等派都不甚喜歡。所以，在先秦提出較完整價值體系的儒墨老三家，法家唯有用老子學說最契合。
在戰國，齊國的稷下學宮托古黃帝的一些理論，把齊地的某些有陰陽家色彩的學說與老子學說合流，形成了黃老之學，其實質是老子學說的陰陽家化（齊國化）。漢初，黃老之學大勝，以至於成為老子學說的唯一顯學，司馬遷拿黃老稱韓非，私以為是一種「以今稱古」：以黃老學派代表整個老子學。【此段為個人臆測，暫存疑，歡迎指摘】

二、近日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豆瓣)中讀到的梁任公對於韓非學說源流組成的論述，私以為最善最允，也應題，故補錄於下：

韓非為先秦諸子之殿，親受業荀卿，洞悉儒家癥結：「其歸本於黃老」，盬道家之精；與田鳩游，通墨家之郵；又泛濫於申（不害）、商（鞅）、（惠）施、（公孫）龍，而悉抉其藩，以自成一家之言。以極緻密深刻之頭腦，生諸大師之後，審處而制之。其所成就之能大過人，則亦時代使然也。

梁任公將韓非的學說主要源流分為三：儒（對其症）、道（取其精）、墨（通其由），反而把以申商為代表的戰國舊法家學說（相對於韓非的新法家學說）與名家的兩大辯手並提，以作為韓非學說的攻辯對象，可見韓非之法家絕不同於舊日之法家，韓非之法家本身應當是對儒墨道三家新成果的兼收並蓄並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念，而不僅僅是舊日的改革實踐家，這一點使韓非的學說大大區別於前代法家及名家。
梁任公的這一划分，與胡適之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胡適認為：法、名、道與仁、禮、命一樣只是討論的命題，老、孔、孟、荀、墨、庄、別墨才是流派。我的理解是，梁任公將先秦諸子中有成體系有流派的儒、老（道）、墨並列，將韓非的兩大命題：法、名並列，應當是為了區分開原理（形而上）與方法論（形而下）。這種區分，既可以用於對先秦諸子的重新派別認知，也可以用於本題。不扯那麼多，就談韓非之學。韓非學說，在命題層面（或者說實操層面）是新法家、是新名家，而在原理層面（或者說哲理層面）則是儒道墨三家的匯總。
結合上述分析，私以為，太史公之所以認為韓非本於黃老，而不認為韓非本於法勢術，就是為了區分開韓非新法家與戰國法家。或者說，法（成文刑律）、術、勢等舊日變法家的理論，只是實踐經驗，並非哲學原理，上升不到新理論所需要的根本原理的地位，歸本於舊日變法家也便無從談起。
大膽假設一下，韓某認為，如果說韓非是法家，則申、商、慎三人只是術家、律家、勢家，而不能籠統而牽強地稱其為法家。

總而言之，諸子百家，諸子二字才是實指，百家自古便是虛指。讀諸子百家，切不可被司馬談以後任何人進行的派系劃分所限制了，而應當推究單個的「子」與「子」之間的聯繫，也即「子」際關係，這樣的話，對於「韓非歸本於黃老」這類與普遍劃分不同的主張，就不會受到「家」的思維定式限制了。

韓非向答案聯動：

為什麼司馬遷說韓非其歸本於黃老？ - 寒鯤的回答
韓非之死李斯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 - 寒鯤的回答
如何評價《韓非子》書中觀點理論與現代法制社會的異同？ - 寒鯤的回答

我們知道司馬遷著史，一向很有條理，總是把各方面都比較接近的人物或者互相關聯的人物放在一起寫，比如衛青和霍去病都是以裙帶關係上位的外戚，都在武帝對匈戰爭立下了赫赫戰功，被視為帝國雙壁；又比如白起、王翦俱為秦國第一流的名將，都在秦國統一天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故合為一卷敘之。這種將數個同類人物放在一起敘述的手法也為後世史家所繼承，我們在《漢書》等後來的正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自然的，太史公將道家始祖老子與法家集大成者韓非放在一起寫也是基於二人頗有關聯的緣故。簡單來講，老子的道家思想與韓非的法家思想頗有淵源，太史公稱（韓非之學）歸本於黃老絕非虛言。當然，二者直接的關聯也是顯而易見的，《韓非子》有兩篇就是針對《老子》而發的，即《解老》和《喻老》兩篇。對於這一點，許多人會感到困惑，因為在人們的印象里，老子代表的是道家，與他類似的，並列在一起的似乎應該是同為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的莊子才對，何以太史公將其與法家人物韓非並列而論？

事實上，雖然道家總體而言是尚自然而輕文化的，但老、庄兩家同中亦復有異，莊子對政治興趣索然，是主張政府對民眾干預越少越好的那種真正的「無為主義」，而老子則不然，老子講的「無為而無不為」，事實上他的重點卻在「無不為」，不過托之於「無為」的外貌而已。如果我們仔細讀過《老子》和《莊子》，便不難發現，《老子》一書可以說是以政治思想為土體的，其與《莊子》基本上作為一部人生哲學的作品是截然異趣的，而法家思想主要就是討論的政治。至於黃老之中的「黃」指的是黃帝之學，《漢書·藝文志》中提到過一些黃老一派的著作，此點俟後詳論。本文不能對道、法關係作全面而深入的檢討。這裡，筆者僅僅從「反智愚民」和「尊君卑臣」的角度加以剖析，以闡明二者之間的淵源，希讀者留意焉。（PS：本回答主要參考了余英時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本文為了行文闡述方便，有所刪節）

不得不說，就道家的反智論而言，老子是不折不扣的始作俑者。老子的反智言論中有很多是針對政治而發的，讓我們試舉幾例。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

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故以知知（治）國，國之賊；以不知（治）國，民之福。

不難看出，老子是在此公開的主張愚民，因為他很清楚，人民一旦有了充分的知識就不好控制了，他們會運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批評指摘統治者的政策，這會嚴重阻礙統治者政策措施的推行。進一步的，老子的「聖人」不但不要一般的民眾有知識，甚至也不願臣下有太多的知識，所以老子說：

不尚賢，使民不爭。

我們知道，「尚賢」本是墨家的主張，儒家也主張「舉賢」和「選賢任能」，這是因應戰國時期列國爭雄的政治競爭的形勢而起的。其結果是造成「士」階層勢力的高漲，所謂「士」氣高漲，於茲為盛。老子既然認為「以知知（治）國，國之賊」，他當然不願意看到因政府「尚賢「所造成的人民之間的才智競爭。顯然，這種才智競爭必然會使人民越來越」明「，而不是越來越」愚「，而這會大大增加統治的難度。但是，老子不鼓勵民眾和臣下有知識，可是他的」聖人「卻是無所不知的。」聖人「已經窺破了政治藝術的最高隱秘。因為聖人已經與天合德了。老子說：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在這裡，老子的「聖人」就相當於儒家的「天」或者基督教中「上帝」的化身，他自信能隨時隨地集中這些百姓的意見，並制定永遠正確的政治路線，「聖人」既無所不知，掌握了事物的最高規律——道，則他之「以百姓之心為心」的能力是無人能加以懷疑的。「始悟顏回嘆孔氏」，誰又敢說自己比聖人知道得更多呢？

但是《老子》這部書雖然對政治運用的觀察分解入微，它畢竟只是一套抽象的理論，而非行動的綱領，也沒有具體的措施來阻止人們"尚賢「求知」，而法家恰好在這一點上有精密到變態的制度設計，給出了具體的實施辦法，絕非老子的泛泛而談可比。下面我們看看作為法家集大成者的韓非子的論述。韓非子《五蠹》篇說：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于軍。

這就是說，除了「法"以外，不許有任何書籍存在，而歷史記載（先王之語）尤在禁絕之列，當然更沒有人敢在」法「的範圍以外亂說亂動了。在這一路線的領導之下，全國只有兩種人：勞動人民（農民）和戰士（軍隊）。因為前者可以」富國「，或者可以」強兵「。這也是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一以貫之的」耕戰國策「。人民要學習文化嗎？各級國家官吏便是他們的老師，法家的政治路線便是他們唯一的學習對象。有一點我們必須留意，韓非所言，絕非空話，在他之前，商鞅變法，已在秦國範圍內大行其道，在他之後，他的同學李斯更是將其」發揚光大「，推廣到秦國征服的東方六國，將其一一施行了。

韓非之所以主張愚民，是因為他根本就認定人民是愚昧無知的，無法了解國家最高政策的含義。如果再讓他們有一些足以批評國家政策的知識和思想，則只有增加政府執行路線時的困難。他在《顯學》篇中說道：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中略）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這番話真是說得痛快之至，使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句話顯得黯然失色。人民都像無知的嬰兒一樣，政府要她們吃點小苦以謀求永久的大利，他們竟全然不能了解，反而心存怨懟。以當時法家的四大基本政策而言，促進農業生產是為了解決人民的經濟問題；嚴刑峻法是為了懲罰鎮壓犯罪分子；徵稅納糧是為了備荒備戰；在全國範圍內要人民破私立公，國而忘家是為了集中力量隨時準備迎擊來犯之敵。但是人民對這四大利國利民的基本政策竟都有怨言。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果再重視知識分子的批評或適應人民的政治水平，那麼國家便必然要陷入混亂的局面。

所以最理想的情況是人民都普遍地愚昧無知，這樣他們就可以俯首帖耳地接受有智慧的君主的領導。但是如果情況不夠理想，國內已經有了大批的知識分子，又怎麼辦呢？法家也並不在乎，他還有最後一套法寶，那就用赤裸裸的武力進行鎮壓，從肉體上消滅你。到了這裡，我們才能真正懂得，為什麼在法家的政治路線之下，只有兩類人才是最受歡迎和優待的：農民和戰士。在法家看來，前者不僅是國家財富的創造者，而且還比較缺乏知識，安分守己；而後者則是政權的最後支撐。當然，用武力來鎮壓喜歡批評政府的知識分子或者對抗政府權威的俠士（所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仍不過是法家應對他們的消極一面。法家另有一套牢固統治的積極辦法，兩者結合，以鞏固其政治秩序，通俗的講，我們不妨稱其為「蘿蔔加大棒」，也就是法家的「賞」和「罰」的結合。

現在法家只需要農民和戰士，不歡迎批評政府的知識分子，那麼就乾脆斷了知識分子的參與政權之途，這就是秦國的「軍功爵祿制」，國家政權只對有軍功的人開放，知識分子是永遠與仕途無緣的。
簡單來講，前面法家的武力鎮壓是「威脅」，這裡的「軍功爵祿制」是利誘，是以官位背後的權勢引誘持不同政見者（如習慣批評政府的知識分子之流）軟化乃至放棄他們的既定立場，進而為了地位和權力與當局合作甚至被吸納進利益集團。歷史的某些邏輯總是在永遠發揮作用，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審視今日之中國，。。。。。不好意思，扯遠了。

總而言之，在法家這些主張的後面，暗藏著法家對於人性的基本假定。第一，法家假定人性是熱衷於權勢財富的。因此，只要「聖人」全部控制了這兩樣法寶，他就可以誘導民眾追隨他的政治路線，此為「利誘」；第二，法家假定人性是貪生怕死，因此，聖人的嚴刑峻法是可以阻嚇人民亂說亂動的，此為「威逼」。簡言之，法家假定人性永遠都是趨利避害的，這是法家自信可以通過威脅利誘來控制民眾的理論基礎。法家之所以肆無忌憚地公開提倡「反智論」，其一部分的根據便在於此。

前面從「愚民反智」的角度論述了道法兩家的思想淵源，接下來，我們看看兩者在「尊君卑臣」上的立場是如何的驚人的一致。

我們知道，黃老一派在先秦並沒有佔據主流，其在政治上的得勢是漢初（漢高祖到漢景帝時期）的事，那麼黃老學派為何會在漢初得到統治者的推崇呢？傳統的觀點認為，黃老之說能在漢初大行其道在於其清靜無為的思想適應了漢初休養生息，逐步回復和發展國力的需要。但是誠如題主所言，太史公在他的《史記》中將道家始祖老子和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韓非合成一傳，且明言」申子（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又說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黃老」。是黃老之說與法家思想淵源頗深，然則二者關係究竟如何呢？這也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一直懸而未決的一個重要問題。主要的原因就是前文提到的「絕大多數黃老學派的著作都失傳了」，以至於缺乏文獻資料進行比較研究。余英時先生藉助最新的考古成果，對此問題作了認真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

最近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不少古佚文，大體上可以斷定是屬於黃老一系的作品，據此，余英時先生找到了解答這個問題的比較可靠的線索。

我們初步地考察這些新發現的佚文，便可知道黃老之能流行於大一統時代的漢初，絕不是單純地因為它提出了「清靜無為」的抽象原則，而是黃老與法家匯流之後使它在「尊君卑臣」的發麵發展出了一套具體的辦法，因而才受到了漢初統治者的青睞。

《十大經》的《成法》云：

黃帝問力黑（《史記·五帝本紀》中黃帝的大臣力牧，即是此處的力黑）：唯餘一人兼有天下，滑（猾）民將生，年（佞）辯用知（智），不可法組。吾恐或用之以亂天下。請問天下有成法可以正民者。力黑曰：然。（中略）吾聞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復一，民無亂紀。黃帝曰：請問天下猷（猶）有一乎？力黑曰：然。昔者皇天使馮（風）下道一言而止。（中略）黃帝曰：一者，一而已乎？其亦有長乎？力黑曰：一者，道之本也，胡為而無長？（此處缺兩字）所失，莫能守一。一之解，察於天地。一之理，施之於四海。何以知（此處缺一字）之至，遠近之稽？夫唯一不失，一以騶化，少以知多。（中略），夫百言有本，千言有要，萬（言）有匆（總）。萬物之多，皆閱一空。夫非正人也，孰能治此？罷（彼）必正人也，乃能操正以正奇，握一以知多，除民之所害，而寺（持）民之所宜。

這一段文字講的正是思想統制的問題，特別值得注意。黃帝這裡提出的問題是大一統的君王如何應對不同政治觀點的人的批評。因為在大一統的君王看來，這種批評具有高的的政治危害性，即可以「亂天下」。其所以如此，則是由於「佞辯用智」，「佞「是價值判斷，可以不論，」辯「即有說服力。歸根結底，統治者認為毛病是出在」用智「上。他們對於無法征服的理性或智性總是最感到頭痛。黃老學派對於智性和批評政治的知識分子所採取的態度在這裡表現得毫不含糊，亂說亂動是絕不允許的。

未完待續。

天道無親，天道無私，天道無情，老子的冷酷與韓非子對人性的失望與冷酷可算是異曲同工，雖然門派不同，但是文章中深深的寒意無法去除。。。相對於孔子的仁義、墨子的古道熱腸、莊子的逍遙豁達，楊朱的一毛不拔，韓勞之學確實可怕而又可懼。。。

韓非子用「法術勢」解讀了「無為而無不為」究竟該如何為……

如樓上所言，韓非子有解老篇，自己看就知道了。
老子算是中國思想的一個根源，將其僅僅歸於道家，是粗淺的。孔子曾向老子求教，莊子和韓非子，都從老子那裡汲取了很多思想。老子這本書，雖然僅僅五千言，但是微妙精深，聰明人從其看出來的東西，是不同的。儒家道家法家，甚至兵家，都從其得道。

在司馬遷生活的年代，不是儒家的基本就叫黃老了。

要論源流，韓非是荀況學生。

胡適有個觀點，戰國後期，道家其實已經是雜家。

二元論的思維，其實是一種進步，證明人們積累的知識已經開始繁雜到他們產生歸類簡化的需求。

往後凡是反儒，基本就要扯麵大旗，什麼魏晉老莊啊，什麼儒法鬥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