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說一下民國時期文人們的愛恨糾纏？
像什麼林徽因、徐志摩、胡適、魯迅之類的文人們，他們的情感生活能否八卦一下？或者有之類的書籍有講述的也可以推薦一下。
金岳霖不是為了林徽因終身不娶，記得看過一篇文章，指出金岳霖應該是堅持不婚主義的。並且金岳霖與他的美國女友莉蓮有過一個孩子。
關於林徽因告訴梁思成「我愛上了兩個人」這個故事大概是近年來各路網友對林徽因有負面評價的源頭。這個故事出自梁思成第二任夫人林洙的《梁思成林徽因與我》，雖然無法確證此事是真是假，但經考證林洙書里所描述時間地點人物都與當時的實際情況有所出入。耐人尋味的是，林洙是林徽因的學生，林洙的前夫程應銓是梁思成的學生，程應銓因為一力支持林徽因關於不拆毀北京老牌樓的主張而被批判，扣帽子，然後林洙就離開了程應銓，然後在林徽因去世7年後，林洙帶著她和程應銓的兩個孩子嫁給了當時已經六十幾歲的梁思成。順便再說一下程應銓，1968年自殺。
還有一件事，林洙和梁思成結婚後，想把掛在客廳的林徽因的照片拿下來，被梁再冰制止，並且打了林洙一耳光，當天這件事就從清華傳到了北大。
哦，梁思成先生為了和林洙結婚，與許多多年好友都絕交了。
關於林徽因和梁思成印象特別深有一個，林徽因和梁思成流亡到山西的時候林徽因身體已經很不好，肺病反覆，甚至無法下床，沒有任何醫療條件下，梁思成自己學會了給妻子進行靜脈注射，學會做家務，一邊照顧病人一邊工作。費慰梅和費正清夫婦從美國寫信來勸告林徽因夫婦出國治療，林徽因給他們回復：「祖國正在受難，我們不能走。」
至於胡適....情史太多實在說不清楚，只要記住這人長得不賴但是個花心大蘿蔔就行了
然後沈從文，那句很著名的「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 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是出自沈從文給他的妻子張兆和的情書，但確實有不少證據能夠表明沈從文有過外遇，並且是在結婚後不久。具體請看《虹錄》，據說「虹」是沈從文先生和那位女士感情的紐帶。
然後沈從文和張兆和，十分有趣，當時張兆和似乎是沈從文的學生，張兆和是美女校花，沈從文苦苦追求張兆和，每天寫情書，張煩不勝煩，拿著情書跑到校長辦公室，把情書往校長辦公桌一扔，本以為校方會制止沈從文，結果沒想到校長把沈從文好一頓誇，說這個小夥子很有才啊未來文學界就是他的天下啊balabala。。。。這位校長就是胡適。
然後魯迅。魯迅的妻子是朱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結婚四天後魯迅就逃回了日本。
在女子師範教書的時候遇見了許廣平，許廣平給魯迅寫情書追求魯迅，然後深思熟慮後魯迅先生接受了。但兩人協議，朱安始終是魯迅的妻子，許廣平也不是魯迅的妾，兩人只以情侶的身份同居在一起。到後來魯迅死的時候留下遺言：「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否則便是糊塗蟲！」
圖片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兩人生病住院，病房只有一牆之隔，林徽因來看梁思成，兩人討論工作。
說說蕭紅和她的四個男人。
蕭紅生在黑龍江呼蘭縣的封建地主家庭，幼年喪母，父親一直對她不好，有那種封建家長歧視女孩子的成分。就祖父最疼愛她。18歲的時候祖父去世，蕭紅對家庭就基本沒什麼感情了。
蕭紅一直想逃離，逃離那個封建家庭，所以第二年就不顧家庭反對而出走北平，結果後來放假回家就被軟禁在家裡了。
那個時候蕭紅被家裡訂了婚，未婚夫叫汪恩甲。雖然是家裡訂的，但這個人據說也是一表人才，蕭紅對他也很是傾心。但是因為蕭紅『不羈』的離家出走行為，讓未婚夫的哥哥汪恩厚覺得這女人不安分，逼迫弟弟跟她分手。蕭紅不服，到法庭狀告汪恩厚代弟休妻，汪恩甲為保全哥哥在教育界的名聲，表示解除婚約是他自己的要求，令蕭紅敗訴。不過，蕭紅後來還是原諒了汪恩甲。
1931年，兩人住進哈爾濱東興順旅館，不久蕭紅有了身孕。但是，當蕭紅臨產期近，汪恩甲卻突然失蹤，令蕭紅獨自被困在旅館。對於汪恩甲的失蹤，一種說法認為他沒有足夠的錢交房費，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他是遭遇了意外。
懷著孩子揭不開鍋的日子十分艱苦，接著蕭紅寫信向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編輯裴馨園求助，裴馨園多次派蕭軍到旅館給蕭紅送書刊。他們倆相識相戀了。
1932年，松花江決堤，由於蕭紅欠旅館的錢太多，旅館不讓蕭紅離開。蕭軍趁夜租了一條小船，用繩子把蕭紅救出水困。不久蕭紅進醫院分娩，但她無力撫養孩子，將孩子送人，這個孩子後來夭折了。
出院後，蕭紅與蕭軍住進當地的歐羅巴旅館，開始了一段貧苦但甜蜜的共同生活，同時，蕭紅也迎來了自己的創作黃金期。主要的詩歌和短篇小說都創作於此時。比如《生死場》。
說蕭紅命苦，是好日子過兩天又沒了。蕭軍有些大男子主義，個性粗暴，而且情感輕浮，在兩年里先後跟三個女子有曖昧。這是別話。也吼過蕭紅，罵過她，打過她。而蕭紅待他一直是唯唯諾諾小心翼翼等待他回心轉意的態度，特別卑微的姿態。蕭紅待蕭軍是將他視為丈夫，而蕭軍卻說的是『她單純、淳厚、倔犟，有才能，我愛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這期間苦悶的蕭紅常常到魯迅家裡找許廣平訴訴苦，也和魯迅談談文學，魯迅特別賞識蕭紅，因而很多八卦的人在這裡做文章，覺得魯迅和蕭紅有什麼桃色故事。我持開放態度，但是更偏向於文學方面的賞識而已。
魯迅建議蕭紅去日本留學，和蕭軍暫別幾年，希望趁此機會緩和一下。蕭軍當時志在延安，蕭紅不願意去，因而選擇了去日本。不過緩和到後面更是無法回頭，蕭紅回來之後雖有一段時間似乎好了些，但問題的根源——他們倆終究是亂世情人，並不適合在一起生活——仍舊沒有解決，結果是她仍舊挽回不了蕭軍。
反反覆復地和蕭軍折騰的時候，東北另一才子端木蕻良出現了，就在蕭紅下定決心和蕭軍分手和端木蕻良結婚的時候，她懷孕了，懷的蕭軍的孩子。好像這個女人的懷孕總不是對的人，或者對的時候。後來這個孩子產下第四天就夭折了。
蕭紅對端木蕻良的期待是安安穩穩平平常常的夫妻生活，淡然而美好，這樣的日子沒有幾年，蕭紅就患病了。肺結核。
1941年起，蕭紅在香港養病，這期間，她瘋了似的寫作，想在臨死前述盡對自己故土的那份熱愛，她加緊完成《呼蘭河傳》，留給我們這部經典。
在蕭紅最後的日子裡，端木蕻良在外奔波，為蕭紅找醫院找葯，以致錯過了看她最後一眼，蕭紅的心底應該也是含恨的。
當時東北青年作家駱賓基也一直守候在蕭紅身邊，愛護她，照料她，為她不平不甘，據說蕭紅死後，駱賓基還和端木蕻良打了一架。這算是蕭紅這輩子最後一個男人吧。
謝邀！
談談沈從文和丁玲、胡也頻的愛恨情仇吧。
不過我不打算自己談，我想引一篇許紀霖先生的文章來交這個差。
中國文壇的最大憾事，是丁玲與沈從文的交惡。
他們曾經是那樣的接近、那樣的親密。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沈從文、丁玲再加上胡也頻，三個從內地來到都城的文學青年，同居一個屋檐下，共同打拚，以至於黃色小報描聲繪色，想像他們的曖昧關係。
最終，胡也頻被國民黨當局殺害，丁玲與沈從文歧路分離，一個成為激進的左翼作家，另一個走向了自由派陣營。
讓我好奇的是，是一些什麼樣的因素，會讓兩個同生死共命運的文學青年分道揚鑣？是各自的宿命，還是純屬偶然？
丁玲與沈從文都來自湘西，沈從文的故鄉鳳凰城與丁玲的老家常德相距數百里，一條河水將兩地連接在一起。
但他們的認識，卻在1925年的北京。
一個冬天的清晨，剛剛認識丁玲沒有幾天、就瘋狂愛上她的福建青年胡也頻，將丁玲帶到沈從文的小屋。
第一次的見面，沈從文後來有詳細的描述。靦腆的丁玲胖乎乎的圓臉上，老是在笑，沈從文心裡暗暗想：「你是一個胖子的神氣，卻姓丁，倒真好笑咧。」
兩個湘西人一見如故，用家鄉話親熱地交談起來，將胡也頻晾在了一邊。
沈從文一生都自稱為「鄉下人」，他本能地認定丁玲與他是同類，因為都來自湘西，「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為都會中生長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種近於野獸純厚的個性就是一種原始民族精力的儲蓄，我們永遠不大聰明，拙於打算，永遠缺少一個都市中人的興味同觀念，我們也正不必以生長到這個樸野邊僻地方而羞辱。」
從內地來到京城的三位「北漂」，住在潮濕發霉的公寓，開始了自己的文學夢。
文學界是他們的嚮往，又無形中隔著一條藩籬。他們的內心是敏感的，自卑而又野心勃勃。
三位青年互相磨礪，給京城最有影響的《語絲》、《晨報副刊》、《現代評論》投稿，他們用的是同樣的狹行稿紙、硬硬的筆尖和藍色的墨水，筆跡也變得彼此接近，編輯還以為是同一個作者的不同化名。
以至於丁玲給在上海的魯迅寫信，魯迅一看還以為是他討厭的「休芸芸」（沈從文）冒充女性來搗鬼而置之不理，從此播下了沈從文對魯迅和左翼的不滿種子。
沈從文獨特的才氣與風格，得到了文壇大佬郁達夫、徐志摩的賞識，他得以在《晨報副刊》發表文章，但每一次到晨報館去領稿費，都感覺受到了一次侮辱。
先是在會計辦公室門口，「老實規矩的站在那黑暗一角等候」，待領到可憐的稿費之後，還要被可惡的門房敲詐一筆回扣。
發表是如何的艱難，窮困潦倒的文學青年們對大刊物上各種時髦的名字又愛又恨。
沈從文不無嫉恨地說：
「我們對這個時代是無法攀援的。我們只能欣賞這類人的作品，卻無法把作品送到任何一個大刊物上去給人家注意的。」
有一次胡也頻打通關係認識了周作人，幫助沈從文在《語絲》刊出了文章，沈從文抱著胡也頻的肩頭，竟然哭了。
丁玲的文學起步比沈從文、胡也頻要晚一些，她不喜歡那座城市，討厭京城的上流紳士社會。
在紳士階層面前，沈從文有自卑感，但壓抑自己的厭惡想擠進去，丁玲只想與京城一刀兩斷，她寫道：
「我很恨北京！我恨死的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詩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講話，或者只像一個熱情詩人的愛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極了！」
全部用的是感嘆號，足見丁玲內心的憤怒之火。
沈從文是喜歡文學而寫文章，他的文字里是湘西的雲與水，丁玲因為「精神的苦痛」而在小說中發泄，她說「我的小說就不得不充滿了對社會的卑視和個人的孤獨的靈魂的倔強。」
奇怪的是，沈從文希望擠入都市，卻在小說中懷戀鄉村的自然與蠻荒；而痛恨京城的丁玲，卻道盡了都市遊子的苦悶與彷徨。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之所以引起轟動，正是切中了瀰漫在都市青年中深刻的虛無主題。
大革命失敗之後，由於北方生存環境的惡化，各路文化精英紛紛南下上海，三位文學新星也先後來到上海，在一起寫小說、編副刊，甚至聯手辦了一家出版社。
當年的上海，是比北平更加政治化的城市，三個年輕人看起來走得更近了，卻漸漸地拉開了心靈的距離。
熱烈的胡也頻讀了許多紅色書籍，思想越來越激進，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
沈從文有著「鄉下人」般的獨特與倔強，他不喜歡狂熱的左傾，也不認同自由主義。他嚮往上層的紳士社會，但在思想上始終與後者保持一段距離，他有自己的眼睛和大腦，拒絕各種美麗的烏托邦與「政體理想」，他說：我只信仰「真實」。
從社會底層走來的文學青年，原本是很容易為革命的烏托邦感召。但沈從文在少年的時候，看到了太多的殘暴與屠殺。
在他10歲的時候，因為苗民起義的失敗，他的幾位叔叔也遭到殺戮，他曾經跟隨家人去縣城，在幾百顆懸掛的人頭中，尋找親屬的遺容，他還發現了掛在木棍上的一串人耳朵。 「人頭如山，血流成河」—這情景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留下沉重的陰影，終身無法忘卻。他目睹官府的殘暴，也了解民間的報復也同樣血腥。
沈從文嚮往一個文明的社會，他對秩序的破壞有天然的恐懼與反感。
比較起對民眾懷有玫瑰色想像的胡也頻、丁玲，當過兵、見過殺人、有過底層社會經歷的沈從文，更了解一旦喚起自發的民眾，將有多麼可怕的蠻性被釋放出來！
沈從文很為狂熱而單純的朋友擔心：「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賤的世界，骯髒的人物，粗暴的靈魂，同那些人們接近，自己沒有改造他們以前，就先為他們改造了自己」。
革命的啟蒙者都以為自己能喚起和改造民眾，但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開，原本被教養與文明壓抑了的原始蠻性就再也無法收回，最終被改造的、受到傷害的，卻是啟蒙者自己。
不過，沈從文依然理解胡也頻的選擇，他讚揚「這男性強悍處，卻正是這個時代所不能少的東西」。
相形之下，他反省自己的性格裡面倒多了一些瑣碎，這瑣碎常常蠶食自己的生命，讓自己陷到平庸的泥沼裡面。
晚年的丁玲曾經尖刻地批評沈從文這種瑣碎、平庸的紳士夢：「那時我們三人的思想情況是不同的。沈從文因為一貫與『新月社』、『現代評論』派有些友誼，所以他始終羨慕紳士階級，既反對統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會有些地位，他已經不甘於一個清苦的作家生活，也不太滿足於一個作家的地位，他很想當一個教授」。
沈從文出身於湘西顯赫的世家大族，家裡曾經寄希望於他，能夠像他的祖父那樣，當一個有權有勢、威震一方的將軍。他14歲便被送去當兵。
然而，比較起出操、放槍，羸弱的沈從文更喜歡讀書。後來他認識了一位印刷工頭，閱讀了《新潮》、《改造》等大量新文化刊物。
他痛恨那個「殺人者殺人、殺人者又被人殺」的殘暴社會，更不願成為殘暴社會的主宰，他嚮往一個斯文、光明的世界，他說：「知識同權力相比，我願意得到智慧，放下權力」。
於是他告別家鄉，來到北京。他與自己的大姐夫有一段對話：
「你來北京，作甚麼的？」
「我來尋找理想，讀點書」。
「嗐，讀書？北京大小書獃子，不是讀死書就是讀死書，哪有你在鄉下作老總以後出息！」
「可我怎麼作下去？六年中眼見在腳邊殺了上萬無辜平民，除了被殺的和殺人的留下個愚蠢殘忍印象，什麼都學不到！
做官的有不少聰明人，人越聰明也就越縱容愚蠢氣質抬頭，而自己儼然高高在上，以萬物為芻狗。
被殺的臨死時的沉默，恰象是一種抗議：『你殺了我肉體，我就腐爛你靈魂』，靈魂是個看不見的東西，可是它存在。」
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沒有學歷的沈從文幻想到北京考進一所好的大學，但不是看不懂考卷，就是交不起學費。雖然以自己出眾的才氣，他擠進了文學的殿堂，但內心總是更嚮往大學，嚮往都市中的上流紳士社會。
在京城的文人雅聚中，他衣衫襤褸，不修邊幅，這位從邊城來的「鄉下人」為都市中的文人紳士所側目，但無地自容的自卑感更激發起擠入上層社會的強烈慾望。
如果說丁玲對紳士階級是憤怒的話，那麼，沈從文則是嫉恨。憤怒者要從外部打倒它，而嫉恨者則要進入它的內部。
然而，以「鄉下人」的氣質，沈從文不僅與左翼無緣，其實與紳士在精神上也是格格不入的，終身皆是如此。
他在給丁玲的一封信中，如此說：「紳士玩弄文學，也似乎看得起文學，志士重視文學，不消說更看得起文學了。我既不是紳士又不做志士，我只是一個熱愛文學的作家。」
沈從文對胡也頻這樣的志士是敬而遠之，對高高在上的紳士又可望不可即，在志士與紳士、左翼與自由派無盡的筆戰中，他只想守住文學中的自己，一顆獨立而倔強的靈魂，雖然身體最好安頓在紳士的安逸之中。
回過頭來說丁玲。文學青年進入都市，是否最後走上革命的道路，最早的起因與家庭出身不無關係。許多左翼文學青年都有共同的家庭背景：破落的士大夫或地主官僚家庭。 若是貧家子弟，他所嚮往的只是安安分分地往上流動，在都市裡找到一個穩定的職業，很少有叛逆的非分之想。
若是大戶人家出身，但又不破落，家庭會為他安排好錦繡前程，這些官二代、富二代一直要到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之後，受亡國危機的刺激，才會投身革命。
唯有那些風光過、又開始走下坡路的富家子弟們，從小感受到世態炎涼，敏感而憤恨，最容易為左翼思潮吸引。
丁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她原本姓蔣，蔣家在湖南常德安福縣是首屈一指的大戶人家，一片一片的大房子，都屬於蔣家。
但丁玲的父親是個紈絝子弟，分家之後，坐吃山空，給丁玲留下的印象總是躺在床榻上抽鴉片。
丁玲晚年回憶說：
「總是講蔣家過去怎麼樣顯赫，有錢有勢，有派頭，可是我眼睛看見的，身臨其境的，都是破敗不堪，都是世態炎涼。」
3歲的時候父親死了，在家族中從此受盡冷落、看夠白眼。
回到母親的家，這個世代官宦之家，也給幼小的丁玲灰暗的記憶。
她一直記得，臘月時分，舅舅打丫頭，把丫頭捆在床前的踏板上暴揍，打人的腦袋像敲木魚一樣。
丁玲說：
「正是這兩個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盆火，我走向革命，就是從這一盆火出發的」。
丁玲有一個新潮的母親，向警予是她的同學，母親從小給丁玲講秋瑾和羅蘭夫人的故事。
丁玲在長沙求學期間受到陶斯詠、楊開慧這些新民學會的師生們影響，隨後與後來成為瞿秋白夫人的王劍虹結伴到上海，先是在平民女校，後來在上海大學求學，在那裡接觸到瞿秋白、施存統、茅盾、李達等最早一批知識分子共產黨員。
但丁玲並沒有加入共產黨，她要自由，要飛翔，心裡在想：
「共產黨是好的。但有一件東西，我不想要，就是黨組織的鐵的紀律。我好比孫悟空，幹嘛要找一個緊箍咒呀。」
連欣賞她的瞿秋白也不贊成丁玲入黨：
「你嘛，飛得越高越好，飛得越遠越好！」
當丁玲與胡也頻、沈從文相識的時候，她只是一個激進的文學青年，懷著與沈從文同樣的夢想：做一個出名的小說家。
然而，丁玲與沈從文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
李輝如此比較說：「以性格而言，沈從文溫和，丁玲潑辣；沈從文以一種雖然帶著憤激、但總體是平和目光審視人生和社會；丁玲則以火一樣的熱情和嫉惡如仇的目光，對待一切使她不滿的生活和社會」。
仇恨，又找不到出路，於是丁玲早期的作品只有兩個主題：苦悶與虛無。
她在平民女校的老師茅盾對丁玲的了解最為透徹，他說：
「莎菲是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作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是五四以後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情感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丁玲自己也說，莎菲女士「眼睛裡看到的儘是黑暗，她對舊社會實在不喜歡，連同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人，她也都不喜歡、不滿意。她想尋找光明，但她看不到一個真正理想的東西，一個真正理想的人」。
五四之後的中國年輕人當中，普遍瀰漫著深切的精神苦悶，他們痛恨現實，在社會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看不到出路與希望何在。於是虛無主義成為一種時代病。
大凡虛無主義者最後總是要尋求皈依，尋找新宗教，成為有信仰之人。
丁玲的虛無是暫時的精神狀態，她在等待一次命運的突變，一次終極性的精神皈依。
胡也頻與其他四位左聯作家的被捕，成為她命運的轉折點。產後二個月的丁玲發瘋似的，在冰冷的冬夜裡奔走，到處託人營救。腳上生滿了凍瘡。
曾經是丁玲老師的李達夫婦雖然早就脫黨，但立即趕來，將丁玲母子接到自己家中。
沈從文比任何人都著急，陪同剛做了母親的丁玲去龍華探監，還找了徐志摩、胡適、蔡元培和邵力子，想把人撈回來。
雖然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國民黨開明派對左翼作家的激進頗有異見，也頻受左翼的攻擊，但他們愛才，有同情心，也有基本的正義感。
然而，蔣介石被黨國內外這麼多名人要員來說情而激怒，手令將左聯五作家即刻槍殺。
沈從文午夜12點急匆匆趕來，將噩耗告訴丁玲。
丁玲異常冷靜，沈從文後來有一段非常細膩、充滿感情的記述：
「作母親的這方面，顯出了人類美麗少見的風度，只是沉默地把熟睡的孩子，放到小小的藤製搖籃里去，小孩略微轉側了一下，她把手輕輕拍著那小孩子，輕輕的說：『小東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還不完，好好的吃喝，趕快長大了，接手做爸爸還不做完的事情。」
李達憑自己豐富的人生閱歷，再三勸告已經出名的丁玲專心寫作，無論如何不能再參加政治活動。
但丁玲不聽，胡也頻的死激怒了她，喚起了她內心的仇恨，她要為丈夫復仇，接過他未盡的事業。
丁玲與沈從文不同，寫作固然是她的生命，但當作家不是她的唯一，從幼年激發起的正義感始終燃燒著她的生命，而寫作只是其中的一種方式而已。從此以後，投身革命將是更重要的道路。
早年的共產黨有道德的感召力，追求自由、平等和正義，對底層民眾充滿同情。像丁玲這樣來自破落士大夫家庭的文學青年，本來就是奔著個性自由來到城市，他們充溢著浪漫主義激情，對社會的黑暗又滿懷憤恨，自由、浪漫、憤恨和同情，這四大激情都是通向革命的心理路徑，丁玲統統具備了。
只是之前她不喜歡組織，不想做一顆機器里的螺絲釘，她想自由自在，不願加入組織。但胡也頻的死，讓她改變了。
丁玲加入了左聯，擔任了紅色刊物《北斗》的主編。原先她最喜歡寫的小說題材是革命加戀愛，如今她在光華大學演講，面對慕名而來的粉絲們公開宣布：
「革命與戀愛交錯的故事，我覺得是一個缺點，現在不適宜了」。
1932年，她在黨旗下秘密宣誓加入了共產黨，丁玲說：
「我過去不想入黨，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後來認為做一個左翼作家也夠了；現在我感到，只作黨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願意作一顆螺絲釘，黨需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此刻的沈從文與丁玲，雖然還是好朋友，但胡也頻死後，讓他們原來就有距離的思想，愈加遙遠了。
沈從文對朋友一往情深，護送丁玲母子還家鄉，模仿胡也頻筆跡給老人寫信，為丁玲的《北斗》在北京組稿，但兩個人開始分道揚鑣，彼此的心靈漸行漸遠。
丁玲對沈從文回到北京與上層士紳階級糾纏不清頗為不屑，認為他「不啻與虎謀皮」。
沈從文回信辯解說：「我既不是紳士又不作志士，……紳士罵不紳士，不紳士嘲笑紳士，這算是數年來文學論戰者一種永不厭嫌的副題，我覺得真不必需！」
志士與紳士之間，沈從文選擇的是「鄉下人」的桀驁，他嚮往紳士的體面、文明和從容，但他的心靈永遠是獨立的、超脫的。
他尊重志士，但懷疑浪漫的激情背後的幼稚與巨大的破壞力。
而投身左翼陣容之後的丁玲，開始對老朋友漸生不滿，她覺得沈從文是用低級趣味看待人與生活，對革命者採取居高臨下的憐憫與嘲笑態度。
晚年的丁玲讀了沈從文寫的《記丁玲》，當她讀到這一段：
「一頁新的歷史，應當用青年人的血去寫成，我明白我懂。可是，假如這血是非流不可的，必需如何去流方有意義？……
自己根本那麼脆弱，單憑靠一點點信心，作著勇敢的犧牲，犧牲過以後，對於整個理想能有多少幫助，是不是還有人作過一番考慮？」
丁玲為此怒火中燒，拿起筆在此處批示：「我真討厭你談論革命。你懂得什麼，只是庸俗的市儈。」
而這段話，就徹底宣告了他們的友誼的終結和反目……說說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
林徽因在倫敦認識徐志摩的同時，張幼儀也到了倫敦。然後徐張搬到劍橋旁邊的沙士頓。倫敦離劍橋大約有100公里，林徽因當時未成年，出門按照當時規矩必須有人陪同。考慮到近100年前的交通狀況，並且張幼儀在家，且林徽因跟徐志摩在英國只有4個半月時間有交集的情況下，要說兩人之間有什麼戀情確實很勉強。在林徽因和張幼儀相繼離開英國後，徐志摩那段時間的文字非常的開心愉快，完全沒有一絲一毫戀人離去的惆悵。
1922年3月，徐志摩跟張幼儀在柏林離婚。然後返回劍橋，一直呆到七個月以後，1922年10月，才離開英國。這時離林徽因回國，已經整整一年。如果徐志摩真的是為娶林徽因才離婚，那他荒廢這七、八個月的時間是為了方便林徽因跟梁思成談戀愛么？因為這年（1922）年初，林徽因、梁思成婚事已有成言。
你們都講林徽因，我來說說吳宓吧。
太多人知道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相較而言，卻少有人關注這位當時國學研究院的籌備處主任。正是他鼎力推薦了推薦了沒有學歷、沒有著作的陳寅恪。
作為學貫中西，融通古今的大學者，他被稱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哈佛三傑」。然而，使他成為學界口口相傳之人物的，卻是他苦追新女性毛彥文的情感經歷。
這事，還是要先從吳宓與髮妻陳心一的婚姻說起。
1918年11月，留學哈佛的吳宓接到清華同學陳烈勛的來信，欲將自己的妹妹陳心一介紹給吳宓。信中說陳心一畢業於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師範學校完全科，現年24歲，為浙江定海縣一位小學教員，心氣很高。陳烈勛在信中明確指出，其妹多次聽他談及吳宓，後又閱讀過吳宓的詩文，萌發愛慕之情，願嫁吳宓，侍奉終身。吳宓立即回信認可，旋即收拾好行裝趕回了國內。
1921年8月，吳宓匆匆趕往杭州，相晤陳心一。此時，影響吳宓一生的女子——毛彥文翩然出場。毛彥文本與陳心一是好友，她當時正要去北京求學，臨行前來與閨中密友告別，不想與吳宓不期而遇。除卻毛陳二女本是同學這層關係外，毛彥文的未婚夫朱君毅還是吳宓清華讀書時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長毛彥文4歲，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馬，感情甚篤，二人私訂終身。毛彥文9歲時，其父將她許配給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彥文浙江女子師範學校畢業時，方家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親的大轎抬至毛家大門之際，毛彥文從後門勇敢地逃離。方家退婚後，毛彥文與朱君毅正式訂婚。當時朱君毅每次讀完表妹的情書後，都會讓吳宓過目。吳宓對毛彥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便暗生情愫，礙於同學之誼，只能深深隱藏在了心底。
吳宓收到陳烈勛的信時，曾委託朱君毅，讓毛彥文打探陳心一的情況。毛考察後回信道：「倘吳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賢內助，陳女士似很適當，如果想娶善交際、會英語的時髦女子，則應另行選擇。」此次不期而遇，毛彥文的活潑雅趣，大方得體，一副新派淑女風範，讓本就對毛彥文懷有好感的吳宓心中暗生出一絲落寞，懊惱毛彥文名花有主，且是摯友之未婚妻。
吳宓與陳心一一見如故，並在陳父的安排下泛舟西湖，吳宓心中殊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樂融融。13天以後，吳宓和陳心一正式完婚。
不久，朱君毅突然變卦，他以近親結婚有害下一代為由提出與毛彥文解除婚約。苦等6年、逃婚只為下嫁表哥的毛彥文萬般無奈之下，只得轉而求助吳宓夫婦。吳宓極力說和無濟於事，朱、毛終致解除婚約。
吳宓在朱、毛二人分道揚鑣後向毛彥文表白了自己的愛意。毛彥文斷然拒絕。在每次通信中，吳宓幾乎都會不厭其煩地贅述自己從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處讀到她的信而漸漸萌生愛意，這令毛彥文大為反感，何況她與吳宓的結髮之妻陳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學。
吳宓為毛彥文所拒後，並不甘心。在經歷了離婚與不離婚的掙扎和徘徊之後，最終，與結婚7年並育有三個女兒的陳心一仳離。吳宓此舉遭到「學衡派」同仁一致譴責，吳父更是公開指斥他「無情無禮無法無天」……
吳宓自己對這段失敗的婚姻曾這樣總結道：
「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為異國仙姝（美國格布士女士），而愛之最深且久者，則為海倫（毛彥文）。故妻陳心一，忠厚誠樸，人所共譽，然宓於婚前婚後，均不能愛之。余之離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無情意之悲傷，此惟余自知之。彼當時詆余離婚，及事後勸余複合者，皆未知余者也。」
對於吳宓的離婚，毛彥文說：
「吳腦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這個女子要像他一樣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學造詣，能與他唱和詩詞，還要善於詞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間周旋，能在他們當中談古說今，這些都不是陳女士所專長，所以他們的婚姻終於破裂。」
離婚後，吳宓並未真正與夫人分離，只是一居西郊，一居城內，每月領到薪水後，親自回家把生活費交與夫人，然後立即回校。
姚文青中《摯友吳宓先生軼事》寫道：
「宓於故妻陳心一女士，德性夙所欽佩，但敬而不愛，終致離婚，然至今仍書信往還。夫婦之誼雖絕，良友之情故在也。」
毛彥文也有類似的回憶：
「吳君是一位文人學者，心地善良，為人拘謹，有正義感，有濃厚的書生氣質而兼有幾分浪漫氣息。他離婚後對於前妻仍備加關切，不僅擔負她及他女兒的生活費及教育費，傳聞有時還去探望陳女士，他決不是一個薄情者……」
吳宓的鍥而不捨最終打動了美人芳心。但吳宓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人，保守與浪漫，新派和舊派居然會對立地存在著。當二人談婚論嫁時，吳宓卻生出了一絲隱憂，既想和毛彥文結婚，又擔心婚後會不和諧，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情，讓吳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吳宓赴巴黎進行學術交流。他拍電報到美國，措辭強硬地令毛彥文放棄學業，迅速趕往歐洲，與之完婚，否則分手。有人傳說，他動輒向毛彥文發出最後通牒，用語十分惡毒。與此同時，據傳說他還寫信回國，向一位叫賢的女人示愛，同時又與一位金髮女郎打得火熱。
毛彥文來到巴黎，吳宓又不想結婚了，改為訂婚。滿腔熱情而來的毛彥文大為狼狽，她哭著說：
「你總該為我想想，我一個三十多歲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難道我們出發點即是錯誤？」
吳宓不為所動，冷靜地說：
「人時常受時空限制，心情改變，未有自主，無可如何。」
對此，吳宓在日記中這樣記述：
是晚彥雖哭泣，毫不足以動我心，徒使宓對彥憎厭，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吳宓在此期間，卻對小報上炒得沸沸揚揚的魯迅、許廣平之戀陡生艷羨，他說：
「許廣平夫人，乃一能幹而細心之女子，善窺魯迅之喜怒哀樂，而應付如式，即使魯迅喜悅，亦甘受指揮。云云。嗚呼，宓之所需何以異此？而宓之實際更勝過魯迅多多，乃一生曾無美滿之遇合，安得女子為許廣平哉？念此悲傷。」
這次巴黎論婚作罷後，吳宓與毛彥文從歐洲歸來。毛彥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吳宓迎娶。1933年8月，吳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去杭州向盧葆華女士求愛，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繼續討論是否結婚。友人勸他別老玩愛情遊戲，此次南下必須弄個老婆回來。結果吳宓又是兩頭落空，此時的毛彥文覺得他太花心，說她準備做老姑娘，儘力教書積錢，領養個小女孩，
「歸家與女孩玩笑對話，又善為打扮，推小車步行公園中，以為樂」。
天真的吳宓大約覺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舊熱衷於自己的多角戀愛。33歲的毛彥文一氣之下，嫁給了66歲的熊希齡。毛與熊結婚時曾邀請吳宓參加婚禮，吳宓以編詩話為由謝絕了，賦詩道：
「漸能至理窺人天，離合悲歡各有緣。侍女吹笙引鳳去，花開花落自年年。」
自己心愛的人另嫁對吳宓是個沉重打擊，但有「情痴詩僧」之稱的吳宓卻把濃烈的情感化為詩篇，大寫《懺情詩》，一連寫了38首。這些懺情詩發表後，有人嘲笑他是自作自受，更讓人議論的是他還把這些詩拿到課堂上講給學生聽，成為學生的笑料。
熊希齡病逝後，吳宓在震驚之餘為自己深愛的毛彥文悲痛。
「萬感紛集，終宵不能成寐。」
吳宓在枕上寫詩一首，有「懺情已醒浮生夢」之句。後來，吳宓又開始追求毛彥文，毛彥文面對這個世事無常的重大變故，心如磐石。
最終，吳宓與毛彥文的愛情馬拉松隨著毛彥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終點。 吳宓對毛彥文的愛，痴情，熱烈，執著，綿長，痛苦而絕望，好比宗教般的情感，持續了一生。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又時常沾花惹草，三心二意，又給人感覺他似乎並沒有那麼痴情。最終沒有修成正果，若說是造化弄人，又偏偏是他自作自受，著實令人唏噓不已。
吳與毛彥文的戀情，他從不迴避，甚至在課堂上與學生公開談論，並寫進自己的詩中。吳宓的《詩集》中題下不少未注姓名的情詩，都是為毛彥文而寫的。吳宓曾在公開發表的詩中寫道：
「吳宓苦戀毛彥文，三洲人士共知聞。離婚不畏聖賢譏，金錢名譽何足雲。」
真是感天動地，我吳宓為了你毛彥文，可以什麼都不要，什麼都不在乎。然而既是如此，卻又為何屢次三番首鼠兩端呢？
毛彥文是吳宓心中永遠的永久的痛，他經常與賀麟、浦江清等人談他心中的遺憾與矛盾。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吳宓於昆明寫下一首五言長詩《五十自壽》，對毛彥文的感情一如既往。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吳宓請西南師範大學美術系的一位老師根據相片畫了一幅毛彥文的肖像，懸掛在牆壁上，日日相對，夜夜相守。
然而，毛彥文在其《往事》這本自傳體回憶錄中，給吳宓露臉出鏡的機會卻很有限。毛彥文在《往事》一書中僅用千餘字的篇幅回憶了吳宓與陳心一由合而離的經過，也談到了自己為什麼拒絕吳宓求婚的因由：
「自海倫（毛彥文）與朱（君毅）解除婚約後，她想盡方法，避免與朱有關的事或人接觸，這是心理上一種無法解脫的情緒。吳為朱之至友，如何能令海倫接受他的追求？尤其令海倫不能忍受的，是吳幾乎每次致海倫信中都要敘述自某年起，從朱處讀到她的信及漸萌幻想等等，這不是更令海倫發生反感嗎？」
1999年，台島內掀起一股「吳宓熱」。據去過台灣而且有幸拜訪了毛彥文女士的沈衛威先生撰文介紹，當他重提當年吳宓對她的深情厚愛時，已是102歲高齡的毛彥文女士語氣平淡地表示：「他是單方面的，是書獃子。」再問下去，她便連說「無聊，無聊」。
倘若吳宓也可長壽如斯，不知又當作何回應呢？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已出版的書，沒有比這個更詳細得了。本人素來喜歡八卦，簡單說幾個吧。
先談林徽因，其父林長民，做過國民政府的高官，據說和徐志摩有那麼一段基情，後來才有了林大美女喜歡上徐志摩的。徐志摩是梁任公先生的愛徒，但是卻與任公先生長子思成是情敵，最後還為了去看望林徽因而命喪長空，悲哉呀。林徽因是那種知性、典雅而又非常漂亮的女性，不知道怎麼形容，印象中閩南好像美女不多（沒有地域歧視的意思），林志玲應該算一個，梁思成先生經常宴請賓客來家中辦沙龍，林徽因自然是矚目的焦點了，唉，引來了謝婉瑩女士的嫉妒，於是筆名「冰心」的謝女士寫文章諷刺，從此兩人交餓。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下，梁思成林徽因賢伉儷為保護古建築做的貢獻是不可限量的，他們好像都是中研院的。思成有一小弟，思永是中研院考古所的，院士，梁思禮使我們中科院的院士，故一門三院士。當然了國學大師錢穆是一門六院士，化學大師錢思亮院士的兒子錢煦是美國少有的三院院士。
再說胡博士適之，胡博士早年遵從母命娶妻江東秀，然而舊式媳婦和海歸胡適肯定存在共同語言的問題，所以胡博士也有好多紅顏知己了。這個跟魯迅是一樣的，不過魯迅卻跳出了封建藩籬，並未和朱安有夫妻情分，所以朱安的醫生非常的悲慘。魯迅搞師生戀，和許廣平育有一子，那個《記念劉和珍君》其實有失偏頗的，楊蔭榆並不是魯迅筆下那麼混賬，楊女士是錢鍾書老婆楊絳的姑姑，楊女士最後慘死於日本手下，其實是一個愛國開明卻又比較嚴格的校長。魯迅無非站在以許廣平為首的抗議學生一邊，加上孫伏園也在楊校長的對立面，所以有了真的猛士那樣的痛訴。沈從文和張兆和也算一對才子佳人，中間有他老師胡博士的千針引線作用，不過沈作為批胡的先鋒否認了這一點。
關於魯迅有一本是他和許廣平的通信，還有林賢治的《人間魯迅》講的是他的人生，你想知道的裡面應該有。
大學圖書館好多這種書吧
看蕭紅的那篇回憶魯迅的散文就知道兩人不一般 看錢鍾書的貓就知道林徽因婚後在梁思成的陪伴下，眾多男士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白落梅的：《林徽因傳：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還有林徽因自己寫的《最美人間四月天》
丁言昭：《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張幼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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