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漢代文人詩數量很少且成就不大？

12-09

搜索了一下，發現漢代的文人詩歌數量非常少，而且除去《古詩十九首》之外的藝術成就也不大。相比於對篇幅宏大、講求華美的漢賦來講，作詩應該比較簡單、信手拈來才對。
求指點。

現存兩漢詩歌中文人詩的確不算多，但要知道漢詩有流傳與佚失的問題。《漢書·藝文志》收錄歌詩三百十四篇，可知西漢詩歌原本非常可觀。但班固只著目錄未收作品，甚至篇目都不甚詳細，故文本今已不復，當中有多少文人詩也無法確定（見錢志熙〈《漢書·藝文志·詩賦》所列歌詩目錄集考集說〉。因史料所闕，流傳至今的一些篇章也難以斷定作者和寫作年代，這給整體文學研究帶來了困難。〈古詩十九首〉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寫作時間有西漢說、東漢說、建安說等等，研究著作如朱自清《古詩十九首釋》、隋樹森《古詩十九首集釋》、馬茂元《古詩十九首初探》等等。還有虞姬歌，班婕妤詩，蘇、李詩等皆有疑惑。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所見的漢詩與當時的實際情況可能有很大差別，所以要下定確鑿的結論是很難的。

就已知文本而言，兩漢文人詩與後世相比雖不足觀，但已超過先秦不少。要知道數量多寡不等於文學成就，文學成就不等於歷史地位，兩漢詩在文學史上有開拓之功毋庸置疑。更重要的是，這涉及文學思想觀念的流變。先秦詩樂舞不分眾所周知，《詩》在彼時被當作教學、政治、禮儀、外交的工具看待，而非純文學，這樣的觀念也延續至漢。現存的漢初詩在當時往往也是歌，如劉邦〈大風歌〉，女性所作的〈烏孫公主歌〉、〈華容夫人歌〉等，遑論後來漢樂府與文人詩各佔半壁。文學理論中的詩歌也處於附庸的地位，如儒家正統文論《禮記·樂記》、《毛詩序》，都是詩樂兼論，且從屬於政治。漢代的詩歌大體既不獨立於其他藝術形式，也不獨立於政治和功利。樂府詩被肯定是因為其作用類於先秦《詩經》，漢賦被用於諷諫和「潤色鴻業」都被批判「勸百諷一」、「麗以淫」，詩歌中審美而非功利的一面就更難抬頭。如西漢韋孟的四言體〈諷諫詩〉應是文人徒詩，但一則用於諷諫，二則質木無文，毫無感染力。

不過把詩歌的發展問題完全歸於政治思想與歷史環境很值得商榷，文學的問題必須要回歸到文學才能有答案。若說政治問題，西漢初儒道合流，東漢末已近玄學，兩漢之際也有紛繁不同的思想觀念，儒家並非四百年前後皆一統江山，文學理論與觀念也一直都在變化。這個問題的本質應在詩歌的形式本身。先秦詩歌包括《詩經》和《楚辭》，然而《楚辭》所抒發的感情強度遠高於《詩經》。所以當漢初文人想要抒發比較強烈的感情又無力新創文體時，楚歌體自然是最好的選擇，如賈誼的〈吊屈原賦〉。漢賦「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劉勰《文心雕龍·詮賦》），這與漢初的詩歌情況也相類，因為已知的漢初之詩不是楚歌體就是源自《詩經》的四言體。兩漢之際梁鴻〈五噫歌〉算是五言詩的早期體式，但中夾「兮」字很不成熟。另外，漢代雖對詩歌與感情的關係有一定瞭解，道出「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和「心聲心畫」，但還受經學影響，留存著比較濃重的復古傾向，包括像揚雄這樣頗有才華的文人。如此一來，新創的動力就更加不足了。

事實上，我國古代詩歌真正的特殊語言和體式，漢代人還沒有完全意識到。正如章培恆、駱玉明《中國文學史新著》所言，詩歌的特殊語言在於語句的精煉、詞語的調配，更在於文本間的特殊邏輯關係，這種關係要靠體會而非直接道出——這與「賦」的表達方式正好相反。《詩經》中有這樣的萌芽，但為數不多；楚辭體是以鋪排、想像和象徵取勝，漢賦亦然，因而與真正的詩體並非同路。「詩」和「賦」體式的不同使自創新體的詩歌需要漫長的發展過程，因而相對成熟時間更晚。漢賦早期的體式與《楚辭》基本無二，故稱「騷體賦」；又因比詩歌成熟得更早，所以反而吸納了詩歌的表現方式，比如東漢末蔡邕的〈青衣賦〉就是一例。西晉時人已能清楚地將這兩種文體分開。陸機《文賦》中就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到了東晉和南朝的山水、宮體，詩歌才有比較明顯的借鑒賦的狀物和鋪陳的技巧，這已經是詩歌特殊語言可為一體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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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文人詩只是一個加工痕迹很重的特指，而非那一時期一切文人創作的詩歌的真正的總和。我們認為，李延年大抵可以算作，一位專門從事藝術生產的文人。但是，他所創作的《北方有佳人》，幾乎總是僅僅被視為樂府詩，而不會被當作「漢代文人詩」。這還是作者能夠留下姓名的狀況。在現存漢樂府中，我們幾乎可以斷定，郊廟歌辭絕無百姓插手；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相和歌辭、鼓吹曲辭中有大量的上層創作：它們當中，一定有相當一部分出於專業文人的精巧構思、而非業餘貴族的一時興起，但卻通通不會被納入「文人詩」的討論中去。總之，「漢代文人詩」這一範疇，根本就不是在指，漢代文人創作的詩歌的總和。後者在事實上還包括，被視作樂府詩的那一部分；而前者顯然把它們剔除出去了。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樂府詩中有相當一部分，如《薤露》《蒿里》《上留田》等，大抵有民間的流傳，後來經過了改編而成為現在通行的版本。我們當然可以說它們是民歌，卻不能忽略，它們也有文人的參與，它們的藝術感染力有多少來自於本事、有多少來自於文辭，當是很難有清楚的界定的。尤其像《薤露》《蒿里》《上留田》這樣的輓歌曲調，若不經由文人、藝人的創作，恐怕很難變為普通歌曲，甚至在宴會上演唱【後漢書周舉與他人合傳中，大將軍梁商事，懶查，想起來再說】。簡單粗暴地以"民歌"性質否認文人的貢獻，恐怕並不妥當。但在事實上，我們似乎卻那樣做了。
我們不妨參考《漢書·藝文志》，其所錄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幾乎全為歌詩。而留有作者姓名的高祖、李夫人、車忠等，亦全為歌詩。可證，該形式完全壓倒徒詩，為當時之主流。而所謂「漢代文人詩」，不正大多是區別於樂府歌詩的徒詩嗎？再者，他處明確記載參與詩歌生產的司馬相如等人，竟然沒有資格留下明確的姓名。參與樂府創造的其他文人的著作權，得到的尊重程度，我們也就容易想見。
既然漢代詩歌的光芒都被樂府詩奪去，那麼與之互斥的「漢代文人詩」當然會黯淡無光。可是，如前所述，那光芒萬丈的漢樂府中恰有文人的創作，我們豈敢斷言，文人創作是「成就不大的」？

如同我們沒有材料，從根本上去辨明，《國風》中有哪一些是民間創作、哪一些又是貴族創造那樣，我們對「漢樂府民歌」的認定，常常只有旁證：往往還只是所謂的「生活氣息」、「民間題材」。問題在於，且不說文人，小文人總可以是民眾，總可以與農民、工人在一起摸爬滾打，總可以與他們同聲同氣。何況，所謂的貴族文人同樣可以接觸百姓、表達人之常情。我們看了魏文帝的《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清河作》《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作》，豈要說它們是描寫了民間生活場面、表達了人民感情的民歌嗎——貴族怎麼會被征去拉船呢？總之，我們在事實上無法區別，光輝的所謂「漢樂府民歌」中，有哪些是純然的民間創作，哪些經過了文人的改編，哪些是文人的獨立創作。

假使我們相信《玉台新詠》中所錄《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東南飛》）的序，則此詩顯然是「漢末建安中」的「時人」所作，或有後人的改編。這一時期的詩歌，已經由文人主導。據其敘述藝術達到的水平，我們可以大致判斷，它是文人詩，至少經過了文人改編。
但它仍然被稱為「民歌」。我們姑且拿章培恆、駱玉明先生的《中國文學史》作個例子：

……《孔雀東南飛》就是漢樂府民歌中紀實性敘事詩的代表作……
……倘作序者並非詩的作者，則此詩很可能原是民間創作，後來又經過文人的加工，才成為徐陵所錄的定本的……

顯然，我們稱其為「民歌」時，並不排除文人的貢獻。這一點，對建安以前的樂府詩，也是適用的。

那麼，非常顯而易見，當我們以別立一種狹隘的「文人詩」的方式，變相剝奪了文人對部分樂府詩的著作權——至少是使之不顯——之後，還要去批評他們沒有成就、根本比不上偉大光榮正確的人民，不免失之公道。

總而言之，在答者看來，題設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錯覺。漢代——或者說建安以前的兩漢——文人創作的詩歌，以樂府詩為主體，被「隱藏」在樂府詩、乃至所謂的「樂府民歌」中，與其創作成就一起隱而不顯。漢代文人詩歌，僅僅是「漢代文人詩」的創作活動不發達——理由如諸君所述，包括了文人對樂府詩的貢獻在內的總體成就卻不好斷然地說不大。
既然我們根本無力判斷，保留下來的漢代詩歌，何者屬於民間，何者屬於文人，或許就根本不應該去做強行的劃分，以迎合我們乃至他人的主義。此點對於詩經，亦然。

謝邀。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涉及到經學與文學的關係，以及語言的流變。我姑妄言之。

首先需要明確幾個問題：
1、在漢代，確切的說是西漢以及東漢前期，當提到「詩」的時候，並不是說詩歌這種文體，而是專指詩經。
2、《古詩十九首》究竟能不能當做漢代文人五言詩來考量，是存在巨大爭議的。木齋所著《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提出十九首可能產生的時間為建安時期,主要的作者則為曹植,觀點新奇,論證嚴謹。美國學者宇文所安的新著《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從迥然不同的角度,得出與木齋相近的結論。就我個人而言，我有保留的認可這二位學者的觀點，即古詩十九首中的大部分作品，其產生時期應該不早於建安時期。而眾所周知，文學史上並不把建安時期看成是東漢的一部分，而往往是與魏晉時期一併進行考量，其中自有文化和文學的淵源。
3、任何一種文體的產生或興盛，自有其目的性。如宋詞、如小說。莫不如此。詩歌亦然。而衰退，則往往是既有的目的被代替或消失，而新的尚未萌生。

　　漢代的文人詩總體上並不發達，尤其是在西漢。鍾嶸《詩品》說漢代是「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說的就是漢代文人詩的情況，大致符合實際情況。在西漢，文人較少進行詩歌創作。這構成了中國詩歌史上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詩經》構成了中國詩歌發展的第一個高峰，但在漢代並沒有得到延續，漢代上層文人即使偶爾涉及詩歌創作，也主要是對楚歌和樂府詩的介入，而對此前已經取得相當成績的四言詩，卻顯出了基本絕緣的態勢。除了韋孟創作的《諷諫詩》、《在鄒詩》，韋玄成的《自劾詩》、《戒子孫詩》，漢代四言詩創作寥寥。
　　漢代四言詩的這種發展局面，主要與其在國家禮樂儀式和文化中的特定功能有關。固定場合下特定應用性演奏的規定，使《詩經》為代表的四言詩在先秦具有了上層雅化了的儀式意義，固化進了權威和象徵意味，不可僭越和模仿，這就是先秦時期大家紛紛引詩賦詩而不自作詩的根本原因。在漢代，《詩經》雖然作為五經之一為上層文人所熟知，但卻很少進行仿作，也正是對傳統的遵守。

　　東漢時期，文人詩的創作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觀，四言詩有了較大的改變，已逐漸構成了詩歌創作的大宗之一(可參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的相關部分)。藉助漢代樂府詩的興盛，五言這一來自民間、新鮮靈活充滿生氣的詩歌形式逐漸被文人接受並嘗試創作。班固的《詠史》雖被鍾嶸批評「質木無文」(《詩品序》)，但一直被公認為文人五言詩創作的引領式作品。其後出現的秦嘉、徐淑夫婦的《贈答詩》、蔡邕的《翠鳥》、酈炎的《見志詩》、趙壹的《疾邪詩》等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此外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嬌嬈》，似乎很能體現五言詩從樂府歌借鑒而來的痕迹。所以題主說的「漢代的文人詩歌數量非常少」似乎值得商榷。
　　當然，普遍認為東漢時期代表五言詩最高水平的是《古詩十九首》和託名「蘇、李詩」為代表的已失作者姓名的一批五言詩。這批作品的作者現在傾向認為是下層文人，因為這些作品所表現的內容、所流露的情緒、所體現的風格、所運用的辭彙，均極為接近人們的日常生活，而較少體現上層慣有的思想禁忌和說教頌揚傾向。故劉勰《文心雕龍 · 明詩》評價言：「觀其結體敷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如果拋開存疑的古詩十九首和蘇李詩，漢代詩歌史的確要失色大半。但是考慮到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處於一個草創的時期，我們不能苛求其馬上達到成熟形態。就如同律詩起於齊梁，直到唐開元前後才逐漸成熟完備。

　　與此相對，漢代的賦作興盛自有其原因。首先就是承接楚音餘緒，漢初騷體賦很明顯有楚辭的痕迹。另外就是為了潤色鴻業這一目的。《漢書·藝文志 · 詩賦略》序云：「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由不歌而誦謂之賦」可以確定，「賦」只是誦詩的一種方式，就是我們熟悉的《詩》的賦、比、興三種表達方式之一，從這點上來說，賦也確實和《詩》發生了關聯。但畢竟表現手法和作為文體還是兩回事，所以說班固其實還是沒有具體解釋漢賦到底是怎樣來的。
　　當然，這也不是班固表達的重點，班固重點要說的在後者，就是「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可以佐命君王。為什麼要努力爭得這一名分呢，因為賦者當時的文化地位是「為賦乃俳」、「見視如倡」；同時，無論是《漢書 · 藝文志》還是《兩都賦序》，類似觀點的表達，都承擔著這樣的使命和宣傳：規範漢賦的功能，使其向經藝要求的傾向靠攏。所以漢賦一方面形成了勸百諷一的特點，另一方面則又鋪陳典重，是為了潤色鴻業。

　　所以說，漢代文人詩不盛，是有著歷史根源和現實背景的。但是這種衰退是暫時的，建安風起，詩開始成為廟堂上的供奉，逐漸消減了活力，而詩歌則當仁不讓的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最亮的那一抹。

這是一個相對複雜一點的問題，前面一些高手說得都不差，隨便補充幾點。

首先要從文學史發展的整體脈絡來把握，要先明白文學的範疇是如何一步一步發生變化的，更要知道文學，以及各種文體，在社會政治功能上發生的變化。

詩經作為我國文學的一個源頭，其保存與流傳並不是因為其文學性，文學性只是它留存下來所帶給我們的副產品。先秦以前中國的文字並不統一，更毋庸說語音，所以政治上的統治要依靠能夠統一分區身份地位的一套上下制度來保持，即所謂的「禮樂治國」，風雅頌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得以留存的。不然的話，在當時民眾普遍文化水平較低，書寫工具昂貴的條件下，這些口頭文學和集體文學史是不可能脫離官方努力而記載的。孔子並沒有刪詩，現在大概爭論不大，所以詩經在當時事實上是禮儀用語的一本大全，是有其社會和政治功能的，在這個情況下，詩歌的文學功能、抒情功能並沒有被發掘出來。簡言之，就是在那個時代人的觀念里，根本不覺得寫詩是需要署名的，更不認為詩歌作為純粹的抒情物有留之後世的必要。

因為書寫的成本與保留的成本都太大，有必要保留的是自己的治國理念是政治思想，是一切實用性質的文本。用後世對抒情文學的認識來臆想當時代文人心中的著作觀應該不大可取。大家都知道先秦文學是散文集大成的時代，難道這個時代詩歌是一片完全的荒原嗎？不見得，其原因也大抵在於禮崩樂壞，文學缺乏記錄的必要，民的文學在這個時代是沒有資格保存至今的。楚辭的高峰時詩歌發展的一個變數，它絕不是憑空而起的，你能想像在缺乏楚地民歌的基礎上屈原的九歌會是什麼樣子嗎？但事實上這些祝神曲今日都無片痕了。楚辭之於詩經的突變，原因一條是在隱蔽戰線中持續發展的詩歌的推動力，另一條就是散文化給詩歌所注入的新鮮血液。而我們今日看到的楚辭為什麼是具有文人「自主產權」意識的呢？是因為屈原有特別的政治經歷，而且在創作的早期就是政治抒情的集大成者，離騷是屈原二十幾歲的時候寫的，所以屈原的經歷使其作品有了文學之餘的飽滿政治功能，得到了統治者的同情與激賞，因此是文學上一個集道德與政治隱喻為一體的異數。君不見如今的楚辭選本，除了屈原的作品之外，餘子所言都是對屈原的懷緬，而其他類型的作品則近乎匿跡，這正是因為編此一部楚辭，不啻是做一本屈原的紀念集。

說白了，古詩十九首和魏晉之前，文人有政治意識，而無詩人的自覺，文章有實用功能，而無藝術的追求。文人認為是詩的東西實際上根本不算詩，東漢之前的詩幾乎都可看做是民的產品，是不能入」士「的青史卷帙的。今日我們所能見的詩經、樂府都是官修的政治乃至娛樂產物，似楚辭這樣異軍突起的變例，幾乎是文人所能觸及的邊界了。再其餘所存之詩，要麼借諸學術作品顯其一鱗半爪，要麼依附帝王將相傳其軼聞，因此不足存與不足觀是可以想像的。答到這裡，大概是能理出這個問題的概貌的。

如果要再多說一句，為什麼東漢民間的作品開始大量留存，而文人亦開始有了詩人的自覺呢？這就是另一個複雜的問題了，簡單來說，一者是因為東漢以後紙已經非常便宜，邊遠地區的人也可以用紙來做草稿，多留存些抒情文學要容易得多了；再者長期大一統的政治制度下人們有了一個定式與合理化方案，政治思考的熱情大大下降，所謂「人窮則返本」，自然開始思考自己與社會、與自然、與宇宙的關係了，這其中儒道法在政治實踐中的融合，佛教思想的傳入都不免推此波而助此瀾；再有，就是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市井，使民的趣味在文學風潮中轉化了文人們，文人通過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小動作將這些趣味竊取成為自己的文學財產，重新定義了文學的邊界，古詩十九首其實或多或少正是這「據為己有」活動的一個縮影。之後的「立言」能與「立德」並使文人身等天地，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

以上只說詩。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流行。
從詩經到楚辭，從漢賦到唐詩，從宋詞到元曲，直至明清小說，文學創作基本是從上位者向下位者過渡。
在文字還沒走進尋常百姓的年代，這種流行既要受歷史傳承的影響又要受君王和關鍵歷史人物的影響。比如漢賦上承楚辭之文風，內容多記述君王出行遊獵諸事。
那時的文人，是貴族的文人，寫作的是貴族的整體氣象。
另外，題主真想一探究竟在知乎發問是遠遠不夠的，知乎只是一個路口而已。自己去資料庫中檢索一些切題的期刊論文看。

數量少：a.漢代文人不敢寫詩（專制思想統治）。楊惲一句「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而丟了卿卿性命。b.文學創作主流是賦（符合統治階級娛樂功能的需要），詩自然寫的就少了。c.對詩歌創作形式還未完全把握，處於試驗創作階段。
成就小：數量少，成就也就相對而言小了！但西漢東漢年間的古詩十九首足以媲美任何一個時代。

文人的自覺創作要等到建安時期了。。。事實上，就是蘇李詩、古詩十九首很多人也都認為至少是東漢以後才寫成的了。。。

詩經流傳至今是因為孔子整理，屈原詩文流傳至今是因為他名氣很大，然而三代一千多年流傳下來的名篇除了這兩個也沒有太多了。
而漢季並沒有一個很有名氣的學者或是官員整理漢代詩文，所以傳下來的並不多，而後來的三國魏晉戰亂不斷，散軼的就更多了。
這都是整個人類的損失。

當然這也只是一部分原因，其他答案講的很棒。

因為西漢時詩還主要以民間詩歌為主，所以武帝設置樂府，主要目的的了解民意。直到東漢出現以文人創作的詩歌，如古詩十九首。因為有了文人的介入，詩歌才從民間的氓之吃吃，抱布貿絲，到士大夫的生年不滿百，長懷千歲憂。詩歌從生活開始轉向除生活以外的東西。經過漫長的演變，詩經的四言詩轉變為五言，然後五言不足以言意，變為七言。

總的來說有兩個原因：①詩歌的發展成熟需要一個過程；②漢大賦更適應漢代的時代需要；

七言至漢，而《大風》、《瓠子》，見於帝制；《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聞。其載於班史者，唯『邪徑敗良田』童謠，見於成帝之世耳。……
題主你看五言詩的出現都得到班固那會真正成熟和黃金期基本是在建安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