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明清時期會出現大量地方志?

12-09

我認為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1.中國歷代其實都有編修地方志的傳統。無論是漢代的《吳越春秋》、《越絕書》，還是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等等。有編撰傳統這是一點。自從唐宋以後就更是蔚為大觀
2.與傳統文化重吸取歷史經驗，保存歷史文獻的習慣有關。歷朝歷代都有收集、編撰、修訂前朝和當朝風俗志等的慣例。
3.宋代以降印刷術的發展為地方志編纂創造了物質基礎的便利
5.兩宋一直到明清，中國地方士紳不斷發展形成了自己獨立的成熟的文化體系和內在精神追求，著書立說等也是士紳在鄉間活動的重要一環。
6.各地經濟文化發展帶來的客觀需求也是明清大量地方志出現的內在動力。
7.與宗法觀念、重視崇拜祖先也有聯繫。

明清時期編寫的方誌是政治需要，不是民間自發文化行為，方誌是地方官員的學習資料，也是功勞簿。

從宋代開始就有很多方誌了，因為戰亂大多散佚，現在能見到的主要是明清的。

自宋代起，科舉選官制度及其他官員考核制度成熟。大量高素質的管理人才充實郡縣，加強了國家的治理水平。（元代除外，元代科舉制很不健全）由於規避籍貫等原因，新任的地方主官往往沒有深厚的本地基礎，而完善的統治體系又要求官員在上任後儘快熟悉地方情形，地方志就滿足了這種需求，大多數方誌以山川風物、版籍建置、勝跡祠祀、錢糧賦役、道里兵防、名宦士女、文章辭頌等為綱目，除了名詞解釋性質的條目介紹，還常常充實以大量來自史書、官方和民間的公文、詩賦、碑碣等文字，內容上有社情介紹、史事敘述、道德宣教、政策論述等幾類。是官員總結、學習、傳播治理經驗的重要教材。例如，寫某條河，要先介紹其流向水情，要介紹相關典故名勝，還要介紹堤防與水利工程，有的還要加上幾篇前任官員治水後留下的經驗介紹文章甚至河神廟的碑刻文章（內容常常是關於水患水利等）。這樣匯總起來的材料就為新官員熟悉當地的某個水利問題提供了參考。

在任多年的官員要總結治績，讓地方士紳們寫寫歌功頌德的文字放在方誌里可以留名。

在一些時期，為了迅速掌握各地的新情況，或者是對一段較長時期以來的成績做出總結，上級政府也會要求下屬各地統一編寫方誌，清初、乾嘉等時期都有這樣的情況。

地方志和印刷術沒有必然聯繫，雕版印刷的方誌一大堆，有不少地方志是手抄的，在一些社會動蕩時期都容易見到。

儘管有地方士紳參與方誌的策劃編纂等工作，但地方志不是士紳的著書立說，與經濟文化發展也沒有必然聯繫，窮地方、科甲不盛的地方照樣要每隔一定時期編一次方誌。方誌是地方官員的教材和功勞簿，編志是實實在在的政府行為，實際上，裡面的內容和普通人的生活關聯不大。

整體上來說，明清地方志數量的增多、水平的提高應是封建政治發展的結果。

其實中國很早就有類似地方志體例的書，比如華陽國志，宋代也有部分地方出現了地方志，但是宋代各地方志體例不如明清那樣整齊劃一。具體回答這個問題:(越靠前的答案越相對客觀，或者叫主流)
1，一統志要求地方志大量出現。明清地方志的大量出現很大程度是地方政府為了完成一項行政任務。從元代開始中央政府開始書寫一統志，明清莫不是這樣，這就要求地方貢獻素材和材料，這是明清地方志大量出現的重要原因。到後來地方志的編修已經成了地方官員的一項政績，所以官員也有動力了。
2，體例，類目，目錄明晰後便於量產。明清幾位皇帝下旨要求全國各級地方政府編撰方誌，而且這時候中央開始對地方志的體例，類目做出了要求，要求地方志必須記載一些比如沿革、食貨、職官、藝文等內容，這就改變了宋代體例類目不一的情況。大家知道該怎麼寫了，自然就好寫了。
3，中央與地方相對應意識凸顯。宋代中國開始有了與遼金的對抗，開始有了疆域意識，到了元代，蒙古人學習西方設置行省，這是對中國古代郡縣制的一大發展，這導致大家有了鄉情和地方意識，通俗點就是明白了愛祖國愛家鄉，多了一重地方認同感，這種認同感在文本意識上的最好體現就是地方志，所以可以看到明清如果某個縣有超過60年沒有方誌，地方士紳就會與父母官開始討論編修方誌了。
4，地方士紳的發展。明清以後中國的科舉採取了類似地方配額制度，就是今天高考的各省劃線，這樣每個地方都有一群士紳階級，他們對於自己本地的文化承續有著天然的道德感和責任感，因此他們也要求本地有方誌，以彰顯本地的文華風流(例如可以看到大多數方誌記載鄉賢)。
5，人類對於歸屬感和我從哪來的終極需求。明清不像今天社會人口流動這麼頻繁，士紳階級更是在一地可以存續幾百年，地方志很好的解決了士紳歸屬感這種需求。那麼宋代以前的士紳階級依靠什麼來尋找歸屬感呢？家譜(正所謂地緣和血緣)。宋以前譜學極其發達，而且那時候的家譜就是貴族的戶口本，唐以後士族和寒族的差距開始消亡殆盡，皇權徹底打壓貴族，後來的家譜已經沒有唐以前家譜的功能。新興的紳士需要另外一種身份認同感、歸屬感，鄉里成為這種情感的寄託。
題外話，寫到著基本引出另外一個問題了，就是地方志的二重性，明清時期的地方志大多既體現了本地是是皇權治理之下的一隅，又突出本地與其他地區的不同，這種地方與中央的對應意識正是宋以後發展出來，同時這種意識可以說是地方志在明清大量出現的根本原因。任何一種文本形式的大量出現，肯定有其內在的社會經濟原因。

私人推測，只是因為時代近被保留了下來。

不是明清大量出現，而是你能見到的大部分是明清的。別的朝代的大部分都損毀了。

恰好知道一些，試著回答一下。地方志也可以簡稱為方誌，以下為了打字省力，都簡稱方誌啦。（另，方誌中總志是否屬於地方志有爭議。此處按照《中國古方誌考》觀點，一併算入。）

我覺得，原因有以下幾點：

太長不看貼心版：

1、基本上，修纂方誌在歷代都有政治鼓勵，明清也不例外，而且明清出台了有力的政策甚至發展成制度，從皇帝、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員、當地文人都積极參与進來，這是直接原因。

2、明清的方誌修纂是建立在前代修纂技術發展成熟的基礎上，百尺竿頭，自然容易更進一步。這是技術原因。

3、與明清經濟發展背景下出版業的繁榮和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有關。籠統算作經濟原因吧。

4、明清兩代存續時間加起來五百多年，時間段長，又趕上古代方誌發展的成熟階段，方誌數量大也不奇怪。這是，呃，算作基數原因吧。

5、明清距今較近，官私藏書發達，再加上大量東傳日本，很多方誌未亡佚而得以留存，所以我們能知道明清出現了大量的地方志。這是留存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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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倡導和制度化的推動

這是明清方誌修纂益繁的最直接因素。方誌嘛，「四方之志」，主要功能是「存史」、「資治」、「興利」、「裨風教」，還有宣揚功業。最終目的是為了益於統治，並且是長治。章學誠認為方誌是「一方之全史」，《方誌今議》認為方誌兼有「史地兩性」。其實，方誌是綜合性資料，記載內容很廣泛，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經濟、軍事（特別是邊鎮志）、文化、科技等等。對信息的掌控本來就是權力的要求。掌握一個地方的綜合信息以作「資政」，是帝王和官員施政理事的必然需求。甚至有一個「朱熹索志書」的故事，因此方誌對於治理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首先，由於方誌對統治有重要意義，不僅是明清，歷代都提倡修纂方誌。明清不過是承襲了之前的修志傳統而已。

其次，作為大一統王朝，也出於政治和軍事需要，明清將對修志的重視轉化為大力倡導，常發詔令甚至形成制度，直接導致方誌得到大量修纂。明初朱元璋命人仿效《大元大一統志》編纂《大明志書》以宣傳功業。明永樂以後，皇帝多次下令修志，還頒發修志條例，如《修志凡例》、《纂修志書凡例》，直接對方誌體例做了官方規定。到了萬曆年間，「凡郡國縣道，靡不有志」。清代更加重視。康乾嘉三朝都下過修一統志的詔令。康熙還要求各省、府、州、縣勤修志書，規定省志每六十年必須編修一次；縣誌，人力較足的每二、三十年即行重修，人力財力不足的次數相對減少。清末時期廢科舉，政府又廣推鄉土志代替學堂教材，頒布《鄉土志例目》，直接興起了全國各地編修鄉土志的熱潮。由此可見，政策的直接推動作用是非常顯著的。

再次，由於官方倡導和重視，修纂的直接參与者（官員、文人）積極性高漲。由於修志是主要政務也是政績之一，地方官員十分重視修志，甚至剛到任所立即著手修纂事務。「下車未幾即進諸紳士而謀之(指地方志)也」 (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魏縣誌》)。再加上修志需要專業的、廣博的知識，明清地方官通常會「禮請」當地的「鴻才」、「淵儒」、「巨手」等修志人才參與修纂。這種在修志過程中對文人的尊重，也會形成一種良性的激勵，使文人以參與修志為榮。此外，在這種環境下，有的地區，修纂方誌成為士宦與當地文人之間的重要交遊內容。有學者研究發現，明清時期，北上河洛地區為官、經商、遊玩、避亂的嶺南士宦與當地學人進行交遊活動時，修纂方誌是主要內容之一。眾多參與者關注、討論、參與，形成修志派別，創新方誌理論（例如章學誠的方誌學），積極修纂，推動了新方誌的產生。

這就是方誌大量出現的直接原因。但大量的修纂也有弊端，於是就有「明志有倉促之弊，清志有呆板之病」的說法。量和質不可兼得嘛。

2、修志技術成熟

從修纂技術來看，明清以前，方誌的編纂技術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了。這一點為明清方誌的大量出現也奠定了基礎。尤其是宋代，為明清提供了成熟的經驗。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

（1）體例完備，種類細分。就層級而言，出現了總志、府縣誌、鄉鎮志；從類目來看，包含了多種分類志書與綜合性志書；以修纂主體區分，官修、私修志書皆有。

（2）名目轉變：主要是由圖經到志。北宋三次由皇帝下詔修纂天下圖經（太祖、真宗、徽宗），到了南宋，以圖經命名的志書減少，而多以「志」命名。對後世影響甚深。

（3）活字印刷術加速方誌的修纂、傳播。

（4）機構和參與者。官方設立修纂機構、配置專門人員；社會上出現一批如樂史、周應合、李宗諤之流的方誌大家；此外還有很多文人參與或關注、討論。

由上可見，明清處於方誌修纂技術較為成熟的後期階段，技術經驗的積累和改進（比如「三寶體」）使得大量修志成為可能。

3、出版業繁榮與地方經濟發展

在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明清造紙業發達，印刷技術進步（宋體字、套印），刻工也多且工價便宜，再加上政府鼓勵，對刊印書籍減免徵稅，因此刻書行業興盛。校書、刻印、發行較為容易，刻一部志書在當時也不算難事。所以，方誌藉此東風也得以大量編纂出版。而且，從明代開始，由於地方經濟發展，鄉鎮志大量出現。

4、存續時間長

明清兩代存續時間加起來超過五百年，在這麼長的時間段里，又有官方倡導，本身又是較成熟階段，方誌出現的數量自然不小。這個不用多說了。

5、留存

一是時間。

方誌是史料文獻，距今時間越長，亡佚的可能性越大。明清較之唐宋等朝代，距今較近，自然比前代保存下來的可能性大。而且呢，不僅是方誌，其他史料基本上也是如此。明清留存下來的各種檔案文獻之豐富是遠超前代的。雖然明清也有很多方誌佚失，但是留存下來的也不少。並且，明清散失掉的一些方誌，在其它文獻中留下了記錄，至少我們能夠知道當時出現過這些方誌。

二是保存途徑。

第一，官私收藏興盛。明清時期的方誌收藏去向，既有宮廷館閣，也有民間藏書。尤其是明代，藏書事業繁榮。官方收藏，比如明代的文淵閣，清代在《四庫全書》編修時收錄的部分明代及清乾隆及乾隆之前的地方志等等。私家收藏，比如寧波范欽的天一閣藏書，就以明代方誌為收藏特色之一，清代時也有方誌續入收藏。此外，還有湖州皕宋樓和杭州八千卷樓。

第二，方誌輸入日本。明清時期，方誌東傳日本更為頻繁。按照巴兆祥教授的不完全統計,明末至清咸豐年間唐船輸出的方誌約有1245部。這些東傳方誌很多都得到留存。

總之，留存上的這些因素使我們能夠產生這樣的認知：明清出現了這麼多的志書。而明清之前的方誌其實有大量是亡佚的，我們根本沒法知道這些存在過的方誌有哪些，有多少，更無從得知它們的蹤跡。（當然，絕對數量上應該還是明清佔優。）但是，這無疑也加深了我們關於「明清時期出現了大量地方志」的認知。

以下是參考資料：

林衍經：《方誌史話》,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

黎錦熙，甘鵬雲著：《方誌學兩種》，嶽麓書社1984年版；

陸振岳著：《方誌學研究》，齊魯書社2013年版；

霍艷芳著：《中國圖書官修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單輝：《明清的地方官與明清的地方志》，《黑龍江史志》，1995年12月刊；

羅志歡：《明清嶺南士宦主持纂修河南地方志述略》，《中國地方志》，2014第10期；

桑薈：《明清時期江蘇士紳與地方志編修》，《中國地方志》,2010年第9期；

顧志興：《試論明清時期地方志的官私收藏》，《浙江學刊》,2015年第3期；

巴兆祥：
《明清時期地方志東傳日本的歷史過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年7月刊。

修志之傳統古已有之的觀點是不存在疑問的。現代方誌學在追述方誌的發展脈絡時，往往把《吳越春秋》、《越絕書》和《華陽國志》追朔為方誌編纂的早期形式，例如民國時期李泰棻在其《方誌學》一書中便持這一觀點。這個時期的方誌種類繁雜，修志的目的各有側重。
唐宋以來方誌編纂的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自序中說：「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尚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於異端，莫切根要，至於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於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因此唐代方誌的修纂追求「實用」，要對國家的統治有所幫助。這種觀念對後世方誌的編纂產生了重大影響。
目前所見明代方誌的體例是永樂十年《修志凡例》確定下來的，對志書類目的名稱和內容做了詳細的規定。所以我們看到的明清時期的地方志在體例上較之前代顯得更為系統和統一。由此也可見明代統治者對修志的重視程度之深，以致達到」郡邑莫不有志「的程度。國家政權對地方的統治不斷深入，導致明清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地方志書，以便於流官儘快了解地方事務，加強統治。除了以政區為單位編修的縣誌、府志、省志之外，還出現了《四鎮三關志》、《蒼梧總督軍門志》等等類型的專志，均是以實用為目的而編修的地方志書。
至於說印刷術的發展，確實使地方志的編印更為便利。地方志編修的目的不在於廣泛傳播，對於地方志的大量出現並無直接關聯。還有說什麼與宗法觀念和崇拜祖先一類的聯繫在一起，就更是無從說起了。

光是明清志書就15部，東莞果然是個有故事的地方

都是明清居多，東莞的流傳下來的也是

不是明清大量出現地方志，而是現存的舊方誌以明清居多。方誌的起源與大一統國家的統治有關。中央希望了解各個州縣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於是地方上奉命將州縣的城池、區域、坊巷、山川、河流等等情況畫成圖，並做說明。附帶著將地方上的世家大族、文化名人等將要信息一併上報中央。將這些資料積累起來，逐漸形成了圖經，經過官方的不斷規範，最終形成了東方文明特有的地方志文化。地方志與印刷術、造紙術關係不大，這個書本來就不是給老百姓看的。

親一直都有的
現在各個地方政府的統計年鑒不也應該算作地方志嘛

還有就是吉林烏拉徹徹底底有了自己的地方志是在大清朝而地方志里根本沒提吉林烏拉火鍋其實這個是個偽傳統！

章學誠進不了學術圈，只能搞點邊緣性作品

現存最多的是明清時期地方志，看到最早還是南北朝的《永嘉郡記一卷》，它留存下來是清朝人輯錄的。

可能是由於印刷術和造紙術的普及，還有書籍出版行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