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陳寅恪？

陳寅恪先生應當是20世紀中國史學的殿軍人物，某種意義上是那個時代的第一名。
精通30多種外語，通曉許多死去的文字，視野寬廣，學問。

論研究水平，我是絕沒有資格「評價」陳寅恪的，能談的僅是一點粗淺認識。當年初讀陳氏，所讀並非是其頗負盛名的「兩稿」，而是因瞭解佛教與文學之關係讀到他的〈《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此文並不長，但論斷極精，眼界極廣，令人歎為觀止。要從廣博的佛經及故事中以獨到眼光抽取看似毫無聯繫的片段，又以深厚的梵文修養為基礎將之整合，這在中國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中幾可說是開山之作。要知道，此文不僅在繁雜材料中梳理出了淵源關係，還總結出了文學故事演變的公式，成為比較文學研究的範例。

不久我又讀到了〈四聲三問〉（《清華學報》九卷二期，1934年），這是最早揭示出永明聲律說可能與當時中印文化交流有關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四聲中平、上、去之辨很可能與《圍陀·聲明論》的高聲調、非高聲調、混合聲調有聯繫。正因此文的學術高度與開拓性，其後才有饒宗頤等人繼續在中印文化的影響問題上深掘下去。若論文學，還有如〈桃花源記旁證〉（《清華學報》十一卷一期，1936年）等單篇論文，任何一篇都是擲地有聲、分量極重的。

要談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與《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決計繞不過去。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著名的觀點就是關於唐代政治社會的「關隴集團」說，以地域來分析當時不同政治集團的相互鬥爭聯合及其對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影響。即便反對這些論點的人，也不能否認提出此觀點所需要的洞察力以及此論點在史學界的影響。《略論稿》中點出的隋唐制度於北魏、北齊之因革以及不同地域文化的演變整合，亦是破除窠臼、推陳出新。我雖非唐史研究者，也知道這些論點在任何與唐史相關研究中的重要性。譬如想要從外圍範疇討論唐代文學，這些便不可不知。

至於詩史互證，無論是研究唐詩的《元白詩箋證稿》，還是關於明清詩的《柳如是別傳》，皆是難以攀登的高峰。以詩證史，需要有極強的考證功力，又要注意藝術真實與現實真實之別；以史證詩，要靈活而不拘泥，又不能穿鑿附會。從史學研究來看，《元白詩箋證稿》是兩稿的補充，雖沒有大的史學架構，卻能從隱微處填補空白；《柳如是別傳》更是在混亂的歷史脈絡中依靠兩個主人公梳理出一條前所未見的縱貫線。如此治學方法，恐怕也就是余英時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可謂得其精髓。至於陳氏對乾嘉學派的繼承與發展，前人更早有公論，此不贅述。

未讀過的文章不宜雌黃，所以我能談得不多。推薦〈陳寅恪的史學成就與治史方法--《學術研究》1987年06期〉，此文大致概括了陳寅恪在文字校勘考證、佛教與中國文化、政治史、民族史、文學、語言學等方面的學術成就。如想深入瞭解，除其原作外還可參考王永興的《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一書。當然，於陳寅恪謂其大師則可，捧上神壇則不必，所以學術界亦有不同聲音，可參〈陳寅恪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陳寅恪熱」反思之一（修訂稿）〉。

既然大家都講故事，那我不妨也以一真實故事作為結尾。1958年，郭沫若給北大歷史系寫信宣稱：「就如我們今天在鋼鐵生產等方面十五年內要超過英國一樣，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長的時期內，就在資料佔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關於厚今薄古〉）

「有這麼一位教書匠，他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知識，大師之後再無大師」

文| 烈酒封侯

圖| 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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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在清華學校成立大學部的同時，清華還曾委任吳宓籌辦設立了一個研究院，也就是清華國學研究院，這是一個非常牛的研究院，雖然從創辦到結束，僅僅維持了四年，但是它在中國學術界開創出了一股研究國學的新風氣，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蹟。

研究院創辦之初，第一件事情，便著手確定合適的導師人選

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大使王國維，

第二位，是戊戌變法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

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歸國，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

這三位導師性格迥異，但在當時都是大名鼎鼎的教授級別人物。除了他們三位，還有一位導師，他在當時並不出名，一無大部頭的著作，二無博士學位，卻也成為了這個研究院的導師，他便是陳寅恪。

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

陳寅恪是最後一位來到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他出任研究院導師，最初並不被清華校長看好。

教授吳宓校長向推薦說：「陳寅恪可擔此任。」

校長曹雲祥不了解陳寅恪，

便問梁啟超：「陳寅恪先生是哪一國博士？」

梁啟超回答說：「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只有三個學士學位。」

校長又問道：「那他有沒有什麼知名的著作？」

梁啟超再答：「也沒有任何知名的著作。」

校長說：「既不是博士，又無著作，如何能夠勝任研究院導師？」

梁啟超說：「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著作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最終在吳宓與梁啟超的極力推薦下，曹雲祥聘陳寅恪為第四位導師。

所以，在這個研究院畢業學生的畢業證上，導師一列是分別是：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當時李濟為講師，另一說是吳宓）。他們被稱為「五星聚奎」，這些國學大師們，桃李門生、私淑弟子幾乎遍充幾代中國國學界。

陳寅恪上課之初，便對學生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評價陳寅恪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烈酒封侯本期人物，便來講一講這位入職清華之初一無著作，二無博士頭銜的陳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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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無著作，二無博士頭銜的陳寅恪，被清華大學宣布為特聘教授，要是當時有微博或者朋友圈，他這絕對是要分分鐘便竄上熱搜的節奏啊！好多不明真相的人，也會在第一時間想要了解這位導師到底是誰？可能不出一會兒便會扒出陳寅恪的祖上還是有高官的，他的爺爺陳寶箴，是晚清維新派政治家，文才、韜略和辦事能力深為兩湖總督曾國藩所賞識，被光緒帝稱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系清末著名維新派骨幹，地方督撫中唯一傾向維新變法的實權派風雲人物，可能有的網友便會質疑，陳寅恪當導師，可能是有內幕吧，哈哈。

陳寅恪出生於1890年，老家在湖南長沙，他出生的時候，正值寅年，所以家人為他取名寅恪，恪為家族兄弟間的排輩，他的哥哥便是叫陳衡恪，也是恪字輩，是著名的畫家。陳寅恪小時候是在家塾讀的啟蒙教育，當然，學習的知識不僅僅是四書五經，還有算學、地理等知識。

在他十歲的時候，祖父陳寶箴去世了，他的老爸陳三立之後帶著家人舉家遷居到了江蘇金陵，說到這裡，不得不提他的老爸，也是很有才華的，他爸爸陳三立當時與譚延闓、譚嗣同並稱為「湖湘三公子」，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並稱為「維新四公子」，官至吏部主事，是晚清著名的詩人，有「中國最後一位傳統詩人」之譽。

搬家之後，他爸爸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教授四書五經的同時，還開設了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思益學堂先後延聘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家中的學堂採用的是現代化教育，陳三立與教師們相約一不打學生、二不背死書，一派新式作風，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讚賞。

所以說，小時候的陳寅恪，便是在如此家學淵源下成長起來的，有著深厚的國學底子，眼界開放，較早接觸東西洋知識，他在留學日本前便「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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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曾多次出國留學。

在他12歲的時候，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

在他20歲的時候，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後來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迫於形勢，才於1914年回國。

在他28歲的時候，陳寅恪再度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學梵文和巴利文。學習了三年之後，他又由美國轉往德國柏林大學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學習中亞古文字、以及蒙古語，在留學期間，他勤奮學習、積蓄了各方面的知識。

留學與刻苦學習的經歷，是陳寅恪具備了閱讀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種語言的能力，其中以梵文和巴利文最為精通。懂得掌握的如此多的文字語言，使他掌握了一把研究史學的利劍，而且他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經過多年的留學經歷又使得他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所以他的見解與學識，多為國內外名人所推重。

雖然出國遊學二十多年，但是陳寅恪卻未懷揣一張高級學位證書回來。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他完全是為了學子而讀書。他在留學期間的想法便是，哪裡有好大學，哪裡藏書多，他便去哪裡讀書，去哪裡研究研究。學位而言，對於他就是一張紙，沒什麼價值，裝到腦子裡的知識，才是自己真真切切的學到的。

民國十四年，也就是1925年，陳寅恪這一年36歲，滿載的知識回國了。

這時候，正趕上清華學校改製為大學，設立研究院國學門也就是文章開頭所提到的那件事。胡適建議採用導師制。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所以出現了梁啟超與清華校長的那段對話，清華國學研究院最終聘任了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人為導師，人稱清華四大國學大師，李濟為講師。

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他「最為學博識精」。梁啟超也說：「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

他38歲的時候，他才結婚，迎娶的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唐篔，篔字是不是不認識呢？這個字音（雲）。他們兩個人育有三個女兒，一生相濡以沫，唐篔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環里，其實她也是很棒的，自幼就開始讀書，後來畢業於金陵女校體育專業，後執教於北京女高師，曾是許廣平的老師。

陳寅恪對於愛情與婚姻而言，有一套自己的理解，他曾對友人吳宓闡述說：「五等愛情論」，第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第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

他們兩人是經同事介紹認識的，也是就相親，當時陳寅恪與唐篔相約在中央公園裡見面。那時的中山公園還叫中央公園。1914年改為公園後，一時成為新青年男女約會的風雅場所。

在公園裡等候的唐篔細心地發現，遠遠走過來的這個人走路的姿勢微跛。在談話中，陳寅恪告訴坦白的她：自己的足部有多處雞眼、胼胝，這與早年留學時經常穿著不合腳的硬皮鞋有關。就這樣。38歲的陳寅恪與30歲的唐篔在上海締結了偕老之約。

性格堅韌的北洋新女性唐篔，在遇到陳寅恪之後，他毅然放棄了自己的事業，將自身的生命完全沉浸在柴米油鹽和照顧家人的私人領域了，成為甘為之死、永誌不忘的一位「中國好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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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在頤和園昆明湖便，抽完了一支煙，便躍身頭朝下，扎入頤和園昆明湖，事後人們在其內衣口袋內發現遺書，遺書中寫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短短數言，卻給了後人無數的猜測。

1928年6月3日，王國維逝世一周年忌日，清華立《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文由陳寅恪撰，林志鈞書丹，馬衡篆額，梁思成設計。陳寅恪在所作的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

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而且還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昌宮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嘆服！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可謂是學者本色。就算是在課餘時間，他給學生們分析各國文字的演變，竟能把葡萄酒原產於何地，流傳向何處的脈絡，講述得清清楚楚。

他每次來上課，總是會抱著很多很多的書。當他在講授佛經文學、禪宗文學的時候，抱著的書一定是用黃布包裹著，當他講授其他課程的時候，帶來的書，則是用黑布包裹著的，雖然他總是帶好多書，但是他從來不要助手幫忙抱，也不麻煩自己的學生幫忙，總是親力親為。他為什麼能做到「四不講」，那是因為他學富五車、滿腹經綸、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每次講課都是講他的心得卓見，哪怕是同一門課講好多次，都不會有重複的。

每當陳寅恪上課，下面坐著的，不僅僅是他的學生，還有外系的學生，真可謂是學生雲集，好多清華的老師與教授，都會慕名而來，如朱自清、馮友蘭、吳宓、北大的德國漢學家鋼和泰等都來聽他的課，所以說他是教授的教授。那時候，在華北學術界，學者一共分成兩派，一派是土生土長的學者，另一派是出國留學歸來的學者。前者認為留洋歸國的人不懂國情，有再多的新學問，也是隔靴搔癢，不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後者則認為本土派太迂腐，不懂的與時俱進，眼光狹隘，也算是一種文人相輕吧，他們互相看不起，但是陳寅恪不屬於任何一方，而且不管是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他在兩派人心中深得崇敬，這在學術界，堪稱一個傳奇。

季羨林便是慕名而來的一位學生，在清華大學讀書時，當時讀的是西洋系，上了眾多和西方的歷史、文學、美學相關的課程，但是後來季羨林說，他自己覺得受益最大的不是那些正課，而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和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季羨林聽了陳寅恪的課，之後季羨林搞起了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研究，不得不說有一定的原因是源於陳寅恪的影響。季羨林說：「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亨利希·呂德斯，在國內只有陳寅恪老師一人。」

陳寅恪講學重內容，從來不拘於形式，上課從不點名，從不小考，從來不會給學生不及格，真的是不拘一格。

陳丹青在《國學研究院》描繪的五位大師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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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因為各種原因，清華國學院停辦，陳寅恪後來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雖然清華國學研究院停辦了，但是他教書匠的工作還在繼續。

1937年七月，日本侵華戰爭蔓延，抗日戰爭爆發，日軍直逼平津。這時候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義憤絕食，溘然長逝。陳寅恪回家奔喪。這一年11月，由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在長沙組建成立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在長沙開學，這一天也成為西南聯大校慶日，治喪完畢之後，寅恪隨校南遷，開始過上了顛沛流離的旅途生活。1938年西南聯大遷至昆明，他隨校到達昆明。

又過了兩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陳寅恪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他離昆明到香港，擬全家搭英輪轉赴英國牛津大學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逼暫居香港，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香港，陳寅恪立即辭職閑居，因為他早已名聲在外，日本當局持日金四十萬元委任他辦東方文學院，被他堅決的拒絕了。

後來又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他到已被日軍侵佔的上海授課，這一次，他又拒絕了，拒絕抗命之後，陳寅恪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這一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他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闢了新的途徑。在陳寅恪的身上，我們不僅僅看到了文人的淵博學識，更看到了身為中國人的骨氣與信念。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接到了牛津大學的應聘，這次，他順利的去了牛津大學任教，因為自己有眼疾，一併順便到倫敦治療自己的眼睛，此前在國內有過一次不成功的手術，到了英國之後，再經英醫診治開刀，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

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返回了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解放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後來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併於中山大學，所以後來陳寅恪移教於中山大學。

　1957年，陳寅恪在中山大學寓所內，思考《柳如是別傳》已雙目失明

1962年，陳寅恪右腿跌骨折，胡喬木前往看望，關心他的文集出版。

他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

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

在助手的幫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專著《柳如是傳》，最後撰《寒柳堂記夢》。

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wenhua大.革.命）開始之後，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最終於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在廣州永遠的離開了人世，他去世後沒多久，夫人唐篔於11月21日辭世。

為陳寅恪而活著的唐篔，最終亦為陳寅恪而死。當時唐篔平靜地料理完陳寅恪的後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後事，就像她對人說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該去了。」僅僅相隔45天，唐篔便也走了。

有人說她死於心臟病，

有人說她大半生靠藥物維繫生命，停葯十餘日，生命就可以輕鬆結束。

總之，唐篔是追隨陳寅恪去了，這對才德兼備的唐篔來說是生死相隨，生命相依。

若依陳寅恪的等級分類，他與唐篔的愛情不過區區四等。

但，愛到這種程度，愛到這種境界，怎麼說，也該算是一等了吧。

陳寅恪：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

陳寅恪一家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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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長期致力於史學研究工作，研究範圍甚廣，他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別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敦煌學、中國古典文學以及史學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陳寅恪的新考據學方法，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傳統文獻研究方法，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但他有些考據過於繁複冗長，這可能是他的不足。 陳寅恪與王國維、陳垣等形成了中國史學史上具有代表意義的「新考據學派」。研究的範圍，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學等，並取得了不少開創性的成果。

作為教書匠的他，在師生中享有「蓋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師」等稱譽，他對學生的愛護無微不至，對學生生活乃到畢業後就業問題，也非常關心。他認為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問的最好方法。做論文，要求新資料、新見解。他從不要求學生用死記方法，而是鼓勵思考，他更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式。

「桃李滿天下」，對陳寅恪來說，當之無愧。

他為國家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優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羨林、蔣天樞等大師。

說到這裡，你可能還對陳寅恪這個名字的「恪」怎麼讀有點摸不著頭腦。

按照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陳寅恪「恪」應讀作「克」（拼音：Kè）。但有資料表明，由於陳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話中有「quó」的，因普通話中無此音，於是到中國北方後，便被當然地稱為「yínquè」了。因襲相承，並成為習慣。所以，有學者認為，「陳寅恪」應讀作ChénYínquè。不過，在使用漢語的人中間，知道這一點的人顯然為少數，包括陳寅恪本人也並不追究。因而，在使用普通話時，仍不妨將陳寅恪的「恪」讀作「克」（Kè）。況且，陳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國牛津大學的英文親筆信的署名是「TschenYinKoh」。

當年，清華師生上下都叫他陳寅恪（què）先生，有人請教他：「為什麼大家都叫你陳寅恪（què），你卻不予糾正呢？」

陳先生笑著反問道：「有這個必要嗎？」

陳寅恪、蔡元培、胡適、章太炎

以上四人有民國最著名的四篇演講，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百度查找

現在只展示陳寅恪的一篇

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一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

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

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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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陳寅恪

史學家卞僧慧：世人每稱先生為一代宗師，誠當之無愧。正當中國之大變局、世界之大變局，政歷四代，遊學東西洋十餘年，博文卓識，終生獻身學術。性極敏感，思富聯想，而又痌瘝在抱，常懷千歲之憂。誠曠世之大師，不世出之人傑。直可謂千種矛盾、萬種情思，胥可於先生一身見之。先生如精琢多面體之金剛石，一有光源即燦爛奪目。從先生可以見世界萬象，從世界萬象亦可以見先生。先生人雖沒，但其思想、學說之影響卻從未停止。

陳寅恪先生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

令人高山仰止，不勝敬慕

他是中國乃至世界學術文化界的驕傲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大師之後再無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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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首發於公眾號：烈酒封侯

本文內容部分史料整理自

《陳寅恪家族百年興衰史》

《國學大師陳寅恪》

《陳寅恪，最後20年》

《陳寅恪，歷史學家》

圖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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