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種說法李白是山東人？

《舊唐書》云：「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父為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准、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李白傳》，3439頁）

《新唐書》的編撰者似乎在《舊唐書》中看出了一些問題，刪去了李白「山東人」、「父為任城尉」等描述，在李白居東魯時的生活簡化為：「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准、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新唐書》卷二百二《李白傳》，4411頁）

後世學者基本上認同《新唐書》的這種刪改，將其視為對李白東魯時期生活的一種「更正」。但我們如果因此指稱《舊唐書》編撰者們就李白生平一事任意瞎說或胡編亂造，恐有不妥。

眾所周知，《舊唐書》成書的主要依據是《國史》和唐文宗以前的歷朝「實錄」。據《舊唐書》的主要修撰人起居郎賈緯就修撰《舊唐書》一事向後晉高祖皇帝上疏說：「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傳記，德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惟有《武宗實錄》一卷，余皆闕略。臣今收訪遺聞及耆老傳說，編成六十五卷，目為《唐朝補遺錄》，以備將來史館修述。」（《舊五代史》卷七十九《晉高祖本紀》，727頁）又有監修國史趙瑩奏曰：「自李朝喪亂，迨五十年，四海沸騰，兩都淪覆，今之書府，百無二三。臣等近奉綸言，俾令撰述。褒貶或從於新意，纂修須案於舊章，既闕簡編，先虞漏略。今據史館所闕唐書實錄，請下敕命購求。況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蔣伸、皇甫煥撰武宗、宣宗兩朝實錄，皆遇多事，或值播遷，雖聞撰述，未見流傳。其韋保衡、裴贄合有子孫，見居職任，或門生故吏，曾記纂修，聞此討論，諒多欣愜。請下三京諸道及內外臣僚，凡有將此數朝實錄詣闕進納，量其文武才能，不拘資地，除授一官。如卷帙不足，據數進納，亦請不次獎酬，以勸來者。自會昌至天祐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黨，著武宗伐叛之書；其後康承訓定徐方，有武寧本末之傳。如此事類，記述頗多。請下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學，有於此六十年內撰述得傳記及中書、銀台、史館日曆、制敕冊書等，不限年月多少，並許詣闕進納。如年月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臣與張昭遠等所撰《唐史》，敘本紀以綱帝業，列傳以述功臣，十志以書刑政。所陳條例，請下所司。」 （《舊五代史》卷七十九《晉高祖本紀》，727頁）

按賈緯、趙瑩等所說，他們奉命編寫《舊唐書》之時，尚存有唐朝高祖至代宗期間的現成「傳記」和唐文宗以前的歷朝「實錄」，如房玄齡修撰的《高祖實錄》、長孫無忌修撰的《太宗實錄》、吳兢修撰的《則天實錄》、令狐峘修撰的《玄宗實錄》、《代宗實錄》等。唐武宗至昭宣帝六代，除殘存的一卷（不是一部）《武宗實錄》以外，沒有唐朝任何史料可據，其他全是他們自己徵集的史料。賈緯在奏中所說的高祖至代宗已有「傳記」，似乎也就是武后至代宗期間的國史官吳兢、韋述、於休烈、令狐峘、蔣係等人相繼修撰而成的《國史》一百三十卷。

查《李白傳》所在的《文苑列傳》（下）《陸據傳》後夾有一段說明性文字，稱：「開元、天寶間，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孟浩然，皆名位不振，唯高適官達，自有傳。」（《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文苑列傳》，3436頁）。此材料似乎表明崔顥等三人雖在《國史》的時限之內，但《國史》中的《文苑列傳》並沒有他們的傳記，反過來也可得知李白的傳記，應該存錄於《國史》之中的了。

按《舊唐書》「史館」條記載，國史官的主要任務，是把當朝一代皇帝每日的《起居注》和《時政記》分類整理成編年體的「實錄」（《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志》（二）「史館」條，1264頁）；又據《舊唐書·職官二》記載，《起居注》是門下省記錄每日天子各種國事活動的資料，「錄天子之言動法度，以修記事之史。」 記事「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志》（二）1259頁）《時政記》，唐文宗前直接由宰相根據天子每日發出的制誥德音的資料（如制、敇、冊等詔書）撰錄，後委中書門下丞一人隨時撰錄，季終授之國史。這兩種資料，可以說是當朝國家最高級的綜合檔案資料，是修撰國史最可靠的第一手素材。

天寶元年，李白入京授職供奉翰林，是以天子詔書的形式公布的，故《起居注》和《時政記》中，一定會有李白的檔案。從當時中書省所派使臣，直接把詔書送達魯郡這一點，也可證明《舊唐書·李白傳》所說的李白乃山東人，家住任城，其父為任城尉這三件事，是由專人填報，經門下省核實的基本資料。在這裡，就李白「原始檔案」，或許就是開元二十九年（741）歲末秩滿歸京的任城尉李白「六父」所提供的。李白在供奉翰林期間之所以沒有對自己的鄉里名籍加以更正，蓋自己身世實在過於複雜的緣故，為了來之不易的「功業」，他沒有別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