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究竟有沒有下令不抵抗？

12-08

」蔣介石命令不抵抗」這個故事是張學良的秘書、tg地下黨員郭維城杜撰粗來的，東北軍、張學良為了推卸責任，tg為了抹黑國民黨和蔣中正，就編造了各種故事，把這個屎盆尿罐通通扣到蔣介石和國民黨頭上。

「1934年才擔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他是1933年加入中共的秘密黨員），曾回憶稱「九一八事件當晚，蔣介石曾十多次電函張學良不準抵抗」。但這種說法也沒有根據，因為當時蔣介石正在坐船從南京到南昌去指揮剿共的途中，通過蔣介石的日記，也證明蔣當晚不知道九一八事變的爆發。」

張學良晚年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反覆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中央政府。他是在獲得自由的情況下談這一問題的。
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學良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有很多學者認為是國民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1991年張學良赴美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歷史處與張學良合作，記錄他口述歷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時，有人提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著名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應張學良之邀，為他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記載了張學良回答他詢問「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的一段談話。張學良與唐德剛談話記錄中，對「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里這樣說，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說：「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為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引者注），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張學良說明：「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唐德剛教授笑著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詢地問張學良。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60
編輯於 2015-07-30

「九一八」當晚沒有下達不抵抗命令。不抵抗命令早在「九一八」之前就已經下達。

1931年夏天，張學良東北集團主動向國民政府提出要求「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顧維鈞在其回憶錄對此事這樣記述的：

　　「早在瀋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蔣介石）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特別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他不願意公開明言直接談判的政策。我猜想那就是我被任命為外交部長的緣故，要我首當其衝。」（《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第425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從顧維鈞的記述中可以看出，蔣公否定了張學良集團「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要求，繼續堅持「不抵抗主義」（顧維鈞非常含蓄的使用了「對日談判」來替代「不抵抗主義」這個「不願意公開明言直接談判的政策」）」。

　　1931年8月15日南京方面接到關東軍將在東北誘發軍事行動的情報後，蔣介石於9月11日致電張學良：「避免與日本衝突」。（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三冊》76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3年6月版。）

　　9月15日, 東北軍方面發現日軍有明顯異動，中日戰火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時任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副官處副處長的李濟川受張作相的指派當面請示張學良，張學良答覆：「蔣委員長告訴我，東北外交總的方針是和平解決，不能釀成軍事行動。我們能解決的就解決，不能解決的由中央負責。你迅速回去，請輔帥相機處理。」（《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第15-16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著名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在2007年出版的《張學良口述史》一書中，是這樣評價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的表現的：

詳見這裡回答：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為什麼下不抵抗命令而喪權辱國？

有沒有不抵抗的命令，各種說法都有，有說子虛烏有的，有說他在軍艦上督師剿共當天根本不知道的（按說軍艦上也該有電台，不然他靠啥指揮）；

不過從後來的情況看，不管他留沒留下書面的證據，又或是當天不知情，即便他沒有下令「不抵抗」，好像在國家危難領土淪喪的時候，也沒下令抵抗嘛……

不抵抗，是特定時間下發生的特定事件，不了解詳細情況，斷章取義直接說一句「不抵抗」所造成的誤解，比討論「蔣」還是「張」下達命令來的更加重要。

如果拋開洗地論，直接對比歷史形式來看，中國在內部動亂時期邊疆不寧完全是非常常見的現象。

1、秦末，南越三郡叛亂成立了南越國，趙佗到漢朝都還獲得好好的。
2、漢末，到晉朝失去了西域（？）
3、唐末，那就乾脆整個北方都不是漢族的了
4、宋末.......亡國
5、明末.......亡國
6、清末到民國中間，台灣一直沒拿回來

總結無非山高皇帝遠，中央集權政府失去統治力，邊疆駐守的部隊沒有後援很難與地方抗衡。
難道這就要將所有責任歸結與邊疆畏戰怯戰？
——在這種輿論之下，即便是敦刻爾克的聯軍沒被法西斯搞死，也被這些公知和媒體送上了絞刑架。
——不是每個邊疆長官都是班超
——不是每個朝廷都想封幾個萬里侯

再從歷史環境看看少帥所說的「不抵抗」。
一聽不抵抗，感覺就是投降和逃跑，這對於歷史是不尊重的，媒體與一些洗地黨應該對此事負責。
東北易幟之前，軍閥亂戰，當大家關注內部的時候，那麼有沒有人考慮過當時外界對中國是什麼態度呢？
英法俄日美德葡比諸國虎視眈眈，扶植代理人攝取利益，我們看到滿海棠葉上全是租界，天朝上國的夢被擊的粉碎。
可以說當時任何一個政治軍事勢力都與國外勢力有一腿，即便今天孫先生都被潑了一身髒水，tg贊成外蒙獨立的污點也不見得洗的乾淨。

暫時不看張學良個人性格與經驗上的缺陷的話，不得不說，在當時這種充斥外交恫嚇、軍事威脅的政治外交環境下，麻痹大意，甚至天真幼稚都是可以理解的。
王某不還想在第五次的時候來「是時候展示真正的實力」了么，結果被打臉打成什麼樣。

所以，當時的「常態」之下，以忍讓或者說出賣一定利益換取穩定的戰略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是什麼造成東三省的淪陷？
1、人心思定的情況下警惕下降
2、東北易幟後，軍閥向中央靠攏過程中，認識上存在問題，例如從保家變成衛國到底區別有多大
3、張學良個人能力的匱乏，尤其在中東路事件後存在一定的頹廢
4、日本關東部隊多年苦心積慮與瘋狂
5、民國政府整合的過慢，同時在對日問題上的遲疑與糾結

東北易幟之後，中國應該說結束了軍閥混戰，再次成為一個「大國」，這個時候，正常理論來講日軍如果進攻東北，那就是對中國宣戰，那麼兩國將進入戰爭狀態，而中國在人口優勢（以及其他列強在中國的利益）下，不能勝但是也不一定就失敗，在這種狀態下，日本的鯨吞東北的計劃實在難以置信。加劇這種難以置信的是日本的內閣對這件事也毫不知情，信誓旦旦甚至可以說是真誠的對民國政府說這是意外（民國政府哪裡知道日本內閣已經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權），換句話說這件事是由日本本土之外的「遠征軍」（關東駐屯部隊）自己發動的，有人說這是下克上，但是我覺得更多是從這個時候日本這個國家，作為國家來說他的一部分——軍隊——已經獨立於其他部分了，在戰爭中後期，國家的一切都在為軍隊服務，也註定了這樣一個畸形的覆滅。另外：在現代社會，科技發展的越厲害越是要兢兢業業，冷兵器時代還能復國，現代武器想要消滅人類太容易了，賭國運這種事少干。
東三省的淪陷（不含熱河），應該說是一個善良的愚夫，被一個小姑娘牽著的瘋狗給咬了。
接下來的故事當然就是：
很快瘋狗又把小姑娘給咬死了，然後就不要命的到處咬人，愚夫因為以前被它咬傷過，一直打不過它，結果天上掉兩個石子把狗砸死了。

所以啊，何必造謠，都得到整個天下了。

東北軍都一溜煙跑回關內了總要有人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