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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否具有奴性?

從郭沫若後來作品對當權者的迎合程度來看,他是否是無恥媚上的人?他真的由衷贊成那場運動嗎?從其較為混亂的私生活中,是否可以看出其品行不端?

希望大家就事論事,本問題所有問句均為一般疑問句,回答問題即可,不要攻擊他人。


郭沫若沒有奴性,但晚年的他確實沒什麼骨氣;他的諂媚不是來自於他的奴,而是他的軟。
「X性」這個詞,一般是指性格根子里有某種特性,郭沫若的性格根子里肯定是沒有當奴隸的特性的,不然他早年不會這麼義勇,但在晚年,他的所作所為確實值得詬病,高票答案的觀點我可以接受,我也可以理解郭沫若在那個瘋狂時代的處境,但也不用徹底洗白,平靜看待即可。
說到奴性,馮玉祥招兵的時候,堅決不要主動剪辮子的,反而傾向於不剪辮子的和被迫剪辮子的,因為他知道那些不剪辮子的人骨子裡有奴性,好駕馭。這才叫真正的奴性,是一種盲目的服從,即便主人已經沒了(比如清朝倒了)依舊發自內心堅定不渝地跪舔。
所以,說郭沫若奴性並不客觀,一來他並沒有真的相信這些,相反他始終很聰明,所以才選擇這種瘋狂的方式自保。我無意苛責他,畢竟那個時代大部分人都只想自保,而且郭沫若除了媚上外沒害過太多人(但不是沒害過人,他寫過很多大字報)。但至少,郭沫若並不高尚,晚年的他,只是一個軟弱的平常人

轉一篇文章的觀點,供大家參考。
著名文人郭沫若建國後為何變得奴顏媚骨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個文豪級的大人物,他早年以其才情橫溢、大氣磅礴的詩篇震撼文壇,被稱為「最能代表五四狂飆精神」的詩人,建國後卻寫下了一大批風骨盡失、簡直不堪入目的詩文。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

「我要向你高呼萬歲/斯大林元帥/你是全人類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70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細菌戰的威脅在你面前只是夢囈/你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你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 」(《我向你高呼萬歲——斯大林元帥》);「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在一萬公尺的高空,/在圖104的飛機之上,/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十載春風化雨/喜見山花爛漫/鶯梭織錦勤/茁茁新苗壯/天下凱歌聲」(《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這樣令人作嘔的「詩句」,比《花潮》何止惡劣十倍?得到「斯文敗類」、「一個人把中國文人的臉全丟光了」這樣的惡評也算活該。

可是,我們能否擺脫一見這樣的文字就想到「走狗文人」、「奴顏媚骨」的思維慣性,正如擺脫一見《花潮》就想到「粉飾太平」,而往郭氏的內心觸摸一二呢?做為新文化運動的猛將,詩壇的泰斗,傑出的歷史學家,他自己難道不知道這樣的「作品」足以讓他將來被訂在文學史的恥辱柱上嗎?不管他當時面對的是多大的利益誘惑或多大的現實威脅,也不至於要做得這麼「丑」吧?那麼,在獻媚、保身、求利之外,郭氏在炮製這類文字的時候,是否還存在另一種可能的動機呢?如果有,那會是什麼?

著名作家、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周國平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大學同學,在其回憶錄《歲月與性情》里,周國平提到了當年的這樣一件舊事:某日,周到郭家,閑聊中周國平有意問郭沫若,有人把毛主席的兩句詩「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註解為「表達了毛主席對資本主義雖然發展得早、但必將被社會主義超過的堅定信心」,您認為如何?郭不假思索地回答:「這也太牽強了吧?」於是周抖開「包袱」:「這正是郭老您寫的註解呀!」郭沫若一楞,隨即哈哈大笑起來。

這件舊事包含了豐富的信息:首先,官居高位的晚年郭沫若依然保持著正常的藝術直覺,「牽強」與否,一眼看破,絕未象當時某些人一樣「政治化」得成了個糊塗蟲;其次,他的文字當然純屬阿諛拍馬,但並未傾注心力,以至於想不起某話是出於自己之口,並非挖空心思賣力討好;第三,郭沫若「入套」後的反應不是窘迫難堪、惱羞成怒,或者強詞奪理、維護體面,而是「哈哈大笑」,足見其對自己的行為早有思考和判定,被人當面給個「不好看」不但在他意料之中,並且心中已懷有可對此不予介意的有力理由——他並不是、也不可能是被奴化到了骨子裡、完全失去了自我的人。

我們現在可以大膽猜想,郭沫若的「墮落」很可能是其很清醒地有意為之,否則不會表現得如此赤裸露骨。在嚴酷的政治環境和荒誕的社會現實中,有人「佯狂」,而郭是「佯媚」:你不是要人歌功頌德嗎?我有我的利益,有我的軟弱,要我對你抵制、抗議和鬥爭,我的確做不到,但我可以萬分肉麻、無比誇張地歌頌你一把!看著我的這麼沒有原則的「詩」,你是滿心受用,還是覺得不好意思呢?感覺到嘲諷了嗎?是,我把基本的尊嚴都丟在一邊了,後人當然會罵我奴才走狗軟骨頭,但最重要的是,後人也許會想到,讓一個放蕩不羈的著名詩人,一個地位崇高的文學名家,一個學富五車的史學大師寫下了這樣的文字,那該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呀……


學生時期曾經對郭老很不屑,覺得他不堪之極。 長大了,了解了不少他的相關文章,才知道以前自己有多麼的中二。

郭老是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個時候他是國民革命軍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官已經很大了,以他的資歷和名氣如果跟著蔣走,一生的榮華富貴不成問題。結果老蔣發動四一二,對共產黨大開殺戒,全國軍閥屠共,「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李大釗也是死於這段時間,無數共產黨員退黨保命,郭老敢在這個時候加入共產黨,跟著軍道殺拳兩把菜刀一起鬧南昌起義,這份勇氣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有幾個人能做到這一點?有膽量跟著TG鬧革命,像瞿秋白柔石殷夫這些早就被凱申殺光光了。

解放後擔任副總理、中央委員、文聯主席、中科院院長……文革期間,兩個兒子先後斗死,老年喪子,白髮人送黑髮人,你說慘不慘,郭老只能一邊哭著一邊去抄死去兒子的日記來懷念自己的兒子,但是在政治運動中他沒有整人害人,他只是說了一些肉麻的話,寫了一些馬屁詩文(而且不少還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偽造的,譬如那首毛主席賽過親爺爺,已經被證偽了),在當時的背景下,又處於那個位置,不說都不行,為了自保說一些違心的話縱使小節有虧也無關大節,當時比他肉麻無恥的人多得是,整人咬人更是普遍現象,而郭老在政治運動中只是不停的埋汰自己,說自己跟不上形勢,思想落後,批鬥會上還被逼著說自己寫的東西毫無價值應該全部燒掉。比起當年那批破家滅門的文革成員,打砸搶燒的紅衛兵,他的行為只能叫人畜無害。

在學術方面就不用說了,郭老在考古、金石、歷史研究、詩歌、文學創作、書法等方面都是個奇才,近代中國你很難找出第二個能夠同時在這些方面上全和他相媲美的人。尤其是在甲骨文金石部分,四堂之首,絕對的一代宗師,不是孔子也是孟子,是經得起後人磕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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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題主的問題。郭老媚上但不無恥,明面里雖然贊成文革,但是內心是肯定反感的

從他的身份出發,他不僅僅是個文人學者,還有一重身份是國家副總理、中央委員、文聯主席等等。換句話說,很多事情他就必須站在當時政治立場上說話,必須無條件擁護黨中央的決議,這點黨章上寫得很清楚。

而且他對太祖的感情很複雜。不是個單純的拍馬屁,而是一種近乎對父親感情的真正意義的瘋狂崇拜。這一點在很多的文章里都提到過。45年那會他就說過,太祖是他最崇拜的人。也許對於我們這代人很難理解。周揚被關了九年牢獄,被打聾了一個耳朵,照樣在太祖去世的時候哭得稀里嘩啦。更遑論郭老,跟太祖能互和詩文,私交甚密。

至於私生活,民國時期的文人哪個不是這樣?郭老只是其中之一罷了。

PS:曾看到一則關於郭老的軼聞:

郭任中科院院長期間,每年過年,他都會請所有在京沒有回家的學生去晉陽飯莊吃飯。席間,他發現很多學生沒有棉鞋,便偷偷叫來秘書,讓秘書回去拿錢和一個什麼憑證。席畢,郭老帶著所有學生步行去商店,用自己的稿費工資給大家一人買了一雙厚棉鞋,8塊錢。事情絕對真實,因為告訴作者這個事情的人就是當年沒有棉鞋的學生之一。那雙棉鞋他穿了很多年。現在他是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獲得者。他每年請學生吃年飯也定在晉陽飯莊。

再補充幾點吧:有好幾個知友在回答中說李大釗不是蔣介石殺的,不是死於412。可能是我表述不清吧,我的意思是李大釗也死於那段時期(李大釗死於1927年4月28日),那段全國軍閥皆屠共的白色恐怖時期,並非是說李大釗死於412,被蔣介石所殺。
另外有些知友說什麼洗地五毛,我覺得這種問題牽扯到立場乃至主義之爭就毫無意義了,只會變成口水爛仗,雖然我不是什麼善男信女,也經常在論壇上跟人互噴,不過在知乎這地方,還是保持一點相互的剋制和雅量吧。
大家的評論里有很多很精彩的觀點讓我受益匪淺,就不一一作答了,就此封評,多謝大家。


一群整天忙著階層上升,高呼精緻利己主義,上升不了就哀嘆什麼大門已關閉的人,實在沒資格嘲笑郭沫若。你看看你心裡想的都是些什麼破事兒,滿打滿算裝下個自己,只會為自己謀私利還整的冠冕堂皇的人,除了會搬出道德法庭噁心他人你還會幹嘛?


建議張口就「我承認郭沫若非常有才能/天才,但是他的私德不拉不拉」的朋友,好好想想,你都承認了些什麼?你是怎麼體會到郭的天才的,除了課本上幾行概要,你看過郭的作品/成果嗎?你有承認的資本嗎?你是作為一個詩人/新詩評論家而取得了和郭沫若對話的資格,還是作為一個甲骨文研究專家取得了和郭沫若對話的資格,或者乾脆就地歷史學家了?

如果連知道都不知道,你承認個屁啊。如果你的承認都這麼賤,你的鄙視又有多少斤兩?


渴望從郭沫若身上找到什麼錚錚鐵骨、浩氣長存的各位,無非是缺少思想品德教育素材罷了,既然這麼追求這些東西,何不自己動手干,拿著寒磣別人幹嘛呢?哦,輪到別人的時候你笑話,輪到你頭上就慫了,只會在無人壓迫你、無人滅你國的年代複製你的《正氣歌》啦?


你可真是生不逢時啊。要是把你塞到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估計早就永垂不朽了吧?


說到楊振寧,就只知道老漢娶幼妻,說到郭沫若,就只知道寫詩拍馬屁。不是說這些事情本身多光榮,只是當你想談論一個(大多數情況下)比你不知道高哪裡去了的人的時候,能不能別緊咬著褲襠底下那麼一點兒事兒,有癮嗎?什麼叫盲人摸象,這就叫盲人摸象,一下手碰到了瘡,就高喊對方整個人都全爛啦全爛啦!行,就你沒爛,好了吧?能不能作為中國人的骨頭流傳下去,給大家看看什麼才是硬的?只會背正氣歌、跟著星辰大海熱淚盈眶的不算數!


能思考郭沫若是否有奴性,非常好!只是希望對郭不以為然的各位好好記著,記著自己這會兒的鄙視,將來一心只為自己扒拉私利的時候,好好看看自己的吃相,看看自己是否對得起這會兒佔據的道德制高點。如此夜以繼日地自我惕勵,說不定真就成偉人了——


至於斗人時靠前,斗自己時下不去手的,那就不是奴性有無的問題了。


那是純粹的渣渣,活著浪費空氣,死了污染土地。


有些話,死都不能說啊。

郭沫若: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


 (人民日報1950.02.24 )

  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麼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面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著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      
  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裡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憤慨」呢?再請問,由於外蒙古的獨立,在蘇聯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呢?豈不是和我們一樣,僅僅得到了一個鄰邦?       
  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幾年國民黨政府派到庫侖去監視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畢回重慶,曾經在報上發過談話。「庫侖街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線電。」這是國民黨說的話,而且是有報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後,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產不是都已經充分地提高了嗎?      
  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後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著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      
  今年四月,我們中國代表團到歐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參加擁護世界和平大會的時候,外蒙古代表團的團長齊登巴而先生,曾經為我們革命戰爭的輝煌勝利向我們致敬。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稱霸的時候,蒙古人民是寢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國做了東方的盟主,我們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請看看蒙古朋友們的這種坦白的風度吧。難道我們不應該有同樣坦白的氣概嗎?      
  以上文字摘自郭沫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京新華廣播電台對全國的廣播》


郭沫若父親郭朝沛1937年7月病逝後葬於沙灣郊外的葫蘆鄉(今葫蘆鎮太平村6組石梯坎);郭沫若母親杜邀貞1932年2月病逝後葬於峨眉縣安川鄉羅河坎(今峨眉山市綏山鎮五一村2組蓮花池)。

據悉,當年郭沫若父母逝世及落葬期間曾留下奇聞軼事頗多,為一般人氏想不到辦不到的。一是國共兩黨要員紛紛發來唁文或輓聯以示哀悼與慰勉詞達260餘幅。現重點摘錄如下:

蔣介石電文:

  尊翁棄養,無任痛悼。吾兄孝思篤至,罹此終天之戚,尤切同情,特電奉唁,惟望節哀。

  陳誠電文:

  尊公捐館,悲悼同深。惟全忠即所以全孝尚祈以國難為重,勉抑哀思。另由川行匯上賻儀。

  以上電文題詞等反映了當年郭沫若的社會地位與聲望。二是郭沫若的母親杜邀貞病故於1932年3月25日,按族規擇穴葬於峨眉縣安川鄉羅河坎墓地,傳說當時墓地旁有一口水井,郭母下葬後,井水為之乾涸,人們均說葬到了一塊福地。

1938年4月5日清明節,時任國民黨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經重慶乘長沙號水上飛機回故里樂山、沙灣、峨眉盡遊子思親掃墓之情。郭沫若在親戚魏厚培的導引下來到離峨眉城4公里的羅河坎郭母墓地掛上紙幣後,含悲跪叩三個頭,悄聲請求母親寬恕遊子不孝難以奔喪之罪……

1965年冬,當時身為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為響應毛**、黨**關於 「農業學大寨」的偉大號召,是「革命需要」,也是「緊跟形勢」,便親率中科院的專家們,奔赴大寨參觀訪問,學**「取經」,實行「三同」,一塊兒戰天鬥地,在虛心向大寨人學**的同時,又熱情為大寨人傳授科學種田知識,既當學生,又當先生,在艱苦又出力流汗的日子中,與大寨人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大科學家到田間地頭向農民學**種田打壩,大知識分子會接受無文化低文化者的再教育。

郭老是個**澎湃的人,在參觀學**訪問大寨期間,又詩興大發,並用他那大書法家的手筆揮毫寫下了《頌大寨》詩——


全國學大寨,大寨學全國。

人是千里人,樂事天下樂。


狼窩戰良田,凶歲奪大熟。


紅旗毛澤東,紅遍天一角。


後來郭老又乘興寫了《參觀大寨展覽館有感》詩一首,同時刊發在當年12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這對當時全國正在興起的 「農業學大寨」運動,都起到了極不小的推波助瀾作用。尤其是他寫的 「全國學大寨,大寨學全國」這兩句,更富有哲理與辯證法,有先見之明,也足見一位老科學家的唯物與忠誠。

郭老回北京後,還有一件事牽掛在心頭,那就是他離開大寨,大寨人在歡送他們時,郭老曾語重情長地承諾了一句話:等今後有空了,一定再到大寨來看看。


郭老在當時已經是很著名的大家大人物了,但他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尤其對農業、農村、農民「三農」的事很關注關心。他來到大寨後,與全國勞動模範、大寨村的當家人陳永貴一起搬石造田,參加勞動,並與大寨人結下了很深的階級感情。因為在艱苦勞動中產生的真摯感情非同一般,與陳永貴又很投緣。說得來,於是才在分別時留下了「一定再來大寨看看」的話。

哪知年事已高,身不由己的事與話也常出口,也很難免。結果這個承諾他沒兌現,1978年6月12日,不幸與世長辭,人顯然是不能再來大寨了。郭老是個言而有信、說話算數的人,心愿只好變成了「將部分骨灰撒在大寨的大地上」的臨終遺言。


以郭沫若的聰明,會不知道大寨在以後是什麼後果么?不選擇八寶山革命公墓,選擇大寨是因為奴性么?!!!!!!!!!

蔣委員長會見記
  
  從張群那裡剛好回到居停處,趙處長有電話來了,說蔣先生叫我去談話,立刻就去,有
  汽車派來接我。不一會汽車業果然來了。
  
  天在下雨,一個人坐在很宏大的一架汽車裡面,覺得有點興奮。汽車夫是用不著關照的,他只是開著車在走。
  
  走了一些轉折,到了一個地方,又被人引導著步行了一段路,到了一處樸素的住處。
  剛進廳堂門,穿著深灰色的中國袍子的蔣介石遠遠由左首走出,呈著滿臉的笑容,眼睛分外的亮。
  
  ——你來了。你的精神比從前更好。蔣一面和藹地說著,一面和我握手。
  
  廳堂相當寬敞。當門不遠處,橫放著一張條桌,蔣背著門在正中的一把大椅上坐著,叫我到桌對面的正首就座。我說,我的聽覺不靈敏,希望能夠坐近得一點。於是我便在左側的一個沙發椅上坐下來。
  
  ——你的神采比從前更好,蔣又這樣向我說了一遍。看來比從前更年青了,貴庚是?
  ——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歲。
  
  蔣的態度是號稱有威可畏的,有好些人立在他的面前不知不覺地手足便要戰慄,但他對我照例是格外的和藹。北伐時是這樣,十年來的今日第一次見面也依然是這樣。這使我感到輕鬆。
  
  我也感覺到蔣的精神似乎比從前更好,眼睛分外有神,臉色異常紅潤而煥發著光彩,這神采就是北伐當時都是沒有見過的。我見過西安事變後的蔣的像,覺得憔悴不堪。抗戰以來的局面的確是是所有的人都年青了。
  
  「目系而道存」,儲蓄在腦子裡所想說的話頓時感覺著絲毫也沒有說的必要了。因為我感覺著蔣的眼神表示了抗戰的決心。只要有這一決心就好,就能保證抗戰的持久性。抗戰既堅決而能持久,民(和諧)族的幸福還能有超過這一點的嗎?自然,我並不是樸素的唯心論者,以為精神超過一切。但我們目前的中國是當以精神奮勵為前提的,因為物質的供應雖然不周到,但已相當有了一些準備,如果大無畏的精神力毫不發動,則一切物質上的儲備只是死物,而且會成為自己的累贅。現在,我們最高尚的精神力活動了起來,一切物質上的工具都賦予了新鮮的生命。生命是連綿繼續的不斷的流。生命誕生生命,要保持者它的不斷的永續,那是物理的必然的趨勢。所以我們精神力一發動了,必然地進求物質的充實,以維持活動力的持久。
  
  蔣問到了我關於甲骨和金文的研究上來,問我今後是否尚有繼續研究下去的興趣。我說,只要有材料和時間,是仍然可以研究下去的;關於那類古器物學的材料,散在歐美各國的很多,將來如有機會時很想把它們收集起來。蔣說,將來可以設法。
  
  又問到我有沒有朋友可以做宣傳工作的。我對於這個問題卻答得很含糊:因為我以前的朋友大抵分散了,有的也改變了興趣,回國以來雖然知道一些從事宣傳的人,但不必是我的朋友。因此,蔣接連問了兩次,我於咄嗟之間,終沒有可能提出任何人來。
  
  蔣又說,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給我一個相當的職務。
  
  我自己也感覺著,我的工作是以做文章為最適宜的。我因為耳朵聾,沒有可能參加任何的機構。別人的議論我既不能聽取,自己的意見也就無從交流。我把這個情形直率地說出了,我說,文章我一定做,但名義我我不敢接受。
  
  蔣說,一切會議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學問好了。
  
  我沒有再多說話了。
  
  蔣又問了我的家眷,又問到了我為什麼到了日(和諧)本。關於到日(和諧)本去了十年的一層,我也回答得很直率。我說:我沒有錢,在國內不能生活,又不能到歐美去,所以只好朝日(和諧)本跑。
  
  此外還問了些我個人的私事,最後是說,我們改天再來詳細地談。於是我便告辭起身,蔣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郭沫若就不等通緝令是否取消,毅然離開敵國,回到國內。回國的時間是1937年7月27日,南京政府解除通緝令是在之後的八月初。

回國本身就是郭沫若抗戰生涯最閃光的一筆,更不用說是毀家棄子,離開敵國。

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說,一次在武漢偶然碰到老熟人國民黨大僚張群,後者向他表功說,政府允許郭沫若回國,是在廬山會議時他對蔣提出的,通過福建的省主席陳儀,再由福建省政府任參事的郁達夫通知郭沫若。張群說那是五月間的事,當時之所以沒有公開請郭沫若回國,是因為顧及郭沫若的安全,沒想到郭沫若竟然自己回來了。

回到國內的郭沫若先在上海呆了四個多月,上海形勢惡化,《救亡日報》停刊,上海成為孤島。他迅速逃離,去了香港。

當時他想去南洋募捐,用以辦報或者搞其他文藝救亡工作。

香港的朋友卻不贊同他去南洋,建議他先在國內打基礎,基礎打好了,再出國也不遲。甚至建議他先把《救亡日報》搞起來,這樣他就去了廣州。

在廣州,四處演講,廣播講話,大肆鼓動民眾,當地的軍閥余漢謀對他說願意支持《救亡日報》,每月助洋1200元,按月支付。郭沫若就發報給夏衍,請他做總編輯。

1938年元旦,郭沫若收到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部部長陳誠的電報:

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駕,陳誠

郭沫若坐火車去武漢,見到了十年不曾見面的老朋友周恩來、葉挺等人,從黃琪翔、周恩來和陳誠那裡得到消息,是要他承頭組建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部第三廳,主要負責針對全民和敵國的宣傳工作。

郭沫若當即拒絕,說:「我一旦做了官,青年們是不會原諒我的。」

接下來的幾天,陳誠三次拜訪郭沫若,甚至都急了:你的大名是連借用一下都不允許的嗎?

1938年2月6日,陳誠請吃飯,郭沫若去了才知道是第一次部務會議,討論《政工人員信條》,裡面有一條「在徹底從事抗敵救亡的原則下精誠團結,全體人員不得以個人或所屬黨派利益為本位,從事個別活動。」郭沫若看到國民黨邁出了實實在在的一步,在正式的文件中第一次承認了「黨派」。

郭沫若發言說:我不是以第三廳廳長的資格來說話,我是以一個朋友的資格來說話。宣傳工作需要各種專門家,但大體上都不是國民黨黨員,假使以「一個主義」衡量,連一打都找不到。他提了三個要求:一、先擬定工作計劃,按計劃執行;二、人事上須有相對自由;三、經費須確定。

然後就去了長沙。

在長沙的田漢勸他:我們正在號召團結,應該要拿出誠意來,事實上在今天也不能不利用政治上的關係,不然,一切工作都不容易做通。

徐特立卻支持他去南洋,說,替反動派做宣傳,絕對不可干。

陳誠來了幾次簡短的電報,甚至說:要等郭沫若回去,三廳才開始組建。副部長黃琪翔也來了幾次信,威脅說,將來的歷史也不會寬恕你的。

郭沫若經歷了一番很大的矛盾,有一晚喝了酒,醉了,罵身邊每個人都是政客,還狠狠地打了自己三個耳光。

於立群帶來了周恩來的信,田漢甚至說:你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都是勸他接受這個職務。

郭沫若問陳誠:事業費需要多少?請指示一個範圍。

陳誠回答:國防軍少編兩軍人,你總會夠用了吧?

那時陳誠、周恩來和郭沫若都住在珞珈山武大教授樓,蔣介石也住在附近,當天晚上,郭沫若把「七七」紀念方案提交給陳誠。第二天在部里見面,便收到了原計劃。上面有蔣介石的批示:全部照計劃執行。因為第二部分年鑒要印書,蔣介石又做了眉批:以後印書一律使用土紙。(《洪波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頁)

雖然有委員長的旨意,在出錢上陳誠卻只肯出3000元,他說,假如錢不夠,就叫其他的機關和團體來湊。

這讓郭沫若很鬱悶。

忽然有一天上午,接到電話,說是委員長要召見。

以前的召見,通常是交際處通知,那時往往人多,需要在另外的屋子裡等候,輪到輪次,再被叫進屋裡。

這次是單獨召見。

蔣介石和郭沫若握手,寒暄,並要郭沫若坐在他的旁邊,算是「一笑泯恩仇」。

「你所擬的,唵,關於『七七』紀念的辦法,我看是,很周到,唵,很周到。近來是不是已經開始籌備?」

郭沫若說籌備已經開始了。

「辭修(陳誠)給了你多少錢?」

郭沫若如實說了。

「哦,那太少了!唵,你看,唵,要多少錢才夠用?」

郭沫若說很難說,錢多多辦,錢少少辦。

「不妨盛大一點啦,前一次台兒庄的時候,你們用了多少錢?」

「那時辭修給的是一萬。」

「那嗎這樣吧。」他拿起茶几上的一支粗大的紅藍鉛筆準備要在簽字條上寫,「一萬五千塊錢,可夠吧,唵?」

「加入連《年鑒》的印刷費,那恐怕就不夠。」

「不,《年鑒》到出版時再說。」他已經在簽字條上寫著了:「發第三廳特別費一萬五千元正,軍需處長周。」又接著說:「這樣可以夠了,唵?大概可以夠了,唵?」

郭沫若拿著簽字條,正要出門,他又留著,看著郭沫若說:「啊,還有一件事。唵,那三種文告,哎,就是告人民、告前敵將士、告國際,請你們給我擬好,唵,擬好以後,送來我看。你以後隨時都可以到我這裡來。要錢用,隨時告訴我啦,唵?」

文章發表第二天,郭沫若接到陳佈雷的一封信,信上說,愈之的文章和郭沫若的題辭,委員長表示不滿意,希望胡愈之和郭沫若以後不要在有色彩的報紙上發表文字。

委員長將文章用紅藍鉛筆連批帶罵弄成了一個三色版。

然後在漢口召見了郭沫若。

這次是在一個角落的條桌兩邊對坐。

「唵,那文章實在做得不好,唵,那是不好的。」

是帶著笑容在說,臉色很紅潤,有點嫌薄的上嘴唇在作齲齒似的微微痙攣。

「公務人員啦,不好在,唵,有色彩的報上,發表文章。這是不好的,唵,這不好。要發表文章,唵,最好,唵,是在《大公報》,唵唵,那樣中間性的報紙。唵唵?」

「唵,你們,唵,替國際青年捧場,唵唵,為什麼不替我們的三青團捧捧場呢?三青團啦,唵,宣傳的事,唵,要仰仗你啦,唵唵?」

郭沫若想起了三青團成立,陳誠做了書記長,康澤做了組織處長,而宣傳處長一直空缺,蔣介石此番接見,原因是在這裡。

「幫忙宣傳宣傳啦,唵,要仰仗仰仗你。唵……」

郭沫若說,力量做得到,當然要幫忙,不過三廳的工作已經夠忙了,還有對敵宣傳工作,實際上連這一部分也都沒有做好。

拒絕的意思很明顯。

在告別的時候,蔣介石又說:

「唵,三青團的事啦,要仰仗仰仗你啦!唵唵……」

後來康澤兩次請郭沫若寫三青團團歌,被郭沫若拒絕了。

日本領事館的檔案和圖書,開戰之後無人接收。因為沒有人認識到它的價值。郭沫若當時還沒有承頭組建第三廳,便建議陳誠接收這批東西,三廳成立之後,這批東西就移交過來。一起來的還有一整套完整的印刷機和日文鉛字,成為對敵宣傳的重要武器。

郭沫若和同事們仔細研究那些檔案,發現很多都是日本的情報員從各地送來的消息。其中也有現在做了青島市市長提供的情報,其中有些郭沫若認為重要的情報,就抄來送給陳誠,讓有關部門注意。

指控郭沫若通過吳稚暉找蔣介石認慫,我沒有找到這份材料,請問哪位有呢?能否出示一二?


看了很多答案。感覺現在的國人早已沒了錚錚鐵骨。
「他為了活下來,做過****是沒有錯的。他在那種形勢下,講過****是情非得已的。他又沒害人不過求自保而已,他有什麼錯。。。」
大部分已經認同了中庸和屈服。認為傲骨和正直是「中二」和「情商智商雙低」的表現。
大家都學會了「換個角度看問題」,「辯證的看問題」,活得特別得聰明!


這個問題問的好啊。
讓我感興趣的不是郭沫若,而是題主問題中奴性一詞
我們來看看題主的問題描述。
從郭沫若後來作品對當權者的迎合程度來看,他是否是無恥媚上的人?他真的由衷贊成那場運動嗎?從其較為混亂的私生活中,是否可以看出其品行不端?

是的,我毫不猶豫地承認,郭沫若的三姓家奴履歷在文人圈裡是多麼令人矚目。對運動的贊成,對領袖的卑躬屈膝,乃是其自畫招供,當然無話可說。用私生活糜爛腐朽給人物潑污水,早就習以為常,經被鍵盤大俠定性為無恥文人,多一污點也不妨礙人們口誅筆伐的熱情和興趣。
同時,反對給郭老扣無恥之徒帽子的網民也不少。有蜉蝣撼大樹論的,有環境決定論的,更有以人性為郭人格開脫者,論調充滿中國式功利主義,甚至有歌頌其忍辱負重,勇於作惡人者。觀點令人眼花繚亂,贊成反對者間擊鼓傳花,好不熱鬧。

然而這些並沒有什麼卵用,許多答主大概沖著郭沫若這一話題,指責臭不要臉或讚揚其為孺子牛,卻忽視了問題本身,這個問題圍繞著奴性展開,郭沫若有沒有奴性是一個問題,郭沫若是一個怎樣的人又是另一個問題。令我遺憾的是,大多數答案無論正方還是反方,都拋開奴性問題不談,無視奴性的詞義和適用範圍,問題演變成又一個郭沫若是怎樣的人的衍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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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以我所見,以郭沫若所處階層和政治地位,奴性一詞是配不上的。我的意思不在於為他做道德清白的辯駁,而是想指出,奴性帶有鮮明的階級色彩,孟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換言之,只有地位上出於統治金字塔底層的人才享有奴隸的稱號。儘管奴隸制的土壤已經根除,但階級意識的烙印仍然深印在國民的性格中。奴性這一詞語出自老殘遊記,經魯迅先生髮揚光大,成為國民劣根性的標誌品格。但奴性一詞,適用範圍只是局限於治於人者
舉些栗子
一:《阿Q正傳》里對阿Q被捕在長衫人物面前畫押的場景:
阿Q雖然似乎懂得,但總覺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終於順勢改為跪下了。
」奴隸性!」長衫人物又鄙夷似地說,但也沒有叫他起來。

二:《燈下漫筆》中對為奴思維的敘述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三:《南腔北調集·諺語》:「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

上述奴性使用的語境,暗示奴性無孔不入於舊中國的下層階級,特別是「失勢時則奴性十足」一句,一針見血地指出利害關係變化下人性的選擇。
我承認奴性是內化的主動性,驅動人去捧臭腳,去嘗大便,去狗咬人。但作為一個奴隸,無法支配自己的命運,不巧觸怒了龍鱗,或者淪為了一個賤民階級,都將面臨物質的剝奪和生命的摧殘,哪裡顧得上為自己尊嚴和權利的呼喊?

扯了那麼多,再看看郭沫若是不是屬於奴隸階層
先來看一下郭君的履歷
1927年,就任蔣公總司令指揮下的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1949年,郭沫若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會主席。
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任校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中國文聯主席等要職,當選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二、第三、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有些人自始至終把郭某定義為一個文人,但癥結恰恰在於,他的生平和政治生活緊密的聯繫在一起,作為文人堆里位置最高的人,他不僅僅是一名學者或者文人。他的學術成果帶有很明顯的政治傾向性,話劇和詩歌有反抗的意味,而治史有階級鬥爭的尖銳。郭沫若曾經熱情歌頌過和他素不相識的老農,甚至願意為他洗去腳上的泥巴。(《原來如此》里記載,真實性存疑)他對領袖懷有一種父親的情懷,崇拜太祖的文字,如果說都是作假趨炎附勢,那真摯熾烈的幾乎魔障的情緒又很難解釋得通。

我想申明一點的是,他和傳統文人乃至近代的文人又有很大的區別,學術成就碩果頗豐並不足以洗刷他奴顏卑膝的恥辱。文人是令人崇敬的一個階層,文人即使不能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即使不能為君子,也能有所不為,文人不能成為君子,但文人亦有其底線,不得中行而與之,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隱忍處事,那是政治家所為,是張居正的不擇手段,馮道的隨遇而安。郭沫若顯然早已脫離了文人的洒脫和慎獨,邁入了為政和權謀的不歸之路,更是從治於人者向治人者的轉變,從充滿奴性的奴隸向奴隸主階級的升華。對於一個有志於政務,自願為權力獻媚的人來說,奴性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險惡的政治事業中保全自己,如何通過現政權攫取更多的政治資本。
翻閱歷史,郭沫若並沒有太多的不堪之舉,大多時候僅僅文字上背棄了文人的風骨,按照漢娜阿倫特的理論,這種人也是極權的幫凶,但無論如何,奴性這一詞用在郭沫若身上是不適合的。硬說郭沫若身上充滿奴性,那也只是我們對他抱有文人的期望產生的落空感。


我認為郭沫若的奴性是徹頭徹尾的。

只不過他年輕時是真理的奴隸,以為掌握真理,站在對的一邊,就可以在世間暢通無阻。

可後來,他發現這個世界上竟然有比真理更加強大的東西,那就是權力,

因為權力可以扭曲真理,可以指鹿為馬,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他又成了權力的奴隸。

有些人始終都是奴隸,不過是變換了主子。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圖片。亮點在右下。看郭沫若的人還看王岐山、魯迅、習大大、巴金、李源潮老舍、張高麗、於立群、鄧小平。

其中於立群是郭沫若的夫人,其中的政治家、官員多一些,文人少一些。

這也正是郭沫若的成分分解,六分政治,三分文學,一分情感家庭。

郭大師以文學起家,名揚天下,後投筆從政。

1927年,他就任蔣介石總司令指揮下的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說投筆從政其實不太恰當,因為筆一直都是郭沫若的槍,是他最厲害的武器。

抗戰時他寫《屈原》,後來歌頌斯大林、江青。我們總說文如其人,文如其人,把這些文章放在一起,我想一個正常人都會懷疑作者是不是得了精神分裂?當然郭大師是沒有精神分裂的。政治家的能力恰恰的統合極端不同思想,並且表現的毫無違和感。

想起一副對聯用來送給郭大師好像正合適。

橫批三朝元老。上聯一二三四五六七,下聯孝悌忠信禮義廉。老梗不解釋了。

中國封建社會,是儒家天下,歸根結底是士大夫政權。所以對於文人始終都有一種尊敬。

可在十年浩劫中,恰恰把這一切都打了個稀巴爛。

試玉要燒三日滿,辯才要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期。

所幸上天給了郭大師充分的時間。

要不然,一生忠奸有誰知?

我們常說大智若愚,因為儒家士大夫始終都有一種愚忠。例如方孝孺。

可如果方孝孺都成了郭沫若,大智慧都成了郭大師這樣的小聰明。

這樣的歷史不看也罷。這樣的歷史就都只剩下了人性的無盡黑暗。

想當年都是棟樑之材,在地下千年高溫高壓,有的卻成了鑽石,有的卻化為灰燼。

看看十年浩劫里,高溫高壓下的老舍、巴金、郭沫若。

誰是鑽石,誰是灰燼,還用多說么?

看到很多人給郭沫若洗地。讓我想起了當年論文答辯時候,一位教授說的,知識分子不是救世主,文人救不了這個世界。

我當時就說,的確知識分子不是基督耶穌,不是釋迦摩尼。可基督耶穌、釋迦摩尼都稱得上是知道分子,通曉世間大道。文人拯救不了這個世界,那麼誰能拯救?是販夫走卒之輩,還是目不識丁之徒?

當沉默也是一種罪惡的時候,那麼謳歌我覺得只能用無恥來形容。


我不評價郭老,貼我們老師的一段演講,既是照郭沫若,也是照我們自己。

人們感嘆,一片漂零的樹葉,無法阻擋洶湧而來的大潮。
  但即使是一片樹葉,你是否有過掙扎?你向哪個方向掙扎?
  如果中國再來一次義和團或紅衛兵運動,如果重慶模式成為中國模式,你們能不能清醒地說不?如何你沒有這個見識或勇氣,能不能至少做個無害的逍遙派?
  面對滾滾而來的濁流,如果你不能總是抗爭,你是否可以選擇偶爾抗爭;
  如果你不敢積極的抗爭,你還可以選擇消極地抗爭;
  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表達,你可以選擇含蓄地表達;如果你也不敢含蓄地表達,你可以選擇沉默。
  如果你沒有選擇沉默而是選擇了配合,但你還可以把調門放低一些。在你主動的或被迫地干著壞事時,能不能內心裡還殘留一點不安和負罪感。這一點兒不安或負罪感,仍是人性未泯的標記。
  即使你不去抗爭,但對其他抗爭者,要懷著幾分敬重,即使沒有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後放冷箭,使絆子,助紂為虐。
  我希望,你們在大潮襲來時,選擇站在理性一邊,文明一邊,選擇站在人民一邊。


這不叫奴性。
想一想你剛進大學寫的入黨申請書,還有政治考試答案吧。
你怎麼不說實話?
你還不夠諂媚么?
你為了學分就屈服了,那別人為了活命屈服了,又有什麼值得指責的呢?

而且實話說起來,論此類文章的質量,大家寫的可好多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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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好多啊,在知乎常年潛水的我,頓感心中惶惶。所以還是說一下吧。
不可否認,現在很少有人把入黨入團當回嚴肅事兒,包括我在內。
所以我們導員就把同學們的入黨申請書弄丟了兩次。
第一次丟,導員說,哎呀,大家再寫一份吧。大家心想,導員人不錯,得了,配合一下工作,忍著噁心再抄一份。
第二次丟,導員就不讓大家都寫了,就讓那些準備入黨的同學再寫一份。於是,我就邊玩著歐陸,邊看著室友一邊寫,一邊說,天啊,這三千字寫得真噁心啊!
然後,他在申請人處寫了自己的名字。
這些讓我室友噁心的文字不是他的本意,然而他簽了自己的名字。毫不在意。
然後他問我,日期該寫什麼時間啊?
和他一樣,儘管寫了兩遍,我也不知道啥時候寫的。也是毫不在意。
是啊,都毫不在意,在意什麼呢?也許百年之後末位歷史學家看了,感慨道:21世紀大學生是沒有節操的。
喂喂,怎麼會沒有節操呢?隔壁的才沒有節操,好不好!
沒錯啊,字跡簽名都沒錯啊,白紙黑字的證據嘞!
喂喂,這只是個形式而已,大家都這樣啊!


是啊,大家都這樣。所謂「知人論世」,幾十年前,大家又是什麼樣呢?又是個什麼世道呢?
幾十年前,有幾個人沒說過違心話,沒寫或抄過這樣或那樣的「申請書」呢?
而且不是毫不在意,而是太在意了。生怕寫的不夠直白,不夠明了。

所以,這些事,何必在意?何須太在意?與大節無損爾。


知乎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不少人習慣用不同於日常大眾觀點的言論來表現智識上的優越(其潛台詞就是:你們只知道一些庸常的觀點)——為了避免用上洗地這樣傾向性太強的詞,暫且這麼評價,拿出一些零碎,片面的史實來支撐,實際邏輯上不堪一擊,也可以看出一部分人在價值判斷上的一些偏差:
第一,以「眾惡」來為「獨惡」辯解。你跟他說郭沫若有奴性,他告訴你所有人都有奴性所以你有什麼資格說他。這邏輯上和「世界上所有國家包括美國都有腐敗,中國有腐敗豈不是很正常」一樣可笑。誠然,腐敗在各國皆有存在,但並不意味著它就合理,對於每個國家它都是需要進行控制處理的問題,同時還涉及程度不一的問題,不是別國有腐敗你的腐敗就合理的。同樣,很多人或多或少皆有奴性,也許都應該上心靈的審判台,奴性是每個人都應該自省,努力清除的部分(當然或者終生也未能完完成),這不能成為對郭的辯護理由(為郭沫若的奴性辯解,本質上為自己的奴性辯解)。

第二,訴諸感情。有人說,郭在文革中也很慘,兩個兒子都成為犧牲品。這個歷史事實,難道不是不僅不能成為他在這方面清白的理由,反而更加增添這場運動之惡,以及推動者之惡嗎?

第三,偷換概念。你跟他說奴性,他跟你說郭學術成就大、文採好,試問中國歷史上,這類人物還少嗎?學術或者文才等能成為一個人性格污點的漂白劑?

第四,論述時間不統一。你跟他說晚年郭的表現,他跟你說青年郭沫若有天狗食月的革命激情和中年敢於在危險時刻回國等等表現。如此說來,少年汪精衛還曾刺殺袁世凱(實際上是載灃,謝謝奮筆疾書的小中醫糾正),如何?

郭沫若有很多令人「高山仰止」的地方,這不能否認,但是也有很多不堪之處,而此處要討論的就是他的不堪之處。因此,一味強調要客觀,那我們對任何人物和事件都失去了立場。

至於個人私生活,那實在沒什麼好說的,拿這個來說事既跑題也無聊。


如果是在文革期間批郭沫若,那是勇氣。現在開批他,那還不如郭沫若呢。
魯迅說過: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紛紛聚集,見敗兆紛紛逃亡。
現在批郭沫若的人,絲毫不能證明他的勇氣,反而正應了魯迅的話」見勝兆紛紛聚集「。


不得不驚嘆於某些人「腦補」能力之強,你們想要「氣節」就自己去爭嘛,何必為難郭老呢!人家可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了,一個黨員,不擁護領袖要不要得?一個黨員,不擁護黨的政策和決議要不要得?

一個人無論有多少角色或身份,政治性才是其根源的決定性的屬性。你們不能攻擊郭老的學術便攻擊其私德,可惜人無完人,不知你們水平能比他高到哪裡去。私德攻擊不成,又往政治立場上扯,可郭老明明就是個老黨員,你們的政治常識是有多匱乏啊!

就說「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就算是郭老寫的又怎麼了?有人為郭老辯解,每說到此處又似乎心虛。在我看來大可不必迴避。我爺爺與我再親,一姓之私親緣至近,毛主席天下為公拯救蒼生,難道不該親近嗎?他的正確和偉大難道不該崇拜嗎?挑字眼兒這事兒古已有之,腐儒耳。


從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從知乎上揪出一大堆實用主義者,「只要能生存,誰管什麼文人氣節這種狗屁東西」。 他們是不承認有比生存更高的東西的。價值觀不同也沒什麼好黑的,我就講個故事。

文革的時候江青派人去邀請錢鍾書參加國宴。 錢鍾書直接回答:我不去。 來人嚇得冷汗直流:要不要轉告主席錢老身體不適? 錢鍾書答:我身體好的很,我不去。

你們自行比較一下。


郭沫若1926年在廣州初見毛澤東就一見傾心。十年後的1937年他借用史聖評述張良的話「魁梧奇偉,狀貌如婦人好女」來形容他對毛的第一印象。而在井岡山時期、延安時期,郭沫若都未曾改動這份情感分毫。1919年郭做《匪徒頌》,分別歌頌了政治革命的匪徒華盛頓,社會革命的匪徒馬克思,宗教革命的匪徒馬丁路德,學說革命的匪徒哥白尼,文藝革命的匪徒惠特曼,教育革命的匪徒盧梭等。1920年寫《我是個偶像崇拜者》,從太陽山嶽海洋、火山江河光明夜精神力血心,最後卻說他崇拜偶像破壞者,他是個偶像破壞者。

以下是我寫在別人回答下的評論:

回復 夏xt(作者):這個問題是十分複雜的。郭沫若,包括梁思成他們面對毛澤東的感覺,都是如同一粟面對滄海的感覺。我一個朋友跟我講,梁思成晚年最痛苦的事是,他知道他認為毛澤東是對的,但是他就是不明白毛澤東為什麼是對的。所謂的文革,是毛澤東借用了傳統的帝權加上五四以來所產生的民權去夾攻中國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傳統文化,這不僅冒著死的危險,還冒著身敗名裂的危險。而能夠聯繫最高層和基層的,在當時唯有個人崇拜這個粗放而,落後的形式。郭沫若是否窺視到了其中的一點內情,再加上他和毛澤東生死不逾的交情,以及在波譎雲詭中自保的需要,才最終是這樣一個局面。比如在二月河的小說雍正皇帝中,雍正帝推行士紳一體納糧,得罪了天下官場和讀書人,他們不敢直接攻擊雍正,所以明明知道田文鏡是雍正的寵臣,是能吏,是清官,卻爭先恐後的攻訐田。

另外,所謂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許多人,比如老舍傅雷他們,用今天的話說是因為他們是毛澤東的死忠。此外,還有傅連璋和李達,李達是毛澤東明確說過要保護的,但還是被斗死了。剪伯贊毛澤東說也要緩一緩要給出路,也被整死了。


好吧,就算郭沫若有奴性。
接下來,你們打算怎麼辦?

達成一個「全知乎關於郭沫若的歷史問題的重大決議」嗎?還是開個live,然後在live開到一半的時候,來個關於郭沫若的秘密報告?


看了這麼多為郭沫若洗白的,從人性的角度上來說確實是可以理解。但是可惜,他是個文人,就該有文人的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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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你們大家怎麼看如今的姜昆?一個江湖賣藝的大傢伙都對他的跪舔姿態表示遺憾,更何況是個寫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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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底下那些人的評論真是醉的我不要不要的。照你們的說法,當年抗日戰爭也不要抵抗了,直接委曲求全得了。因戰爭勝利而犧牲的所有人都白犧牲了,都傻的嗎?為了活下去不能去當「良民」嗎?當年的伯夷、叔齊這兄弟倆兩個二五仔是不是二月十五的生日啊?以文天祥等「三忠」為代表的南宋將士們難道是痴的嗎?跟要成為草原王的蒙古人叫什麼勁!譚嗣同你傻嗎?你看看梁啟超多雞賊呀!你TM寫什麼「去留肝膽兩崑崙」啊,你活下來寫「去留肝膽兩相宜」不好嗎?聞一多先生你有病吧?國民黨鎮壓學生干你什麼事呢?你為什麼要站出來說話呢?「槍打出頭鳥」的道理你不知道哇?李公朴死就死了,你替他說的什麼話?李廣田、舒慶春兩個獃人,不知道「識時務者為俊傑」嗎?看看咱們「人民的詩人」郭沫若,你倆就不能學學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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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如今很多人因為對執政黨和體制的不滿,對社會財富嚴重不均的現狀不滿,產生了各種各樣求生不易的觀念。但是,你們從小到大看過的這些人的事迹,讀過他們的材料,感受過他們的精神,這些都被狗吃了嗎?怪不得如今的執政黨在某些方面可以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有風骨的文人都在文革中死絕了嘛!剩下的這些人逆來順受,崇拜強權,能掀起多大的風浪?


發現少圖了,補一個
……………………………………………………………………
@黃公子,您把評論區關了,我只能補一個答案

我承認他很有才,但人品渣就是渣!理由再多也是事實!

關於郭的事迹,高票答案們亂七八糟說的挺全了,在這裡只是針對我看到兩個「挺郭」(其實也算不上挺)的答案觀點說下自己的看法。

觀點1: 郭沫若不是奴性,他只是軟。

不贊同,郭沫若確實軟,但不僅僅是軟!他還「貪」!打個比方,抗戰時期,日統地帶不做反抗,安安靜靜當良民的是軟,無可指摘,但是積極帶路的…呵呵!

大字報你告訴我他是「在其位,盡其事」,好吧。
那麼,不說沈從文這些無辜被咬的人,發掘定陵的鍋到底該甩給誰?郭沫若不懂其中風險與重要?若不是貪功會在夏鼐大力反對的時候還在領導人處進行各種遊說?最後這個鍋全得甩給吳晗?抑或是甩給最後拍板的太祖?

如果你要說定陵時,郭不懂行,他只出於對學術的熱情,並不是想搞個大新聞,那在定陵文物各種損毀後,再看看郭是怎麼做的。

「1965年,郭沫若等人再次提出發掘長陵,周恩來予以否決。

另一方面,作為文物大省的陝西省,對發掘帝陵的興趣自然更為熱切。文革前,挖乾陵的一切準備工作都做好了。郭沫若聞知陝西發現乾陵地宮陵道,並計劃開挖的消息後特別興奮,盼望有生之年能親眼目睹傳說中保存在地宮內的書聖王羲之的《蘭亭序》手跡。

王迅教授說,「郭沫若特別關注武則天的乾陵,多次表示希望生前能看一看。有些人研究了一輩子就想看看墓裡邊到底怎麼樣,他自己也以為是在為考古事業作貢獻。」

郭沫若打算以與周總理多年的老交情及中國社科院院長的身份說服周恩來。但當他講完開挖乾陵的好處及必要性後,周恩來只說了一句:「十年之內不開帝王陵。」

此後,不主動挖掘帝王陵成為一項中央政策延續至今。」

周總還是英明的。

他不僅軟!而且「貪」!自私自利的「貪」!

觀點2:郭沫若在危難時刻加入共產黨,足見其堅定與勇氣。
看到這個觀點時,我猶豫了一下,因為我怕我記錯了,上網找了下資料,截圖為證

3月21日,郭沫若在朱老總的住處發表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4月12日,蔣介石發動412政變,郭沫若被通緝,在革命軍的職務沒細說,大概被撤了…
8月之後,郭沫若加入共產黨。

所以這件事在我眼裡是這樣的(略戲劇化,玻璃心繞路╮(╯▽╰)╭)
3月21日,朱德住處
朱老總:「郭先生啊,您是大德,蔣介石這小子這麼玩,您是不是得批批?」
郭沫若:「那必須啊!」

4月12日,蔣介石發動412政變。
某人內心活動「卧槽,蔣介石這小子玩真的了?死了這麼多人!」「卧槽,被通緝了?怎麼辦?怎麼辦?」

此後某天,偶遇恩來同志
郭沫若「請務必讓我加入共產黨!!」

他不是有勇氣,他不過是一不小心說錯話,沒想到後果那麼嚴重,走投無路了罷了!
不然寫文章時候不加入,被通緝心生覺悟,反射弧太長?
ps:朱德1922年入的共產黨,別和我說他那時候沒人引薦,當然,你非要說這是投名狀我也辦法╮(╯▽╰)╭

順帶有個問題,很想請教一下,沒仔細查,百度出來的資料

上圖的第二方面軍到底指什麼?
紅二?
賀龍1928年才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據地,30年才有的第二軍團…
所以,1927年得罪蔣介石後,郭老到底在哪當官?


縱觀郭老一生,作為動物的人來說。還是較為成功的,其少時好色,中年圖利,老來貪名,為此三者苦心積慮,不惜搖尾乞憐。最後混得情人七八個,子女十一人,文壇留威名,似也終得其所。然認蔣做父,認江做母,認毛做爺,連遠在天邊的斯大林都不忘為其馬屁上送去貼心的一吻。作踐自己至此,箇中滋味也委實難以言說。 更有年輕時斗人整人義正言辭不依不饒,然晚年親眼見愛子身陷囹圄慘被整死不敢發一言 ,不可謂不凄慘。其實古往今來,所謂筆杆子,一旦失去氣節,貪戀名利,便成為了槍杆子的狗腿子。可以放出去咬人,可以搖唇鼓舌狂吠,羞時可以用作底褲遮羞,乏時可令其作丑取樂,必要的時候更可以殺狗儆人。要做到郭老這樣一以貫之的寡廉鮮恥才勉強混夠一個較為成功的走狗,代價卻是失了做人的資格。可見此路尤艱,難於上青天。如今,再看看現在文人的所謂優雅,便更加懷念魯迅大先生的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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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個人事迹 @A gentleman 和 @西風獨自涼 的回答已經很詳盡了,我就不再贅述
在這之前,本以為於郭沫若,一是早以有口皆碑,二是「罪證」大都有其本人留檔,爭議不會很大。可今天見答案區竟然一片西風壓倒東風之勢多少有點驚奇。有些同學擺事實講道理不會,動輒「you can you up」。還有人
「有種文革時候罵啊,現在罵算什麼本事?」
與郭老在文壇的無賴作風頗為相似!也難怪令其無由來的生出惺惺相惜之感。
好嘛
說幾句真話便成了見勝兆紛紛聚集。那郭豈不是倒成了單身鏖戰的武人?無語。更詭吊的是,此等潑皮回答竟然有高票贊同,令人瞠目結舌。
誠然,自周以來,利益團體互相傾軋,在很多的時候,歷史無可避免做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對於某些形象被嚴重扭曲的失敗者,先行者,洗白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但對於郭沫若這種自己都承認「我自己的人格確實是壞透了」的人,還要去跪舔,強行洗白?實在讓人費解。
若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人。我想,這裡面一部分人是實乃為了洗白而洗白,為了標榜獨特故作深刻而洗白,為了故弄玄虛的賣弄而洗白。不分場合一味標新立異,嘩眾取寵;另一部分則是「被無數次的生活潮汐打磨得稜角、特色全無的人,對公理、對正義,對於社會的責任,太缺少熱情,太缺少道義精神 」他們高舉不可知論大旗,雜糅著利己主義和生活經驗,混以半是殘缺不全半是臆想的史觀,一臉高深智者的形象。
這兩類人,前者淺薄,後者冷漠,再並上老郭代表的奴性。是為封建之毒為國民性種下的三大病徵。如今看來,仁人志士鮮血做成的「葯」,良知知識分子的手術刀,並未將其治好。
不但沒有治好,還更加惡化!
奴才只是權力的工具,本身並不可恨,甚至還可憐。但奴才百年之後不分是非為奴才行為辯駁的人居然還大有人在,不但可恨,更加可悲。


《我向你高呼萬歲》
我向你高呼萬歲
斯大林元帥,
你是全人類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壽辰,
我向你高呼萬歲
…………
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
細菌戰的威協在你面前只是夢囈。
你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
你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
不朽的馬克思和你同在,你和馬克思一樣永遠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你同在,你和恩格斯一樣永遠不朽了!
不朽的列寧和你同在,你和列寧一樣永遠地不朽了!

《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
天安門上紅旗揚,
毛主席畫像掛牆上,
億萬人民齊聲唱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萬歲萬歲壽無疆!
毛主席呀毛主席,
你真賽過我親爺爺!


《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
在一萬公尺的高空,
在圖—104的飛機之上,
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
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響曲的樂章,
象靜穆的叢山峻岭,
也象浩渺無際的重洋!


《宇宙充盈歌頌聲》
國慶年年益光輝,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紀念碑,屹立天安門廣場。
廣場浩蕩人如海,豐碑巍峨天變矮。
人間出現雙太陽,天上地下增光彩。

《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
(本詩是郭沫若同志寫於打到四人幫之前)
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齤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水調歌頭*粉齤碎四人幫》
(本詩是郭沫若同志寫於打到四人幫之後)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
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后
鐵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
一枕夢黃梁
野心大陰謀毒
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
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
遺志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黨中央

四海《通知》遍
文革捲風雲
階級鬥爭綱舉
打倒劉和林
十載春風化雨
喜見山花爛漫
鶯梭織錦勤
茁茁新苗壯
天下凱歌聲

走資派
奮螳臂
鄧小平
妄圖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項為綱」批透
復辟罪行怒討
動地走雷霆
主席揮巨手
團結大進軍
郭沫若: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郭沫若1976年5月12日


兩年後,鄧小平東山再起,郭沫若又馬上表態:「鄧副主席的講話,我表示衷心的擁護和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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