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魯迅活到 1949 年後，他會怎麼樣？
他會留在大陸，還是被蔣接到台灣，或者去日本？如果留在大陸，以他的性格，會不會像毛說的：要麼關到牢里繼續寫，要麼識大體不說話。如果去台灣了，會不會像胡適那樣，為自由奔波。
魯迅自己已經有回答了。
對黨的聯絡人馮雪峰（也是學生和朋友）說：「你們來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
致曹聚仁書信中寫道：「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說會被抓起來，或者做個大公知的人，其實不了解現代史。三十年代，魯迅的政治形象其實已經和他的文學形象發生了很大的偏離，可以說對於當時的左派勢力而言，魯迅遠遠不止是一個作家那麼簡單，他被賦予的東西已經多的難以被今天的人想像。很多人稱其為中國的高爾基，其實公允的說，魯迅這個形象（其實和本人的關係已經非常稀薄，周樹人作為一個承襲章門清學的文學史家，以及一個人本主義文藝理論家和藝術學者的一面已經很大程度被分離出去了，等到胡風被清算以後，魯迅的這些學者人格更加徹底的消失在對他的講述中）在三十年代已經被政治化到了異常的高度，這種相對高度即使是世界左派的作家之王高爾基也無緣獲得。魯迅的神話甚至不是從其死後才形成的，他在世時已經變成當時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需要面對的人，公允的講，這種神話地位不僅郭沫若沒有，胡適沒有，連毛也未必就能取得。
然後魯迅死了，這種形象一下子成為了左派勢力的政治財產，直到今天。
所以真的很難想像魯迅不死會怎麼樣，這樣一個人活著的命運要比死去難以預料得多，作為近現代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文化偶像，簡簡單單的去抓他坐牢要付出的政治代價恐怕誰也無法承受，至於流亡更是之後掌握政權的左派眾人難以承受的，要知道49年之後掌握文藝界，甚至掌握宣傳口的那一批人，無論是誰打倒誰，他們都是在魯迅的偉大形象下成長起來的，都是魯迅的孩子。誇張一點說，沒有魯迅，左派在知識分子群體中的號召力真的會完全不一樣。世界文化史上真的很難找到與魯迅相類比的人，一整個政治圈子如此倚重一位作家的光環。勉強比較的話，魯迅就像伏爾泰，羅伯斯庇爾或拿破崙真的有這個本事對這個大革命的精神標杆幹什麼嗎？要知道處死丹東，就已經變相的為羅伯斯庇爾的政權合法性判處了死刑，更何況在一個其實現代出版業已經有了更大政治權力的時代。
所以腹黑一點說，魯迅必須死，這和周樹人這個人其實已經沒有多少關係了，他甚至無法像斯大林時代的高爾基那樣被供起來，他太巨大了，連高爾基那樣被榮譽流放也無法成為選項。想像魯迅依然活著，其實就像想像孫中山再多活三十年一樣，對於現代史而言根本就是不可能命題，或則更誇張一點，你能想像耶穌沒死，基督教會怎麼發展嗎？
話說這麼一篇文章發表在人民網還真是看得蛋疼，
鏈接：
1936魯迅為何堅拒蘇俄邀請？--文史--人民網
魯迅肯定做不出他自己文章的閱讀題！
誰說不會抓起來？
毛主席都說了要抓!
黃宗英在《炎黃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撰文證實，她親耳聽到了毛主席對人說魯迅先生會被抓起來。黃文摘錄如下:
……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寫到，1957年羅稷南在一次座談會上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這段「羅毛對話」，我是現場見證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還活著的人也聽到這段對話。我打電話給我熟悉的律師，簡要地敘述了當時的情況後，問他:「如果我寫出自己聽到這段對話，將與海嬰所說的份量不同，因為我在現場；如果沒有第二個人說他也當場聽到，那我豈非成了孤證？若有人提出異議，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證，那麼在法律上……」那位律師說:「正因為當時在場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責任寫出來，留下來。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聽到的事實寫出來再說。」於是我就到處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數據校正我的遠記憶，以期儘可能準確地表述這場短暫又撼人心魄的「對話」。
言歸正傳。1957年7月7日，忽傳毛主席晚上要接見我們。反右已風起雲湧，我忐忑不安想請假不出席，怕的是會被點名發言。阿丹說：「宗英你怎麼啦，虛汗淋淋的。」當時我預產期將到，我答：「孕婦可能特別敏感，我害怕……」及至我們被領進一間不太大的會場，只見一張張小圓桌散散落落，一派隨意祥和氣氛。我們電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門方向的兩三張小圓桌邊。50年代領袖接見並沒有嚴格的規定安排，我回憶不起毛主席是怎樣坐到電影界桌邊的。在去年（2001年）中國電影資料館為慶祝黨的誕辰80周年攝影圖片展覽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趙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邊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動筆前查找到《光明日報》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報》1957年7月9日刊載新華社通稿及會場全景照片，趙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後，照片右角背影是羅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對面，據此我依稀記起，在「毛羅對話」後，趙丹和我曾經讓開了主席身邊的「顯赫位置」，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們還見到一些經常在重大聚會時見面的各界朋友（根據當時報紙記載共36人），上海市領導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等也來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興緻勃勃地談起王人美（7）的父親是自己的老師，並問起演《漁光曲》的電影演員王人美來了沒有？有人答：演員王人美今天沒來，女作家王元美（8）來了。元美忙站起來說：「毛主席，我是不是來錯了？」毛主席大笑說：「沒錯沒錯，歡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們有跟著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摺扇查看手中的一份與會者名單，點點頭說：「噢，你的先生是話劇《清宮外史》的大導演楊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謝謝，謝謝。」毛主席對照名單掃視會場，欣喜地發現了羅稷南，羅稷南迎上一步與主席握手，就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他倆一個湘音一個滇腔，我聽出有「蘇區一別」的意思。
還是此番為寫此稿查資料時我方得知，羅稷南（原名陳小航）曾任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的秘書，在十九路軍被調到福建籌建「革命政府」時，他曾被派赴瑞金，與紅軍將領張雲逸簽訂共同反蔣抗日協定，並向被封鎖的蘇區供應急需的布匹、食鹽、醫療設備和藥品，當年毛澤東曾設宴款待過陳小航。羅稷南有這番軍旅經歷，怪不得我以前總感覺到這位勤於筆耕的翻譯家身上有一股軍人的英武陽剛之氣。
我又見主席興緻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麼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我的心猛地一激靈，啊，若閃電馳過，空氣頓時也彷彿凝固了。這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悄悄嘀咕過，「反胡風」時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個人敢公開提出？還敢當著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節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麼，我尖起耳朵傾聽：「魯迅么——」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彷彿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裡娃娃兒險些蹦出來……
記不清遠一點兒的圓桌旁的哪一位站起來又說些什麼，也記不清座談會是怎麼繼續的，我只偷空兒悄悄問坐在身邊不遠處的應雲衛：「應家伯伯，儂阿聽清爽要關勒監牢里？」（上海話，意為：你是否聽清楚要關進監牢里？）應雲衛對我滑頭滑腦笑：「清爽勿清爽，當伊嘸介事。」［意為：（聽）清楚沒聽清楚，（你就）當它沒這事。］他嘻嘻哈哈跟別桌的老朋友搭訕去了，滿堂賓客他彷彿沒有不認得的。（應雲衛，老導演，老製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時猝死於街頭大卡車上，頸上還掛著「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為30年代「文藝黑線」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徹底平反時，電影圈內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單線發展的中共秘密黨員。「天地一舞台，人生一齣戲」，我認為沒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員有他這等超凡的演技，實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絕。應家伯伯啊，我們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憊得幾乎暈厥，只覺得腹中胎兒在伸胳膊踢腿，我擔心已驚動了胎氣。作為母親，我怕自己的精神負擔影響到即將出世的寶寶。我請假休息了三四天，劇團里還等著我們（所有黨員和積極分子）「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哩。
那兩天，報上大標題的反右社論、通訊一篇比一篇「結棍」（上海話，意為：厲害），繼《人民日報》社論《鬥爭正在開始深入》之後，《光明日報》也在頭版發表了《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動面目》，而頭版報紙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見我們、大家笑逐顏開簇擁著有說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體照片。
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毛羅對話」，更不敢想「魯迅關在牢里」的事情。不該想的偏又想：怎麼過後沒見什麼文件、簡報記載此事？
我知道，孕婦此時應該看最美的圖畫，聽最美的音樂，可又禁不住怯怯地問阿丹：「沒聽到批判羅老的提問嗎？」阿丹神色嚴厲地瞪了我一眼：「儂笨伐？！格事體攤出來啥影響？」（上海話，意為：你笨不笨呀，這種事發表出來會有什麼影響？）
阿丹那些日子特煩躁，他正為老友鍾惦（9）《電影的鑼鼓》和他自己的《爐邊夜話》在掛鉤上綱寫檢查。同時還要為參加中宣部一次「擴大會議」、聆聽了毛主席講話後與石揮（10）他們合寫的一篇文章寫檢查。於是我謹遵「非禮勿言」的古訓，幾十年來，幾乎沒跟人談起過1957年之夏震撼心靈的一瞬間——發生於短短一分鐘內的「毛羅對話」。
此刻，已是「毛羅對話」的45年之後，是2002年7月4日的丑時。窗外雨聲暴雷接連向我奔來，光的閃裂，雷的撞擊，一切似乎被吞噬了。
天與地汲存了此時此象，「對話」被刻入宇宙文化之礫石。
不妨換個角度問幾個問題：
1. 問者（羅）是否認為當時風聲很緊？如果緊，他為什麼要問？為什麼敢問？問的後果是什麼？如果不緊，還有必要和可能問嗎？這問題只能問毛？羅真不怕好奇害死貓？
2.如果真有羅問，據答者（毛）的回答，毛是否認為魯迅不是自己所稱道的人物，而是敵人？
3.毛能容梁溯溟，是否一定不能容魯迅？
4.按羅問毛答，毛為什麼如此肯定自己不見容於魯？如自己正確，則與前盛讚魯矛盾；如認為魯正確，則自己心懷鬼胎，如是，羅稷南為何敢問？如是，為何毛答敢關名滿天下的魯迅而不敢動羅？敢關魯而不動羅只有一個不矛盾的解釋：毛愚。
5.魯是否一定會成為毛的敵人？57年是否一定會對新中國懷有敵意，要求GCD下野？如非，毛何必將其關進牢里？
6.即使毛認為若魯不聽話，將會把他關進牢里，他是否有必要把這話說出來？說出來是為了嚇唬大家嗎？如是，是否說明毛找不到更好的嚇唬或控制手段？是毛有意顯得自己張狂？
歷史是宵小的嗨場，筆吏的夜店，充斥著無盡的謊言和醜行。
魯迅讀史只看到吃人兩字，毛讀史盛讚盜跖庄屩。這讓寄生依附的騷人們情何以堪？要不咱造點謠罵罵老魯黑黑老毛？
毛澤東主席自己就談到過。
毛澤東主席論及魯迅先生活著會如何的話題，實不止一處，在此之前，即1957年3月10日，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時，就明確提及，並對之做了較完整的闡釋：
「你們贊成不贊成魯迅？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裡。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他的雜文寫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學、藝術等等都講，特別是後期，政治講得最多，只是缺少講經濟的。魯迅的東西，都是逼出來的。他的馬克思主義也是逼著學的。他是書香門第出身，人家說他是「封建餘孽」，說他不行，但是魯迅還是寫。 現在經濟方面的雜文也可以寫。文章的好壞，要看效果，自古以來都是看效果作結論的。」
（《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
除了3月10號的這次談話之外，主席在其它時候也提到過類似的問題，如1957年3
月8日晚，在同文藝界部分代表談話時就說：
「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經過自己的實踐，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特別是他後期的雜文，很有力量。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於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我沒有討過飯。要革命，不準備殺頭是不行的。」
（《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另外在3月12日下午，主席在黨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針對雜文是否一定會帶片面性的問題，也說道：
「有人說，幾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雜文，怎麼能作分析呢？我說，怎麼不能呢？魯迅不就是這樣的嗎？分析的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對於所論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魯迅後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列寧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說是雜文，也有諷刺，寫得也很尖銳，但是那裡面就沒有片面性。魯迅的雜文絕大部分是對敵人的，列寧的雜文既有對敵人的，也有對同志的。魯迅式的雜文可不可以用來對付人民內部的錯誤和缺點呢？我看也可以。當然要分清敵我，不能站在敵對的立場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同志。必須是滿腔熱情地用保護人民事業和提高人民覺悟的態度來說話，而不能用嘲笑和攻擊的態度來說話。
不敢寫文章怎麼辦？有的人說，有文章不敢寫。寫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評。我看這種顧慮可以消除。」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值得注意的是，這連續三次，每次間隔一天的談話，每次都提到魯迅，號召向他學習，頻率不可謂不高。另外這三次談話，每次也都言及魯迅的雜文，認為魯迅學會了辯證法，後期的雜文深刻有力而又沒有片面性，提倡用魯迅式的雜文，來反映並解決現實問題。從這些均可見魯迅在主席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一，以魯迅的身體，生活習慣，活過1949也就是老態龍鍾了。堅持不到反右。
二，不去香港的話，他會看到一五計劃，看到朝鮮戰爭勝利，他本人會是優先統戰的對象，生活優裕，供給豐厚。雜文未必寫了，小說或許會寫幾篇，肯定是歌頌派。
三，通過耳目，他會在抗日期間了解延安整風，所以1949他留下的概率不大，最後蔣的特務暗殺他肯定怕。台灣肯定不去，去香港的概率很大。
四，他堅持寫作的話，會有點積蓄，日本人會捧他，他不當漢奸也會隱居，1945有可能被牽連。去香港應該在這個時候就去。正文前的嘮嘮叨叨~或許是因為近些年的一些聲音讓我生出幾分無奈的感慨，有些人認為魯迅先生的文章不夠精彩，魯迅先生的為人不夠出色，魯迅先生的價值被過高估計……在我心中，「荷戟獨彷徨」的先生，是一座不滅的燈塔，他在尋找的，我們也依然在尋找。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向魯迅先生致敬
正文，芝麻開花，腦洞打開~
魯迅先生會在1949年的秋天登上天安門城樓見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的偉大時刻，與齊白石宋慶齡周恩來等人眾星拱月偉大領袖毛主席。（《開國大典》那副油畫該加一個人了哈哈
他成為了政協的重要組成成員，身穿長馬褂，胸帶小徽章，和李濟深在會前嘮嘮家常，和邵力子會後去老北京的小衚衕吃碗熱餛飩o(^▽^)o
然後，一些建設中的弊病逐步顯露，然後，三反五反來了，胡風案也來了。胡風是魯迅先生最忠實的擁躉者（他一直宣揚魯迅的文學主張，胡風認為，「左翼文學」應該是「五四傳統」的繼承者，這裡不細說）魯迅受到牽連是必然的，但我們想像一下這時候柳亞子等人伸手援助於是乎魯迅先僧寫了幾篇大字報血淚控訴胡風大反叛集團或者，文人風骨堅決不從怒罵周揚們的狼子野心顛倒黑白壯烈入獄~
魯迅先生可傲霜雪，假設，他也會避鋒芒（這個假設是成立的，春秋筆法可見一斑，不贅述）
他不再寫東西，他燒毀朋友們的信件（尤其是日本友人的），他開始在一些不得不出席的會議反省自己，在一些不得不上的黨課上「自我改造」，他一直躲避著「大右派」的帽子與「胡風案」的陰影。
可是文革還是來了，老舍投湖，傅雷服毒，錢鍾書財產沒收蝸居在斗室翻譯毛主席詩詞，沈從文幾次吞煤油割手腕將顫抖的手伸向裸露的電線，魯迅會怎麼樣？
我相信，他會重新拿起筆。當一個文人預見到這場大悲劇中必然的個人悲劇時，他就會放棄躲避，重新回到戰場，不惜舉身自焚照亮半寸路途，這，是不可推卸的使命感。
拖著批鬥會上站了10餘小時酸痛腫脹的腳，慢慢走上樓，收拾狂風暴雨過後的書房，拿起地上一支筆，攤開揉皺的紙條，沉思，書寫。
他可能擔憂地望著憔悴的廣平和年幼的海嬰，但他想得更多，更多，他不停地寫，越是困頓越是書寫，生命的最後時期他都沒能放下的筆，若干年後也不會放下。
魯迅先生能不能迎來78年的曙光才不猜測不重要了，因為，他最後的身影永遠是站著，戰鬥的，背影
致敬
無法想像魯迅活在現代會是什麼樣子。
初中看他的雜文，也看不太懂，現在我自己作為一個寫字的人，我可以想像他會轉行，因為靠文字他根本養活不了自己。
說句得罪人的話，現代人的文學涵養非常的低，稍微深一點的文字就看不懂了。基本上流行的都是一些大白話，簡單粗暴的東西。
現代社會是沒有內涵的，而魯迅這傢伙，又是一個善於咬文嚼字的人。
在其次，他活在現代是很痛苦的。
你知道，他這個人嘴巴大，不怕得罪人。以前他那個年代，倒是更好一些。現代的話，很可能被擠壓到沒有一條活路。
那麼多的新聞、貪污，他會成為什麼人？
查電錶應該總是查到魯迅家去，就問你怕不怕？
什麼年代會出現什麼樣的人，如果他活在現代，他也就不是魯迅了。戰國時期的打打殺殺到現代都要關牢房。
現代社會如果你想做英雄，那麼你的游泳水平一定要高。如果恰巧碰到有人落水，你可以救一下。不過那個落水人噴你一臉也不一定。
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就像我，空有一身游泳本事，卻從來沒有遇到過落水的人。
你為錢奔波，你可以做商人；你為女人奔波，你也可以做商人；你權利奔波，你依然做商人。
但如果你為自由奔波，你什麼都做不了。
因為自由是這個世界上最難獲得的東西，魯迅要追求這個東西，確實有些過分了。
如果魯迅活著，會怎麼做？（6/4 全部續完）
七：如果魯迅活到毛時代？
毛和魯迅雖然在革命信仰上是一體的，但身為不同領域的革命者，起衝突也是必然的。但這種衝突又絕不會同於我們所知的任何一種衝突。
……
如果魯迅活到新中國，肯定要和毛起衝突。他絕不會無原則地讚美新制度，他將寫不討勝利的革命者所喜的文字。但他思想之深，千古中國無人能及，設想他會寫些什麼是很難的。他絕不會寫指手劃腳的文字。他從來也沒有寫過指點國家該如何的文字，北洋軍閥時期沒寫過，國民黨時期沒寫過，到共產黨時期也不會寫。他也不會拿小知識分子的感傷去哭訴「黑暗」。他的學生都很幼稚，只學了他的皮毛，雖然高談「解剖自己」、「黑暗」之類，其實並不懂什麼是「解剖自己」、「黑暗」。他對黨內高層的政治鬥爭也不會懵然無知，他經歷過辛亥革命，知道軍人總是粗暴，只要大節未失，就不必求全責備。
他將沉思新時代的一切，他將長久地沉默。他將拒絕新中國給他的一切榮譽。人們給他的榮譽越多，期望越高，他就越是恐懼自己究竟做了什麼有用的事當得起這種榮譽與期待。在長久的沉默後他終將艱難地寫點東西，他將寫什麼我們無法妄測，因為我們誰也沒有他的深度，已知的那些知識分子誰也不能跟他相比。而共產黨人對待他也絕不會像對待已知的這些頭腦簡單的知識分子。
唯一能肯定的是：他永遠是革命的支持者，他寧願與一個千瘡百孔的革命為伍，不願與那些死氣沉沉的太平盛世為伍，寧願與頭腦簡單的工農、左派知識分子為伍，不願與聰明伶俐、在邊上擺老爺派頭的自由派文人為伍。他支持過辛亥革命、北伐革命、中共革命，也將支持一切未來的革命者。他和毛一樣永遠是革命者。他將給新的革命者以勸告，但也不期待新的革命者會給他糖果。
八：如果魯迅活到今天？
……
他若活著，或許會譏刺這個國家，但也不會有太大興趣。這群資產者和他們馴養的民眾盡可以按他們的方式「幸福」去，他不至於要對他們來談思想，就像不至於對當年那些軍閥、地主少爺們談思想。耶穌面對那些祭司、總督、國王也一言不發，不會跟他們解釋何謂真理。
當年他不肯離開中國，這一次卻恐怕是不大願留在中國的。這個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共產黨人為之奮鬥的那個祖國、他不肯離開的那個祖國能有何干？這並不是他的祖國，只是這世界上千篇一律的醜惡國度中的一個。或許他將去遙遠的地方為別的民族的自由吶喊。
他最大的可能是遠離政治，只偶爾寫點文藝作品。捲入政治是一種偶然。年輕時他寫過《摩羅詩力說》等幾篇思想論文，然後便長久沉默，教書、在教育部辦事，閑時鈔鈔古碑。受《新青年》之邀重新動筆，發表《狂人日記》時已三十八歲。他在那個新的運動中彷彿看見了他青年時代的幻影，於是把所有才華都獻了進去。他晚年心境非常頹唐，因感覺到了在對著幻影寫作。這是動蕩時代常發生的誤會。知識分子呼喊精神的新生，民眾卻只想解決肚子問題。民眾以為老爺們之所以能當老爺，是因為有文化，因此竭力想去學老爺們的「文化」。 知識分子卻誤以為這是精神新生的跡象，因此去為民眾貢獻自己。待到民眾發現老爺們之所以那麼闊，根本不是有文化，倒是因沒文化、擅鑽營；而知識分子們也發現民眾只對老爺感興趣時，他們因誤解而產生的奇特同盟就解體了。
他對西方文化理解之深，對社會觀察之深，語言天賦之高，近代中國無人能望其項背，將來幾百年內恐怕也無人。他創造了現代漢語，就像但丁創造了現代義大利語。（當然普通人很難理解，他們以為他們說的話就叫漢語。）脫離開政治，或許他會寫出一些不朽的長篇小說、散文詩，讓我們知道漢語的更多精美之處。但沒什麼人會來關注他，他將以某種脾氣古怪、文字晦澀的藝術家的形象離去。
已經有答案了：
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要麼關在牢里要麼不做聲"--紀念魯迅誕辰120周年魯迅之子周海嬰在他的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提到過這樣一個重要的政治情節：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文藝界人士，翻譯家羅稷南列席。談話之間，羅向毛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對這個大膽的設問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里還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
這是1957年毛澤東第三次談魯迅，也是鮮有人知的一次。第一次是在3月8日，毛澤東接見文藝界代表時說的：「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第二次是在3月10日，毛澤東接見新聞出版界代表時談到：「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
（這毛澤東三談「魯迅活著會怎樣」的內容，前兩次都基本符合《新民主主義論》中的評價，而第三次則與之大相徑庭。）
魯迅1949年後如果還活著，他會怎樣？毛的談話給出了三種可能：一是因繼續像以前一樣寫而被「關在牢里」，二是當歌功頌德的「文聯主席」，三是「一句話也不說」。再看看魯迅自己的想法：
魯迅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說：「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1936年4月間，魯迅對從英國歸來的李霽野（曾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長，天津市文聯主席）複述過一段與馮雪峰的對話。魯迅說：「你們來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而馮雪峰則連忙搖頭擺手應之：「那弗會，那弗會！」（按：魯迅曾因「左聯」解散問題「得罪」了中共黨內的周揚（宣傳部長？）等領導人，而且因一而再、再而三拒絕莫斯科邀請的盛情「得罪」了蘇俄）。
其實還有諸多這個假設的回答：
1950（1949？）年郭沫若對周作人提問的回答是：魯迅和大家一樣，首先要改造思想，再根據改造的情況分配適當工作。」
1955年隔岸觀火的胡適在給趙元任的一封信中說道：「魯迅若還活著，也是應該被清算的！1956年，胡適又在給雷震的書信中也說：「魯迅若不死，也會斬頭的。」
當然，這些結論的前提是49年之後魯迅留在了大陸，這就產生了第二個假設：既然魯迅本人都預測到了自己在四九之後的命運，那麼，當他在1949抉擇的時候，有沒有可能有新的選擇呢？以魯迅為代表的這些知識分子，會不會選擇離開大陸呢？參照人物是胡適。中共地下黨勸胡適留下的時候，胡適曾說：「美國人來了，有麵包，也有自由；蘇聯人來了，有麵包，沒有自由；他們來了，既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我們無法知道魯迅在這一問題上的抉擇，但從胡風在已經知道和共產黨的文藝路線有分歧，甚至已經處於被批評的情況下，依然選擇留下來，就不難猜出魯迅的選擇。
加入紅衛兵。。。。。
早就被紅衛兵小將們批鬥致死了吧 原因是：寫的文章里竟然沒有向偉大領袖致意 一定是把對黨的刻骨仇恨埋藏在了心中……
關於這個問題，我所見過的最好的答案是@暴躁皮皮 (新浪微博@暴躁皮皮二世) 的博客《魯迅的文學與政治》、《如果魯迅活著，會怎麼做？（6/4 全部續完）》
這裡節選部分：
《如果魯迅活著，會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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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魯迅與政治的實際交往
在那半個世紀的革命洪流中，他始終是以一個旁觀者、冷漠的支持者出現的。他支持支持同盟會的反清起義，支持國民黨人在南方發動的二次革命，支持共產黨人的第三次革命。但他自身從沒有去參加實際的革命活動，也從不寫為革命吶喊助威的文字。日本侵吞中國之勢日顯，他也從不寫宣傳抗日的文字。相反，他只寫了一些譏刺革命隊伍中渾水摸魚的國人的文字。為革命搖旗吶喊很簡單，但毫無用處。槍炮能趕跑軍閥和日本人，筆是不會的。黃埔軍校請他去談文學，他直告那些軍人，他們是上陣殺敵的戰士，何必去理會文學，他們想聽他的文學，他卻更想聽他們的槍炮聲。
他支持的三次革命勢力和他本人間都談不上友善。在日本時，秋瑾曾因意見不合，對他拔刀威嚇。秋瑾的戰友王金髮是綠林出身，辛亥革命後來到紹興為秋瑾報了仇，然後便被各種鄉紳包圍，布衣換成了皮袍，然後便惱怒於魯迅教的那些無知學生對他的皮袍妄加議論，派兵搗毀報社。魯迅不像那些孩子一樣糊塗，早早地逃到了北京。同盟會中派別林立，魯迅師友所在的江浙革命黨人的光復會與孫中山的興中會久有齟齬。光復會的思想領袖章炳麟是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主編。日本政府應滿清政府之請，找了個更換編輯未呈報的借口封了報社，判社長章炳麟150元罰款。同盟會對此竟不聞不問，似乎打算讓章在日本人的監獄裡干150天活抵錢。魯迅等人湊錢才贖出了老師。和魯迅交好的光復會的軍隊領袖陶成章看不慣孫中山派系的陳其美生活腐化，屢次當眾指責。辛亥革命後，害怕陶來和他搶上海總督職位的陳其美便派刺客暗殺了陶。兇手正是當時還未發跡的青幫流氓蔣介石。時離辛亥革命才三個月。
十幾年後在蘇聯援助下國共合作。第二批革命者初看起來比較有新氣象。但只是武力的新氣象，人民並沒變。魯迅文章中多次告誡，廣州和北方還沒什麼不同，革命只是表象。就在黃埔軍校演說後的第四天，上海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再過三天廣州也開始。聽他演說的青年軍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忽然成了赤匪，被另一批忠於黨國的青年軍人給清理掉了。魯迅本人差點也因從前給陳獨秀的《新青年》寫過文章而成了赤匪，幸虧黨國青年還沒全瘋，有人記起那時連陳獨秀也還不是赤匪呢。
張作霖在北方殺赤匪，蔣介石和汪精衛在南方殺，剩餘的「赤匪」倉皇逃竄到農村和深山去打游擊。魯迅一如既往地支持這第三批革命者，也一如既往地和他們關係並不融洽。共產黨派來的左聯頭頭周楊的醜態讓他深惡痛絕，因此才會對馮雪峰說：若革命成功而他竟尚存，「願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共產黨知識分子中他的朋友、學生後來都是排擠打擊對象。瞿秋白長征開始時留在老區，35年被捕就義。據說是因病，但以他在黨內的地位，恐怕也是黨內高層故意拋下他。他是被同志不出聲地出賣了。魯迅為亡友編了文集紀念，共產黨卻因《多餘的話》指責瞿秋白叛變，起碼太軟弱，丟了共產黨的人。其實那篇遺書很誠懇，說明自己如何不是當革命領袖的料，但對同志毫無怨言，對信仰毫無懷疑，實是共產黨人的光榮。48年蕭軍被打成「反dang反蘇反人民」，55年胡風和七月派被定罪「胡風反dang反geming集團」，57年馮雪峰成為「右派」。魯迅的這批弟子全部因文藝問題被整，文革中再度遭受衝擊，遭際悲慘。
……
七：如果魯迅活到毛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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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能肯定的是：他永遠是革命的支持者，他寧願與一個千瘡百孔的革命為伍，不願與那些死氣沉沉的太平盛世為伍，寧願與頭腦簡單的工農、左派知識分子為伍，不願與聰明伶俐、在邊上擺老爺派頭的自由派文人為伍。他支持過辛亥革命、北伐革命、中共革命，也將支持一切未來的革命者。他和毛一樣永遠是革命者。他將給新的革命者以勸告，但也不期待新的革命者會給他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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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文學與政治》
……
三 結語
魯迅是五四的代表人物，懂得他才能真正懂得五四。本文辨析的是他的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他首先是一位文學家，他心裡的東西離那些投機政治的菜市場文人的東西十萬八千里。想要理解魯迅就要首先懂得這一點。
辨析這些，是為了真正繼承這位偉大的先哲留給我們的遺產。尼采說，歌德是被他的時代廉價利用了。我也有同感，魯迅是被他的時代廉價利用了。他生前非常孤獨，因為中國人里他委實找不到同伴，只有歐洲知識分子的心胸能理解他。創造社把羅曼·羅蘭寫給他的信弄丟，是他一直耿耿於懷的事。死後他也一樣孤獨。雖然新中國把他封為民族魂入廟供奉，雖然人們依然在讀他讚頌他，但他何以為民族魂並沒幾個人說得清楚，中國人並不真正理解他。
需要辨析的問題很多，但那都無關當前的政治，我也懶得寫。
為寫這篇文章，翻出了年輕時為寫《魯迅論》準備的筆記。那時剛結束求學時代，意氣風發，滿以為能為中國創造一種新的文學。我一生的智力始終沒有超出二十三四歲時。這幾年自以為語言上有長進，恐怕也仍未超出那時。這是筆記里的一段：
「現在我將為這篇長長的關於魯迅的議論划上一個尾聲，我們還有什麼要再加進這篇長長的議論里呢？
我們隔了漫長的時代，站在這裡議論他，頌揚他的功績，同這最相似的情景是我們正圍坐一堂，悼念我們共同的父親，我們因他而生。而這悼念的儀式也是出發的儀式，我們正走在他過去的路上，我們將去承受他所承受的一切。他愛我們，因此給了我們新的生命，我們也將有愛去給別人。
或許我們只是在一塊路碑旁稍歇，摩挲著路碑那鬆軟的石質，沉思著我們的過去。難道我們不只是他的精神的延伸，我們的回憶他只是回憶我們的過往、我們那處於另一個時空的自己？
抑或我們正站在斷壁殘垣邊，觀看那些黑色的焦土，那裡的某處埋著我們過去的殘骸，我們的身體連同我們過往生活的痕迹。我們在垂悼自己過往的殘骸，在隔了長長的時代後，站在這個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霧雪迷茫，回頭望時，來時的路已不可見，我們不知該往何處去，或許我們竟不知我們為何來此。」
我不知道魯迅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是我們可以看看同樣是新文化運動幹將的丁玲變成了什麼樣子。
本文關於丁玲的部分來自於劉瑜老師的雜文《超越那一天》
1927年，丁玲26歲，年輕氣盛，還是個美女作家的時候，《蘇菲女士的日記》里她寫道
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過是一個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要把心思放在她要征服的男人們身上。我要佔有他，我要他無條件的獻上他的心，跪著求我賜給他的吻呢······但他卻又如此的冷淡，冷淡得又使我恨他了。然而我心裡在想：來呀，抱我，我要吻你！
1979年，丁玲垂垂老矣，歷經反右、監禁、流放，她的文字已經變成了一個龐大機器的轟鳴
杜晚香的彙報，轉到了革命勝利後帶來的新的光輝天地。於是一陣春風吹進文化宮的禮堂，人們被一種嶄新的生活所鼓舞，廣闊的、五彩絢麗的波濤，隨著杜晚香的樸素言辭滾滾而來，祖國！人民的祖國！你是多麼富饒，多麼廣袤！······人們聽到這裡，從心中湧出一股熱流，只想高呼：「黨呵!英明而偉大的黨呵！你給人世間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溫暖！是幸福！我們將永遠為你，為共產主義事業戰鬥，我們是屬於你的！
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節有感》中，丁玲仍個性猶存，仍敢於嘲諷延安根據地的森嚴等級制和女性歧視；之後，在必須用自我批判來拯救前途時，她終於低頭認罪：「在整頓三風中，我學習得不夠好，但我自己開始有點恍然大悟，我把過去很多想不通的問題，漸漸都想明白了，大有回頭是岸的感覺。」回頭是岸之後，她象延安大多知識分子一樣，投身於批判王實味的活動中，痛斥他「卑劣、小氣、複雜而陰暗」。
這就是個體逐漸隱退讓位於集體、懷疑逐漸讓位於信條。
我覺得，魯迅先生是鬥士，不管1949年之後他將受到怎樣的苦難，他依舊是那個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兇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他大概會在某個情況下寫下這樣的文字，然後，便不得而知了.......
魯迅：1881～1966
仔細看了一遍各個答案，感覺知乎很多人還陷入黑共產黨的怪圈節奏，經常將所有可能受迫害的個體當作無瑕疵的碧玉放到大環境中去，試圖分析是如何接受共產黨改造的。說實話這樣既了解不了魯迅，也不能理解魯迅當時的地位，思考方向也有問題。
一般來說，打倒符號是改變知識分子執政結構的常見問題，是每個執政政府內政經常要處理的老大難，在封閉性社會可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封殺與隔離，令他失去廣泛的影響力，缺點也顯而易見；而開放性社會則是製造官方反對派，令他無法掌控自己的發言方向和尺度，被拖入對手的節奏，將他推至他無法駕馭的位置，直到聲望因為某個小小的輿論滿盤皆輸，直到影響力微弱，縮到某一個派別之中。
而對比魯迅，從響應蔡元培做教育部員，再從左聯的藕斷絲連到民權保障同盟會，包括目前排名第一那句與馮雪峰的對話，魯迅在那個年代的中國不僅是左翼文人的偶像，魯迅的行為也大大影響著知識分子的態度，他自己在各個時期每天都在轉變，和各個政治群體的關係也不停的在思考（其實從左聯開始，如何在時代浪潮中找到自己的平衡點，魯迅也一直在把握，只不過有些不得要領，導致水漲船高，很多邀請不得不去，很多團不得不參加）。
所以1949年中國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從三反五反的社會面運動之後，知識分子作為當時的社會精英更多參與執政的呼聲越來越高，比如那時儲安平更是談到了基層政策黨外人士不能做決策的不爽，談到了知識分子應該像解放前一樣分權等等這樣尖銳的分蛋糕問題，搞的反右運動很大程度上迫切的被共產黨所需要。
而作為文人影響力極大的魯迅，不管怎樣都是影響共產黨是否會使得運動發生的變數之一。如果魯迅還活著，可能不會讓儲安平這樣有代表的呼聲與情緒在建國與反右運動的10年間擴大發酵，也可能魯迅的政治訴求需要激烈反抗，反而讓反右運動比想像的更大或是來的更複雜，這些都是難以判斷的。
而那些想著共產黨鐵板一塊，毛澤東與政治局各派勢力所有動作有條不紊，也是僵化到死的歷史觀，最好也不要去思考這樣的問題了，徒增煩惱。
順便至於曹聚仁，外號寫信狂魔，按照今天海天盛筵的說法，就是文壇外圍男。學界一般將他的報道作為研究魯迅的內容聽信1/3，另外2/3作為談資報道需要。注重他人出身與修養的胡適，接到他信將其稱之為妄人，愛把名人放到自己身上，而曹聚仁從跪舔到批判再到跪舔，一套迷蹤拳打的已經很熟悉鍵盤政治局的胡適也是迷糊不已。這些信件，閑來無事講講可以，100%相信可不行。魯迅很世故的人，最好的選擇還是hk，然後在那兒寫香港人，繼續發表雜文，搞他的研究，教書，其聲望繼續發酵，在左派右派外國勢力，各種輿論漩渦中思考、掙扎、分裂，跟多數留港文人相似的命運，頂多因為巨大影響力，在改朝換代之際，愈加糾結於身份與虛妄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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