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傅作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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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野：傅作義政治轉型過程中的雙重性_評論_騰訊網

本文摘自鄧野《民國的政治邏輯》，社科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原載《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949年初，隨著三大戰役的結束，國共在中國的政治地位開始換位。那些在這個過程中成為「貳臣」的人們，構成了一個特殊的政治群體。所謂特殊，指這個群體在政治與情感上，自覺或不自覺地遊離於兩黨之間，對於國共兩方或多或少都有些若即若離。這是一種僅僅發生於過渡時期的現象。可以肯定的是，在兩個生死相搏的敵對政權之間遊離，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不管當時還是後來，這都是一個被極力遮掩的問題。迄今，人們所看到的這個群體，大都是經過包裝之後的面貌。

在這個成因各異的群體當中，傅作義與他人相較具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即其反正過程並非一步到位，而是分為北平和綏遠兩個部分，兩次完成。北平的和平移交，傅作義靠向了共產黨，但由於綏遠尚未易幟，因此又很難說傅完全脫離了國民黨。這種橫跨兩邊、雙色參半的畸形狀態，造成傅作義在一段時間內其最終的政治身份至少在現象上並未完全明確，而是具有一種事實上的雙重身份。傅作義的這種雙重身份為其雙重性格的展示提供了足夠的條件。這樣，在這個特殊的政治群體當中，傅作義具有相當的代表性。①

一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義在北平中南海宣布與中共達成和平協議。這一天也是蔣介石宣布引退的日子。蔣在總統任上所做的最後幾項安排，除任命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等等之外，一項私下安排是，派遣國防部長徐永昌前往北平，對傅作義做最後的爭取。

徐永昌與傅作義早年均為閻錫山舊部，曾同為閻部「四大軍長」，②二人私誼甚深。1948年12月22日，徐出任孫科內閣國防部長。徐在軍界從來不是實力人物，為何由他出掌此職？對此，12月27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林彪，認為「蔣介石以徐永昌為國防部長，鼓勵傅閻對我抵抗」。③這就是說，中共判斷蔣的著眼點是，利用徐與傅作義、閻錫山的歷史關係以便操控該兩部。總之，在那個大廈將傾的年代，徐永昌扮演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支撐殘局的角色。

中共上述判斷不久被證實。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記載：「早蔣先生電召，屬去平一行。」徐於午後2時40分飛抵北平東單機場，隨即至中南海居仁堂與傅作義、鄧寶珊會晤，「傳達蔣先生之意旨：（一）謀和希望與中央一致。（二）希望宜生（傅作義字宜生——引者注）南來。（三）大量運出精銳部隊。且雲如能給時間有限度運出軍隊，可和平交出北平」。蔣之意見並不要求傅死守北平，但以運出精銳部隊為和平移交的條件，要求傅南走，易地再戰。

對於蔣的三點意見，傅一一作答。徐記載：「宜生對第一項原亦擬如此，但限於環境，已由寶珊等出城談判，軍隊原建制、原番（號）開出，到指定地點，其高級官長去留聽便。唯先須參加政工人員，此層為宜生所拒絕，正續商中。」從徐的記載看，傅始終未披露已經與中共簽訂協議，只是披露和談已經開始，並在和談中拒絕中共向其部隊派政工人員。④徐又記：「對第二項，宜生初意去綏，謂尚有步兵四師、騎兵三旅，仍可整頓，效力國家。」傅對綏遠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暫且不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北平移交之後，綏遠便是傅之最高利益所在，因此傅的計劃是西去而非南走。徐記載：「經余述蔣先生之意，以南方必須有幾個忠貞負望之軍官，方可撐持。宜生至此遂允俟部署竣事，即去作總統一隨員。」顯然，這是敷衍。關於第三項「大量運出精銳部隊」，傅表示「現正擴修機場，但恐無多大效果」。就是說蔣的該項要求難以執行。

綜上所述，傅的三點答覆沒有一項是明確的、肯定的。

在會晤時，鄧寶珊說：「我們是失敗了，但是消滅共黨者必是另起來的人。」這是一句很不服氣的話。在徐看來最具實質意義的，是傅所說「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因為，如果傅的20萬人繼續存在，事實上將對中共形成牽制。

徐與傅的會晤僅兩個半小時，然而在此期間蔣已引退。當徐於是晚9時20分風塵僕僕返抵南京後，「聞蔣先生已於午後四十（時）離京飛杭，惘然久之」。⑤由於蔣已出走，1月22日，徐永昌專書一函向蔣呈報傅的三點答覆，並判斷傅作義主要目的是：「在一時保留部隊愈多，拖住對方之監視部隊愈眾，其所以虛與委蛇者，亦即在此。」⑥拖住中共大批監視部隊，意即牽制中共南下，這是徐的判斷。

傅作義既已與中共達成和平協議，便不可能再接受蔣的安排。問題在於：拒絕與蔣合作，並不意味著傅將無條件與中共合作。在北平移交問題上，傅有著自己的考慮。

1月22日，傅部開始撤離北平，和平協議按約生效。是日傍晚，傅通過國民黨中央社發布文告，公布了北平和平協議部分條款，表示和平之舉的動因在於：「為迅速縮短戰爭，獲致人民公議的和平，保全工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迹，使國家元氣不再受損傷，以期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⑦和平協議正文加附件共22條，傅只公布13條，基本限於與民眾生產、生活以及文物、外僑等有關之條文。

文告中除個別詞句的順序略有調整外，就是和平協議的原文。實際上，傅搶在中共之前，單方面有選擇地公布協議，就是要搶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為主的輿論。傅以和平協議的原文發布文告，其巧妙之處在於既將自己接受和平的動因，完全歸結於出自公眾利益的考慮，同時又使中共無話可說。這篇文告的意圖就是自抬身價，造成在即將與中共的合作中有資格談條件。此舉迴避了一個核心問題——戰敗。

傅作義的確與中共談起了條件。首先是軍隊改編問題。和平協議規定對傅部實行整編，然而對於整編的核心問題並未作出具體規定，即以什麼單位整編。陶鑄在作整編報告時說：「原提的方案一是：剿總取消，兵團、軍師依然存在，像曾澤生部一樣原封不動；二是打濫（亂）合編。」⑧原封不動即傅的方案，與其對徐永昌所說「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是一致的。

傅的方案未被中共接受。1月26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致電軍委：「鄧寶珊試探我們對於改編的辦法。他說，毛主席以民主方式改造部隊很好。我們則含糊答覆官兵皆應學習政治。估計今後全部問題是改編的方式問題。」所以含糊，就是不向對方交底。1月27日，林、羅、聶就傅部改編問題向軍委建議：「我們須堅持軍官集中受訓，部隊分散與我合編的原則。但在開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見。」「對軍官個人則專門拉攏與優待，對部隊則須堅持革命性質的改編原則……並準備屆時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決。」當日，軍委複電：「完全同意你們對待出城部隊的根本方針及在開始二十天內所採取的宣傳解釋拉攏分化等政策。」⑨所謂「開始二十天切勿泄露」，就是說中共最初沒有向傅泄露打散合編的方針。

在傅部出城改編中發生過一些不愉快的事。1月31日，彭真、葉劍英致電平津前線總前委，報告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郭宗汾的意見，郭說：「李文原已被說通不走，後因第九十四軍出城受到諷刺，官兵憤激，他向傅作義哭訴，同石覺、鄭挺鋒等先後飛往南京。」⑩可見，改編過程中的小摩擦在所難免。總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結果在很短時間內被迅速分解融化。傅失算了。

傅的另一失算在政治。1948年12月10日，傅首次與中共接洽和談時，所提條件之一即「參加聯合政府，軍隊歸聯合政府指揮」。（11）聯合政府本來是中共的口號，目的在於打破國民黨一黨訓政制。現在，傅接過這一口號反過來向中共提出，就是反制中共以求得與中共分權。

早些時候，曾有美國記者在香港就美國國務院政策放風，宣稱要在新的聯合政府中造成有效的反對派，以抵抗中共力量，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統一戰線，竭力支持聯合政府中之非共產分子。這個消息引起毛澤東的注意，1948年12月初，毛批示：「此種陰謀必須立即開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陰謀在新政協及聯合政府中得逞。」（12）這就是說，還在傅提出這個問題之前，毛已經對此產生警覺了。

1949年1月13日，鄧寶珊在與林彪等人的談判中，又一次轉達了傅作義關於聯合政府的主張。（13）最後，北平和平協議中有這樣的規定：「雙方派員成立聯合辦事機構，處理有關軍政事宜。」並且，企業、銀行、學校等等，聽候「聯合辦事機構處理」。這些規定同樣引起毛的警覺，還在協議簽訂之前，毛於1月15日致電林彪等，指出：「北平城內成立聯合機構一點，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權之意。」（14）

由於毛澤東反覆提示這個問題，1月29日，北平聯合辦事處召開籌備會議，中共代表葉劍英直截了當地對傅方代表郭宗汾說：「此機構是在前線司令部指揮下的工作機關，不是政權機關。」為此，葉建議將該機構名稱定為「北平聯合接交辦事處」。（15）加上接交二字，這就從形式上和性質上否定了任何分權的企圖。

綜上所述，傅在軍隊改編和政治機構問題上的兩點考慮，均未能如願實現。

二

傅作義既然是帶著自己的打算與中共合作，必然持有自己的政治立場。1月29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致電中央，認為「傅在政治上直到現在並未向我靠攏，他主觀上亦不願向我靠攏，始終站在南京立場」。（16）「南京立場」即李宗仁的與中共分治的立場。31日，林、羅、聶再電中央：「傅對南京李、白和談則甚表積極，幾次表示願作橋樑。」（17）林、羅、聶認為傅「站在南京立場」的判斷在南京得到證實。

1月24日，徐永昌記載：「接傅宜生梗電，大致通知先與中共軍協調停戰，實施和平。謂自津陷落後，北平戰局即萬分困難，士氣民心消沉浮動，迫不得已，於養日上午十時，雙（方）訂定軍隊保持原建制、原番號一個月後實行整編。在此期間成立聯合辦事機構，希望中央全面和平早日實現云云。」（18）這些基本上就是北平和平協議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傅是通過國民黨中央社公布協議的，南京方面本已獲悉，傅所以還要專電通知徐，並非多餘，實際上就是要保持與南京政府的關係。

1月25日，徐永昌遇孫科，孫告訴他，「昨晚電宜生，屬其洽商共方，此間擬派一代表赴平。傅即答，要派即派來，可不必先洽，免轉生周折」。（19）南京政府的和談以李宗仁為主，傅深知李與孫科的隔閡，因而對孫科來電不予理睬。但孫科此舉證明，南京方面的確有人將傅視為與中共接洽的橋樑。

1月26日，李宗仁在總統府召集政務會議，商討與中共和談一事。關於南京政府代表團的人選，邵力子、張治中建議「加派莫柳枕及傅宜生、鄧寶珊為代表」，徐永昌反對道：「傅似不宜，以其立場不應爾，彼恐亦決不願就也。」（20）傅後來未被列入代表團，但邵、張二人的提名則表明，南京方面的確有人仍將傅視為南京政府的一員。

傅作義既然保持自己的立場，必然保持自己的意圖。1月31日，林、羅、聶致電中央，稱傅作義「利用報紙大宣傳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績，並譽之為萬眾生佛。總之，他極力在收買人心，製造政治資本，想在聯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腳（其親信已有此表示）」。（21）為攻破傅之意圖，中共採取了兩項措施。其一，公布由毛澤東親筆撰寫，以林、羅名義致傅的公函，亦稱通牒。（22）2月1日，即中共接管北平的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發表該公函，其中提到：「貴將軍身為戰爭罪犯，如果尚欲獲得人民諒解，減輕由戰犯身份所應得之罪責，即應在此最後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第二項措施是，配合該公函的發表，新華社於同日發表《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該文同樣為毛針對傅發布的那篇文告而撰。如前所述，傅之文告所引用的是北平和平協議原文，然而這一招未能捆住毛的手腳。針對傅所造成的主動議和的視聽錯覺，毛澤東毫不含糊地指出：傅之議和緣於「戰敗了，一切希望都沒有了」。對此，毛這樣闡述：「為什麼天津不肯這樣做呢？難道天津的『工業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迹』不應當保全嗎？難道天津的『國家元氣』應當受損傷嗎？為什麼一月二十二日應當『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應當，而令天津的和平解決不能實現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義將軍還想打一打。天津打敗了……北平孤立了，毫無希望了，決心走第二條路，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可能性從此產生。」最後，毛極為嚴厲而又留有餘地地寫道：「不管傅作義過去如何反動透頂，華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這件事總算是做得對的。只要他以後向有利於人民事業的方面走，願意向人民低頭……人民解放軍就有理由向人民說明，赦免他的戰犯罪。」（23）

毛對傅作義文告的嚴厲批駁，實際上就是對北平和平協議某些內容的嚴厲批駁。只有如此，才能抽去傅之立場賴以存在的依據。隨著林、羅公函和新華社文章的發表，傅被置於戰犯、戰敗、以求自贖的地位，其「萬眾生佛」的地位被攻破。

林、羅公函的發表，引起傅作義強烈反應。2月4日，林、羅、聶致電中央，提到傅「對我方的通牒內容表示不滿，頗有氣憤之慨」。林等建議：「為了爭取便宜的合算的解決太原、綏遠及其他地區的敵人，我們意見，在過去業已很正確地而且很適時地在政治上（宣布戰犯名單、發出通牒）軍事上（殲滅了天津、張家口、新保安等處之敵）打擊了傅作義之後，目前則應採取以拉為主，以斗為次的方針。」林等認為：「以敵我現有之情況，我軍有絕對把握做到所向披靡、無堅不摧，憑戰爭解決問題……但如能爭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決問題，則較之使用戰爭便宜合算得多。」

上述意見與毛澤東的策略思想是相通的。2月5日毛複電：「依整個形勢看，武漢、京、滬、長沙、南昌、杭州、福州、廣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決的可能……因此爭取傅作義站在我們方面有十分必要。」（24）這樣，在對傅「打」過之後，確立了以「拉」為主的方針。不過，至少在當時，拉傅並未奏效。

2月4日，徐永昌記載：「楊慎五處長來，述前幾天宜生電其向外交部要一護照準備出國未果，詢中央對其是否不好。」傅作義忽於此刻向南京政府申領護照出國，正是對中共發表公函的「氣憤之慨」的反應。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對傅「無所謂好不好，先要問何以不向上級報告所以即要出國有是理否」。傅要出國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則明白了。為此，徐指示楊慎五轉告傅：「莫善於先回綏遠。」徐的這個意見看來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楊慎五見徐，「楊出宜生致彼電，要求留綏飛機勿返京，俾彼有機會離平」。（25）這就是說，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飛機，伺機逃離北平。

2月22—24日，傅作義、鄧寶珊與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說法是，毛與傅相見愉快，前嫌盡釋。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悶，一則以外間對之多有不諒解；一則以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靜，但就有若干人受苦」。（26）傅的意思是，他若離平，其部屬將失去庇護。總之，傅的狀態是「甚苦悶」。

接下來不無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3月24日傅作義密電楊慎五：「楊慎五可親送徐部長。請派王蔚梧乘機無論如何於明敬日先到綏，以便研究後日如何赴綏，萬勿遲誤，並須絕對秘密。」傅將其逃離北平的時間安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卻收到傅這樣一份來電：「楊慎五親轉徐部長……承派機來接，至深感佩。因毛來平，著陸場附近共軍較多，故此間機場已不能降落。以後另找好著陸場，再行請派。」（27）原來，就在3月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至北平，並於當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機場閱兵。這就是說，毛的忽然到來，並恰恰選擇在機場閱兵，無意中打斷了傅的逃離計劃。

逃離行動失敗，傅作義相當敏捷地回過頭來，再一次不無戲劇性地做出另一政治反應。早在2月3日，毛致電林彪等，指出傅作義「不應當搞什麼中間路線，應和我們靠攏，不要發表不三不四的通電，應發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們方面說話的通電」。（28）毛所期待的這個通電傅遲遲未發表，甚至2月下旬與毛在西柏坡進行了那次據說是甚為愉快的會見之後仍未發表。然而4月1日，也就是逃離計劃失敗後的第五天，傅向全國發表通電錶示：「我們的部隊在鄉村是給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權、豪門、貪官、污吏保鏢」，「今後願擁護中共毛主席的領導，實行新民主主義。」（29）在毛期待近兩個月後，傅發表了這個向中共靠攏的通電。

由逃離北平到靠攏中共，數日之間傅的行為反差如此懸殊，徐永昌迷惑了。4月4日，徐永昌日記記載：「聞李德鄰私人代表黃啟漢明日返平。晚飯後詣李德鄰，請其令便人一詢前日共方宣稱之傅作義電（申述政府之不善與共之善，且悔其覺悟遲），是否究為宜生自擬。」（30）此事的查詢不見結果。不久，中共打過長江，傅與廣州政府的直接聯繫基本中斷。

三

傅作義部在北平接受改編之後，傅所轄之綏遠董其武部是否同樣採取改編方式？在這裡，中共遇到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1月23日，毛澤東致電林彪等：「綏遠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縱不到一萬人，戰力很弱，而傅、鄧兩部則有三萬人以上。目前只好暫維現狀，談不上軍隊改編。」（31）

正當毛提出暫維現狀之際，1月25日，鄧寶珊轉告林彪等：「傅作義的意見，綏遠部隊不採取北平式的接收，可以採取執行中共的政策（換旗）。」（32）不難看出，毛的暫維現狀與傅的換旗有一定的相通之處，雙方的立場很快接近。2月12日，毛致電林、羅、聶，提出：「如能用談判方法要董（其武）部退入後套讓出（歸）綏包（頭），以利鐵路運輸則為最好……或者包頭屬彼，歸綏屬我，中間劃一界線。但如傅、鄧以部隊地盤太小給養無著為由，要求保有歸綏，我方亦可暫時讓步。」（33）

2月下旬傅、鄧前往西柏坡會見毛，中共提出：「歸綏希望他們交出。他們則希望保留歸綏。」（34）歸綏與包頭為綏遠的兩個主要城市，為此中共提出各佔一個，但後來歸、包兩市均劃入傅方。儘管如此，「綏遠方式」的核心則由此產生，此即劃界。劃界較之傅原擬的換旗更為寬鬆，旗亦不換。

3月23日，雙方成立「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4月1日，傅方提出《綏遠問題協議草案》，其第一條為：「綏遠問題以暫維現狀為原則……逐漸成為聯合政府組成之一部分。」（35）把綏遠問題與聯合政府聯繫起來。這個問題是怎樣商討的，迄無披露，不過雙方於6月正式簽署的協議中並無此條。這一點至少說明，綏遠問題與政治掛鉤的擬議未被中共採納。正式協議主要是有關劃界的技術性內容。

不料，綏遠的麻煩亦隨劃界而至。由於綏遠既未解放區化，又未解放軍化，中共不便提供財政支持。另一方面，儘管並未換旗，但因傅作義已通電擁護中共，綏遠的政治歸屬事實上處於兩可狀態，為此，廣州政府亦將其軍費削減。

4月23日，即中共攻佔南京的同一日，行政院長何應欽在杭州召集會議，商討今後軍事方針。在談到綏遠問題時，何說：「綏遠軍隊已受共黨接濟，現在起即應停發其糧餉用費。」徐永昌說：「綏遠軍隊近來尚對敵作戰，今即停其糧餉，似逼其投敵。」最後，顧祝同說：「如此可照三分之一發給。」（36）後來傅作義在給薄一波的一份電報中稱：「廣州每月發給部隊薪餉副食費三十五萬銀元，主食軍糧價十三萬六千銀元。」（37）這表明，廣州政府並未放棄綏遠。

由於擔心長時間的兩可狀態導致局面失控，7月14日，傅作義上書毛澤東，要求綏遠「能在最短期間徹底成為解放區、解放軍之一部」。在同一上書中，傅特意將其對董其武的若干指示電一併呈毛，其中有這樣一些話：「不要受反動派殘餘力量的引誘，認為反動派還有什麼希望」：「要知道反動派所代表的政策，是依靠帝國主義的賣國政策」：「中國反動派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幻想，必然要遭到破滅。」傅抨擊蔣、閻等「聽從美國帝國主義的指使，封鎖海口，濫炸人民」，表示「我半年來的親身體驗，深切感到中共各項政策的正確」。（38）傅將對董其武的這些指示呈毛，就是對毛的政治表態。7月16日毛澤東接見傅時說：「信寫得好，觀點正確。」（39）

正當傅擔心綏遠局勢失控之際，廣州政府向綏遠伸出了手。當年6月，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7月27日，行政院通過任命，董其武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40）其後，董致電廣州友人稱，與中共方面「採取政治應付之舉，其目的是根據指示，想救傅翁返綏，重作領導，以雪受騙之恥。所以政治應付是手段，不是目的」。（41）這是董就綏遠政治狀態向廣州方面所做的解釋，意思是只有如此才能救傅。差不多同時，廣州還任命孫蘭峰、劉萬春為第九兵團正副司令官。（42）第九兵團原為廖耀湘兵團番號，將這個主力兵團的番號授予孫，以示對孫的倚重。對綏遠軍政職權的調整，表明廣州對綏遠仍具一定的操縱能力。

徐永昌於5月初辭去國防部長，在閻內閣中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由於與西北將領的歷史關係，徐的主要活動是協調西北各部軍事行動。8月1日，徐永昌飛抵綏西河套地區的陝壩，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到機場迎接。徐此行的目的是，策動董其武部西撤。徐記載：「飯後董其武來，述其不得已苦衷。蓋不稍與共商洽，共若真西來壓迫，我軍難於全師退至包西。」徐並不同董計較與中共劃界之事，而是直截了當地提出西撤要求。徐說：「第一，須將本地士兵多之部隊即先調至五原以西，留本地士兵少之騎兵等暫駐，綏、包至不易維持時，即全撤臨河以西。即是駐可守、退可走。」這是關於西撤步驟的安排。關於西撤的目的，徐說：「第二，即向最不利處設想，敵先攻漢中及廣州而佔領之，並向四川壓迫，發生政治變化，此時中央在大陸據守桂、黔、滇，敵必分兵謀肅。西北到時馬鴻逵或個人出走，但馬步芳必仍拒戰到最後，綏軍盡可適時加入助馬。」

關於綏軍西撤之後的前景，徐繼而饒舌道：「第三，彼共黨亦人也，彼嘗詡其二萬五千里長征，吾人如亦人也，三萬里何妨。」徐甚至為董部出走描繪了一幅廣闊的路線圖，他說：「助馬不利時，可青、可川、可滇、可印，比時吾將為諸君辦外交。」「可印」指退至印度。最後，徐鼓勵董：「吾人必能復國，且必較戴高樂之有法國勝幾倍。」交談中徐得到一條重要消息：「其武曾述到宜生可能得便歸來。」董所以向徐披露此一消息，意思是綏軍的走向要由傅決定。徐當即表示：「即使宜生歸來亦必走我路線。」（43）

總之，隨著廣州政府加強利誘，綏遠政局至少在現象上複雜起來。

四

8月28日，傅作義、鄧寶珊等返回綏遠。此行的目的是，結束綏遠政治上不明朗的兩可狀態，完成易幟起義。而徐永昌則於8月22日被廣州政府任命為西北指揮所指揮，（44）以加強其協調西北各部的職能。28日徐適值寧夏視察，當即獲悉傅返綏消息，是日晚，徐「約崔亞雄來，請其明晨乘送餉飛機往綏遠晤宜生……詢其今後企圖」。（45）迅即展開對傅的摸底。

8月29日，徐與馬鴻逵研判傅作義返綏之意，馬說：「傳宜生之歸，必系受毛澤東指導，收拾西北，即各盟旗亦必響應之，西北大勢已去。」（46）預卜不祥。8月30日，派往綏遠的崔亞雄致電徐：「孫蘭峰、劉萬春皆言，傅宜生亟擬晤徐部長。」（47）這似乎又是一個積極的信號。31日崔亞雄返回寧夏，隨即報告徐：傅作義「對來賓表示，此來只有自我懺悔、自我檢討。詢其共方何以令其歸來等等皆不答，詢之從者亦然」。（48）是對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懺悔」、「檢討」，我們不得而知，這個滴水不漏、莫測高深的表態，等於沒有表態。崔亞雄未能摸到傅的底。

傅作義惟一的明確表態是，向徐永昌發出了會晤邀請。傅專書一函致徐：「亞雄兄來綏，拜讀手翰，渥蒙關垂，感篆良深。弟離平後，正在自我懺悔，自我檢討，極願與兄晤談，藉傾款曲……俟弟將包頭環境布置妥當後，再當奉邀蒞止，暢聆教益。」（49）

傅函看上去只是表達了與徐會晤的願望，其實是一個不露痕迹的兩手安排。傅所稱「布置妥當」，實際上就是指綏遠起義，傅所以並不邀徐即往，就是要留出時間開展動員，避免徐之早到而破壞起義。那麼，起義布置妥當之後，為何仍然邀徐會晤？因為傅要「藉傾款曲」。這個兩手安排的意思就是，一方面造成起義不可逆轉，另一方面又留出與徐會晤的時間，從而對徐，實際上是對蔣，做一個最後的政治交待。

9月1日，徐永昌、馬鴻逵飛抵重慶見蔣。2日，蔣指示徐到廣州「將綏遠事向大家討論一下」。3日，蔣對徐說：「關於傅宜生歸綏事件，望與李、閻商定取如何態度，及是否仍照常發餉等事。」（50）此時蔣提出是否照常發餉，表明蔣對傅之歸來不甚樂觀。

9月3日徐飛抵廣州，隨即向李宗仁報告綏遠問題，李明確表示「必爭取宜生」，並說他已「徑電宜生約會」。李「徑電」傅，表明李之急切。4日白崇禧見徐，「對宜生亦同李代總統，主爭取」。6日，李宗仁再次指示徐：「必爭取傅宜生。」（51）這樣，廣州方面明確了爭取傅的主張。

9月7日，徐再飛重慶。在對傅作義的判斷上，幾位高層人士並未形成統一意見。徐記載：「蔣先生對宜生之率部歸來不存奢望，余亦然。李、閻則否。」（52）這就是說，在能否爭取傅的問題上，蔣介石、徐永昌與李宗仁、閻錫山持兩種看法。

傅作義此次離平返綏，中共方面有人擔心傅是否會跑掉。毛澤東對主管綏遠工作的華北局書記薄一波說：「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交出二三十萬人，立了大功，我們對綏遠不能出兵，一出兵就輸了理……現在把領導責任放在傅肩上，這樣我們就主動了。傅作義哪裡會跑！就是跑掉了，又怎麼樣！」（53）在這裡，毛把什麼是被動、什麼是主動講清楚了。毛所以料定傅不會跑，因為此時國共戰局已經並將繼續發生重大變化。就在8月初，程潛、陳明仁舉行長沙起義，廣州政府正在失去湖南這道最後的屏障。大局如此，傅「哪裡會跑」。

傅返綏後，陸續將其工作情況上報北平。9月4日薄一波與聶榮臻致電傅：「毛主席認為兄在綏遠所取態度及步驟是正確的。」同時指出：「打破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徐（永昌）陰謀及扣壓一批最反動的特務尤為必要。」（54）9月11日，傅致電薄一波、聶榮臻，表示綏遠起義「通電日內即可發出」，「軍政幹部對中共領導及人民政府各項政策，均表擁護，尤其對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熱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55）起義的籌備進展順利。

薄一波記載：「9月14日，毛主席又以我和聶榮臻同志的名義寫信給周北峰，通知傅作義、鄧寶珊和周北峰於9月20日至24日之間到北平參加政治協商會議。」（56）這個通知意味著傅留在綏遠的時間不多了。也就是在此之際，傅作義對於邀徐會晤一事由拖延變為急促起來。徐永昌日記9月15日載：「連日孫蘭峰轉宜生電速余詣綏。」所以催徐啟程，因為政協會議即將於9月21日召開，綏遠起義必須於此前舉行。然而綏遠起義又不能於徐到來之前舉行，因為一旦易幟，綏遠即與廣州政府決裂，這樣，徐將不宜再赴綏遠。因此傅與徐會晤的時間，只能安排在綏遠起義和政協會議之間。不難看出，這個縫隙就要合攏。

五

9月17日下午1時，徐永昌、馬鴻賓一行飛抵包頭，（57）傅作義、鄧寶珊、董其武、孫蘭峰等機場迎候。徐記載：「午飯飯後與宜生暢談。余謂今年一月間，若聽余言來綏，何至在平受數月悶氣。」徐首先與傅談悶氣，也就是首先挑逗傅的情緒。此招果然奏效，「談話間宜生突發議論，以為凡做首領的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領。並及共產黨首領尤其沒有好人，他們最專治，不令任何人有自由。過去若干傾心於共黨者漸有覺悟」。順著覺悟這個話題，傅接著發表議論，徐記載：「渠之長女在乎津亦是有名的作家，在共方每延譽，渠在家裡則嫌其不前進。渠語女，以對汝只有義務並不要權利，以後各行其是，某縱然死去，亦不要你收埋。」傅之長女即傅冬菊，中共地下黨員。

以上所言無非是些氣話，徐傅二人遠道相會當然不是為解悶氣，不過解解悶氣，二人也就有了溝通的基礎。晚飯後二人再談，傅「頗詢國軍能否守住廣州，美援為何」。傅並建言：「若能努力轟炸解放區各大城市的電力廠，則一切大小工業停頓，必能使全體工人發生反共作用。強似無目的濫炸，徒生人民反感多矣。」（58）

不難看出，傅的話題已由氣話轉入實質問題。傅提出廣州能否守住和美援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美援的程度決定廣州能否守住。這是傅在摸對方的底，揣測廣州的氣數是否將盡。傅獻上了一個頗為厲害的轟炸電廠之策，但並未亮出自己的底牌，即綏軍與其個人的去向。而徐主要是聽，也不急於表明意見。頭一天的談話二人都是在觀察對方。

9月18日，徐記載：「早間張慶恩來，轉來蔣先生致宜生電，略雲二十五年西安事變後，余若不聽共匪甘言愛國抗日對外等等，國家不致受了其後的大禍，所以宜生切勿再受共黨險惡的欺騙云云。」如前所述，蔣對於傅之返綏「不存奢望」，徐亦然，蔣電的到來無非是儘力爭取。但既然蔣有意爭取，徐永昌此行的任務也就明確起來，即策反傅作義。

傅作義並不看重蔣電，因為蔣電不能解決實質問題。在18日的談話中，傅再度向徐提出美援問題，徐答：「很有希望。」僅此一句敷衍而空泛的答覆，實際上說明了美援並無多大希望。於是傅將話題扯開，說道：「美國人幫我們一分，必宣揚成十分，蘇聯幫中共總在暗處努力。如現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國人，彼等不但穿中國衣服，並且也不進城，不似美國人，每須為之開闢跳舞場。」徐答，「有無陰謀亦即在此。」不過，有無陰謀並不能說明美援有無希望。此後，傅再也不提廣州能否守住一類話題，因為他對美援的情況已經心中有數。

接下來傅作義提出一個全局性問題：「美蘇戰爭看來亦不會遠。」所謂美蘇戰爭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個問題的內涵在於，它一直被國民黨視為挽回敗局的契機。既然傅有此判斷，沉悶的對話開始活躍起來。徐說：「所以吾人無論現在軍事如何失敗，但正在改進，以待國際情勢之好轉。」在這個虛構的情勢好轉的基礎上，徐繼而要求：「在我看綏遠仍須走我從前對董其武所說的路線，蔣先生許以川北為綏軍根據地，並指揮西北各軍。能開川、陝、甘邊界固好，即先開河西，亦令西北各軍悉受節制。」

至此，徐明確提出對綏軍和傅的要求，徐首先亮出了此行的底牌。然而，話題一旦涉及綏軍西走這個實質問題，傅便不再跟進，冷漠地回答：「綏軍開不動，也不能指揮他人。」這就是說，儘管傅判斷美蘇戰爭不會太遠，但在戰爭發生前，傅並不會輕易上鉤，再度與蔣捆在一起，而是特意與蔣之間留出一定的距離。

就在徐傅交談之間，綏遠起義通電的簽字儀式於18日上午舉行。徐當即得知：「此間旅長以上十之九均已簽名擁護傅宜生二月（按：應為一月）間和平主張，詆毀政府，贊成共黨之宣言，一俟全體簽名，即行發表……此其內心趨向可知矣。」（59）根據簽字儀式的舉行，徐永昌判斷已經探到傅的「內心趨向」。其實，徐遠未探到傅那個深不可測的底。

9月19日是徐在綏遠的最後一天，傅作義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終亮出了全部底牌。徐記載：「九時許宜生來，謂此地不能談話，乃偕過渠處。」此前的談話均在徐處，這一回所以變更地點，因為這將是傅真正的交底。易地之後，傅「秘謂：今日綏軍『守』力量不夠，『攻』勢更不濟，『走』官有二萬眷屬，毫無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為綏遠人，一時難於開動。自己一人南去無用，亦復無聊。即使蔣先生叫我指揮別人軍隊，人家對我亦無信心。所以現在必須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綏軍西撤併由傅節制西北各軍，被傅拒之，但傅當時未說明理由，以上關於「守」、「攻」、「走」的結論，就是對徐的解釋。然而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此，而在「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圖何在，這才是傅的底牌。

接下來傅揭開了這個謎底。他說：「經過一個時期的整理軍隊，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時期中共以兵壓迫時，彼時利用官兵心理卻可打出去。今日對蔣先生須求有效果的途徑，如系維持現狀，絕無生存之理。以聯共求得時間，而以革命求進展，利用合作農場，半年數月間可增至二十萬人。明年三、四月間將為中共最痛苦之時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經濟，中共絕不能成功。簡言之，領導人物大多數皆是壞人。等等。最後結論，中共可能失敗」，「（渠）要擴展實力，即是將可用幹部放入農村。」

傅將中共最痛苦的時期判定為1950年三四月間，這是指中共難以渡過這年的春荒。而利用合作農場，將幹部放入農村，此即傅之底牌。傅早年擔任綏遠省主席時，欣賞梁漱溟等人的鄉村建設學說，在綏遠推行過教育、生產、武裝三位一體的農村制度，即教、養、衛制度。傅所稱利用合作農場，就是寓兵於農的意思。傅的計劃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贏得發展時間，屆時便可「打出去」了。這就是「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的意圖。隨著這個計劃的披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經過上述解釋與交底，最後，傅作義以一段對蔣的感情色彩頗為濃厚的表態作為此番陳述的結束。傅說：「蔣先生權當認錯了人，權當傅某力量投了敵，但最後必要發生一個大報答。蔣先生此時盡可宣傳傅某之罪惡，只要蔣先生知道傅作義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為中共殺害，但並未希望蔣先生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來如此之切，亦並非要好友為之保證，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華民國勝利因素中仍有傅作義一員。傅作義必有轟轟烈烈之功績以報國家，以報蔣先生，不然有死而已。」據徐記載，傅「言下痛哭，且謂不想作了如此錯事，對不起人」。好友指徐。此番陳述解開了這樣一個謎底：綏遠起義之際，傅作義為什麼一定要留出一個時間差與徐相晤？說到底，就是為自己預留後路，一旦政局生變，有人為其作證。

大概為傅之「痛哭」所感染，徐不無動情地說：「想不到你要走此艱難之途徑。」不過徐的話題立即回到其使命上來，徐說：「中共軍隊南下成功，到某階段必以餘力向綏軍壓迫與清算，還不如此時帶走，總可得兩三萬勁旅。」（60）然而話題一旦至此，傅又縮了回去，以種種理由推之。這就是說，在對蔣的態度上，傅之所做與其所說，並非表現為零距離。

作為對蔣正式的政治交待，談話之後，傅向徐遞交了一份上蔣呈文。這是傅作義就政治、軍事、經濟、外交、黨建等等問題，向蔣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獻策。呈文分為「（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相持階段之形成」、「我們的做法」三個部分。關於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傅著重指出中共的幾個弱點：「外交孤立」：「經濟貧困、食糧發生不足」：「軍隊前進太快，後方空虛」。關於相持階段的形成，傅重點建議：「封鎖，疲睏經濟」：「轟炸電廠，以擾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陸，以分散敵兵力」；同時建議側重宣傳中共「出賣國家民族」。關於「我們的做法」，這是一個重建國民黨的意見，核心是「我們應認識我們已經失敗，應重新革命、重新復興」。（61）

歸納起來，傅對徐的交底以及上蔣呈文，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都是一個要做蔣的孤臣孽子的表態。

如前所述，傅作義在7月14日呈毛澤東的上書中，稱蔣、閻賣國，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戰，封鎖海口、濫炸人民，沒有希望等等。而在9月19日呈蔣的上書以及與徐永昌的一系列談話中，則稱中共賣國，美蘇戰爭不會遠，建議封鎖、轟炸電廠，並稱中共不能成功等等。將兩者聯繫起來，可以看到一些甚為相近的詞句，但問題的對象完全不同。

據王克俊記載，綏遠起義通電的簽字儀式於9月18日上午舉行，（62）但孫蘭峰並未簽字。董其武與孫蘭峰為綏遠的兩位軍政頭面人物，董在起義問題上態度鮮明，而孫則不甚明朗，稱病住進醫院。如果孫不簽字，綏遠起義便不是圓滿的。為此，傅作義抵綏後對孫做了反覆的動員。傅說：「共產黨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基礎……從北平和平解放到現在，事實證明我們是做對啦！路是走對啦！」（63）可以肯定，傅的勸說是孫最終簽字的重要原因，但同樣可以肯定，這並非惟一的原因。

孫蘭峰對其住院一事有這樣的說明：「徐永昌和傅先生見面之後，還表示要同我見面。我為了不使傅先生對我產生懷疑，我決定不和徐永昌見面，就裝病住進醫院，對外任何人都不見。」（64）總之，不容置疑地將徐拒之。然而不幸，徐永昌披露了與孫的秘密會見。

9月18日下午，徐永昌胃病複發，一度昏迷，一時間來客均不能見。是日，徐在日記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當晚「十一時孫蘭峰再來」，「再來」說明孫此前已來過，因徐病未能相晤。此次，孫對徐說：「宜生現在迫其簽字，避走不得，並言此時屈從，將來必可對國家發揮力量。」在孫做了這番與傅作義大意相同的陳述之後，徐永昌的表態是「許之」。（65）

這就是說，孫蘭峰見過徐永昌，是瞞過了傅作義與董其武。「許之」，指孫參加起義一事得到徐的批准。據王克俊記載：「十九日凌晨，孫蘭峰終於在最後的關鍵時刻，幡然覺悟，給傅先生打來電話，表示願意參加起義。清晨，傅派我帶著通電文件到孫住處讓他簽字。」（66）上述記載表明，孫所以於19日凌晨「幡然覺悟」，原因是他已於18日深夜得到徐的「許之」。

孫從未做過徐的部屬，其行事無須徵得徐「許之」，所以多此一舉，說到底，就是為自己留條後路。從徐永昌前面的記載看，傅作義邀徐會晤的電文多由孫蘭峰經手，而不是董其武，因此孫大體上可以揣摩到傅的此番用意，故而做出了一個與傅大致相同的兩手安排。

徐永昌忽病，引起傅作義的不安。19日上午傅與徐深談之後，對鄧寶珊說：「次辰（徐永昌的號）病了，要呆在這裡不走。他不走，我們不能起義，不是耽誤了我們的大事嗎？」可見，傅上午在徐面前「痛哭」之後，中午即設法如何將徐快速送走。董其武記載，傅與鄧商定由鄧出面見徐，鄧故意要求徐留下來領銜起義，徐見不妙決定立即離綏。（67）

鄧徐談話時董並不在場，從徐永昌的記載中沒有看到董其武描述的那些話，不過鄧的確說了些不甚好聽的話。徐記載，鄧來後「一再勸余辭職務。並謂你的身體不堪再勞苦下去，政府已不可救藥，徒自摧殘自己，於事無益」等等。鄧同時也說了些解釋性的話：「三戶亡秦已非其時，奈何。」（68）這是對綏遠起義的解釋。

結果是，徐永昌於19日下午2時飛離包頭，而綏遠起義通電則於4時發表。

現在，將9月19日在綏遠發生的事串聯起來，可以看到這樣一個過程：清晨，孫蘭峰簽字之後，起義通電的簽字手續圓滿完成；上午，傅與徐深談，亮出了寓兵於農的底牌，並遞交了一份全面獻計獻策的上蔣呈文，至此，傅完成了對國民黨的政治交代；中午，由鄧寶珊出面將徐趕走；下午，徐於2時飛離，綏遠起義通電於4時發表，至此，傅完成了對共產黨的政治交代；當晚，傅、鄧等登車啟程返回北平。

傅作義一日之內一併完成對國共兩方的政治交待，並且整個安排策劃周密，對於國共均無破綻。

六

徐永昌的策反之所以未能奏效，從根本上講是徐始終無法就國共戰局的前景說服傅作義。徐、傅二人曾有這樣一次對話：「宜生詢政府方面對渠之返綏作如何觀察。」徐答：「就余個人看法，共黨首腦以青軍守蘭州，胡軍在南，馬軍在北，共軍如深入，處於三面受敵……故情急而要君等返綏，以阻撓寧綏軍之出擊。」在徐看來，中共至少在西北戰場處於三面受敵的不利態勢。然而對徐的此一判斷，「宜生以為非是」。（69）可以說，正因為傅對於國共戰局保持了清醒的認識，徐最終無功而返。

綏遠之行對於徐永昌來講，最感意外的莫過於傅的那個寓兵於農的計劃。儘管二人相交多年，徐對傅仍然產生了幾分異樣感覺。分手之後，驚嘆不已的徐永昌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宜生今茲作風誠屬非常人也，余則不能。」（70）

9月20日徐飛抵重慶，隨即見蔣，「將宜生衷曲一一陳之」。對於傅那個瞞天過海的計劃，蔣聽後「搖首，謂很難成功，一定畫虎不成」。10月2日，徐在廣州向李宗仁復命，李「對宜生仍寄與希望，並雲若干所謂和平分子投共亦佳，可以沖淡共黨傾向蘇聯之心情」。（71）這個自欺欺人的結論，為廣州政府策反傅作義的行動畫上了句號。

9月22日上午，傅作義回到北平，次日出席政協會議並在大會發言：「作義這次到綏遠時，蔣介石給了我一個『親切的』電報，說我這次從北平到綏遠，正像他當年西安事變以後從西安回到南京一樣。他說，當他回到南京以後，由於一念之差，竟鑄成今日危亡之大錯，所以要我接受他的教訓……但是我堅決拒絕了他。」（72）關於蔣介石致傅作義的這份電報，迄今，在有關傅作義的著述中仍被廣泛引用，顯然均出自傅的這個講話，人們並未親見。根據徐永昌9月18日日記，蔣電的確提及西安事變，的確對傅有所勸告，但並未稱傅之返綏「正像」他當年由西安返南京一樣。無論身份還是地位，傅與蔣均不能相等同。「正像」之說無疑為傅之杜撰，意在自抬身價。

傅作義對徐永昌的交底，其核心是「利用合作農場」。對此，傅是否採取過某種方式以求實施？當年主管綏遠工作的薄一波記載，傅返回北平後隨即向薄建言：後套地區「可耕地為10萬頃，而現耕種面積只4萬頃，如果政策允許的話，他願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農場」。薄記載：「我把他的意願報告黨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願的基礎上提名他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長。」（73）毛對此是怎樣考慮的不得而知，總之，水利部長的職位把傅留在了北平。

行文至此，一切似乎應該結束了，然而不幸，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的師哲，在其晚年的回憶中披露了這樣一件事。他寫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讓傅作義擔任了水利部部長。約一年後的一天，他找到毛澤東，給毛澤東說，他還有多少電台，多少枝槍，存在什麼什麼地方。」傅作義私藏一批武器電台，證實他對徐永昌所說的那些話並非全是妄言，他的確對中共留了一手。對於傅的這個最後的交待，毛說了這樣一句話：「你留著用吧。」（74）

傅與徐的談話以及上蔣呈文，儘管內容廣泛，但傅真正的著眼點是三個：美蘇戰爭不會遠；中共難以解決來年的糧食困難；軍隊前進過快，南下西征之後華北空虛，易被美蔣登陸。如果這些判斷能夠成立，傅便可以亂中再起。反過來，傅所以最後交出這批私藏武器，同樣因為這些事件並未如期發生。傅失算了。如此結局，應驗了一年前蔣的判斷：「一定畫虎不成。」

將本文前面的材料羅列起來，可以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現象——截然相反的兩個傅作義。發生在傅作義身上的這種政治與人格的撕裂，恰恰是改朝換代的歷史輪替所派生的那個特殊政治群體——「貳臣」，以及這個群體所特有的政治性格——雙重性格。

一般說，這個群體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士在其最初一段時間，大都存在這樣一個問題：政治與情感的錯位。也就是政治上選擇了另一方，而其情感或多或少還停留在原來那一方，兩者尚未統一。鄧寶珊在送走徐永昌時說了一句實話：「寡婦嫁人無痛苦，活人妻嫁人真有痛苦。」（75）改嫁即重新選擇，痛苦即情感尚未同步轉移。傅作義一面舉行綏遠起義，一面對徐永昌痛哭，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錯位的反映。

還在天津戰役之前，林彪、聶榮臻於1月8日致電毛澤東，判斷傅所以和談，「其用意是平津不戰以討好人民；不投降繳械討好蔣介石；讓出乎津討好中共」。（76）北平的和平移交，事實上正是一個三面討好的結局。爾後，在綏遠起義過程中，傅作義故伎再施，再次導演了一幕對國共兩面討好的兩手交待。

傅作義所以數面討好，對毛和蔣說兩套話，說到底就是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足夠的餘地。而傅所以還有再起的打算，實際上就是對中共的政權能否穩固還存有疑慮。

傅作義生於亂世，從一個小派別綏軍起家，最後成為國民黨一個戰略集團的首領。在爾虞我詐的仕途升遷過程中，他看到過太多的群雄起消、世事輪迴，他正是以這些舊式軍人的世俗經驗，來應對國共這一回權力互換的。於是，便發生了兩個傅作義這種看似匪夷所思、實則可以梳理的現象。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解決國民黨殘餘勢力提出天津、北平、綏遠三個方式，這三個方式的直接對象都是傅作義。顯然，無論形式還是性質，三者之間都存在著深刻的區別，其本身並不相通。然而有趣的是，傅作義卻將看似不相通的三個方式貫通起來，一一領教。此舉在解放戰爭全部過程中，傅作義之外，絕無僅有。從這個意義上講，傅之反正過程，創造了一個甚為罕見的殊途同歸的範例。

本文關於傅作義雙重性的研究，並不涉及傅之功過。這個特殊的政治群體的存在與表現，其學術意義在於，它體現了歷史的多樣性的存在與表現，並且使之更為具體，更為生動。

注釋：

①有關傅作義的著述，重點集中於北平和談，關於傅雙重性格的專題研究似尚未見。另外，傅作義曾有寫日記的習慣，但日記「已在北平解放時全部付之一炬了」。參見仲文：《關於傅作義的「華北剿總」》，政協全國委員會編：《傅作義生平》，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347頁。因此目前有關傅作義的研究，直接出自傅本人的材料十分有限。

②中原大戰閻錫山失敗後，1931年張學良將閻部縮編為四個軍，由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分任軍長，故有四大軍長之說。

③《中央軍委關於對傅作義的政策問題的電報》，1948年12月27日，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和平解放前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52、53頁。

④北平和平協議規定傅部建立解放軍制度，建立政治組織，但並未明文規定向傅部派政工人員。

⑤以上均見：《徐永昌日記》，1949年1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編印，1991年。關於徐永昌與傅作義在北平移交之際的此次會晤，一些重要的歷史著作均不見記載。從徐的記載看，得知或參與談話的至少有五人，即徐、傅、鄧以及梁述哉、廉壯秋。梁、廉均為華北「剿總」副參謀長，與傅、鄧一同參加了北平和平移交，但此四人後來均未談及此事。曾參予傅作義許多機要活動的華北「剿總」政工處長王克俊，在其多篇回憶中亦未提及此事，如果王亦不知，說明傅對此事是相當保密的。

⑥徐永昌：《上蔣總統》，趙正楷、陳存恭編：《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編印，1996年，第141頁。

⑦《傅作義發表文告公布協議十三項》，《世界日報》1949年1月23日，第1版。

⑧《陶鑄關於改編傅作義部隊問題的報告》，1949年3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71頁。

⑨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0、691頁。

⑩《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532頁。李文時任第四兵團司令官，為傅部中央軍代表性人物。

（11）《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轉報第十一縱隊關於傅作義派代表出城談判致中央軍委電》，1948年12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平津戰役》，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第177頁。

（12）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0、411頁。

（13）《羅榮桓年譜》，第677頁。

（14）《羅榮桓年譜》，第679頁。

（15）《彭真年譜》上卷，第530頁。

（16）《羅榮桓年譜》，第692頁。

（17）《林彪、羅榮桓、聶榮臻關於與傅方會談改編情形給中央的電報》，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42頁。

（18）《徐永昌日記》，1949年1月24日。梗為23日，養為22日。

（19）《徐永昌日記》，1949年1月25日。

（20）《徐永昌日記》，1949年1月26日。莫德惠，字柳枕。

（21）《林彪、羅榮桓、聶榮臻關於與傅方會談改編情形給中央的電報》，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42、143頁。

（22）該公函於1月17日交鄧寶珊轉傅，但因種種原因傅未看到。詳情見蘇進：《回憶北平和平談判》，《平津戰役》，第639—641頁。

（23）新華社：《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中央統戰部等編：《中共中央解放戰爭時期統一戰線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年，第326—328頁；參見《毛澤東年譜》下卷第449頁，該文出自毛之手。

（24）《羅榮桓年譜》，第694—696頁。

（25）《徐永昌日記》，1949年2月4、15日。

（26）《徐永昌日記》，1949年2月28日。

（27）《傅作義電》，1949年3月24、26日，《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第153頁。

（28）《毛澤東年譜》下卷，第449、450頁。

（29）《傅作義通電》，《北平和平解放前後》，第176、178頁。

（30）《徐永昌日記》，1949年4月4日。李宗仁，字德鄰。

（31）《毛澤東年譜》下卷，第444頁。「鄧」指鄧寶珊。另據董其武記載，當時綏遠各類駐軍將近10萬。參見董其武：《戎馬春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70頁。

（32）《羅榮桓年譜》，第690頁。

（33）《羅榮桓年譜》，第699頁。

（34）《中共中央關於同傅作義、鄧寶珊談話情況致林彪、羅榮桓、聶榮臻、李井泉等電》，1949年2月25日，《平津戰役》，第273頁。

（35）《綏遠問題協議草案》，轉引自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56、257頁。

（36）《徐永昌日記》，1949年4月23日。

（37）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91頁。

（38）《傅作義致毛澤東函》，1949年7月14日，轉引自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81—287頁。

（39）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第514頁。薄參加了此次接見。

（40）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49年7月27日，台北：「國史館」印行，1997年。

（41）《董其武電》，1949年7月，《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第157頁。

（42）孫蘭峰原任察哈爾省主席兼第十一兵團司令官，1948年12月張家口之役，該兵團被殲，孫逃至綏遠，後參加綏遠起義，任中共綏遠軍區副司令。劉萬春參加綏遠起義之後任解放軍第三十六軍軍長，因通敵被逮捕。參見董其武：《戎馬春秋》，第551頁。

（43）《徐永昌日記》，1949年8月1日。董其武回憶，徐曾提出將部隊最後撤入緬甸。參見氏著：《戎馬春秋》，第273頁。徐在「可印」之前的確寫有一個「可甸」，但又圈去，可見徐的確對董說過這些話。

（44）《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49年8月22日。

（45）《徐永昌日記》，1949年8月28日。崔亞雄原任華北「剿總」參議。

（46）《徐永昌日記》，1949年8月29日。

（47）《徐永昌日記》，1949年8月30日。

（48）《徐永昌日記》，1949年8月31日。

（49）《傅作義函》，《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第165頁。該函未署日期，編輯者判斷為9月所作。筆者判斷，該函肯定是由崔亞雄攜回交徐，崔於8月29日抵綏，31日離開，因此該函當作於8月29—31日之間。

（50）《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2、3日。

（51）《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3、4、6日。

（52）《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8日。

（53）（54）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515、516頁。

（55）《傅作義致薄一波、聶榮臻電》，1949年9月11日，轉引自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90、291頁。薄一波前書亦提及該電。該電所署日期為「申真」，即9月11日。董其武稱9月12日，應為誤記。

（56）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517頁。

（57）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94頁記載徐於9月15日抵包頭，應為誤記。

（58）《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7日。

（59）《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8日。張慶恩原任華北「剿總」軍法處長。

（60）以上均見《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61）呈蔣書全文見《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62）王克俊：《傅作義先生與綏遠起義》，《傅作義生平》，第371頁。另據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99頁記載為19日上午，參照徐永昌9月18日日記，應為18日。

（63）孫蘭峰：《我是怎樣走向起義的》，《平津戰役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468頁。

（64）孫蘭峰：《我是怎樣走向起義的》，《平津戰役親歷記》，第469頁。

（65）《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8日。

（66）王克俊：《傅作義先生與綏遠起義》，《傅作義生平》，第371頁。

（67）董其武：《戎馬春秋》，第204、205頁。

（68）《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69）（70）《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71）《徐永昌日記》，1949年10月2日。

（72）《傅作義發言》，（北平）《人民日報》1949年9月24日，第2版。

（73）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518頁。

（74）師哲：《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頁。

（75）《徐永昌日記》，1949年9月19日。

（76）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1頁。

傅大將軍，我評價他四個字：射鵰英雄。

說一段傅大將軍的往事。

抗戰初期華北戰場的忻口會戰中國軍隊不敗而敗，山西省會太原遭到日軍嚴重威脅。山西王閻錫山接到蔣介石要其向南轉移過黃河的命令後，不禁氣急敗壞地對綏遠大將傅作義說：「人員能轉移，家產搬得走嗎？！」老西說的是實話。他把積蓄多年的彈藥糧草差不多都貯存在太原，足夠十幾萬大軍半年之用。本來戰事緊張，這些東西早都要運過黃河的。但老西又打小算盤，想幾個雞蛋上跳舞，尋摸著和日本人做個什麼交易，讓他們別打自己而從山西邊上繞著走，於是按住不動。可以說老西的這個夢一直做到忻口陷落。這些彈藥糧草，連同太原城，都是他的老本呀！一旦丟了，山西也就丟了，半生心血付諸東流，又要淪為中原大戰結束後自己和馮玉祥那樣的流浪寓公了，閻錫山能不急嗎！

這時候傅作義堅決請戰，表示願與太原城共存亡。閻錫山不由情急意切地說：「不敢丟太原啊！」傅作義是著名的「守城將軍」，當年曾堅守涿州三個月，挫敗了兵力優勢的奉軍進攻。如今閻錫山在他身上寄予了厚望，實屬情有可原。為了表示守衛太原的決心，閻錫山又決定採取「依城野戰」的方針，以傅作義第35軍防守太原城，從忻口撤退的部隊佔領太原北郊陣地，從娘子關退下的部隊防守太原東郊，以奉蔣介石命令從冀南馳援晉東的湯恩伯第13軍推進至榆次待機夾擊日軍，與日軍在太原來一場大戰。然而外戰並不是內戰，太原也不是涿州，地勢均非當年，註定閻錫山的幻想要落空了。

在娘子關方向突破後，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抓住戰機，又將第108、第109師團投入正太路作戰。第二戰區派來增援的川軍第22集團軍和八路軍第115師、第129師，以及緊急入晉參戰的湯恩伯第13軍等部雖先後加入戰鬥堵擊日軍，但戰力有限，且為時已晚。東路日軍進展非常迅速，中國守軍節節敗退。閻錫山剛作完保衛太原部署一天，日軍就已推進到了榆次外圍。這樣一搞，主力部隊還未從忻口撤下來，太原就快遭到攻擊了，想依城野戰都已來不及了。突破娘子關西進的第20師團師團長川岸文三郎非常得意，向第1軍司令官香月清司請纓要擔負主攻太原的任務。然而香月清司拒絕了他的請求，並命令東路日軍停止前進，不要輕舉妄動。這是為何呢？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板垣第5師團在忻口丟了大臉，日本「鋼軍」一時有名譽掃地的危險。香月清司與板垣的交情比較不錯，為了幫老朋友挽回面子，於是決定讓板垣師團先攻進太原，因此才下了這個令川岸文三郎摸不著頭腦的命令。結果忻口和娘子關方向的中國軍隊撤下來後，發現太原周圍竟然已密布日軍，哪裡還有戰意，一溜煙地從城邊穿過，扯乎去也。太原，已成為了一座孤城。

1937年11月3日，華北方面軍司令部命令板垣師團攻取太原。已經打得筋疲力盡的板垣師團終於能夠越過忻口南下，向太原推進了。兩天後，板垣師團進至太原城北，東路日軍也佔領了榆次並向太原南側推進。這時閻錫山將太原扔給了傅作義，率長官行營向南逃去。衛立煌在率部南撤前，曾勸過傅作義，太原已不是能守之城，不如一同南下。然而傅大將軍非是朝三暮四之人，已在閻長官面前承諾防守太原，自然要儘力踐諾，衛立煌便也只好讓他善自珍重了。傅作義將手下能指揮動的董其武、孫蘭峰、楊維垣3個旅分別擺在了太原城的北、東、南方向，拉開了保衛戰的架勢。

11月6日，日軍開始圍攻太原。傅軍與敵浴血死戰，將日軍當天的進攻全部擊退。傅軍官兵在傅作義多年親身執教之下，不僅能打善戰，而且心理素質非常好。他們手持太原兵工廠生產的大號手榴彈，將日軍放近後就是一頓猛砸。這種手榴彈由生鐵鑄造，內裝100克炸藥，一枚能炸裂成將近300塊破片，威力很大，是當時國內比較先進的手榴彈，給予了攻城日軍以嚴重殺傷。打到11月7日，日軍以炮火炸塌了東北角城牆，一舉突入城內。董其武、孫蘭峰指揮部隊拚死向敵反擊，傅作義也把自己的警衛營填了上去，總算將日軍趕出城外。此時，守城部隊已打到只剩2000餘人。11月8日，板垣看出門道了。中國守軍抵抗最強烈的是城北和城東的部隊，城南部隊就大大不如。然而城南的川岸文三郎所部攻擊並不猛烈，甚至打打停停，顯然是在等自己這邊首先突破。經過忻口的教訓，板垣再也丟不起人了。他當即命令一部兵力繞向城南，協同川岸文三郎的部隊一同攻城。這樣一打，戰鬥力較弱的楊維垣旅就吃不住了，城南也被突破。戰至8日夜，日軍已全面攻進了城內。傅作義只能率領殘剩部隊拚命突出包圍，趁夜色掩護向西山轉移。當時傅大將軍狼狽到身邊只剩下了一個衛士跟隨。在淌水過河時，傅作義的鞋陷在了河裡。旁邊的衛士拿出了一雙布鞋給他，然而傅作義腳大，穿不進去。最後是用刀將鞋口割開用力套上去，才免除了軍長光著腳跑路的窘境。

在2005年的電影《太行山上》中，演到太原城破時出現了這樣一段情節：日軍的戰車轟隆碾過屍體橫陳的太原城垣，甚至還壓死了一名在戰場上爬行的日軍傷兵，以頗為象徵的手法映射了太原保衛戰的慘烈和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片中傅作義一句「還不如按照朱德的戰法」，實際上是道出了太原保衛戰打得如此窩囊的懊惱情緒。儘管真實歷史上傅作義並不一定會說出這樣的話，但作為影片的情節設置卻是恰到好處。不過，要是不了解太原保衛戰的背景，也很難體會到這句台詞的奧妙之處。正因為如此，曾誓言「與太原城共存亡」的傅大將軍沒有選擇戰死，而是絕地求生。他要活著，繼續打擊日本鬼子，直到洗雪恥辱！兩年多之後，已是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的傅作義指揮部隊取得了五原大捷，殲滅日偽軍4000餘人，光復五原，狠狠回擊了日本侵略者一記重拳。大漠射鵰，英雄為誰？唯我傅大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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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問題在其他地方，經常炸出一堆封建式的孝子賢孫。

就算按封建家長制那一套，人家傅作義生在清朝，學在北洋，仕在晉系，和你蔣介石有半毛錢關係？

忠於國民黨？人家共產黨可從來沒說自己的對手是國民黨啊，人家說的是「蔣軍」；國民黨里何香凝，李濟深哪個不比傅作義資歷老？人家都去北京參加政協了。

忠於三民主義？清黨的時候真正忠於三民主義不是死了就是被排擠出局，剩下來那幫新軍閥也配講別人背叛三民主義？

當代那幫子生在共和國，上共和國的學，拿共和國的工資福利，然後每天只想著吃裡扒外的人尚且不犯法，傅作義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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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請不要謬讚了，就像評論里說的，這個回答有戾氣。當初編這個答案的時候，也的確是被一些觀點噁心到了，一氣之下所為。

聽過一個觀點，現在網上左派那麼多，純粹是右派猖狂逼出來的。仔細想想，右派如此猖獗，也有和傳統唱反調的意味在裡面。

我們追求的似乎不是真理，而是意氣。照這樣下去，只怕等到幾年過去，等左派開始盲目，人們開始厭煩的時候，右派又得捲土重來了。

如果我們不自我約束，那我們就真成了「沒有觀點，只有態度」。

1949年2月22日至2月24日，傅作義、鄧寶珊與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等人赴西柏坡，受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接見，邵力子發現傅作義「甚苦悶」，傅作義、鄧寶珊此行與中共方面商談了綏遠問題。當時綏遠尚在傅作義的部下董其武的手中，名義上仍受中華民國政府節制。傅作義企圖在3月26日從北平西苑機場乘飛機赴綏遠，不料當天恰逢中共中央機關自西柏坡遷至北平，並且在北平西苑機場閱兵，傅作義飛赴綏遠的計劃遂告吹。4月1日，傅作義向全國發表通電，靠攏中共。[3]

陳長捷當時的職務是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隸屬華北「剿總」司令指揮。在功德林改造時期，當著眾人的面，他不止一次地罵過傅作義：「要我死守天津，戰至一兵一卒，他卻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義，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個不仁不義的傢伙，一個不知羞恥的東西！」每次罵到這裡，站在側旁的原國民黨十二兵團司令黃維總會添上一句：「你不在天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談判桌上就沒有籌碼，所以，他還是一個玩弄權術的政客，一個損人利己的小人！」

以上兩段轉自wiki，每次看到都會覺得有種莫名的喜感。

國黨「戰神」，解放戰爭唯一個擊潰解放軍主力兵團的戰區司令。(起義之後國黨卧底？)

國民黨軍中有沒有對陣共產黨軍的「常勝將軍」？答案是肯定的，傅作義就是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

毫不誇張的說，從1945年綏遠戰役開始，到1948年平津戰役前，傅作義保持了對共產黨軍80%以上的勝率，生生地在與共軍作戰中奪取並控制了綏遠、察哈爾、熱河、河北等華北大量區域，成為名噪一時的「華北王」。

軍閥混戰時期傅作義以守城而成名，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的涿州之戰，孤軍困守涿州的傅作義率孤零零的幾千人雜牌武裝第4師，硬是死扛張學良指揮的、擁有飛機和重炮甚至毒氣彈的5萬多東北軍圍攻2個多月，直到雙方達成和談。

抗戰時傅作義打出了中國軍人的風采，其創造性的遠距離突襲屢建奇功，百靈廟大捷、五原大捷等均出自其手。

綏遠戰役的序幕早在1945年8月中旬，日軍正式投降前就拉開了。當時八路軍呂正操部進攻第12戰區長官傅作儀駐防的歸綏城（呼和浩特），被傅作儀軍擊退。

1945年8月16日，時任國民黨軍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就按蔣介石指令，命其戰區第35軍、第67軍、暫編第3軍、東北挺進軍、新編騎兵第4師等部（共約5.1萬餘人）速沿平綏線東進，火速接管包頭、歸綏（今呼和浩特）、集寧、豐鎮諸城市，受降日軍，收編偽軍，並及時建立政府。並準備伺機配合北進的國軍主力向張家口進攻。

中共決心搶先發起進攻，集中了晉察冀軍區第一野戰軍司令聶榮臻的9個旅、晉綏軍區野戰軍司令賀龍的5個旅（含1個騎兵旅）的優勢兵力，發動綏遠戰役。

10月18日，中共晉察冀部隊進攻隆盛庄，拉開了綏遠戰役的序幕。經過三天戰鬥，雖攻佔隆盛庄，卻讓守敵主力國民黨軍新編騎兵第4師突圍而去，殲敵不多。隨後中共晉綏軍區部隊也連佔涼城、陶林、豐鎮。切斷了傅作義與閻錫山的聯繫。但也是因為敵軍撤退及時，戰果不大。傅作義見解放軍來勢兇猛，立即收縮軍力固守，並將原偽蒙騎兵也拉至麾下，以壯大實力。

10月20日，賀龍率軍也向綏南的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發起進攻，國軍退走。

傅作儀不愧為名將，在不利態勢下，命部下各軍一經共軍攻擊即迅速撤走，退守中心城市，堅壁清野，築壘堅守，待共軍疲憊時，再行反擊。聶、賀在攻擊中兩度試圖在野戰中圍殲傅軍，都因其後撤迅速而被擺脫。

10月24日，中共晉綏軍區部隊圍攻卓資山，經一夜激戰殲滅傅軍第67軍新編第26師4000餘人，並擊退敵新編32師的增援。同時，中共晉察冀部隊攻佔集寧，但守敵第35軍軍部攜第101師西撤，損失不大。其後中共晉綏軍區部隊又未能及時截住這股國軍，致使其退入歸綏城。

至10月25日，傅作儀主力6個師退守歸綏城。聶榮臻與賀龍會師，決定以聶部9個旅、賀部2個旅圍攻歸綏。

10月底，中共晉察冀、晉綏兩軍區主力對歸綏形成合圍，聶榮臻親自指揮攻城作戰，10月31日起開始攻城。傅軍頑強抵抗，並於11月2日至12日，對圍攻的共軍發起反擊，被擊退後即轉入堡壘固守。

據守歸綏的傅作義並沒有採取被動防守的策略。而是採取了「以攻為守」的戰術。在十多天內，先後對解放軍陣地發動了五次較大規模的反擊，延緩了共產黨軍的攻城準備。

而共產黨軍則因為缺乏攻堅經驗和炮兵，其後多次攻城未果，雙方在歸綏形成對峙狀態。

聶、賀雖兵力佔優，但也無法攻下歸綏。於是報中央批准，留下聶榮臻8個旅繼續圍攻，由賀龍率其5個旅加上聶部的1個旅西進包頭。

當時包頭國民黨守軍其實有12000人，但其中有4個新兵團和1個保安團，戰鬥力有限。而賀龍由於偵察失誤，以為敵人只有3000人。

11月9日晚，賀龍部對包頭展開攻擊，但由於兵力部署有誤，調動不力。雖於12日攻入4個營，後續部隊未能及時跟進。13日拂曉，守軍反攻，將入城部隊逐出。

11月底，寧夏馬鴻逵派了一個精銳的騎兵師5000多人來增援包頭的傅作義軍。情況對共產黨軍十分緊急了。

此時，國民黨軍1個半師騎兵的援軍分東西兩路而來。賀龍集中兵力將其擊退。

12月3日，賀龍再次集中5個旅從西北方攻擊包頭，卻將攻擊點選在守軍剛加強的陣地，攻擊一整夜，被守軍反覆擊退。

聶榮臻、賀龍等人商議後，擬派晉綏軍區部隊全部西進，力求攻克包頭，留下晉察冀軍區部隊圍困歸綏。但此計劃遭到中共中央反對。中共中央指示聶應率晉察冀主力與賀部一同西進。只留部分適當兵力圍困歸綏。

然而聶榮臻擔心主力西進後，歸綏傅軍出城反擊打敗勢單的圍城部隊，進而切斷遠征包頭我軍的後路，沒有立即執行中央指示。境況繼續膠著。

中共晉綏軍區部隊在零下十幾度的塞外嚴寒中，衣著單薄，生活保障困難，激戰數次，終未能攻克包頭，損失慘重。這時，賀龍膽囊炎發作，又患了重感冒。反覆思索，決定停止攻城。

12月4日夜，晉綏部隊撤圍包頭。這是自抗戰以來，中共晉綏部隊打的第一次大敗仗。有的幹部戰士們痛哭，有的罵娘。一位情緒激動者甚至打了參謀長張經武。

12月13日，聶榮臻下達了停止綏遠戰役的命令。各路解放軍撤回根據地。

中共中央對綏遠戰役的初衷是由聶榮臻統一指揮晉察冀軍區、晉綏軍區兩支部隊，但賀龍的性格並不是那麼容易乖乖聽從一個資歷與自己差不多的人。特別是南昌起義時賀龍已經是一個軍長，職位比聶榮臻高得多，心有不甘自然是情理之中。

綏遠戰役中中共投入了兩大軍區的精銳部隊，人數比國軍多，而且傅作義部還要分兵把手漫長戰線上的不同據點，給了共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大好機會，劉伯承、鄧小平大敗晉軍史澤波部就是如此成功。

而且傅作義部從河套地區剛剛回到綏遠，其中有相當部分是新招募來的原偽軍，當時的戰鬥力並不強。若聶榮臻、賀龍能象劉鄧那樣緊密協作，必能擊垮傅作義，也就不會讓傅今後馳騁華北了。

但在實戰中，賀不肯完全交出晉綏軍區部隊的指揮權，凡事都要他同意了才能執行；中共中央對賀的行為不可置否，而聶也拿賀沒什麼辦法。在對確定輕重緩急、先打哪個方向問題上，聶、賀意見時常不一致，兩部實際上各自為戰，無法形成合力，結果是既攻不下包頭、也打不下歸綏城。

裝備不佳的部隊在寒冷的塞外狂野中疲於奔命、飽受煎熬，士氣不振，終於招致全線潰敗，讓傅作義得逞控制了綏遠省。

此戰，是中共軍事指揮中「雙頭領導」的反面教材，善於吸取教訓的中共很快對此予以糾正，派出彭德懷替代了賀龍，也算是亡羊補牢。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幾天後的1949年2月4日，國民黨政府方面負責聯絡傅作義的國防部長徐永昌記載：「楊慎五處長來，述前幾天宜生電其向外交部要一護照準備出國未果，詢中央對其是否不好。」傅作義為何於已經和平解放後忽向南京政府申領護照出國呢？

原因是在傅與中共達成協議起義之後，為爭取在國民黨政府方面的主動，在國民黨方面的廣播和報紙上大家宣揚此一協議是「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績，並譽之為萬眾生佛」。被中共方面視為收買人心，試圖收集政治資本進行對抗。

因此，由毛澤東執筆，寫了一封以林彪羅榮桓名義致傅的公函，也稱通牒。並在解放軍接管北平後的第二天2月1日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其中將傅放在戰犯，因戰敗毫無希望才謀求和談，只能以求自贖的位置上。

這一公函的公開發表對傅作義如晴天霹靂。而向南京國民政府謀求出國正是他對中共發表公函的「氣憤之慨」的反應。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對傅「無所謂好不好，先要問何以不向上級報告所以即要出國有是理否」。傅要出國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則明白了。

為此，徐指示楊慎五轉告傅：「莫善於先回綏遠。」徐的這個意見看來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楊慎五見徐，「楊出宜生致彼電，要求留綏飛機勿返京，俾彼有機會離平」。這就是說，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飛機，伺機逃離北平。

2月22至24日，傅作義、鄧寶珊與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說法是，毛與傅相見愉快，前嫌盡釋。然而，事實上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悶，一則以外間對之多有不諒解；一則以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靜，但就有若干人受苦」。傅的意思是，他若離平，其部屬將失去庇護。總之，傅的實際狀態是「甚苦悶」。

原來，就在3月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至北平，並於當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機場閱兵。這就是說，毛的忽然到來，並恰恰選擇在機場閱兵，無意中打斷了傅的逃離計劃。

回綏遠策劃綏遠起義期間傅密會國民黨代表向蔣介石表白甘心做卧底

1949年8月底，傅作義回到綏遠，開始布置綏遠投向中共的綏遠起義。但就是在此過程中，傅作義還暗中面見了飛到綏遠的國民政府特使徐永昌。9月18日，綏遠起義通電發出。而就在之前的一天9月17日，國民黨特使徐永昌、馬鴻賓一行飛抵包頭，會晤了傅作義。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綏軍西撤併由傅節制西北各軍，被傅拒絕，但傅當時未說明理由，以上關於「守」、「攻」、「走」的結論，就是對徐的解釋。

然而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此，而在「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圖何在，這才是傅的底牌。

接下來傅揭開了這個謎底。他說：「經過一個時期的整理軍隊，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時期中共以兵壓迫時，彼時利用官兵心理卻可打出去。今日對蔣先生須求有效果的途徑，如系維持現狀，絕無生存之理。以聯共求得時間，而以革命求進展，利用合作農場，半年數月間可增至二十萬人。

明年三、四月間將為中共最痛苦之時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經濟，中共絕不能成功。簡言之，領導人物大多數皆是壞人。等等。最後結論，中共可能失敗」，「（渠）要擴展實力，即是將可用幹部放入農村。」

經過上述解釋與交底，最後，傅作義以一段對蔣的感情色彩頗為濃厚的表態剖白了心跡，明確表明自己要忍辱負重當卧底。

傅說：「蔣先生權當認錯了人，權當傅某力量投了敵，但最後必要發生一個大報答。蔣先生此時盡可宣傳傅某之罪惡，只要蔣先生知道傅作義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為中共殺害，但並未希望蔣先生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來如此之切，亦並非要好友為之保證，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華民國勝利因素中仍有傅作義一員。傅作義必有轟轟烈烈之功績以報國家，以報蔣先生，不然有死而已。」據徐記載，傅「言下痛哭，且謂不想作了如此錯事，對不起人」。

談話後，傅還向徐遞交了一份上蔣呈文。這是傅作義就政治、軍事、經濟、外交、黨建等等問題向蔣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獻策。呈文分為「（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相持階段之形成」、「我們的做法」三個部分。關於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傅著重指出中共的幾個弱點：「外交孤立」：「經濟貧困、食糧發生不足」：「軍隊前進太快，後方空虛」。

關於相持階段的形成，傅重點建議：「封鎖，疲睏經濟」：「轟炸電廠，以擾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陸，以分散敵兵力」；同時建議側重宣傳中共「出賣國家民族」。

關於「我們的做法」，這是一個重建國民黨的意見，核心是「我們應認識我們已經失敗，應重新革命、重新復興」。

　直到六十年代傅作義仍和蔣介石有聯繫

在傅對徐永昌的交底中，傅將中共最痛苦的時期判定為1950年三四月間，這是指中共難以渡過這年的春荒。而利用合作農場，將幹部放入農村，此即傅之底牌。

傅早年擔任綏遠省主席時，欣賞梁漱溟等人的鄉村建設學說，在綏遠推行過教育、生產、武裝三位一體的農村制度，即教、養、衛制度。傅所稱利用合作農場，就是寓兵於農的意思。傅的計劃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贏得發展時間，屆時便可「打出去」了。這就是「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的意圖。隨著這個計劃的披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而當年主管綏遠工作的薄一波記載：「傅作義回到北平以後，有一次和我談話，談到綏遠今後的工作，表示今後必須做到兩件事，一是綏遠徹底解放區化，軍隊徹底解放軍化;二是1.8萬名幹部，必須給以安置，最好的辦法是修渠開墾。

關於他個人的去處，我告他說，綏遠軍政委員會仍需成立，由他作主任，但這只是一個過渡，暗示將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可以在政府中工作。他表示怕學識不夠，願意多學習，並且說後套有16萬頃地，可耕地為10萬頃，而現耕種面積只4萬頃，如果政策允許的話，他願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農場。我把他的意願報告黨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願的基礎上提名他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長。」

從這一記載看，傅作義的「利用合作農場，將幹部放入農村」計劃，他是確實去推行了的。

但傅作義始料未及的是，他之前引以為所有推想的基礎：美蘇很快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並未發生，於是，中共在大陸也並未在1950年三、四月間經歷極大的困難時刻。眼見局勢變化並非如自己預料，傅作義不得不放棄了原計劃。

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的師哲晚年披露：「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讓傅作義擔任了水利部部長。約一年後的一天，他找到毛澤東，給毛澤東說，他還有多少電台，多少枝槍，存在什麼什麼地方。毛澤東說:『你留著用吧。』他當然不敢『留著用』。」

也就是說，1950年傅作義的預測完全落空後，他才向中共方面交出了他的最後底牌。

但交出底牌不代表他並不繼續卧底了。

據台灣學者郭岱君新近披露出來的蔣介石日記顯示，傅作義在1963年還與蔣介石暗中聯繫過，蔣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傅逆作義特以專人帶來其親筆書『悉貢所能』四字。密告於余，但其並未具名，其字確是真筆，可知匪共內部已至崩潰在即，有不可想像之勢，否則此種投機分子，絕不敢出此也。」

此後8月份、9月份、10月、11月蔣在日記中都有提及傅作義，例如說下周討論傅逆之事等等，但之後就不再出現了。

由此可見，被迫不得不起義交出軍隊和地盤的傅作義，實則自起義後，都扮演著一個國民政府在中共方面的卧底角色。

為什麼沒人提傅作義作為非嫡系，是怎麼當上華北剿總的？

1946年在國共合作破裂後，晉綏軍區賀龍部聯合晉察冀軍區聶榮臻部集中兵力攻伐大同，石家莊，保定等地，試圖一舉消滅閻錫山部。

閻錫山向南京求援，歸綏傅作義部奉命援閻。當時傅作義部兵力為五萬，採取圍魏救趙，試圖進攻集寧緩解大同之圍。聶榮臻部發現傅軍後，試圖採取反包圍消滅傅部於集寧之郊，結果聶部被反殺，集寧失守，大同之圍不戰而解。此戰解放軍死亡兩萬餘，傷四萬餘，傅部損失也有近兩萬。而算上其他戰場，是役晉察冀、晉綏兩軍區兵力由近二十萬到僅剩十萬出頭。

鑒於解放軍新敗，傅作義部為了擴大戰果，集中兵力進攻張家口。聶榮臻部誤判傅作義部會沿著鐵道進攻張家口，在鐵道沿線部署重兵。但傅作義部採取長途奔襲的方式，先取張北，由張北攻取張家口。

該戰役，傅作義獲得了蔣介石的特別嘉獎，並在一年後，成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任傅作義為總司令。而毛澤東得知失利的消息後，據說曾表示"此仇不報，誓不為人"，在1948年新華社公布的43名「戰犯」中，傅作義名列第31。

當然，1年過後，國共雙方對傅作義的評價都開始反轉，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傅作義駐紮綏遠時，在河套地區修水利，現在那裡仍然大量沿用當時留下的灌溉系統。
他在內蒙古巴彥淖爾杭錦後旗建立了一所中學，奮鬥中學，是我的母校。
其部隊曾發動五原地區的對日作戰並取勝，據說這是國民黨軍首次奪回日寇佔領區。
傅作義對士兵較仁慈，曾有一些傷兵見部隊營地里老家不遠，在部隊休整時期偷跑，被抓回槍斃，被傅攔了下來，我爺爺和他哥哥就在其中。
北平起義不管是時勢所逼還是他自己的意願，都避免了無謂的傷亡保全了歷史古城。
基於這些事，我認為他是個值得尊敬的人。

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的師哲晚年披露：「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讓傅作義擔任了水利部部長。約一年後的一天，他找到毛澤東，給毛澤東說，他還有多少電台，多少枝槍，存在什麼什麼地方。毛澤東說:『你留著用吧。』他當然不敢『留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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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是老軍閥。

前幾天聽了曉松奇談里的北平無戰事，裡面提到了傅作義，回頭把文字版整理出來，先佔坑。（已整理，純手打）

之前我看蔣介石日記，裡面說看到1963年傅作義派人跑到台北去，出示他親筆寫的四個大字叫「悉貢所能」。很多人就來問我說傅作義怎麼敢這樣，為什麼不被我黨抓起來槍斃了，所以在這兒回答這些網友的問題，稍微多說兩句傅作義此人，以及跟蔣的關係，以及1963年這一年。

民國時期的歷史實際上比三國還有意思，這大量的文臣武將，大量的主公，各種各樣的主公，最後變成四國演義，最後又變成兩家對決，然後最後變成統一，比三國演義那個其實有意思，各種人能對上號，除了沒有一諸葛亮以外。傅作義就可以對得上三國時候，其實就一呂布。第一他極能打，第二他經常投誠。

北伐時期傅作義作為晉綏軍的悍將，傅作義是晉綏軍十三太保之一。晉綏軍知道，就是閻錫山，閻錫山在山西弄起來的這支軍隊。晉綏軍里有十三太保，西北軍里也有十三太保，這倆還不太一樣，晉綏軍的十三太保全部都是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軍官，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主公閻錫山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所以主公是一個科班出身，十三太保全體科班出身，包括傅作義。多說一句西北軍，由於主公馮玉祥本人是一大老粗，是一行伍出身，所以說西北軍十三太保全體是行伍出身，沒上過軍校的。什麼韓復榘、石友三什麼這些人，所以那個時候北伐時代，他（傅作義）守涿州一戰成名，但是在涿州城下就投降過張學良。最後北伐勝利，張學良退出關的時候，秘密又把他（傅作義）送回去了，又叛了一次閻錫山。最後在中原大戰之後，又歸了蔣介石，因為他（傅作義）能打，抗戰的時候又立過功，最後就獨當華北一面。到最後的時候，他其實做到了他的前主公的上邊，因為他前主公閻錫山最後還是在那兒保山西，他已經做到了華北剿總司令，華北剿總司令就包括了，華北包括山西，所以相當於呂布，最後就越來越高，越來越高，做到那兒，但是他（傅作義）還是，既不是閻錫山最忠誠的人，晉綏軍的悍將，但經常叛閻錫山，也不是蔣介石的黃埔系，蔣介石的嫡系。所以傅作義自己一直有一個怎麼保存自己，怎麼在中間八面玲瓏，當然了他自己也說他自己有理想，他有救國救民的理想，這都不說，每個人都說自己有救國救民的理想。總而言之，大家看說《北平無戰事》也好，包括我們自己拍的《平津戰役》，別看北平和平解放，但是那隻寫到北平和平解放，之後發生了一些事，今天跟大家補充兩句。

北平和平解放的時候，傅作義他就多次猶豫，他還打電報給南京國防部長徐永昌。這徐永昌何許人也呢？再說一句，徐永昌是晉綏軍主將，晉綏軍的主將跟晉綏軍十三太保之間的關係，有點像西北軍里的主將，比如說宋哲元或者鹿鍾麟和下面十三太保之間的關係，十三太保都是悍將，但是主將是徐永昌，中原大戰咱們講過，中原大戰蔣馮閻李，閻錫山晉綏軍的前線總指揮就是徐永昌，下面的一個主要的將領是傅作義。徐永昌這個時候突然被蔣介石提拔成為「國防部長」是什麼意思呢？毛主席當年都專門寫過電報到平津戰役前線說，蔣突然提拔徐永昌當國防部長，就是想讓傅作義，因為徐永昌是傅作義一直的上級，想讓傅作義有所動作。想讓綏遠，綏遠將領又是傅作義的部下叫董其武，這個有所動作，大家要注意了。所以徐永昌一檔國防部長，之前徐永昌是國防部軍令部長，曾代表中國在東京灣密蘇里號軍艦上簽字日本投降書。每個國家有一個代表，中國就是徐永昌代表的。所以徐永昌在國際上包括我們國內還有一個光榮的使命，就是參加過日本投降。徐永昌接到傅作義電報，說你派飛機接我一下，徐永昌飛機都派出去了，這個時候毛主席、朱總司令等等從西柏坡突然就來到了北京，在南苑機場閱兵。這個閱兵的圖像大家看到最熟悉的有坦克有大炮，毛主席帶著那種帽子在那兒閱兵，結果本來想從南苑機場讓徐永昌派架飛機，說他準備隨時跑了的，因為毛主席在南苑機場閱兵結果沒跑了。緊接著他自告奮勇說綏遠不要打了，綏遠是我部下董其武的部隊，我再策動綏遠起義。

綏遠起義也是解放戰爭歷史上重要的幾個起義之一，1955年評軍銜的時候，國軍起義將領有三位被評為上將，這三位之前都不是上將，就是綏遠起義的董其武上將，新疆起義陶峙岳被評為我軍上將，在之前長沙起義的時候陳明仁被評為上將。說董其武原來是中將，最開始就一直跟著傅作義乾的，最後在建國以後被評為上將，就是因為綏遠起義。但是綏遠起義的時候，發生過特別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傅作義說我再給你們立一功吧，我到綏遠去讓董其武也起義，綏遠不要打了。綏遠是真正的傅作義地盤，因為他晉綏軍出身嘛，晉當然是閻錫山的，綏就是他的地盤，他是綏遠的主席，他在綏遠主席的任上還曾經當過兩次民族英雄，一次就叫百靈廟大捷，宣傳第一次抗日怎麼怎麼樣，百靈廟大捷差不多是抗戰之前的，日本在向華北推進的時候在百靈廟被打了一回，實際上我仔細看了看資料，百靈廟大捷傅作義也沒有殲滅什麼日本軍，百靈廟大捷實際上是偽軍，而且這偽軍是蒙偽軍。就是蒙古的一幫想要追隨外蒙獨立，讓內蒙也獨立的一幫人吧，具體咱就不再講了，咱以後有機會再講蒙古的事。但是當時傅作義名震天下，說在百靈廟打敗了日軍，然後如何如何大捷，當然抗戰的時候確實也收復五原，所以傅作義一直是以呂布的形象出現的，綏遠是他最根本的地方，就是他起家的地方，他真正的地盤。他說綏遠我去，讓董其武起義。大家聽仔細了，傅作義剛剛降落在綏遠，南京飛來一架飛機也降落在綏遠，誰從下面下來呢，徐永昌來了，大家想想晉綏軍主將徐永昌從南京來，倆人天天密謀在一起，徐永昌就說北平你被圍了，那你說和平起義了。其實傅作義一直不認為那是起義，傅作義對下一直不說我們叫起義，一直說我們拿北平以及我們這幾十萬軍隊和中共共組聯合政府，是這麼講的，當然最後他沒實現他那個想法。

當然到了綏遠，倆人天天密謀。徐永昌說北平沒辦法，你被圍你起義，我們都沒有問題，但是綏遠的部隊希望你拉到西北拉到西南區，我們在西北還有一些胡宗南什麼的，都一起退到四川去，做四川做最後反共的基地，就跟當時抗日一樣。傅作義是那種極其精明的那種，叫什麼，新軍閥。因為他還不是閻錫山那種老軍閥，傅作義說，你看撤，綏遠我們的部隊有兩萬多家屬，沒法一起跟著撤；戰，我們跟中共根本沒法戰；守，守不住，撤戰守都不行。傅作義說，那我們就跟中共虛以為蛇，說讓綏遠先起義，我去跟中共講，我們去屯墾，然後我們屯墾的時候，我們能一邊屯墾一邊練兵，最後我們連北平的部隊帶綏遠的部隊一起在屯墾的地方練出二十萬兵，我們就等著你們在西南，或者在東南，或者在台灣堅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當時大家都判斷說美蘇必有一戰，說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那我突然從西北，你看我正在屯墾，這個時候再舉兵響應，這不就是呂布嗎？說白了這種事不就是呂布經常乾的事嗎？最後徐永昌死活勸是沒辦法，徐永昌最後說，那好吧，我回去等你，你說到做到，你屯墾，那我們抵抗，那我們最後再一起。傅作義最後跟徐永昌灑淚而別，徐永昌回了南京。居然在中共眼皮底下都敢幹這種事，緊跟著他就跟中共提了一什麼事，傅作義說在外套。什麼叫外套，不是咱穿這外套，就是綏遠最繁華的地方，最富庶的地方叫河套，這個大家學地理都學過，這河套科室分了內套、外套，就是以黃河為界吧，說在外套有幾百萬畝的好地，現在沒有開發，我願率北平起義的以及綏遠起義的全體部隊，就是現在就解甲歸田得有田啊，說你就讓我們到外套去屯墾，居然就向中共提出了這麼一個要求。中共你想想看，目光如炬，說你們這些人都是幹嘛，在我眼皮底下幹嘛呢，我清清楚楚。毛澤東對什麼傅作義、李宗仁，包括後來歸來的什麼衛立煌，早就看得清清楚楚。於是中共跟傅作義說好啊，你不是要屯墾嗎，你也不用帶你那部隊到外套去屯墾了，你就當水利部長吧。結果傅作義這一下竹籃打水兩場空，第一場空是想共組聯合政府，你說這人多高看自己，中共百萬大軍都入關了，您這區區幾十萬人，李宗仁派張治中來談判，想劃江而治共組聯合政府都不成，您傅作義就一北平孤城，加上一個綏遠，您就想跟中共組聯合政府，這不是胡鬧嗎？最後大家都已經做完了起義的所有手續了，突然彭真通知傅作義說，當時你提聯合政府我們答應了，現在我們可以組起來，但是這個不叫聯合政府，叫在平津司令部下面的一個聯合辦事機構，說咱就聯合辦事，把這交接的事辦完了就完了，所以第一個目標沒達成。第二個目標說，率領全軍到外套去屯墾，最後也被中共識破，所以傅作義建國之後怎麼就當了這麼一水利部長，其他人什麼張治中都人大副委員長了，傅作義當一水利部長，而且水利部每一次開黨委會，由於傅作義不是黨委的，不是我黨黨員所以也不讓他參加。而水利部的所有的部裡邊的事，都由水利部黨委決定，就跟之前咱們講過新四軍似的，新四軍黨委決定一切，所以新四軍軍長葉挺沒事幹，什麼事都不讓他參加。傅作義也是，就沒什麼事干，那當水利部長唯一的事就是到處旅遊，到處去看看這兒的水壩，那兒的水庫，再加上傅作義的弟弟留學歸來，建設祖國，1957年被打成右派，最終餓死在夾邊溝，所以心懷各種不滿，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到了1963年，出現了派密使去給蔣送信這種事，悉貢所能。

在這兒再多說一句，1963年為什麼是蔣的反共高潮，而且是真準備反攻，不是之前之後的口號。就是1963年蔣介石日記全年都在準備所有的軍事的東西，其他的民生都沒管，就是為了反攻大陸。因為1963年中國大陸剛剛度過了三年最困難的時期，那整個國家，你想想肉也沒有，糧食也沒有，當時還又向蘇聯還債等等，處在最最虛弱的時候。這個時候蔣才說我要反攻大陸，才出現了傅作義送信說我配合你反攻大陸，才出現了準備了一年到年底十一月份的時候，蔣經國最後到他們叫甘乃迪那兒去。1962年古巴危機剛結束，你看冷戰也到了最高潮的時候，老蔣是多麼希望古巴危機的時候就打起來了最好，說赫魯曉夫別妥協，跟美國干啊，只要美蘇一干，那就一切機會就來了。那就重新反攻大陸也好，還是再重新進攻北朝鮮，三路都可以反攻，因為那時候南越也在美國手裡，南韓也在美國手裡，台灣那也可以跟著美國，三路反攻大陸都可以。結果計划了半天，冷戰到最高潮的時候，赫魯曉夫突然慫了，古巴危機解決了，於是蔣經國最後十一月跑到美國去，最終徵求甘乃迪，也就是咱們之前講的肯尼迪，就對肯尼迪說，到底什麼軍事計劃，你們給我們出多少人，軍艦第七艦隊，肯尼迪明確的告訴蔣經國不許反攻大陸。肯尼迪這剛一身汗出完，古巴危機剛完，差一點就擦槍走火打起大戰，這個時候說那邊股吧已經夠可以的了，我夠頭疼，你們台灣給我老實點，別再給我動，你們一動我再弄起來最後真的爆發大戰，嚴謹反攻大陸，但是如果美國第七艦隊不出動，美國海軍空軍不出動，美國不支持，那是絕對反攻大陸不成的。當蔣經國回到台北報告父親說，美國不支持。那蔣介石最後長嘆一聲，所以到底傅作義是假的，還是真的想要配合蔣介石，於是也就不知道了，因為反攻大陸最終也沒實現。傅作義三次出現在蔣的日記里，而且蔣不但管傅作義叫傅逆作義，你知道蔣對自己親信的人都是直接叫字的，他從來不叫宜生什麼的，而且說他投機分子等等等等。

當然了，傅作義最後死的時候也很鬱悶，大躍進、三年苦難時期他也都目睹了，傅作義最終沒有熬過文革，死在了1974年。

集寧、張家口，打得兩個半元帥滿地找牙

一個業務高手，無奈公司管理極其混亂，終究湮沒於無形

李宗仁曾經評論「傅作義不但是一員戰將，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行政人才。至於他個人治事的勤勉，從政的廉潔，尤為可取。」

前面有人提到傅的部隊在抗戰時被稱為「七路半」，其實一支能征善戰、紀律嚴明的部隊大都具有與紅軍、八路軍類似的作風，受到老百姓的歡迎。以前看過一個紀錄片，解放軍入上海不擾民，全睡在馬路上。其實上海人對這樣的景像不莫生，二次淞滬會戰時，第5軍在上海也是睡的馬路。傅作義的部隊也同樣，1933年參加完長城抗戰，59軍在昌平駐防月余。一連幾天傅作義注意到，田裡的麥子都已經成熟，卻沒人收割。作為農村長大的人，傅當然知道不及時收割，來一場雨那些麥子就都被糟蹋了。找當地人一問，原來當地老百姓怕兵，看到處處都是老總，不敢出門。傅於是下令，全軍第二天幫助收麥，他本人也親自參加。而且還很仔細，規定不得割麥，按當地習慣拔麥；每塊地收完捆好放在原地，不至於搞混；家裡無勞力的，還要幫忙運回家晾曬。還有再早前，傅作義以涿州一戰成名，然而經三個月戰火毀壞，涿州城已是滿目瘡痍，百姓幾乎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傅作義部是遠途奔襲而來，部隊的吃用只有在當地徵用，錢是不可能給的，也沒帶那麼多。就打白條給收據，事情做得很細緻。後來當地縣長把這些帳目算好，一共十四萬餘元，給閻錫山寫了封信，請求歸還，不久閻還真把款項撥還了（誰說老西扣門兒的）。涿州百姓非常感動，給傅作義立碑建生祠。按說是人家老閻還的錢，應該感激他才對，可是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如果當時傅不給他們打條子出收據，該支應的還要支應，該徵用的還是要徵用，這在當時軍閥混戰的年代太常見了，沒有憑據誰會認帳呢。咱們中國老百姓真是善良啊!

傅作義從小就被當作軍人來培養的，一路從陸軍小學、陸軍中學、保定軍校走來，是當時標準的職業軍人。在作戰中進攻防守，一招一式極有章法。防守就不用說了，是著名的善守之將。進攻也打得非常精妙。前面說涿州就是以奇襲奪占的，全師7000餘人馬走絕徑險道，沒付出什麼代價便佔領涿州城。再有奇襲包頭，圍城打援，殲滅日軍一個騎兵聯隊，打死聯隊長。還有黑虎掏心、反攻五原，解放戰爭時期的襲取張家口一戰。這幾戰傅作義把奇襲戰術運用自如，堪稱經典。長城抗戰時的牛欄山一戰，最能體現傅作義身上的軍人血性。牛欄山之戰時間很短只進行了一天，傅部官兵個個奮勇，與日軍血戰，三百餘人壯烈犧牲，要知道當年苦守涿州三個月也就陣亡三百人（可見傅作義防守的功夫），這才一天啊。傅殺得性起，何應欽四次下令撤退，均被傅作義拒絕，堅決死戰，一直堅持到天黑，才含恨而去。

看傅作義的面相方面大耳，濃眉大眼，是個憨厚爽直的人，其實另有精明善謀的一面。就拿牛欄山之戰來說，固然有殺出軍人血性的一面，但也有冷靜下來的思考。何應欽是下午下的命令，兩邊正在激戰，如果聽令撤退，就會讓日軍追著屁股打，太吃虧了，所以傅一定要堅持到天黑後再撤。1939年12月發起包頭戰役前，傅作義讓前方大修防禦工事，做出一付防守的架勢，在後方熱熱鬧鬧慶祝新年，迷惑敵人。同時命人悄悄在黃河南岸和烏加河北岸埋藏彈藥糧食，堅壁清野以防日軍報復反撲。戰役後在河套周邊與敵周旋三個月，再反攻五原。極得內線作戰之精髓。軍事鬥爭中，隱蔽自己的企圖，出敵不意打擊敵人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則，傅作義於這一點上是得心應手的。

在官場中傅作義同樣善於運用這一手。在綏遠抗戰前，他是想攻取百靈廟，拔掉德王安在綏遠的這顆釘子。可是他沒有急於作決定而是問閻錫山攻取百靈廟、商都「外交有否顧慮」，老閻也沒主意就問蔣介石，老蔣堅持要打，最後襲取百靈廟。綏戰結束後，到綏遠來的慰問團體絡繹不絕，傅作義的表現讓來慰問的人印象深刻。每當接受捐款捐物時，他都表示這些錢物一分也不敢動，都要請示蔣介石、閻錫山如何處置。而且每次提到蔣、閻時都要站起立正。這樣的姿態，對以後蔣讓他獨立於二戰區之外不無作用。1948年11月傅作義到南京開國防會議，當時傅已在暗中權衡戰與和的利敝了。可是蔣介石要他把軍隊撤到江南保守長江防線，並許以東南軍政長官的職務。傅當然不願意，他的主力大半在綏遠察哈爾，不要說千里迢迢撤到江南，就是到北平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他隻身到南方能有什麼作用。眼前的李宗仁就是前鑒，老李也算是一代抗日名將，勝利後到北平一呆幾年，毫無作為，不就是因為沒有得心應手的部隊嘛。於是在會上他力主與共軍一戰，表示退守東南是偏安，偏安難久，有信心扭轉華北局勢。經他一番慷慨陳詞，蔣也就不再堅持南下了。還有前面有答主提到的師哲的回憶，也很符合傅的性格和作為，他應該是做得出來的。

民國時代的傅作義，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很有作為，假以時日成為韓信一類的人物也不無可能。完全當得起李宗仁的評價。可惜這樣的人才，蔣閻不能信用，國民黨最後失敗也是順理成章了。傅作義本人倒也一直很清醒，他曾這樣說：「一將成名萬骨枯，我傅作義之名，何止枯萬骨？恐早已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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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起義，使數十萬生靈免遭塗炭，保住一方古都，傅作義是個英雄。北京人應該感謝他～

至於站在國民黨立場批評他的，都是?揮斥方遒?的?真英雄?，大勢所趨之下，他們還能用一城百姓，數十萬將士的性命博個忠名，真是?千古表率?，最厭惡的就是張靈甫也能被吹上天，蔣介石肯定咬牙切齒道：傅作義應該死。

另：近代世界歷史的主題，就是要格去舊體制的命。國民黨信仰三民主義，而不是蔣校長為首的那套舊軍閥體制，這也恰恰是國民黨之所以會成為怪胎的矛盾所在。說要為「信仰」去死的，那就太小看傅作義了，他正應該為信仰而與解放軍和談。且不說這場仗註定要輸，當他看見無數普通人為了土地和糧食上陣拿槍反對國民黨的時候，恐怕再聰明的人要開始懷疑，自己原來鼓吹的那套「三民主義」解釋得通么？真正的三民主義，就是民生民權民族，那年的共產黨，恐怕才是三民主義的繼承人，當年中山先生提出的新三民主義，也不是自己一股腦整出來的。因此，用三民主義來套傅作義，還是別特么自作多情了，想必連信仰是什麼都沒整明白，還把老蔣或者有槍就是王當成國民黨的信仰了吧？

罵傅作義的有點可笑，走到和平解放那一步，傅作義已經沒有退路可選。大勢已去，責任多半應該由蔣介石負責。捨身成仁畢竟古往今來少之又少，蔣總統也沒有學項羽愧對江東父老，不是么

傅作義無論在軍事還是政治上，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料己從寬，料敵從嚴。
傅作義有戰略戰術，他喜歡布置口袋陣，擅長出奇兵。可是，只能對較弱的對手其效果，比如漢奸和偽蒙軍部隊，傅作義部可以出奇制勝。百靈廟和五原戰役是奇襲，至少做到出其不意。對於打呆仗的聶帥，傅部也是出奇制勝。張家口是走野狐嶺背刺，冀中穿心戰是騎兵的長途奔襲，可以說是騎兵的絕唱了。鄂友三是個牛逼人，死的也不冤枉呵呵。

但是，傅作義部在對陣強勢對手，就打不出來這種效果。比如，在綏遠和日軍對峙的時候。傅軍一般採取中路節節抗擊，誘敵深入，左右翼前出，以鉗形攻勢切斷敵人後路，扎一個口袋。然而，傅軍的中路往往被日軍一下擊穿，日軍擊穿口袋陣後，再來一個左勾拳或者右勾拳，傅軍就敗陣了。客觀原因是傅軍家底薄，武器不行，口袋扎不住。主觀原因看，傅作義還是低估了自己和日軍在裝備和訓練上的差異，誤以為口袋能扎住。傅軍搞堂堂之陣，以集中對集中，是以己之短迎敵之長。

綏遠那個地方，沙丘叢生，溝渠甚多，地面泥濘，是打游擊戰和運動戰的好地方。五原大捷就是個例子，趁敵不備，對弱據點，猛咬一口。

在後續的將略上，傅作義也犯這個毛病。比如華北起義時候認為可以用自己的人槍搞聯合政府。49年在綏遠起義時候，藏電台藏槍支，認為50年tg經濟就崩。有點小看tg了。

我的爺爺是傅作義將軍的老部下，抗美援朝老戰士，跟隨傅作義將軍身邊15年。傅作義將無愧於民族英雄稱號，傅作義將軍指揮的消滅日本十萬。從1936年開始在綏遠打擊日本狗，殲滅日本中將以及一下軍官300名，全殲日本師團，擊斃中將到下面大部分軍官。比我黨大多數軍官抗日時間要早，比東北張學良將軍的投降政策要偉大很多。傅作義將軍堅守綏遠一年半，自己發展經濟發展水利。後任命為第二戰區副司令，參與指揮太原戰役，有利掩護了國軍大部隊撤退，並且堅守太原數月重創小日本。39年調任綏遠總司令一直殺敵抗日到45年。4549.1月屬於國內兩黨之爭，不予評價。在平津戰役，傅作義將軍麾下50W精銳，並且綏遠董其武將軍10W精銳全部接受改編。避免了京津冀地區免遭戰爭破壞，避免了幾十萬生靈塗炭。建國後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主席是毛澤東主席。已經綏遠軍總司令。因為傅作出生黃河之便，並且根據個人願望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第一任部長達22年，建國前期各大水利工程都是傅作義將軍的傑作。我的爺爺是傅作義將軍的警衛，傅作義將軍辭去綏遠軍區總司令後繼續留在董其武將軍麾下，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戰爭後回國根據傅作義將軍指示不參政治一直就職與內蒙古電力建設集團。傅作義將軍在文革期間確實遭受了很多不公，但是由於有毛澤東主席指示和周恩來總理保護一直奮鬥在水利部。傅作義將軍是歷史上罕見的防禦戰專家，水利經濟專家。同時是百分之百的民族英雄！不要以為傅作義將軍是個投降者，中華兒女本來就沒有什麼投降不投降，都是中國人，傅作義將軍殺的日本鬼子比你這輩子見到過的人都多。

反正看了《夾邊溝記事》，知道他寫信叫美國的弟弟回國，然後弟弟被打成右派，在夾邊溝被活活餓死，而他不管不問，就對他感覺微妙了。

傅逆作義

我要是做遊戲，我就想做一款以傅將軍為主角的策略遊戲。

傅作義將軍簡直就是華北中國人的象徵，樸實，有大本事，但傳統的忠義觀念與形象埋沒了他，長期沒能嶄露頭角。

最後關頭了，沒人可用了，傅將軍收拾殘局，獨木難支。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猶猶豫豫，殊不容易啊。最後當然是順應大勢的。

我最想拍的是他解放後的日子，白天開開會，回家在小院里想什麼呢？

太憋屈嗎？

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問題上，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但同時，也是一個失敗的軍人。

容我抖個機靈，傅作義將軍是HOI2里為數不多的裝甲兵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