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喬治·奧威爾為烏克蘭文版《動物農場》所寫的序？

12-20

希望能被解說的點：

自從 1930 年以後我很少看到有什麼證據能夠證明蘇聯是在向我們可以真的稱為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

我對它轉變為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的明顯跡象感到吃驚。

他們（指英國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習慣於公共生活中的比較自由和節制的環境。

一場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戰爭。

未經審判就逮捕、新聞檢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沒有真正了解的。

他所讀到的關於蘇聯這種國家的報道都自動地化為英國概念了。

到 1939 年為止，甚至在此以後，大多數英國人不能認識納粹的真正性質。

英國的社會主義運動。

振興社會主義運動、打破蘇聯神話。

極權主義的宣傳能夠多麼輕易的控制民主國家和開明人民的輿論。

莫斯科審判。

參加了某個民兵組織而非國際縱隊導致在後來的清洗中受到破壞。

表示題主是個高二學生，喜歡歷史但懂得不多。請多包涵~

因為，黨變了。

一，民主去哪了？

到底什麼才是民主集中制？托洛茨基在23年論述蘇聯政治體制的一本小冊子這樣闡明：

……要使青年通過戰鬥領會革命公式，把他化為血肉，培養出自己獨立的見解和面貌，並能夠拿出有真誠的信念和獨立的性格而產生的勇敢精神為自己的見解奮鬥。消極聽從，機械地順從首長，毫無個性，阿諛奉承，升官發財，——所有這些人都應當清除出黨！布爾什維克不只是遵守紀律的人，不，他是這樣的人，他埋頭鑽研，在任何情況下都有堅定的見解，他不僅是在對敵作戰時而且在自己的組織內勇敢而獨立地捍衛自己的見解……

這當然不是說他是錯的。他也許只是比別人更早地看到或了解新的任務或者轉變的必要。他堅持不懈新的任務或完成必要的轉變不至於遭到組織上的震動和派別的痙攣。

——《給黨的會議的信》1923年

還記得十二項可以嗎？民主集中制的規定本身就早已確定了。

可以做觀點不同的副報告；

可以在適當的場合提出自己的決議、議案，發表自己的意見和主張，

可以按綱領選舉黨代表；

可以將重大分歧問題交付全黨討論表決；

領袖、領導層可以和最高領袖爭論並可以批評他；

可以討論和批評黨的錯誤；

在黨代表大會和黨中央未做出最後決定時，可以同意也可以否定最高領袖的提案；

可以寬容反對過自己的革命同志，不因一人，一時所做之事而定論；

在可能發生重大失誤時，下級黨組織可以通過信任與不信任中央的表決；

可以在黨代表大會（好吧明明是各種會議）遞條子，提問題、質詢領袖；

……{比如飛機是怎麼打下來的？}

普通黨員可以和領袖辯論，維護自己觀點；

可以由黨代表大會選舉出專門的委員會，檢查黨中央委員會的的財務收支；

可以檢查黨的最高機關與高層領袖。

而當時的局勢是，列寧所說的「一切蘇維埃幹部均由選舉產生」已經成為過往雲煙，花名冊幹部的出現使黨內出現了新的形勢。

「即使是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黨的委任制度也占不到他現已達到的程度的十分之一。這一制度是被任命的書記獨立於地方黨機關。黨機關的工作人員沒有較多的個人意見，或者任何時候都不說出個人意見，而是提前同意「書記層」的意見，這一層決議總是以命令的形式下達給普通黨員。」

——《新方針》托洛茨基 1923年

短短的5年之內，這個黨開始了飛速的轉變，蘇聯像第二國際的「老近衛軍」們一樣，無可避免的腐化了。

「這個集團主張，安安靜靜，關心事務，而最主要的是不準討論，正是這個集團自滿的宣布，有時是真正的認為，我們已經快要達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9/10已經完成。正是這個集團高高在上地俯視全黨，更加高高在上的俯視工人與僱農。」

15年以後，派別活動成為分裂黨的專屬名詞，成為打倒政敵的通用手段。

恰恰相反，派別活動分裂了黨，那麼什麼又產生了派別？

「……派別活動產生極重要的原因正是機關的官僚主義。它壓制批評，使不滿情緒越來越大，它總是喜歡給提出批評或警告的人戴上一頂派別活動的帽子。機械的集中制必然由派別活動來補充。 ——《論結合》托洛茨基 1923年

左翼反對派（托洛茨基）壓制在1924年，新反對派（布哈林）壓制在1930年，從這之後的幾年中，又有誰有膽量公然提出反對意見呢？

二、特權回來了

翻開列寧全集，最後幾篇作品或多或少體現出列寧對於官僚主義的擔憂，他痛心的承認，蘇聯已經是帶有官僚主義弊病的工人國家。「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建立還不很久，卻已積攢了這樣形形色色的渣滓。」

——《列寧全集》43卷，385頁

斯大林羅列的罪名真是離奇……

一切非共產主義分子、異己分子、官僚主義分子、混進黨內的分子、自私自利分子和以官僚主義態度對待自己職責的分子、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半雅斯尼科夫（斯尼科夫？）分子、民集派分子……好吧我不想找了……太多了

這些稀奇古怪的罪名導致了成千上萬人的大清洗，在17屆中央委員會之內，選舉出的284人，1939年只剩下43人在世，188人死亡或在監禁中（非正常死亡），在領導崗位上的只有21人。

這已經不是那個黨了……惡龍殺死了英雄，然後自己稱自己為英雄。

脫產的官員佔蘇共比重越來越大：由32年的7.7%到1957年的52.7%

——《權利學》阿夫托爾哈諾夫

（托洛茨基要求的是工人佔到2/3……相距甚遠）

為什麼說是特權呢，重新提及前文的花名冊，蘇聯的官僚被垂直分為14個等級，而每個等級從周轉稅中得到的好處不一：

　首先是高層領導人的待遇與普通人的生活有天壤之別。在高層人士的「餐桌上擺滿了美味食物：既有冷盤，也有各種火腿，還有魚——腌制的、熏制的、凍凝的。熱菜有蝦燒鱘魚肉，奶油棒雞以及諸如此類……

……女人們手拿一塊墊著草的生肉站在那兒，向過路人兜售，有的則拿雞或類似的東西，她們是沒有執照的攤販，她們沒有錢付攤位費，也沒有時間排隊等著租一天或一周的攤位，當執勤人員出現時，他們拿起東西就跑。 {36年的蘇聯城管？！}

——安德烈紀德《從蘇聯歸來》

待遇更高，監視也更多的羅曼羅蘭寧可把自己的日記塵封50年：他希望能夠在日記出版之時，解決蘇聯的諸多問題，而50年後的蘇聯，已經瀕臨解體：

像列寧和捷爾任斯基這樣的人天生具有古羅馬人的性格(我覺得，斯大林似乎也能仿效他們的榜樣，但實際上他沒有仿效這種榜樣)，這些偉大的法律服務者拒絕一切會使他們凌駕於普通公民之上的物質特權(甚至最偉大的人也能與最不富裕的人保持平等)。可是，除了他們，不受任何良心譴責的人又有多少!有誰會把普遍困難中的享受機會作為自己的過錯，!這太「合乎人性」了! 此外，這實在是俄國人的弱點! 俄國人喜歡鋪張浪費。只是在他一無所有時，他才安分守己。但倘若他有點什麼，他就會揮霍無度。波德沃利斯基在華沙對我們承認，要是他有錢，他不可能不亂花。像高爾基這樣善良和寬厚的人，也在吃飯時(雖然自己難得碰一下吃的東西)浪費夠許多家庭吃的食物，不知不覺地過著封建領主的生活方式(而且並不因此感到任何享受—對他來說，最大的快樂是伏爾加河上的搬運工工作盲)。

正如他所說的那樣：他不了解上層布爾什維克朋友的生活。

——羅曼羅蘭《莫斯科日記》

{為什麼我看到了血統論？}

三、反對的危險

在蘇聯，提出一個與眾不同的觀點，的確是一個艱難的事情。

或許這裡應該有一個關於蘇聯官僚反對批評意見的口號集？！

23年：「交出你的黨證來！」（是不是黨員？是黨員怎麼不團結？）

25年：「這和黨的觀點沒有共同之處」（蘇共當然有蘇共的立場，至於是什麼立場，猜猜看？）

26年：「我們要完蛋，總是叫喚我們要完蛋。」（好吧應當是叫喚你們要完蛋的人完蛋了…）

28年：「你在布列斯特和約時候投的是反對票」（十幾年前投了一張票嘛……）「所以說？」

「你投的是反對票！」

能不能把這些和歷史上這些話針對的人對應起來呢？

蘇共就是這樣莫名其妙，奧爾忠尼啟則，莫洛托夫，祖魯塔克。

蘇共中央會議記錄裡面的三大神棍：他們是怎麼應對路線鬥爭的呢？

笑

繞

犟

有意無意的，明明是黨代表，偏要作出少先隊員乾的事情。

那麼，這樣在國家會議上，繞來繞去的目的是什麼呢？

四、傳媒自由與否？

因為當時後，歐洲的無產階級，以為蘇聯的傳媒是這樣的：

蘇維埃政權不是簡單地宣布了工人有集會自由，而是為工人集會和工人階級的組織等等提供了各個城市裡的一切最好的大廳，所有的宮殿和劇院。蘇維埃政權不是簡單地宣布了工人有出版自由，而是把從原先的資本家手裡徵用和沒收來的所有紙張、所有印刷機、和所有印刷廠都要交給工人組織使用。工人和農民組織，佔用的房舍數量之多真是史無前例，蘇維埃政權為勞動人民群眾的真正自由和真正解放，辦了多少事。

——布哈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1919年

很像今天自媒體的意味…

而當時，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言論自由，是這樣的：

……這是一種掩蓋著奴役的虛偽的平等。在這裡，宣告了平等，但就事情的本質而論，實際上的不平等把形式上的平等變成了一紙空文。資產階級民主給予工人的出版、新聞等自由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在這方面也宣告了自由，但工人卻不能實現這種自由：資本家階級對紙張、印刷廠和機器的壟斷，幾乎使工人階級的出版自由化為烏有。這就像美國書報檢查機關的做法一樣：他常常不是簡單地查禁工人的報紙，而「總共只不過」是禁止郵局發行這種報紙，由此可見，形式上的「出版自由」，結果就是完全扼殺這種自由。

——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1919年

（不過我還想提一點題外話：這本書在說歐美的這一段後面還寫到：

工人集會的情況也是如此，雖然給予工人以集會的「權利」，但是不給工人集會的場所，而街頭集會往往在維護「交通自由」的借口下予以取締。

維護交通自由……這個法規在佔領華爾街時還在使用，美國工人在20—30年代上街，你在憲法中是合法的，但是又觸犯了妨礙交通自由的法規，

額……這是薛定諤的合法？）

作為一個當時歐洲的無產階級，應該支持誰呢？蘇聯

但是當時候蘇聯已經變了……

真理報上都是經院哲學……可以參考文章的第二條。

------------------未完待續--------------------

（如果希望我繼續寫下去的話點個贊？）

要正確地理解這些問題，必須仔細看完《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當然也少不了《保衛馬克思主義》：
http://www.marxistsfr.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index.htm

一句話，轉向宣言，向英帝獻媚。
他表明了自己所謂的社會主義是社會改良主義，與計劃社會毫無關係——那麼也就跟馬經沒有關係了。

當他在這篇中痛批蘇聯的特務統治，慶幸生於英國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未來被mi5監視到死？

最後還是用宗文瑞的名言作結：

不錯，自嘲完美。

補充一點背景知識：

一、奧威爾青年時代在緬甸的武裝警察生活
他自比為如同西班牙國內警衛隊和法國別動隊一樣。
這裡提到的實際上指的是西班牙皇家憲兵和法國別動隊（不要和GIGN搞混了，現在的法國國家憲兵別動隊是1973年才成立的。）。
前者是1815年法西戰爭結束以後，為了應對半島上遍地的游擊隊而成立的專門鎮壓地方武裝力量的准軍事力量。（游擊隊雖然在法西戰爭中為抗擊拿破崙帝國對西班牙的侵佔作出了不小的貢獻，但戰後成為了地方上不安定因素）屬於內務部隊和秘密警察的結合體。
後者是1848年巴黎六月社會主義革命中資產階級政府組建起來鎮壓工人的武裝力量，馬克思稱巴黎六月社會主義革命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偉大的戰鬥」。

二、在西班牙內戰的經歷成為了名著誕生的土壤
引用喬治奧威爾本人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的說法：

我來到西班牙，初衷是寫一些新聞報道，但我幾乎立刻就加入了民兵組織，因為在那個時期和那種氛圍下，這似乎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
無政府主義者仍然實際上控制著加泰羅尼亞，革命仍然處於高潮之中。對於任何一個從革命伊始就在那裡的人來說，甚至在當年十二月或次年一年，革命時期似乎就要結束了。但是對一個直接從英格蘭前來的人而言，巴塞羅那看起來既令人吃驚，又無法抗拒。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來到這樣的一個城市，這裡的工人階級處於統治地位。特別是，無論何種規模的建築都控制在工人階級手中，屋頂上都插著紅旗或無政府主義者的紅黑兩色旗；每一面牆上都隨意地塗畫上鎚子和鐮刀的標記，以及革命黨名稱的首字母縮寫；幾乎每個教堂都被清洗過，所有神像都被焚毀。各處教堂都被一幫幫工人逐一地破壞了。每間店鋪和咖啡店的門口都寫有文字，說明其已被收歸集體所有；就連擦皮鞋的兒童也被集體化了，他們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紅色和黑色。
服務員和巡視員*直視你的臉，把自己當作和你完全平等的人。卑躬屈膝的和禮儀性的套話暫時消失了。沒有人說『Senor』**或者『Don』***甚至是『Usted』（您），每個人都稱別人為「同志」、「你」，說Salud！，而非『Buenos días』。自從普里莫·德里維拉****（Primo de Rivera）的時代以來法律就規定不允許收取小費。我對此的第一次經歷是，我試圖給一位電梯管理員小費，可受到了酒店經理的告誡。
沒有私人汽車，它們全都被徵用了：所有的有軌電車、計程車，以及大部分其他交通工具，都被漆成紅色和黑色。革命的海報用醒目的紅色和藍色印刷，四處張貼，貼在牆上相當搶眼。相形之下，殘留在牆上的為數不多的昔日廣告招貼畫，就像是一些胡亂塗抹上去的毫無價值的東西。
在拉姆拉斯南面，寬闊的主大街上聚集了龐大的人群，人們不時地來回走動。大喇叭整天播放著刺耳的革命歌曲，直至深夜。
這些人乍看起來也許是這個世界上最奇特的生靈了。從表面上看，這座城市的富有階級已經消失了。除了很少一部分女性和外國人，這裡根本沒有穿著考究的人。事實上，每個人都穿著粗糙的工作服，或藍外套，或不同樣式的民兵制服。所有這些都十分奇特，令人震撼。
這裡有很多我不理解的東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根本不喜歡，但我立即就認為這種情景是值得為之奮鬥的。我也相信，事情就像它表現出來的那樣，這裡確實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國家，所有的資產階級不是逃走了，被殺掉了，就是自願地轉向工人階級陣營；我並沒有意識到，還有大量富裕的資產階級潛伏著，暫時把自己裝扮成無產者的模樣。

作者加入的民兵組織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on Marxista）以下簡稱馬統工黨，這是一個在內戰期間被定性為托派組織，雖然不是第四國際的一部分，但是第四國際分部成員參加了POUM的民兵（這個分部只有8個人）。
即在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的同時，也反對西班牙共產黨，外加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

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1936年綱領
……
　西班牙共產黨並非我們革命的布爾什維克政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正式支部，它服從於蘇聯國家的外交政策，它不得不根據常自相矛盾的蘇聯外交而行動，而非根據我國革命運動的需要。
……
　　第六：面對戰爭，應當將帝國主義戰爭轉為國內戰爭。不對國聯這一帝國主義統一戰線抱希望。
　　第七：統一了的黨應留在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之外——兩者均已破產。應為新基礎上的世界革命社會主義聯合而鬥爭。
……

在西班牙的民兵生活給奧威爾的思想帶來了很大的轉變。

在我剛到西班牙以及隨後的一段時間裡，我對於政治形勢既無興趣，也不甚了解。我只知道這裡正在進行著一場戰爭，但並不清楚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戰爭。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要參加民兵，我的回答是：「反抗法西斯主義」；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而戰，我的回答是「為了人類共同的尊嚴」。我贊同《新政治家報》的這一說法：這場戰爭是為了捍衛文明，反對希特勒支持的布林普斯（Blimps）上校部隊的瘋狂進攻。巴塞羅那的革命氣氛深深地吸引著我，但我並不想去理解它。
P.S.U.C.，P.O.U.M.，F.A.I.，C.N.T.，U.G.T.，J.C.I.，J.S.U.，A.I.T.等諸如此類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各種政黨和工會的名稱，只是讓我感到厭煩和憤怒。它們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西班牙的首字母略縮語似乎正在泛濫成災。
我只知道我參加的是一個名叫P.O.U.M.的組織（其實我只是加入了屬於P.O.U.M.的民部隊，並未參與他們的其他事情，因為在到達巴塞羅那時碰巧我只帶著英國獨立工黨的一紙介紹信），但我並沒有弄清它與其他政治黨派之間有著嚴重差別。
在波切洛山，當人們指著左邊的位置告訴我「那些人是社會主義者」（意思是P.S.U.C.的人員）時，我感到困惑不解，說道：「難道我們不都是社會主義者嗎？」我認為，大家都是拚死戰鬥的人，居然還存有黨派之見這太愚蠢了，我的一貫態度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停止無聊的政治爭論而在戰爭中同心協力並肩戰鬥？」這當然是反法西斯的正確態度。但這也正是英國報紙正在精心散布的言論，其目的主要是為了不讓人們弄清鬥爭的真實性質。
在西班牙，特別是在加泰羅尼亞，實際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明確地保持這種態度。無論情願還是不情願，每個人遲早都要站到某一邊去。因為任何一個即使對政治黨派和對立「陣線」全然漠不關心的人，他自己的命運顯然也會被無情地牽入其中。作為軍人，他們一方面是反對佛朗哥的戰士，但另一方面也是兩種政治理論激烈鬥爭中的棋子。
當我在山上搜集柴草時，當我在巴塞羅那騷亂中躲避共產黨人的機槍掃射時，當我最後在警察的追捕下逃離西班牙時，我總是在想，這是否就是真正的戰爭，還是《新政治家報》捏造出來的那種戰爭，——所有這一切對我來說都很特別，因為我是在為馬統工黨的部隊服務，不是站在加聯社黨的一邊。這兩套大寫字母看起來平常，其實卻有天壤之別！

左派之間的黨同伐異讓不明真相的小同志昏了頭。。

因此，大致說來，各種政治黨派力量的聯盟就是這樣的狀況。一方面，全國勞工聯盟、F.A.I.、馬統工黨和一部分社會主義者代表工人控制部分權力，另一方面，右翼社會主義者、自由派人士和共產黨人則代表中央政府及其軍事力量。
這時，大家就能明白了，為什麼我贊成共產黨人的觀點，而不是馬統工黨的觀點。共產黨人有明確的行動方針，從常識來看顯然是一種更好的政策，它預見到了幾個月以後的事情。自然不必說，馬統工黨那種只顧眼前的短視政策和他們的宣傳之類，全都糟糕透頂。一切都註定了必然如此。否則他們完全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群眾跟隨他們。具有決定作用的是，共產黨人能夠靈活適應戰爭的進程，而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則幾乎一成不變，至少在我看來就是這樣。這也是當時人們的普遍感覺。共產黨人吸引中間階層反對革命，即獲得了權力，又迅速發展了黨員，在人們看來他們是唯一能夠贏得勝利的政黨。蘇聯提供的武器和主要由共產黨人領導下的部隊在馬德里的頑強守衛，使共產黨人成為西班牙的英雄。正如有人所說的那樣，從我們頭頂上飛過的每一架蘇聯飛機都是共產黨人的宣傳品。在我看來，馬統工黨的純粹革命主義，雖然合乎邏輯，但卻不會有什麼結果。畢竟，最重要的事情是贏得戰爭。
與此同時，激烈的黨派鬥爭也在報紙、小冊子、海報、書本上進行，攻擊性的言辭無處不有。這時我看得最多的報紙是馬統工黨的報紙La Batalla and Adelante（《戰鬥》和《前進》），它們對加聯社黨的「反革命」吹毛求疵、沒完沒了，這讓我感到它們過於自以為是，令人生厭。後來，我更自信地研究了加聯社黨和共產黨的報紙，我覺得，馬統工黨和他們的對手相比，幾乎無可責備。最重要的問題在於，他們實在缺少更多的機會。與共產黨人不同，他們在國外的新聞媒體上毫無立足之地，在西班牙國內也處於罕見的劣勢，由於新聞審查主要為共產黨人所左右，這就意味著，如果馬統工黨的報紙刊登了任何所謂有破壞性的消息，那就很容易遭到查禁或課以罰金。就馬統工黨而言，比較公允的評價應該是：儘管他們總是不厭其煩地宣揚革命、反反覆復引述列寧的語錄和許多不相干的言論，但他們一般並不進行人身攻擊。他們主要利用報紙發表文章進行論戰。他們設計大幅彩色海報是為了擴大對公眾的影響（海報在西班牙非常重要，因為大多數人是文盲），而不是為了向自己的對手發動攻擊，其內容多只是宣傳反法西斯或抽象的革命。民兵們所唱的那些歌曲也屬於這類宣傳。這與共產黨人的攻擊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將在本書後面的章節討論其中的一些問題。在這裡，我只想簡要說明一下共產黨人的進攻方針。
從表面上看，共產黨人和馬統工黨之間的鬥爭只是一種策略之爭。馬統工黨贊同進行直接革命，共產黨人則反對這樣做。在這方面，涉及雙方的很多問題均需論及。共產黨人認為，馬統工黨的宣傳分化和削弱了政府力量，因此加大了戰爭的危險。對此，我雖然始終不贊成，可仍認為這畢竟是一個好主義。但是，觀測的人策略的奇特性也就顯露出來了。他們開始宣稱馬統工黨分裂政府力量並不是由於判斷錯誤，而是故意為之。起初只是試探性地說一說，不久就大聲地嚷嚷起來。馬統工黨被說成只不過是一幫偽裝的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受到佛朗哥和希特勒支持，他們的假革命政策只是支援法西斯事業的一種方式。它是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組織和「佛朗哥」的第五縱隊。這就等於說，成千上萬的工人群眾，包括八千或一萬個在前線戰壕里飽嘗艱辛的戰士，數以百計的來到西班牙抗擊法西斯主義並不惜為此犧牲生命和國籍的外國人，都只是支持敵人的叛徒。這種蓄意編造的故事，通過海報等各種方式在西班牙各地廣泛傳播，並在許多國外共產黨人或支持者的新聞媒體上再三出現。如果我這些都搜集起來，恐怕僅引語就會塞滿好幾本書。
這就是他們對我們的抨擊：我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叛徒、謀殺犯、膽小鬼、間諜等等。我承認這令人不快，特別是想到某些人故意捏造了這些罪名。看到一個十五六歲的西班牙男孩被用擔架從前線抬下來，從包裹著的毯子中露出慘白的臉，再想到倫敦和巴黎那些圓滑世故的人正在寫小冊子證明這個男孩是一個偽裝的法西斯分子，這實在令人感到不是滋味。
戰爭的最恐怖的特徵之一，就是煽動戰爭的那些宣傳、叫囂、謊言和仇恨，全都出自從來不上前線作戰的那些人之口。我在前線認識的加聯社黨民兵，我從國際縱隊那裡認識的觀測的人，他們從沒認為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或叛徒，只有遠在後方的新聞記者才會對許多事情信口雌黃、妄加評論。那些人寫小冊子反對我們，以及在報紙上辱罵我們的人，遠離槍林彈雨、泥濘沼澤的戰場何止數百英里，大多悠閑自在地待在家中，最多也就是來到巴倫西亞的報館裡侃大山。除了黨派之間的長期鬥爭和誹謗外，所有常習的戰爭材料、英雄故事和敵意的污衊——一如既往，差不多都是那些從不參加戰鬥，或戰鬥一旦打響就狂逃百里的人編造完成的。這場戰爭最陰暗的影響之一，就是讓我認識到左翼新聞媒體在每一個方向都和右翼的一樣弄虛作假、虛偽透頂。（[1] 我把《曼徹斯特衛報》作為一個例外來看待。在與本書有關的工作中，我查閱了許多英文報紙的檔案。在我們的大報中，《曼徹斯特衛報》是唯一讓我對它的誠實倍加敬仰的報紙。）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我們這一邊，即政府這一邊，這場戰爭完全不同於普通的帝國主義戰爭，但戰爭的宣傳卻讓你永遠無法弄清其本質。戰爭剛一開始，左翼和右翼的報紙就彷彿同時跳入同一個相互辱罵的污水坑之中。我們都記得，《每日郵報》的海報說「左派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報》說佛朗哥的外國軍團是由殺人犯、白奴販子、癮君子、歐洲各國的人渣組成。直到1937年10月，《新政治家》還說法西斯分子用活蹦亂跳的兒童築成路障（這樣的路障材料可真不是隨手可取的），阿瑟·布賴恩特先生宣稱，在忠誠的西班牙人中，要「鋸掉一名保守商人的腿」是「一件平常事」。寫這種文字的人從不參加戰鬥，可能他們以為寫作已經足以替代戰鬥。在所有的戰爭中都是如此，戰士打仗，記者叫喚；除了短暫的宣傳旅行外，自詡真正的愛國者從不在前線的戰壕里停留。想到飛機正在改變戰爭的局面，這倒有時讓我感到快慰無比。在下一次大戰來臨時，我們也許可以看到史無前例的景象：一名彈片穿身的沙文主義者。
在新聞記者看來，這場戰爭和其他戰爭一樣喧囂紛爭。僅存的差別，是記者並不會對敵人進行最惡毒的咒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反而是共產黨人和馬統工黨之間開始相互發動更厲害的文攻，而且遠遠超過對付法西斯主義者的激烈程度。不過，那時我並未讓自己太過當真。這種黨派間的長期爭鬥確實讓人厭煩，但在我看來，只不過是一種內部的激烈爭吵而已。我不相信這會改變任何事情，也不相信雙方的政策差異真的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我認為，共產黨人和自由派人士儘管反對革命向前發展，卻無力把革命拉回來。

但是，到了1937年5月，暴力似乎已經無法避免。造成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命令上繳所有的武器，並決定以此建立一支「非政治的」武裝警察部隊，但不允許工會會員加入。這樣做的意圖很清楚。

在後來的幾周，我一直在巴塞羅那，那裡瀰漫著一種特別的情緒——猜疑、恐懼、半信半疑和遮遮掩掩的仇恨。五月戰鬥留下了無法根除的影響。毫無疑問，隨著卡巴列羅政府的垮台，西班牙共產黨絕對掌握了政權，內部秩序的控制權也移交給共產黨的部長們，只要有一點點機會，他們都會打擊競爭對手，沒有人對此表示懷疑。但到現在為止，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我自己無法想像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但有一種持久的模糊的危機感，我意識到糟糕的事情即將發生。哪怕你幾乎與這場陰謀不沾邊，這種氛圍也會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個同謀。你彷彿整天待在咖啡館的角落裡小聲講話，時刻擔心鄰桌的人是不是警察局密探。
……
那夢魘般的氣氛真是一言難盡——這種特殊的不安感源自謠言的變化多端、報紙的新聞審查、武裝人員的頻繁光顧。由於英國並不存在當時這種氣氛的基本條件，因此很難輕易加以表述。在英國，也無法憑空想像什麼叫做政治偏激。政治迫害要輕得多，如果我是一名煤礦工，我並不介意讓老闆知道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充當歐洲政治傳聲筒的「優秀黨員」仍然少見，「消滅」或「清除」碰巧與你意見相左的人的觀念還沒有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在巴塞羅那，它卻是理所當然的。「斯大林主義者」控制著局面，因此每個「托洛茨基主義者」自然都在劫難逃。然而，人人都擔心的事情——發生一場新的巷戰，畢竟沒有發生。假如發生的話，像以前一樣，所有責任也都將會加到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頭上。我時刻警惕第一聲槍響。城裡好象到處都是壞消息，人人都十分關注，並在議論紛紛。奇怪的是，每個人所說的話竟會那樣相似：「這裡的氣氛太可怕了，就像進了精神病押。」但也許並非人人如此。一些英國遊客在西班牙各地走馬觀花，從旅館到旅館，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大氣候有什麼異樣。我注意到（《星期天快報》，1937年10月17日）阿索爾伯爵夫人寫道：

「我到過巴倫西亞，馬德里和巴塞羅那……這三座城市全都秩序井然，沒有看到任何暴力活動。我住過的所有旅館不僅「正常」、「體面」，而且特別舒適，只是缺少黃油和咖啡。」

這就是英國旅遊者的德性，他們不相信漂亮旅館的外面還有任何事情。我希望他們能為阿索爾伯爵夫人找到些許黃油。
那時我住在莫蘭療養院，它是由馬統工黨經營的療養院之一，坐落在提比達波（Tibidabo）郊區。提比達波是一座奇形怪狀的山脈，在巴塞羅那後面突兀高聳，傳說撒旦正是在這座山上把大地上的國家指給耶穌卡的（這座山由此得名）。這些房屋以前屬於一些富裕的資本家，在革命時期被佔領。那裡的大多數人要麼是從前線剛送下來的傷兵，要麼是因截肢而終身殘廢的傷員。那裡也有另外幾名英國人：威廉姆斯的一條腿受傷了；十八歲的斯塔福德·科特曼因懷疑得了肺結核而從戰壕送了回來；阿瑟·柯林頓的左臂骨折，仍然扎著繃帶吊在一種綽號叫「飛機」的儀器上，西班牙醫院正使用這類儀器。我妻子仍舊住在大陸飯店，我通常在白天回到巴塞羅那。早上，我往往到總醫院去對我的胳膊進行電療，電療時有一種奇特的感覺——一股針刺般的電流使全身的肌肉跳來跳去——不過，它似乎有些作用，手指又能使用了，疼痛逐漸有所減輕。我們倆決定最好儘快回到英國。我的身體極度虛弱，無法說話，看起來是永遠也不能講話了，醫生告訴我幾個月之內還不適合去作戰。我遲早得去掙錢，留在西班牙消耗他人需要的食物好象沒有多大意義。但我主要還是出於自私的目的，我最強烈的願望是徹底離開這個國家，遠離政治猜疑和仇恨的恐怖氛圍，遠離到處都是武裝人員的街道，遠離空襲、戰壕、機槍、刺耳的有軌電車、不加牛奶的茶、油製品和香煙短缺——遠離我所知道的與西班牙相關的幾乎每一樣東西。
……
我在去蒙松醫院取醫療證時在那裡住了一晚。鄰床是一位突襲隊員，左眼受傷了。他待人友善，給了我幾根香煙。我說：「要是在巴塞羅那，我們本會互相攻擊。」我們都笑了起來。奇怪的是，只要你來到前線附近的任何地方，整個的精神狀態似乎就完全改變了。政治派別間的一切或幾乎所有的深仇大恨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在前線的那些日子裡，我根本想不起有任何加聯社黨的追隨者會因我屬於馬統工黨而對我心存敵意。那種事情只有在巴塞羅那或者遠離戰爭的地方才會發生。
……
回到巴塞羅那時天色已晚，沒有計程車，也不可能回到莫蘭療養院，它在城外，我只好去大陸飯店，在路上停下來吃了晚餐。我記得與一名慈祥侍者的談話，我們談起橡木水罐，包著黃銅，他們用它給客人斟酒。我說我想買一套帶回英國去，他深表同情地說：「是的，美極了，不是嗎？可惜現在買不到了，沒有人製作，再也沒人製作任何東西，這戰爭——真是遺憾啊！」我們都認為戰爭讓人感到遺憾。我又覺得自己像旅遊者。侍者輕輕地問我：「喜歡西班牙嗎？還會再來西班牙嗎？」哦，是的，我會再訪西班牙。因為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這段心平氣和的談話讓我銘記心底。
當我到達旅館時，妻子正在休息室。她站起來，用一種在我看來無所謂的樣子朝我走過來，用一隻胳膊摟住我的脖子，面帶甜蜜的微笑。由於休息室里還有其他人，她在我的耳邊輕聲說：
「出去！」
「什麼？」
「馬上離開這兒！」
「什麼？」
「不要站在這兒！你必須迅速離開！」
「什麼？為什麼？你是什麼意思？」
她拉著我的胳膊朝樓梯的方向走去。我們在半路上遇見一個法國人——我就不說出他的名字了，儘管他和馬統工黨沒有絲毫關係，但當我們身處困境時，他總是我們大家的好朋友。他滿心關懷地看著我。
「聽著！你不應該來這裡。在他們沒給警察打電話之前，趕快跑出去躲起來。」
請注意！樓梯底部與一名旅館職員，是馬統工黨成員（我想，經理並不知道），他從電梯里偷偷地溜了出來，用蹩腳的英語告訴我立即離開。甚至到這時，我還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一到人行道上，我就問道。
「你還沒有聽說嗎？」
「沒有。聽說什麼？我什麼都沒聽說。」
「馬統工黨已經被鎮壓。他們佔據了所有建築物，實際上是把每個人都關進了監獄。有人說他們正在進行槍殺。」
原來是這樣，我們得另找一個地方談話。拉姆拉斯大街上所有大咖啡館裡都是警察，但我們在一條小巷中找到了一家安靜的咖啡館。我的妻子向我解釋了在我離開期間所發生的事情。
6月15日，警察突然在安德列斯·寧的辦公室將他逮捕。同一天晚上，他們搜查了福爾肯飯店，並將那裡所有的人逮捕起來，他們大部分是休假的民兵。這個地方馬上變成監獄，隨即塞滿了各種各樣的犯人。第二天，馬統工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它的所有辦公室、書報亭、療養院和紅十字救濟中心等都被佔領。同時，警察設法逮捕他們能抓到的和他們所知道的與馬統工黨有任何關係的人。在一兩天之內，40名執委會成員全部或幾乎全部被關進監獄。可能只有一兩個人逃走並躲了起來，但警察開始使詭計：一旦有人逃跑，就把他們的妻子抓起來當人質（交戰雙方在戰爭中都廣泛使用這種方法）。根本沒有辦法統計有多少人被捕，我妻子聽說僅巴塞羅那就有400人被捕。我一直在想，當時在其他地方被捕的人數一定更多。最優秀的人員都被抓了起來。在有些情況下，警察甚至從醫院裡把受傷的民兵殘酷地拖走。
這讓人深感不安。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我可以理解他們對馬統工黨的鎮壓，但他們為什麼要逮捕那麼多人？就我所掌握的情況來看，沒有任何理由，很明顯，鎮壓馬統工黨引發了連鎖反應，馬統工黨現在非法，因此任何以前隸屬於它的人都犯了法。就像往常一樣，沒有一個被捕的人受到指控。與此同時，巴倫西亞共產黨的報刊則在製造所謂巨大的「法西斯分子陰謀」的故事，例如馬統工黨用收音機和敵人聯繫，用隱形墨水簽發文件，等等。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這類事情。重要的是，這些只出現在巴倫西亞的報紙上，我認為我的說法正確，在任何巴塞羅那的報紙上，無論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還是共和派的報紙，都對這些事情或鎮壓馬統工黨的事情隻字不提。不是從任何西班牙的報紙上，而是從一兩天後到達巴塞羅那的英國報紙上，我們最先了解到了對馬統工黨領導人指控的真正實情。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政府極不負責地指控我們犯有間諜罪和叛國罪，一些政府成員後來也拒絕承認。我們只是隱約得知馬統工黨領導人被指控接受了法西斯分子的經濟資助，大概我們其他人也是如此。監獄裡的人正被秘密槍殺的謠言在四處傳播，雖然有些誇大其詞，但確實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毫無疑問，寧的事情就是這樣。寧被捕後被轉移到巴倫西亞，隨後又轉移到馬德里。寧被槍殺的謠言最早在6月21日傳到了巴塞羅那，後來謠言變得更真切：寧已在監獄裡被警察秘密槍殺，屍體被扔在大街上。這個故事有幾個來源，其中包括前政府成員費德里科·蒙塞尼的說法。從那時到現在再也沒有聽說過寧還活著。後來當各國代表團就此向政府提出質詢時，政府遮遮掩掩，只是說，寧已經失蹤，他們對他的行蹤也一無所知。一些報紙為此編造說寧已逃到法西斯分子的地盤上，但沒有提供相關證據。司法部長伊魯霍後來宣稱，埃斯帕涅新聞社偽造了政府公報。無論怎樣，像寧這樣重要的政治犯要想逃跑是絕對不可能的，除非將來某一天寧又活著出現了，否則我們就會認為他被暗殺在監獄裡了。
逮捕事件持續了幾個月，不包括法西斯分子在內的政治犯的人數已經高達數千人。下層警察的自主權值得引起注意。許多逮捕被承認為非法，一些被警察總長下令釋放的人在監獄大門口又被重新逮捕，並被轉移到「秘密監獄」，庫爾特·蘭道和他妻子的情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大約在6月17日號被逮捕，蘭道馬上就「失蹤了」。五個月之後，他妻子仍被關進監獄裡，沒有受到審判，也沒有他丈夫的消息。她宣布進行絕食抗議，此後司法部長才送來口信告訴她：她丈夫已經死亡。不久之後，她被釋放，但幾乎是同一時間又被重新逮捕，再次被投進監獄。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級別的警察起初似乎都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可能對戰爭產生什麼影響漠不關心。在事前沒有得到許可的情況下，他們就隨時準備逮捕重要軍官。大約在6月末，統帥第29師的何塞·羅維拉將軍在前線附近的某個地方被從巴塞羅那派來的一隊警察抓了起來。他的部下派了一個代表團向作戰部提出抗議，結果發現作戰部和警察總長奧爾特加都沒有得到羅維拉被捕的消息。最讓我難以接受的是，整個事件的細節，雖然可能無足輕重，但一律對前線部隊實行封鎖。正如你看到的那樣，我和前線其他人都沒聽到馬統工黨被鎮壓的任何消息，馬統工黨的民兵總部、紅十字救援中心等都運轉如常。直到6月20日，在像離巴塞羅那僅100英里的萊里達這樣的鐵路沿線城市，都沒有任何人聽說那裡所發生的事情。巴塞羅那以外的報紙對此未提隻言片語（巴倫西亞的報紙編造的間諜故事，並沒有送到阿拉貢前線）。毫無疑問，巴塞羅那逮捕所有休假的馬統工黨民兵是為了防止他們把消息帶回前線。我在6月15日到前線去時所帶的那期報紙，一定是到了那裡的最後一期。但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事情怎樣會不為人知，因為運貨的卡車等仍來來回回通過那裡。毫無疑問，消息被封鎖了，我已經從許多人那裡得知：事情發生好幾天之後，前線將士才聽到風聲。所有這一切的動機昭然若揭。進攻韋斯卡的戰鬥剛剛開始，馬統工黨民兵仍是一支獨立部隊，當局可能害怕他們知道所發生的事情後會拒絕作戰。實際上，消息傳來時根本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其間，一定有許多戰死的人不知道後方的報紙正把他們稱為法西斯分子。這樣的事情讓人難以釋懷。我知道慣常的作法是向部隊封鎖壞消息，作為一種制度，可能合情合理。可是讓人參加戰鬥，卻不告訴他們，他們支持的黨派正被鎮壓，他們的領導人被控叛國，他們的親友被投入監獄，這些就要另當別論了。
……
在巴塞羅那這樣的城市裡，橫遭警察的追捕和通緝，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所有的店鋪開門都非常遲。在戶外睡覺的時候，黎明的光芒總是能夠按時把你喚醒，可巴塞羅那咖啡館的大門卻依然緊閉，沒有一家會在九點以前開門營業。你得耐心地等上好幾個小時才能喝到一杯咖啡，或刮一次鬍鬚。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理髮店的牆上，依然可以看到無政府主義者的公告，明令禁止索要小費。公告上說：「革命已經砸開了強加在我們身上的鎖鏈。」我很想告訴理髮師，如不小心堤防的話，鎖鏈也許很快就會重新落到他們的身上。
我信步來到市中心。在那些曾經屬於馬統工黨的建築物的頂上，紅旗已經被扯下，取而代之的共和國旗幟迎風飄揚；大樓門口則有成群的國民自衛隊士兵，懷裡抱著武器，懶洋洋地斜靠在門前的牆壁上。位於加泰羅尼亞廣場一角的紅色援助中心，那裡的大部分窗戶玻璃已被砸得粉碎，無事可做的警察樂此不疲。馬統工黨的書攤內已見不到一本書。遠處拉姆拉斯大街的公告欄中張貼著一副法西斯分子的醜惡嘴臉。在拉姆拉斯大街的盡頭，離碼頭不遠的地方，我碰巧看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一群從前線歸來的渾身泥污、衣衫破爛的民兵，正仰面朝天地躺在擦鞋匠的椅子上，神情疲憊不堪。我知道他們是什麼人——真的，我認出了其中的一位。他們是馬統工黨的民兵。他們前一天才從前線返回，並發現馬統工黨已遭鎮壓，他們的家庭也遭受牽連而被洗劫一空，因此，他們不得不露宿街頭。任何這個時候從前線回來的馬統工黨的民兵，只有兩種選擇：要麼立即躲藏起來，要麼馬上被投入監獄。——對於那些在前線浴血奮戰三四個月之久的戰士來說，接受這般禮遇絕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們正處在一種極為奇特的境遇之中。人們在晚上是被通緝的逃犯，而在白天卻可以過著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每個藏匿馬統工黨及其支持者的人家，只要這樣做過的——或者有可能會這樣做的，都已被監視起來；旅館或公寓里也絲毫沒有例外，老闆們已被要求一旦有陌生人來到，就必須馬上報告警察。實際上，這就意味著任何陌生人只能在戶外過夜。另一方面，在巴塞羅那這樣規模的城市裡，白天倒還相對安全一些。儘管國民自衛隊士兵、突襲隊員、馬槍騎兵和普通警察滿街都是，另外還有隻有上帝才知道的無數身桌便衣的警察密探，然而，他們不可能攔截盤查每一個過路行人，如果你看起來並非與眾不同，那就不至於引起他們的特別注意。最重要的是，必須盡量避免在馬統工黨的建築物附近逗留，絕對不要進入侍者認識你的那些咖啡館和飯店。那天和第二天，我都在一家公共浴室里泡了很長時間的澡。我感到這是一種既可以打發時間又不惹人注意的好辦法。遺憾的是，許多人都是這樣去做的。結果沒過幾天——在我離開巴塞羅那之後——警察突襲了一家公共浴室，在浴池裡逮捕了許多赤裸裸的「托洛茨基分子」。
我沿著拉姆拉斯大街往前走，中途遇到一個來自莫蘭療養院的傷員。我們相互交換了一種他人難以察覺的眼神，這是人們在那種特殊艱難時刻所使用的一種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後悄悄地溜進一家遠離大街的咖啡館裡碰面。在莫林療養院遭到突襲時，他僥倖躲過抓捕，但和其他人一樣被驅趕到大街上。他只穿了一件襯衫——緊急逃跑來不及穿上夾克，——而且身無分文。他向我描述了一個國民自衛隊士兵如何從牆上扯下莫林的大幅彩色畫像，然後再用皮靴將其踐踏成碎片。莫林（馬統工黨的創始人之一）落入了法西斯分子之手，人們認為，他在那個時候已經遭到槍殺。
……
事實證明，我們逃跑得非常及時。我們所看到的首份報紙上就刊登了政府以間諜罪緝拿麥克奈爾的消息。西班牙當局宣布這一消息顯然有點操之過急。要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是不可以被引渡的。
當離開一個戰火紛飛的國家，踏上另一片和平安寧的土地時，我不知道應該先干哪件事。結果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飛奔到煙草店，盡量多買些雪茄和香煙，直到衣袋塞不下為止。然後我們到自助餐廳要了杯茶，這是幾個月以來我所喝到的第一杯加鮮牛奶的茶。幾天以前我就經常在想，到了法國無論你什麼時候想要香煙，都可以買到。可我同時又有點期待見到煙草店大門緊閉，窗口掛著「煙草售罄」告示的那種情景。
麥克奈爾和科特曼準備到巴黎去。我和妻子則在巴紐爾車站——這條鐵路線上的第一站——下了火車，我們感到非常疲勞，必須休息一下。在知道我們來自巴塞羅那後，巴紐爾的人們並沒有友好地接待我們。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問我們：「你來自西班牙？戰爭中你站在哪一邊？站在政府一邊？哦！」——接下來就是明顯的冷落。這個小鎮上的人似乎堅定地支持佛朗哥，毫無疑問，這是因為有許多支持法西斯的西班牙難民經常來這裡並散布影響。我常去的那家咖啡館有個侍應生就是一個堅決支持佛朗哥的西班牙人。每次給我上飲料時，他都要對我非常輕蔑地掃上一眼。然而，到了佩皮尼昂以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這裡的人對西班牙政府的黨派很不友好，但同時所有不同政治派別的人也在進行有如巴塞羅那那樣的相互傾軋和鬥爭。在一些咖啡館裡，只要你提到「馬統工黨」幾個字，你就能夠馬上交到法國朋友，連侍應生都會對你笑臉相迎。
我和妻子在巴紐爾停留了三天。奇怪的是，這段時間裡我們心神不寧。這是一個遠離手榴彈、機關槍、購買食物的長隊、宣傳和密謀的偏僻寧靜的海濱小城，照理說我們應該深感寬慰和滿懷感恩之心。可是，我們絲毫也沒有這種感覺。我們在西班牙的所見所聞並沒因遠離而在腦海中消失。相反，那一切好象仍在我們的身邊，而且比以前更加栩栩如生。我們不斷地回憶、交談，甚至夢回西班牙。在過去的幾個月里，我們經常自我安慰地設想，「等我們離開了西班牙」，我們將到地中海岸的某地過上一段安靜日子，也許還會去海邊釣釣魚。但是，當我們真的來到了這樣的地方，心裡卻又產生了某種厭煩和失望。天氣很冷，一陣陣大風吹過海面，黯淡的海面上波濤洶湧。漂浮在海面上的包裹著雜物、軟木塞和魚內髒的團團泡沫不停地拍打著岩石。說出來別人也許會以為我們有些精神錯亂，我們倆現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西班牙。雖然這樣做可能對誰也沒有好處，甚至會遭遇殺身之禍，但我們還是希望能夠跟其他人關在一起。我感到幾個月來的西班牙經歷對於我的特殊意義真是一言難盡。我只記錄了一些事件的大致概況，但我無法記錄這段經歷給我留下的全部感受。視覺的、嗅覺的、聽覺的東西全都混雜在一起，簡直無法用恰當的語言來加以表述：戰壕里的氣味、山中的曙光延伸至無限的遠方、子彈無情的嘯叫聲、炸彈爆炸的刺眼光芒和震耳迴響、巴塞羅那清新寒冷的黎明、兵營里軍靴踩踏的印跡、十二月人們仍然信仰革命、購買食品的長隊、紅黑相間的旗幟，以及西班牙民兵的面容。這些民兵——我和他們在前線相識，如今大家天各一方，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如今在哪裡，有的死在戰場上，有的受傷殘廢，有的被關進監獄——我希望他們大部分人平安、健康、好運連連；我希望他們能夠贏得戰爭的勝利，將所有不懷好意的德國、俄國和義大利外來者趕出西班牙。我個人在這場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無足輕重，戰爭只給我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回憶，可我還是不想與這場戰爭擦肩而過。你已經看到了這樣一場災難——雖然西班牙戰爭已經結束，但這場戰爭最終將被證明是一場駭人聽聞的災難，它所帶來的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屠殺和肉體上的痛苦——這場戰爭不一定會導致理想破滅或玩世不恭。奇怪的是，整個經歷卻讓我更加堅信人類的高尚品質。我希望我的描述不會讓人們產生太多的誤解。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能夠將這場戰爭完全真實地描述出來。除非親眼目睹，你很難弄清任何事情，人人都有可能會有意無意地像一個宗派主義者那樣去描寫。如果我在本書此前各章沒有提及這些，那麼我現在就來做個補充：請注意我的派別身份，請注意我在事實描述方面存在的錯誤，以及由於我僅目睹了其中部分事實難免以偏概全。當你從其他書上看到有關西班牙這場戰爭的任何記述時，也請你同樣地注意。
儘管事實上我們無事可作，但我們還是覺得應該做點什麼，我們提前離開了巴紐爾。隨著列車向北行進，法國大地也變得越來越蔥綠，越來越柔媚了。我們遠離了處處都是山崗和葡萄園的地方，再次來到了處處都是綠地和榆樹的國度。我去年底前往西班牙途經巴黎時，巴黎給我的印象是沒落陰鬱，完全不同於我八年前所見到的巴黎，那時生活費用低廉，人們對希特勒全然不知。而現在，早先我所熟悉的咖啡館約有一半因為沒有顧客而關門，每個人都在遭受高昂生活費用和戰爭恐懼的困擾，可是由於我們剛剛從貧窮的西班牙來到這裡，即使巴黎給我們的印象也似乎頗為生氣勃勃、繁榮昌盛。有一個大型展覽會正高潮迭起，可我們卻打不起精神前往參觀。
英國——特別是英國南部，也許擁有世界上最和諧的風光。在經歷了漫長旅程，特別是當你從暈船中逐漸緩過來以後，突然發現自己坐在列車專用絲絨坐墊上，你很難相信在哪裡真的在發生什麼事情。日本發生地震、中國發生饑荒、墨西哥發生革命？無須擔心，明天早上牛奶還會放在門前的台階上，《新政治家報》也會照常出版。工業都市離這兒非常遙遠，煙霧和窮困被掩藏在地平線下面。這裡依然是我童年就已熟悉的英國：被鐵路分割的大地上滿是野花，站在草地上的馬靜靜地吃草，緩緩流淌的溪水，溪邊的柳樹，榆樹上的榆錢，農舍旁的草叢，倫敦郊外寂靜的原野，骯髒河面上漂浮的船隻，熟識的街道，海報欄上板球賽和王室婚禮的公告，男式圓頂高禮帽，特拉法加廣場的鴿子，紅色的巴士，身著藍制服的警察——所有這一切都睡著了。英國睡意朦朧，我有時擔心我們永遠不會醒來，直到被炸彈的轟鳴驚醒（本文寫於1938年）。

準確點說，奧威爾是在批判蘇聯走修正主義路線。

托洛茨基分子活動的基本方法，不是公開而誠實地在工人階級中間宣傳自己的觀點，而是掩飾自己的觀點，卑躬屈節和阿諛逢迎地頌揚自己敵人的觀點，假仁假義和口是心非地詆毀他們自己的觀點。
……
「在我們所有的和幾乎所有的組織中…都在某種程度上碰到了外國代理人的暗害、破壞和間諜活動」，「外國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內，不僅打入了我們的基層組織，而且竊取了某些重要職位。」……因此，必須改變黨內鬥爭方式，由「辯論的方法」改用「連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堅決消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斯大林《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他兩面派的辦法》（一九三七年三月）

歷史往往顯露其諷刺的一面，奧威爾因為身上帶著斯大林這本《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他兩面派的辦法》而在西班牙免於被秘密警察逮捕從而逃過一劫。
在後世被封為揭露蘇聯大清洗罪惡的作家，卻靠著一本大清洗的綱領性文件得以活命。

自從 1930 年以後我很少看到有什麼證據能夠證明蘇聯是在向我們可以真的稱為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斯大林掌握政權以後通過剝削農民的方式推行重工業，逼迫這一代人為將來的好日子付出，這毫無疑問是違背社會主義道路的。
我對它轉變為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的明顯跡象感到吃驚。斯大林在掌握政權後，蘇共很快就成為了一個等級分明的組織。斯大林在大清洗後成為了半神，斯大林的身邊都是親信，而普通人在黨員面前連人權都得不到保障。
他們（指英國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習慣於公共生活中的比較自由和節制的環境。英國普通人在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確實如此，他們一定會反對集權統治。
一場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戰爭。挖坑，回頭填。
未經審判就逮捕、新聞檢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沒有真正了解的。蘇聯內務部門進行意識形態控制這件事情，對蘇聯普通人而言無非是今天我會不會被抓、今天對門伊萬會不會被抓，對蘇共高層的政治權力鬥爭缺乏認識。
他所讀到的關於蘇聯這種國家的報道都自動地化為英國概念了。英國人看到的有關蘇聯的報道，當然是英國概念下的啦。
到 1939 年為止，甚至在此以後，大多數英國人不能認識納粹的真正性質。英國人在法國被打敗以前，都沒有認識到德國的目的其實是征服整個歐洲，他們還在幻想德國會在通過局部戰爭和外交手段先後獲取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以後就會就此收手，殊不知被架上戰車的德國根本沒有停下來的機會。
英國的社會主義運動。挖坑
振興社會主義運動、打破蘇聯神話。挖坑
極權主義的宣傳能夠多麼輕易的控制民主國家和開明人民的輿論。挖坑
莫斯科審判。過程見百度百科。莫斯科審判可以說是拉開了大清洗的序幕，是對所謂托洛茨基分子和莫斯科陰謀組織的揭發。在這個時候，打擊政敵還會通過法律手段，過了兩年連法庭都不需要了。
參加了某個民兵組織而非國際縱隊導致在後來的清洗中受到破壞。挖坑

作者：zhen-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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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不是白刀子進綠刀子出你會關注
希拉里支持者除了華爾街金主，被裹挾的90後白左是被愚弄了，歷史上除了90年開始之後，以前的絕對主流是物質匱乏。封閉拒絕貿易交流的。現在的教育有系統隱瞞這些，讓他們支持希拉里的主張，上年紀的80後都支持特朗普的做法，80後小時候都有物質缺少的輕微體會，所有的傢具必須家裡自己做，根本沒有購買到的可能性，70後以前乾脆有任何現在隨時購買到的要一年排老長隊才能吃一次的經歷，每年到頭必須吃極其單調的食品，連續吃好久，類似現在朝鮮，大山裡面的孩子的生活，而現在的教育系統刻意隱瞞，讓現在的學生遊行抗議，和長輩投票不同，這樣的教育系統早晚會崩潰，所謂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現在數字技術提高的生產力一旦崩潰，就只能回到那個匱乏的時代，在殖民地全球化時代，各個殖民地相互自和母國貿易，和其他國家完全沒有貿易聯繫的，英國海盜德雷克販賣奴隸去西班牙殖民地幾乎被殺死就這個原因，而西班牙的各個殖民地之間也不讓各地總督進行私自的橫向聯繫，必須完全通過西班牙指揮操縱下完成一切聯繫，80後對必須通過外貿易局批條才能進行外貿還有點印象，和蘇聯陣營完全沒有聯繫也相當有體會，可是90後完全對此一無所知，刻意隱瞞只能說是教育系統的惡意隱瞞，早晚為此付出代價，專門收集此類信息以備不時之需，是不是全世界第一個。做法可以作為法律標準直接執行。
特朗普說的自我封閉貿易，高關稅絕對可以是未來的主流國策，那樣的世界做好準備才是正途

工業品如果不能吃就是金屬，而沒有糧食就什麼也不是，不僅僅是蘇聯，中國不也學校停課鬧革命，美國反對越南也不上課，而民主柬埔寨乾脆殺死全部知識分子讀書識字人，

沙俄時代反過來了，沙俄也餓死人（據說每年凍餓而死的窮人大概有十萬之眾，不過那個時代這個是普遍現象，就是英國倫敦一樣有很多餓殍），不過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彼得堡、莫斯科這些地方），因為農民有糧食，大不了不賣就是（沙皇沒有餘糧徵集隊），城市貧民和工人只能靠錢買。
但是相比之下蘇聯新社會的效率顯然更高，而且餓死的主要是農夫（餘糧徵集隊不是白給的）
沙皇俄國是歐洲重要的糧食出口國，而蘇聯為何卻一直無法解決糧食供應？ - 57神針的回答 - 知乎
本世紀前，農村冷兵器輾壓城市，現在的飛機坦克讓城市掠奪農村，本世紀和以前的最大區別就在這裡,中國從古至今典型家庭環境是
門對千竿竹
家藏萬卷書
，現在只有鄉村才有那麼空曠的地形，結合前面俄羅斯城市餓死人的看只能是全世界進城市的全部餓死了才能如此持續情況，古代俄羅斯規定多少俄羅斯畝一定出一個士兵，完全是寫給俄羅斯鄉下地主看的，對城市居民完全無效，城市人不能去鄉下搶劫糧食只能反覆餓死，蘇聯強調城市人利益搶劫糧食這是最大區別，
什麼主義都是假的，明天吃的去那裡拿，用什麼武器去拿才是最重要問題

綜合上面的介紹在以前城市人口其實恆定不變，其實去城市的人如果打不過城市生產的武器就會被殺死，餓死，最理想的是強壯的配合城市的武器盔甲成為騎士武士階層，蘇聯老紅軍寫回憶錄提到，一個地主主動要求自己娶他的女兒，在古典故事裡面殺死惡龍，邪惡勢力之後的英雄娶領主的女兒成為土地士兵名額擁有人守護者，無非就這個套路，蘇聯的做法中斷這個工程，把鄉下定義為富農，地主全部消滅掉，利用熱兵器，坦克汽車的配合，碾壓了農民這個階層的利益，中斷了古典時代以來的規則，所以這樣的做法無法持久，從來沒有任何道德規範允許這個行為的實施。歐洲視武力為美德，但是進行階層化的迫害，古老的傳說都不曾有表示過對這類行為的支持，
，如上說古代世界的城市從來不能進行人口，職業的擴張，到本世紀才突然解決糧食和工廠的技術突破城市生活突然成為社會活動的主流地位，問題是能持續多久無人得知。在古典世界天下第一的名號可以方便取得土地守護武力的名額，自然人人視為正途，其他職業屬於偏門在食物供應不足時代全部餓死，城市首當其衝，來多少餓死多少自然保持人口不變

作者：zhen-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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