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漢武帝的輪台罪己詔？
看了漢武帝的一生，覺得他的罪己詔是最讓我觸動的…
有些回答黑的的確黑到了點子上……
但不要對古代帝王要求過高。
就從全世界來看，也就漢武帝開這個頭，中國皇帝還知道給統治階級視為豬羊的人民公開自我反省。
當然後面其他皇帝的罪己詔就有點做樣子的意思了。
我們從武帝末年的政治舉措、人事變更，歷史發展和時代背景說起吧。
武帝時中央極度集權，政權高度鞏固。
武帝繼位的早期用田氏外戚鬥倒竇氏外戚，再卸磨殺驢幹掉田氏外戚，扶植啟用新王黨儒士開內朝外朝削弱相權。這樣的背景下，丞相這個文官系統的最高領袖位置就處於君權與相權爭鬥的風口浪尖上，再加上漢代的外戚掌權傳統，外戚多用為丞相，丞相這個位置又是君權內部下君主與外戚較量的擂台，簡直是大火坑、修羅場。
武帝在位50餘年，誰在丞相這個位置上，就差不多是個死了。
武帝中期，老滑頭公孫弘難得的在武帝朝中老死任上，丞相位置開始更迭，這之後的李蔡（因為侵佔景帝陵寢問罪）、庄青翟（朱買臣等三長史害張湯合謀）、趙周（諸侯獻黃金不足沒上報問罪），全部因罪自殺。無黨派老頑固石慶過來擺設一下，老死了。
繼任的公孫賀，武帝做太子時就是太子舍人，鐵杆王黨！和衛青早年被武帝放置在伐匈奴的軍事事業上。死了這麼多丞相，武帝讓這個信得過的發小過來接爛攤子，公孫賀嚇壞了，推脫不了還是上任了。
可惜，後來在負責打擊豪強地方勢力陽陵大俠朱安世的時候，被反咬一口誣陷詛咒武帝。
巫蠱之禍自此始。
公孫賀的兒子公孫敬聲是衛子夫皇后長姐衛君孺所生（公孫賀還是武帝連襟），牽扯和衛皇后女陽石公主私通，還有公孫賀，連同衛青長子衛伉、諸邑公主全部冤死。
公孫賀不光是鐵杆王黨、武帝親信，他還是王黨下衛霍外戚集團的成員。
我給各位回放一條信息，公孫賀前任：庄青翟是太子少傅，趙周是太子太傅。庄趙二人利益關聯，太子黨，衛霍集團成員。
全倒了，是不是可以看出什麼？
武帝末年巫蠱之禍，就是強勢的武帝權力中心與王黨中的衛霍集團演變成外戚太子黨第二權力中心，在權力過渡交接上的反目鬥爭！
衛霍集團在武帝中期，權傾天下，武帝已經開始逐步減弱、漸漸遏制衛霍集團的權勢了，到了晚年，衛青、霍去病，軍政大權掌握者、衛霍集團領袖都在死前鞏固了衛霍集團的安全後，走了。
武帝接著用寵妃李夫人的李氏外戚集團來填補衛霍二人走後留下的權力中空，打壓頂替衛霍集團。
想要在朝中將衛霍舊黨和李氏新黨形成平衡對歭的局面。
武帝聰明一世，這次看看他是不是玩脫了。
公孫賀倒台，是太子黨衛霍集團的喪鐘信號。
繼任丞相劉屈氂，漢武帝的哥哥中山靖王劉勝（劉備攀的祖先）的兒子，武帝侄子，宗室，這差不多是很難得見到的除了外戚、文官主流之外，由宗室來做的丞相了。
武帝找這個本來防範甚深勢力大減的宗室力量來幹什麼？看劉屈氂做的事就知道了。
和李氏外戚軍政領袖李廣利結黨，試圖擁立李夫人生的昌邑王劉髆為太子，爭儲（巫蠱後來的事了，但這時候肯定在牽線醞釀）。
劉屈氂加入李氏外戚新黨，與衛霍集團太子黨有本質衝突。
武帝親信江充，宦官蘇文，都是太子黨死敵，炮製了巫蠱之案。
武帝不在長安，在城外甘泉宮，江充一宮廷小吏操刀主事，要抓捕太子劉據，太子起兵誅殺江充，武帝令劉屈氂回京武力平亂，父子交兵相殺，太子劉據、衛皇后和權傾天下的衛霍集團被大清洗覆滅。
太子躲入民間，被搜捕自殺，武帝聞之哀痛，事後大清洗罪責追捕太子之人，可見他並不想要太子性命。事後也沒有明確給劉據定謀反罪。
那這一場大戲，武帝的計劃和目的是什麼？
武帝的失算，事件偏離掌控就在江充上奏太子巫蠱，太子起兵誅殺江充！
武帝沒料到太子會起兵。
按照原來事情發展的順序，太子被定案，審查、失勢、太子黨被當替罪羊打壓、朝臣清洗，留下太子，除掉衛霍集團的權勢，消滅第二權力中心，穩定朝中李氏外戚新王黨和太子黨的勻勢，放緩權力交接的過程，讓權力和既定國策再在自己手上留幾年。
然後再決定是否改國策，讓太子黨交接權力退休。
少年戒色，中年戒剛，晚年戒貪。
然矣。
雖然太子仁孝平和，守成之君，與武帝開擴尚武國策不同，正需百年後讓太子收拾爛攤子，起轉承合。
這些武帝都懂，深以為然，後來他還是這麼做的。
但是這次，他老了，50年君臨天下，容不得權勢不在己手，貪婪的權力欲促使他決定在權力交接的事上，加大手段遏制接班人權力中心的勢力，延緩國策權力的更迭時間。
真的玩脫了，溫文爾雅、總說不像自己的兒子，本來那麼了解，可他最後像了自己一把，儘管衛霍集團第二權力中心被清洗了、延緩了權利交接的速度，但是兒子沒保住！明天的希望，後事的安排，數十年苦心栽培，功虧一簣！
劉屈氂要讓昌邑王上位，聯合李氏外戚總攬大權代替衛霍，被武帝用完就扔滅了。
李氏外戚軍政領袖李廣利主持對外事務，伐匈奴、打西域一系列軍事失敗、爛泥扶不上牆（漢朝連年征戰，國力不濟，銳氣也到頭了）。李氏外戚也被清洗。
朝廷此時權力真空，繼任接班人空白，黨派全被清洗。
對外政策失敗。
連年征戰，文景積蓄用盡，財政危機，用桑弘羊實行鹽鐵壟斷專賣，出賣爵位，允許以錢贖罪。有效搶救經濟。
但導致吏治腐敗。
官府與地方豪強（為了權位）橫徵暴斂。
加上軍事上的一系列戰爭，師老兵疲、民丁凋敝。
大亂將起！
征和四年（前29年）
桑弘羊等人上書於西域輪台駐兵防備匈奴、控制西域。
武帝拒絕了。這篇著名的輪台詔出台了。
改國策，黃老無為，休養生息，提下接連50年的大動作扯著的蛋，培養霍光、金日磾、田千秋、上官桀等親信為首的接班集團，以此過渡，計劃好休養生息後的守成國策。鞏固即將出現大亂的統治，懸崖勒馬。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輪台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其眾。
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軍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憂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一個重大中心思想國策的改變，挽救了以此為前景發展引致的頹勢國運。
武帝最後還是很聰明。
犯了個大錯還能補救建立新的接班集團繼往開來。
PS：
別的樓有朋友提及，去世不久的田餘慶老先生那本秦漢魏晉史探微里就有篇論輪台詔。
朋友們大可直接看的。
另外，我這篇文有些跑題，側重於巫蠱之禍。
寫巫蠱之禍是為了把我對漢初的權力更迭人事走向的看法，結合別的幾個答案中的內容整理一下，形成知識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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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純粹根據思維邏輯腦補分析，未曾用史料考據，語多紕疏。
還有別的觀點如：偶然眾人陰謀論，偶然迷信論。
見仁見智，歡迎討論。
不要說兩千年前的自稱天子的半人半神的皇帝了，就是放在現在，讓一個掌管十來個人的單位的小頭頭，在大家面前公開誠懇的認錯，有幾個能做到？大部分人還不是拚命的遮遮掩掩。
何況皇帝是被神話的人，是聖人，是不會犯錯的天才，承認自己有錯，就等於承認自己不是神而是也會犯錯誤的人，就等於在自己的統治合法性上撕了一個口子。所以漢武帝能下罪己詔真的稱得上是雄才大略。
感謝 @許明亮@孔鯉@Agoni 邀請……
還是先讀文本吧。想快進的可以直接看最後的結論。
《輪台詔》下於征和四年，來龍去脈可見於《漢書·西域傳下》。以下凡是牽涉《輪台詔》的史料原文，我會用下劃線標出，其他都是旁證。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
通西域是個長期過程，自建元初年延綿數十年。置校尉與屯田其實是相為表裡的守邊措施：
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台、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即太初以後，河西四郡設置，自敦煌到鹽澤的道路打通，漢廷在輪台、渠犁就開始了屯田工作，田卒數百人，由使者校尉領護，這些人的勞動一方面可以供給往來的漢使，另一方面也是實打實的領土擴張。
然而：
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
注意這裡說的「海內虛耗」。大家更為熟悉的應該是另一句：「海內虛耗，戶口減半」。不錯，這句話經常出現在後來對武帝末年的描寫之中，如《漢書·昭帝紀》贊曰：
（昭帝）承孝武奢侈余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又如《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自是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
「戶口減半」之語，雖然說起來很順暢，順暢得不夠嚴謹，但當時師旅征伐三十餘年，人口由於1）戰爭2）天災3）遷徙等等原因而流失減少，當非虛語。
從太初年間設置屯田，到征和四年下輪台詔，這中間漢廷對匈奴和西域的戰爭，基本是以李廣利為首領。李廣利伐大宛四年，攻匈奴三次，征和三年在第三次攻打匈奴時敗降。這與當時長安李家被族誅也是有關係的，不論。
總之我們看到，漢武帝時的對外戰爭，以衛霍時期和李廣利時期為非常明顯的兩條分界，衛霍時期的投入兵力少於李廣利時期，但李廣利時期收穫的效果卻遠比衛霍時期要差。李廣利伐大宛，帶兵前後十餘萬；第一次攻匈奴，騎兵三萬，敗績；第二次攻匈奴，騎兵六萬、步兵七萬，另還有其他將領的支援部隊計七萬餘，勞而無功；第三次攻匈奴，兵力不詳，但僅前頭部隊就有兩萬，投降。
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
總之，李廣利等將領的數次征伐，給漢朝的人口與生產帶來的損失是很嚴重的。
上既悔遠征伐。
武帝晚期，社會經濟狀況被戰爭拖累，李廣利投降以後，漢武帝也不再出兵。這時，桑弘羊等人來提建議了：
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
桑弘羊有比較強勢的發展經濟的理念，我們都知道。此處的丞相和御史二人是誰呢？御史，是商丘成，因平定戾太子之變有功而拜御史大夫，並且曾與李廣利一同出兵過；丞相是誰卻不明確。上一任丞相劉屈氂是在征和三年六月被誅，征和四年六月，拜車千秋為丞相。這中間一年，《百官公卿表》未記載誰為丞相，那麼一般就是沒有丞相。又因為我們不知道輪台詔發出的具體月份，所以我們不能確定這個丞相是不是車千秋。但是在輪台詔發出之後：
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這就很明確了，這個丞相就是車千秋。
以下是這三人的奏疏原文：
「故輪台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台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征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
這段話的大意是怎樣的呢：
- 通溝渠：我們過去在輪台、渠犁等地搞的屯田，現在已經有了五千多頃的肥美農田，請求朝廷再建設一下灌溉設施——通溝渠。這個灌溉設施要怎麼辦呢？就把當時咱們放在輪台的那些田卒，由護領他們的校尉帶著，去搞這些建設。
- 設職官：在田卒們搞建設的同時，還要配備一些行政官吏，傳遞往來消息。
- 移民實邊：待得這些建設搞好一年，有了收成，咱們再招募百姓去那邊居住下來，就是移民。這些老百姓在那邊種田，不僅安居樂業，還可以將大漢的威名遠播。
我們再來仔細看，其實這三個請求中，比較麻煩的是第一項和第三項。第一項還比第三項要好辦一些，畢竟田卒是現成的。我們知道漢武帝時期很喜歡搞大移民，移民不論如何都是很傷筋動骨的事情，何況我們在上文已經分析過，這個時候的漢朝已經拿不出那麼多人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漢武帝發出了輪台詔：
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輪台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其眾。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軍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
這是第一段。段落大意有三：
一、解釋過去為什麼要設置屯田。是因為周邊西域小國已疲，無力給養經過的漢朝軍隊，而漢軍自帶糧食又不足夠，乃至「道死數千人」。所以漢武帝從酒泉發糧，從張掖發人，漸漸就留在了邊地。畢竟「不甚遠」，這句話是武帝小心翼翼找的借口。
二、解釋自己為什麼要連年征伐，而此處的「連年征伐」專指「派李廣利征伐」。漢武帝給出的理由是：
- 漢家在匈奴處受到侮辱，國家尊嚴的喪失。
- 占卜皆言利於用兵。
三、對於李廣利的失敗，武帝也給出了理由，認為是因為他沒有聽從自己讓他「毋深入」的指揮，而漢軍失去了一個將領就全軍潰敗了。
但不論他給自己找了多少借口，他也確實承認了：
曩者，朕之不明。
這句話是很需要幾分氣魄的。
再接著看這道詔書：
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
這句話的大意和上段話的第一句一樣，表明他不願意再勞動人民。
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
這個大鴻臚，是田廣明。車千秋以大鴻臚遷丞相，田廣明代之為大鴻臚。田是有名的酷吏，事在《漢書·酷吏傳》。這段話中提到募囚徒送匈奴使者的建議也很符合他的身份。漢武帝在此對這一建議表示了不贊成。
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
這一段講的是邊塞行政的瀆職缺位。有人逃出，有人役使兵卒打獵漁利，有人不備邊事，這些都不見於上報朝廷的文書，漢武帝對此提出了批評。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這是大總結了。根據之前提出的種種問題，漢武帝認為當下的方針是：
- 禁暴政，平稅賦。
- 發展農業。
- 發展畜牧業，積極養馬。
- 不可忽視武備。
最後一條是直接承接前一段關於邊塞吏治問題的批評而來的。
漢武帝提出當下方針之後，又立刻做了兩件事情：
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 讓郡國二千石都來思考思考怎麼養馬。
- 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
第二項是人事變動，牽涉的內情更複雜，但於輪台詔本身無關，先不論。
我的個人結論到此，我們可以矯正幾個對於輪台詔意義的模式化觀點：
- 桑弘羊請求的出發點不是屯田，而是邊塞上的經濟建設，確切地說是農業建設。農業建設伴隨有移民。
- 漢武帝否決了桑弘羊的建議，並同時提出戰爭對國力損耗過大，從此不再發動戰爭。
- 漢武帝還提出了幾個關鍵點：1）經濟還是要搞的，要平緩地搞。2）武備還是要積極的，要有備戰意識。3）吏治還是要整頓的，該嚴厲的還得嚴厲。
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輪台詔象徵著武帝強硬而好武的對外政策的結束和懷柔養民的對內政策的開始，並且由此為後來的昭宣中興打下了基礎。我認為這樣的觀點還有幾分可商榷的地方：
- 強硬而好武的對外政策的結束——我完全同意。
我認為，輪台詔最大的意義，其實不在於那廣為傳頌的九字方針「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而在於：
停戰。
停戰給漢朝帶來的收益十分顯著。首先省去了最大的開支即軍費，其次人口得以漸漸恢復，在停戰的背景下，農業、吏治等等，都有了喘息之機。三十幾年的對外戰爭終於告一段落，人民慢慢從創痛中平復過來。
- 懷柔養民的對內政策的開始——我部分同意。
輪台詔中宣布的方針畢竟只是方針，方針起到口號作用，確實會對社會經濟產生重要影響，但是我們還需要注意到輪台詔下後，人事變動微乎其微。武帝封車千秋為富民侯，而車千秋正也是與桑弘羊一同上書請求在輪台搞經濟建設的人；大鴻臚田廣明是酷吏，雖然其建議被批評了，但仍在當他的大鴻臚；等等。
真論起來，武帝將哪一項方針是確實落實了呢？
發展農業。
《漢書·食貨志》：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趙過我們都熟悉，發明了代田法的農學家。趙過對武帝末年農業發展的貢獻是顯著的：
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至於平稅賦，則只限於不再增加，減少並不突出。
社會的貧富分化現象日復一日地加重，而且穀賤傷農，甚至到宣帝時還是：
百姓安土，歲數豐穰，谷至石五錢，農人少利。
所以，綜上，我們可以這樣來總結輪台詔：
- 它提出的與民休息的方針影響到昭宣朝的施政方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 輪台詔的最大意義在於停戰；輪台詔下後，農業得到發展，經濟緩慢恢復，是值得肯定的。
- 然而對輪台詔本身並不可附加太多的對社會經濟的實際意義。簡單認為輪台詔意味著漢武帝政策的全盤清洗或漢武帝的全面改過或武帝時朝局的大換血，都是不太妥當的。
- 它體現出了漢武帝寬厚而冷靜的一代英主的心態。嗯，這一句是我YY的，但我也確實如題主一樣，曾經被輪台詔打動，不為它的實際效益，而僅為漢武帝「朕之不明」的反省。
對於任何封建王朝來說，它的亡國的原因，你可以羅列一大堆，比如災害頻繁、氣候變化、外族入侵、勞役頻繁，說多少都不為過。
但是，我們既然有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指導，就不難發現所有封建王朝滅亡的最本質的原因，所有封建王朝滅亡的共性，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度。
每個王朝初年，土地較為平均，國家有大量的自耕農，這些人是封建王朝的統治基礎。自耕農佔比例越多的封建王朝，其內部社會越安定，對外軍隊戰鬥力越強。但是這種經濟有個特點，小農經濟很不穩定，碰個災年大批自耕農就要破產，賣兒賣女賣地換點活命口糧，地多得很容易度過災年，一個災年就能獲得大批土地，這樣隨著時間發展，土地越來越集中，盤剝越來越嚴重，無地貧農越來越多，這個時候農民起義風氣雲涌，社會就會動蕩不安，國家無禦敵之兵，內外交困，碰到個大事，就會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所以王朝滅亡最本質的原因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度，這個是無解的，其他各種原因都是皮毛。其他的比如徭役嚴重之類的，封建土地一集中，財主錢多勢大，國家稅重，稅負就會轉嫁到小農身上，促進小農破產和土地進一步兼并。國家減輕稅負，由於政令下不到縣城，鄉間還是土財主天下，減輕稅負減的只是地主的，屁民的仍然減不了，多餘的進了地主口袋。所以所謂徭役繁重也只是表面現象，會加速土地集中加速王朝覆滅。
再說到打擊匈奴的問題，以前跟歷史大牛探討過，封建王朝畢竟是生產力發達，生產力決定武器，武器決定戰術。匈奴騎兵好的有個皮甲，不好的甲都沒有，弓也不是後來蒙古騎兵的複合弓，箭頭還是骨制的，砍刀也只有四十幾厘米，戰術就是騎射為主。漢王朝鐵甲強弩，骨箭射不穿，百鍊鋼技術鍛造的砍刀可以一米多長，鋒利無比，戰術就是冒著箭雨貼上去砍白菜。一到冬天，匈奴沒吃沒喝，來年春天人困馬乏，漢王朝有存糧有馬廄，冬天養得膘肥馬壯，來年春天追著匈奴一路砍殺，越耗匈奴越難以支撐。因此只要國家內部不出問題，打仗的損耗根本不算什麼，怎麼打都打得贏，偶爾的敗績影響不了大局。因此對外戰爭對王朝滅亡的影響根本不算啥。即使影響，也是封建土地制度講稅負帶來的負面影響放大。
再來看罪己詔，漢武帝作為封建地主的大代表，也由於歷史局限性，不會去研究土地所有制等生產關係，也不會去改變封建土地制度，他的罪己詔當然不會指出這些原因，自己能說出口的錯誤必然是冠冕堂皇的，就比如很多人公開說自己缺點時，就是「太追求完美、太拚命不注意休息」等等，漢武帝也是這樣，「我的錯誤就是拚命打匈奴把國家耗垮了」，你看，連錯誤都犯得大義凜然冠冕堂皇。《罪己詔》就是這樣的，不會指出自己最本質的錯誤，當然這也不是他的錯誤，他也沒法本質得去改變什麼。他能做的就是減輕社會矛盾，減輕稅負徭役雖然不能觸及封建土地制服，但會減緩土地兼并速度，給封建王朝續命，就像海瑞勒令大官僚地主退田一樣。漢武帝沒有成為亡國之君，也正是這樣，他辦實事，他的所作所為還是能給王朝續命的，不至於讓社會矛盾激化到到他這一代就垮掉，這是他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做得出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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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區有說我生搬硬套的，可能是沒看懂我的邏輯？我是先說明一切封建王朝的動蕩甚至毀滅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在這個前提下論證一下其他原因都是皮毛，之後再看漢武帝的罪己詔，只能治標不治本，只能續命不能根除的歷史局限性。漢武帝頒布《輪台罪己詔》的時候，是在「巫蠱之亂」末期，當時太子為不受侮辱而自殺而亡，衛皇后也為證清白而自盡而死。
首先，我們就先了解一下太子劉據吧。作為漢武帝與衛皇后所生長子，也是武帝而立之年才得到的第一位皇子，因此在其尚未出生之時，武帝就已命當時的文人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以為祝賀，其實就等於已經提前昭告天下：這個還未出生的皇子就是大漢朝的儲君、未來的天子。而在其出生之後，武帝又命枚皋等人作文祝賀，並且在長子七歲之時便立為太子（由於武帝自己也是在七歲的時候被立為太子的）。之後，便為其在全國挑選知名大儒做太子太傅，悉心培養太子。
在太子十六歲的時候，還賜給太子博望苑以讓太子能夠親自結交一些能人義士，並且每次出巡都要將太子帶在身邊，以便讓他學習應如何處理政務；在太子及冠之後，武帝便著力培養他的為政能力，讓他監國並從不過問太子所處理過的任何事件。
雖然武帝同意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還是實行王霸之道，任用用法嚴苛的酷吏；而太子從小就學習《春秋》《左傳》《穀梁》，因此心存仁道，用法寬容，經常為武帝所判一些刑事案件而翻案，使得一些酷吏開始心有不滿。然而，了解太子的武帝並未對此橫加阻攔，而是大力支持，並曾讚賞太子道：「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漢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因此，父子二人，相互信任，使得其他小人無可趁之機。
隨著武帝的年齡越來越大，也就越來越害怕死亡，整天懷疑有人詛咒自己，精神也大不如從前。結果這時就出現了一個叫做江充的人。江充，為趙國人，因在趙國得罪了趙王而逃亡長安，因人品極差而沒有得到太子的重用，轉而投靠了協律監李延年並與之結成一黨。有一次，江充因一件小事而得罪了太子，便害怕將來太子一旦登基就會對自己不利，便處心積慮的想要除掉太子，因此他便向武帝奏明：「宮中有人埋有巫蠱，想要詛咒陛下早日升天。」結果越來越疑心的武帝便命江充為繡衣使者，專門徹查巫蠱事件。於是，江充便在抓了幾個皇親國戚之後，便將矛頭對準了太子，而太子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先發制人，率領太子府的親軍將江充處死並蒸煮了胡巫，並打算面見武帝以說明真相。
可已經被奸臣蒙蔽的武帝哪裡還有往日的英明，不分青紅皂白就下令京郊御林軍圍剿所謂的叛軍，結果將太子逼出京城並最後自殺身亡，也使宮中的皇后因不能自明而自盡。
痛失愛妻、愛子的武帝此時方如夢初醒，痛悔不已，下令族誅江充、李廣利、劉屈髦的九族，並且所有參與追殺太子的一干人等全部打入死牢。不僅如此，武帝還在長安建思子宮，在太子死難之地——湖縣建歸來望思台，以寄託哀思。
由於長年的四處征戰，百姓已經是民怨四起，武帝這才意識到太子生前決策的正確，於是便下令頒布《輪台罪己詔》，向天下人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任命太子親信田千秋為丞相，封為富民侯。
因此，作為武帝悉心培養的接班人，太子劉據沒有讓武帝失望，是一個合格的帝國接班人。只可惜，世事難全……然而，作為一個政治家來說，只要自己生前的政治規劃、施政方針能夠得以實施，那就是最大的成功，因此，太子劉據雖死猶生，雖敗猶榮。
推薦兩篇著名學者的文章，可以說是代表這個問題研究的最高水平了。
最著名的 論輪台詔.pdf_免費高速下載
最新的 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構建【國史】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李曉鵬：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糾正被儒家文官扭曲的歷史
大意：儒家文官集團為了維護官僚集團統治的合法性，打擊軍人、弱化皇帝的權威、并力圖貶低抵抗游牧民族戰爭的合法性。
而《輪台罪己詔》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被捕風捉影的炮製出來的。
以下是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pengyouquan1982」，改編自作者李曉鵬在新書《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出版座談會上的演講，觀察者網經作者授權轉載。】
一、從漢武帝「晚年悔過」事件的真偽說開去
我在《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這本書裡面，重點對明史發表了一些新的看法。考證指出，清朝官修《明史》是被投降滿清的文官集團，特別是東林黨人，帶著很強的偏見去寫的，裡面有很多歪曲歷史真相甚至顛倒黑白的內容。但是對於明史之前的中國史，我這本書里說的東西是比較少的。
最近，我看到了一篇長文，感覺到我的這些觀點，其實在《明史》之前的中國史中，也有很多被儒家文官集團故意歪曲顛倒的地方。這篇文章是辛德勇寫的《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在這篇文章中，他對一直以來被認為是非常權威的正史《資治通鑒》中的很多內容進行了考證。指出《資治通鑒》並不是很多人理解的是一個非常客觀的正史，而是一本帶著強烈意識形態偏見的書。
這篇文章主要考證了「漢武帝晚年悔過」這個故事的真偽。
漢武帝大家都知道，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最主要的功績，就是在西漢王朝前六十年休養生息、發展國力的基礎上，對匈奴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他派名將衛青、霍去病等三次大規模出擊匈奴，收河套地區，奪取河西走廊，將當時漢朝的北部疆域從長城沿線推至漠北。喪失肥沃茂盛的漠南地區後，匈奴王庭遠遷漠北，這就基本解決自西漢初期以來匈奴對中原的威脅。
漢武帝北擊匈奴戰爭示意圖
在對匈奴的戰爭同時，他又恩威並施，同時採取外交手段和軍事手段來使西域諸國臣服。為後來把西域併入中國版圖奠定基礎。
這些成就是中原農耕文明對北方游牧文明的偉大勝利。當時的匈奴是地球上最強大的軍事帝國之一，對中原文明形成泰山壓頂之勢。漢武帝給予匈奴的毀滅性打擊和征服西域，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是中華民族崛起的標誌性事件。他也因此名垂千古。
但是呢，也流傳一種說法：到了漢武帝晚年，他對自己的這些行為開始反思，甚至有點後悔了。他覺得對匈奴大規模的戰爭實際上是勞民傷財的舉動，導致民不聊生、社會動蕩，所以他開始反悔自己之前的戰略決策。
這種說法的權威來源就是《資治通鑒》。《資治通鑒》裡邊關於漢武帝「晚年悔過」的描述是這麼一段描述：
征和四年三月，從泰山封禪回來以後，漢武帝說了這麼一句話，叫做「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這句話說的很重：「即位以來，所為狂悖」——就是把自己當皇帝以來，前三四十年做的事情全盤否定；「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我非常非常後悔，自己扇自己耳光。
《通鑒》裡面還說，有一些儒家學者跟他建言說方士神仙信不得。漢武帝也完全接受他們的建議，把所有的方士神仙全部趕走了。
為了表明自己的悔過，漢武帝還為此寫了一個詔書，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輪台詔」，又稱為《輪台悔過詔》。
在這個詔書裡面——根據後代學者的說法就是——漢武帝系統地反思了自己一系列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的錯誤，進行了全面悔過和自責。
田餘慶發表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論輪台詔》一文，就是說在漢武帝去世前兩年，大幅度轉變了政治取向，由橫賦暴斂、窮兵黷武，轉向「守文」，澄清了紛亂的局面，穩定了統治秩序。這樣，在武帝死後，西漢王朝才有了「昭宣中興」的大好局面，使西漢統治又延續了近百年之久。
田先生的意思，反過來理解，就是說：如果漢武帝還走原來那條窮兵黷武的道路，可能西漢王朝馬上就要崩潰了、就要滅亡了。正是因為有了晚年悔過，有了這個「輪台詔」，使這個國家又得以休養生息，重新復興。國家才又存在了一百年。而田先生的這個論點，最重要的依據就是《資治通鑒》上的記載。
如果《資治通鑒》上的說法是真實的，那麼我們就會對漢武帝一生的功績產生很強烈的疑問。漢武帝去北擊匈奴，這麼大一件事，可能就是過錯大於功勞了。他不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是一個好大喜功的暴君——為了滿足自己開疆拓土的虛榮心，搞得天下民不聊生，這不是暴君是什麼？
但《資治通鑒》上的記載，也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首先，一個皇帝，特別是像漢武帝這樣強勢的皇帝，竟然會公開用「向時愚惑」，甚至「所為狂悖」這種詞句來自己罵自己。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就算他意識到了錯誤，悄悄的糾正過來就可以了，或者找幾個替罪羊，把執行他之前戰略擴張政策的大臣拿下，政治路線自然就轉變過來了，何必用這麼嚴厲的詞語咒罵自己呢？這種做法本身有點違背常理，讓人覺得可信度不是很高。
而且，根據《資治通鑒》的記載，他說自己「向時愚惑，所為狂悖」，正好發生在他去泰山封禪回來以後。漢武帝泰山封禪是當時的一件大事，很多歷史文獻都有記錄，《漢書》裡面也有明確的時間記載，真實可靠。那麼，武帝的想法轉變得太突然了。如果他真的在深刻反思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為，又非常聽儒家學者的話，他可能就不會帶著一大批方士神仙去泰山封禪，宣告自己的偉大功績，搞這麼大一件勞民傷財的事。泰山封禪回來，就幡然悔悟，自己罵自己，這個轉變速度也不太符合人之常情。
前面這兩條，都是基於常理的推測，對史料提出質疑，還不能算是證據，不能證明漢武帝「晚年悔過」的那些話是假的。
辛德勇先生在他的文章裡面提出了一些證據，我認為是比較有力的。首先，漢武帝自己罵自己的這段話，在《漢書》裡面都沒有記載。是在西漢滅亡一千年以後的《資治通鑒》裡面才出現。
《資治通鑒》裡邊能在《漢書》裡邊找到根據，說漢武帝有「晚年悔過」之舉的，只有一個「輪台詔」。
《輪台詔》的原文，在漢書裡面有記錄。如果我們認真地讀一下《輪台詔》以及它發布的前因後果。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問題：所謂的「輪台之悔」，並不能成為漢武帝系統地反思自己政策的一個證明。
《輪台詔》的發布是什麼背景呢？就是桑弘羊等幾個大臣，上疏請求漢武帝下令派人到西域輪台那個地方去駐軍囤田，說這個地方是西域的戰略要地，佔領這個地方有助於加強對西域的控制。
漢武帝接到上疏以後，就下了一個詔書——也就是「輪台詔」，說了一大堆話，總的意思是：輪台這個地方非常偏遠，前一段時間我們對西域用兵，特別是貳師將軍李廣利去征西域，仗沒打好，損失慘重，勞民傷財，士兵大量死傷。我感到非常的悲痛，覺得目前還是應該讓士兵和人民都休息一段時間，所以輪台駐軍這個事兒就不要幹了。（《輪台詔》原文見附錄）
所謂的「輪台悔過詔」，其實就這麼一個東西。
從「輪台詔」發布的前因後果來看，實際上漢武帝只是針對輪台駐軍這個事在說事。他完全沒有說自己北擊匈奴的整個戰略是錯的。
這裡面武帝有關對軍事失利和人民困苦的反思的原話是：
「貳師敗軍（貳師將軍李廣利敗了），士卒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他重點是說輪台駐軍這個事兒。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這個詔書的後面，他還補充說了一下，雖然輪台不駐軍了，但還是要「毋乏武備」——不要讓我們國家的軍事實力因此而被削弱。整個詔書的最後一句話，是「郡國二千石以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兩千石以上的地方官員，都給我上書說一下，以後我們怎麼幹才能夠積蓄更多的馬匹，怎麼能夠鞏固邊防。
從這個文本裡面，我們看得出來，《輪台詔》的意思就是：前兩年我們打仗沒打好，花的錢太多了，所以應該休息兩年，把工作重點從對外征伐轉變為改善內政和補充兵馬錢糧，現在就不要到輪台那麼遠的地方去駐軍囤田了。這屬於短期的戰術調整，而並不是否定之前的國家戰略。
——至於所謂「向時愚惑，所為狂悖」這種話，並沒有出現在《輪台詔》或者其它任何漢朝官方記錄中，只能在《資治通鑒》中找到。現在有一些文獻直接說武帝在《輪台詔》中罵自己「所為狂悖」則是完全以訛傳訛、牛頭不對馬嘴了。
除了《輪台詔》的文本解讀以外，說漢武帝「晚年悔過」的事情不存在，還有幾個證據。
第一個證據：武帝死後，留給兒子的顧問班子，即所謂顧命大臣，都是對外進攻政策的支持者和積极參与者。
武帝的兒子八歲登基，受武帝顧命掌握大權的主要是四個人：霍光、桑弘羊、上官桀和金日磾。
霍光是大將軍，是征討匈奴的名將霍去病的弟弟。漢武帝信任他，很大程度就是因為霍去病。
桑弘羊是武帝的財政大臣，他以善於為皇帝理財而名垂千古。武帝對外戰爭，主要就依靠桑弘羊建立了一套徵稅系統來保障軍費後勤。國家壟斷鹽鐵專營和對商人徵收重稅來擴大財政收入，都是桑弘羊搞出來的。
上官桀是職業軍人，官拜左將軍，曾經與李廣利一起統率漢軍，北拒匈奴，西征西域，拓疆守土，戰功顯赫。
金日磾是匈奴人，是對投降漢朝的匈奴休屠王的兒子。投降以後一直是武帝的貼身侍衛。
我們看武帝留下這個人才班子，三個武將加一個軍事後勤專家，這四個人都不是儒家文官，也不是主張修身養性的黃老學派代表人物。這個班子的搭配說明，武帝希望在他死後，前幾十年這種對外擴張政策能夠得以延續。
如果漢武帝在他去世之前三四年已經對自己之前的政策感到後悔，那麼他一定會對核心決策層進行調整。他死後留下的這個顧命大臣班子，肯定不是這個樣子，肯定會有一些儒生，有一些向他提議進行戰略休養生息的官員，但是沒有。這是武帝沒有「晚年悔過」的第一個證據。
第二個證據就是《鹽鐵論》。
《鹽鐵論》是漢武帝去世之後四年，由霍光和桑弘羊組織的一次討論國家鹽鐵專賣的會議記錄。這個會議記錄很幸運的完整保留下來了，直到今天我們還能夠看得到。
在這個會議記錄中，桑弘羊等中央官員，與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對漢武帝時代的政策進行了長達數天的討論。如果漢武帝在晚年有過系統的「悔過」，主張與民休息，認為自己窮兵黷武導致勞民傷財等等，那麼當時的學者，一定會引用武帝的言論，說先帝晚年的時候曾經後悔過云云，來證明鹽鐵專賣和徵收商業稅的不合理。肯定會有這些說法。
但是，在《鹽鐵論》當中，我們找不到這方面的內容。相反，大家基本都是在說，要恢復「文帝之政」。簡單說就是反對武帝當時的政策，回到漢武帝的祖父漢文帝時候的政策路線上去。
而桑弘羊，則主張繼續維持政府在鹽鐵方面的管理。他說：「君薨，臣不變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也就是說，武帝剛死，你們這幫人就要改變先帝的這個政治路線，我認為這樣做是不對的。
這樣的辯論記錄也可以說明：爭論的雙方都很清楚，漢武帝晚年並沒有改變其一貫的政治路線，沒有任何顯著的「悔過」的舉動和言辭。如果有，不可能不在《鹽鐵論》中反映出來。
此外還有第三個側面證據。在輪台詔之前，實際上漢武帝有多次類似的戰略收縮的先例。比如說元朔三年，「罷滄海郡，罷西南夷」——聽了一些儒生的建言，停止了很多地方的軍事徵發的事宜。但是過了一年以後，馬上又派衛青率大兵攻擊匈奴。
這樣的先例說明，武帝很清楚在制定國家戰略的時候，需要一張一馳的節奏切換——打了一段時間的大仗之後，就休養生息，讓人民有機會休息，士卒有機會訓練；等國家又積蓄了一定的財富之後，再大舉向外擴張；擴張到了一定程度之後，再休息一下，恢復國力……這種從戰爭到休息的節奏切換，顯然不能算是對整個戰略的反思。
通過這些證據，我認為可以比較有把握的說：所謂漢武帝「晚年悔過」這個事兒，應該是虛假的。在歷史上不存在武帝晚年悔過的問題。
那麼關於武帝晚年悔過的那些話——「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資治通鑒》是從哪兒來的呢？
根據考證，它應該是來自一本叫做《漢武故事》的野史。這本野史現在已經失傳了，但是在很多史料當中有抄錄它的內容。它裡面有關武帝晚年悔過的內容就跟《資治通鑒》裡面的表達，是非常一致的。而這本《漢武故事》的野史呢，大量地記載了很多妖魔鬼怪的故事，類似於一本神鬼小說。它的可信度非常低。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這麼重要的史學著作，怎麼會去引用這樣一個看起來這麼不靠譜的、講妖魔鬼怪故事的《漢武故事》這個書呢？儒家不是講究「鬼神之事敬而遠之」嗎？
這裡面應該說，他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輪台之悔」，或者是漢武帝晚年悔過這個故事，很明顯的體現出了儒家文官集團的政治取向，叫做「重文輕武，醜化皇帝」。儒家文官集團這些人在打仗方面是不行的，總體而言大大弱於職業武官。特別是司馬光所在的北宋，文官集團掌權，武將被邊緣化，被剝奪了統兵的權力。北宋的軍隊對外基本上一打就全軍覆沒，喪權辱國、喪師失地。儒家文官集團主導整個國家權力，軍事上就是不行，打不過北方少數民族。跟漢武帝時代比起來，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但是，儒家文官集團必須要論證北宋這種局面的合理性。如果歷史書上說，中原政權對北方的少數民族，打贏了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情，打輸了是一件喪權辱國的事情，那麼儒家文官集團執政地位的合法性，就要被動搖。北宋的局面就說明你文官當權不行，還是要武將來，要加強皇權。這樣，武將的權力必然上升，皇帝的權力也必然上升。
北宋是儒家士大夫的樂園，他們掌握了國家權力，當然不會允許這種宣傳論調出現。
通過「輪台之悔」這件事情，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儒家文官們就可以昭告天下：漢武帝對匈奴的一系列打擊，是過大於功的，本質上是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給中國的民生造成了嚴重的困擾，使國力衰退等等。武帝本人晚年都非常後悔，自己罵自己狂悖、愚蠢。就像田先生所說的，如果武帝不反悔的話，西漢可能馬上就要完蛋了。把這個故事加進來之後，那麼，再來看北宋，在對外戰爭當中，少數民族來打我，我就不應該反擊，打輸了也沒什麼丟人的，說明我們不像漢武帝那樣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嘛，對不對？敵人一打過來，我們就籤條約，割地賠款，這個才是正確的。這種做法跟漢武帝晚年悔過的思想是一致的，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
這樣，儒家文官集團的執政合法性就沒有問題了。
這樣，整個國家民族的價值取向就被顛倒過來了——對外戰爭、開疆拓土的皇帝和將軍們變成了罪人，割地賠款的文官大臣們變成了英雄。
於是，我們就面臨兩種觀點。西漢能夠存在兩百年，到底是靠漢武帝去打擊匈奴打出來的，還是靠他反省自己打擊匈奴，搞休養生息休養出來的？
這是兩條政治路線。
如果是前一條路線是正確的，西漢的兩百年國運是靠打擊匈奴打出來的，那麼我們這個國家，我們的中華文明，在它的發展過程當中，就應該走富國強兵、積極防禦的道路。對於給國家安全造成危害的敵人，就是應該嚴厲打擊，對於敢於用暴力來跟我們對話的敵人，就是堅決的以暴制暴，先用暴力把你打服了，我們再來談和平。以強大的軍事實力來保障和平。
如果後一條路線是正確的，西漢在武帝死後還能維持一百年，全靠武帝晚年悔過。那麼，我們就應該選擇北宋這種積貧積弱的這種國策來生存，對外妥協，依靠金錢外交來謀求生存空間。
我個人的看法很明確，武帝晚年悔過的事情是假的，《資治通鑒》的這種價值觀是通過偽造歷史來傳達的，不可接受。
北宋的文官集團執行的後一種方略，結果怎麼樣？《資治通鑒》成書於1084年，北宋滅亡於1127年。《資治通鑒》成書後40年，北宋就滅亡了。而且國家是亡於北方少數民族的侵略，中原人民被屠殺得非常慘烈。
武帝死後，漢朝有「昭宣中興」，漢軍橫掃匈奴，把西域全部納入中原政權的管轄之下。西漢是中國歷史上非常輝煌的一個王朝，武帝在位的五十年，以及武帝死後的五十年，都是中原政權非常強盛、國家經濟繁榮的好時光。西漢和北宋的對比說明了什麼？說明武帝積極進取的國家戰略才是正確的，北宋苟且偷生的戰略是錯誤的。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在他晚年從來沒有為自己一生的奮鬥後悔過！
（下略）
我大漢武帝腦殘粉來回一個吧，綜合劉徹一生，輪台罪己是他對自己的王朝和子民擔當和負責的象徵。劉徹其人，好大喜功是有，專斷也有，愛花錢愛顯擺愛女人也愛男人，可話說回來，朕有權有錢，大漢國庫不會因為我搞排場就花完，我劉家「基」因代代相傳不會因為我沒男寵就斷。但是，拋過私生活混亂，劉徹是個在皇權社稷上從不含糊的皇帝，自建元二年十六七就敢搞新政，恐怕前無古人，就算康熙爺算是後有來者，我漢武也足足甩了他一千多年，鎮壓外戚，提拔賢能，培養將士，利用酷吏……劉徹所為，是集權不錯，歸根結底是為大漢，攘外必先安內，以雷霆手段鎮內廷朝堂，心所指者——傾其一生，換大漢天威永不受外擾！怎麼看都有一種「老子是干大事的人，匈奴都特么打到長安了，老子沒空跟你們在皇宮這尺寸之地搞宮斗！」的霸氣！這才叫皇帝啊有木有？！皇后不聽話？廢！叔父不聽話？廢！舅舅不聽話？廢！親娘不聽話？廢！而且廢了這個廢那個，依舊能保持朝堂一片鴉雀無聲無異議！本事啊有木有？！再說打仗，劉徹一生在位七十年，打仗打了四十幾年，匈奴與漢室之戰，對劉徹來說，家仇國恨！所以四十年不算長。大漢對匈奴與大宋對契丹是兩種極端，一個是拼上全部的人力財力也要打的你永不敢覬覦我大漢，一個是能拿錢換我子民安居樂業我寧願低頭做人。故，劉徹之所以只打了四十年就輪台罪己而沒打到他死，恰恰是因為他心懷他的子民心懷他百年之後的大漢。也因為他是個敢於承擔的皇帝，若他一紙遺詔命子孫後代與民休息不可再戰不是也挺好么？有多少皇帝礙於顏面知錯改錯不認錯（不好意思打了我另一個本命的臉，曹總我不是故意的）？他何苦要向天下罪己？他在以己之身告訴子孫「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國雖大，好戰必亡。」，也鞭策著大漢後世君臣「我把難啃的骨頭替你們啃了，罵我好大喜功我也不在乎，但是，你們要好好替我養好這大漢子民！」
如果我是漢武帝，我就是不下罪己詔，或者改個名頭，叫登基四十年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重大決議等等，你們能奈我何。所以從這個角度看，這份罪己詔還是很有誠意，很有擔當的。
以下文本選自易中天教授的《漢武的帝國》
後記
漢武帝下詔罪己了嗎撰寫《漢武的帝國》有一道邁不過去的坎，那就是他的「輪台罪己」。這事歷來被視為史實，而且評價甚高。因為以帝王尊，漢武之雄，居然能下詔罪己，做自我批評，實在是太難能可貴了。
但，此案可疑。首先要問：漢武帝下詔了嗎？下了。時間是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月份不詳，起因則是桑弘羊等人建議招募青壯不怕死的農民，到輪台（今新疆輪台縣）屯墾戍邊，被武帝否決。所以這份詔書又叫「輪台詔」。那麼，「輪台詔」罪己了嗎？沒有。此詔中最嚴重的話，是「朕之不明」，以及「悲痛常在朕心」。至於「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那是批評桑弘羊他們這建議的，不是自我批評。
因此，學術界比較嚴謹的學者，並不稱此詔為「罪己詔」，而稱之為「哀痛之詔」或「悔悟之詔」。其實就連這兩個說法，都是受班固的影響。《漢書·西域傳》在記錄這份詔書時，班固是這樣表述的：「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這就是「悔悟之詔」的來歷。此傳班固的贊語則說：「（漢武帝）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這就是「哀痛之詔」的來歷。也就是說，班固也沒有稱之為「罪己之詔」。
那麼，「罪己」的說法有依據嗎？
有。因為據說漢武帝曾說過這樣的話：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這當然是罪己了。如果「輪台詔」里有這段話，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罪己詔」。可惜不是。據《資治通鑒》卷二十二，這段話是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漢武帝封禪泰山後的口諭，既非輪台，亦非詔書，怎麼能稱為「輪台罪己詔」呢？何況就連這段話，也來歷不明。遍查《漢書》，並無記載，僅見於《資治通鑒》。那麼請問，司馬光的根據在哪裡？一個宋代的人，怎麼知道連班固都不知道的事呢？
請博覽群書者有以教我。
烈烈雄風，一代令主，若不生前自我否定，死後其國策又將紛紛擾擾多少年呢，讀過現當代史的天朝人都懂的。
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花費了五年多時間，寫成篇幅不長的《製造漢武帝》一書。這本書挑戰了主流歷史學界對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巫蠱之變」事件及有名的「輪台之詔」得出的結論。書作者從史源學研究處罰，經過對大量史書記述的比對、辨析，令人信服的考證指出，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及相關重要歷史事件的結論，是在漢代之後經人為粉飾而成的，並揭示指出，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時為達到政治目的而不惜降低史料篩選標準、主觀構建歷史。
漢武帝晚年有沒有對執政期間，連年勞擾天下蒼生表示過悔意？一直到當代，很多歷史學家對於漢武帝晚年登泰山，在臣下面前坦言「罪己」，隨後頒發「輪台之詔」的真實性深信不疑，正因為此，漢武帝的歷史形象似乎變得更為高大。「朝聞道夕死可矣」，試想哪個皇帝會對臣下坦承自己「向時愚惑」、「所為狂悖」？
在辛德勇教授看來，史家認定漢武帝晚年「罪己」認錯，十分不合邏輯，與「輪台之詔」頒布前漢武帝仍然執迷於求仙的舉動，更顯矛盾。漢武帝「罪己」之說，在《史記》、《漢書》、《鹽鐵論》中也找不到記載，僅存於千餘年後的《通鑒》。
歷史上，漢武帝的託孤諸臣，如霍光、桑弘羊、上官桀等，事實上都延續了武帝方針，並沒有出現改弦易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武帝「罪己」說的可信度不高。
有趣的是，正是從趙宋王朝起，歷代文人官僚才開始熱衷援引漢武帝「罪己」說，用以勸諫帝王止戈收兵，與民休息，當然也不要進行一些挑戰利益集團的激進改革。而這種觀點恰恰就是《通鑒》作者司馬光的核心政治觀點。司馬光奏請宋帝廢除王安石新法時，就將王安石新法中的富國強兵政策，與漢武帝斂財於民、用兵於外和為一談，「要是漢武帝自己能夠翻然悔悟，一改前非，那樣會更符合司馬光的心意」。
辛德勇教授梳理史料指出，司馬光在編纂《通鑒》中，對於史料的真實性、全面性並不看重，而是基於實用、可用的角度，不惜犧牲記述真實。比如，《通鑒》在記述漢武帝「罪己」之說，以及漢成帝與趙飛燕宮闈秘聞時，大量採用民間野史甚至「小說家言」，譬如《漢武故事》、《趙飛燕外傳》。非但如此，司馬光為了達到全面貶抑隋煬帝，也刻意擇取了唐初人杜寶所撰稗史《大業雜記》的離譜記錄，而對《隋書·煬帝紀》等正統史書的正確史書視而不見。同樣，在記述和評價唐代李德裕和李宗閔的黨爭問題上，《通鑒》更是明白無誤的將司馬光對於當朝（宋朝）政治的觀點，不加掩飾的寄寓其中。
唐代劉知幾在談論史書功能時，曾強調史家如實記述史事為第一要務。南朝梁武帝在編著《通史》時，還曾專門剔除前人舊史中怪誕不經之論，另編為《小說》。辛德勇教授介紹指出，在唐代至北宋，史學著述風格上發生變異，歐陽修編著的《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就出現了「專以褒貶筆削自任」的問題，蘇轍的《古史》、司馬光的《通鑒》皆如此，以借古喻今為傲，不惜曲意橫行。
當初我讀《資治通鑒》讀到漢武帝時，想看看和《史記》中有什麼區別。前半段描述的文治武功基本都和《史記》相同，後半段開始爆些史記沒有的猛料了。
打仗，從來打得是錢糧。孫子兵法中提到，行軍打仗，是一項極其燒錢的行為，作為補救措施應該奪取敵人的糧草補給。
遠征匈奴前，經過前幾代的休養生息，文景之治，國庫充盈，只是邊防時不時有匈奴騷擾。漢武帝打匈奴期間國庫幾度空了，不但本來充盈的國庫空了，還幾度！真可以說是窮兵黷武了。
國庫空了沒法打仗了，那就不打吧。但是我們從歷史書上沒有得到這種訊息，那麼繼續往下看，有什麼辦法來補充國庫吧。漢武帝選擇了一種看來是飲鴆止渴的辦法——賣官鬻爵，推行幣制改革。
老天似乎也和漢武帝過不去，在漢武帝當政期間，又是日食又是蝗災。盜賊蜂擁四起，百姓揭竿而起。水深火熱，民不聊生。天災人禍，接踵而至。史書記載都有吃人的事迹了，這真是餓到一定程度了。外患剛平內憂又起。再加上這段時間漢武帝還信巫蠱，被牽著鼻子轉了半天把自己的太子活活逼反了，還逼死了。
一般歷史書上看到這種時候，差不多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
還記得秦朝隋朝怎麼亡的嗎？窮兵黷武。
還記得宋朝明朝怎麼亡的嗎？自毀長城。
還記得唐朝怎麼亡的嗎？民以食為天。
還記得清朝怎麼亡的嗎？政治腐敗，賣官鬻爵。
漢武帝佔全了四樣居然還沒亡國，在歷史上還留下了「武」的形象，你說他有能耐嗎？
但是學歷史時明顯沒改朝換代啊，再往下看，發現漢武帝靠自己一己之力力挽狂瀾。我闖的禍，我來收拾。下了罪己詔，調整國家戰略，休養生息，百姓也不揭竿而起了，盜賊也各自散去了。這就完了啊！也沒聽到怎麼派兵圍剿，也沒什麼後世能夠拿出來吹半天的管仲子房諸葛亮等屈指可數的人物，一場大禍，就這麼消弭於無形了。
敢做敢當，有所作為。掩上書本，我不禁感慨，漢武帝真不愧是一代帝王，還能被主席寫到詩中。所作所為，我等遠遠不及啊。
前面有答主提到罪己詔假惺惺的。那我們通過朽木不可雕的故事知道，聽其言還得觀其行。有罪己詔沒用，還得看後面有沒有相關配套措施施行；有配套措施施行，還得看具體效果如何。明末崇禎皇帝也下罪己詔了，還下了不止一份，有用嗎？沒用。因為我們從歷史上來看，明朝還是亡了。而漢朝活活挺過來了，這就是有用沒用的差距。
PS：當初讀完只記得罪己詔，而不記得輪台。今天看到輪台時，突然覺得有些眼熟。附豪放派詩一首，想必各位上學時都背過，鴛鴦蝴蝶派文青退散。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夜闌卧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我很懷疑漢武帝是否真心悔過。
先說漢武帝晚年的《輪台詔》的大致內容：大臣提議在新疆輪台屯田，漢武帝將其駁回。市村贊次郎和田餘慶先生將其看作改變治國方針的綱領性文件。
然而， 田先生的《論輪台詔》說「漢武帝自稱『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的語言」並不見於《漢書》，而是引用自《通鑒》。能否用《通鑒》研究秦漢史當然是存在疑問的。這最多是引用了司馬光等人的觀點。
當時，漢武帝開西域，但海內虛耗，又逢李廣利降匈奴，政權面臨一系列危機，沒有力量再展開戰略出擊。有大臣（也許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請求在西域屯田，漢武帝駁回。但這也只是對一次戰爭失敗之後的暫時調整。漢武帝多次休整民生，看似改悔，不久就會重燃戰火。但漢武帝兩三年後就去世了。漢武帝的託孤大臣有霍光、上官桀、金日磾等人，都不是省油的燈。顧命大臣仍然是鷹派，你說他想誠心改悔，就像說隔壁老金臨死前想改革一樣。
歷史上誅了自己的後代的人我只服漢武帝，能承認自己錯誤的我也只服漢武帝
那可是皇帝啊，殺丞相跟玩兒式的皇帝
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能下罪己詔就值得稱讚
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皇帝向天下認錯。在他頗有爭議的晚年留下一抹亮色。
在封建制下，皇帝作死，頂多危害他的封臣，所以一般是上層鬥爭，局限於小範圍；在大一統下，皇帝作死，就會危害到全天下，劉徹覺得在得罪了天下的情況下還是果斷認慫吧。對於很多人對劉徹的「褒獎」我覺得就好像一個人一直撒謊自己偉大，後來他終於說了句自己也有缺點，太監拍馬屁說：皇上真是聖明！
雄才大略，千古一帝
想在國慶假期去祭拜一下他還有霍去病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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