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何時成書？成書後有無修改？
讀 屈原賈生列傳 ，最後有一句 「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大惑不解。記得史記是在漢武帝在位時成書，怎麼會有「孝昭」的說法？
《史記》成書於武帝時。
但成書後《史記》就有佚失。《漢書》說缺了十篇，有錄無書，但沒有列舉到底是那些篇章。《漢書·司馬遷傳》的注引用張宴的話，說這十篇分別是：
1、景帝本紀
2、武帝本紀
3、禮書
4、樂書
5、兵書
6、漢興以來將相年表
7、日者列傳
8、三王世家
9、龜策列傳
10、傅靳蒯成列傳
張宴，是三國時魏國人，他的這個說法，影響極大。雖然千百年來，這個問題聚訟紛紛，有人說丟的沒十篇那麼多，也有人說這十篇只是部分丟失，各種說法層出不窮，但張宴的說法到現在仍舊是最有勢力的一派。
但今天我們打開史記，就會發現，《史記》一百三十篇都在，上述十篇文章一篇沒丟，而且還很完整，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因很簡單，當然就是後人補寫的了。
我們看今天的《史記》，
1、《孝武本紀》開篇60個字是抄《孝景本紀》，其餘內容全部抄錄《封禪書》
2、《禮書》開頭721字可能是司馬遷原文，其餘內容全部抄荀子《禮論》和《議兵篇》。
3、《樂書》部分內容是抄錄《樂記》。
4、《律書》，《律書》就是張宴所說的《兵書》，但今天《史記》里的《律書》開頭還在說兵法打仗的事情，可能是司馬遷原文，但接下來就是講音律了，顯然是抄錄《律曆書》。
——這些所謂補寫，都是比較拙劣的。
但除此之外，《史記》其他地方的補缺還是很高明的，這些補缺的人可能包括褚少孫、馮商、揚雄、劉歆、陽城衡、史孝山等人。這些人中最有名的就是褚少孫，也只有褚少孫的補寫現在可以辨識，因為他在補寫的前面都有「褚先生曰」幾個字。
褚少孫，西漢人，大儒王式弟子，後為博士，在元帝、成帝時補史記。
舉幾個褚先生所補寫史記的例子，比如《外戚世家》中就寫道：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這之下的內容都是褚少孫所補。
再如《梁孝王世家》：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
以下都是褚少孫所補寫。
——所以，如果在讀史記時發現了有昭、宣、元、成時期的事迹，不用奇怪，那基本都是後人補寫的。
可是，最後回到題主的問題上，題主所說的《屈賈列傳》中的「至孝昭時，列為九卿」這句，卻和補寫沒關係，它是在流傳過程中，把後人的註解給竄到正文里去了。
強烈反對樓上的答案。
《史記》肯定是寫完了的，畢竟「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字數都算出來了。《漢書》說「而十篇缺，有錄無書」，這就拋出了一個難題。然而張晏所說的缺的十篇，其實都有疑點。
呂祖謙、王鳴盛都認為，真正有可能全篇散佚的只有《孝武本紀》，或者說《今上本紀》。
其實根據《漢舊儀》，《景紀》還曾經因為敏感內容被刪節。但《孝景本紀》的贊語主旨和《太史公自序》中的主旨一樣，意在指明七國之亂的禍根，且《孝景本紀》和《漢書》中的內容不完全一樣，難說是後人補寫。所以呂祖謙對這篇的真實性相當肯定。
《孝武本紀》抄自封禪書，贊也相同，最為可疑。但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司馬遷在《自序》里點明，「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可知此篇本就側重於封禪，司馬遷抄一遍《封禪書》，極有諷刺漢武帝「文治武功」的意思。
《史記》本就是撰次舊聞，講禮樂，取自《荀子》和《樂記》，並不是壞主意。司馬遷對於荀學頗為信奉，在這裡全采荀學不足為怪。何況兩篇的篇首都像司馬遷的手筆，至多說是不全，絕不像後人補缺。
《律書》有可能是司馬談所作。請注意，《自序》里有「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和「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這樣的
話，歷來都認為《史記》里有些段落，甚至有整篇是司馬談所作。《律書》說「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雲德化，不當用兵」，應該是在漢武帝對外戰爭前，而
且本篇敘事確實只到文帝。司馬談所留下的明確的作品，是《論六家要旨》，而《律書》最後的「神使氣，氣就形」和「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
形之情哉」同《論六家要旨》里的「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和「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這樣的思想如出一轍。
《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序文不見，但表尚在。
《日者列傳》，賈誼死後（文帝十一年）的卜者都沒有提及，而且全篇有明顯的老莊思想。司馬季主援引老莊，宋忠賈誼互相用老子無名勸勉，談及兩人的結局又說「此務華絕根者也」，絕不似司馬遷手筆，當是司馬談所作。
《三王世家》，「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其中只載策文，因為確實沒有別的重要的東西，而贊語也是司馬遷的風格。
《龜策列傳》，伐大宛和巫蠱，都是司馬遷時代的事情。「余至江南」，是司馬遷的行蹤。「豈不信哉」，是司馬遷慣用的諷刺手法。
張晏的這所謂散佚的十篇，其實散佚的極為有限。反而是別的篇目有不全或者後人增加的痕迹。比如《楚元王世家》的贊提到「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但正文毫無涉及。
最後，褚少孫補寫的篇目，有確切根據和被懷疑動了手腳的有近二十篇。但我想指出一點，《外戚世家》確有「褚先生曰」的字樣，但《正義》里還是說「疑此元成之間褚少孫續之也。」可見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又發生了諸多不為人知的事情。
我們今天熟悉的《史記》，作者題司馬遷，很容易被認為由司馬遷獨立完成。而事實上，在西漢後期，不少人做過續補的工作，《史通·古今正史》云：「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補得最多的可能是元帝成帝時的褚少孫，但不止他一人。補書者，姓名可考的不下十餘人，比如我們熟知的劉向、劉歆父子，再比如東漢的揚雄。
在《史記》中，我們可以發現續補的蛛絲馬跡：《司馬相如傳》引有揚雄語，《公孫弘傳》後附有班固贊語，如果排除司馬遷能夠預言或者穿越的可能性，此系後人補作無疑。
我的知乎專欄：南北往事 - 知乎專欄以前在漢武帝看史記嗎？ - 賈小急的回答寫過的答案，可以部分回答第二個問題
《三國志·王朗傳》里，魏明帝曹叡和王朗的兒子王肅有過一段辯論，原文如下：
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
擇要來說，皇帝認為，「司馬遷這人吧，因為受了腐刑而心懷怨恨，寫《史記》時夾帶私貨，貶斥漢武帝，實在讓人恨的牙根兒疼！」王肅反駁：「司馬遷寫史不浮誇虛美，也不隱藏醜惡，後期的劉向、揚雄等人都服他，認為他的史書可稱為『實錄』。您啊讀書不夠細心，真相是這樣的，漢武帝聽說司馬遷在寫《史記》，所以老開心地把他爹和自己的本紀要過來，想看看司馬遷怎麼誇他們爺倆的，結果看完差點兒沒把鼻子氣歪，嚴令毀掉這兩部本紀。所以今天這兩部本紀有目錄，但沒有正文。這起事件之後，司馬遷才因為李陵事件遭了宮刑。這分明是武帝懷恨在心，夾帶私貨，馬遷公冤啊！」
到後來褚少孫等人增補《史記》的缺漏篇章，景帝本紀通篇各種天災而鮮少人事，予以為這也是一種高級黑了。這些「歷史性」論說很詭譎，似乎說明《史記》為歷代的「集體創作」，但卻不能指正「歷史」原本就是一個「生命概念」，緣「事」而生。
「事」的難以瞭解不言可喻，所以歷史上史學家雖然多如過江之鯽，但掌握箇中三昧者，唯司馬遷一人而已矣，故後人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不過這樣的美譽乃就「歷史敘述」而言，並不能點描出司馬遷「藉《史記》註解《易傳》」之企圖，更不能瞭解「由史入事」的「史記結構」有扭轉孔子以《春秋》的「微言大義」破事入史之用心，進而凸顯《左傳》、《國語》甚至《戰國策》與《春秋》抗衡的歷史意義。
司馬遷此舉，當然有政治企圖，以董仲舒挾漢武帝之力「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故，以其慘遭不人道的「宮刑」故；政治亦「事」，歷史上不斷流轉，其事跡多無甚意義，但是其背後之因緣以及「史事」轉輒之「幾」則奧妙無比；史書浩瀚，能在「幾」之轉輒處往「事」之因緣始末探索者，少之又少，故能探「史」之「動之微」，以「事」之「幾動」探中國哲學「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精髓者，實屬鳳毛鱗爪，仍舊以司馬遷為第一人，也是唯一之一人。
這裡的玄機即在「文學性」之史筆，以及《史記》「由史入事」的結構，在「本紀、表、書、世家、列傳」裏將「事」之「幾」凸顯出來，所以與其觀歷史諸多「史事」，不如觀「史事」背後之「幾」，因史筆往「事」之外在呈現描述，則只能為「史事」，往「幾」探索，不止可矯正漢代以降的歷史敘述，更可重獲原始儒學承襲自《尚書》、《易經》的「創造性」。
這個歷史關鍵性發展，應該始自司馬遷與董仲舒之間的抗爭，從此「原始儒學」在歷史上逐漸變質，孔孟學說逐代為儒家子弟所詮釋，但連結《尚書》與《易經》兩套獨立思想之間的「幾」反而逐代消泯，而「幾」之失，始自《春秋》破事入史，喪於董仲舒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以自董仲舒以後，儒家思想都是一個往下墮落的驅動，直至六朝時期的《楞伽經》以「如來藏藏識」重新賦予「幾」之契機。
這才是《史記》對「歷史」的貢獻。再來必須說說為何司馬遷藉《史記》的「文學性」史筆來進行「正《易傳》」的歷史任務。首先，「事件」一旦發生，即為「歷史」。這不應該有所爭議。問題是，「事件」過後，好事者論及「事件」，身「歷」其境者已然在「事件」的交互轇轕裏混淆事實，沒有身歷其境者則更只能在「事件」過後對「事件」加以揣測，正是「歷史學家大凡不知歷史」說法的由來。
一旦「歷史」定讞，後人尋其歷史遺跡，而後根據歷史學家的描繪，嘗試在歷史的「時間性」裏評斷「事件」的發生對地區發展的重要影響，再根據一連串「事件的地域性」對後世的影響來製定政策議題，其本身充滿了政治動機，不論這些是文學事件或文藝事件或美術事件甚至宗教事件，都難掩其背後的政治運作；如果這個評斷的製定還是一個集體作業，那麼其「理性行為根本就無法支撐其行為理性的目的」，自然只能在政治理性裏才能尋找到其行為理性的依據。
「文學」在這種政治運作裏充滿了無奈，更鮮有在「文學事件」裏探索「歷史」的真實性者，就算有那麼幾段極其稀有的歷史論述，幾乎也都屬於史學理論的運用，鮮有進入史學理論研究本身的領域，遑論要探索史學理論本身的拓展而進入理論哲學的領域了。
其實，任何一個學術探討，由於時代與環境的變遷，不止人羣的關係、組織與行為模式，環環相扣、交互影響，而且幾乎與政治脈動息息相關；而當一切都隨著政治的混亂現象起舞時，「文學」嘗試從中間走出來，展演一個人如何在特定的社會與政治氛圍下表現、紓發其情緒；「歷史」則無力糾纏當代的人羣，只想交代這麼一個特定社會的人羣行為的來龍去脈，而「哲學」卻更隱藏，只能走到這羣人的行為與情緒背後，將其價值觀念挖掘出來。這一點是所有「以文學創作來記錄歷史軌跡」的作家，在「寫實刻劃、人道關懷」之餘，必須掌握的地方，否則無法進行「文學思考」。
職是，以「文學事件」強自在「歷史」裏解釋「文學」，甚至「文學史」，其動機在「哲學」裏根本就講不通，以「事件」因敘述者敘述的不同而只能不同故，所以其「歷史敘述」本身就是「文學事件」，是以只能當作一個「文學」作品來理解。這是司馬遷造《史記》，以文學手法來描述「歷史」的哲學意義，並一直回溯至孔子的「易學」，故歷史有司馬遷為了駁斥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以《史記》來「正《易傳》」的評斷。
司馬遷可說就是這麼一位以「史」質疑「史」的歷史人物，更以其著作直溯「史」之為「史」的哲學意義，藉以闡述「歷史事件」之所以存在於「歷史」的原因，以其「歷」故，非因「史」故，因「事件」本具「歷史」因緣，不可因「歷史事件」的凸顯，反而忘懷其背後的因緣聚合；更因「歷」在「史」前，「史」因「歷」而成，故知任何以「歷史事件」為由，再造「斷代史」，乃在「歷史敘述」裏再加「歷史規範」，「歷史事件」反而因之模糊，是為「頭上安頭」的顯現。
更有甚者，「治史」的動機太顯，使命感太強，其所治之「史」必敗，尤其當「文學」無法定義，卻強自定義「文學史」，則只能是「政治事件」；倘若其「治史者」只是文學人士，而不具備「歷史修養」，則其「以文為史」的結果，史必因文而毀。這絕非《史記》以文學方式呈現「歷史」的意義。
最為不堪的是倘若這麼一位文學人士以「座談」為引，召集一羣文學人士集體造史，更以民主投票來決定「歷史事件」，則一脈相傳的「史學」毀矣，不止魚目混珠，更因其執意「造史為歷」的心態已到了一個不顧一切的猖狂，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治學胸蘊乃成絕響。
其來有自罷。漢武帝以政治壓抑學術，自有董仲舒之流者諂媚阿諛；司馬遷「原始察終，見盛觀衰」來尋求歷史發展變化規律，猶若將一個「以手執筆為尹」置於口上，「君」字乃自凸顯，恰巧成就一幅宣示效忠漢武帝的「政治事件」圖影，以述說「歷史」的詭譎，連「治史者」都因僅能「飾中、奉中」而不能不在造史時偏離「歷史」，那麼政客明目張膽，以其「政治事件」來「寫歷史」是怎麼回事？這說穿了就不稀奇了，因為這正是「一切為政治服務」的肇始，更是順應了漢武帝駕馭「尹官」以造史的陰謀，充分暴露政客以「政治事件」寫歷史，大多不知史，甚至汙蔑歷史，更因其計謀百出，乃至盡喪「品德」。
這是「以術治國」的弊病，歷史上屢見不鮮。循此思維，政客運用行政資源，將文化藝術媒體均羅織於政治掌控之中，也就不是甚麼了不得的大事了；但可怕的是，一旦使命感太強，強到「非己莫屬」，則一切手段都使得出來，表面上民主，實質上「霸王道雜之」，置民主於機制，玩弄民意，充分暴露政客之所以為政客的鄙俗，恰恰掉入司馬遷替漢武帝做下的歷史定位----「漢承秦弊」(表面上尊崇民主，實質上承襲「勝者王、敗者寇」的獨裁思想)。
這個「由『史』入『事』知『易』」的訴求，正是司馬遷以「文學手法」寫《史記》的用心良苦，也是搭建一條由「歷史」直通「哲學」唯一可行的方法
《史記》不是司馬遷一人所作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司馬談父子所著。
漢武帝建元與元封時期的太史令司馬談，已完成該書的絕大部分。
公元前110年太史公司馬談卒，其子司馬遷三年後（前107年）承襲父職。
公元前99年因謗議朝政，公然不遵史官之職守，為叛將李陵鳴不平，
遭革職腐刑之嚴懲。
中國人所謂「漢奸」，其鼻祖就是李陵！
看看他勸降蘇武那副醜惡嘴臉，想想司馬遷為這種敗類鳴冤，能有人格嗎？
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公然進入教育課綱！
公元前96年出獄後，在宦內任中書令之職。生活過得正如他自己所說「牛馬走司馬遷」 。
出獄後如「牛馬走司馬遷」，能有什麼時間、什麼條件作《史記》？
於公元前91編輯完成其父遺留的《太史公書》書稿，改名《史記》，次年死掉。
司馬遷於《太史公書》不是錦上添花，而是添油加醋、五味雜陳。
毋用置嶷，虎父犬子之馬遷，其職業操守與治史功力都無法與其父相提並論。
毛潤芝先生對他的定位非常精闢：中國古時後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
《史記》絕大部分篇章為太史公司馬談所作，至於司馬遷在編輯《太史公書》遺稿時，
作了哪些修改、添加了哪些內容，只有他自己才清楚，死無對證…。
是誰第一個說.「司馬遷著《史記》」，已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二千多年來中國文人公然皆信然？匪夷所思！
中國國學（周學）經典的作者搞不清楚，漢文人胡亂指定了兩隻替罪羊，
即秦皇和楚霸，說一個燒了秦以前的書、一個燒了漢以前的書。
馬遷之所以不以其父《太史公自序》原文示人，其用心極其不肖。他為了
固執己見，不惜拿其父太史公司馬談墊背，家國不怕敗家子，怕就怕逆子！
一個犯了死罪卻不敢受死，而寧可受鬮的人，居然恬不知恥的標榜自己曰：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孔子厄陳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馬遷自我標榜道也罷了，但卻讓中國文人對她亂史之說迷信了二千多年。
《周易》是文王在羑里寫成的嗎？！
《春秋》是孔子作的嗎？！
《離騷》是屈原作的嗎？！
《國語》是左丘明作的嗎？！
馬遷就是「孔子作《春秋》」的始作俑者！他也做賊心虛，說是他父親大
人太史公說的，怕遭雷打又補了一句「太史公聽董仲舒說的。」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司馬談（前？—前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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