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胡適、梁實秋、林語堂等人的論戰分別是因為什麼？

12-07

1. 魯迅與林語堂之一（在讀者的鼓勵下，持續更新中）

他們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個自尊自強的中國的脊梁骨。一個是橫眉冷對的儒家戰士，另一個是笑看人生的道家智者。一個批判國人的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另一個頌揚國人生活的藝術，吾國吾民的享受人生的樂觀態度。一個是文化譯入的拿來主義者，批判地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為我所用; 另一個是文化譯出的高手，通過比較中西文化，他重識中國文化的智與美。用他的筆寫出了中國文化的精髓，改變了西方對中國的認識。他們的共性是什麼？那就是他們深愛著他們的人民，他們都是民族精神的代言人。

2. 魯迅與林語堂之二

他們曾是一對要好的朋友，因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在中國歷史上有太多這樣的好朋友，因政見不同而後來水火不融，兵戎相見。這是中國之悲哀，幾千年都內耗掉了。他們的性格差異很大，一個是嚴肅認真，不苟言笑的硬骨頭，另一個是笑看人生，風趣幽默的小資情調的樂觀派。毫無疑問，在那個內憂外患的中國需要魯迅這樣喚醒國人的脊梁骨，但同樣需要像林語堂這樣改變外國對中國偏見的智者。魯迅對麻木的中國人影響是巨大的，外國人大都是通過林語堂的生花妙筆來認識中國文化之博大精深。他們都是吸收了中國文化土壤的營養而成長起來的，那為什麼不能相互包容呢？兩個人都是文壇巨匠，但風格迥異，都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這樣一對朋友，這世上還有嗎？林語堂在《悼魯迅》一文中說，「我始終敬魯迅; 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這是一個中國左派與右派的友誼見證。

3. 魯迅與林語堂之三

林語堂的不合時宜。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那個血雨腥風，風雨飄搖/動蕩不安的中國，提倡幽默和性靈的林語堂無疑是不合時宜的。特別是在左派文人眼裡，是容不下這樣一顆有小資情調的砂子。林語堂是道家的智者，決定做個純粹的文人，跳出政治鬥爭的漩渦。他的這個決定現在看來是明智的，這使得他有時間和有精力去從事文化傳播的偉大事業。那時候西方機器工業文明稱霸全球，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文明。他卻反思工業文明對人性的摧殘，宣揚中國人生活的藝術，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才是人類的共同精神家園。無疑他又是不合主流的，卻受到了飽受機器奴役的西方勞動人民的歡迎，並對日益沒落的東方文明心生敬意。他從小到大接受的西方文化居多，他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才惡補中國傳統文化。他後又在美國哈佛和徳國萊比錫進修西方文化。在那個西學完全壓倒國學的時代，甚至有學者認為外國的月亮就是比中國的圓。他卻跑來研究國學，這合時宜嗎？識時務者難道都是俊傑嗎？他的不合時宜是他具有超前眼光嗎？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魅力。他學貫中西，發現兩種文明各有所長，可取長補短。二是他的性格使然。

魯迅與林語堂之四
魯迅是文學家和思想家，但卻很少有人知道魯迅其實也是一名翻譯家。他總共翻譯過14個國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種作品。在他留下的1000多萬字中，有一半是翻譯文字。但為什麼魯迅在翻譯方面的成就人們卻知之甚少呢？也許因為他在文學創作上的光環掩蓋了他的翻譯成就。魯迅先是從事翻譯工作而後才進行文學創作。他在翻譯過程中汲取了大量的營養，翻譯成為激發他創作的一個火種。所以魯迅才能提出著名的拿來主義。魯迅首先是翻譯家，其次才是作家。蘇俄文學占他的譯作三分之二。
當然因為魯迅的翻譯太強調「硬譯」，以至於現在看來他的譯文古奧難懂、句式不通，很難讓我們後學晚輩相信是出自文學家魯迅的筆下。他強調忠實於原作，主張「寧信而不順」。在魯迅的那個時代，他覺得通過這樣的翻譯方法而產生的歐化語言，可以豐富中國的語言文字。他刻意地逐字譯，是希望國人了解這種陌生化的異國情調錶達方法。我們不能脫離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苛求魯迅。
一個人的翻譯觀決定了一個人的譯文水平的高低。儘管魯迅與林語堂的中文造詣難分伯仲，但是因為他們有不同的翻譯觀，所以他們的譯文成就有天壤之別。我很為魯迅惋惜，憑魯迅的中文造詣，本該留下多少精彩的譯文啊！同樣道理，兩個年輕人的智商不分上下，但由於兩個人的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不一樣，幾十年後兩個人所取得的成就也有雲泥之別。

（未完待續）

魯迅與林語堂之五
他們之間有一個最大的共性，即他們既是作家又是翻譯家，而且他們都是從翻譯起步而走上了自由創作之路。在大量的翻譯實踐中，他們從多元文化中汲取了營養而逐漸成長起來。他們終其一生都在從事翻譯和創作活動，他們的翻譯與創作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直至水乳交融。
他們都是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師。兩個人都是海歸派，一個東渡日本，另一個到歐美留學。在當時中國文化處於弱勢地位的客觀背景下, 他們都希望通過翻譯西方的思想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改良和重塑以達拯救中國的目的。在對待外來文化和傳統文化上，魯迅是為我所用的拿來主義者，林語堂則是「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
所不同的是，最後一個成了外來文化輸入的拿來主義者，另一個變成中國文化輸出的最成功傳播者。他們恰如一個硬幣的兩面。一個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以喚醒麻木不仁的國人;另一個頌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改變了長期以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狹隘偏見。

翻譯隨筆之三

翻譯與寫作的關係也許是孟不離焦，焦不離孟。即公不離婆,秤不離砣。從某種意義上說，翻譯就是寫作。很多翻譯家本身同時又是作家，如林語堂、魯迅和余光中等。因為寫作是創作，而翻譯是再創作。他們的翻譯與創作是相互影響的。

也許身兼兩職才能更好的左右逢源，融會貫通。這樣他們在翻譯別人的作品時，能從寫手的角度去揣摩原作者寫作的目的和理解原作者的寫作技法，再用另一種語言來再現。傅雷說:「理想的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許淵沖曾說:「譯著應該等於原作者用譯語的創作。」
這樣譯者與原作者有了共通之處: 同一部作品和主題，兩種語言和兩種文化的不同解讀和表現。譯者成了原作者在另一種文化的代言人，是譯入語世界裡的作者。用譯入語的寫作思維和寫作技法來再現主題思想。化翻譯為寫作，這也許是翻譯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理想。

翻譯隨筆之八
翻譯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工作。任何一項工作，要做得出色，都需要一定的指導原則。即俗話說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當然這個規矩，不一定就是翻譯理論，也許是翻譯觀或翻譯策略。因為在實際工作中，很多優秀譯者可能不懂什麼翻譯理論，但譯文卻很棒。就如周星馳先生一樣，不懂什麼導演理論，照樣能把電影拍好。
也許是實踐出人才，出真知吧。他們在實際工作中，摸爬滾打地總結出了一些策略或方法，儘管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但卻是行之有效的。也許正如翻譯家郭宏安先生所說:「一個動筆翻譯的人可以沒有系統周實的理論，卻不可以沒有切實可行的原則。」

請走過路過的朋友幫忙點贊，如果您覺得還不錯，能博君一笑。您的鼓勵是作者創作的動力。謝謝支持原創。

目前中國的英語學習方法多如牛毛且有眾多的門派之爭，但實際效果其實並不理想。重溫大師林語堂的經驗之談，對指導我們的英語學習很有好處。為什麼中國人學習英語這麼辛苦且效果極差？也許就是教與學不得法。

何時中國才能再出幾個林語堂？

林語堂名篇《英文學習法》

林語堂大師的啟示：我們怎樣學英文？ - 令狐沖學英語的煩惱 - 知乎專欄
http://zhuanlan.zhihu.com/Englishlearning/20556861
商業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得授權，非商業轉載請註明出處。
作者：richard zou
來源：知乎

這個要考慮到當時的政治背景。
你所說的三人論戰時候大抵是1919-1937年這一時期，這個時期距離辛亥革命結束，處於經濟上工商階層崛起，留洋學士回國，國內政局仍處于軍閥割據狀態，對言論自由的控制相對較少，又在1919年爆發了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思想革命的高潮。這個時期出現了很多刊物和文學作品，有人把他稱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我卻只覺得這叫法矯情。不過思想界文學界的高潮確是名副其實。

當時的文學界為我們所熟知的流派大抵分為三個：
1.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最熟知的代表人物便是魯迅，之後還有瞿秋白（在1930年左聯創建之時，瞿秋白為中國主要領袖）。既然稱之為左聯，其政治傾向必然是偏向共產主義，批判國民政府。魯迅『行文尖銳潑辣有目共睹，強烈批判傳統生活的殘忍和對線制度不足的尖銳諷刺是一直是他文章的靈魂。

2.以林語堂為代表的隱居者。散文稱為語絲體，其文詼諧，諷刺並且捎帶戲遣，小說反映現實居多，對政事的直接評論相對較少，更多的是在國內動蕩的時局中提供一個精神上的小憩。

3.北京高校教員聯盟，胡適便屬其中。其出版刊物較為主流，如《文學季刊》更多涉及學術及主流評論。

現在可以進入問題了
1.林語堂：魯迅與林語堂曾在20年代同在北大任教，屆時同是以幽默手法諷刺帝制和封建制，亦可稱為戰友。之後兩人移居上海，面對慘淡生活及現制度的不足，魯迅以更加犀利尖刻的語言批判之，而林語堂則幽默戲謔的對政治打趣，兩人便起矛盾。魯迅便出多文諷刺林語堂只顧幽默，缺乏社會責任感云云，更是將其與滿清遺老相比。
一言以蔽之：魯迅談國是，林語堂便講性靈。

2.胡適：我個人認為胡適的學術成就是他人無法超越的，五四運動主要發起者，白話文奠基人，深厚的國學功底，在國內對自由主義的宣揚，同時他一直提倡實用主義，所發表的政治評論多數較為主流。胡適與魯迅亦同在北大任教過，並在白話文運動中為堅定的戰友。兩人矛盾大抵是始於對《新青年》的前途發生分歧。蔣介石時代兩人政治見解發生本質性變化，胡適支持國民黨政權，希望其統一全國，自己更是地位節節高升，於是魯迅與胡適的正面論戰便開始。
兩人論戰還有一點，是關於胡適對日軍侵華的態度，胡適曾在與記者採訪時談到：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這句話被很多人解讀為為日本侵略者獻策，魯迅據此多次臭罵胡適。但是我個人認為胡適這句話的重點在於徹底停止侵略中國上。

3.梁實秋：魯迅罵梁實秋大抵是最狠的了。資本主義的走狗便是處在梁實秋老先生身上。本質上是兩人對文學的觀點不同，其焦點在於文學是否有階級性，梁實秋以為文學沒有階級的界限，而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的。梁實秋不主張把文學當作政治的工具，反對思想統一，要求思想自由。不把文學當作政治工具自然會遭到魯迅這樣以文字譏諷時事的左翼作家的不齒，把他定位為代表資本主義利益也就不難理解了。

Ps；一口氣碼了這麼多字真不容易。。。

只說魯迅和梁實秋的論戰。論戰的焦點是梁實秋認為文學是沒有階級性的，要寫點像愛，人性之類共通的東西，而魯迅是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兩個人在這方面的認知不同和兩人的經歷有關。梁實秋家境殷實，一輩子又過的順風順水。而魯迅從小就經歷過家道中落，又有不少出身貧苦的年輕作家朋友。兩個人的圈子不同，自然對文學的看法也不相同。

梁實秋這樣的今日所謂「中產階級」，實質即不佔資本的高級技術人員。魯迅所針對的，是對於這個圈子中的幼稚的認知。這個圈子的人自以為自身的經歷即代表了大多數人的經歷。自己這個圈子中的人性即為所有人的人性。自己這個圈子裡可以工作達到小康，其他人便也可以。所謂代際流動性造成的教育資源稀缺，工作貧窮這樣的事情，對於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也便是那些人又懶又不願意上進（雖然作為中產階級，有時他們不會說的如此直接）。

梁實秋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里赤裸裸的表達了這種觀點：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

把這句話翻成現代話語，那就好比一個上海或者北京的考生說，「一個學生如果他是努力的，只消每天花10小時在學習上，要上大學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魯迅會對這樣的言論勃然大怒是顯而易見的。就魯迅看來，不同階級對於文學形象的偏好和定位不同是切切實實存在的。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的這種觀點是由他自身經歷所體驗到的，而不是什麼奉旨創作。實際上，他和左聯裡面周揚那幫「為了階級性而階級性」的想法也是不同的，也最終造成了他和左聯諸人最後的分道揚鑣。

魯迅和梁實秋兩人的論戰最後發展成論罵，有個契機。馮乃超在《文藝理論講座（第二回）·階級社會的藝術》里說梁為「對於這樣的說教人，我們要送『資本家的走狗』這樣的稱號的」。梁就作了一篇《我不生氣》回應。文中說道
「「《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分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於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帳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麼能知道呢？……」

這領盧布一說，今日說來，便是5美分，精日，5毛之類的標籤了。這種標籤現在說說，不過是讓對方慪氣，當時說起來，簡直就是指名道姓對方是亂黨了。端的很不上路。

魯迅先生自然做了反擊，也就有了教科書上著名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裡面的這些話語，放在網路論壇上，也是非常的應景。

【然而這名目還有些缺點。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識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終於不講「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了，在《答魯迅先生》〔5〕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進電杆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敲碎報館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寫出「到××黨去領盧布」字樣來，那故意暗藏的兩個×，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產」這兩字，指示著凡主張「文學有階級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擁護蘇聯」，或「去領盧布」的勾當，和段祺瑞的衛兵槍殺學生，《晨報》卻道學生為了幾個盧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報》的通信上便說為「金光燦爛的盧布所買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許以為給主子嗅出匪類（「學匪」），也就是一種「批評」，然而這職業，比起「劊子手」來，也就更加下賤了。

　　我還記得，「國共合作」時代，通信和演說，稱讚蘇聯，是極時髦的，現在可不同了，報章所載，則電杆上寫字和「××黨」，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勁，那麼，為將自己的論敵指為「擁護蘇聯」或「××黨」，自然也就髦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但倘說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鎊」，是冤枉的，決沒有這回事，不過想藉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面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
】

林語堂不是胡適派。梁實秋是新月主力，一生作為基本上是文評家（文藝理論家，但他的文藝理論系統性不很夠）、散文家、翻譯家，沒有自己的文學創作（詩歌小說）。和魯迅的分歧是對文學的看法（魯迅極端反對文學是表達人性的觀點，認為是改造精神推動社會變革的武器工具）。後來主要是寫散文和搞翻譯（晚年好像還編纂過英國文學史）。林語堂在自傳中說語絲派都是自由主義者，我覺得魯迅肯定不是，即使擴大化的自由派而言魯迅也不算是。胡適基本算終生為改造中國制度奔走，雖然其自由主義理念很多膚淺和不徹底之處，但基本可算自由主義者。其地位、作用來說，絕對是知識界中主將、領袖級的人物（毛澤東也絕對如此認為）。

「魯迅」，一個在多次課改中依舊長期佔據中小學語文課本屹立不倒的男人。

從小受教科書的荼毒，迅哥兒除了留給我們一個通篇別字的印象，此外還有一張醬紫的臉和衝破樓的爽朗笑聲。事實上，課文節選的段落不僅沒有體現魯迅先生的文筆，那種撲面而來的冷峻犀利，就連他棄筆從戎轉而以文章揭露封建社會本質，試圖喚醒中國人的深刻內涵壓根沒有體現出來。由於魯迅的作品太多且多為人熟知，在此不一一細述了。

首先就和林語堂撕。當時呢，我迅哥兒憑藉刊登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記》，在文壇上已經有了一定地位。你們要造，《新青年》是革命文學的一個標杆，號召起的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運動。如果不是後來胡適、陳獨秀等人可勁推薦，大概現在我們讀寫都還是文言呢！總之，頗具影響力的魯迅和林語堂在機緣巧合下都去語絲社當撰稿人，兩個人建立了深刻的革命友誼。兩個人手牽手，全憑筆杆子把社會上的那些麻木不仁的糊塗人以及當局裡混飯吃的走狗罵了個遍。後來兩個人都參與到了政治中去，林語堂混在政治交際中萬般不自在。於是在意見上有了分歧，魯迅要誓要鬥爭到底，林語堂則退出政治圈子開始追求不涉及政治的「性靈派」，寫了一輩子小品文。一寫小品深似坑，從此迅哥是路人。魯迅那個暴脾氣怎麼能忍受好友在國家尚未穩固，人民意志消沉的時期，居然整天寫文章聊人生享樂，撕！

在和林語堂撕的過程中，魯迅在文壇一哥的地位扶搖直上。那就要說到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學組織，以下簡稱「左聯」。魯迅混成了左聯的核心領導之一，每天就印刷報紙、校對文章、偶爾撰稿、整理整理古籍資料什麼的。明了說，魯迅就一出版社的BOSS。而左聯呢，致力於團結進步青年，然後出些雜誌啊，刊物啊宣揚馬克思主義好，或者今天批判批判資本主義的腐朽，明天批判批判國民的劣根性。毛大大看了很滿意，微微一笑，「魯迅的方向，就是咱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此話一出，奠定了魯迅在中國文壇的地位。

既然要手撕魯迅，自然不止一個林語堂了。魯迅有魯迅的左聯，我有我的小清新。與左聯那種犀利辛辣的文字相比，京派文學簡直就是朵頤和園裡還沒被英法聯軍炮轟過的白蓮花。我只知道京派文學裡一個代表人物是沈從文，另外一個是廢名。

廢名是周作人的弟子，周作人是語絲社的撰稿人，繞了一圈又回去了。因為周作人叛變，投靠了皇軍，鈔票大大滴有。我不屑談及此人了，陳丹青在《笑談大先生》里提到過他，誇周家的人個個氣質出眾，就是周作人上了刑場的照片都氣宇非凡。

咱兒說到梁實秋又是一個什麼人物呢？還得說魯迅，他堅持認為寫文章是分階級的，梁認為文學是文學，咋能被政治綁架了呢？思想有了分歧。要說事兒逼一般人真比不上魯迅，一支筆戰鬥力Max橫掃菜市場大媽，先挑起了話端。兩人君子動筆不動手，一來而去結了梁子，最後以「自由論」還有什麼問題來著吵出高潮，京都轟動一時。足足吵了九年啊！直到魯迅病發撲街，這場論戰才終止。梁實秋寫過一篇《罵人的藝術》就是嘲諷魯迅的，我覺得拋開這件事，單純讀還是很好的文章。完全表現了梁實秋一貫的幽默中夾刺，卻溫和不傷人的親切絮語中來敘理的風格。

你們記不記得魯迅有個好基友，蕭紅。蕭紅不是她本名，她懷孕時候被拋棄走投無路，遇上第二任蕭軍從了夫姓。這廝不在家好好寫作，整天往魯迅家裡跑。夫妻兩個屬於東北作家群的，蕭紅和魯迅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呵呵呵呵。反正和左聯相同的是借文學表達了對日軍的仇恨，寫自己一路逃難的悲慘經歷。

以下摘自《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勾畫「個」與「類」統一的類型形象（「社會相」、「共名」），可以說是魯迅雜文基本的藝術手段。
……
這也是魯迅在進行論戰時所採取的基本方法，正是最容易引起爭議的。一旦成為論戰的對手，特別是成為雜文的題材，魯迅給自己規定的任務，就不是對某人做出全面評價，而是將某人一時一地的言行作為一種典型現象來加以解剖，它所採取的方法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只抓住具有普遍意義的某一點，而有意排除了為這一點所不能包容的某人的其他個別性，特殊性，從中提煉出一種社會類型。這樣，在魯迅雜文里被指名道姓的人與事（陳源、梁實秋、林語堂等等），實際上只是一種社會類型的「代名詞」，並不是對個人的「蓋棺論定」（至多只是對所爭論的具體問題的是非判斷）；魯迅說他的論戰雜文里「沒有私敵，只有公仇」，所強調的也正是這一點。

魯迅沒有與胡適論戰過，至於林語堂，魯迅寫了針對他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然而林並沒有反駁，反而說魯迅講的對，所以他們兩個也沒掐起來。
你說的三個人中只有梁實秋與魯迅激烈論戰過，原因是爭論世界上有沒有超階級的人性。魯迅說沒有，梁實秋說有，於是就對掐起來了。

沒研究過，說點自己對四個人的印象。胡適，大師，民國的驕傲。梁秋實，有節操的新舊時代交替的文人。林語堂，浪漫的自由學者。魯迅，憤青噴子。坦承講，我從沒發現魯迅有什麼理論上的高度或者為中國開一份藥方。只是不斷的噴罷了。尤其他與日本人的不清不楚，實在讓人喜歡不起來

魯迅就是當時的李敖，什麼人都要批評一下，論文學功底，他們四個應該是半斤八兩，畢竟當時的白話文還剛剛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