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吕思勉认为秦桧受冤枉？
在吕思勉的中国史里边，认为秦桧的议和，在当时是符合实际而且相当合理的，后世被骂，是受了冤枉，岳飞诸人，似乎是说拥兵自重，大致类似军阀的意思。这观点让我十分惊讶，而吕思勉是大史学家，而且分析的也头头是道，我也没能力驳倒他。知乎大神们有何看法？
20160311更新对 @Orz辉 知友的回应
PS：该知友答案中强烈要求的数据真相和证明秦桧执政水平到底如何的史料原文已补充，请没耐烦看扯皮的知友往下拉，到有张彩图那儿就是了~）
关于南宋军费对财政压力的问题，实际上有许多研究，北溟客稍微举例就给出结论——“军费出得起”，
上来我就有点想吐槽啊：吕大师的论断现在看起来bug超多槽点不是一两个，军费问题我如果不给关键论点和依据（也就是你说的”简单举例“），而是真的铺开了讨论，这个答案得写多长？原先的已经长的快没人看了~
好在这个问题去年还真长篇大论的讨论过：宋高宗为什么不肯收复北方领土呢？ - 北溟客的回答 开头就是。你不愿意看简单论证的那就自己去看论文吧。
实际上稍微有点常识，就知道南宋财政不可能迅速恢复到北宋的水平，因为丢失黄河流域意味着丢掉了1/3的国土，而要知道至少在北宋时期黄河流域开发程度还是比长江流域高的。
首先，北宋时期黄河流域的开发程度，我认为是和长江流域相当，而不能说高。对这一点的学术性论证，可以去看程民生老师的宋代地域经济 (豆瓣)一书。——实际上就是程民生老师的论述，恐怕也是出于很多人习惯印象之外的。
其次，如果承认黄河流域经济开发水平和长江流域相当，那么南宋初年高宗秦桧一意求和的决策，就更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合理性了。因为一来金国当时根本控制不了华北地区，只能推行代理人政治，地方驻军也不多，真正站稳脚跟已经是金世宗时期，这意味着金国的国力并未随着表面上的疆土扩大而增长，地理上的占有不能转化为经济实力（顺便提示下：我这里的叙述主要是从常识上推导，但现存史料记载也完全支持这一点。不过还是，篇幅所限我没法逐条列上来）；二来当时宋室南渡以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并且无法逆转。——人口增加，领土减少，税收压力加大，还不愿意趁着敌国立足未稳的时候北伐收复失地，这不是作死是什么？要知道当时距离靖康之变不到十年，如果高宗和秦桧真是从政权利益出发的理性决策人，那么北伐收复失地才是必然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政策选择，而吕思勉大师及其拥趸一直致力论证的“秦桧的议和，在当时是符合实际而且相当合理的，后世被骂，是受了冤枉”，照此一看则毫无疑问是自相矛盾+观点先行的想当然。
实际上，你自己答案里的很多论述也能说明一部分问题：终其灭亡，南宋整体上的财政状况为什么一直捉襟见肘？因为解决不了安全压力这个大难题。——又不能收复失地，又不敢裁军，这种状况手头能宽绰才怪了。所以我其实很困惑你为什么一面认为黄河流域开发程度和长江流域相当，一面又认为“南宋主和几乎是必然选择，不然就像前面所说轮不到金灭宋，南宋自己就灭亡了”。
或者。。。您也和很多网友一样，觉得金国打仗是不需要后勤的，金国是不存在经济压力的？。。。
再次，你说“实际上稍微有点常识，就知道南宋财政不可能迅速恢复到北宋的水平”。第一我自己又倒回头看了看，我原答案只说“南宋的财政收支到1135年就已经基本恢复平衡”，哪里有说恢复到北宋水平还“迅速”？而且我原答案里就已经重点强调过：安全压力不缓解的话，国家的财政负担就不可能彻底减轻。
第二我前面也提过了，南宋初年财政状况到底有没有迅速好转（当然你非要纠结的话，这个好转可以加个定语：相对的），有没有财力和必要性继续北伐，史有明载，现代学者的专业讨论也已经很充分。而且我原答案里还列了记载当时人看法的史料，你没看到的话，我再贴一遍好了：
比如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就明确说了：南宋初年，国家“连年用兵”时费用尚能支吾，反而是和议以后“休兵浸久，用度滋多，部尝患无余”。
再往下，您举了一篇论文，讨论通货膨胀率的问题。我得先承认代谦这篇论文我确实没看过，但是我打眼一扫就觉得这篇文章的结论并不适合直接拿来讨论——别的不说，他论文里对南宋前、中期的划分就有问题，时段划分有问题意味着案例和数据也必然有问题，这样得出的统计结果，至少我是不敢直接采信的。——比如他把第二次绍兴和议后（1142年）一直到1205年都算作了一段。实际上这期间宋金之间还爆发过大规模战争（完颜亮南侵和隆兴北伐），在我看来根本不好算作一个时期，即使按照他自己的论证意图，也是应该再细分阶段而不是一下子都划拉一块；再比如他把赵构登基到绍兴二次和议前一下子都算作了一段，这也有问题：高宗刚登基那阵经济状况确实很糟，但后来也确实是有所好转的；同样的，秦桧在和议后反而大幅增加税收搞的怨声载道，也有大量原始史料记载可以佐证。我原答案已经列了几条记载原文，待会儿可以举出更多。而代谦的统计没有反映出史料所记载的南宋国势变化，恐怕不能倒过头来说是史料出了问题。
当然我接着度娘了一下，这位学者ms是搞经济学的不是专业治宋史的，所以他的论文我还真得再看。因为根据我有限的经验，拿数据统计验证自己的观点也难也简单，因为这种方法有的时候真是想要什么结果，就能算出什么结果，看你怎么选择样本筛选数据了。
——如果我不想展开讨论，只想回答题主的问题、指出吕思勉大师之立论并不成立、同时反驳你的批评的话，其实到这里已经可以了~
不过你后面补充的对于秦桧的论断槽点更多，就那么放着的话真心看不下去。然而实在太多了，我得喘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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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继续。
一上来我还是要先甩下锅：我原先答案里贴的关履权论文里的表，只是想给很多以为和议之后就天下太平的人看一下，和议之后照样有兵变民变，毕竟贴个图比列文字记载容易多了；而且如果看了我原回答中链的另一个答案：南宋高宗如此昏庸，为何没能促成有效的农民起义推翻现有政权？ - 北溟客的回答，就很容易知道我有没有断章取义——我讨论宋高宗的那个答案写的清清楚楚：两个高发期，“第一个高发期是建炎年间到绍兴初年，也就是1127年——1135年”（幸亏那个答案我还没修改还留着原发日期），谁试图隐瞒数据了？
不过你连原答案都看不囫囵，肯定也不会点开链接看的。我这里专门提这个，只是想说明一点：
虽然知乎也不是什么严肃场合，但没凭没据就试图揣测别人的主观动机乱扣帽子，还是有点膈应人。
@Orz辉 所以你答案里是不是应该向我道个歉？或者把你原答案那些像模像样揣测我意图的话删掉？你自己选项中意的吧。
另外我实在憋不住再吐槽一个点儿：秦桧在官场上沉浮起落的过程和具体时间段，我写过很多答案专门进行介绍，利。用。个。鬼。啊。。。至于生卒年这种百度一下就能知道的事儿，抱歉我还真没心思在这上面玩猫腻。
话说你不看别人答案就算了，喜欢无凭无据的揣测别人意图也算了，但是分析的这么煞有介事。。。拜托尴尬癌要发了好么。
不过呢，我引的关的那篇论文，后来看倒确实有问题。——首先关的论文对南宋初年内乱的统计严重不全，比如秦桧执政期间很多民变，他都没算上，当然前期也有一些没算，总之翻了翻史料以后发现确实不好直接拿来当结论用；其次有些统计明显搞错了，比如何白旗起义是绍兴二十年的事情，他给算到绍兴十二年了，明显是当时看岔了或者笔误了。
那南宋初年的民变情况到底怎么样？恰好我前天刚自己重新刨了一遍史料做了个简图，不过因为知乎没有答案更新提示，就犹豫了下没修改两个相关答案（现在看起来也幸亏没改）。既然有人追着问，那就贴一贴好了：
（顺便说一下，这个统计主要依据的是何竹淇先生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全四册）》以及其他相关论文。）
很不幸，绍兴六年以后那几个内乱高点全在秦桧执政期间。当然，这个图确实也是需要稍作说明的。
第一，图还有很大修改余地。比如这里的统计是纯用次数计的，基本是只要史料上提了就算，没怎么考虑规模的问题。如果考虑了这个问题再进一步修改的话，有些差距会更明显——比如绍兴二十二年的虔州兵变，最后调动了京湖、淮西、御前的多支禁军、厢军和乡兵才平定，而且持续时间长民众伤亡很大。这点看图看单纯的统计表都是看不出来的，必须看史料才能有感觉。
第二，这种统计图的主要好处，是可以借助视觉效果，一目了然的看个大势，比如你光看这个图也能看出来宋金第二次绍兴和议以后南宋的国内政治还是一团糟，特别秦桧当政的时候。但要具体分析的话，那这个数据是不能和宰执大臣责任直接挂钩，得结合史料具体分析。不过呢，分析的结果，还是对秦桧不利：
比如绍兴五年到六年之所以民变次数较多，是因为绍兴五年夏天南宋长江流域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岳飞平杨幺的时候洞庭湖水位低，杨幺军的车船不如往年优势大也和这次旱灾有关系。这种你就不能说是当时执政的张浚赵鼎、以及主政地方的大臣比如李纲等人的水平有问题；
但是秦桧执政时期的情况又不一样了。还拿绍兴二十二年的虔州兵变举个栗子，虔州兵变闹大的时候，秦桧直接瞒报，导致高宗不知情。最后还是当时实际上的皇储、后来的宋孝宗赵瑗，给高宗透了风声。结果秦桧得知赵构有所察觉后，竟然直接去问赵构谁告诉你的？高宗回答说“儿子（即赵瑗）说”，导致赵瑗直接被秦桧罚了三个月的月俸钱：
章贡军叛，上不知。一日，问如何，秦曰：「军人们闲相争之类，已令人去抚定矣。」问是谁说。上初不言，诘之，乃曰：「儿子说。」遂寻别事罚俸，三月不支。（《朱子语类》卷131）
再比如民变除了和天灾有关，和税收轻重、和地方官执政水平都有关系，而本质在于加强国家对地方控制能力、提升税收的经界法，恰恰是第二次绍兴和议以后全面铺开的，同时南宋官僚系统的全面腐化堕落，小人竞进，也是秦桧主政后造成的。
——天灾是人力不能控制的，但是不打仗了还持续加税呢？聚联财富呢？有意瞒报呢？地方官胡乱任命自己亲信完全不考虑公利呢？
赵丞相初亦不喜之。及其再入，全然若无能，赵便谓其收敛，不做一声，遂一向不疑之，亦不知其如此。（《朱子语类》卷131）
这里说的是秦桧再入政府到重新把持相位之前的状况。所以很无奈，确实民变低的那阵和秦桧车扯不上什么关系，民变高的时候就有关系了。
实际上，秦桧当权期间，最大的劣迹恰恰是为政不修致使民生凋敝，和残酷迫害士人任用奸佞导致吏治败坏。史料记载最多的也是这两条，前面贴了图，这里随便再贴几条原文：（第二次绍兴和议后推行经界法时，秦桧）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七食货上二）
“绍兴休兵后，秦桧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尽入此库，户部告乏，则予之。桧将死，属之御前，由是金币山积，士大夫指为琼林、大盈之比。”（《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左藏南库》）
（绍兴十四年五月）甲戌……初，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置经界局于平江府，守臣直秘阁周葵见椿年问之曰：公今欲均税耶？或遂增税也？椿年曰：何敢增税。葵曰：苟不欲增，胡为言本州七十万斛？椿年曰：若然，当用图经三十万数为准。时秦桧怒葵不已，椿年因奏葵在郡锡宴北使，饮食臭腐，致行人有词，葵坐落职，主管台州崇道观，自是投闲十一年。按葵行状，其罢平江在此年，而日历会要皆不见，未知在何月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
秦桧在相时，执政皆用昏庸无能者，如汪渤章夏董德元皆一类人。太上一日问处州兵反事，秦久未对。章夏在后，恐秦忘之，因对一句。后秦语之曰：「桧不能对时，参政却好对。桧未对，参政何故便如此？」实时逐去之。兴化林大鼐为士人，时对策，言自宣政以来，人无节义。后得秦桧于虏中，乞立赵氏，节义可取。时秦被黜闲居。后秦知之，大擢用。一日在经筵，因讲得甚称上意，上喜，赐一带，秦逐出之。（《朱子语类》卷131）
将士观望，忠义之气沮丧，散而为盗贼，大事去矣。……补财用在今日最为难事，宜省官吏、减州郡冗卒。陛下痛自撙节，蠲损切身之奉，以养战士；清心寡欲，疏远阉寺，与贤士大夫、骨鲠谋议之臣共济艰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2载宣和六年状元冯时行绍兴三十一年八月上高宗书）
——“公私扫地赤立”啊~ 而且上面贴的这条截图版史料，是孙觌给万俟卨写的墓志铭里的。现在很多人盲目学吕思勉大师的诛心和“理客中”，没凭没据就觉得岂但岳珂是不能信的，李心传也不可信，朱熹也不可信，元人编的宋史也不可信，那万俟卨孙觌这德性的应该可以信了吧？
这么多史料在这儿摆着，再看看吕思勉大师当年提出的“和议是为了改善民生是有道理的”“秦桧是受了冤枉的”，还有这个问题下面很多知友答案里孜孜不倦论证的“大师不可能错”“南宋国内经济状况怎么样和秦桧没有关系”，不觉得荒谬到可笑可笑到魔幻吗？？
还有你答案里说的这段就更可笑了：宋朝老百姓思想觉悟自然也不会高出多少。民族大义、皇权思想，既不能让秦桧保住相位，也不能让宋朝皇帝保住皇位。
——宋朝老百姓的思想觉悟是未必比现代人高出多少，但是与后世人不同的是，不管是对当时的北方民众还是南方民众来说，金军一次次的屠城、掳掠人口还没有过去十年以上，还是很新鲜的记忆；而敌军屡屡南侵、边防不靖又不敢大规模裁军所导致的安全压力、经济压力，也是最终由他们承担。所以比起后世很多泛泛而论、不能或者不愿下工夫严谨考证的学者，他们更清楚谁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又是谁在打着维护他们的旗号，出卖他们的血汗甚至身家性命。——当年秦桧挂掉以后，府宅门口污秽如山积，墓志铭出重金都没一个人肯写，你以为是南宋老百姓蛋疼吗？那会儿赵构还在宣扬自己和秦桧君臣相得呢~
至于“民族大义、皇权思想，既不能让秦桧保住相位，也不能让宋朝皇帝保住皇位”就更可笑了。民族大义确实保不住秦桧的相位，因为他的执政地位从得来到维护都是靠的与金人媾和，否则根本轮不到他当宰相；但是高宗可没脸说他的皇位没靠民族大义。他当年刚登基的时候，还有被兀术追的下海的时候，如果不是北方民众纷纷起义抗金，如果不是江南众多民兵和低级官吏拼死抵挡，早被兀术抓着去北方陪他爹了谢谢~
说到底，讨论历史最忌的就是不肯深入，而只凭自己头脑中的“常识”和“人之常情”想当然。
——你要光说关履权那篇文章的事儿也就算了，因为一来确实有些问题二来我也在犹豫要不要改下答案；但是后来断断续续加上的这些，只能说没全面了解就强行发言的情况下必然说多错多，越改越着相。
补个图存照。
话说我还真是从来不介意承认自己水平很差很多知识不懂，但是这不妨碍我觉得你一样有很多知识不懂而强答。至于“本来就没想和你争”这种辙，第一应该一开始就给自己找下，第二找下以后要努力在自己的答案中体现出来，不能一开始给别人扣了帽子，再一抹脸说哎我本来就没打算和你讨论。
还有“主要目的是借古喻今”这种论调，老实不客气的说，吕思勉大师都玩脱了，后人还是老实一些吧~
但是我实在还是憋不住想再问一句啊：我说秦桧是奸细，就不能是我看了多家观点多方论述以后，更加确信这个观点才是站得住的？学术就是所有的论点都要采信？
你说这种话之前真的有过脑子么？。。。
不过话都说到这种份上，再讨论下去确实很难看了，就这么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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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5首答
谢谢邀请。
如果只谈历史学和历史本身，就事儿论事儿就史论史的评价吕思勉大师对岳飞秦桧的观点，那就是邓广铭先生在《岳飞的死因何在》一文（该文发表于1963年的某期《沈阳晚报》，在《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一书中有收录）中的一句话：
“是完全荒诞无稽，违背历史事实的。”
或者用邓广铭先生在《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原文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中的另一句话来概括也不错：
“是完全昧于史实者的一种无稽之谈。”
当然邓广铭先生的这两句话并不是针对吕思勉大师的，而是喷“岳飞被杀是因为主张迎还二圣”这个百年老谣顺便吐槽文徵明的，这儿只是借来用一下。因为吕思勉大师在岳飞秦桧这个话题上的犯错原因和硬伤严重程度，实在是和邓广铭先生的这两句断语太契合了，答主不用不舒服斯基。
那么史实又是怎么样的呢？
史实是岳飞怎么算也算不上是军阀，而有些答案里所谓的“五大家军”，其性质其实是屯驻地方的中央禁军，关键的人事任免权和钱粮来源都掌握在朝廷手里。打个比方的话，这些部队更接近于现在的大军区野战军，之所以叫“X家军”仅仅是当时的口语习惯+这些部队的正式番号比如“行营后护军”“神武后军”之类的换的太频了，老百姓记不住；
史实是秦桧一手主导的绍兴和议严重损害了当时绝大多数人（这个大多数人，包括南宋军队官兵，包括沦陷区的北中国普通百姓和尚在南宋治下的南中国普通百姓，包括士大夫阶层，包括女真贵族治下的其他各族人民，甚至包括宋高宗赵构自己）的利益乃至基本生存权，是不折不扣的牺牲大众利益以求自己一身私利最大化的坑爹行为，在知乎以外的很多不那么理性中立客观总之不那么讲究的地方，一般会称这种行为为卖国求荣。——要知道金人在绍兴和议的条款里，可是明确约定了“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的。而要不是因为在金国有关系、能牵头搞和议，秦桧本人根本没有进入中枢长期作执政的机会；
史实是南宋当时要打仗的话完全不缺钱，绍兴十年以岳家军为主导的宋军北伐也确实离收复燕云的不世之功只有一步之遥；倒是财政状况恶化、民生凋敝、军队素质急剧下降这些乱象，都是和议以后数年才出现的情况。也没别的，就因为和议以后赵构和秦桧这对君臣太能zuo了，所以花的钱远比打仗的时候还多。
以上这些史实基本面，其实在以前的一些回答里说过很多次了，具体可参见历史上真实的秦桧是个什么样的人；宋高宗为什么要退位；南宋高宗如此昏庸，为何没能促成有效的农民起义推翻现有政权；如果你是宋高宗赵构，你杀不杀岳飞和如果没有干扰，岳飞能打拼到哪一步以及岳飞要是不死，凭他一己之力，真能直捣黄龙么。当初写这些答案的时候，基本每个论点都列了充分的史料依据，记载原文和具体出处都有。现在信息分享这么方便，很多史料都电子化了，知道原文的话检索也不困难。所以如果真有知友确实对南宋初历史感兴趣、真的想知道吕思勉大师和学界传统观点哪个更接近历史真相的话，不妨花点时间移步过去看一看。要是能顺着引注去翻一下书，自己分析自己进行判断，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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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很怕相当一部分知友其实并没有这么多时间和耐心，而这些答案也确实都太长，光岳飞到底能打到哪儿那两个答案就三万字儿，全看下来估计一天就没了。so为了尽量节省各位的时间，我决定费点儿劲儿把以上答案里的一些关键点再摘出来强调一下：
第一，关于南宋初年到底有没有钱进行北伐这个问题，是有史料可查、也可以算的；同样的，和议以后有没有比战时少花点儿老百姓的血汗钱，也是可以查、可以算的。——比如李心传就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详细介绍过南宋初年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大致收支状况。根据相关记载，南宋的财政收支到1135年就已经基本恢复平衡，盖因其主要来源已经不是两税，而是新增的各种商业税，所以恢复的很快，1135年以后每年的总收入基本保持在6000万贯上下；而绍兴十年宋军北伐的话，需要的钱应该不会超过5000万贯，完全出的起。
当然可能会有知友觉得这个军费比例太高了。但一来这个开支比例有宋一代是正常现象，古代的国家财政也不能用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情况来简单类比——那年月军费从来就是公共开支的最大头，北宋就这么撑了一百多年，也没见出什么事儿，最后挂也不是挂在没钱养兵没钱开工资上；二来和平时期养兵一样要花钱，吃的粮穿的衣，装备的兵器盔甲，每个月发的津贴，该有的开销一样都少不了；所以真想减少军费开支的话，最有效的途径其实是裁军。但裁军这事儿，如果脑子没坑，一般在安全压力缓解的情况下才能做。像我朝的百万大裁军，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286当年敲打完越南、和苏联关系缓和以后，断定不会再有大仗打了，这才敢动军队。换句话说，当时的南宋统治者要真想与民休息，反而应该支持岳飞一直往北打打到至少收复燕云，安全压力小了，前沿地理条件优化了、有利于我方防御了，才有可能考虑少养点儿兵少花点儿钱。不然像南宋实际搞的那样，第二次绍兴和议以后自己也知道对方其实一喘过这口气就还会打过来，所以根本不敢裁军，最后的结果就是打仗时一年的军费开销是多少，和议后还是多少，甚至更多。——比如绍兴末年湖广地区的驻军，人数虽然从岳飞领兵时期的10万下降到了7万，但一年还是要消耗960万贯钱，反而比当年岳家军全盛时期的军费总开支还多出10.8万贯。
这是后人扒着史料一点点算的细账，实际当时人作的比较扼要的形势总结也有，比如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就明确说了：南宋初年，国家“连年用兵”时费用尚能支吾，反而是和议以后“休兵浸久，用度滋多，部尝患无余”。
这是军费开销的状况。其他方面比起军费也是只糟不好，比如税收上，秦桧“（绍兴和议后行经界法时）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七食货上二）；赵构“（绍兴十三年）诏内库不隶户部、太府，有司辄敢会问，与报供者皆之坐”（汪应辰《文定集》卷2《应诏陈言兵食事宜》）。
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第二次绍兴和议以后为什么兵变民变那么多？就是这么作出来的。
顺手再贴一下某张统计南宋初年兵变民变的图（（更具体的对比请移步南宋高宗如此昏庸，为何没能促成有效的农民起义推翻现有政权？））：
所以谁要非说秦桧和议是为了老百姓考虑，是务实，是敢担责任的政治家，说指责秦桧的人都是不懂理性爱国的好战愤青，至少我是没法认同的。历史学最基本的原则，是要拿材料讲话，是观点要服从证据而不能反过来，是要认基本的事实。如果连这点共识都没有，那这个学科也就没法继续存在了。
第二，当时的岳家军也好，张家军杨家军也好，都不是私军，而是人事和财政大权完全归南宋朝廷掌控的中央禁军，只是出于军事需要而屯驻在地方罢了。
这里涉及到一个判断武装力量归属的问题。这个问题要说复杂也复杂，要说简单也简单，就是看两条：第一人事任免权在谁手里；第二钱粮从哪儿来，中央握着命脉，还是部队自己解决？
回看南宋初年的情况，四大屯驻军（岳、吴、张、韩）也好，殿前司也好，财政完全是朝廷以及朝廷派出的转运使管着的。和岳飞差不多是同时人的庄绰所著的《鸡肋编》里，对当时地方上每年供应各屯驻大军的钱粮数目有很具体的统计。前面算北伐费用、算养兵费用，这个记载就是很重要的一条依据。另外查《要录》和《鄂国金佗粹编续编》，也很容易翻出很多当时各大军催运钱粮的手续文件，也不乏因为供应不及时而起冲突的案例，比如吴玠有一次就因为粮草供应不足，一怒杀了好几个管转运的官员还差点杀了转运使。要真是私军、真是自己赚钱自己用，反而就没有这些麻烦了。
顺便插一句，其实“南宋初各大军是私军”这个观点，和“朝廷出不起北伐的钱”这个观点，本身就是冲突的：如果财政权握在朝廷手里，那么就不能说这支武装力量是私军，除非你认为任何军事力量都必须受中央垂直管理，不能有任何中转和委托，即使战争年代也不能；而如果真是私军，钱粮自筹朝廷管不了的话，那你中央有没有钱和这些私军能不能北伐就没什么必然联系。这都是不用看史料，单纯从逻辑上推敲一下就能发现的bug。
同时当时各大军的高级将领任免和重要幕僚的任免，也是受中央控制的。以岳家军为例，岳飞鄂州宣抚司的核心幕僚，比如参谋官、参议官，都是朝廷任命，岳飞顶多有个人选建议权，批复还是要看朝廷眼色；而幕僚任期满了以后则或回中枢任职，或者外任地方官，裁决权还是在中央手里。朝廷实在不认可的人，岳飞想用也用不了，比如岳飞很欣赏的名士朱梦说，就是被朝廷勒令辞退的，岳飞根本不敢留。
——这两条都是中央管，你就不能说这支部队是私军了。至于军纪如何、听不听中央调遣这些，说实话，就算不好也不能算衡量标准。因为再好的体制也不能保证不出偶然状况。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还不服从杜鲁门和参联会的指挥，杜鲁门想见麦帅还得屈尊飞威克岛去呢，能说当时的驻远东美军就是私军么？至于叫“岳家军”“张家军”“刘家军”，这个我老觉得都快在各种地方说了有八百遍了——那只是当初的口语习惯加上图省事儿。不然今年这个部队叫“行营后护军”，明年又改叫“神武后军”了，再过几年又改叫“御前驻扎后护军”。。。您觉得当时大部分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的老百姓能记住么？实际上赵构自己的殿前司也就是御林军，也是被图方便叫作“杨家军”的，总不能说赵构连亲兵都管不住了吧？
另外实在忍不住想补充的一点是：岳飞的军队在当时一直是最服从中央命令的军队。这点以前的答案里说过了，但是这里还是想再强调一下：论军纪，这支部队的士兵已经自觉到相互间勉励“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卤，是我军中人！”的地步了，而且军粮不继的时候，真饿死过人（绍兴六年岳飞第二次北伐，留守部队因为军粮供应不及时有饿死的），真是宁可去集市上卖头发甚至卖儿女换口粮也不纵兵掳掠（绍兴初岳飞驻军江西时的事儿），并不是只喊喊口号就完了；论经济问题，岳家军是敢拿开支账目给中央财政部门审核的，结果把当时的宰相赵鼎感动的不行，连“这得树个典型给其他部队作榜样”的话都说出来了；论尊重朝廷，绍兴四年收复襄阳六郡后、绍兴八年宋金第一次和议后，岳飞都曾主动上书要求收回他的便宜处事权，还要求过裁减他宣抚司的幕僚人数。——都做到这个份儿上了还算军阀的话，那只能说大概在有些人眼里，只要是个军人就是军阀或者潜在的军阀，是支部队就是私军了。
另外吕思勉大师对岳飞还有个比较著名的论断是岳飞的战功其实不突出，像样的仗没打几个。这点实在是没法说了。。。全身都是bug的好处就是别人吐槽都会懒得得吐。。所以真感兴趣的话，去翻郭汝瑰郭共谍主编的《中国历代军事战略》吧~ 看看内行人是怎么看岳飞的军事才华和实际战绩的；或者还是看这个答案：如果没有干扰，岳飞能打拼到哪一步？ 虽然只是分析了岳家军的最后一场大战，但窥斑见豹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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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如果说出“岳飞是军阀，秦桧搞和议是因为没钱打仗了、是为民着想”这种观点的人是个无名之辈，那bug摘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么说的人并不是无名之辈，而是至少到现在还被认为是著名史学家的学霸，而且还有“国学四大家”的光环，所以恐怕就得再说两句、再分析分析、再研究研究了。
因此接下来，就是给吕思勉大师的洗地，以及一些比较私人感受的鸡汤了。如果您只关心历史事实如何，而不关心吕思勉大师的学术特点和错误原因，那看到这里就可以不用看了。
实际上看到这里也已经很有耐心了，辛苦您~
下面开始洗地和鸡汤：
很多人对吕思勉大师论岳飞秦桧这段公案的困惑，其实就是一句话：
大师为什么会犯小白的错误呢？
或者说，大师怎么会错呢？
这个问题，其实吕思勉大师自己就解释过。因为他当时抛出这个观点以后立马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舆论哗然，官家——不管是炮党还是后来的土鳖——也没放过他，炮党治下吕思勉大师还为此被告上了法庭，所以不得不就此事反复作澄清。
这里引用一段以前存的资料原文：
“据本书（指吕著《白话本国史》）2005年新版前署名李永圻、张耕华的《前言》，引用作者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中，自评《白话本国史》说：“在当时，有一部分有参考价值，今则予说亦多改变矣。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予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
这段话的要点有两个：
第一，吕思勉大师在叙述和评价南宋初这段历史的时候，主要参照的是《文献通考》；
第二，他其实并不关心岳飞到底则么样、秦桧到底怎么样，就是想借岳飞的例子宣扬自己对于时政的主张——军阀可恶，军事强人崇拜不可取。而这个感触，则是针对当时军阀混战的现实而发的。事实上这也是吕思勉大师一贯的治学特点：他的学术研究始终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经常以古喻今，而且思路大胆、敢下断语，加上文笔好，所以非常能打动人。至于为什么挑了岳飞当靶子，大概是因为他老人家觉得岳飞名气大，历代官方都奉为武将楷模，民间名声也大，所以这一个要能批倒了，那其他被崇拜的武将也不在话下了。
但是大师的问题，也就出在这两点上。
首先，要研究南宋初年的历史，光看《文献通考》和《宋史》是完全、完全不够的。
因为《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已经是宋末元初时人，隔着南宋初年已经一百多年出去了，书里谈南宋初的和战也谈的很泛泛，只是一些议论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信息。总之，它不是原始史料，严格要求的话，作为论据分量是不够的。真要治南宋史，《建炎以来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才是必读书，其史料重要性尚在《宋史》之前；更不用说还有其他史料和各种私家文集了。但问题是吕思勉大师本人的强项并不是宋史，所以不要说《会编》和《要录》，恐怕就是《宋史》他老人家也没看仔细。——秦桧在和议后反而增加税收，以及不但迫害岳飞等武将还大肆迫害士大夫搞文字狱的史料，在《宋史》里就有很多。所以老先生恐怕是通读二十四史的时候，太过追求速度所以没看到；要是看到了，那按照历史学的基本规矩，这么多不利于论点的证据，是很难自圆其说的，除非选择性无视；但是选择性无视这种事，按说又是有违吕思勉大师的治学原则和作为史家的最基本操守的，所以应该还是没看到。
当然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知识积累这事儿就是这样：面宽了，深度难免不够；深度够了，面可能就不可避免的要窄一些。学海无涯但人的精力有限，谁也不是神仙。而吕思勉大师的治学风格，恰好是比较典型的“面宽”的。
总而言之吧，隔行如隔山这句话，其实在历史学科内部也是适用的。这点真接触过基本的历史学学术训练的人，或者对正经学术圈有点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研究断代史的学者只敢说自己这块儿，顶多治唐史的说说魏晋或者五代北宋，治宋史的说说元史或者唐史。跨度再大，就不敢说了。开口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云云，要么是不世出的高人，要么是民科。而前者出现的概率，按说应该是很低的，大概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出一个这样~
其次，其实给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时政类观点拉论据时，挑知名度高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来站台，并不是个好选择。
原因也简单，名气大的历史事件，自然会提升话题度；但是同样，知道根底的人也多。譬如岳飞秦桧这一段，您不专门研究，但有别人专门研究，而且研究的还一直的不少。所以你抛出一个别出心裁的观点来，可能一时吸引的人多，但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挑刺儿了，反为不美。
而且像岳飞这样的历史人物，说实话到吕思勉大师写书的那会儿，都八百多年了，一直是从官方到民间全方位的推崇，顶多老百姓听说岳全传听多了觉得他愚忠怎么就不造反呢，其他的都是正面评价。有些负面的议论，也不是主流而且完全站不住脚，都不知道给人批驳过多少回了。所以要说这样的人物是军阀、杀的有理，实际就等于说八百多年间的这些人，上到朱元璋于谦张苍水乾隆，下到普通文人普通百姓，全是不认真读书的笨蛋，或者有意骗大伙儿而且还始终没有人发觉的超级骗子，只有我慧眼独具，力排众议发前人之未发。。。
。。。认真的，您真觉得这可能么？
就算有可能，这个可能性也很小，而且这种颠覆性的史学成就要想站住脚，一定是要遍读当时史料，皓首穷经才能达成，可能还得新发现点儿史料。。总之，它不是一个读个文献通考和宋史就能干的活儿。
所以要煮点儿鸡汤的话，吕思勉大师的这段学术公案，比较有现实借鉴意义的，大概是这么两点：
一、不熟悉的事情，就不要贸然出言评价；
当然这也有个前提，就是你得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并不熟悉，或者不够熟悉；
二、有话好好说。特别是关于现实政治的观点，不要故弄玄虚的唬人。
实际上，如果你对现实政治的观察真的足够犀利、表达又足够好的话，那不借助历史，单分析现实就足以产生影响力甚至直接忽悠群众“跟你走”了；反倒是借助历史，甚至曲解历史来表达现实关注，一旦被看破，很容易连累您想表达的观点本身。
——真理不需要谎言来宣传。如果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能承认，那稍微有点眼力的人很容易怀疑，您要宣传的主张到底有多脆弱、多经不起审视；或者您到底是有多拙，这么简单明快一目了然的道理，得扯出这么多幺蛾子来说？
您确定不是来拆台的吗？
其实是一心为了老百姓好、希望国家政治清明、中央政权稳固的吕思勉大师，之所以反而被老百姓嘘、先被炮党后被土鳖纠结这段公案，大抵就是因为这么个心理。
说到底，有些东西，确实是不能碰的。你觉得能碰，很可能不是因为你聪明，而是因为你糊涂，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了。
因为实在太容易被一些知道点儿底细的愣头青拿着当把柄反击了：
没错，真相要严格考证才能获得，不能人云亦云不懂脑子就信；但是拜托，史料都在那儿摆着，您老人家去考证了么？
片儿汤话，少说也罢。在吕思勉大师的那个年代，识字儿的人还没这么多，书也印的不很多，所以这样的话说说也就说说了，毕竟那年头做学问不容易，很多书都不好找的；但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少造点废物、少重复出错，真的快成功德了。
比如有些知友，您能别再提“岳飞被杀是因为主张迎还二圣”这个邓广铭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辟的老谣吗？
无量佛——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吕在《白话本国史》里说秦桧冤枉并不是真要讨论秦桧这个人如何如何，而是为了坐实岳飞的「军阀」罪名，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也。
而指斥岳飞为「军阀」，说到底仍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你去看清末民初（抗战结束前）的那些面向大众的历史小说和历史教材，甚至于比较高端的针对大学生的讲义（比如钱宾四的《国史大纲》），其宗旨大多在于灌输民族主义史观、塑造对血缘-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想象。一言以蔽之，曰「创造民族」。
创造民族的过程就是一个构建历史的过程。所谓构建历史，不是简单地把历史讲给老百姓听，而是在民族主义的指导下，摘取历史片段，改头换面、赋予新的内涵，编织出新的历史脉络和话语体系。比较典型的就是对「忠臣」们所做的大手术。
传统意义上的「忠臣」所忠的对象毫无疑问就是君主（大家不妨把《汉书》中苏武对李陵所讲的那番话找来看看），所谓「气节」「大义」一定从属于「忠孝复合体」，君主就是忠孝复合体的顶点与核心；要让士大夫们承认自己与佃农泥腿子们同属一个「民族」、还要向这个混入了泥腿子的「民族」效忠，那可真是千难万难。
而在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叙事之中，这个核心被改成了「民族」「国家」，之前仅仅指向君主、缺乏民族主义元素的那些忠诚也就成了「愚忠」，唯有少数特例（比如苏武、文天祥、郑成功）经过改造能够符合民族主义的需求。
改造「忠臣」是为了使其符合民族主义叙事的需要，最终目的当然是创造民族和民族国家。不同的人所期盼的民族国家是不同的，那么他们对历史的重塑、对「忠臣」的改造手法自然也会不同。
具体到岳飞的问题上来。吕的这部《白话本国史》创作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有的人（尤其是与常凯申争权失利的人）觉得都是常凯申的错，于是就要使劲儿黑宋高宗，所以就要使劲儿捧岳飞。岳飞越「忠」、越「冤」，对照之下宋高宗（常凯申）的形象也就越不堪。而有的人（比如吕），觉得国家局势如此危难，就是因为那帮军阀私心过重、不服中央号令，那么反过来把岳飞批倒、批臭，自然也就有利于中央集权、一致对外了。你去看《白话本国史》，岳飞那节里面有大段大段文字直接飞回20世纪、指斥时局去了，岳飞和两宋历史完全被冲淡了。
在那个「创造民族」的年代里，外患严重，民族主义显然是一把趁手的好兵器；到了今日之中国，仍然有人祈灵于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他们又想构建怎样的共同体、建立怎样的社会和国家呢？
别人的想法我不敢妄作结论，我只知道自己的屁股在什么位置。但求不被卖了还帮着数钱。
楼上的朋友们从各个角度说得太多了，但是有些话，他们都是收着说的，或者表达很含蓄。
因为这些同志里，有些是相关领域的，有些是相关专业的，有些要靠这个吃饭，话不能说得过分。
咱家不是学术界的人，是个野地里长的，所以咱家说句实话，不怕得罪人。
吕思勉也好，钱穆也好，说句实话，这些人的通史水平是不怎么样的。
为什么这么说，咱家举个例子。元修宋史有500卷（接近），其卷数差不多相当于宋史以前官修正史的总和。包括宋史这本书在内，现存宋代文献的字数接近一个亿，这还是不包括各地的方志图谱在内的。明代呢？保守估计，是这个数字的7-8倍。清代的呢？以一个人的力量，可能无法估量了。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自两宋以来，中国的历史记载出现了爆炸性的存留，存留的文献档案和文字资料，开始向天文数字级别靠拢。这是一个人，乃至几个人能完成的么？吕也好，钱也好，如果是宋以前的朝代，一个人治几个时代，问题还不大。入两宋之后，一个人治几个时代，他们有这本事？有这本事的，不是人。连邓先生这种两宋时期的超级学霸和他的徒弟王先生都阴沟里翻过船，何谈几十年前的人？
以前为什么推崇他们？很简单，因为搞通史的人少，没有比较适合的通史方面的文献可以参考（记住，是参考），他们写的东西在他们那个时代，就属于破天荒，自然有影响力。至于水平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们已经是上个世纪前期的人了，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中国史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很多领域甚至有相当大的突破性的进展。
这都什么时代的人了，还去看几十年前的通史著作还顶礼膜拜，有意义么？
当然，一定会有人来骂，来批评，说你童贯算哪根JB毛，你配这么和民国大家说话么？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
咱家得说，骂得好，又骂得不好。为什么呢？
说骂得好，是因为能来骂这一句，已经开始体现怀疑了。假如不怀疑的，根本没必要来骂，笑一笑就过去了，还可以点个反对没有帮助。
说骂得不好，是因为要骂没有骂到位。在这个时候，不应该骂有没有资格，你是个什么东西之类。这显得太空泛，而应该直接引出具体问题，然后用归谬法再来攻击，则事半功倍。
这才是骂架的精髓。
记住，骂架往往说服的不是对方。对方你是无法说服的，你需要说服的是围观群众。
话题扯回来，为什么现在我们可以说他们水平不怎么样呢？
很简单，因为人类的认识是在不停发展的，他们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说前人水平不怎么样，那是因为他们取得了新的认识。而当代的人能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取得新的认识，自然就可以说他们水平不怎么样。当代的人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以后的人能站自己的肩膀上来骂：
“你们水平也不怎么样”
否则的话，那人类对历史认识的发展，不是给狗吃了？吕思勉认为秦桧受冤枉，是正常之极的事。
就如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众多历史大家在说南宋历史时，都异口同声的说，钟相、杨幺一直都被地主阶级诬蔑是一样，时也势力也。
吕思勉写那段历史的时代，是民国政府对外妥协，对内试图削夺武人兵权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代表民国政府的蒋介石、汪精卫，面对小鬼子大举入侵，先签订唐沽协定，后签订何梅协定。
小日本已占据了东三省，而民国政府始终忙着打内战；还打击各种抗日军事联盟（对此看一下吉鸿昌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
国家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他们却是高呼攘外必先安内，更高呼侈言抗日者杀无赦。而那些手握兵权的武人们呢？却都是高呼放弃内战，一致对外。
在这种背景下，吕思勉作为著名学者，写南宋那段历史时，能怎么写呢？
看着现实，回看从前的宋代历史，吕思勉突然感觉，宋代的武人忠于国家忠于民族，面对中央政令近于无条件服从；民国的武人都是忙于割据，用各种高大上的理由对抗中央政令统一；这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看着现实，回看从前的宋代历史，吕思勉突然感觉，处于愤青的角度，自然会认为老蒋卖国，但是从政治的角度看，老蒋真的是在卖国吗？
在这种背景下，吕思勉遂决定用全新的角度看这段历史，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许多人在看吕思勉为秦桧翻案的文字时，常常喜欢看那些云遮雾罩的所谓史料，而我最喜欢看这一段话。
总而言之，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要紧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 倘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莽、操，在古代，却只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吕思勉的不幸在于，他写的这种历史落笔没有多久，时代的风向大变，于是书被查封了，自己也惹上了官司，还差点丢了工作吃了牢饭。
其实，类似的内容本身就证明，历史是上层建筑，所以评论历史有风险，不要以为评论古人，你就可以随便说，一个说不好，就可能受到政府专政的。
我只是奇怪，大家在说吕思勉哗众取宠的时候，为什么从来不说，在若干年前，众多历史大家在写杨幺相关的历史时，是怎么评论岳飞的？
我们看看宋史著名大家，是如何写岳飞与杨幺这段历史的。
岳家军的这次出征，虽是去要完成一桩血腥罪行，但在整个行军途中，纪律却极为整肃。 这是岳飞应该永世受到谴责的，并且是无法涤除的罪行。 如果岳飞一生的作战实践，就到瓦解了杨幺的这支起义军为止，那么，岳飞便只能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负有罪咎的人；所幸是.........。
这种内容，我估计换个地方、换个时代去，人们肯定也是当笑话看的。
从这层意义上，吕思勉写的那段历史，虽然有点离经叛道。但显然因为他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可以想象，许多宋史大家在写杨幺的历史时，开口闭口就是，这是岳飞无法涤除的罪行；岳飞这是在完成一桩血腥罪行。如果时代风向突然大转，这些历史大家也得为自己写过的东西感到脸红。
问题是，在特殊的时代，他们如果敢不这样写，估计也得吃牢饭。
总的来说，历史是上层建筑，同样一段历史，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解读就是不同的。
正文结束，下面是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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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呢，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说秦桧是优秀的政治家，岳飞是军阀，并没有介绍的意义。问题是，许多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喷我的历史大Ｖ小Ｖ，竟然都没有看过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于是就睁着眼睛胡喷我了，而且一写就是洋洋洒洒一大堆。总而言，吕思勉还发表过这种观点？你泪大师就继续胡编吧。 我虽然一再对他们说，吕思勉《中国通史》中有关秦桧、岳飞的内容，也就两三页纸，你们想评论相关内容，就把这两三页的内容看一遍。问题是，他们就是不看。 我实在奇怪，吕思勉《中国通史》阅读起来，并不困难，这两三页纸，有二十分钟怎么也能看完吧，这些据说博览群书的大Ｖ小Ｖ们怎么会没看过，甚至看都不愿意看，就发表相关评论呢？ 我以为，复制粘贴《中国通史》的内容，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是为了让那些懒得读书、不愿意读书的大Ｖ小Ｖ们简单的了解一些《中国通史》中的相关内容，所以就复制粘贴上一些吧。 “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挞懒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 面对吕思勉对秦桧的这种评语，我说吕思勉认为，秦桧是优秀的政治家，不算曲解吕思勉的意思吧。 吕思勉写的这一章节，题目就叫“ 第一章第二节 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面对这种题目，吕思勉说岳飞是军阀，够不够直白？如果你觉得，不够直白，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一段。 “对于韩、岳、张皆授以枢府，罢其兵柄，其中三人被召入朝，岳飞到得最晚，不多时，就被秦桧杀掉。这件事，本书篇幅无多，且莫去考证他的是非曲直。（但要注意的：据《宋史.张宪传》，则宪的谋还岳飞兵柄，并不是莫须有的事）从三宣抚司罢后，他的兵，都改称某州驻札御前诸军，直达朝廷，帅臣不得节制。骄横的武人既去，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 面对吕思勉这种内容，我说吕思勉说过，岳飞是军阀，不算曲解吕思勉的意思吧。 总的来说，和那些不愿意读书、懒得读书，就会复制粘贴的大Ｖ小Ｖ讨论问题，实在太费劲了。所以，我恳请各位喜欢喷我的大Ｖ小Ｖ们，以后多看点书，至少讨论哪段历史，把相关内容简单看一下。不要以为，在电脑时代，学会复制粘这两招，就可以装专家了；更不要以为，在把各种高大上的书、高大上的专家名字罗列出来，就能吓唬住人。
本来呢？吕思勉曾说岳飞是军阀、说秦桧是优秀政治家，这就是一个普遍共识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自称有文化的人，翻出吕思勉先生一段话来说，吕思勉对岳飞、秦桧的观点根本不是这样的。并且截图了一段内容。总而言之，你泪痕春雨就歪曲吕思勉的观点吧！
这个自称有文化的人，引用的这段内容，是什么吕思勉什么时候写的呢？答案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在民国时代，武人专权，中央政府处处受制于拥兵的武人，吕思勉先生评论南宋初的历史，自然难免会写出，岳飞是军阀，秦桧是优秀政治家的观点。
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代还是武人专权，中央政府处处受制于拥兵武人的时代吗？显然不了，在这种背景下，吕思勉对南宋初的历史，自然得换一种角度看了。
这就好像说，宋史大家在新中国成立后，都说杨幺是农民起义领袖，岳飞围剿杨幺是岳飞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在民国时代，这些历史大家，也是持这种观点吗？估计是不会的，因为他们敢持这种观点，肯定是不想在名牌大学混了。
历史是上层建筑，时代在发展，人们的历史观点，自然会不断发生变化的。拿吕思勉五十年的观点，证明吕思勉二三十年的观点？怎么不拿邓广铭三四十年代的观点，证明邓广铭五六十代的观点？难道邓广铭先生在解放前，就认为岳飞围剿杨幺是一项罪恶的行动？
吕思勉这件事做的毫无学术道德。
作为那么出色的历史学家，我不信他真的会犯这么明显的错误。我还是认同这样一种观点：他是借古讽今，提醒人们对军阀的警惕。
但这比学术错误更严重。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唯一的态度就是尊重史实，即所谓“真相只有一个”。即使无力追索真相，又岂能故意歪曲？这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何区别？这是科学研究的态度？
举个栗子，某个物理学家说太阳黑子是对伟大领袖的污蔑，这一现象根本不存在，我们该如何评价他？首先声明：非泪粉，非小号，不过跟童大师有仇，爱信不信，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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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节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原文：回应@西溪丛语
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勇气，让阁下认为这是在给吕思勉泼脏水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原文:
吕思勉给这一章节起的名字“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嗯，“军阀”。这位不知是否真看过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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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题主都这么说，阁下视力颇佳
@西溪丛语 ，睁眼说瞎话可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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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应@西溪丛语 ，
这是泪痕春雨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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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呢，阁下眼中的宋史大神童大师眼中的吕思勉是这么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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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通史水平不怎么样
顺带一下阁下心中的宋史大神童大师对陈寅恪与钱穆的评价
嗯，陈瘸子，揭开钱穆画皮，搞出陈寅恪马脚，这几句话，比起“民科”二字，杀伤力如何？——————————————————————
阁下心中的童大师自许：
嗯，史料积累跟邓广铭一个水平，分析不过比邓广铭高明那么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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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附带对@经略幽燕我童贯 这位脚踢钱穆拳打陈寅恪的史学大师的一点微小意见
童大师原话：
------------------------------------------------------------------------------------------------------------------------偷换概念，吕思勉写过数部中国通史，版本不一，但均可以用中国通史名之,
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区别及版本问题
废话，泪痕春雨根本未说引自“《吕著中国通史》”，扣帽子挺厉害啊。童大师连吕思勉陈寅恪钱穆都不放在眼里，竟然不明中国通史的概念。吕思勉写过两部系统的中国通史。另有一部中华书局出的单行本红皮精装&>中国通史为民国高中历史教科书收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吕思勉文集中的《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不作数，两部系统的中国通史即《自修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
现在《白话本国史》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有时代感，大多用《中国通史》之名，泪痕春雨所说的“中国通史”指《白话本国史》，并无不当，童大师特意加上“缩写”“吕著”二字，蒙谁呢？要是泪痕春雨说自己看过史记，不知道童大师是否还要跳脚大骂，泪痕春雨吹牛了，司马迁写的叫史记吗？叫太史公书。大师是认为《白话本国史》不属于中国通史还是根本未曾看过此书，深可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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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这位@西溪丛语 不像是来维护吕思勉老先生，倒像专门为撕泪痕春雨而来，然而《白话本国史》都不看就敢开喷，帽子一顶又一顶，给谁戴呢。不过呢，要认干爹，总得送份见面礼对吧，童主子的盘子衔着不累么
知乎的历史水平，良莠不齐，真没见过几个有价值的说法。
有人说吕思勉先生在当时抗日的环境下这么说，是一个人生污点。
有人说吕思勉先生的史观很前卫，倘若用史观的眼光来说，吕思勉先生的观点放在阶级史观里就是投降主义。
还有人谈吕思勉先生谈着谈着就撕逼开了，互相攻击对方的语病。
更有某跳梁小丑，说议和是全体文官的意思，秦桧是挑出来被污化的一个。等等等等。在此，我统统不想理。
虽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我也没看几卷，但秦桧在靖康前后的表现，我也看到了，一个是大义凛然的反对金人扶持张邦昌，一个是想尽办法削夺武将兵权，实行与金议和，进行自己的专权之路。秦桧是个争议性的人物，我倒是觉得寺地遵先生用政治史研究的方法研究秦桧的专权政治非常有道理。详情参见《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我并不想说秦桧是个多坏的奸贼，也不像某人说的秦桧是冤枉的。他只是在南宋政治初期，为南宋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一些微末之功的，又给南宋政权带来一些危害和后患的权臣。
而这个问题问的，所谓吕思勉说秦桧冤枉，某位回答者也提到了，这并不是吕思勉的本意，他建议提问者回去再看看书。
这里我还是要引用某回答者的截图（我也用这个图回答了，惜无人看。），
图片内容云：“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实，求其真像，不当禁遏考证也。”这话出自吕思勉文集《吕思勉论学丛稿》，是一位同志发给的。内容说明了什么，相信大家看清楚了，惜大家只看前文，忽略了下文吕思勉的“其实”二字，故而手打于此。
而一位回答者，说：“吕思勉说‘岳飞是军阀，秦桧是优秀政治家’，我不知他受了何种观点的影响，也不去反驳他，因为我看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寺地遵先生认为岳飞是家军，而把秦桧归类为北宋开封权门层的延续。说秦桧是优秀政治家，那是大错特错，优秀政治家会实行专权？岳飞是家军这一点，我认为寺地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不用‘军阀’这个词，而用‘家军’，我想，寺地遵也不大赞同岳飞是军阀的。同样是私人武装，而岳飞的军队成分复杂，有败退的北宋正规军，有收编的归义寇盗，有后来朝廷划拨给岳飞的部分，而他们既服从于朝廷节制，又受岳飞的军事统制。所谓南宋初期武将专权，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太严重，多半还是因为士大夫头脑中的自宋初以来的祖宗之法在作怪。然而收兵权的过程前后，一系列叛变问题，却使高宗和士大夫们不得不慎重对待。因为在朝廷眼中，岳飞打了败仗并不是问题，不听朝廷节制，擅自行动才是可怕的，朝廷要的是忠心耿耿、听话的武臣，而不是能打胜仗、敢打敢拼的武将。岳飞呢，他既不太听话，还能打仗，这也算是死因之一吧。
再说吕思勉所谓的民国时代史学观点。固然，时代环境对史学研究，有很深的影响吧，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不单单是民国常公，南宋也有，不然也不会有建炎初期的平定内部寇盗和钟、杨起义了。
说什么吕思勉的观点受时代影响，这其实臆测。因为吕思勉先生的‘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实，求其真像，不当禁遏考证也’这句话，已经明白告诉你了，什么叫考证？反复研究个人其行动轨迹，综合当时政治演化过程，小心论证其做每一件事的原因所在及后果影响，才是考证。吕思勉先生是经过了考证，才说出秦桧是冤枉的论述。秦桧是卖国贼吗？他为什么要卖国？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秦桧就算卖国，做第二个张邦昌还是第二个刘豫，亦或是自立？就算到了金国，没有权利基础支持他，他能做什么？所以吕思勉先生认为，秦桧不是金国奸细，他是真心想使南宋中兴的，他还是爱国的。至少，他在任尚书左丞独相期间，南宋的兵权集中于皇帝赵构手里，通过与金议和，基本实现了南宋政权的稳定和后期发展，虽然专权期间民众怨声载道，但并不影响秦桧给南宋的后期发展创造了一个较稳定的环境。
以上就是在下回答提问者的话。
1932年1月29日，汪精卫和蒋介石商讨对付一二八事变的时候，汪精卫说：“南宋的秦桧遭到世人唾骂，可是我觉得秦桧也是个好人，在国家危亡关头，总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秦桧就是这样的角色，他自己遭到世人唾骂而使得无辜生命免遭生灵涂炭。秦桧的救国和岳飞的抗敌，只是手段不同而已。”蒋介石听说后严肃地指出：“秦桧是地道的卖国贼，这是妇孺皆知的，怎么能同岳飞相提并论？！
先不说秦桧冤不冤， @北溟客答案中有几点太想当然了。
关于南宋军费对财政压力的问题，实际上有许多研究，北溟客稍微举例就给出结论——“军费出得起”，然读者定没有几个人人知道5000万贯是什么概念，更不会知道南宋收支平衡是如何做到的，北溟客给出的例子自然就很容易让读者产生错觉。
实际上稍微有点常识，就知道南宋财政不可能迅速恢复到北宋的水平，因为丢失黄河流域意味着丢掉了1/3的国土，而要知道至少在北宋时期黄河流域开发程度还是比长江流域高的。南宋倾向于和谈的逻辑非常简单，简单类比一下，在美日开战之前，损失了长江中下游的国民党也不愿意向日正式宣战，和谈依然是国民政府重要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简单的谈货币是没有意义的，就像80年代的万元户和当今的万元户能比么？因此5000万贯必须基于物价才有意义。基于宋代的米价，代谦等人还原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发现，南宋初期的通货膨胀率相比于北宋初期高了142倍，相比于北宋后期也高了4倍。也就是说，南宋初期短短的14年间，物价上涨4倍，平均每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0%以上。以新中国1980年以来的数据作为对比，年通货膨胀率超过10%的年份分别是85年、88-89年，93-95年左右，期间中央领导权力的变更百度就知道。
如此高且长期的通货膨胀率说明南宋有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只能通过“印钞票”来解决财政困难，。因为通货膨胀率和财政关系密切，高通货膨胀率会造成主管经济官员下台，民声怨起。只有当财政压力太大，官员才会选择提高税率——通货膨胀率，因为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货币税。显然南宋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高层官员随时有可能为此背锅，南宋初期财政根本谈不上“军费出得起”，而是随时都在崩溃的边缘。
更奇妙的是，北溟客把南宋高税收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起义归咎于秦桧，难道秦桧傻么？稍微查阅文献，而且是北溟客自己数据出处的关履权《论两宋农民战争》一文，就知道北溟客在此处“操纵”了数据。
我想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秦桧的生卒年以及在官场的时间，所以北溟客就利用了这一点，他给出的农民起义截图是1150-1162年，而实际上秦桧进入南宋权利中心是1130-1155年，也就是北溟客给出的这7场农民起义有4场是发生在秦桧去世以后。也就是说仅看北溟客的数据，都可以得出秦桧不是特别差的官员。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岳飞死于1142年，北溟客的数据并不能说明岳飞时期的秦桧主政的南宋税率很高，农民起义频发。依据我上面的截图，读者也可以发现1150-1162年间实际上是南宋通货膨胀率（财政压力）比较低的时期，如果我们把时间轴调到1130-1142年呢？
当我们把数据连在一起看，真相就出现了。显然1132-1135年间的农民起义频率更高，从1132-1335年每年都发生农民起义。北溟客不选择南宋农民起义频率最高的这几年，大概是因为1132年秦桧由于提出“北人归北”被罢官了，直到1135年才官复原职，所以北溟客明显删除了对自己论点不利的数据。原来在秦桧罢官年间，南宋农民起义的频率更高，而在秦桧官复原职后，也就是1135年，南宋5年间没有发生农民起义：这就是北溟客黑的秦桧劣政。
大家注意1135年后五年没有农民起义的背景，是金太宗去世后的宋金议和。同样，1142年后8年没有农民起义战争的背景是绍兴和议。简单的看图1就知道通货膨胀率和南宋战事关系密切，1142年南宋议和后其实际通货膨胀率从14223%恢复到北宋后期的水平，然则1142年后秦桧治理南宋13年，是不是应该把这之后物价水平下降400%归功于秦桧？妈呀，秦桧一下成贤臣名相了。我并不是想说秦桧施政有多牛逼，而是想说南宋和金的战争明显会增加其国内的农民起义，也许南宋本身就不具备和金（蒙）对抗的财政实力，如果南宋政府一直主战，那么还没等金攻陷杭州，宋朝李自成可能就已经把皇帝煮汤了。
实际上南宋的财政并不好，南宋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因为秦桧，南宋主和几乎是必然选择，不然就像前面所说轮不到金灭宋，南宋自己就灭亡了。战争带来财政吃紧，财政收入不足就必须增税，增税的结果自然是农民起义增加。李自成哪管崇祯打后金，宋朝老百姓思想觉悟自然也不会高出多少。民族大义、皇权思想，既不能让秦桧保住相位，也不能让宋朝皇帝保住皇位。还是要提康熙评秦桧时说当代那句：“天下虽有勤王之名， 真伪莫测， 虚实难分。”
秦桧冤不冤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黑秦桧，数据贴一半，这就有点儿不实事求是了。秦桧下岗的时候农民起义最严重，在职期间农民起义并不严重，秦桧主不主政根本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并没有主想法去说秦桧施政如何，我的重点是北溟客把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数据没有截图，截图中的数据又大部分时间不是秦桧在世时间，他的许多数据什么也说明不了。其他话题先不说留待以后有空，先来辨析一下西溪丛语所说的认为泪痕春雨引用N手史料，自己所列举《吕思勉文集》中吕氏的言论来证明吕思勉自己认为别人认为他对秦桧的观点言论是诬陷等等，从而否定泪痕春雨。姑且不说结论如何，先来看看论证逻辑和史料来源先后顺序。
泪痕说的书是1923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的《白话本国史》，2005年收入吕思勉文集重印。而你说的是2006年才出版的论文集其中吕氏的言论是出现在1952年的《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这篇文章中，距离吕思勉遭遇舆论和差点囹圄之灾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从史料的来源和早晚顺序来说，《白话本国史》所反映的吕思勉的见解意见为优先，泪痕说的在这一点不错可以去翻看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都有表述的，以晚出的论文集、晚了十多年的思想改造学习的吕思勉时期的个人言论来倒推论证他在30、40年代的思想活动和个人观点这本身就违背了史料甄别的原则。人在不同时期、特别建国初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时期会变化的，郭沫若、吴晗等都是如此。至少说其引用来自二手多手史料这一条不成立，驳论可证，时间先后和本人文章自可内外互证，泪痕所说诸位去翻翻书也是他一家建议之言，吕思勉原书打开文句就是如此至少在当时写书时他个人倾向于认为岳飞等人有军阀行为和既成事实，潜在影响很大这没有问题，至于几十年后他的说法和文章已经有了修改整理难以反映当初原貌。当然他所说的部分结论如吕思勉认为岳飞被杀极为正常稀松平常和秦桧是优秀的政治家有过度解读吕思勉文本的嫌疑，确有问题，前面诸位也已论及。
另一问题仍是西溪丛语说，指斥泪痕春雨认为吕思勉水平不够是民科。但仔细推考其全文，并没有一句说自己认为吕思勉是民科。他只是说不少人，有些人认为吕思勉水平不够是民科。而他自己并没有明确说明自己认为吕是民科，充其量只是事实陈述而已。（至于他自己究竟认为吕思勉是否是民科，看遍回答是看不出来的。所有吕思勉是民科前都有修饰语“在许多人眼中”，而确实有一些人认为吕是民科，估计驳斥者只是看到前面当然了的语气连缀后文也就是民科水平便做出判断认为其也认同吕是民科，再加上几个反问句，但实在是力度不够）
这是所引用的原文时间为1952年改造中的报告。观察文意可以知道吕思勉这里说自己编写的这部教科书曾经被龚德柏所状告说自己犯了诋毁岳飞声誉的劣迹，是做出了危害民国的行为。作为辩解回应在这里吕氏说自己书里引用的不过是来自《文献通考》，都是史料事实罢了。如其所说“”
以上都见《文献通考》卷一五四。这一段仔细推考文意其实更近于说自己当时写书这样写的目的是民族主义反侵略的经世致用的考量，古为今用。他说不当崇拜推考史实则是为自己辩解说其他社会人士对自己的诋毁污蔑等也应当理性先去仔细研读历史史书，所谓“求其真相”，不当禁止考证是为自己考证创立新说张本，说学术自由应该鼓励见解的多元化。说到底这段话是吕思勉经过仔细考证证明岳飞等武将确实并非全是公忠体国，潜在危害和实际战果有限，要大家多读书多辩证思考，不要为扣下的帽子而账目。
我如今请再引《文献通考》所载叶适论四大屯兵的几句话，案四大屯兵，就是指韩、岳、张和吴玠的兵。以见得当时的情形。这一段是吕思勉当时的通史教科书的部分内容
……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版之禄，多于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其后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令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纳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于军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后江左得以少安。…… 我如今请再引《文献通考》所载叶适论四大屯兵的几句话，案四大屯兵，就是指韩、岳、张和吴玠的兵。以见得当时的情形。
看了这一段，也可以知道当时的措置，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了。
以上这一大段文字都是吕思勉引用《文献通考》所记载的叶适评价四大屯兵也就是当时四大军事力量将领的话语。他的目的是论证杀岳飞、收回兵权等一系列措施是有苦衷的。岳飞等四大屯兵并非都是世人所传公忠体国的模范，反而尾大不掉容易成为南方内部不安定因素。从其这里所引述《文献通考》的话来看秦桧高宗处置并非一无是处于大局很有必要，所以江左少安。
看了这一段，也可以知道当时的措置，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了。总而言之，古人滥得美名，或者枉受恶名，原不同咱们相干，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然而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傥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却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至于泪痕所说的吕思勉认为秦桧是优秀的政治家，岳飞被冤枉是正常之极确实很有问题。
泪痕的证据是下面这段话，但这其实是吕思勉因为传统对秦桧的偏见而进行的拨乱反正，是 要发掘他的一些出色可取的地方。优秀这一带有强烈道德个人色彩的标签在这一段里和全文并没有体现，更多体现的是“权宜之计”和“大局观”。归根到底吕思勉说秦桧多少能力爱国并不是要把岳飞打得一文不值，把秦桧列入历代名臣庙去供奉膜拜，而是把他从垃圾堆里捡拾出来去擦洗被后人误会歪曲的历史事实，即我说的“拨乱反正”。他的能力算起来热仍然是能臣而未必优秀，至少吕文丝毫看不出明确表述说秦桧在政治上的作为足以优秀。同理对于岳飞的论证也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吕思勉用金史、宋史、文献通考等文献的史料记载只是说明了岳飞未必“高大全”、“公忠体国”是南宋的万里长城。并且说杀岳飞等举措却是不得已。则泪痕说岳飞被冤枉是正常之极则属于误读。
秦桧既是金朝的奸细，在北朝，还不能得富贵？跑回这风雨飘摇的宋朝来做什么？当时和战之局，毫无把握，秦桧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看得出挞懒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真冤枉极了。
泻药。。
我对秦桧的了解，主要来自邓广铭先生的岳飞传。
邓老的观点认为秦桧是汉奸。
从岳飞最后一次北伐的情况来看，收拾河山未必是妄想。
毕竟当时北方并不是直接由金来统治，而是各种汉人伪政权，加上北方义军，胜负之数确是不可知。
很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底气，让 @泪痕春雨 做出了这样的解读？
请 @泪痕春雨 字下留情。
另，这位泪痕嘴里转了十几手的东西来自于“呂思勉本人的書，上古出的《呂恖勉文集》系列中的《呂恖勉論學叢稿》755頁”
这叫昰十幾手的？那他的腦補yy昰多少手？一再說別人的昰十幾手，這頁紙他查了嗎 ？
换一个问法，吕思勉为什么认为岳飞是一个军阀？这个问题清楚了，秦桧冤不冤自然就清楚了。那么，吕思勉为什么认为岳飞是一个军阀？我尝试回答如下：
南宋初年宋高宗时有中兴四大将之说，分别是刘光世，张俊，韩世忠，岳飞(当时就是这么排序的)。刘光世是将军世家，三代为将，他父亲刘延庆和他都在北宋时就为大将，父子二人都参加过北宋末年的征辽战争和镇压方腊起义军的战斗。韩世忠也是北宋末年大将，参加过镇压方腊起义，史书记载方腊就是韩世忠亲自擒获的。张俊在北宋末年以低级武官率几百人部队抗金而声名远播，后一直追随康王赵构（南渡后称帝），屡立战功升至御营前军统制（京师卫戍部队司令）。这三个人不论是资历还是战功都比岳飞早的多，北宋末年时他们就是声名赫赫的将军了，而岳飞真正出名是在南宋初年。他在南宋初投奔张所（当时张所受宗泽派遣负责招募北方大量存在的抗金义军），开始岳飞职务不高（这时高宗刚刚在应天府即位不久），后来随着金兵的几次南下，岳飞逐渐升为低级武官（通泰镇抚使，类似于地级市警备司令），开始归属刘光世领导。后来在镇压南方“流寇”“溃兵”过程中，划归张俊领导，成为张俊手下的一名将军。
岳飞在南宋初年被宗泽所派的张所招募成为南宋抗金部队中的一员，东京（开封）留守宗泽死后，后来又归属继任的东京留守杜充指挥，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兵南下，杜充投降金军后岳飞率领自己的小规模部队在通州泰州一带活动，被南宋政府封为通泰镇抚使（地方警备司令）.在“通泰镇抚使”的任上，岳飞就把和他一同逃出来不乐意追随杜充投降金军的刘经部队兼并了，刘经当时是统制（相当于将军，或者大约现在的师长或旅长之类），职务和岳飞差不多，据说有人报告给岳飞，刘经要偷偷兼并岳飞的部队，岳飞于是就先下手为强了，他派人把刘经骗到内室，然后刀斧手伺候，刘经被杀，于是刘经的部队顺理成章的归岳飞了（注意刘经仅仅被人报告为要对岳飞不利，刘经并没有行动就被杀掉）。
建炎四年，金兵退回北方。绍兴元年，南宋政府对北方溃散到南方的“流寇”和“溃兵”扰乱地方颇为头痛，派张俊剿抚，岳飞的部队接受张俊的节制参与围剿，最大的一只溃兵部队李成部在洪州（南昌）江州（九江）一带被剿灭，张俊派岳飞的部队留守此地，同时升任他为神武右副军统制（卫戍部队一支，相当于副司令员职务）。驻守洪州（南昌）的原部队洪州总管任士安，据说是因为贪污军费被岳飞发现，被杖决一百的处分，可是这个洪州总管不经打，被打后“病疮而卒”，结果任士安的部队也被岳飞接收了。江西路兵马管辖赵秉渊的部队当时也驻扎在洪州，一次，他与岳飞饮酒，岳飞大醉后，对赵秉渊饱以老拳，差点把他打死，事后，岳飞向南宋政府请示，把这支部队也归他统辖，并把赵秉渊做了他的部将。离洪州不远的江州的附近也驻扎着一只部队，统制叫傅选，还有离洪州不远的蕲州驻扎着李山的一只部队，这两只部队的本来归江西安抚大使李回的领导，岳飞向李回多次讨要，这两只部队最后也归了岳飞。绍兴二年初，南宋政府派岳飞部从江西到湖南围剿“流寇”曹成部，曹成部是南宋初年金军南下时南宋溃败的军队组成，在鄂湘一带烧杀劫掠，不听中央政府命令。岳飞部很快打败曹成部，俘获大将杨再兴并收编其一部分部队，曹成不愿投降岳飞，率领其部分军队投降了刚从福建到江西驻扎的韩世忠部。岳飞在率部追曹成布的过程中，经过湖南茶陵时，吞并了驻扎在那里的枢密院(国防部)将领韩京统辖的一支精锐部队。行至湖南郴州时，又把驻屯在那里的湖南帅司统制官吴锡的部队并吞。在剿灭曹成部后，岳飞带领这支壮大的队伍回到江西九江(江州)驻守。绍兴四年，岳飞给南宋政府上书，认为襄阳一带盘踞的伪齐军李成部和盘踞在洞庭湖一带的钟相杨么农民起义军成为“唇齿之援”，要求先把李成部予以剿灭，钟相就不足为患。南宋政府批准了岳飞建议，同时让岳飞把驻地从江州移到鄂州（现在武昌一带）， 并把鄂州一带的荆南镇抚使司的军队全部划归岳飞领导。在收复襄阳等六州郡的过程中，岳飞不断给南宋朝廷打报告，要求增兵。据岳飞的奏章说，他自己的军队只有二万多人，希望朝廷再拨付4万人马给他，主要是这些被收复的失地正好位于南宋的最前线，需要大量的军队派兵驻守。南宋后来一一满足了岳飞的要求，并封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置制使。
伪齐，南宋初年金国扶植建立的傀儡政权，金国扶植投降的南宋原济南府知府刘豫建立了“大齐”政权，也叫“刘齐”政权，金国把当时占领的黄河以南的河南大部，山东一部分，陕西等领土交给刘豫的“大齐”政权管理，后刘豫被废，金国把其中一部分土地归还了南宋，伪齐处于金国和南宋之间，存在了8年。
绍兴四年三、四月份，南宋政府收到湖南地方政府关于盘踞在洞庭湖杨么(钟相已被“溃兵”孔彦舟部杀死)农民起义军要投降伪齐的密报。八月，南宋政府给岳飞部下令去围剿杨么起义军，岳飞上书要求把湖南的地方军队划拨给他指挥。九月，伪齐和金国联合进攻南宋，围剿杨么计划暂停。绍兴五年，伪齐和金国的进攻失败。绍兴五年五月，岳飞率部队到达鼎州(湖南常德)，湖南一带的军队和王燮部(当时围剿杨么失败的政府军，后驻扎在江州)共两万多人也都归了岳飞统一指挥。岳飞采用收买起义军内部叛徒和加紧进攻的方式瓦解了南宋初年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杨么被杀，起义军大部分编入岳飞新组建的水军中。岳飞收编杨么的起义军后，南宋对伪齐和金国的防御事实上形成了五大军区:长江上游川陕一带是吴璘吴玠兄弟(他们在岳飞去鄂州之前就多次打败金国的进攻)的防区，长江中游一带是岳飞部的防区(司令部鄂州)，安徽一带长江中下游安庆一带是刘光世部的防区，苏北泗州(泗水)楚州(淮安)一带是韩世忠部的防区。
绍兴五年九月，伪齐进攻南宋，号称军队有三十万，进攻方向主要是刘光世部和韩世忠部的防区，此次进攻虽然以伪齐失败而告终，但刘光世的部队未接战便闻风而逃(伪齐的部队本来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差一点把安徽一带丢失。宰相张浚（看清楚，这个是张浚，是文官，此人被朱熹在《朱子语录》中吹捧的上了天，不是中兴四大将之一的张俊）大怒，上本弹劾刘光世，说他向来“避敌畏战”，要求罢免刘光世的职务。宋高宗赵构让大臣们讨论此事，因大家都倾向罢免刘光世，就准了张浚的奏，罢免了刘光世。刘光世的军队有五万多人马，宋高宗倾向把这支部队交给岳飞指挥，岳飞听说此事也上书说，把这五万多人划拨给他，他就可率十万人马一举荡平伪齐。但宰相张浚坚决不同意，他上奏说岳飞本身有五万多人，再把刘光世的五万多人交给岳飞，那岳飞的军队占了南宋军队的一半，这样做的后果是很危险的，请陛下一定借鉴唐朝藩镇做大，不听中央号令的教训，防范岳飞这些武将会“尾大不掉”。高宗说，这可难办，我先前和岳飞私下说过，有意把刘光世的部队给他。张浚说，你又没有下正式命令，难道他能和你硬要？让宰相张浚想不到的是，岳飞还真硬要了！他反复上书和高宗要刘光世这支部队。高宗只好”……嗯……这个……那个……”。岳飞大怒，给老子装傻是不？老子不玩了，爱谁玩谁去吧！岳飞以为母亲守孝为名，把鄂州的军队丢下不管，带着几个亲兵独自一人去了江西的庐山，高宗多次去御札催促岳飞归军，岳飞不听。从绍兴七年三月下旬到七月中旬有五个月的时间岳飞都不摆宋高宗。后来高宗没辄了，一面继续给岳飞讲道理说难处，一面给给鄂州行营的岳飞亲信下旨，说你们不把岳飞从庐山请下来，你们一律把人头献上来吧。于是鄂州行营排了两个代表参议官李若虚和大将王贵去请岳飞下山，这两人见到岳飞说，开始还义正言辞：岳帅能有今天封节度使，是谁所赐？后来实在挺不住了，直接跪下说了实话，关键是我们这些人的小命啊，大帅，救命啊！岳飞才扭扭捏捏下了山，算是回归部队，宋高宗也没有怪罪他，反而给岳飞升了官。个人认为，此次岳飞讨要刘光世部队不成上庐山事件影响深远，是导致岳飞被杀的诱因之一。因为当时在给岳飞的一次御札中，高宗引用了宋太祖的一句话“犯吾法者，唯有剑耳”，杀机或已经显露。所以永远不要得罪知识分子，尤其是做了最高领导人的知识分子，他可以隐忍很长时间，但账总是要算的,例如，我们的XXX先生，做最高领导人隐忍了十年。。。（此处因涉及当前政治，应知乎管理员要求省略）
岳飞在地方上如此大张旗鼓的兼并别人的部队，宋高宗知道不知道？应该是知道的，例如有一次岳飞被宋高宗接见，高宗就提出了江西路兵马管辖赵秉渊被岳飞差点打死的事，不过宋高宗说的很委婉，说爱卿如此喝酒，对身体多不好啊，以后我倚仗爱卿的地方多着呢，希望以后不要饮酒了，容易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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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南宋 李涛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南宋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
吕思勉《中国通史》
邓广铭《岳飞传》
王曾瑜《宋高宗传》
（因《宋史 岳飞传》的史料全部来源于岳飞孙子岳珂《金佗粹编》，《鄂王行实编年》是其中一部分，里面充满了对自己祖父功绩吹捧和造假，故不采用）
关于岳飞的抗金战功，这里偷偷懒，引用一下别人的观点，徐规先生是和邓广铭齐名的宋史专家，有“南徐北邓”之说。
徐规：不可夸大乃至虚构岳飞的战功
[导读]岳飞孙子岳珂所撰《鄂王行实编年》对岳飞功业有夸大失实之处。
原载《岳飞研究》第一辑，作者系历史学者，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岳飞研究会会长等职
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岳飞的抗金战功
岳飞抗金态度最坚决，战功也很高，郾城之捷，脍炙人口，史有定评；而且德行、文学与治军纪律都胜过其他诸大将；特别是为反对屈辱议和，终于被宋高宗、秦桧所杀害，更赢得后人的同情和尊敬。
可是，他的孙子岳珂所撰的《鄂王行实编年》(宋宁宗嘉泰三年即公元1203年成书，后来收载《金佗粹编》中)以及主要根据这个家传系统写的《宋史·岳飞传》，对于记述岳飞的功业却有夸大或失实之处。近人编著的岳飞传记、岳飞战功考证，以至一些中国古代史教材中，也多少存在这个缺陷。
事实上，金国对南宋的用兵重点，东面是淮东、淮西(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北地区)，西面是在陕西。淮东防线，宋方的主将是韩世忠；淮西是张俊、刘锜等人。盖南宋初期皇帝的行在所乃在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或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故金人进攻的矛头便指向这里。陕西防线，宋方的主将是吴玠、吴璘兄弟等人。金兵拟由此进人四川，控制长江上游，用大迂回的战略包围南宋。
对于研究宋金双方作战的情况，除了宋方记载外，也要留意参考金方著录。我们知道，根据《金实录》等书纂成的《金史》，在元人所修宋、辽、金三部史书之中，要算是较好的一部。该书记及南宋初期(1127一1141)诸将打败金方的战役有三次。兹摘录如下:
一、明州(今浙江宁波)城下之战，金方首次失利(金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
《金史》卷七七&<宗弼传&>载:“〔金兵〕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战失利。”(此条中华书局点校本句读有误，今改正)
按:《宋史》卷二六&<高宗纪)载:“〔建炎四年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张俊及守臣刘洪道击却之。”(参阅《宋史，张俊传))
二、镇江之战，金方再次失利。
《金史》卷三&<太宗纪&>载:“〔天会八年〕三月，宗弼(即兀术)及宋韩世忠战于镇江，不利。”(参阅《金史·宗弼传))
三、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在大散关之东)之役，金方大败(金天会九年，宋绍兴元年)。
(金史)卷三(太宗纪&>载:“〔天会九年〕十月，宗弼与宋吴玠战于和尚原，败绩。”
《金史宗弼传》载:“攻吴玠于和尚原，抵险不可进，乃退军，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三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没。”
此次金兀术带领十万大军来攻和尚原，被吴玠、吴璘兄弟等击溃，这是宋方的首次大捷，影响深远。绍兴十年(1140)，顺昌(今安徽阜阳)战胜后，据俘获的金方降人说:“军中自谓:南侵十五年(1125-1140），未尝少欰，惟和尚原以失地利败于吴玠，今又数败于此。”(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七)
《金史》记载金兵于南宋初期战事失利仅止于此，而对和尚原之惨败亦不讳言。绍兴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宋廷立定对金的“显著战功”五处:张俊明州城下、吴玠和尚原、吴玠杀金坪(即仙人关，在大散关西南)、韩世忠大仪镇、刘锜顺昌府(《玉海》卷一三五&<乾道定十三战功&>条引《会要》，参见《续资治通鉴》卷一三九，乾道二年八月甲午条)，而未列人岳飞郾城之捷。对岳飞的战功，《金史》又始终不着点墨。盖岳飞在绍兴七年以前的几年中，驻军鄂州(今湖北武昌)、襄阳一带，他交战的主要对手是实力衰弱的傀儡政权——伪齐。绍兴七年，伪齐皇帝刘豫被废后，黄河以南地区才由金国直接统治。这时宋金开始和谈，九年订立盟约。十年五月，金方败盟，兀术等分四道攻宋，是年夏秋之间，岳飞北伐对手才是金兀术统率的军队。然此时金兀术主力军十万多人已在顺昌被宋将刘锜率领的“八字军”击败，退守开封一带。西线的吴璘、东线的韩世忠等部也向北方进军，取得不少战绩。其时间都在岳飞主力部队出发之前。顺昌之战，关系最为重大，它奠定了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据南宋绍兴末、淳熙初的曾敏行(1118一1175)所撰(独醒杂志》卷七记载，顺昌大捷后，金人“遂决意求和矣”。朱熹(1130-1200)说:“刘锜顺昌之捷，……以至寡敌至众，虏人大败，方有怯中国之意，遂从和议，前此皆未肯真个要和。”(《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中兴至今日人物下&>)淳熙十二年(1185），叶适(1150-1223)也说:“兀术再出(指败盟后的南侵)，大败于顺昌、拓皋，始稍惧我，而盟约遂定。”(《水心别集》卷十五(终论四&>)拓皋(今安徽巢县西北)之捷，在绍兴十一年(1141）春天，这次战役的宋方将领是刘锜、杨沂中、王德等人。叶适是南宋的抗战派，开禧(1205-1207)北伐失败后，他曾在淮东抗金战场上立过功勋，也是那时进步的思想家与政论家。他的评论是可以信赖的。
对于南宋初期抗金诸将的战功，应该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地加以叙述，不宜厚此薄彼，更不可为了尊崇岳飞而虚词溢美，不惜抹煞其他将领的战绩。如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里记载岳飞于绍兴十年夏秋之间北伐及七月二十一日班师事，多有不确切的地方，尤其是在宋高宗付岳飞一道诏书(绍兴十年八月上旬发出的诏书)的附语中说:“前诏(指七月下旬发出的诏书)未至，诸大帅各已退师，秦桧复请休兵观衅，函趣先臣退。”《金佗粹编》卷三)这段附语更有严重失实之处。淮西张俊部确在岳飞班师之前已经退兵，但刘锜部迟至九月一日始从顺昌撤回江南，淮东韩世忠部至八月上旬仍奋战于淮阳军(今江苏那县东面)、沂州(今山东临沂)一带。陕西吴璘、杨政等将领直到八、九月间也还在长安西面作战。又殿前副都指挥使杨沂中部于七月二十五日即岳飞班师后的第四天，自临安府起发，进军淮北。八月十六日，从宿州(今属安徽)夜袭柳子镇，军溃，始自寿春府(今寿县一带)渡淮河南归。这些事迹在《三朝北盟会编》卷二O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七和《宋史高宗纪》中，均有记载。岳珂说诸大帅退兵都在岳飞班师以前，显然不符事实。
注意此处：“绍兴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宋廷立定对金的“显著战功”五处:张俊明州城下、吴玠和尚原、吴玠杀金坪(即仙人关，在大散关西南)、韩世忠大仪镇、刘锜顺昌府(《玉海》卷一三五&<乾道定十三战功&>条引《会要》，参见《续资治通鉴》卷一三九，乾道二年八月甲午条)，而未列人岳飞郾城之捷。对岳飞的战功，《金史》又始终不着点墨。”
——这五处“显著战功 ”是当时宋高宗在位时认定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宋高宗故意不给岳飞认定，问题在于绍兴十年岳飞还是坐镇一方的统兵大将，宋高宗敢这么故意抹杀岳飞的战功吗？如果还不信，宋高宗之后接着继位的宋孝宗后来也钦定了抗金大捷的“十三处战功”，这“十三处战功”也没有一处是岳飞的，宋孝宗可是岳飞的FANS，他给岳飞平了反，还封岳飞为“武穆”王。尤其是《金史完颜宗弼传》中对岳飞不点一墨。你的主要对手不是人家金兀术（完颜宗弼）嘛，人家怎么不摆你？敌国金国的史书难道也造假？那么，岳飞的那么多的抗金战功哪里来的？拜他有个好孙子叫岳珂的写了本《金佗粹编》（《鄂王行实编年》是其中的一部分），里面大肆吹嘘其祖父的战功，可惜的是，邓广铭在《岳飞传》中指出的岳珂的《金佗粹编》造假之处比比皆是，例如，岳珂居然造假他家乡发大水，说他祖父岳飞和母亲坐在大缸中逃难离开的家乡，邓广铭查了当时的水文资料，认为当时的岳飞家乡根本没有发生水灾。再例如，岳飞几次觐见宋高宗的谈话，他都要造假，像著名的岳飞干涉高宗立储事件，他造假。岳飞有一次进见高宗谈论马的脾性，他把高宗谈论千里马的话说成是他祖父说的，如此不枚胜举。
最后结论：杀岳飞，秦桧大约仅仅是个执行者，当然，明代就已经有人指出这一点了。南朝刘宋的檀道济被宋文帝杀了，檀道济还没有像岳飞这样拼命扩充军队，不听皇帝的命令的事情，但宋文帝在乎这些吗？檀道济功高盖主就必须该死，即使随后便发生了佛狸拓跋焘“胡马窥江”的事情，宋文帝也仅仅叹息了一下说檀道济在的话，是不会让佛狸这么为所欲为的。人心是最难测的，宋高宗的人生经历不断提醒他，武将不可信，不听号令的武将尤其不可信。想想宋太祖是怎么上位建立宋朝的？教训不深刻吗？
那么接着下一问题就是”宋高宗为什么极其厌恶武将？“
宋高宗是南宋的开国皇帝，但他对武将却极为厌恶，后来岳飞的被杀不能说跟他的这个好恶没有关系，那么宋高宗为什么那么厌恶武将呢？
我在这里总结了几个原因如下
原因一：
宋高宗非常讨厌武将，除了祖宗家法（宋太祖鉴于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抑武崇文”国策，千方百计防范武将，武将的权力很小）的因素外，这于他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在宋高宗十九岁那年，正是金兵大举南下那一年，他还是一个在深宫中无忧无虑成长的贵族王孙，金兵很快包围了宋朝的首都开封，徽宗和钦宗束手无策，向金兵求和，金兵统帅要求质一亲王到金营，否则免谈，钦宗询问众王子谁乐意去？众王子皆不吭气，只有赵构一人主动向宋钦宗毛遂自荐出使金国，那时他还仅仅是康王，到了金营后发生了宋军晚上劫营事件，金军主帅大怒，要杀赵构等使者一行，副使张邦昌当场吓哭，多亏赵构应对得当，金军才放了赵构一行回去。后来金军又一次围困开封，赵构只好再一次出使金营，希望通过谈判能拖延一下金军的进攻，这次副使是刑部尚书王云，一路上王云跟他谈了很多，认为开封这个地方地形不行，一片平原，是四战之地，金人精锐又全是骑兵，容易施展。而且开封的城墙也不高大坚固，不利于守卫防御，王云举例说，我曾经作为督战官在真定城督战过，镇定的城墙比开封的城墙都要好，但金军攻城没用几天就攻下了，现在最佳之计是徽宗和钦宗避走他处，不可困守一处，后来的形势的发展果然印证的王云的看法，可见王云这个人是个极有见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往北走时经过宗泽的防区，宗泽是主战派，听说康王赵构是到金营谈判的，就坚决不同意，认为那是向狄夷投降，说现在情况很混乱，你去金营很危险。就不让康王走了。在宗泽营区滞留期间，发生了王云被杀事件，王云被宗泽的手下以汉奸的名义杀了，据宗泽说，是他防区的老百姓把他误认为汉奸，给杀了，康王说：那得有证据啊，怎么说是汉奸就是汉奸啊？宗泽就叫人拿来一顶金人的帽子说，这是在王云的行李搜出来的。其实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很可能是宗泽的诬陷。宗泽为什么杀王云？因为王云对于康王去金营谈判态度很坚决，宗泽觉得把王云杀了，康王就一个二十岁不到的毛头小子，还不听他的？此次事件，对康王赵构影响很大，他刚刚踏上社会第一步，自己倚仗的好友和参谋却不明不白的被杀了，连个说法都没有讨到，所以武将跋扈不法的形象已经深深的印入了脑海。
多年以后，宋高宗回忆起来这件事来还耿耿于怀：“怎么能凭一顶帽子就诬人是汉奸并杀死呢？”我觉得其实赵构挺惋惜失去了王云这个人才。在他继位做了皇帝后，在其中一首诗中说：我想做越王勾践那样的帝王，可是像范蠡和文种那样贤能的大臣到哪里找呢？可以看出他对像王云这样的远谋之士多么的渴望。所以，对于宗泽这样的武将肆意妄为他是非常厌恶的。
原因二：
建炎初年，他刚登位不久，金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韩世忠、刘光世部抵挡不住，前线很快溃败（韩世忠部由淮安泗州一带败逃到盐城一带，想乘船回归杭州），金人兵锋不久就推进到了江浙一带，声称要“搜山检海”，捉拿赵构，为避免徽宗和钦宗被俘那样的悲剧重演，宋高宗决定出海逃走，避往明州（宁波）温州一带。准备走时，他下旨，为了轻装便于逃亡，
御营司卫戍部队只能带两名家属，一部分御营司部队军官和士兵嫌让带的家属少，抗命不走，出现了哗变。宋高宗当机立断，亲自披甲上马，斩杀了几名领头的御营司军官和士兵，剩下的立即投降表示服从皇帝的命令，逃亡的队伍得以立即出发。此事恐怕也加深他对武人的厌恶感。
原因三：
好不容易金军撤退了，宋高宗回到临安（杭州）没多久就发生了南宋历史上有名的苗刘兵变。苗是指苗傅，刘是指刘正彦，这两个人都是御营司统制，御营司军队本来是专门保护皇帝的近卫军，这下可好，不保卫皇帝反而造反了，苗刘叛军一路上杀了不少大臣和宦官，把宋高宗所住的阁楼团团围住，一要求杀他们想杀之人，二让皇帝封他们做大官，三让皇帝逊位给他那刚三岁的儿子，宋高宗没有办法一一照办，在苗刘明晃晃的大刀下，宋高宗差一点小命不保，当时他才他二十三岁。这次苗刘兵变虽然后来被各地勤王之师剿灭了，但对宋高宗是一次相当重大的打击，可谓颜面尽失。
原因四：
十多年后，中兴四将之一刘光世因为屡次作战不利，被御史弹劾，被罢免了军职，但枢密使张浚首鼠两端，处置不当，发生了著名的淮西兵变：刘光世的副将郦琼率领本部四五万人马投降了当时金国扶植的伪齐。淮西军区是当时南宋的四大军区之一，而南宋当时全国的正规军也就二十来万，就是说投降敌方的军队数量几乎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对于这次兵变，宋高宗是手忙脚乱，你想啊，整个一个军区的部队叛变投敌，丢脸不说，这么大的防御空隙怎么堵啊？宋高宗估计这次是恨武将恨到骨子里去了。
总的来说，宋高宗是个文人，他的诗文都不错，书法也自成一家，文人一般天生对武将有偏见，岳飞之被杀，除了他自己屡次犯禁之外，跟宋高宗的这些经历有莫大关系。
真相不难发现，就是不要以史证史，而是用自己的经历去判断，如果判断不了就说明经历没到，不要妄图找些史料强行去给个判断，这是最下乘的，你只是在找些你本来就有倾向的答案而已。尤其是求助于知乎里历史学科的学生仔，你可真找对人了。当代历史科班生是几千年历届条件最差和最屌丝的，如无意外应该是成就最低的，突出的缺点就是出身太低，选拔条件太水，在某乎因低龄化严重导致阅历太少和心性燥使得问题更严重。例外的是上一辈科班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几千年未有之政局，等环境宽松下来允许写的时候，阅历比知乎众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写的殆有深意。而古代著史者要么是当时全国最精英的官僚，要么就是真赵，作为无数历史重大事件亲历者，视野高，什么局没见过，经过沉淀提笔时，大多年龄不惑到耳顺，再牛逼点就是司马光这样级别的，既创造历史又提笔写历史。历史这科对生活阅历和心性的要求极高，这两项必得其一才不至于写出垃圾，某乎里基本遍地都是残次品写的东西，你要有什么疑问与其问这帮逗逼，不如等自己沉淀到某个时候一切自然而然就明白了，相信我你只要本着实事求是不自欺欺人的精神，熬到三十就比绝大多数某乎大v靠谱。至于吕先生的观点对不对，评价的标准是自己拿去用，跟现实对接看结果，要是一门记录人的行为的学科，而记录的东西与现实里所有人的行为都相悖，那到底是古代人是假的还是我们都是假的呢，某乎的害人精可少造点孽吧，成天蒙人。
吕先生就爱搞大新闻。
别盲从。
当时翻案风气比较严重，梁漱溟在《自学小史》里就说国文不学，但文章往往高分，为什么呢？因为好写翻案文章，受老师赏识。
吕思勉也是没少当中学学堂的老师，另外读吕著可以发现他多有惊人之言:比如民族英雄朱温，李二文治武功渣渣，鲜卑为南族北迁，南族断发纹身奴隶云云……不胜枚举，秦桧和岳飞的论断也是比较有名。
想深入了解吕思勉对于秦岳二人的看法，可读吕的《关岳合传》。
吕思勉先生写《中国通史》时里面有许多地方在讽刺当时民国各路军阀，一旦写到天下大乱，武人乱政，吕思勉就激动的不得了，比如后面他写到岳飞时，贬得其一文不值（不过后来他自己承认有失偏颇，专门道歉了），遇到这种时候就要辩证看了。
——摘自知乎答案
秦桧没有杀岳飞的权力，
谁拥有权力，谁承担责任，
以为政府只有权力却不用承担责任，不是装傻就是真傻，
一点浅见，不是回答问题，只是反驳 @经略幽燕我童贯 的回答
“吕思勉也好，钱穆也好，说句实话，这些人的通史水平是不怎么样的”当我读到你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其他的话，已经不值得看了。先不说，这些学者们功力到底如何，至少是值得人尊敬的。竖子，出此狂言！
再请问，随口就一句这些学者通史水平不怎么样，请问你所谓的水平高的标准是什么，你可不可以为广大历史学者划出一个通史研究水平高低的标准，以激励广大历史研究者的研究热情。
@经略幽燕我童贯 有两个观点
一史料太多，他们精力有限，所以不可能会有高水准的作品。
二搞这种研究的人少，可参考的资料少，他们开风气之先河，因而作品水平不高却大受欢迎。
首先，关于第一条。那个时代资料匮乏云云，这显然没有说服力。我虽然不研究历史，但也知道真正有价值的史料就那么多，一个真正会研究历史的人必定会根据自己研究之课题寻找需要相关史料。换句话说，史料的多少只是限制了研究的范围，并不会限制研究的深度。 实际上，大部分有价值的史料，多半已经被历朝历代的学者挖掘出来了。
再者任何著作，都有一个贯穿全书始终之主线，而著者会围绕着这个要阐明的主线去组织材料，而不是让材料牵着鼻子走。
其次，关于第二条。依照该回答者的论调，我本来打算甩一句，you can you up，想一想算了。本身搞通史研究就是一件及艰苦的事，所以搞通史研究的寥寥无几，搞出成绩的更是少。从民国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而现在提到通史研究依然是这几位，本身就说明了著作的分量，这几部作品历经百年的检验，依然受欢迎，不知道这位同志是否是在嘲讽百年间的读者群。再看这句话，这位同志这句话“这都什么时代的人了，还去看几十年前的通史著作还顶礼膜拜，有意义么？”，大凡有一点常识的人，断然说不出这种话。通史不是白菜，放几天就烂了。
学问研究大抵都是今人踩着前人的肩膀不断前进，缺陷自然难免，动辄就轻易地评价他人水平怎么怎么样，评价者本身的水平就值得考量，又有何面目再次大言不惭。羞煞愧煞！
最后，钱穆先生在他的通史里已经预言到有人会诋毁他们。下面摘一段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的话最为结尾：
抑余又惧世之鄙斥国史与夫为割裂穿凿之业者，必将执吾书之瑕疵，以苛其指摘，严其申斥，则吾书反将以张讥国史、薄通业者之焰，而为国史前途之罪人。抑思之又思之，断断无一国之人相率鄙弃其一国之史，而其国其族犹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者。亦未有专务于割裂穿凿，而谓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者。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相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一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托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马前一卒，拥彗 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因不辞诮笑而卒布之，并申述其著作之大意焉。
读罢此言，再观君之评论，羞煞愧煞！劝君早删，免人耻笑！！！
由此我想，这位同志是否认真的度过钱穆先生的著作，倘若度过，即使不为钱先生之学识所打动，又怎能不为钱穆先生态度之诚恳所感，又怎会出此狂言。
附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前言全部之地址：|华未央|钱穆《国史大纲》前言_华未央吧_百度贴吧
有人觉得秦桧只是赵构的替罪羊，千古罪人骂名冤啊。冤个屁！秦桧去和金国签合约，合约内容居然把赵构换宰相的权力给剥夺了。后来秦桧死了，他儿子觉得相位应该由他继承，赵家江山秦家政权。——你见过这样的替罪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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