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古代文化中說江南多才子?

1、江南是何時開始興起舞文弄墨的?
2、是什麼樣的條件使得江南可以產出大量的文人、藝者?
3、其他地區是否可以效仿?


關於這個問題,有興趣的可去看何炳棣先生的《科舉和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一文。此文原是成書於1962年的The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的第六章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oacademic Success and Mobility。中譯本為《明清社會史論》明清社會史論 (豆瓣)。

「江南」這一概念是因歷史而變遷的,漢以前一般指楚國長江以南的部分;南北朝時泛指南朝統治的區域,即整個長江以南;唐代有江南道,大致為今蘇南、皖南、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及四川東南;元代設江南行省,包括今蘇南、浙江、福建。我們今天所說的「江南」大致是明清以來形成的狹義的江南概念,為長江下游和太湖平原一帶,可參見李伯重先生的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 (豆瓣),其中所界定的具體地域是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常州、鎮江、江寧(明時為應天府)及太倉這八府一州。
所以不知道題主講的「江南」是哪一個?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就是經濟因素

以明清時期的地域概念為基準再來看何炳棣文章中給出的各種數據表格,便已能說明問題的大概:
首先是全國各地域的人口基數

然後再來看給省份的進士數量分布

最後補充一下江西與江浙出身的進士數在宋明之際的消長。根據何炳棣的研究,江西至遲從五代以來以鄱陽湖和贛江及該省較中央的位置吸引著大量北方人。到11世紀,這些北方移民的後裔已開始躋身學術官僚政治階層,如王若欽(962-1025)成為第一個當上宰相的南方人。而到北宋中期如歐陽修、王安石等人已經成了政壇和文壇的領袖。浙江由於12、13世紀作為國都才得以超過江西。而此時江蘇南部因戰爭原因受到女真軍隊反覆騷擾,經濟和文化都嚴重衰退。同時由於早稻的廣泛傳播、海上貿易的繁榮,加之朱熹這樣的學者駢至,福建也成了文化發達的省份。
在明代初期的一百年間,江西取士的數量還是超過蘇、浙。(表27)以蘇州為中心的蘇南地區元末為張士誠所佔,出於朱元璋的報復心理,在明初被征重稅,打壓的十分厲害,至宣德年間況鍾、周忱提倡改革減稅才得以逐漸復甦,可以看到江蘇在十五世紀後半期進士人數激增,不過浙江的文化傳統更加悠久一些,以出身餘姚的王陽明(1472-1529)為例可以看到,浙江士人在學術領域的影響力。但畢竟蘇南地區的商品經濟更為發達,尤其是蘇松一帶的棉花種植刺激了一系列手工業的發展,使其成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晚明謝肇淛的《五雜俎》中曾言:「三吳賦稅甲天下,一縣可敵江北一大郡。」故而在明朝最後的半個世紀,江蘇一舉超過浙江。


1.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三國時東吳就名士輩出,有科舉以來尤其是清朝江南地區的狀元無論是數量還是比例都很恐怖。
附表:清朝各省狀元統計

清朝共取狀元114名其中江蘇、浙江兩省就佔了69名,而且江浙兩省狀元大多來自蘇南和浙北地區也就是明清時期的江南範圍。江南範圍內又以蘇州最盛,自中國隋代開始科舉考試以來至清末廢除科舉制度,蘇州地區有記載的獲得文、武狀元60位,其中文狀元54位、武狀元6位【(唐代:文12位)(宋代:文5位、武5位)(明代:文8位、武1位)(清代:文28位)】,數量之多遙居全國各城市首位。
2.
(1)江南地區氣候條件良好土地肥沃水稻一年兩熟工商業也很發達,並且隨著幾次北方大規模戰爭人口南遷江南人丁興旺,富餘的勞動力加上較好經濟條件能不事生產一心只讀聖賢書的讀書人自然很多。
(2)人口南遷過程中不僅有大量農民還有很多北方名士和詩書傳家的名門望族來江南定居,這些人更是帶動了江南地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直到今天整個江南地區仍然有很濃厚的尊師重教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氛圍。
(3)鴉片戰爭後江南地區成為外國通商口岸,外國人也帶來了現代教育理念並且在江南地區建立了很多學校,此舉影響深遠也為今天江浙滬良好的教育資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還有什麼我想到再補充。
3.如何效仿這個問題太寬泛不知如何回答,總體上我覺得發展經濟加大教育投資力度可以發展一個地區的教育水平。
via wikipedia
附錄:
清朝狀元列表
蘇州狀元


這個問題錢穆在《國史大綱》里討論很詳細了。

節錄如下:《國史大綱·兩宋之部》摘抄

第三十三章 新舊黨爭與南北人才【元祐以下】

宋室相傳有「不相南人」的教戒。【無論其說確否,要之宋初南方人不為相則系事實。】然而南方人的勢力,卻一步一步地侵逼到北方人上面去。真宗時的王欽若,仁宗時的晏殊,都打破了南人不為相的先例。
宋史王旦傳:「真宗欲相王欽若,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稱立賢無方,然須賢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論也。』真宗乃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或謂真宗問王旦:「祖宗時有宓(mì)讖,雲南人不可作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云云。見曲洧(wěi)舊聞。真宗景德初,晏殊以神童薦,與進士並試,賜同進士出身。寇準曰:「惜殊乃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又陸遊謂:「天聖以前多用北人,寇準持之尤力。」

而南方人在當時,顯然是站在開新風氣之最前線。
晁以道嘗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仁宗】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鍇、鉉(xuàn)】以儒學,二楊叔侄【紘(hóng)、億。】以詞章,刁衍、杜鎬(gǎo)以明習典故,而晏丞相、【殊。】歐陽少師【修。】巍乎為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慶曆間人材彬彬,皆出於大江之南。」

在野學校之提倡,【晏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及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在朝風節之振厲,【范仲淹為秘閣校理,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此始。】文章之盛,【尤著者為歐陽修,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皆以布衣,修游其聲譽。宋之文學,莫盛於是。】朋黨之起,【晏殊平居好賢,當世之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仲淹以殊薦為秘閣校理,承殊風益進。學者從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推俸以食四方之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罷知饒州,尹洙、歐陽修、余靖皆坐貶,朋黨之論自是興。】皆由南士。

司馬光與歐陽修為貢院逐路取士起爭議,這裡便已十分表見出當時南方文學風氣已超駕北方之上遠甚。
司馬光謂:「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請貢院逐路取人。」歐陽修非之,謂:「國家取士,惟才是擇。東南俗好文,故進士多;西北人尚質,故經學多。科場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明經。東南州軍進士取解,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比之東南,十倍優假。東南千人解十人,初選已精。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發解時又十倍優假,初選已濫。廣南東西路進士,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一就省試即歸,冀作攝官。朝廷以嶺外煙瘴,亦許其如此。」
據司馬、歐陽兩人主張,可見當時北方文風已遠遜南方。不僅取解人數不能相比,且北方多考明經,南方多考進士。自唐以來科第,即以進士為美,非進士及第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不得及第。後世遂謂文學詩賦盛於南方,不知中唐以前,殊不爾也。【進士、明經,難易榮辱絕不同。唐人語:「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宋人則曰:「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歐陽修詩句)試進士日,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人故事。)有司具茶湯飲漿。試經生,悉撤帳幕、氈席之屬,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黔其吻。又曰:「焚香取進士,瞋目待明經。」設棘監守,惟恐其傳義。蓋明經試先帖文,掩其兩端,中間惟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得四、五、六即為通。帖文後口試大義。後停口試,改墨義十條。宋呂夷簡應本州鄉試卷:「『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又:「『見有禮於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對云:「下文曰:『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zhān)之逐鳥雀也』謹對。」又題:「請以註疏對。」則對:「註疏曰云雲。」如有不能對,則曰:「未審。」明經僅於記誦,故為人賤視。史稱:「五代干戈搶攘,而貢舉未嘗廢,惟每年所取進士,其多僅及唐盛時之半。三禮、三傳、學究、明經諸科,唐時所取甚少,而晉、漢後明經諸科,中者動以百計。」然則北方士人多考明經,蓋自五代喪亂,文章墜廢。而南土較安,故詩賦文學日盛也。】

熙寧間,王安石罷詞賦、帖經、墨義,並歸進士科,而齊、魯、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詁,質厚不能為文辭,榜出多是南人,北人極少。哲宗以後,遂許齊、魯、河朔五路北人皆別考,然後取人南北始均。【元祐諸老即北人為多。】時謂「北人質厚,不能為文辭」,其實中唐以前擅文辭者,多北人也。【中唐以下,則詩人以江南為多矣。】陸佃(tián)在元豐八年有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進士解名札子,謂:「京東、西、陝西、河東、河北五路,多是五、六人取一人;川、浙、福建、江南往往至五六十人取一人。」則在南人意見中,尚覺南士機會不如北人。然南北分卷之制,直至明代,依然不能革。誠使公開競選,北人到底爭不過南人,不得不以此為調節也。【又按:唐韓愈歐陽詹哀辭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則當時閩人舉進士者必甚少。此後三百年,至宋中葉,閩進士常六、七百人,居天下五之一。流寓他處,及占名數京師入太學者,尚不在內。新黨人亦以閩人為盛。當時稱吳、楚、閩、蜀。】

南北兩方文風盛衰之比較,後面即反映出南北兩方經濟狀況之榮枯。
司馬光謂:「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皆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蓋文學、政事必待於師友風尚之觀摩,社會聲氣之染習。大抵當時北方社會,經濟日趨枯竭,故士人不能遊學京師。南方經濟較優,故遊學者盛。當時如晏殊、范仲淹以及歐陽修輩,皆以南人居京朝,為名士之領袖,風氣之前導也。

因此當時南人,頗有北方人政治上待遇較優,南方人經濟上負擔較重之感。
李覯(gòu)長江賦謂:「國家重西北而輕東南。彼之官也特舉,此之官也累資。斂於此則莫知其竭,輸於彼則惟恐不支。官以資則庸人並進,斂之竭則民業多隳。為貪為暴,為寒為飢。如是而不為盜賊,臣不知其所歸。」此乃一種極激昂之不平鳴也。

而在北人眼中,則南人在政治上勢力日擴,似乎大非國家前途之福。
宋人筆記謂:「治平【英宗。】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用南人,專務變更,自此天下多事。』」此說本不可信,然在此故事中,卻充分表現出北人討厭南人當權用事之心理。

以中國疆域之廣大,南北兩方因地形、氣侯、物產等等之差異,影響及於社會之風習,以及人民之性情;雙方驟然接觸,不免于思想態度及言論風格上,均有不同,易生抵牾。
神宗相陳旭,【升之。】問司馬光:「外議云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曾公亮、陳旭。】二參政皆楚人,【王安石,唐介。】必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此說不知確否,然必當時北人有以此論南人者。】又司馬光與呂惠卿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挐(rú)。上曰:「相與論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光。】氣貌愈溫粹,而吉甫【惠卿。】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個陝西人,一個福建子,怎生廝合得者!」

所以王安石新政,似乎有些處是代表著當時南方智識分子一種開新與激進的氣味,而司馬光則似乎有些處是代表著當時北方智識分子一種傳統與穩健的態度。【劉摯謂:「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盛,漢、唐黨禍必成。」摯對神宗,自言:「臣東北人,不識安石。」其言正足代表當時兩派之態度也。】除卻人事偶然方面,似乎新舊黨爭,實在是中唐安史之亂以後,在中國南北經濟文化之轉動上,為一種應有之現象。

及元祐新政,王安石一黨盡斥,而所斥的即是南人。
元祐元年,王嚴叟入對,言;「祖宗遺戒不可用南人,如蔡確、章惇(dūn)、張璪(zǎo)皆南人,恐害於國。」

其後蔡京擅權,南人又得勢。
陳瓘(guàn)彈蔡京云:「重南輕北,分裂有萌。」按:陳乃南劍州人,其論蓋就當時實情為持平也。又按;元祐朝首主「紹述」之論者為李清臣,乃大名人,韓琦之婿。當時譏其「趨時,嗜權利,意規宰相」。此所論新舊南北之分,特就大體言,未能一一吻合也。

所以宋史奸臣傳中,幾乎全是南方人。
蔡確,泉州晉江人。【附吳處厚,邵武人。】呂惠卿,泉州晉江人。章惇,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曾布,江西南豐人。安惇,廣安軍人。【在四川。】蔡京,興化仙遊人。弟卞,安石婿。此皆與新法有關。此下如黃潛善邵武,汪伯彥祁門,秦檜江寧,丁大全鎮江,賈似道台州,亦皆南人。故陸遊謂:「班列之間,北人鮮少。」而陳亮謂:「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也。」【蘇天爵滋溪集謂:「故老云:宋在江南時,公卿大夫多吳、越士,起居服食,驕逸華靡,北視淮甸,已為極邊,當使遠方,則有憔悴可憐之色。」】

而元祐諸君子,則大多是北方人。他們中間卻又分洛、蜀、朔三派。這三派裡面,便無閩、楚南方的分。【當時所指楚人,乃江西以東耳。湖北荊襄不在其列。春秋楚人亦南方文化一大結集。自戰國經秦白起之兵禍,流亡竄闃(qù)焉無一人物出於二百年間也。
光武起於南陽,迄於東漢之季,而荊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材智勇力之士,又森然出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至宋皆為下州小縣,乃至無一士生其間。
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為東南之望。一地人文之興衰,大抵觀其所受兵禍洗盪之程度也。蜀人自荊襄轉中原,其風氣乃與大江下游轉不接。】


首先江南應該界定為今天的長江下游的江浙地區。
漢文化中心的轉變與經濟中心的轉變雖然並不亦步亦趨,但基本相符。文化中心從春秋戰國到晉是一直是北方,包括齊魯、中原以及江漢一帶。
中國文學第一次大活躍,風騷並立,中原文化和荊楚文化以及諸子百家的活動都集中於此。此時江浙還尚未得到大規模開發,尚屬"蠻荒"之地(相對中原),吳越文化並非主流。
兩漢時期直到西晉,文化與經濟中心都在北方,以長安洛陽這些大城市為中心。中國文學第二次大發展,走進文學自覺的時代建安風骨、正始之音都在北方。而此時由於漢末北方長期戰亂,江浙地區開始開發。
直到晉末五胡亂華,北方淪為主戰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人口南遷,東晉建立定都建康(南京),文化中心也隨之遷移。
直到隋唐完成統一,政治中心回到北方,但此是江南的經濟已經成為經濟中心,同時,科舉制度的建立給了寒門庶族以進入政治的機會,這極大促進了文化的發展,江南一帶經濟富庶,政治相對安定,文化發展必然較北方有更好的基礎。
直到兩宋之際,北方少數民族第二次南侵,隨著南宋建立,江南地區自經濟中心後成為政治中心,從此正式確立文化中心的地位。即使元明清政治中心北上依然沒有影響。清代狀元來自江南地區佔到絕大多數(具體數字待查),可見一斑。
課間手打,疏誤頗多,待回去細寫


中國有句俗話:「自古江南多才子」。我想這句話,出來的時間不過千年。為什麼?這要回顧咱們中國的歷史。

中華民族淵源流長,唐朝以前人們主要集中在中原,長江以南,離開了長江流域,多是荒蠻之地。

在大唐興盛轉入衰敗,發生了安史之亂後,進入五胡十六國,中原大亂,民不聊生,豪門貴族紛紛南下躲避戰亂,大多流落到蘇浙閩徽贛一帶,在這裡繁衍生息,也給這裡帶來了中原深厚的文化。到了北宋後期,金兵屢屢進犯,豪門望族更是惟恐躲之而不及,紛紛南遷。您如果查一查當地的地方志,對這些多有表述。

——江南為何多才子?

這是江南多才子的歷史基礎,
豪門望族帶著中原深厚的文化遷居江南之後,在此繁衍生息、教書育人,因此在江南地區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除此之外,江南還有多才子的地理基礎。江南地區位於長江下游,水土豐美、氣候宜人,適合農作物的生長,俗話說「蘇杭熟,天下足」就可見一斑;江南地區又因為靠海,海外貿易方便,商業發達,俗話又說「蘇松稅賦半天下」,可見江南地區的繁盛興旺。又因為北宋之後,趙宋南遷,衣冠南渡,中國經濟重心、政治中心完全南移至江南,江南地區被進一步開發,「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簡直就是一派人間美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江南地區的向學之風更盛也就不難理解了。讀書的氛圍濃厚,讀書人的基數多,才子多也就水到渠成了。

················································································································································其他地區有沒有這樣才子云集的呢?也有,譬如江西。「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描述的就是江西的讀書風氣之盛。晏殊、王安石、歐陽修、文天祥、曾鞏、黃庭堅等泰斗婦孺皆知,解縉這個大才子也是江西的,「江西詩派」、白鹿洞書院和象山書院聞名遐邇。

江西人更厲害的是科舉,「江西士風,好為奇論,恥以人同,每以立異取勝」,江西人自兩宋以來,就是科考常勝軍團,據清末光緒年間《江西通志》記載,兩宋江西進士共有5142名之多(其中北宋1745人,南宋3697人),約佔宋朝進士總額的六分之一。到明朝,江西吉安府更是創下紀錄:

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科舉考試的110位進士中,不僅狀元、榜眼、探花都是江西吉安府人,而且連二甲第一名與第三名也是江西人,在前6名中江西人佔了5名;二是4年之後的科考當中,該科共取進士472人,狀元、榜眼、探花與二甲前4名都是吉安府人,囊括了前7名。這兩樁科舉盛事,而且是連續的兩科,可算是科舉中的奇蹟。


因為江南出美女


在浙江博物館拍的,正好和《國史大綱》里說的意思一樣。結尾朱熹那句話,很厲害的感覺。


才子,並不只是在古代才出現


江南是個出作家的地方,這一點沒什麼爭議。古往今來,此地的文脈,似乎從未斷過。若細細想來,卻也會覺得這文脈裡頭,多少有些「非主流」。

所謂修齊治平的大丈夫情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家國之道,於其中影影綽綽,若隱若現。然而求本溯源,或是梳理出一個群英譜,才曉得這文脈的好與豐厚,本就無關廟堂。若真要一言以蔽之,原來是因為「旁逸斜出」四個字。

說得再白些,總有些和時代間的格格不入。一以貫之的,可說是一種奇與通透。「通透」易解,大概就是吳敬梓說的「煙水氣」。

「奇」則複雜些,看起來,是自我邊緣化,內里卻各有各的苦楚。自認「學而優」的其實不少,仕途上飛黃騰達的卻是寥寥。科考不利,憤世嫉俗有之,久了,疲了,才多半有些信馬由韁起來。

說起文字的溫潤家常,更可一提的是清朝的沈復。沈先生是蘇州人,出身幕僚,乾隆皇帝南巡時,曾隨父親恭迎聖駕,親睹聖顏,卻無意科舉,是個很有個性的人。沈復為我們留下了一部《浮生六記》,有些自傳的意思。

這部作品,算是有國際知名度的,因為被林語堂翻譯成英文並介紹到了美國去。林譯為Six Records ofFloating Life,真是妙極。我們如今說起這書的好,大概也是感嘆當是時,居然有此等floating之人與事。《閨房記樂》《閑情記趣》《浪遊記快》,說起來其實都是很小的事情。

夫妻之道,集腋成裘。用王韜的話來說,「筆墨之間,纏綿哀感,一往情深」。裡面自然是無關鴻鵠偉志的。最令林語堂欣賞和稱道的,似乎是這書中的女主角,沈妻陳芸。三綱五常的年代,她追求愛情的方式,很有其獨到之處。

是夜送親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飢索餌,婢嫗以棗脯進,余嫌其甜。芸暗牽余袖,隨至其室,見藏有暖粥並小菜焉,余欣然舉箸。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來!」芸急閉門曰:「已疲乏,將卧矣。」玉衡擠身而入,見余將吃粥,乃笑睨芸曰:「頃我索粥,汝曰』盡矣』,乃藏此專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嘩笑之。余亦負氣,挈老僕先歸。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貽人笑也。

這一段筆觸活潑,雖是兩小無猜,卻見其性情的溫存與體貼。林稱「是中國文學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並無大差。沈復對這個妻子愛得深沉。文中有一段寫得也頗為動人。「是年七夕,芸設香燭瓜果,同拜天孫於我取軒中。余鐫』願生生世世為夫婦』圖章二方,余執朱文,芸執白文,以為往來書信之用。」琴瑟和同,既為伉儷,又是知己。這個女人陪同沈復過了半輩子布衣蔬食的藝術生活。

攜手旅行,縱情園藝,間或詩詞相和。美則美矣,在當時的文學情境中並不入流。其中的情節,似乎兒女情長至於瑣碎,耽溺於享樂,實在太閨房和沒出息。然而,卻讓西方人喜歡得無以復加。在他們看來,這裡面卻寄寓了一種美好務實幾乎可以說與現代合為一轍的生活觀,恰是長期被規條約束的中國人所不敢也不願觸碰的。

所謂浮生,說到底,便是一種人本主義的觀念,不是建基於廟堂,而是從人自身出發。在這本書中,可以看到一種萌芽般的新式中國人。雖然一對神仙眷侶,最終以悲劇收場,只能說他們走得太快而太遠,沒有生對時代。

沈復並不能算是性情很偏僻的人。只是經常聽人說,江蘇這地方或許讓人意志消磨。與其說是消磨,不如說是賦予。一方水土一方人。地域性對文人的世界觀、生活觀的影響,多少是有些的。

本文選自葛亮《小山河·江南》


戰國是中原大浩劫 開始有人南遷吳越地區
三國十室九空 吳國是最安穩的
魏晉南北朝 北方被少數民族割據 大量貴族漢人南遷江南 很多悲觀的隱士都隱居江南避世研究佛法玄學
宋朝南遷再一次把中原漢人掏空
明末也有很多漢人不願入仕 江南是生活好地方


因為戰亂少唄,能安下心來養個讀書人。北方沒多少年就來個異族掃蕩,哪裡能留下來家族和傳承。


如果古代專指明末清朝的話,確實是這樣的。


經濟重心南移


說實話,南方在古代幾乎沒有北方那種大規模戰亂。。。都是北方死的十室九空。。。南方有長江天塹避免入侵。。。安穩的生活才能培養出知識分子


帝高陽之苗裔兮

朕皇考曰世侯

攝提貞於孟秋兮

唯戊寅吾以降

皇覽揆余初度兮

肇錫余以嘉名

名余曰津人兮

字余曰顧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扈玉帶於膺中兮

飾洋鏡以為佩

汨余若將不及兮

恐年歲之不吾與

朝搴民之餘年兮

夕采士之須臾

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與秋其代序

唯草木之零落兮

然美人未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

何不改乎此度

乘小舟以馳騁兮

來吾道夫先路


不光古代,現在也是。


衣冠南渡沒聽過么~


目前尚有跟江南才子拼文採的雄心壯志


。「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描述的就是江西的讀書風氣之盛。晏殊、王安石、歐陽修、文天祥、曾鞏、黃庭堅等泰斗婦孺皆知,解縉這個大才子也是江西的,「江西詩派」、白鹿洞書院和象山書院聞名遐邇。

江西人更厲害的是科舉,「江西士風,好為奇論,恥以人同,每以立異取勝」,江西人自兩宋以來,就是科考常勝軍團,據清末光緒年間《江西通志》記載,兩宋江西進士共有5142名之多(其中北宋1745人,南宋3697人),約佔宋朝進士總額的六分之一。到明朝,江西吉安府更是創下紀錄:

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科舉考試的110位進士中,不僅狀元、榜眼、探花都是江西吉安府人,而且連二甲第一名與第三名也是江西人,在前6名中江西人佔了5名;二是4年之後的科考當中,該科共取進士472人,狀元、榜眼、探花與二甲前4名都是吉安府人,囊括了前7名。這兩樁科舉盛事,而且是連續的兩科,可算是科舉中的奇蹟。


漢代開始江南就湧現了許多名士,這個其實可以更要屈原,宋玉等人也算吧。個人覺得形成原因是在酒足飯飽之後,一些書讀的多的認為該進行思想文明建設了,這個時候就會有大批的文人雅士,遷客騷人。原因自然是江南的富足生活和良好的文化氛圍。在當時其他地方基本不可能,舉個通俗的例子:江南人見到大雁會吟詩:衡陽雁去無留意。北方人直接拿弓箭把大雁射下來烤了吃了。正所謂思想文化建設得以物質生活為基礎,而北方多戰爭,當時被稱為蠻夷之地的地方經濟不發達,所以在當時還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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