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客觀地、非標籤化的評價周作人、胡蘭成等投敵的失節文人？

12-06

別的了解不深，只談一談周作人。如有錯誤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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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被人實名反對好激動...內容全是噴，儼然是百度貼吧
如何客觀地、非標籤化的評價周作人、胡蘭成等所謂的「汪偽文人」？-王新兵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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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五月，一封聯名信震驚文壇政界。
當文壇名聲顯赫的周作人選擇走上一條漢奸的道路時，全國輿論嘩然。由沈雁冰、郁達夫、老舍等18位中國全國文藝界抗日協會組織的作家於《抗戰文藝》發表聯名信，旨在勸告留京並參加日本人文化座談會的周作人立刻離開北平，南下參與抗敵工作。原文如下：

作人先生：
去秋平津淪陷，文人相繼南來，得知先生尚在故都。我們每聽暴敵摧殘文化，仇害讀書青年，便慮及先生安全。更有些朋友，函電探問；接先生復書，知道決心在平死守。我們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難，並希望先生作個文壇的蘇武，境逆而節貞。可是，由最近敵國報章所載，驚悉先生竟參加敵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照片分明，言論具有，當非虛構。

先生此舉，實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藝界同仁無一不為先生惜，亦無一不以此為恥。先生在中國文藝界曾有相當建樹，身為國立大學教授，復備受國家社會之優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韙，貽文化界以叛國媚敵之羞，我們雖欲格外愛護，其如大義之所在，終不能因愛護而即昧卻天良。

我們覺得先生此種行動或非出於偶然，先生年來對中國民族的輕視與悲觀，實為棄此就彼，認敵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圖書，與世隔絕之人，每易患此精神異狀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態度之超然，深得無動於心之妙諦，但對素來愛讀先生文學之青年，遺害正不知將至若何之程度。假如先生肯略察事實，就知道十個月來我民族的英勇抗戰，已表現了可殺不可辱的偉大民族精神；同時，敵軍到處姦殺搶劫，已表現出島國文明是怎樣的膚淺脆弱；文明野蠻之際於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惡，殊欠明允。民族生死關頭，個人榮辱分際，有不可不詳察熟慮，為先生告者。

我們最後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急速離平，間道南來，參加抗敵建國工作，則過人因先生在文藝上過去之功績，及今後之奮發自贖，不難重予以愛護。否則惟有一致聲討，公認先生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載，幸明辨之！

矛盾郁達夫老舍馮乃超王平陵胡風
胡秋原張天翼丁玲舒群奚如夏衍

鄭伯奇邵冠華孫羅蓀錫金以群適夷

從這封信基本可以看出當時全國文學界對於周作人行為的態度。
與當時紛紛忙於「站隊」（在此不作貶義詞用，亂世必站隊，「你不當贏家，就只有死路一條，沒有中間地帶。」）的文人不同，周作人對於當時中國的兩大勢力即國共兩黨都抱有極大的不信任，在權力的遊戲中，周作人既沒有選擇參與北方晉察冀的共產黨抗日陣營，又不願意南下投奔國民黨。與相對積極的兄長相比，周作人對於政治是淡漠的，不信任的，甚至厭惡的。
這種在他人看來是幼稚的政治冷漠態度，很大程度上是從他的文化態度上來的。

這是我任意的夢想，也就是我所以贊成國民文學提倡之理由，但是，有時又覺得這些夢想也是輕飄飄的，不大靠得住。——1925《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

另一方面，正如信中所說，「先生年來對中國民族的輕視與悲觀，實為棄此就彼，認敵為友的基本原因。」此言未必準確揣度了周作人的心思，卻是符合邏輯的。周氏兄弟對於日本文化充滿著熱愛，甚至將其作為自身重要的思想來源。
周作人常年沉浸於對日本文學和古希臘文學的譯介研究中，這種對於宛如夢幻的古文明的研究讓周作人愈發認為中國人是「植物性的」，「不大有求生意志」（《談虎集》）。對於國語運動等國內文學運動雖說充滿熱情，但個人認為，隨著時代前行，希望愈發渺茫，這種熱情是逐漸消散的，正如知識分子紛紛從「吶喊」跌入「彷徨」一樣。

我是尋路的人。我日日走著路尋路，終於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現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著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過我們意識著罷了。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著往那裡去，也便是到那裡以前不得不掙扎著。 ——周作人《尋路的人》

這種他人眼裡的「政治幼稚」讓周作人進入了類似存在主義的狀態中，嚴格而言，與其說他是「站錯了隊」，不如說他是「不自覺地被站隊」，他的投敵賣國不是政治上權衡利弊後做出的錯誤判斷，而是一種源於本真的自然發展。
或許他真的就是不在乎。

最後一點是環境的影響，侵華戰爭打響時，「八道灣（周氏兄弟在北平的居所）只剩下一個中國人了。」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及其娘家人在當時已經可以說包圍了周作人，加之周作人本身隨和的性格，身邊親人的強大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對於羽太信子及其家人當時的具體做法現在無從考證，我也不敢妄加揣度，但我想，如果這個日本女子真的全心的愛著她的夫君並能全局考慮地為夫君著想，她一定會勸周作人離開，而不是任其一步步走向深淵。然而，當時環境如此複雜，作出相對正確的判斷也絕非易事，後人也只能做事後諸葛罷。

@山河歲月的回答雖然有些簡略，但「文品不與政品、人品等同」這句話是有一定道理的，對於周作人這個褒貶不一極為複雜的文人，我認為想要做到理性、中立、客觀，必須要對其個人性格做一定的了解和研究。
任何社會的普遍倫理道德標準都是適用於大多數人的。按照我比較認同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克爾凱戈爾的觀點，人的最高境界是「宗教境界」，只有一條原理可以保證突破倫理的正當性：個體高於普遍。普遍的倫理規範正因為是普遍的，所以不可能完整地包容個體的人。宗教境界下，「只要有某條統御著某些行為的規範反對了我個體最深層的自我，我們就出於良心必須超越那條規範。」
周作人的叛國行為對於全國人民而言無疑是錯誤的，但正如海德格爾選擇了納粹政權一樣，他的選擇也是自己本真的選擇。就像古代不願屈服於政治權威甚至甘願為之捨命的名士一樣，周作人的行為客觀上危害了國家，而這選擇確確實實符合周作人一貫的性格和作風——也正是這種性格和作風，塑造了他的文風，讓他此前此後創作了如此之多具有極高價值的文章。

天數如此，不可得兼，遺憾，遺憾。

也正是因此，我們可以不認同他的價值觀，否定他的做法，但我們之中絕沒有人有資格去辱罵他，挖苦他，鄙夷他的人格。

就像一個在知乎三觀重建了的年輕人，卻不得不回到愚昧落後的家鄉，受到貧困的重壓和「三觀極歪」的親屬宗族的無法掙脫的綁架一樣。
我們都不清白，也都不是局外人。

如何客觀地、非標籤化的評價周作人、胡蘭成等人：著名的汪偽文人。

非標籤做不到，客觀可以。
都是才高而行不匹的人。
第一，才高。周作人《人的文學》，確實是開一代先河，在新文學創作上，給出了非常有開創意義的指導。他在文學批評和學術造詣上，比他哥哥有天賦，眼界要更寬廣。
第二，行卑。投敵了嘛，沒啥好說的。汪總裁原本也不是個一無是處的混蛋，要是後來抗日然後去了台灣就是8年里屁都沒放估計現在還有人能拿著日記給他贈謚褒美，以顯榮於身後。投敵了，那自然就是要遺臭萬年的。這是大節，沒什麼好說的，否則對得起在戰場上犧牲的烈士嗎？
胡適也天真，也說錯過話，但是他再悲觀，也是樂於為救亡做貢獻的。相形之下，小周就顯得不地道了。
第三，人。只要是人，那麼就一定有好有壞有多個層面。在不同的層面上運用不同的評價尺度，這樣才對。一隻豬肉質好不好，和豬的品格是不搭的。比喻雖然粗俗，但是意思是不假的。人格上，蓋棺定論貼標籤，那是自古以來的事。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這才對。
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講：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題主想聽到的恐怕就是這個吧。人的複雜性，和他的事業人生有關，但是單單拿出一個方面，貼標籤也沒什麼錯。

讓文學歸於文學。

周作人只知道和魯迅反目，還有兄弟間神馬偷看洗澡的八卦。
說幾句胡蘭成。（有看過文章寫胡蘭成、周作人思想上閱歷上認知上都比較接近。）
以前看過大陸刪減版今生今世，近期陸陸續續看了山河歲月、禪是一枝花、文明皇后，補上今生今世的刪減處，還有些相關雜文。
結論：作人和作文是相輔相成的。
第一階段。
起初一定是不喜歡的，因為張愛玲而不喜歡，今生今世開始罵渣男，小團圓想去踹兩腳。
但是，無可否認，胡是一個非常有底蘊的聰明人，聰明到什麼地步呢，張愛玲一輩子也沒看上過幾個人（參考對蘇青的評價），直言懂得。
第二階段。
開始廣泛閱讀，會開始讚歎此人涉獵豐富，文章典籍信手拈來。越看越欣賞，尤其是對於古籍對於文化的態度（參考禪和皇后兩本）。怎麼說呢，他是一個胸懷大理想的人，心中自有一片桃花源。你會不自覺的為他找各種借口，因為他的大胸懷而不拘小節，那種絕對無束縛的自由，反而成了加分項。
七八十年代，逃亡日本的胡蘭成去過一陣台灣，時間也不久，就吸引了一批台灣文人作家為他成立三三文學社，幫他傳播他的文化中國思想。
第三階段。
讀到某一個節點，反思。開始覺得，這個人的本質就是無原則無底線。結合早年經歷（農村出身、早年喪妻），舉個不恰當的例子，就好像你我身邊都有的那一種，曾經深情難逃失敗，然後就開始各種約炮。胡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文化油子了，他的大思想是受他做人準則支配的，所以才會做漢奸，才會見一個愛一個甩一個，第二階段的因果需要顛倒一下，他是在用一種所謂的大同給自己的行為做靠山，來洗去內心的負罪感。是不是這下才符合邏輯，他從不認為他做錯什麼，都是理直氣壯的。

張愛玲有一次和炎櫻探討中日差別。大意說日本文化是一團白霧，霧很濃，然而霧後面沒有山。然而恰好胡蘭成周作人二位都欣賞且受了些日本影響。如果說張是中國，一切還本歸真，那胡一定是日本，看似詞藻華麗，卻空泛的很。

我們這裡比較流行站隊，要麼是某某要麼不是某某，卻從來不承認還有中間派。更不承認兩個極端之間可能有成千上萬種其他的可能，對人如此對事如此，唯獨碰到自己到有可能原諒了。

能如何？果有曠代大才可與王維同，千百年後誰特別還惦記他降過偽朝，但是詩照入小學課本。啟明差可傳世，蘭成早泯滅了。

覺得要客觀，就不能預設立場。什麼是非標籤化，迴避他們是漢奸嗎？文學是人學，有大才沒人品的文章，人們自然給一種異樣的解讀。比如汪精衛的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英雄則英雄了，真格的愛國到了，銜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孤飛恆不倦，羞與海鷗浮？作者的人品達不到他詩文的高度，而老舍說魯迅，他的人格比作品更偉大。

周作人若生在太平盛世，他的文章大概沒毛病，或者說有什麼也是隱而不顯，但滄海橫流，把他甩進懦怯自私的漢奸文人堆里，人們再來回望他，不用刻意壓榨，就能從他的字裡行間，揪出皮袍下面藏著的一個小字，甚至包括一些堪稱經典的作品。

人們分析他孤介而有點自私的個人主義，濫用的自由主義和虛無的世界主義，強迫自己先由訓練後成自然的麻木冷靜，略微表現出市儈的性格……這些原非引人注目的壞，然而導他走向不歸路，讀他的文章恐怕不會無感，不會看不出周氏的沖淡自然，和陶淵明有狗虎之差，人品怎會不影響文章。

感覺胡與周是不可等提並論的，二者雖都才高，胡則如張愛玲表述的散而空，而周卻不是空的，他一直都很明確的喜愛表述，就如日本是我最喜愛的國家之一，他已說過多次。他是文散情愈深

並沒有絕對的客觀，有態度比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