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當年為什麼選擇去台灣？

12-05

另外，我很想知道是什麼原因讓胡適那個時期做出這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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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樓里太多人都只回答了為什麼不呆在大陸，對於為什麼在台灣卻非常含糊，彷彿胡適除了大陸就只有台灣一個去處。當然不是——1949年4月21日達舊金山。離開大陸之後直接去了美國,而且他的太太也從香港輾轉過去了，輕輕鬆鬆。一直到五七年才去的台灣。

所以把問題拆成兩個問題。
胡適為什麼不呆在大陸？胡適為什麼要去台灣？

Q1 胡適為什麼不呆在大陸？

胡適為國民黨做了太多事，外交部找美援等等，是旗幟問題。自覺共產黨容不下他。為民國奔走這麼多年，也願為學術自由爭取最後一塊地。
胡適是自由主義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推手，反對對於孔孟、朱熹牽著鼻子走，也反對被馬列、斯大林牽著鼻子走，胡適崇尚個人獨立的思想，敢於懷疑挑戰一切。

胡適在去美國的前夕,推掉了總統府秘書長給他的「總統府資政聘書」，但是願意以北大校長或個人做一些事(赴美求援)。胡適49年1月30日拿到簽證，2月13日行政副院長吳鐵城希望胡適在美國做駐美大使，胡拒絕了，複電：

弟深信個人說話比較自由，於國家或更有益，故決不願改變。

胡適一直認為中共之下沒有學術自由，但是為了他奮鬥過的北大，我覺得他也願意再觀望一下祖國的情況。於是胡適去了美國，但是隨後國內開始了斗胡的浪潮。

有朋友說毛容不下胡適，其實不見得。
於公，毛本身對胡適有極高評價的。我黨第一個黨校湖南自修大學就是胡適提出建立並修訂章程，他寫給胡適信中自稱「你的學生毛澤東……」。而且胡適非常
於私，胡適當年和其他三位教授，為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的葬儀費用登報募捐，毛對此是非常記恩。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的一點，沒有人能夠預料到未來文革的產生。畢竟胡適地位高，當時毛也沒做過什麼過分的事。

Q2 胡適為什麼要去台灣？

織田說的「美國人來了，有麵包也有自由；蘇聯人來了，有麵包沒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這個是他的學生吳晗請他留大陸時，胡適託人給他回的話。

之後胡適去了美國，50年開始在普林斯頓的葛斯德東方圖書館當館長，但是當了兩年，人家不給他開工資了，原先這個閑差每年$5200，繼任者是$3480。給了他一個終身名譽館長,算是禮儀。背後原因是恐怕也有怕胡適這種漢學的大牛在美國搶飯碗吧。胡適此階段只能靠稿費度日。

關於搶飯碗

在55年給趙元任的信中大意提到自己不想向國外研究漢學的洋大人們討飯吃或者搶飯吃，一則因為這些學者在政治上旺旺是前進分子，與自己不合；二來這些學者多少有點怕像胡適這樣的學者。就當時情形，像胡適這樣學術背景和影響力的學者都有一種搶飯吃和討飯吃的感覺。
比如朱經農猝死，朱經農是華盛頓大學碩士，中央大學教育長，國民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這樣資歷的人50年在美國找工作，投了20封信給大學，15封沒回，5封由管理部門回有消息再通知。後猝死。

因胡始終不肯回大陸，大陸開始倒胡運動。學術界為了自保抨擊他的水平和道德，說胡適是美國狗腿子之類。史學二陳里的陳垣等牛人、還有自願留在大陸的胡適小兒子胡思杜宣布和胡適脫離關係，都給他很大震撼。
再後來，小兒子胡思杜在大陸上吊自殺。
原中研院院長被朱家驊被蔣介石逼迫辭職，幫胡適留出一個德高望重的位子，之後胡適回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朱家驊本來就和蔣介石有隙，也算是打擊報復。之後李濟暫代，選出三人為後備院長——胡適，李書華，李濟。

P.S.
非常力留胡適在大陸的的胡適學生吳晗，作為軍方的接收大員接管了北大和清華和北師大（現在你明白為什麼這三校和黨的親兒子人大一起並稱京城四大名校人北清師，以保政治正確）。
再後來，吳晗寫了非常著名的《海瑞罷官》，被說是為彭德懷翻案，1966年人民日報祭出了吳晗投靠胡適的鐵證,1930年的信件。鬥爭、入獄，其妻養女其本人都死，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解放後斗胡適開第一槍的史學大家陳垣，在史學界比陳寅恪成名更早，稱為史學二陳，而且更牛B的是他是藥商的兒子，無師自通自學成才達到此境界。胡適對有他極高的評價。後來在文革期間被軟禁，1971年死。

2014年5月11日加
很多人在回復都在質疑毛容不容的下胡的問題，然後說毛如何如何。

思考歷史最容易出現的錯誤就是，用當今的你思考去揣摩歷史人物如何如何。
個人只是歷史洪流的小螞蟻，沒有人能夠準確料到未來的文革或者地震。

194X年，黨對社會暫時還是沒有什麼重大錯誤的，胡適在此對此有前後之思考當然也是正常。畢竟胡適是名滿天下的大學者。而且和毛也有私交或者公交。

這種情況下，胡適不會把毛是否對殺他放在考慮的主要因素里。他不選擇的是共產黨，而不是不選擇毛澤東。

and。胡適在台灣死於1962年，文革始於1966年。
胡適是白話文運動之父，新文化運動的領袖，32個榮譽博士，北大校長。個人覺得只有文革才能斗死他。

（因為政治內容每次都要審核，不再修訂，希望各位看官對我的答案多想想，汲取一些有益的內容）

1946年9月，蔣介石任命胡適擔任北大校長。從美國歸來的胡適在校長任上提出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等一系列大學教育的藍圖，直到1948年底離開北大。

1948年11月，解放軍兵臨北平城外。解放軍的電台設置在香山，此時有專門關於胡適的一段播詞，勸胡適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留在大陸會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平圖書館館長。

聞訊趕來胡適的同事，包括湯用彤、鄭天挺、羅常培、鄧廣銘等人，聽到廣播都很高興，紛紛勸胡適不要走。當時正是多少知識分子從海外趕回國，希望參與報效祖國的時候，這當中包括老舍、儲安平等人。

據季羨林、鄧廣銘等人的回憶，胡適當時只是平靜地說了一聲：「他們能容我嗎？」不久，胡適即乘坐蔣介石派的專機，離開北平前往南京。

1948年12月17日，胡適在南京出席「北大五十周年校慶大會」，稱自己「不能與多災多難之學校同度艱危」，是「一個棄職的逃兵，沒有面子在這裡說話」，當場泣不成聲。從27歲任北大教授到59歲，胡適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投在了北大。唐德剛曾回憶，胡適有三大好(愛好)：安徽、北大、哥倫比亞(大學)。

1949年4月，胡適從上海坐輪船赴美國。

就在胡適前往美國後不久，1949年5月11日，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在《人民日報》發表《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信中陳垣反駁胡適：「你說『決無自由』嗎？我現在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地生活著，青年學生們自由學習、討論著，教授們自由地研究著。」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胡明認為，陳垣的公開信，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勸胡適回國。「五四到1949年前這三十年間，胡適已經建構完成了一個文化大師、人倫楷模的地位。他若能留下來，政治意義顯然非常大。」

陳垣在公開信里最後稱「你為什麼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呢？」、「希望我們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

胡適在一個月後見到了陳垣公開信的英譯本。他的態度強硬，懷疑這封公開信是別人偽造的，並稱「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經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

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首次點名胡適、傅斯年和錢穆，指斥他們頑固不化，是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政府」所控制的極少數知識分子的代表。

1950年9月22日，胡適留在北京的小兒子胡思杜的文章《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在香港《大公報》發表，揭開批判胡適的序幕。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的思想總結。

胡思杜在文中稱，「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我感受到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胡思杜的文末同樣表達了「勸歸」之意，說「只要向人民低頭，回到人民懷抱里來，人民是會原諒他的錯誤，並給以自新之路的」。

胡適在美國讀到了兒子的文章。他未作表態，只是將這份《大公報》的剪報粘貼在自己的日記里。不久胡適即在10月發表反蘇文章《斯大林雄圖下的中國》，表明對他的爭取徹底失敗。一場批判運動不可避免。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胡明告訴南都記者，事實上，中央政府對胡適的勸歸一直持續到胡適去世之前。即使在1954年到1955年十個月的轟轟烈烈批判胡適運動之後，1956年，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周鯁生仍受中央高層指示，委託陳源（西瀅）給胡適寫信，勸胡適回來。

陳源果然給胡適寫信，裡面說，之前對胡適的批判「是對你的思想，不是對你的個人，你如回去，一定還是受歡迎」。胡適在這句話下面畫了幾道杠，批了八個字：「除去思想，什麼是『我』？」

1956年2月，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參加政協會議的知識分子代表，談到胡適時仍流露遺憾之意：「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毛澤東還說了一句流傳很廣的話：「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

《熱烈祝賀淮海戰役勝利結束》（節選）

　　在這裡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們:不論和戰，戰爭罪犯是必須拘捕的。……現在南京城內尚有頭等戰爭罪犯蔣介石、李宗仁、……及其他罪大惡極的幫凶們，例如胡適、鄭介民、葉秀峰等人，企圖繼續作惡。你們現在就應偵察他們的動向，以便你們在不論是和平開進或者戰鬥解決時，能夠不失時機，一律拘捕，交給人民法庭判罪。一切在逃之戰爭罪犯，即使逃到天涯地角，亦須窮追務獲，歸案法辦，決不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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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歡迎毛主席聲明　紛紛討論戰犯名單認為尚有許多重要戰犯被遺漏

【新華社陝北二十六日電】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受到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廣泛歡迎。……許多學生和教授們認為名單中必須包含重要的戰爭鼓動者胡適、于斌和葉青，……

——1949年1月27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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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端端一個文化人，突然被指名道姓地說成「罪大惡極的幫凶」，「重要的戰爭鼓動者」，能不跑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胡適被歸入此列，還請有識之士指點。）

根本原因：政見不同。

胡適，字適之，取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他對進化論極為推崇。進化論說的不是一夜之間的事情，而是千千萬萬年間的事情。換句話說，胡適是反對一夜之間取得政權的革命，而主張積累漸進的做法，以法治解決問題，和平移交政權。

胡適為何反對革命呢？他的《自由主義》一文有這樣一句話：「我很坦白地說，自由主義為了尊敬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

在他看來，暴力革命是一個政黨推翻另外一個政黨，革命成功後，會清除異見，最後走向極權統治。毛主張"槍杆子出政權"，階級鬥爭（革命）可以解決任何難題。

1945年8月24日，胡適在紐約發了一封電報給毛：「……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當然毛是不會這樣做的。而蔣是反對階級革命的（參考http://blog.ifeng.com/article/11891536.html），這點剛好和胡適不謀而合。

仔細看了諸位的答案，與歷史均有相當大的誤解和出入，所以我來重新答一次，根據胡適日記，讓當事人去回答這個答案，我想更有說服力。

問題是：胡適當年為什麼選擇去台灣？（另外，我很想知道是什麼原因讓胡適那個時期做出這樣的選擇？）

為了不必要的審核，我把共簡稱為GCD，把國簡稱為GMD。然後文中出現毛和蔣，大家都能看懂。引用的日記均會寫上日記日期，但日記內容太多，對於一個回答來說太複雜，我就截取重點來說。

這個問題首先要從胡適對於GCD和GMD（應該說當時蔣領導的政府更妥貼）兩黨的認識說起：

不錯，毛在1920年請胡適審定改正了《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胡適在1951年5月17日作的回憶。這時他已選擇離開大陸（1948年12月15日，日記記載蔣安排飛機從北平接去南京並於是1949年1月8號與蔣會了面，蔣勸其去美國），同時日記1920年1月15日記毛澤東來談湖南事，3月2日記作自修大學計劃。同時他在1923年12月19日條「我在這兩大分化里，可惜都只有從容慢步，一方面不能有獨秀那樣狠干，一方又沒有漱溟那樣蠻幹！所以我是很慚愧的。」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一生崇尚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試圖超然於政府之外，政黨之外，因此在23年他就否定陳獨秀的狠干，陳獨秀最終也被更狠的後浪給掀翻了。至於給毛修改章程，那個章程最早也是毛依據胡適「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的，胡與毛的交際與他的自由選擇壓根不是一回事，更不會讓胡適去選擇留在大陸，更沒有有些答者說的胡在大陸不會有什麼風險或有什麼風險之類的問題，他壓根就沒有留在大陸的意思。這裡他的兒子胡思杜留在了大陸，也自縊於文革之前。這一點也說明，不是66年文革之後才會死人的。這些討論沒有什麼意義，後面還會有些回答側重一點這個問題，讀者自己體會吧。

1949年4月29日的《給胡適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中說「得去年我們曾談過幾回，關於北平的將來，中國的將來，你曾對我說：『GCD來了，決無自由。』並且舉克蘭欽可的《我的選擇》自由一書為證。」可見當時胡適對GCD就不抱自由之希望的。

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中說：

自由主義者各自決定其辦法與命運。不過，假如先生問我的意思，我可以說：

一、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他們得勢，中國必亡於蘇聯。

二、使中共不得勢，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進。

三、但，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四、政府今日尚無真正開明，改變作風的象徵，一切恐為美國壓力，裝飾一下子。

五、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久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

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評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辦報，但辦報亦須三思，有實力而後可。

我想先生看法也是如此，這些話是多餘的。

可見當時胡適的一些想法。

同時在1944年12月8日他日記中記：晚上在。。。。。吃飯。他說的那兒游擊隊情形，GCD情形，都可借作我國淪陷區游擊區情形的記載。最近歐洲新解放的各國，無一國不發生政府與共產黨主持的「抗戰隊」的火併情形。政府主張解除此種軍隊的武裝，而此種隊伍不受命，故發生流血。。。。。。此種事件最足以使我們明了這十多年的中共問題，及這十年的中共對日作戰的問題的態度，及將來的中共問題。

所以他已預見戰後國共內戰必不可免。1945年8月，他給毛的電報也是基於這一知識背景下發出的。他希望中共「放棄武力」，以和平方式爭政權。

後來在1946年4月24日記中：「讀（英文人名），很受震動！此君原是蘇俄駐美採辦委員會的金類專家，1944年他偷跑了，來到紐約避禍，向報界談話，請求輿論的保護。此書是他的自傳，描寫蘇俄的內部慘境酷情形，甚有力量。」至此他已否定了後來留在大陸與GCD的可能。

而GMD以蔣領導的政府，從前面的描述中讀者也可以看到，他是極度失望的。蔣多次請1946年回國任北大校長的回適到政府任職，交涉數次，均被胡適拒絕。1948年底胡適被蔣以第一批次接往南京。他到南京以後的自我感覺是「作『逃兵』、作難民」。胡頌平追記當時和他的對話：

先生說：「我現在住在這裡，這座房子，這些煤，都要國家花錢。像我這樣的人，也要國家花錢招待嗎？」我說：「這是臨時住所。先生如能到外國去替政府做些外援工作，還是可以救國的。」先生說：「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我怎樣抬得起頭來向外人說話！」

至此，蔣是要胡適去美國求援助的，而胡適對政府是不滿的。1937年胡適出使美國也是為政府求援，蔣用胡適在美國的影響和關係，胡借大使之機使美國參加二戰，救萬民於水火之中，一拍即可即由此。

1949年胡適還是去了美國，他去美國的目的有很多，當然其中也做了很多為蔣要援助的事情，而此時美國國內和總統杜魯門已不再支持蔣，大勢已去。

當時很多學者逃到了美國，而胡適到美國沒有已大使的身份過去。同時也拒絕了宋子文電蔣介石要胡適出長行政院的建議的。胡適並不想進入政府，由此可再次見到。

1949年美國發表了白皮書，放棄蔣政權。胡適寫了《斯大林戰略中的中國》與《白皮書》唱反調，並在9月6日給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說：「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國的崩潰不是像Acheson等人說的毛從山洞裡出來，蔣的軍隊就不戰而潰了，我要人知道這是經過二十五年苦鬥以後的失敗。這段二十五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綱挈領說一次的。」1954年胡適為司徒雷登自傳寫的引論中又諷刺美國的《白皮書》。更多的時間裡，他通過演講來揭示中共政權下知識人的的悲慘命運以及強調「自由中國的世界重要性」。所以知識人的受迫不是從1966年開始的，胡適的命運也不會從他1962年死後開始。

50年代國內開始了批胡運動。胡適的兒子、同事、朋友一起加入進來。

至此大家覺得胡適有待在大陸的想法和可能嗎？

那麼GMD退居台灣後，胡適在美國做了什麼，又為什麼在晚年去了台灣？讓我們接著分析：

當進大批中國學者到了美國，找工作變的困難起來，但這對胡適不是影響。美國有學校的校長希望每年送胡適1.2萬元請他，他在1950年1月24日記道。但胡適最後選擇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兩年聘約，這個職位不需要教書，只是不定期的做一些哲學的公開講演。1952年以後他打定主意不再教書。這時美國的漢學圈擔心胡適打入圈內，有意疏遠他，但大陸批判胡適，反而讓胡適在美國又熱了起來。費正清不得不重視起來，邀請胡適到哈佛大學演講。1956年胡適做了半年加州大學的教職，這是老友趙元任和同事極力推動的結果，也是胡適這九年在美唯一的一次教職。也就在這時胡適動了回台北定居的念頭。他給李濟南信，想在南港台的中央研究院內借地自建信宅，以便利用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豐富藏書，繼續自己未完成的學術工作（胡適這次在美也主要是做了學術研究）。

而胡適為什麼要回台灣呢？因為胡適在美國的九年，一直關心的就是台灣，身在美國心在台灣。余英時說他的真正想法是：GMD已接受了憲法體制，雖然出於萬般無奈，民主和自由終於有逐漸實現的可能，而且也只台灣成為名副其實的「自由中國」之後，民主和自由才有可能推廣到整個中國。

胡適對台灣的寄望，就是他對自由的寄望，對未來中國的寄望。

他在1951年他寫信給蔣，希望GMD自由分化成幾個獨立的新政黨，首要條件是蔣辭去GMD總裁的職務。當然這只是他的一廂情願罷了，不過歷史證明，他的想法還是實現了。這裡面的曲折和漫長就需要讀者自己去找書來看了。

1949年開始籌辦的《自由中國》是台灣批評政府的主要刊物，這本書的發行人胡適，是胡適對台灣的影響，也是他關注台灣，心在台灣的方式。

最後談一點胡適回台灣後的職位：中央研究院院長。有個知友說這個院長是蔣逼朱家驊辭職後讓胡適當上的。過程是這麼個過程，但這既不是胡適回去的目的，也不是他的初衷。更可以說這個是被迫而為的結果，如若胡不就，職位很可能落在張其昀的手裡，那麼中央研究院這一獨立於政府的組織就落入國民黨之手了。

胡適回台灣後做了兩件事，一是辦勸蔣不要任第三屆總統，二就是雷震的冤案。胡適終其一生追尋的自由中國，不知何年才能實現。

本回答以胡適日記和余英時先生的《重尋胡適歷程》為參考，知友們可以買來一讀。上海三聯書店。

正如 @汪惟的答案說所，關注的重點在於胡為什麼不留在美國，而要投奔台灣。

胡適50年代在美國的時候，54年5月、9月、12月三次共接受蔣介石1萬五千美元的「饋贈」（從51到55年至少就收過9次，每次5千美元，在日記中不提分毫）。同年8月，胡適去信譴責吳國楨在美國發表的文章《在台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並將此信複印寄給蔣經國。同月，在美國雜誌發表文章《台灣有多麼自由》。於此對比，胡適在日記中記載，其第一次回台灣（52~53年）面會凱申公就指責」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

而且，堂堂36校的「博士」，居然在美國找不到令自己衣食無憂的工作（對比趙元任），而擔任年薪5200美元的圖書館館長，2年後該職位還被他的助手童世綱取代，只能擔任沒有收入的名譽館長，於是到處抱怨經濟窘困。這種人不去台灣，還能去哪兒？

另外，不要以為凱申公與胡適君臣相得（如錢穆），在胡適回台後的58年，凱申公在日記中寫道」對於政客以學者身份向政府投機要脅，而以官位與錢財為其目的。伍憲子等於騙錢，左舜生要求錢唱中立，不送錢就反腔，而胡適今日之所為，亦幾乎等於此矣，殊所不料也。總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討錢，而特別要以「獨立學者」身份標榜其清廉不苟之態度。甚嘆士風墮落，人心卑污，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

資料多參考張鶴慈先生的微博Sina Visitor System，並做了檢索確認

很簡單，留下來是絕對不可能有好果子吃的。看一看胡適的歷史，就知道翻起帳來，他有多少小辮子。

胡適主張東三省問題「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再說。他情願以東三省幾千萬同胞被日本侵略者蹂躪，資源被日本掠奪50年為代價，來支持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繼續「剿共」50年。（《胡適全集》第21卷第605頁）

1935年，胡適主張放棄東北三省，致信政府，建議「承認」偽「滿洲國」。（《胡適年譜》第235、236頁）。

胡適支持高宗武、汪精衛一伙人秘密與日方談判停止「七七」抗戰。高宗武是胡適密友、日本通。當胡適看到高宗武、汪精衛對日妥協信心不足時，親自去為汪、高打氣、鼓勁。（《胡適全集》第32卷）

1937年，胡適仍希望用談判「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這在胡適1937年8月6日的《日記》中是這樣寫的：「回寓見蔣先生約談話的通知……先作一長函，預備補充談話之不足。主旨為大戰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第一步為停戰：恢復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狀況。第二步為『調整中日關係正式交涉』---在兩三個月之後舉行。」後因日方不肯讓步，此方案未能實現。（《胡適全集》第32卷660頁）

關於汪精衛在從重慶出逃之前，同胡適等人搞了一個「低調俱樂部」進行對日妥協談判活動之事，據有關史料記載，在「汪精衛出走後，原來和汪精衛一起搞『和平運動』和『低調俱樂部』的親日派何應欽、胡適、熊式輝、陳濟堂、何健、張發奎、陳壽農、彭學沛、張道藩、甘乃光、王世傑等人，都噤若寒蟬」（《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23輯第142頁1985年1月）。顯然，胡適是重要成員。胡適的活動不僅引起公憤，而且國民黨元老程潛在最高層會議上曾指責胡適為漢奸，居正聲言應該逮捕胡適」（《胡適評傳》第188頁）。只因蔣介石要繼續依靠胡適保持與日方的「聯繫」，才未逮捕胡適。

胡適本來是選擇留在美國的，可以說是高明之舉，李宗仁也是做了同樣的高明之舉，但是經濟上吃緊，所以只好選擇了回到台灣。

兩害相權取其輕

胡適去哪裡都不重要，我覺得重要的是他為什麼要離開大陸，為什麼離開這片自己奮鬥了半生的土地？

胡適作為一個實驗主義者，無神論者，或者說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在面對諸多問題與局面時更多的是對於自我意識的考量，這其中或有年輕的火氣但更多的是他顯得更加理性更加多一些事情全面的思考。雖熱血卻冷靜對待，而且他對於問題總有一絲懷疑在心中，這一點對於胡適尤為重要。

在胡適留學美國期間，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擎起近代中國思想解放的大旗。這使得嚮往為舊中國貢獻綿薄之力的胡適尤為欣喜，所以胡適留美期間便寫出《文學改良芻議》支持白話文改革，緊接著陳獨秀寫作《文學革命論》加大對白話文支持，而胡適又在原來《新青年》所刊登關於白話文改革的文章之上，繼而寫出更加完善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這一時期胡適與陳獨秀由於共同的思想狀態追求，同時又于思想之上文字之上的交流更加增強了兩人的深厚友誼，譬如兩個一東一西的思想巨人因長久以來的孤獨感無力感，於終於碰撞之下頗有惺惺相惜之感。同時二人以《新青年》雜誌為陣地於近代中國進行文學革命，同一班古學大家與青年新秀共同探討中國文學的新鮮氣象，須知此時的《新青年》雜誌兼容並包，一切思想與言論都有商量的餘地。但在以後的文學討論中卻有值得關注的內容，眾所周知，陳獨秀對於文化運動有一種激進的味道，同時的還有魯迅等人，而胡適卻不同與此，他覺得當時的文化運動是一種漸變的改革需要長時期許多人的討論才可以確定的事，儘管新的文學革命勢在必行但也是在周全考慮多方討論步步改進之後，同時胡適對於舊文學又覺得其中精華之處有很多，而不必像陳，魯等人那樣全盤打死否定，一切都是可以通過討論而訂立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水滴石穿的過程。在胡適與陳獨秀的來往信件中我們可以看到，陳獨秀與胡適對於新文化運動懷疑者反對者的態度。

胡適在美國寄信給陳獨秀說：「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答胡適說：「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於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以上我們取自於胡適的《容忍與自由》。從此我們不難看出二者於這問題上的分歧，陳獨秀是不容他人有異議的。這一點認識上的不同足以對人在以後的日子產生很深的影響。

但之後我們熟知的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接觸共產主義思想，《新青年》也做出「共產主義專號「來傳播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新青年》在此前也作出許多關於國外思潮的專號，比如《新青年》就曾做出一個「易卜生主義專號」，這個專號就是由胡適主筆做的。但此時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對於渴望先進思想與救國道路的中國來說無疑在這些新進人士之中產生巨大影響，更何況俄國十月革命的隆隆炮聲如此之近。同時期陳獨秀李大釗周作人等人於北京創辦《每周評論》周刊，內容以及時反映當前迫切的政治問題為主，與《新青年》側重理論的特點互為補充，有很大影響。《每周評論》前25期由陳獨秀主編，這時期內容以反軍閥反封建思想為主，同時大力宣傳介紹社會主義思想，後來陳獨秀被捕入獄，胡適接替《每周評論》的編輯工作直至刊物被封，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
少談些「主義「》，引起」問題與主義」之爭。
在陳獨秀出獄之後，早就與胡適這幫北大同人分道揚鑣了。胡適等人依然要陳獨秀主持《新青年》在上海的工作，但由於陳獨秀與李大釗等人此時有了成立政黨的念頭，於是《新青年》也儼然成為一份黨報，直到被上海法租界查封。這在胡適看來是很心痛的，一個自由討論的學術天地突然間湧進政治，這對於堅持創辦文化陣地的胡適來說是最大的打擊了，以至於胡適說《新青年》在成為宣傳共產主義的刊物之後他們這幫人便沒有說話的地方了。想必此時胡適對於共產主義心中想必已有了深深的戒備。沒有了說話自由之權的胡適怎麼能稱得上胡適呢。

胡適講科學與民主的定義時說，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寫作《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陳獨秀認為《新青年》犯了兩大罪狀，第一是擁護德先生，第二是擁護賽先生。當時陳獨秀對於科學與民主的定義變不甚明了，當他遇到第三國際的代表時，這個名詞便被曲解了。第三國際告訴陳獨秀，他們的「科學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科學與民主。老的民主是一種中產階級的民主，而布爾什維克的民主才是真正屬於人民的大眾的。

然而胡適認為，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習慣性行為。科學則是一種思想和知識的法則。科學和民主都牽涉一種心理狀態和一種行為的習慣。

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胡適主張「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所有的主義與學理都是應該研究的，但是我們應該把它當做一種假設的觀念來研究，而不應該把它當做一種絕對的真理，或終極的信條。所有的主義與學理都應該被當做參考或比較研究的資料，而不應該把他們當做宗教信條來奉行頂禮膜拜。我們應該利用他們來做幫助我們思想的工具，而絕對不能把它們當成絕對真理來終止我們的思考和僵化我們的智慧。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培養我們自己有創造性的智慧，和訓練我們對於解決當前團體和社會裡實際問題的能力。也只有如此，人類才能從含有迷信的抽象名詞或學理中解放出來。

胡適曾做出過「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承諾而一心做學術研究，為很多古文小說做考證。然而數年間胡適便創辦《努力周報》來宣傳自己的主張。開頭我們就講胡適是實用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他以杜威作為自己的終生老師，一生都恪守實驗主義理論。儘管胡適與國民黨當局在政見上有很大出入，但由於胡適的留美背景毅然選擇作為中國駐美大使在國家最困難的日子裡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雖身為政府一員，無論是任職教育部還是大使館，胡適對於當局在政治政策上的決斷仍不免批評之聲，可以說胡適始終在為自己爭得自由。這樣一種心態或者說是在胡適本人看來最根本的要求應該是胡適最大的離開大陸的原因。

關於這點認識，在胡適與陳獨秀的1925年12月的通信中依然表露無疑。信中是由當時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引起的，陳獨秀在與胡適談到這件事時問胡適：「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

胡適在信中寫道：」我們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異的態度。」

胡適還寫道：「《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中為是為非，絕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肯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我也知道你們主張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算是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你說是嗎？」

胡適的那些理論是不被共產黨人所容納的，在文中他仍舊寫道「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人物的人。我個人這幾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擊和污衊。我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小的眼界。我是不會懼怕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些悲觀。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是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胡適還真的從沒怕過有人罵他詆毀他，但他卻憂慮這樣不自由的風氣。

唐德剛在採訪胡適時問他對於實驗主義與唯物史觀的態度時，胡適送他一套「自校版」的《胡適文選》，要他認真閱讀《介紹我自己的思想》那一篇。原文如下：

「從前陳獨秀先生曾說實驗主義和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方法，他希望這兩個方法能合作一條聯合戰線。這個希望是錯誤的。辯證法是出於海格爾的哲學，是生物進化論成立以前的玄學方法。實驗主義是生物進化論出世之後的科學方法。這兩種方法所以根本上不能相容，只是因為中間隔了達爾文主義。達爾文的生物進化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大教訓：這就是教我們明了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為的選擇，都是由於一點一滴的變異，所以是一種很複雜的現象，絕沒有一個簡單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會一步跳到之後可以一成不變。辯證法的哲學本來也是生物學發達之前的一種進化理論，依著它本身的理論，這個一正一反相毀相成的階段應該永遠不斷的呈現。但是狹義的共產主義者卻似乎忘了這個原則，所以武斷的虛懸一個共產共有的理想境界，以為可以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一蹴即到，即到之後又可以用一階級專政的方法把持不變。這樣的化複雜為簡單，這樣的根本否定演變的繼續，便是十足的達爾文以前的武斷思想，比那頑固的海格爾更頑固了。」

由此觀出，胡適之所以離開大陸，並非因為他為了國民黨當局做了許多的事或者說同共產黨方面的一些糾葛當然這或許只是其中一個很小的原因，而更多的是因為個人的政見抑或是在胡適看來的一個根本的信仰，一個根本的主義問題。

胡適在文章《陳獨秀的最後見解》一文中特彆強調陳獨秀給胡適的「特別是反對黨派之自由」這幾個字，可見胡適對自由的看重。胡適所信賴的范文正公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那麼說，胡適不能說話了又或者說會逼著他唱些歌功頌德的調子，你說他會高興嗎？

胡適本身就反共...怎麼可能呆在大陸呢？就算台灣千般萬般不好（他本人認為老蔣還是太獨裁了），也不得不去啊

以下截圖自維基百科，胡適詞條：

總之，他屬於偏向自由派的中間人士；由於出身等各種因素不太了解、也不認同社會主義理念

無他，個人選擇而已。
陳獨秀與李大釗是共產主義的倡導者，而胡適是一直對共產主義不感冒的，後來不跟隨共產主義的CPC並不奇怪。
胡適覺得選擇KMT與選擇CPC相比，個人的未來會更好些唄
胡適當年寫了聲名顯著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當談主義的CPC奪取政權了，又何必待下去？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洋洋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from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
PS140904：近日讀《不被理解的毛》，發覺劃線句的猜測可能是錯的。摘錄一段文字：

胡適生於一八九一年，安徽績溪人；家庭生活上，缺失父愛；教育經歷，念過私塾，上過各種學校，十五歲考取美國公費留學；在美國一住就是十一年，學過農學、文學、哲學。他讀書很多，興趣愛好廣泛，十三歲開始寫文章，因一篇提倡白話文的《文學改良芻議》而名揚天下，此後寫過很多文章，涉及很多領域。他的名氣很大，贏得無數博士頭銜和教授桂冠。從這些經歷看，胡適是一個知識分子，行為局限於知識分子圈子，對那個圈子之外的了解僅限於文字。胡適本身就是擺弄文字的，常常談論這個主義那個主義。
面對主義泛濫的情況，胡適告誡大家：多研究世界問題，少談點主義。
虛聲 [2014-06-14 13:27:35]
所謂那些主義，基本上都是知識分子口水仗，自欺欺人的鬼把戲。很多人自己也不相信的東西，開口就出來了，以拯救中國的名義。那種情況下，跑出去留學，基本上還是學一大堆主義回來，有什麼用？毛澤東很困惑。他曾經就是否出國留學的事情上和胡適溝通過。胡適的答案，留在國內多研究一下實際問題為好。
胡適的觀點觸動了毛澤東。當時的胡適也是名滿天下之人，瀟洒、帥氣、風度翩翩。而且他只比毛澤東大兩歲，對毛澤東影響很大。日後兩人成為敵人。原因是胡適只是自由派知識分子，政治軍事上的白痴，對馬列主義的戰鬥性避而遠之。毛澤東當時還沒有想槍杆子的問題，想用筆杆子干一番事業。所謂筆杆子幹事業，極限也就是陳獨秀和胡適那個段位。如果想走胡適的路，按道理應該像胡適一樣留學一段時間，出口轉內銷。
然而毛澤東和胡適很大的不同。胡適的圈子就是知識分子圈，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時間在美國，了解各種知識但不了解中國。毛澤東正兒八經的農民出身，底層上來，了解世界上的大多數。在中國，不了解農村，幹不了實事。之前的革命者或現當代實業家，基本上都是從農村出來的。真正促使毛澤東決定留在國內的決定性因素還是他自己。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留在國內探索問題有很多好處。

from 〈不被理解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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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5日，幾經周折後，一架來自南京的小飛機終於在解放軍重兵圍困之下的北平南苑機場冒險降落，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匆忙登機，逃離了風聲鶴唳、一夕數驚的故都北平。國民政府「搶救學人」活動的序幕就此拉開。
與胡適同機抵達南京的，還有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寅恪。
這就是被魯迅稱作「奴隸總管」、「元帥」、「工頭」的周揚後來津津樂道的「國民黨把他當國寶，派飛機去接他」的由來。
此後，胡適等去了美國，另外一些人去了台灣，更多人則留了下來。陳寅恪雖經胡適、傅斯年等友人多次力勸，幾經夷猶，唐夫人還曾一度滯留香港，但最終卻決定留居廣州，從此豹隱嶺南。先任嶺南大學教授，嶺南大學為中山大學合併後，改任中山大學教授。北京方面曾以各種方式並幾次派專人來穗敦請陳寅恪回北京任職，都被先生委婉而堅決地予以拒絕。
朝鮮戰爭爆發之前，幾乎沒有人認為台灣當局能偏安一年以上。白宮已通知其外交人員作好台灣落到毛澤東手裡的準備，並聲稱美國不會向蔣介石提供軍事援助。唐寧街10號由大哥淪為小弟，本來早已習慣跟在美國人後面跑，這次卻更加激進：1950年初就已經扭扭捏捏地宣布打算承認新中國。
歷史的發展並不一定循規蹈矩，它往往是詭異的、出人意表的。「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讀史早知天下事」……之類大話，是不宜太過當真的。
國民政府並不象一些當代學人標榜鼓吹的那麼好、那麼美妙。確實，它也曾一度靚麗並贏得人心。但在內憂外患交困之下，執政者未能開誠心，布公道，採取符合民意而切實可行的內政外交措施，而是倒行逆施，貪腐公行，結果友邦唾棄，人心喪盡，誠如周恩來所謂「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它終於進退失據，眾叛親離，土崩瓦解，喪失政權，並不是偶然的。
當代學人的另一個誤區，是過於強調「去」者與「留」者的高下得失。簡言之：去者高、得；留者下、失。這實在是極為皮相的見解。如果不是突然爆發了朝鮮戰爭呢？台靜農當年留在台灣未返回大陸的惟一原因是：家累太重，買不起船票。如此而已，事情其實往往就這麼簡單。這種例子還很多。學人們很多事後諸葛亮式的分析其實都是在自說自話大膽假設，經不起小心求證的。
抗戰期間，陳寅恪西遷昆明，另一位史學大師陳垣留在日偽統治下的北平。在為陳垣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所作的序言中，寅恪先生寫道：「先生講學著書於東北風塵之際，寅恪入城乞食於西南天地之間，南北相望，幸俱未樹新義，以負如來。」事情很清楚：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孰去孰留，而在於是否「樹新義，負如來」。
梁某認為：1949年後，去者如胡適、殷海光……，留者如陳寅恪、儲安平……，應該等量齊觀，完全無須強分高下。「去留肝膽兩崑崙」！至於「樹新義，負如來」者如陳援庵輩，又當別論；但亦應設身處地略跡原心，不必苛求。

from 百年五牛圖 (豆瓣)

借用張大千不回大陸的事情回答你吧異曲同工：
當時周總理說我們給你4萬元 2萬用來還債 2萬用來生活，只要你留在大陸張大千的回答是：拿老百姓的錢隨便花的·政府我看還不如老蔣

胡適名言「美國人來了，有麵包，有自由；蘇聯人來了，有麵包，無自由；它們來了，無麵包，無自由。」。。。。。。。。。。。。。。所以很明顯。

胡適先生作為自由主義之鼓手，在此體現了他的睿智與前瞻；胡適說道：「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上面居然有人說胡適不能預料文革，簡直是……
蘇聯大清洗、中共肅反肅托反AB團、延安搶救運動，
這種事情，你們不知道，難道胡適會不知道？

參見胡適1950年在「自由中國」上發表的「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一文，這是胡適自己的說法。

直接接球，不知胡適先去了美國的回答都是耍流氓

胡適當年說過一句話：民主這東西，在蔣先生那裡是多與少的問題，在毛先生那裡是有或無的問題。

從一開始，胡適就持堅定的反共立場，跟極權沒有一點妥協的餘地，這是中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

第一名的答案提到
有朋友說毛容不下胡適，其實不然。
於公，毛本身對胡適有極高評價的。我黨第一個黨校湖南自修大學就是胡適提出建立並修訂章程，他寫給胡適信中自稱「你的學生毛澤東……」。
以前看過這方面的資料，我憑記憶回答。
毛坐上皇帝位置，後來確實就容不得胡了。毛自稱學生是在什麼時候？
其次，胡適並不待見毛，也對其自稱學生並不感冒，後來傳到毛澤東耳朵里，毛遂產生怨懟，批胡其實正是在毛的授意下進行。試問毛要真的尊敬胡，下面人這樣批判，他不吱個聲？
第一名答案，只說到一個部分，得出的結果可是大相徑庭啊。

說不好，上胡適的書摘...

從前陳獨秀先生曾說實驗主義和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思想方
法，他希望這兩種方法能合作一條聯合戰線。這個希望是錯誤的。辯證法出於海格
爾的哲學，是生物進化論成立以前的玄學方法。實驗主義是生物進化論出世以後的
科學方法。這兩種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為中間隔了一層達爾文主義。達爾
文的生物演化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大教訓：就是教我們明了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
演變，或是人為的選擇，都由於一點一滴的變異，所以是一種很複雜的現象，決沒
有一個簡單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會有一步跳到之後可以一成不變。辯證法
的哲學本來也是生物學發達以前的一種進化理論；依他本身的理論，這個一正一反
相毀相成的階段應該永遠不斷的呈現。但狹義的共產主義者卻似乎忘了這個原則，
所以武斷的虛懸一個共產共有的理想境界，以為可以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一蹴而就，
既到之後又可以用一階級專政方法把持不變。這樣的化複雜為簡單，這樣的根本否
定演變的繼續便是十足的達爾文以前的武斷思想，比那頑固的海格爾更頑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