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精神病患者的家庭是如何熬過來的？

12-05

家裡有最親的人患了精神分裂，連續治療了一個多月了，進展不大。這一個多月家裡的每一個人都處於心力交瘁的狀態，希望他能早點恢復正常，可是每個人內心都沒有底氣，都沒人能確保他什麼時候好起來，要多久…

過去幾周在西部某地區接觸到了些農村精神病家庭的故事，在傾聽這些故事的過程中，我確實覺得就像著名紀錄片導演Dennis O』Rourke所講過的一句話那樣，他說：

「我蹣跚而行，恍恍惚惚，而想法則接連蹦出，我就像位理想的旅行者，踏上了一條從未被標記過的道路，我不斷地有所發現，我想知道這條路究竟通向何處，在我踏上這條道路之初，我就不曾想過要回到我的原點，我也無法回到我的原點，因為在這過程中，我已然被改變，不是我在拍電影，而是電影在拍我。」「I stumble, trance-like, through
the field of ideas. Like the ideal tourist, I travel on a journey of
discovery—on an unmarked road, to see where it leads. And I travel not in order
to return; I cannot return to the point-of-departure because, in the meantime,
I have been changed. This is why I say, 『I don』t make the film, the film makes
me』.」

而我所要轉述的這些故事，也同時不是我在書寫，反倒是這些故事在書寫我。

曾經有人說，精神疾病終究是家庭性的，而非個體性的，它所捲入的絕對不是某一個人，而是一家子人，它所折磨的也同樣不是某一個人，也包括他的家人、朋友等等。

疾病，尤其是精神性疾病，終究是趟「旅程」，而非一次過山車遊戲，結束了也就結束了。而在這過程里，家人、醫生以及病人自己，始終是盟友，是這趟旅程的旅伴，是終究要共同去面對一些東西的。

曾經有人做過研究說，精神病人的家人所面臨的壓力是非同尋常的。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作為精神科醫生，我們對精神病人家人的關注、幫助、教育與支持太少了，在如何「結盟」這件事情上，我們仍舊是有些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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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一場精神病，毀了一個人，窮了一個家」

（文中姓名均為化名）

每周五是村子裡趕集的日子，芳芳的媽媽也像過去的幾十個、幾百個尋常的周五那樣，去村中心的集市上去賣菜去了。在芳芳和她哥哥讀完書出來工作以前，媽媽的這一個個周五也就構成了家裡收入的全部來源。當我問及過去這十年二十年，——爸爸生病的這十年二十年，——家裡是怎麼過過來的時候，芳芳只簡單地說了句：「媽媽太偉大了。」

據統計，在我國有1600萬重性精神病人，芳芳的爸爸就是這1600萬分之一，十多年來他一直忍受著幻覺的無休止的折磨。他說，在他耳邊總是能聽到亂七八糟的聲音在講話，十多年來一直都沒有消停，只是這聲響時輕時重、時多時少而已。他不知道這聲音是從哪裡來的，是誰說的，亦不知道這聲音是否有消停的一天。但他說，已經習慣了，已經習慣了。芳芳的爸爸講話不太流利，所以總是會「復讀」一遍自己講過的話。或者又因為當地方言的關係，加深了我們溝通的障礙，我總是聽他的話，覺得他像是在囁嚅。

好多年以前，芳芳的爸爸就喪失了勞動能力。芳芳說，她小時候，她爸爸還能下地種種田，但這幾年可能因為年紀大了，種田是不行了。頭一次當地村醫帶我去他家的時候，他就因為腳上使不上勁而只好斜躺在床上，甚至講話里都能聽出很多疲乏。我問他哪裡不舒服，而他答我的只是一聲聲牛喘，間或說兩句「實在沒力氣」。

那間黑黢黢的房子沒有窗戶，面積不大，倒是擱著兩張床，都是單人床。芳芳的爸爸就躺在靠里的那張床上，而另一張則貼著對過的牆壁，我後來才知道睡這兒的是他媳婦。

在中國民間有句老話，說的是：「一場精神病，毀了一個人，窮了一個家。」芳芳跟我說：「這兩年政策好些了，爸爸吃的葯大部分都可以報銷掉了……可是幾年前，家裡的收入一半都要用來給爸爸買葯。」

當我問及家裡的收入大概每年能有多少時，芳芳笑了笑說：「哪談得上什麼收入啊，夠用就行了。」

精神疾病不僅給精神病人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對於病人的家庭而言，更是沉重的負擔。統計報告里的這「1600萬」，不僅僅只是意味著1600萬重性精神病人，更是意味著在這1600萬重性精神病人背後的1600萬個中國家庭。

實際上，究竟有多少家庭捲入其中，究竟有多少人在這疾病的漩渦里，在這病痛的劫難里，淌過眼淚，扳著手指數過住院的日子，挨過一次次的不眠夜，我們並不得而知。

爭吵、不解、糾紛、鬥爭、矛盾等等這些字眼，似乎是疾病的衍生品，在這些家庭里一次次地製造著生活的裂痕。曾經有位精神病學家說：「精神分裂症分裂的不僅僅只是病人的精神，更在分裂著這些病人的家庭。」

上述這些字眼，在為醫學教科書里我們所見的精神疾病診斷條目寫下註腳的同時，也在進行著這些家庭的微觀敘事。只是這些相對私人化、相對碎片化的家庭故事，放在故事以外更宏大、更澎湃的社會歷史敘事里，顯得那麼的無關緊要、那麼的無足輕重，正如一粒小小的石子丟進了海潮里，也便銷聲匿跡，怕是連一絲絲的漣漪都難於激起。

像一位病人家屬所講的那樣：「沒有人想過要聽聽我們的聲音，聽聽我們的感受。」在我們的社會裡，「被消失的」難道只是那1600萬精神病人嗎？也許，「被消失的」還有那1600萬精神病人家庭的聲音。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這些聲音，雖然渺小，雖然邈遠，當你去細細聆聽的時候，卻同樣如靜水流深，撫摩過人心底里忽微的情愫。

村裡子的另一戶精神病人家庭，就在村子的公共空間邊上，同村委會的大院只是一牆之隔。這戶人家的男主人自從今年三月份起，就賦閑在家了。但家裡得病的不是他，而是他妻子。

「今年剛出去打工一個月，她就發病了，所以只好把她帶回老家看病。」老劉話不太多，第一次見他是在村子的家庭醫生簽約儀式上，當地人的生活作息往往是從十點才正式開始的，可那天，老劉卻早早地就到了簽約儀式的現場，臉上很少能見到什麼表情，他妻子的新農合證攤開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上面明確寫著「精神障礙」幾個字。

「三年了。」

每次去老劉家，老劉都格外熱心地給我斟茶。

「自從三年前第一次發病以後，每年出去打工就只能把她帶著一起去……總不能把她一個人留在家裡是吧，不放心……我是廚師，她不發病的時候，還能幫我揀揀菜。可是每次總是出去沒幾個月，她就發病，發了病就只好把她帶回來，那這年要再找工作就難了……」

老劉妻子的病曆本上寫著「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片段幻聽，被害妄想，說是每次發病就「胡言亂語」。老劉自己說是在「講鬼話」，說是他十年前過世的弟媳婦「鬼上身」。

老劉拿他妻子今年住院的收費單給我看。

「差不多每次住院都得花一萬多塊錢。」

我問他這一萬多塊錢里可以報銷多少，他笑笑說：「我也不識幾個字，那些政策我也看不懂，所以每次他們給我報多少就報多少。」

「那平時吃的葯呢？這部分得花多少錢？」

「吃藥花的錢倒不少……主要報銷太不方便，只有鎮里才有一個報銷點，來來去去，這路費就要花不少，算算還不如不去報銷了。」

「而且我媽吃的有幾個葯好像還報不了。」老劉的大兒子在一旁補充道，一個二十六七歲的漢子，指著手裡的一板葯。

老劉家裡新裝修，以前是村裡的危房。十多年前村裡見老劉家沒田地，一萬多塊錢，便宜賣給老劉家的，原本是村裡的公房，所以才和村委會挨得那麼近。

這次村裡危房改造，老劉家又因為是在村子的中心，隔壁就是村委會，所以村裡早早地就要求他們把屋子整飭整飭。

我問老劉，以前家裡是什麼樣子。老劉指了指院子邊上的茅草棚子說，就是那樣，以前哪管那麼多，能住就行了，村子裡說說輕巧，要危房改造，可這改造的錢從哪裡來。

「現在家裡還欠著十二萬的債……你說，要是老婆不生病，那我和大兒子出去干兩三年活，沒準兒就能把債給還清了……一塊錢九厘的利息啊，一年下來利息算算就要一千多，這錢也夠家裡吃好幾個月飯了。」老劉嘆嘆氣。「可老婆生了這病，只能照顧她，不是嗎？像今年活又幹不成了……馬上小兒子又要開學交學費，這錢從哪裡來……」

也許像外傷、感冒這樣的疾病，對於病人的家庭而言，在並不久遠的將來，仍舊有個「回到當初」的盼頭。當傷口漸漸癒合，病痛慢慢淡弱，而記憶也行將瓦解的時候，總還能企盼著在未來的某一天，病人及其家庭能從這疾病的淵泉里掙脫出來，能回到從前那種靜謐、快樂而自由的平常日子裡去，能在茶餘飯後聊聊別人家的生老病死，而不必拘泥於對無常的焦慮、對死亡的避諱或是對疾病的一語成讖，因為那些都覺著是如此的遙遠，遙遠得似乎只存在於另一個有別於此、大別於此的人間世，而獨獨不在這裡，獨獨不在茶餘飯後的此刻。

此刻是如此的「確實地存在著」，它是我們的呼吸，它是我們砰砰的心跳，它在我們的閑言碎語里平實地流動著。此刻是如此的熟悉，而又如此的陌生。所謂家家「各不一樣」的「不幸」只在異邦，而非在我或我家的近旁。

所以，但凡是疾病，也總會像秋天北方的大雁，來了也罷，終歸會在該去的時候，去的。這不是一種斷言，但至少是一種想望。

在《受傷的說書人》（the Wounded Storyteller）這本書里，社會學家亞瑟·弗萊克（Arthur Frank）區分了三種不同的講述疾病的方式。第一種是「回歸敘事」（restitution narrative），也正是前面所談論的，所謂疾病姑且只是我們生活史里的某一個無足輕重的斷章，只是演唱會上沒當心跑了個調，但無傷大雅，我們在人生的旅途里遲早會翻過那一章的，而回到從前平常的日子裡去，正如我昨天著了涼，今天病怏怏，但沒關係，過個兩三天，我就又生龍活虎了，——我們都企盼著，疾病該都是如此這般的；我們都企盼著，疾病，或者不止是疾病，人世間任何的傷痛、苦難、別離、郁情、悲傷，都能因某個「小小的休止符」而終了了，我們都在等待著那個「小小的休止符」的出現，我們都在等待著回到那一天我們還沒生病的日子。我們仍舊相信著，疾病總會結束的，疾病也總該結束的，到那時候，病人及其家人都能自此解脫。

老劉的妻子總是在每年「桃花開的時候」（老劉的原話）發病，這樣已過去了三年。

老劉在講述他妻子疾病的時候，總是不自覺地要去回想在他妻子生病以前的日子。他說，那時候雖然日子也沒好到哪裡去，但自己在外地做做廚師，大兒子也出去打打工，起碼生活還像個生活。

有一次，在我們閑聊時候，他用手指了指院子里種的幾根大蔥，說：「現在家裡是除了那幾根大蔥以外，什麼都沒了，油快用光了，鹽也快用光了……小兒子暑假也不肯回來……」我不知道他是在開玩笑還是當真的。

我問他：「小兒子是在外面打工嗎？」

他說，是在「體驗體驗生活。」

我並不知道他說這話的時候，是否也在影射我，或者只是為了挽留住自家已經不多的三四尊嚴。

「人窮了，就被別人瞧不起。」老劉苦笑著對我說。老劉說，現在家裡親戚都比自己有錢。

但有關疾病的敘事，究竟在多少時候才能如我們所想、如我們所願，回到那個平白如初的昨天。亞瑟·弗萊克指出，在我們習以為常的「回歸敘事」之外，還有一種長期為我們所忽視的敘事方式，就是「混亂敘事」（chaos narrative）。當我們為一場疾病的突如其來所湮沒的時候，我們在詫異、不解與惶惑的「情緒流沙」里，竟至於失語了。我們漸漸地為這「吃人的流沙」所吞噬、所拉扯、所撕裂，我們失去了表達自己的可能性，我們「生活的混亂」竟無以訴說。

而在這一境況背後，所傳達的則是這樣一條訊息：我們的生活再也回不到當初了，我們是如此的孱弱與渺小。也許在時間裡，傷痛會漸漸安定下來，但它從來不會在時間的生生長流里，徹底消失。它就潛伏在我們生活的水面下，時不時地會浮出水面，會再次入侵我們的日常生活。

有次我問老劉，還指望媳婦能好轉，能再也不發病嗎？

而老劉則只是抽了口旱煙，兩眼無神地望向遠方的虛空。

那時候，我突然想起一句印第安人的諺語，是這麼說的：「你永遠無法理解一個人，除非你穿著他的鹿皮鞋走了一英里。」（」You cannot understand a man unless you have walked a mile in his
moccasins.」）

曾經有人這麼形容，——當我們的家人得了精神疾病以後，——我們可能的感受，他說，那種感覺就像是「喪慟」。

而「喪慟」，誠如愛爾蘭作家科爾姆·托賓在寫出了那部自傳色彩的《諾拉·韋伯斯特》——本盼望著能以此紓解、以此告別失親的痛苦，——之後所坦言的，「我本可以暢快地說如今我終於卸下了這一切，通過書寫，我以某種方式將那抹除，或說有了一個完整的交待，打破了那份沉默……可是，事情從來不是那麼簡單的。」

我們總是指望能生活在確定性里，能在生活的慣性下，一路向前，不出半點差池，順風順水。但實際上，生活卻是充滿了各種出乎我們意想之外的或然性，這算不上是某種「生活的欺詐」，因為生活從來沒向我們擔保過任何實質性的回饋或者想像。就像一位職能治療師史蒂夫·霍布斯（Steve Hoppes）在他的一篇講述喪親的自我民族志（《當孩子死去，世界應該停止轉動》）里所寫的，在他父親十多年前診斷出冠心病以後，這十多年來，他就一直或多或少地在等待著某個夜晚突然打來的電話，這個電話會是關於他父親的，可在那個電話到來之前，他卻先接到了一個夜間緊急電話，說的是他侄子的意外去世。

疾病總是意味著某種無序狀態，某種不可理喻的無序狀態。它本不該出現在這裡，出現在我們精心設計、細密如篦的生活結構里。在這種狀態里，我們原先一絲不苟的生活被打得粉碎，我們為自己營造的這樣一個安全、舒適的世界竟散落一地。我們再也沒有任何秘密，再也無法證實生活的意義。我們在這種失序狀態里變得茫然無措，我們無法理解它，無法敞視它，無法捉住它，無法用我們所熟稔的一切去比對它。這樣一種無力感竟讓我回想起，小時候去山裡捕野豬，會在地上刨些坑，上面用茅草蓋著，每當有野豬丟落進這些坑裡的時候，都會發出——或者說是吼出，——一聲聲撕心裂肺的嚎叫，仿若是要吼給全世界去聽的嚎叫，這些嚎叫里漫漶的無力感與無助感，聽了是要人終生不忘的。

三年前，老劉還在外地打工的時候，一個電話突然打給他說，他媳婦瘋了。是村委會打來的，說他媳婦正在村委會裡鬧事，要他趕緊回來。從此以後，老劉媳婦的名字就被寫進了村衛生室的精神病人管理名單里，而所謂的「管理」也真的只是在字面上理解的「管理」而已，其近義詞是吉爾波特與萊文森（1957）所說的「監視主義」（custodialism），而非「人本主義」（humanism），是一切防止精神病人在村子裡鬧事的具體「手段」，而這「手段」是治安意義上的、而非治療意義上的。

老劉的生活從此也便在打工的外地、住院的醫院以及冷清的宅子間「旋轉」、「變調」、「生成」與「隱藏」，並終究丟落進了這名之為「財務危機」的「坑」里。只是並沒有所謂的「嚎叫」，這對於生活的「嚎叫」該向誰吼出？誰會願意來聽聽他們的聲音？老劉並不知道。

今年村裡評貧困戶，老劉家又沒給評上，說是家裡他和他大兒子還能工作，就沒給老劉家這個名額，可出去沒工作多久，妻子就病了，工作也就沒了，這還哪談得上有什麼工作。

老劉這幾個月就在家裡陪著媳婦，大兒子間或出去打打短工，補貼家用，談起他兒子，老劉嘆了口氣說：「因為媳婦這病，把他婚事都給耽擱了，本來村子裡姑娘就少，他媽媽這一生病，更沒人願意嫁過來了。」

精神疾病、心理問題、自殺等等這些詞眼，在當下的娛樂生態里，早已「工具化」，成為無良媒體、無良公知收割點擊率的「獵奇資本」。而在這喧囂而空洞的資本空間里，精神病人及其家人自己的聲音卻少得可憐，只隱隱約約地存在於那少部分空氣極其稀薄的地方，它們沒法傳出，也無力傳出，即便偶爾來了點風，他們的聲音分外幸運地向外界傳達了出來，也迅速在那掌控話語權的少數知識精英的挪用、曲解與誇大下，裹挾進了「新異消費」的洪流里。

而病人及其家庭，在其生活里，確實面對的種種不幸，則一轉身竟包裝成了這「新異消費」的「櫃檯商品」。他們在娛樂消費的商品化轉置過程中，他們在公共話語空間的權力運作中，他們作為「弱勢群體」的身份從來沒有得以消解，「弱勢群體」這一身份建構自身都已然被挪用，當知識精英在號稱要為所謂的「弱勢群體」爭取平權的時候，這「弱勢群體」是否只存在於他們想像里？這所謂的「平權」是否只是這些知識精英「智力上的自我意淫」？

而真實的「弱勢群體」，則在這幕公共空間的「滑稽戲」里，非但沒有掙脫開其作為「弱勢群體」的身份標籤，卻反而加深了其作為「弱勢群體」在現實社會中的區隔化狀態，而成為某種意義上的「二重的弱勢群體」，第一重發生在現實社會裡，第二重則發生在布迪厄所謂的文化-資本「場域」里。當我們號稱要為「弱勢群體」代言的時候，是否暗指了他們無法為自己代言這這一「事實」？而這一「事實」又是否只是部分知識精英們，在為其自身的話語權力證得合法性與合理性的同時，建構起來的「假象」與「偽證」？

正如前不久的「港中文碩士被精神病」一事，所謂的知識精英在搶佔公共空間的話語高地，聲稱是在為病人代言，聲稱是在為病人的合法權益「鼓與呼」，聲稱是在討伐「原生家庭」的所謂「原罪」時，是否只是暫時性地滿足了他們自己長期壓抑的「窺陰癖」與「自大妄想」？而在這愈演愈烈的「輿論攻防戰」中，病人家屬的聲音卻消匿了。

精神病人終究是要回到他們自己的家庭中去的，正如美國最大的草根精神衛生機構——國家精神病人聯盟（National Alliance of the Mentally Ill，簡稱NAMI）前主席阿格尼斯·哈特菲爾德（Agnes B. Hatfield）在一篇文章里所說的：「精神病人的康復從不發生在治療師的辦公室里，而是發生在他們生活的地方，而很大一部分精神病人要麼生活在家裡，要麼生活在他們家人的關照下。」

雖然我們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是，不少家庭拋棄了他們生病的家人，送到醫院，就不願再接他們回家，但我們同樣注意到，很多家庭仍舊在無私地愛著、在呵護著、在關心著他們的病人。

正如我們在電影《一念無明》里所看到的，儘管影片中的父親在開始時甚至在枕頭下藏了自衛性的武器，以戒備剛出院不久的兒子，儘管他不得不忍受著各種無由的、無法的污名，儘管他也經歷了很長時間痛苦而複雜的內心掙扎，然而，最後，他還是選擇了，要同他躁鬱症的兒子一同成長，一同來面對這人世間這裡那裡的無明與無常。而這也正是亞瑟·弗蘭克所指出的第三種疾病敘事方式——「追尋敘事」（quest narrative），他們認為疾病不過是一次旅程，既然是旅程，又何必擔憂它是否會有某個終點呢？又何必擔憂它何時才能等到那個「小小的休止符」呢？而他們——病人及其家人，——在這旅途里，是想要去追問所謂「生活的意義」，疾病不過是歐文·亞隆所謂的「一次追問生活意義的項目，而這個項目強大到能支撐起整個生活」（life-meaning project sturdy enough to support a life）。

文章開頭說到的芳芳爸爸，已經生病二十多年了，在這二十多年裡，芳芳說，完全是她媽媽在養著這個家，在供著她和她哥哥上學。

芳芳說，她爸爸有時半夜會突然醒過來，然後就心慌得不行，害怕得不行。為了照顧她爸爸，她媽媽就在她爸爸住的一間小屋子裡（因為她爸爸走路不太方便，所以另外住在一間一樓的小屋子裡）另安了一張床。

這二十多年，他們家究竟是怎麼過過來的，芳芳媽媽是如何扛著這一整個家的重擔，走過來的，也許我從來都無法感同身受。

後來有次我問芳芳爸爸：「你和你媳婦是怎麼認識的？」

芳芳爸爸說話依舊不太利索：「小時候念書認識的。」

我又問他：「你愛她嗎？」

芳芳爸爸因為長期服用抗精神病葯，下頜會不住地抽動，但就在他那張不自主運動的臉上，他還是最後給我擠了個大大的笑容。

我媽媽重度精神分裂症七年多了，從我小5開始。
注意是重度，有暴力傾向，發作時會鬧得整個小區單元樓都雞犬不寧，鄰居早就知道我們家裡有個精神病人了，對面住戶的女兒本來和我是好朋友，初中的時候她媽媽禁止她跟我一起玩。
她每年都會住一兩次院，家裡本來條件不算很好，為她治病花了不少錢。
而且我媽媽還不認為自己有精神病，不願意吃藥，以為我們在害她。她覺得自己只是脾氣大了點而已。她埋怨我們為什麼要三番兩次送她住院花那麼多錢，可是如果不是她不肯吃藥，怎麼又會發作，怎麼又會把她送醫院去。
精神病患一定不可以停葯，否則就會複發的。反反覆復七年，心累。
現在想想，我厭世悲觀孤僻懦弱的性格，估計也是受到我媽的影響。每次看著這個家，我都有一種無力的感覺，想死，好想死。
你問要多久？我不知道，如果還活著的話，大概是一生。

重點就是按時服藥。

我妹妹現在在精神病醫院裡，今天病情比較穩定了，醫生同意出來玩一會，誰知到了我家，剛開始還好，後來大吵大鬧，又複發了，唉！都一年了，還是反反覆復，老是發作，作為哥哥，我實在是心痛，我妹妹今年二十，正是人生中最好的年華卻在精神病醫院裡度過，每每想到這裡，我總是忍不住流眼淚，以前我想賺錢買好車買好房，現在我只想多賺錢把我妹妹的病給治好。。。

奶奶是精神病人，患病有大概40年，在世。發現其患病時，曾嘗試過很多辦法，科學的、迷信的方法都嘗試過，無效。首先，家裡的心態要放好，要樂觀；其次，一定要按時給其服藥，為其，也為周圍人。國家應該有政策為精神病人免費發葯，我們這裡是，可以去社區醫院諮詢一下。祝能夠康復！

我回答是為了讓跟我一樣的人知道，你並不孤單。
母親是病人，從小家境富裕，被周圍人嬌慣的嚴重。後來「下嫁」我爸，就總說我爸這不行那不行，雖然我爸掙不了大錢，但是拼盡已經全力養我們母子倆。我兩歲的時候，他們離婚了，但是對我來說並沒有很大影響，因為他們對我一點都沒變。6歲那年，姥爺去世了，這應該就是她得病的開始吧，她花光了家裡的錢給姥爺看病，她一邊難受一邊為了報銷姥爺的醫藥費跑來跑去，她那時候認識了一個男的想和她好（我到現在都不確定是否存在以及這件事是真是假），是個感情破裂的有婦之夫，他的妻子就不停找人害她（重點來了！），可能是生活太不順利，她就一直說所有的麻煩都是她找人害她的，包括親戚鄰居朋友，所有人被她折騰的受不了，慢慢離開她。我初中的時候，她賣掉家裡的房子，帶我到瀋陽，理由是躲開那些害她的人，她打工的時候還說那些人跟過來害她。高中我住校後，慢慢沒了她的消息，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的情況，彷彿她已經成為了過去。後來才知道，那段時間，那個男人去世了，急性病，而她那時候去了天津打工，又說天津有個男的喜歡她（這個人有，但是事情應該沒有），要和她好，她不同意，這個男的就對她死纏爛打，於是他就害她（什麼邏輯！？）於是她就國內到處跑，一邊租房，一邊打工，一邊懷疑那個人跟上來了要害她，但是每個地方都呆不長，她自殺過兩次，都搶救回來了，她持刀去找那人理論，幸好人家報警了，她被拘留了一個多月，這些我都是後來知道的。她跑到青島，非說我女朋友（她從沒見過）背叛了我，讓我離開她，離開這個城市，為了這個，我們分居變成了半分手狀態。我還特意換了外地的號碼騙她我離開了，她又不信，跑到我對象公司去破口大罵。最後我趁她回哈爾濱的時候，把她送進了醫院。那裡環境很安靜，我想只有那裡適合她吧。
根據我的經歷，建議其他家屬一定要趁早治療，這種病是越來越重的。不要想著哄，根本沒有用的，病人的腦子就是一個沒有閘的車，在自己的腦海里一路向下狂奔，你要做的是讓車減速，而不是給她繼續鋪路，哄著她只能讓她認為，她是對的，於是她會變本加厲。把他們當做精神上的殘疾就好了，把感情看淡，理性解決問題，願生活善待每一位病人家屬。

家庭成員團結面對一切苦難吧

看正規醫生，按醫囑吃藥，盡量減少複發次數，據說，反覆次數越多，病情越重，我婆婆是這問題，多疑到完全無法和她相處，正常的聊天，她也會挑毛病說我在針對她。當然，也看她病前的性格怎樣。

去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看看吧

媽媽在狂鬧了2個月後終於同意去就診，病症有幻覺。可喜的是她還算是有一定的自知力，知道自己病了。在醫院看到比較嚴重的病人後，回來就跟爸爸說「我要好好看病，要治好。」服用利培酮2周，情況尚可，不再亂髮脾氣，生活自理，下周複診。其實慶幸我已經中年，心智上不再會受她的影響而造成性格等改變，感謝爸爸一直不離不棄，耐心忍讓。同時，我一方面有點害怕再和她生活在一起，一方面又覺得這個家也是我的義務。希望藥物控制有用，也希望她真的好起來，我一直不算真正很愛她，經過這事，我覺得我會付出更多的愛，只要她好。同時也擔心爸爸的退休生活，他們都需要培養一定的興趣愛好，才能安度晚年。

希望有這樣的家庭能分享一些患者在治療過程中遇到的種種狀態和問題，包括家裡人如何進行心理的調節…

可以好起來的，如果是精神分裂一定要藥物治療配合心理諮詢才有希望好起來，單純的藥物治療只能控制和抑制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