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胡適及其貢獻?


胡適先生為人,因家庭的緣故,多少有所了解,至於胡適先生的影響和地位,真不是簡單數語可述,其思想和精神之內涵,許多至今尚未被消化完畢,尤其在大陸。

應該說我們家是深受胡適先生恩惠和影響的。剛剛看及@yofilm 答案中的胡適先生那篇著名的短文,不由是心頭一熱的。這篇短文在我們家造就了至少三代的強迫症 ( 我是病得最輕的,依然在大學畢業時麥肯錫職業取向的心理測試中獲得了較嚴重強迫症患者的評語 )。
胡適先生的學術和思想,我不敢妄談,單說說一些陳年軼事,都是我爺爺親歷,我親耳聽來的。

胡適先生,當年就任中國公學的校長,我爺爺當時是校內的一個普通學生,在校內兩年不到的時間內,修滿了畢業學位所需要的學分,然卻未獲學位。我爺爺大急,以一介普通青年學生的身份直闖去見胡校長質問緣由,胡校長解釋道,說現在學校的規定,從原來的純學分制改為學分+學年結合制,因此,我爺爺在校時間不夠長,不能獲得學位,建議再留校學習一年。我爺爺當時和他據理力爭,說入校的時候規矩是純學分制,要改規定也不能從他們這一波學生開始改,而且家境貧寒,希望早日畢業以謀生計補貼家用。其時陣勢頗為尷尬,然胡適先生以堂堂校長之身份,始終和顏悅色,平等相待。後胡適先生調閱了我爺爺的學檔,發現所有功課全優,對我爺爺不以為怒,反以為喜,建議我爺爺留校當助教,一方面以滿足在校時間的規定,一方面也能有工作和收入,並問我爺爺是否有其他想法和願望,我爺爺談及想進一步深造,無奈受家境所限,胡適先生便推薦我爺爺出國深造。由於沒有學位證(胡適先生還是堅持原則,不給我爺爺發學位證,呵呵),胡適先生以校長身份親筆寫一書面證明,證明此學生品學兼優,達到學校畢業水平云云,同時解釋了學校規定和不能授予學位證的緣由,並說明此證書效力等同於學位授予。在經濟上,胡適先生主動擔當了我爺爺的留學經濟擔保人的角色,並指點我爺爺考取了庚子賠款的獎學金,同時也安排的歐洲的友人予以照拂,可以說是全力促成和幫助了我爺爺留歐。後我爺爺在歐洲學成以後,有很好的留校機會,對家境困難的他來說,非常有吸引力,但是亦在胡適先生等長者的影響之下,毅然回國了。
三反五反到文革期間,我們家無數次被抄被砸(其實因為流放的原因,家都換過很多個),我爺爺自己10年心血的學術著作都沒有放在心上(最後是我父親,姑姑這一波子女偷偷得藏了起來保留了下來),然胡校長這紙證明,一直是我爺爺的寶貝。我爺爺常說,「他這一輩子,和諸多顯要打過交道,亦經歷過很多苦難,危困,榮耀和幸福,但獨和胡適先生相交這一段,一幕幕至今細節清晰可憶。不敢妄稱胡師,因為學術思想上並未有傳承,亦沒有授業之實(我爺爺是學法律的),然深受其影響一生(獨立思想的教誨卻也是給我爺爺帶來了20多年的苦難,乃至過世以後留下了不為人理解之處)。人生軌跡有賴胡適先生影響和提攜,深感大恩」
我爺爺是一個離開課堂就沉默寡言,沉穩深厚之人,平素罕有論及他人,即便我們向他問起以前他舊識的一些舊時名人,他最多也就說句,某某時候,和這某某有過什麼樣的交道而已。像他這樣主動動情得談及胡適先生,極為難得。胡適先生的人格魅力,可見一斑。
包括那篇差不多先生的短文,也是我們家裡的家訓之一。也許是矯枉過正,家裡強迫症輩出,呵呵。不知道是不是來源於此的影響,成人以來,每每以管中窺豹之嫌讀及胡適先生的著作及思想,大有深以為然之感,深深為胡適先生折服


在這裡,我不想將胡適和魯迅先生放在一起進行辯駁。現在,很大程度上,兩者的地位已經被黨派所分化了。
如果要提及胡適的歷史貢獻,主要可以分為三點:
第一點,
是1916年,他從美國寄回的《文學改良芻議》所提出的八項主張:1、須言之有物。 2、不摹仿古人3、須講求文法。4、不作無病之呻吟。5、務去濫調套語。6、不用典。7、不講對仗8、不避俗字俗語。
這平淡的「八不主義」成為了五四時期掀起狂風巨浪的白話文改革第一炮。
同時,他自己也嘗試著白話文的創作,儘管作品的確很不成功,但為新興的白話文新詩發展起到帶頭作用。之後,在文壇中,也相繼湧現出了康白情、沈伊默、俞平伯、冰心、郭沫若等一批新詩作者。在白話文創作這一點上,胡適是開風氣者,在文學的道路上,他的確算不得成功,反而顯得膚淺浮法,但卻有著開啟中國思想革新的重要意義。


第二點,
是胡適在當時學術界破舊創新的空前衝擊。這主要是他1919年2月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紅樓夢考證》為代表的一系列歷史考證和研究論證文章,但胡適的這種範式性變革,與其說是學術性的,毋寧說是思想性的。如金岳霖所說,「胡適的書好像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寫的,兼論中西學說的時候,就不免牽強附會了。」在同一時代中,深入西學轉而在國故方面的人,譬如陳寅恪、傅斯年、蕭公權的著作都要比胡適成熟的多。

第三點,
胡適不太成功的貢獻,是他企圖在哲學上介紹和提倡一種認為能普遍適用的方法論,這就是杜威的實用主義。
他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提倡懷疑主義,宣傳民主、科學。他既是決心當學者,自稱自己「已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上尋求著我的終身事業」,但又是一個注重政治的人。但他在政治上的思想 革命 卻顯得太過於淺薄,比如所謂的五鬼——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

但有一點,我始終堅信,胡適是一個有預見性的人物,至於
「就建設性而言,魯迅的地位,遠遠不及胡適重要。只因,一個是拆毀者,而另一個,卻是建造者。」
這一句我不尚苟同,僅僅從白話文改革這一點來講,胡適對文化的破壞性已經很大了,而在新民主科學的建設上,他不及陳獨秀、李大釗之流。在我看來,魯迅的貢獻則在於批評舊文化和剖析人性,這一點說不上破壞,反而我更趨向於他是一種先破後立的思維。

我敬佩胡適,他不是一流的學者,卻做到了一流學者無法做到的事,他不是一個真正的文藝者,卻為白話文文學的創造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他不是一個偉大的政客,但他一生追尋的真理卻為他博得了歡呼。他是一個人,卻做到一個時代要做的事情。
當然,對於他相對客觀的評價,
余英時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稱:「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我們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也說:「他沒有深入西學固是事實,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沒有滅頂在西學的大海之中。」在《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又稱:「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平,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

參考:《人文.民主.思想》 余英時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李澤厚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9%80%82
http://baike.baidu.com/view/2010.htm


最近一個月,我有意識或者無意識的都在閱讀著胡適。看完了他的《容忍與自由》,三聯生活周刊關於胡適的評論《胡適與自由主義》,李敖寫他恩師的一篇文章《播種者胡適》,阮一峰關於胡適思想的介紹《胡適的三主義》,這一篇也激發了我了解胡適的興趣。
雖然我對胡適的了解程度遠遠不夠,但即使平心而論,我也很喜歡胡適這個人。讀胡適的文字,了解胡適的思想,都令我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過去,我們太把胡適放在政治的議題來討論。我覺得這樣的討論太過於狹窄了。這樣的討論太無法看出胡適思想的宏大了。誠如李敖所說,我們正處於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應該在思想上顯示我們確實是在改革開放。胡適自己也說過,要重估一切的價值。因此我覺得當下,我們應該拋開政治上的成見,來重估胡適之於今天的價值,以此證明我們確實在改革開放。
胡適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的觀點十足的簡單,卻很具震撼力。他說談的東西,沒有飄渺的感覺,具體而細微。他研究問題的方法,系統而科學。所以,讀胡適的文字,如沐春風,溫和而真實。
這篇文章的目的在於總結胡適的思想,我把它分為四個主義。
1. 實踐主義:
胡適師從美國「實驗主義」大師杜威門下,他的文章,往往富有實踐主義的精神,很有建設性。
(1)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門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高談無政府主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這句話基本上概括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所論述的中心。無奈的是,我以前對於胡適的唯一了解,偏是這篇胡適所寫的文章是「五四」運動轉為馬克思思潮的方面教材。事實上,它讀起來句句入理,沒有過分的激進,充滿著理性,徹底否定了士大夫的「清談」,主張解決最迫切,最燃眉的問題。
(2)

「學問的進步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積累與剖解;一是材料的組織與貫通。」

胡適強調做學問是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而他本人主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句話注重的後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學,研究國學,研究治國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謹慎。
(3)

「 可愛的男女少年!我們的舊村裡我們可做的事業多得很咧!村上的鴉片煙燈還有多少?村上的嗎啡針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纏腳的女子還有多少?村上的學堂成個什麼樣子?村上的紳士今年賣選票得了多少錢?村上的神廟香火還是怎麼興旺?村上的醫生斷送了幾百條人命?村上的煤礦工人每日只拿到五個銅子,你知道嗎?村上多少女工被貧窮逼去賣淫,你知道嗎?村上的工廠沒有避火的鐵梯,昨天火起,燒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嗎?村上的童養媳婦被婆婆打斷了一條腿,村上的紳士逼他的女兒餓死做烈女,你知道嗎?」

事實求是。不是避開事實問題而去談理想主義,不是拋棄現實問題而去重建社會。需要有一種實踐的精神在事實中發現問題,並改善現實,這或許就是胡適的實踐主義。
2.自由主義:
(1)

「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胡適致陳獨秀》

對於別人的意見和觀點不要輕易去否定或肯定,也不要以為自己的觀點是絕對的正確。胡適要告誡的正是,對於異己的聲音應該多一點容忍,多一點寬容,這樣社會才會真正的自由。
(2)

「自由主義在歷史上有解除束縛的作用」——《自由主義是什麼?》

讀到這句話,我就想起了李敖一句類似的話「言論自由就像火上口的熔漿,到了一點時候就需要它往外噴一噴。也像成人電影,當你對外公開了,其實發現它也沒那麼嚴重。」
(3)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與自由》

胡適的自由主義,不僅僅在於人要爭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法律上的平等,胡適或許更看重容忍對於社會自由的重要性。真正自由的社會是有包容性的社會,這個社會可以讓不同政見不同觀點的人生活在一起,這個社會可以讓不同黨派的人來擔任重要的職務,這個社會允許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政治理想,這個社會也允許你是無神論者,當然也允許你有宗教信仰。這個社會處處是自由的人,正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容忍。
3.大同主義:
(1)

「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種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隻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於國學研究的範圍。」

(2)

「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定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的保障:有侵犯這法定的人權的,無論是一百五十二旅的連長或國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人權與約法》

法律應該對任何人都有約束的。需要依法而治,就需要法律的普遍性。
(3)

「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面:最淺的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立一個民族國家。因為最後一步是最艱難的,所以一切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最容易先走上最前面的兩步。濟南慘案以後,九一八以後,極端叫喧的排外主義稍稍減低了,然而,擁護舊文化的喊聲又四面八方的熱鬧起來了。這裡面容易包藏守舊開倒車的趨勢,所以也是不幸的。」

這裡我想借用三聯對於胡適世界大同思想的形成的一番論述:「這種複雜的學習內容、豐富的社會活動經歷,不僅是國內青年無法想像的,甚至也是同時代赴日留學生們所無法企及的。胡適在一個最現代化國家的黃金時代中摸爬滾打,浸淫在規範化的民主政治體系中。很快他就擺脫了狹隘的民族主義,登上了更開闊的舞台,從世界文明的角度觀察思考中國。某種程度上,他已經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
所以胡適並非狹隘的民族主義,他思索的是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中國應該擁抱世界。
4.樂觀主義:
(1)

「一點一滴都是進步,一步一步都可以躊躇滿志。這種心靈上的快樂是東方的懶聖人所夢想不到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胡適鄙視東方的聖人那種無為。人生在於奮鬥,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對前途有起碼的樂觀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躊躇滿志,把每種進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這正是胡適對於人生的樂觀。
(2)這裡我想用胡適給與後人最自信的一句話作為這篇文章的結束:

「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成,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佛典里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

&<完&>


不談文學、學術成就,胡適其實是個抗戰幕後的英雄,雖然他沒有衝上戰場與敵人拼殺,但他遊走大國,合縱聯合,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為戰勝日本立下汗馬功勞。孫子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儘管日軍在抗戰八年對國民政府軍事行動幾乎戰無不勝,攻城拔寨,但在謀略、外交上去卻節節敗退:從九一八開始被迫退出國聯,到美日談判最一刻接到美國最後通牒【1】無所適從,日本二戰外交戰簡直是一潰千里。可以說中國二戰對日的勝利更多的是外交的勝利,而非簡單軍事作戰的勝利。


胡適在1935年即極有遠見地提出「日本切腹,中國介錯【2】」的概念,並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引入戰爭是最後對日作戰的解決方案。他在1938年被任命駐美大使,當時是國民政府抗戰最困難的一年。屆時美國國內孤立主義盛行,胡適在美國國會,國務院,社會名流之間遊走,為中國抗日爭取美國各界同情。中國與當時在歐洲獨自抗德的英國一起一步一個腳印地開始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終於在1941年3月通過了租借法案,並在開始即對英國、中國(1941年5月對華開放)使用。很快在1941年7月25日美國又凍結了日本資產,並在8月1日,使美國對日本採取石油禁運。到此為止,美日之間的戰爭已經一觸即發了。胡適在美國與日本正式開戰之後辭去了駐美大使。但他擔任大使的3年是在中國獨自抗日最艱苦的3年,起初美國甚至不願意向中國出口飛機零件,而最後要求日本全面撤出中國並不惜爆發太平洋全面戰爭。他一介書生雖不能舞刀弄槍,但卻「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據日本厚生省戰後對二戰戰死日本士兵統計,從1941年12月8日美日開戰到1945年日本投降,短短4年不到,對美國為主的太平洋戰場日軍陣亡人數為163萬,這個數字相當於從1937年到1945年日本對中國作戰戰死人數的4倍多。【3】而且國軍作戰成果還包括了後期獲得美國武器、物資援助之後的戰果。中國成功的把美國拖入太平洋戰爭,在二戰中與英美結盟,是中國徹底擺脫1840年來所有不平等條約,並一躍在二戰後國際體制中成為5大國的最重要原因與基礎。可見手無縛雞之力之人,也可勝百萬雄兵。當然美國政策的變化有其歷史必然性,中間丘吉爾的推動、希特勒德國的四處侵略,這些都是美國變化的催化劑。但是就胡適本人而言,他確實是一個有國際眼光的戰略家。


下文引用一些日本歷史學教授加藤陽子對胡適的評論。他認為」蔣介石是以軍隊領袖身份領導中國國民政府,他最廣為認知的就是雖然在軍事方面親歷親為,但是在外交等領域,不僅能啟用具有專業職能的外交官員,也能提拔其他優秀人才。例如在1938年成為駐美大使的胡適…是位頭腦相當好的人,胡適有相當多親筆信保存到現在,從中可以明確地知道當時中國方面的外交戰略....若遇到胡適這樣的對手,被派遣到美國進行日美交涉的野村吉三郎等人根本招架不住吧「【4】其實,胡適是有相當有大國謀略的人,早在1935年提出」 「日本切腹,中國介錯「的同時,他認為中國對日作戰必須借重蘇美力量。並準確的判斷日本之所以可以在中國恣意妄為,是因為美國增強海軍以及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均未完成。所以他認為目前中國應該忍辱負重,等待「「在一個不很遠的將來,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慘的國際大戰,可以作我們翻身的機會,可以使我們的敵人的霸權消滅。」【5】」同時,他也提出如果無法韜晦四年,則應不計利害,苦戰四年,等待國際大戰的「主戰」方案。「欲使日本的發難變成國際大劫,非有中國下絕大的決心不可。試平心估計這個「絕大犧牲」的限度,總得先下決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戰,苦戰,失地,毀滅。必須準備:1.中國沿海口岸與長江下游全部被日軍侵佔毀滅;2.河北、山東、察哈爾、綏遠、山西、河南等省淪陷;3.長江被封鎖,天津、上海被侵佔,財政總崩潰。。。。。在這個混戰的狀態下,只要我們能不顧一切的作戰,只要我們在中央財政總崩潰之下還能苦戰,---我們可以在2、3年內得到幾種結果。。。使得世界人士對中國表示同情,使英美感到威脅,使香港菲律賓感到迫切威脅,使英美不得不調兵艦保護遠東僑民的利益,使太平洋海戰的機會更加迫切」【6】加藤陽子在其書中也感嘆:「因為中國存在一些覺悟至此的人(胡適與汪精衛【7】),所以戰爭絕不會半途而廢,在日軍的行動下,到1938年10月左右為止,中國武漢被攻陷、重慶被炮擊、海岸線被封鎖。一般而言,到了如此地步,幾乎所有國家都會舉手投降,但是中國未曾提出停戰。「


【1】引自《美國外交文件》:1941年底美日談判,基於美國尚未完成戰爭準備,國務卿C Hull在準備對日政策文件《美日協定基本大綱》的同時曾修訂《美日臨時約定》,希望以暫時放鬆石油管制,換取日本在中南半島撤軍,並受到中國駐美國大使胡適反對。C Hull在上報羅斯福總統文中稱,鑒於中國反對和英、荷、澳等過半心半意的支持,懷疑提出臨時協定是否明智有益。因此在11月26日美國在談判最後階段,僅僅拋出了態度極其強硬的《美日協定基本大綱》而隻字未提對日暫時的折衷方案。《美日協定大綱》中規定1.日本從中國(包括滿洲)、及中南半島全面撤軍;2.美國、日本均在中國只承認並支持重慶政府;3.美國、日本均放棄所有在華包括治外法權、租借等不平等條約,並促使英國等其他國家也放棄以上權利。沒有料到美國在談判最後一刻選擇寸步不讓,還要求日本吐出所有對華利益,日本負責談判的大使來棲目瞪口呆稱「美國這是要日本舉手投降」。日本在美國這個「最後通牒」後不久就發動了襲擊珍珠港的行動。


【2】石田憲《膨脹的帝國,擴散的帝國》東京出版社。收錄之《世界化戰爭與中國的[國際性解決]戰略》另:日本武士自殺的方式是切腹,但是日本武士切腹時必須請他最好的朋友從背後砍他頭,名曰」介錯「。


【3】日本二戰死亡人數估計在200萬左右。數據同時引用自1. John W.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1986; ISBN0-394-75172-8,p.297-299
以及 《日本陸海軍事典》引用日本厚生省援護局調查數據,1937-1945,日軍總計死亡194.01萬,其中陸軍148.23萬,海軍45.78萬。在侵華戰爭中一共死亡40.1萬人(不包括滿洲與中南半島)


【4】加藤陽子《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2009 Asahi press co.,Ltd p.196-197


【5】《抗戰與戰後中國》/楊天石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版

【6】《世界化戰爭與中國的[國際性解決]戰略》


【7】加藤陽子《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2009 Asahi press co.,Ltd p.198書中對汪精衛的描寫提供了我們另一個側面看汪精衛的機會。作者引用:《胡適來往書信選》1979年 北京中華書局p221,胡適與汪精衛爭論。汪反駁胡適的利用蘇美理論。表示:「世界大戰如果在不久既爆發,我們應如何?大戰如能展緩兩三年,我們又應如何?」我現時的一切思想行動,全集中於此一點。


國名不便寫在紙上,用甲、乙、丙、丁(日、蘇、英、美)來代替,先生必然猜得到。


甲國和乙國打架之前,甲國必首先要求我國表示態度。我國幫他么,無此情理;不幫他么,立刻佔領華北及海口。甲是預備陸軍三百五十萬人來打仗的,三百萬對付乙國,五十萬對付我國。要之,在乙未勝或未敗以前,我國已經一敗塗地。
以甲對乙,勝負未可知;以甲對乙、丙、丁,則乙、丙、丁之勝利是必然的,我們何憚做比利時呢?


但是我國的經濟大勢,百餘年來,由北移南,通商以來,更移於沿海沿江。如今戰爭,是經濟戰爭。以現在我國的軍隊,若無經濟供給,留駐於沿海沿江么?必然成為無數的傀儡政府;退入西北內地嗎?必然成為無數的土匪。換句話說,絕不能做到比利時,因為沒有他那麼純粹簡單。那麼,即使乙、丙、丁幸而戰勝,我國已成一團糟,除了化作蘇維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在作者看來汪對此種恐懼和對於未來的預測也是準確無誤的(1949年),彷彿看透該發展,表示胡適的抵抗等蘇美策略並不可行。他認為,中日不能進行決定性戰爭,如果發生國民黨將失利而成為蘇維埃天下,他是抱著這種預測而選擇妥協日本的。(加藤陽子個人看法不代表本人觀點)


對胡適不了解的請詳看下文鏈接評介:

公敵胡適——胡適之評判: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hushi2/(鳳凰網歷史頻道-胡適逝世50周年)


名士學者評價:

民國名士章太炎笑評:哲學他也配談么?

出處: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hushi2/detail_2012_02/26/12793779_0.shtml

狂人黃侃諷刺他做學問:今日其可謂著作監矣。

出處: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hushi2/detail_2012_02/26/12793814_0.shtml

趙儷生:他的學問是淺薄的,治學問的方法是錯誤的。

出處: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hushi2/detail_2012_02/26/12793835_0.shtml

唐德剛:若以單純學者而論他一無是處。

出處: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hushi2/detail_2012_02/26/12793718_0.shtml

魯迅寫文章臭罵他:出賣靈魂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出處: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hushi2/detail_2012_02/26/12793974_0.shtml

陳獨秀責問他: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

蔣介石日記罵他: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

兒子胡思杜罵他:反動階級的忠臣。

國民黨罵在台灣的特種批示:「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

徐復觀在台灣的中西文化論戰中,曾在《民主評論》上發表《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寫道:胡適「以一切下流的辭句,來誣衊中國文化,誣衊東方文化,我應當向中國人、東方人宣布出來,胡博士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胡適「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衊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而得點殘羹冷炙,來維持早已掉到廁所里去了的招牌。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


要說胡適的重要,可以看他一篇小說,在台灣,我們不看魯迅的「阿q正傳」,我們讀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同樣是用小說來提醒國人,希望改變中國人身上的共通毛病,胡適的正面作用,顯然大於魯迅。

作為影響後世中國人的前行者,魯迅太被強調他的憤怒和不屑,而胡適更多一些是勸告和諄諄善誘,正如用胡適的傳世名言一般:「想要怎麼收獲,先那麼栽」。一直以來,正是很多台灣老一輩學生共同信奉的格言。

胡適是一個重要人物,要評價他,豈是知乎這小小的頁面,數百字可以為之的?但,我的建議是,我們大可不去說胡適有多壞(很多人指責他說,抗戰時任駐美代表,只是營私,而沒有出作出實際貢獻,其實大謬矣。)我們也不說,胡適一門心思,只在推倒文言文,是功?還是過?(其實,這還是外界的誤解)。

但,我們看胡適,我的衷心之見,不妨正視胡適所帶來的「正面效果」。

就建設性而言,魯迅的地位,遠遠不及胡適重要。只因,一個是拆毀者,而另一個,卻是建造者。

建造豐碑的人,總容易被攻擊,而拆房子破壞專家,某種程度來說,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沒有胡適,豈有我們現在手下暢快淋漓的白話文寫作呢?

附:「差不多先生傳」。

  你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誰?
  提起此人,人人皆曉,處處聞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縣各村人氏。你一定見過他,一定聽過別人談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掛在大家的口頭,因為他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雙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兩隻耳朵,但聽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對於氣味和口味都不很講究。他的腦子也不小,但他的記性卻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細密。
  他常說:「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時候,他媽叫他去買紅糖,他買了白糖回來。他媽罵他,他搖搖頭說:「紅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嗎?」
  他在學堂的時候,先生問他:「直隸省的西邊是哪一省?」他說是陝西。先生說:「錯了。是山西,不是陝西。」他說:「陝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嗎?」
  後來他在一個錢鋪里做夥計;他也會寫,也會算,只是總不會精細。十字常常寫成千字,千字常常寫成十字。掌柜的生氣了,常常罵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賠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嗎?」
  有一天,他為了一件要緊的事,要搭火車到上海去。他從從容容地走到火車站,遲了兩分鐘,火車已開走了。他白瞪著眼,望著遠遠的火車上的煤煙,搖搖頭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還差不多。可是火車公司未免太認真了。八點三十分開,同八點三十二分開,不是差不多嗎?」他一面說,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裡總不明白為什麼火車不肯等他兩分鐘。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趕快叫家人去請東街的汪醫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時尋不著東街的汪大夫,卻把西街牛醫王大夫請來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尋錯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裡焦急,等不得了,心裡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讓他試試看罷。」於是這位牛醫王大夫走近床前,用醫牛的法子給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點鐘,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嗚呼了。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時候,一口氣斷斷續續地說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認真呢?」他說完了這句話,方才絕氣了。
  他死後,大家都稱讚差不多先生樣樣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於是大家給他取個死後的法號,叫他做圓通大師。
  他的名譽越傳越遠,越久越大。無數無數的人都學他的榜樣。於是人人都成了一個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國從此就成為一個懶人國了。

真心實話地說,中國人不見得都是心理變態的「阿Q」。
但,卻幾乎個個都是「差不多先生」。

要看胡適的價值,胡適的人格視見,可以從和魯迅的對比中,輕鬆見其一二,輕鬆得出結論。

雖然胡適的兩個有名的學生,我都很討厭,一個唐德剛,一個李敖,但,唐德剛評胡適價值的文字,倒是說到我心裡去了。

感謝@張佳瑋 兄的介紹,下面是他留在討論串中的意見:

語言文字這些細節,他確是首發難者。但若只如此如此,也就是個韓愈了。
我倒覺得他創造的東西,許多是具規模而缺細節;反而是他本身的突破,十足驚人。只是他自己夠謙和,所以破壞性乍看不那麼嚇人罷了。

他學生唐德剛的說法。

兩大「突破」:

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漢族中心主義」中所製造的瓶頸,而使「獨崇儒術」恢復到先秦時代,群經與諸子平等的地位。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後,二千年來「被扭轉的歷史再扭轉過來」。是一種文藝復古、文藝復原的文化運動。須知歐洲「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原義就是文藝沖開中世紀教會所製造的枷鎖,而復希臘羅馬之古啊!不破不立。現代的歐洲文明之崛起,「文藝復興」實在是第一炮。胡適所領導的「中國文藝復興」(The Chinese Renaissance),高唱「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在現代中國所發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

第二,胡適更進而突破了「漢族中心主義」這項自我束縛的民族文化的瓶頸,而代之以「歐洲中心主義」的宇宙觀。要中國民族文化的領導地位乾脆讓給洋人,以夷變夏。這是一樁放開小我,提高理智,極其大膽的「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發自十八世紀巴黎的歐洲啟蒙運動之延續。歐洲的啟蒙運動是文藝復興末期,科學知識大躍進的結果。在新興的科學(尤其是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和人類學)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Creator)上帝的權威,整個動搖了。


胡適的百年孤獨

(本文全篇摘自Wechat公眾號《月雅書畫》,Wechat:yueyaa_com。不是廣告)


今天節目一開始先給大伙兒唱首歌:「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


這首歌它的曲調很多人很熟悉,因為中國很多大城市的洒水車用的都是這個調,但是它又是一首什麼歌呢?它的名字叫做《蘭花草》。這首歌的命運和它的詞作者胡適幾乎一模一樣,是中國人生活當中熟悉的陌生事物。為啥這麼說呢?你想想看,胡適的大名在中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可是你一旦具體追問,他到底干過什麼呢?他好像是民國時期一個著名的教授,著名的思想家,可是他的思想又是啥呢?在建國後他被批得那麼臭,那請問他干過什麼喪盡天良的事呢?近幾十年,胡適又被翻案,供在了民國文化名人的聖壇上。那請問,他為什麼擁有這麼高的學術和思想地位呢?這些東西,似乎大家都很陌生。好,那這一期羅輯思維我們就給大伙兒聊一聊胡適其人。

那為啥大家對胡適比較陌生呢?這還真不怪我們大伙兒,要怪,就怪胡適老人家自個兒。因為你的身份無非是兩個嘛,第一個是學者,第二個是文化名人。如果從學者這行講,那你得有一個立身之基吧,你說你幹嘛的吧。你比如說在民國的時候,羅隆基、張君勱,這是政治學家。什麼丁文江、李四光,這是地理地質學家。什麼梁思成,這是建築學家。你總得專精一行吧。可是胡適呢,一生跑來跑去,竄來竄去,很多學科都有他的影子,可是就像他的同鄉後輩史學家唐德剛講的那樣,他僅僅是一味甘草,就像在中藥裡面的甘草,它可以入葯,可是你說它在這副葯里有多大作用,還真談不上,它只不過給你提提味而已。


胡適在很多領域都有開創之功,但真要說多大的學術建樹,還真就談不上。而且你作為一個學者,你拿啥來證明自己的學術地位呢?那無非是皇皇巨著,著作等身。可是胡適,胡適文集,那倒是皇皇巨著,很厚。可是你這裡面真正成體系的學術著作,說來說去也就一本,叫《中國哲學史大綱》,而且說得不好聽點兒,它只有半本,因為只寫完了上卷,下卷沒有,所以當時的人就嘲笑他,哎喲,太監一個,只有上面,沒有下面。這是當時人就這麼說的。對呀,你再看另外一個身份,文化名人,文化名人嘛,隨時代之潮流而起伏,那說白了,文化名人想在歷史上留名,你得靠你的社會政治立場,請問你是左派呢,還是右派呢?所以我們今天知道的很多民國的文化名人,往往都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而在歷史上留下地位,你比如說左派,魯郭茅巴老曹,魯迅、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這都是什麼人?這都是響噹噹的左派,是用筆為槍來批評當時醜惡的現實的,可請問,這樣的批判的隊伍當中,有你胡適的影子嗎?你跟我們左派完全不搭調,你面目模糊,所以這就很難怪,我們中國人在腦子裡面,是找不出一個格子把你胡適兩個字放在裡面的,你就別怪我們記不住你嘛,你就別怪你面目模糊嘛。


胡適是我們安徽老鄉,前輩,安徽績溪人,他是26歲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國,歸國之後立即在北京大學當了教授。哎呀,北大教授,那還了得,光當時他的月薪,200多塊大洋。200多塊大洋什麼概念呢?你想,當時同時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的毛澤東同志,月薪是8塊大洋,這個差別就這麼大。200多塊大洋的購買力,當時非常驚人。在北京城內,租一整套四合院,十幾間房的那種,月租金不過10塊大洋,你即使是把什麼老媽子、僕人全部雇齊了,一個月的生活費也就是20多塊大洋。所以200塊大洋的月薪,那叫超高工資,是金領階層。所以可見,這就是胡適當年的經濟和社會政治地位。


你26歲的人,獲得這麼高的社會名望和地位,可請問你的學問又如何呢?其實我們可以想像,一個26歲的人,他又能高到哪裡去?尤其他的教育背景和訓練背景又是兩截的。要知道,你前半生受的可是中國的那種八股文的科舉教育,你只不過是在美國讀了幾年書,那你的西學功底又能好到哪裡去?歲數這個東西,它是一個鐵杆子,你沒有活到那個歲數,你吹噓你的學問又多大,那真的是談不上。尤其是胡適回國,他為什麼能有那麼高的地位?因為他提倡白話文運動,就是把文言文變成大白話。大白話可不是胡適創造的,其實從宋代以前,開始就有白話,只不過我們在紙上不那麼寫,所以胡適無非是把一種民間文化給它正名,把它搬到皇皇的學術殿堂之上,他就幹了這麼一件事情。所以當時的很多老學問家、老學者,看不上他。比方說當時的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弟子叫黃侃。黃侃這個人在國學界那地位極高,而且他還吹過一個牛,說我30歲之後不讀書,因為所有的書讀完了,但是我50歲之前我不寫書,因為歲數沒到,寫書那叫害人。當然黃侃後來命不好,他50歲生日那天喝酒喝多了,然後沒幾天就死了。所以黃侃一生也沒有留下什麼皇皇巨著,但即使如此,黃侃一生光在十三經那個著作旁邊,寫的自己的蠅頭小楷的批註,就已經是不得了的文化名著。毛澤東的故居裡面,毛澤東從圖書館把這兩本書借回到自己故居,翻看了一輩子,臨死也沒還給圖書館,可見這本書當時的學術價值有多高,這就是黃侃。

黃侃這樣的人怎麼看得起你胡適呢?你搞白話文,所以當時黃侃就嘲笑胡適,說搞白話文,白話文這個東西有效率的呀。比方說,你胡適的太太死了,給你打電報,怎麼寫?用白話文,「你的太太死了,你趕快回來」,十一個字。我們搞文言文的人最多四個字「妻喪速歸」,光打電報你就比我們花錢花得多,你還好意思搞什麼白話文。


確實,胡適當時的很多學問都處於草創時期。草創艱難嘛,而且草創往往是很簡樸的一種學術,比方說胡適寫的一本傳記,叫《丁文江的傳記》,這在我們今天看,也是啰嗦地要死,你直接叫《丁文江傳》不就完了嗎?當時的主張文言文的人說,對呀,這就是文言文的筆法呀,《丁文江傳》多簡潔,多典雅。什麼叫《丁文江的傳記》,你也不嫌煩。所以當時真正搞國學的人是看不起胡適的。


那搞西學的人又怎麼樣?他們也看不起胡適。比如說當時北大有一個老怪物叫辜鴻銘,他其實從小就是受的整套的英國文化的教育,他是在成年之後,突然一下子開始傾慕中華文化,再來到北大當教授。他就看不起胡適,說,什麼,就你還教英文,你見過好英文嗎?你那學的叫美語,是美國的俚語,是一口苞米碴子話,真正典雅的英文你見都沒見過。什麼,你還好意思教哲學,知道什麼叫西方哲學嗎?如果你不懂希臘文,不懂拉丁文,不懂德語,你還好意思在這兒教哲學呢,你這不是誤人子弟嗎?


據當時一個北大的學生後來寫的回憶錄記載,當時哲學系的幾個教授分頭帶研究生,一個班一共16個人。其中馬敘倫,當時民國的一個著名的哲學教授,教老莊,胡適教的是墨子。研究生嘛自由選課,16個人中15個人全部選了馬敘倫的課。只有一個人是班長,實在不好意思,看胡教授這兒一個人都沒撈著,不得已,報了胡適的課,所以這就是胡適當時真正的學術地位。


再比如說,當時北大有一個教授叫陳漢章,這個人外號叫「兩腳書櫥」,你聽聽看,多大的學問!他跟胡適帶同一門課叫中國哲學史,他就能做到公然在課堂上跟學生嘲笑胡適,說胡適不通、沒學問。他說什麼叫《中國哲學史大綱》?這是你胡適的著作。什麼叫哲學史?哲學史就是哲學的大綱,怎麼會搞出一個大綱的大綱,可見這個人沒學問,不通。


隔了這麼多年,我們不去介入老先生們關於學術的那些爭論。但從這件小事也可以折射出,當時胡適的那些教授同事們是看不起他的。


那胡適到底有沒有學問呢?我們平心而論,胡適是一個極聰明的人,但是他沒有很大的才情。就比如說寫詩吧,他跟後來的現代白話文的大家,像郭沫若這些人相比,在才情上那差得太遠,他不是那種很有靈氣的那種人。但是他畢竟有開創之功,用胡適自己的話講,他說我叫「提倡有心,但是創作無力「。這不是我們黑他,他自個兒說的話。


確實,當時他出了中國人第一本白話文的詩集《嘗試集》,這本詩集如果你有興趣打開看,我保管你看不了幾頁,你會笑出聲,因為它有的句子實在不像詩。比方說當時很著名的一句叫「匹克匿克到江邊」,啥意思呢?啥叫「匹克匿克呢」?原來他把英文野餐就是「picnic」這個詞直接音譯,然後翻到中國的白話文現代詩裡面,那還成何詩體呢?


再給大家背一首詩,胡適當時很著名的現代白話文新體詩,叫「兩隻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隻忽飛還,剩下那一隻,孤單怪可憐,無心飛上天,天上好孤單」。你這聽下來,跟當代的那些口水歌,甚至水平還要差一點吧,對,這就是胡適當年創作的詩。


胡適這個人在學術史上,確實好像沒有太多可觀的成就,當然後來他也給自己一個解釋。他晚年的時候跟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唐德剛私下談話的時候,他舉另外一個人的例子。他說梁啟超,他說你看梁啟超,現在流傳在市面上的甭管說書信、文章、手稿,可能有幾萬件,但是每一件你拿出來看都非常好,他說為啥?因為梁啟超出名太早,所以他後來都知道,自己哪怕是片紙隻字都會流傳出去,都會被後人仔細地用放大鏡去研究,所以梁啟超後來就不敢隨意地落筆寫字。唐德剛說,這就是胡適老先生的夫子自道。他其實後來為什麼《中國哲學史大綱》只寫了上半部,沒寫下半部啊?因為他成名太早,他不敢對千秋萬代負責,如果材料上稍微有點站不住,他舉得不能做出當時最高水平的學術著作,他就望而卻步了,他就不搞了。

所以你看,過早成名對於一個沒有太多才氣的胡適來說,又何嘗不是一種負擔。所以後來胡適的學術生涯真的就無足可道,包括他後來晚年花了大量的時間去研究一本叫《水經注》的書。我在上大學的時候,就有老師跟我們去嘲笑胡適,說胡適,因為他搞什麼都不行,所以最後他就靈機一動,他去搞那些沒人搞的東西,比如說《水經注》,研究什麼戴東原和趙翼當時的一些在學術上的公案,他研究的這些東西沒人研究,所以他就是這一行的老大。所以你看,胡適沒有什麼學問。那今天我們《羅輯思維》講胡適,難道真的是要捧出這麼一個結論,胡適沒有什麼學問嗎?大大不然。


剛才我們給大伙兒聊了一個在學術上位置很尷尬的胡適,那接下來我們就說一說在政治上同樣位置很尷尬的胡適。胡適這一生活了71歲,可以說,經歷了四個時期:有皇上那會兒,有北洋軍閥那會兒,有蔣委員長那會兒,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的十幾年。有皇上那會兒他歲數還小,當然談不上什麼政治態度。他學成歸國,趕上了北洋軍閥政府時期的一個尾巴。要知道,北洋軍閥對他可不薄啊,他一個月200多大洋的月薪,可都是北洋政府的教育部發給他的。可是胡適一直是一個堅定的反對派,動不動就寫詩推翻這個政府,北洋政府拿他也沒辦法,只能大不了查封一下他主辦的雜誌,人家畢竟是名教授嘛。後來北洋政府又靈機一動,說這麼著吧,發你一個勳章,當時最好的嘉禾勳章。胡適一聽這個消息,馬上就登報聲明,說最近說有人發給胡適這麼一個人嘉禾勳章,對不起,如果是發給一個同名同姓的人,我沒什麼話說,如果發給我,我是不要的。你看,這是鐵骨錚錚的反對派。


但是後來大家知道,中國現代史上緊接著就出現了一個涇渭分明的兩種政治立場:要不你跟共產黨走,你是左派;要麼你是國民黨反對派,你跟蔣介石走。胡適這個時候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態度就變非常的微妙,可以說他跟國民黨之間是一種貌合神離的關係。你要說合的這一邊,他確實一度甚至跟國民黨簡直就要合流了,為什麼?他差點當了國民政府的總統。1948年的時候,你聽著這距離1949年很近了,但實際上1948年初那個時候三大戰役還沒有打響的時候,國民政府的敗象還沒有完全露出來,國民黨蔣介石那個時候還熱熱鬧鬧辦總統大選呢,說抗戰結束了,軍政訓政時期結束了,我們開始憲政選總統。


3月25號左右,蔣介石就跑去跟胡適商量,說要不這總統你來,我就要實權就可以了,我當行政院院長。胡適說不不不,我不去。話是這麼說,可是胡適在私下留下來的一些談話,包括其他人的回憶錄,其實胡適當時是心動了。他甚至說過這樣一句話,說如果皇上和宰相這兩個位置讓我選,我選當皇上,我可能比較合適,這宰相具體做行政事務官員,我不太合適。那意思說,以我老人家的威望,以我跟美國人民的關係,我噹噹這皇上,噹噹現在這總統,也許還是一個合適的選擇。他甚至在3月25號,自己的日記里還寫到,說蔣公的這次邀請看來還是比較誠懇的,雖然我不太願意。當然這幾天他的態度也出現了好幾次搖擺,但是到最後,4月5號的時候,他的一個好朋友,當時國民政府跟蔣介石走得很近,也是一個學者叫王世傑。王世傑就幫蔣介石帶話給胡適,說這事可能不成了,因為蔣委員長在中常會上就是國民黨當時的中央委員會上,把這事提出來了,說讓胡適當總統,所有人都反對。這個事我覺得也挺有意思的,你想,大家為什麼反對?你想,蔣介石的嫡系、跟蔣介石好的人,那當然反對了,老爺子,還是你幹嘛,多好。那些反對蔣介石、願意看蔣介石笑話的人,像李宗仁這些人,他們當然也反對了,你把胡適弄去當總統,你當行政院院長,出了責任你不負責任,讓人家一個書生負責任,門兒都沒有,你接著當總統唄。


所以我相信,當時蔣介石即使是確有這個初衷,這件事確實也是辦不成的。所以你看,胡適一度離總統的大位是如此之近。當然,後來我們這期節目的策劃劉學先生,他最近看了一些史料,他跟我講,他說也許胡適當時是不高興的。因為他發現胡適的日記在4月5號之後,居然中斷了幾天,沒準兒說明老人家這個時候心情很不好。所以你看,一個知識分子這個時候他的心態是足堪玩味的。


那蔣介石跟胡適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如果對胡適生平多少有些了解的人應該知道,蔣介石在胡適1962年死的時候,給胡適送了一副輓聯,這副輓聯叫「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你聽這詞,蔣介石似乎對他推崇備至,簡直把他說成是一個德藝雙馨的老藝術家了,但是蔣介石真的對他是這個態度嗎?我們這期節目的策劃人劉學先生給我們看了最新的一些史料,真的是最新的,因為蔣介石日記公開就是這幾年的事情。在1962年胡適死的時候,蔣介石當晚在日記上寫了幾個字「胡適暴卒」,就是突然死了。你聽這口氣,這可不是國家領袖對這個國家他很推崇的一個知識分子的口氣,緊接著,蔣介石在日記里寫,說胡適之死是革命思想和民族復興思想為之除一障礙也。天哪,你聽著心裡拔涼拔涼的吧。對,在蔣介石看來,你胡適就是個障礙,平時我也扳不動你,現在你死了,正好除一障礙,早死早好。


其實胡適和蔣介石貌合神離已經是很久很久的事情了,這最遠可以追溯到30年代初,當時在1931年的時候,清華大學師生曾經給蔣介石打報告說能不能讓胡適來當清華大學的校長呢?蔣介石說,不行不行,這個人反黨。胡適聽說之後私下還很慶幸,今天我得一頭銜,「反黨」,挺好。確實,胡適和整個國民政府的關係,他自己有八個字的原則,叫「國家諍臣,政府諍友」。你聽這個詞,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我是國家的臣子,這沒問題,但對於具體的政府,咱最多是個友,那可是平起平坐。第二,什麼友呢?我是諍友,你看「諍」這個字,左邊是「言」字旁,右邊是一個鬥爭的「爭」,說白了,我是一個經常說不好聽話的朋友,我是要跟你爭一爭的那個朋友。


確實,在胡適一生的言行當中,和政府唱反調的時候,那是多了去了。給大家舉個胡適晚年的例子,胡適1949年先是去了美國,那個時候過得很慘,因為他也不是抗戰時候的胡適了,在美國威風八面。他那個時候和他老婆,老頭老太太在紐約找了一個寓所住下來。用他的學生、同鄉後輩唐德剛的話說,在紐約這兩個老人簡直就是插標賣首,啥意思?就是在脖子後面插一根草標,要賣自個兒的頭那意思,太危險了。確實有一次,有一個黑人就闖到他們家裡來了,似乎要行兇或者是搶劫,得虧胡適這老婆,這大字不識一個的江冬秀,據說會了一句英文,就是走,GO,老太太沖著黑人兄弟大吼一聲GO,那個黑人也嚇著了,然後就跑了。所以當時胡適在美國那幾年是很慘的,也很寂寞,除了打牌,沒有事可干。蔣介石說,那你來吧,來台灣吧,因為我跑到台灣來,也需要你這樣的士林領袖來給我背書,給我站台。所以胡適跟蔣介石一拍即合,就回到了台灣。蔣介石對他也很不錯,要錢給錢,要地給地,在台灣的南港還給他划了一片土地,給他造宅子,然後還封了他一個中央研究院院長之職。


可是就在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就職典禮上,胡適給蔣介石當時就一個下不來台。當時大概的情況是這樣的,蔣介石剛開始講話,說你看你們這些文化人,你們總得為我們反攻大陸,復興建國來做一番貢獻吧,你們的學術思想都是為政治目標來做貢獻的。緊接著就是胡適講話,胡適說,總統剛才誇我那些話都不算,他不太了解我,而且他說的這些,我也都不同意。當時就給蔣介石來一個下不來台。據說還有一個小段子,他經常蔣介石抬杠,蔣介石說,哎呀,你這個兒子胡思杜留在大陸,經常批判你,說你壞話。胡適說,對呀,你兒子蔣經國當年在蘇聯的時候,不也說你壞話嗎,但你兒子比我兒子聰明,後來跑回來了,然後又跟著你干。說白了,你兒子是一個兩面派等等。


他們倆之間還經常有這些小故事,給大家看一幅照片,這就是那個時代胡適和蔣介石他們倆人的姿態。你從他們倆的身姿,他倆人的眼神當中,可以約莫地捕捉到他們倆的真實關係。所以說白了胡適從來就不是蔣介石的走狗,那我們再來看看胡適和共產黨這頭的關係。雖然胡適一生,他主要的朋友都在文人圈子裡,在共產黨這邊很少有朋友,但是別忘了,共產黨的創始人、領導人毛澤東,年輕的時候那可是一個如假包換的胡粉。他年輕的時候寫文章,就有這樣的論證格式,說這個問題我是怎麼怎麼看的,你看,胡適教授也是這麼看的,所以我是對的。你看,這不就是一個粉絲的口氣嗎?而且胡適當時提出「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毛澤東馬上就辦了一個叫問題研究會,列了一大堆問題去研究。他不在北京的時候,也不斷地給胡適寫信,你看,最近我又在研究什麼什麼問題,老師你的看法如何如何。包括毛澤東後來在長沙辦了一個《湘江評論》,胡適在北京知道了,用自己主辦的雜誌,也轉載了一些《湘江評論》上毛澤東的文章,你看,我們又多了一位小兄弟。所以說白了,這兩個人是一個互粉的關係,至少是隔空互相點過一個贊的。

當然了,後來隨著政治形勢的演變,這兩個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要知道,胡適一生除了50年代之後,就是冷戰之後,他說過共產黨的壞話,在1949年之前,沒有任何一句有據可查的胡適的反共言論,那是沒有說過的。他只是跟共產黨「不來往,不熟悉,不評論」而已。說到這兒你可能會奇怪了,那既然他不反共,為什麼在1951年和1954年,毛澤東要親手發動兩次對胡適的批判呢?


這個咱們說一句公道話,那個時候的批判,哪裡是在針對這個具體的胡適的肉身的這個具體的人呢?那已經是針對胡適代表的整箇舊中國的一個思想文化傳統了。你想,1949年建國,所有知識分子都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那總得檢驗一個學習成果吧,怎麼檢驗呢?批判胡適嘛。看你們跟過去的整個的士林領袖,你們斷絕關係到什麼程度,所以大家寫文章批判。據當時三聯書店的一個老編輯回憶,說當時的任務就急到什麼程度,要出版八卷本的《胡適思想批判》。沒有任何一個編輯能把八本全部看完,因為是分頭編輯,馬上出版。那誰看完了呢?遠在太平洋對岸的胡適看完了,他買來一遍一遍看,當然那些激烈的批判的詞句,就是胡適是一個修養非常好的人,他也不急不怒,他只是說這個批判沒有道理,我都替你們著急,這就是胡適修養好的表現。


當然,從這兩件事情當中你也可以看得出來,他是左也不靠,右也不靠,一直是以一種孤獨的政治姿態出現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他自己就說過一句話,說「獅子從來都是獨來獨往的,只有狐狸才成群結隊」。從這句話當中你就可以聽得出來,胡適對自己的孤獨的政治地位是多麼的看重。要知道,他的孤立,他的獨存,可不僅僅是對兩股政治勢力,面對主流民意他同樣敢於表達自己的孤立。最典型的是五四運動期間,大家都在說,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沒錯,新文化運動有胡適的份兒。可是五四運動,胡適從頭到尾都是反對的,他說學生你上什麼街啊,你搞什麼政治運動啊,你們應該回到書齋去研究問題,做明天民族的棟樑,不是這個時候去搞什麼政治,耽誤自己的學業。今天這段話聽起來好反動、好冷血、好沒有知識分子的熱情,人家胡適當時就這麼想的,而且敢把它說出來。


更典型的是30年代的時候,胡適對日本人的態度。大家都知道,1931年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日本人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要知道這一年距離1937年抗戰的全面爆發,還有整整六年。這六年期間,全中國從上到下,從政府到民間到知識界,都面對一個選擇,要不要跟日本人撕破臉,正式開干。胡適當時就主張不要打,他堅決地反對對日作戰,當然態度有所鬆動,已經是1935年之後的事情了。他這主張其實也很簡單,他說中國和日本人打,就是一個農業國和一個工業國打,是一個前現代化的國家和一個已經現代化了的日本打,怎麼打得過?如果打不過,還不如以空間換取時間,這話當然是蔣介石說的了。但是胡適就是這樣想的,就是我們承認偽滿洲國好了,因為蘇聯當時也承認了。我們承不承認,它都是既成事實,你承認它,換取一個和平條約,換取我們搞國內現代化建設的時間,等我們養足力量,再打不遲嘛。他當時還舉了列寧的例子說,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列寧為了讓俄國脫出世界大戰,不就當時簽了《布列特協議》嗎?出讓了大批俄國的領土,當時看不也是賣國賊協議嗎?但是最後又怎麼樣,等德國打輸了,等蘇聯的力量起來了,這個領土不又拿回來了嗎?你著什麼急呢?這就是當時胡適的看法。


很多文化人不能說不這麼想,但是敢像胡適這麼說的,確實很少。我們在幾十年之後再看胡適的這些言論,有的人可能就會說,這不是漢奸言論嗎?沒錯,當時敢這麼說的,漢奸言論的,胡適是僅有的幾個人之一,但是你不能說胡適就是漢奸。這對他老人家太不公道,因為他不僅不是漢奸,甚至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家。他在1935年的時候甚至就已經說過這樣的話,說中國想要打敗日本,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日本人和美國在太平洋上開始干一仗。他不僅有了這個判斷,而且在1938年的時候,他銜負國民政府當時的一個使命,赴美當中國駐美大使。在這幾年期間,他幹了什麼事?他在美國就是拚命地去挑撥日本和美國的關係,甚至後來美國有一個歷史學家叫比爾德,他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當中,他就說,日美這兩個國家交惡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胡適到美國當大使。其實當時看到這一點的日本人也有,當時日本輿論就說,胡適到美國當大使,胡適在美國人脈很廣,影響很大,這可不得了。現在看來,要對抗和稀釋掉胡適在美國的影響,我們日本派駐美國的大使,至少要三個人,而且報紙上當時還開了名單,說哪三個人應該派到美國。可見胡適當時的作用有多大。


胡適在美國那可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不是一個給大家發發護照,發發籤證的一個駐美大使。到處演說,那一段時間他拿到了美國各個大學給他頒發了35個的榮譽博士學位中的大部分,每到一個大學他就開始演講,所有的演講基本上就是這麼幾層意思:第一,中國自古和美國就一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這說的虧心不虧心啊。第二,我們中國人跟日本人抵抗,就是為自由世界民主世界去抵抗。第三,日本就是法西斯,就是白眼狼,你美國人跟他關係好,就是把他養熟了。第四,日本人,你等著,他遲早要咬你美國一口。這個話還真被胡適給說中了,當時在美國本土認識到這一點的美國人也並不是很多。果然,1941年就爆發了珍珠港事變。你看,胡適這一頭孤獨的獅子,獨來獨往的獅子,又一次看對了未來。


那請問,胡適看對了,看準了,僅僅是運氣嗎?我們今天說了這麼多胡適,那難道我們是想把一個歷史夾縫當中姿態很尷尬的胡適當做茶餘飯後的談資介紹給各位嗎?顯然不是,我們想要追問的是,幾十年前的智者胡適先生,留給我們當代中國人的思想遺產到底是什麼?還記得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大約三十年前,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領導跑到美國耶魯大學去訪問,會見了當時著名的華人學者余英時教授,我們這位領導就說,哎呀,你看我們也改革開放了,我們的思想也開通了,我們對胡適這個人也可以一分為二了,胡適這個人在學問上是不錯的,但是在政治上是反動的。余英時教授就說,我的看法跟你正好相反,我們覺得胡適在學術上已經落後了,但是在政治思想上仍然是先進的。


你琢磨琢磨這段公案的意味,我們覺得胡適思想當中,最值得重視的就是他這一生反覆去講的那句話「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這話乍一聽好犬儒的吧,好沒出息的吧。就好像主張大家不要抬頭看路,只要低頭拉車就可以了。但是你回復到胡適生活的那個年代,你會從這兩句話當中讀出不一樣的意味。


我們先去看第一句,「少談些主義」。啥叫主義?主義的前身是思想,但是對於信奉者來說,信著信著,它就變得不容辯駁了,所以在這些信奉者眼裡,它就變成了主義,對吧。胡適就認為,你不要跟我說什麼東西是不容辯駁的,是天然正確的,我都不信,我至少是疑而後信。所以胡適就講,在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當中,有一個規律,就相信名教,這個名教不是儒家講的那個明教,是以名詞為宗教。雖然中國沒有全民信仰的共同的宗教,但是我們都信仰一些大詞,比如說禮義廉恥,比如說忠孝節義,這些名詞我們都很信。包括現在我們的很多口號都是這樣的,某某某是大壞蛋,打倒某某某。好像語言本身就有力量,我不需要給你任何證據,某某某是大壞蛋就可以了,這本身就可以用於迫害一個人了。胡適說,這些東西我都不信。所以在胡適思想當中,有人就總結出來一個詞,叫非主義論。就是對一切建構性的不容懷疑的理論,對不起,都別跟我說,我聽不懂。


比方說,胡適一生都在整理國故、研究國學,可是胡適對國學是什麼態度呢?他反覆告訴年輕人,不要研究國學,什麼有人教你尊孔讀經,這都是想往裡揣私貨,讀經這種事很難的,這些純粹的學術問題,讓我們這些老傢伙去干,我們一輩子也就會幹這個,年輕人你們去學習更現代化、更普世價值的科學知識,這是胡適的主張。所以你看,直到今天我們還有一些人把國學拿出來,當做天然正確,告訴你不可數典忘祖,這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好東西,所以什麼測字的、算命的、看風水的、卜卦的,這些東西都在國學的旗幟下借屍還魂,而且你還不能說它個不字,人家國學天然正確嘛。

在這兒我們冒著掉粉的危險批判一本書,叫《弟子規》,確實我在很多國學課堂上都看到,要讓小孩兒背《弟子規》,學這個東西。我不知道大人們是不是真的看過這玩意兒,你翻開那本書,那什麼呀?滿紙就寫著一句話,小孩兒你要聽話嘛,這是多陳腐的思想啊。你只要翻開那本書,那個陳腐氣味是撲面而來,但是沒辦法,由於國學的天然正確,這樣的東西就全部都活蹦亂跳的出來了。再比如說一個詞「民主」,跟今天一樣,民國那個時候,民主這個詞也似乎是天然正確。但是胡適就講,說你們談的民主,好像要不就是聖賢給我們確定的一套完全正確的政治制度,要不就是有人叫囂著說中國民智未開,老百姓智慧太差,不能搞民主,你們都在這麼爭論。而實際上民主是什麼?民主不是什麼優秀的政治制度,它是一種先進的生活方式。胡適說,我當年在美國的時候,我就看到那個不識字的老太太,那不叫民智未開啊,那不也顫巍巍地跑到投票站去投票。對,這是一種生活方式,所以中國想要走上民主的道路,不要去爭論什麼高大上的問題,就是用一種幼稚園式的民主,就是說白了,就像培養小孩一樣,從一點一滴的生活方式入手,去走向民主這條道路。所以你看,他的眼中從來不承認什麼高大上的絕對正確,這就是胡適的「少談些主義」的根本意涵。


胡適的思想還有下半句話,叫「多研究些問題」,胡適老先生自己這一輩子研究的問題其實沒那麼重要。什麼《紅樓夢》,什麼《水經注》,這對我們今天沒有太大的用處,但是他確實在中國思想文化當中,引入了一種現代的科學方法論,我們今天講一個詞叫「獨立思考」。那請問,獨立思考到底是啥意思呢?我平時在微博、微信上跟很多朋友交流,我發現大家很多人都誤解了這句話。大家以為獨立思考,就是我跟別人想的不一樣,我特立獨行,你們說的我都不信,我就這麼想,你們怎麼著我吧。這不叫獨立思考,獨立思考的反面就是盲從盲信,是被人騙,被人忽悠,那為啥別人能夠輕易地忽悠你,騙你呢?就是因為你沒有科學的方法。獨立思考指的是,我們按照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用胡適的話來說,就叫「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種思想方法來研究問題。比如說胡適自己研究《紅樓夢》,其實在他研究《紅樓夢》之前,《紅樓夢》已經是顯學,只不過那個時候是按照中國傳統的那套方法論來,說白了,就是猜測,就是穿鑿附會。比如說有人說《紅樓夢》,《紅樓夢》就是寫董小宛的。又有人說不對,《紅樓夢》就是納蘭性德的自傳。還有人說不對,《紅樓夢》是康熙、雍正朝的政治的影響。胡適說,這麼說,證據呢?沒有證據,胡說什麼呀,一邊兒去,看我來。


胡適說,那我們就從作者入手,就是曹雪芹到底怎麼回事。找大量的史料,反覆對比,最後得出這個時代能夠得出的一部分結論。所以你看,胡適在史學界的影響,最後造成了所謂的古史辨派。古史辨派就是這樣,什麼大禹啊,什麼商湯啊,這些都屬於古史,古史沒有證據,沒有證據胡說什麼呀,一腳踢翻,重新來。提出歷史是層累的建設出來,甚至當時顧頡剛不是提出,說大禹沒有證據,大禹也許就是一條蟲哦,很多人當時就嘲笑古史辨派,哎呀,瞧他們說大禹是一條蟲。但是胡適就講,說大禹是什麼一點兒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古史辨派的這種精神,就是懷疑,你們原來說的如果沒有證據,哥們兒不信。


再比如說前面我們提到的陳漢章教授,那個「兩腳書櫥」,很有學問,看不起胡適。他跟胡適同時開中國哲學史這門課,人家陳教授是用一整年的時間,才從傳說中的伏羲講到了三代,因為對於當時的儒家來說,三代是政治思想的最高峰。可是胡適接手這門課之後,他說什麼三代,我不知道三代,因為三代沒有證據。我要講,就從《詩經》開始講,因為《詩經》是中國有確切證據的史料的開端。所以你看,陳漢章和胡適之間的爭執,哪裡是什麼學問大小的爭執呢?它就是願不願意使用現代科學方法論的爭執。

說到這兒,有的時候我們真的感覺到很悲哀,胡適已經去世那麼多年了,但是中國現在居然還有很多人反對科學。我在微博上就經常看到這樣的人,他們大聲叫喊,什麼科學,你們搞什麼科學教,比我們老祖宗的東西差遠了,我們有《易經》,我們有《黃帝內經》那才是好東西,科學,你們就搞方舟子那一套。要知道科學是什麼,科學從來不自詡真理,科學是人類接近真理目前為止最可靠的一條羊腸小道,僅此而已。科學反覆講的就是,我們要懷疑,我們要否定那些可證偽的東西,這才是科學。科學是一點一點地進步,但是它每一次進步,都是紮實的、可信任的進步,這才是胡適這套方法論。雖然講起來很簡單,「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但說白了,就是二百年來,人類文明得以進展到今天這個程度的基本精神。說到這兒,可能你就會理解,為什麼胡適在30年代的時候,對日本人是那樣一幅態度。日本人欺負中國人,哪個中國人能不氣呢?但是這個時候你搬出一個叫民族主義的東西管用嗎?那個東西叫主義,對吧,主義胡適是不信的。胡適要求大家,我們能不能自省、自贖和自救,我們來重新認識當時的中國到底處於一幅什麼樣的狀態。我們有沒有能力,有沒有力氣和日本人干這一架呢?如果沒有,我們為什麼不回頭選擇一條更有效、更聰明的政治策略呢?這就是那些胡適聽起來像漢奸言論的那些言論的來源。它背後的精神仍然是一整套科學方法論。

說到這兒,我們算是把胡適的思想簡單地,用最簡短的時間給大家做了一個介紹。最後我們還想給這位老人家,你看看他那個眼神,我們特想給他做一個比方,這就讓我們想起了英國學者柏林的一個比方。他寫過一本書叫《狐狸與刺蝟》。柏林說,所有的學者大概分成兩類:有一種人他知道很多事情,這叫狐狸;還有一種人他像刺蝟,他可能不知道很多事情,但是他知道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在這個比方,我們再回頭來看胡適。胡適老人家用一個學者的說法來說,他表面上有狐狸的才能,因為他涉獵了什麼文史哲,幾乎沒有他不碰的學問,。可是他的本質上就是一隻刺蝟,因為他知道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這件事情就是少談些主義,少被人騙、被人蒙,多用現代科學方法論,來一點一點地擴展我們的認知邊界,這是一個比方。


胡適是刺蝟。同時還讓我想到了一個比方,這是胡適在自己的文章里經常用以自比的,就是鸚鵡。在中國古代的一些傳統傳說當中,神山當中有一隻鸚鵡,結果山突然燒著了,這個鸚鵡就急得沒辦法,跑到水邊,用自己的翅膀粘上一滴水,然後跑到山林那兒去滅火。這個時候上天的天神就問這個鸚鵡,說哥們兒,你傻不傻呀,你這點兒力氣又有什麼用呢?人鸚鵡是怎麼回答的?鸚鵡說,「我嘗居是山,不忍見耳」,我曾經在這個山裡住過,我不忍心看見它被一把火燒了。


所以隔了幾十年的時光,我們再去看這位老人家。如果我們這個時代再不相信科學,再去被人騙,被人蒙,盲信什麼主義,不再去疑而後信。我們就永遠記住他的眼神吧,這隻刺蝟,這隻鸚鵡,在歷史深處看著我們的那種冷峻的眼神。


民國才子傳|懦弱太監胡適

平生風誼兼師友 萬代儒林說棟樑


先說個笑話,大家知道,網路上管沒寫完就斷更的文章稱為「太監」,而這個詞,最早便來自於黃侃先生調侃胡適先生的段子。


原來胡適先生早年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兩部書,但都是有上卷無下卷,所以被黃侃如此調侃一番。

我早前是很討厭胡適這個人的,原因無他,純粹是愛裝逼者對另一個愛裝逼者的同性相斥。

但是後來對他了解深刻了以後,不由有些喜歡他了,雖然他很懦弱。

對魯迅則恰恰相反,一開始就不喜歡,越往後越無感——尤其是被神化成偉大的旗手之後。

——這種無感純粹是性格而非學術的,更無關於人品。


而喜歡胡適的原因無非就是三點:


1.是個純粹的自由主義者

2.對學術是打心底里的喜歡

3.怕老婆


以上三點之外,我對胡適也並沒有其他喜愛的地方。


照例先上份年表破壞下氣氛。

1891年12月17日出生於江蘇川沙(今上海浦東,祖籍安徽績溪)

1894年由台灣返回績溪就讀家塾,父親病逝於廈門。

1904年與江冬秀訂婚

1906年考取中國公學

1910年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農科

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

1917年於《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並任北大教授,與江冬秀成婚。

1919年接辦《每周評論》

1920年離開《新青年》

1922年與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梁漱溟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

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傑等創辦《現代評論》

1926年與郭秉文等成立華美協進會

1927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並結識蔣介石

1928年任中國公學校長

1932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

1937年赴美並於次年擔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

1939年被斯文·赫定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1942年辭去該職位並於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1945年以中華民國代表團代表身份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

1946年回國任北大校長

1948年離開北京

1949年赴美尋求支援並發表《TG統治下決沒有自由》一文

1950年美欲扶持胡適為新傀儡,胡適表示「沒興趣」

1954年擔任臨時主席組織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

1955年胡適被大陸方面全面批鬥

1957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1958年返回台灣定居

1960年雷震事件爆發

1962年2月24日猝發心臟病而死


胡適的父親叫做胡傳,這名字不好,國足就輸在這兩個字上。果然,最後東飄西盪,客死廈門。

胡適在出國前跟其他才子類似,做過教員,憑藉能力和人脈關係遠赴美國留學後師從約翰·杜威,後者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都說三歲看老,胡適起家就跟了這麼個人,也就註定了他後來的實用主義哲學纏身的毛病。


胡適學術底子不深,尤其是國學的底子,以至於寫個《中國哲學史大綱》也不過能寫個上部就無以為繼了,至於白話詩文,水準不說歷史上,在民國當代也只不過是中下水準,所貴無非是在於「先、敢」二字而已。


直到晚年,他才真正具備深厚的學術功力。


但在任何一個時代,討論學術都不在於功力深不深厚,不在於讀過多少本書,而在於思想方式之高低,胡適的世界主義之思想,疑古非今之態度,無疑超越了當時被傳統文化所禁錮的一幫學者,比如章太炎。陳寅恪還曾拿他的名字作為「孫行者」的下聯出給考生為題目。


不過,這也是為什麼蔡元培寧願幫胡適偽造學歷,也要收他入北大的原因,他是新思想,新血液。即使他的思想也有問題,但是就像競爭機制一樣,得有個跟你對著乾的人來刺激你提升自己。

但是大家知道,一旦有了立場這個東西,人就不是人了,就是立場代表了。


胡適並不是完全討厭古文的,他自己就是這套東西培養出來的,但是他為了推廣白話文,就被推到了白話文的極端,就必須要全面而嚴正地否定文言文——或者說一開始他沒有這個想法,但是跟守舊派一旦撕起逼來,就自然而然分了門派。


新文化運動在胡適等人的帶領下風生水起,胡適就這麼成了改革派,與守舊派展開了一場場大論戰。


守舊派未必就不好,那些談情懷,談信仰的人大多數都是守舊派——改革派未必就好,率先造反的大多都不得好死。


但是時代潮流終將被革新,所以才有了我們現在的這種文化環境和思想環境。雖然我自己是喜歡古典文化的,但是如果你跟我鼓吹古代填鴨大法和板板教育····


有些人認為胡適等人的新文化運動導致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缺失,可是事實上,這些缺失的並不是胡適他們的改良主義造成的,而是建國後一系列事件造成的,而如今還能維持這樣的文化環境,胡適等人才真是功不可沒。



胡適初到北大,年輕識淺,倘若當時有錢鍾書在教室里,恐怕胡適都沒臉教書。幸好他學術功力雖然不足,但是思路新穎,別開生面,越教越有進步,於是也就留了下來。


也正是因為學生起鬨他,才引來了傅斯年的注意,傅斯年與胡適才成了民國時代的又一對好基友。

說起他的學術進步,除了他的老師以外,還不得不提一位女士,韋蓮司。


韋蓮司是中文譯名,她與胡適乃是姐弟戀,但又不能算是愛情,雖然雙方早已不可自拔,但是韋蓮司與胡適之間更多的卻是學術上的相互促進,韋蓮司是美國當時的年輕人里罕見的有思想的年輕人。


但是這段感情註定跟胡適的文章一樣「下面沒有了」的。


但胡適這顆躁動的心卻停不下來,於是他又愛上了自己婚禮上的伴娘,自己三嫂的妹妹曹誠英,並打算跟江冬秀離婚。江冬秀也不多說:你要敢離婚我就殺了你兩個兒子。


於是胡適這一生,就各種桃花流水裡,來去匆匆過眼消。什麼通信的留學生、老師的女秘書、世家名門的才女、乃至所謂徐志摩的夫人陸小曼均成了他緋聞事件中的一點桃花余影,卻終究只能是一場春夢罷了。



1927年,他在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禮上認識了蔣介石,二人從此成了一對民國歷史上不得不提的好基友。


1937年七七事變,他應蔣介石之請遠赴美國尋求美方支持,並擔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此前他一心想要做駐日本大使,希望能夠扭轉中日關係,但最終無果。

胡適擔任駐美大使後,日本人十分緊張,日本學術界認為:沒有誰是胡適的對手,如果要派人去美國,應該派三個人去。三個人分別是文學家鶴見佑輔、經濟學家石井菊次郎、以及雄辯家松岡洋右。

八年抗戰結束後,他又代表中華民國出席了聯合國制憲會議和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會議。

次年的國民代表大會,胡適為大會主席團主席。


1947年,蔣介石想請胡適擔任中華民國考試院長及國府委員,但胡適為了秉持自身的獨立自由之原則,不肯加入國民政府。


次年我軍兵臨城下,電台廣播點名請胡適留下,但胡適於12月15日飛往南京,從此與北大斷了緣分。


等到他趕赴美國尋求支援的時候,蔣介石在國內已經大敗虧輸。


絕望的胡適只好發了一篇《TG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聊以自慰。


有趣的是,他這篇文章居然料中了後來整整六十年或者更長的歷史時代變化。


而在胡適說了一句:太祖的水準是考不上北大的這種大實話之後,太祖惱羞成怒,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徹底批判胡適的運動。

雙方當然都沒忘記,當年太祖親切地拜訪胡適,討論革命與主義,甚至胡適撰文讚賞太祖的文章,雖然彼時的太祖不過是一個圖書館管理員。

英雄人物莫論出身,我雖然不喜歡太祖,但是根據出身身份攻擊人,那是一種無能。真正的大師人物,必然要有不論出身看人物的能力,或許會看走了眼,但是不會歧視人,不如是則不足以稱大師。



文人的晚年很少有過得好的,比如胡適和傅斯年。


雖然年輕的時候和蔣介石關係不錯,但是自從總裁大人到了台灣真的實現了大權獨握之後,他就視鼓吹自由主義的胡適如眼中釘、肉中刺了——這並不是感情問題,時勢不同了而已。

胡適是文人,追求的是自己內心深處的大同世界。


但是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空想,即使是實用主義哲學的擁躉,胡適先生在許多地方仍然是不切實際的,這也就導致了他的後半生,在一個不再動蕩不安,權力逐漸統一的格局中再難有所作為。

雷震事件就是一個標誌。


雷震的思想與胡適類似,想要在台灣組織一個新的黨派,搞民主執政。


所以他被抓簡直理所當然,至於罪名完全是不重要的。


胡適身為中央研究院院長,沒有被株連,他積極營救雷震,卻最終無果。


有些人覺得胡適沒有儘力,他膽怯了,懦弱了。否則以他的名聲地位,怎麼可能救不出來一個雷震?


其實諸君不懂歷史,在歷史上,一統中原之前,帝王們大多禮賢下士收買人心,但是大權一統之後,那些當年名動天下的名士高人便再也沒有價值——對政治來說沒有價值,沒有價值的人,名聲再大也沒有用。


遇到個肚量大的,還能頂撞一下,比如胡適公然批評蔣介石。

遇到個肚量小的,千萬不能得罪,比如焚書事件和十年動亂。



胡適一生沒有加入任何黨派,坐擁17頂博士帽(16頂是名譽博士),成為中國20世紀早期無法避而不談的重要人物。


他提攜後進,學術研究客觀精深,顧頡剛、李敖等人都受到他的影響,他的門生弟子更是遍布天下。


他貫穿了民國歷史,除了在自己的任務里擔任主角,還在其他人的任務里擔任重要配角、次要配角、或者打醬油的。


比如民國著名八卦新聞徐志摩結婚案、梁岱宗離婚案等等,被譽為「民國第一紅娘」,證婚的次數比文章還多,文章的數量比外遇還多,還跟著名的氣象學家竺可楨打賭誰活得長。


在每一場學術辯論賽里都有他,明明學問不夠深厚,卻總愛到處吹牛。


因為他的心目中,是熱愛這一切學術思想的。


季羨林聊起這個書獃子時也說:有一次開會前他說會提前離席,結果會上有人聊起水經注,胡適就走不動道了,愣是一路討論到散會才走!


在學術之外的毀譽,胡適看得極淡,這也跟他性格的懦弱有一定關係吧。


所以魯迅等人對他的攻擊,他完全是老僧入定,聽若不聞,視如不見。相比如今微博下面的點評都要撕到底的某些文人,胡適的肚量不可謂不大。


尤其是魯迅後來遭到無端謾罵的時候,胡適居然還出面為魯迅辯誣。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而已,又有什麼恩怨得失,不能放下?


而胡適對於學生的態度與我類似——學生參與政治活動,無益而有害。一如如今國人所謂的「抵制日貨」、「發兵滅日」之類的口號,純粹一時情緒的宣洩,抑或二三別有用心之人的鼓吹,於國無益,於己有害。


尾聲


胡適死於心臟病猝發,在那一瞬間,他將如何回憶自己的一生呢?


一個書生,歷史家,思想家,不承認自己是哲學家卻被大家成為哲學家的文人,一個家中紅旗不倒,外頭彩旗飄飄的色鬼?抑或是為民主自由奮鬥終身而最終因為性格的懦弱與思維的局限而未能成功的實用主義者?


我們評價任何一個人物乃至歷史時代,都只是在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陳述而已,所以我很反感那些用人家的「名言名句」或者「新聞軼事」來點評人物的人。


譬如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胡適死了,我的革命事業的障礙也就被清除了。


倘若蔣公的日記不被公開,則觀察二人的書信與公開文字,真的很像是一對好基友吧。

遠路不須愁日暮 老年終自望河清


胡適其人,乃中國近代煌煌鉅子,若要談論他,當真如Yolfilm所言,知乎上做錦繡文章者,當真不下數萬言,也說不清楚。
原本不敢發言,坐等知乎上的牛人解答,因為深知我自己還沒有談論胡適先生的資格。
適才看見@張佳瑋所引之唐德剛所言胡先生「要中國民族文化的領導地位乾脆讓給洋人,以夷變夏。
我突然感覺坐不住了,眼眶竟有些濕潤。
胡適先生在數千年文化流傳,華夷大防根深蒂固的中國能喊出「以夷變夏」這樣的口號,當真是震古爍今啊。
時至今日,中國依然不相信能改變中國的是歐洲文明中心論,我們頑固的相信,不用徹底放下身段即可完成所謂的復興。面對胡適近百年前的口號,我感覺這個呼喊,依然如黃鐘大呂,直指人心。

如果一定要比較魯迅和胡適,我選胡適。後者更有力量。
胡先生所言幾句話,一直常縈繞心中:
1,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2,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最早意識到法治和自由才是中國現在化的歸宿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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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安全而選擇被強者保護,寧願做強者的幫凶而不知恥,是不配胡這樣的自由思想的,

為了安全而選擇放棄了獨立自由人,被奴役被壓迫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不談人品,只談學問。胡適是個水桶號,什麼都懂一點,什麼都不精,做什麼學問都是淺嘗輒止。
但就是這麼個人,跑到哪個領域去放一炮,那個領域就掀起一場革命。這一點,反正我是服的。
這麼一講他跟郭君沫若倒是一類人,真要講他們有多高的造詣,倒也沒啥特別了不起,不過是告訴僵在原地的大家「還有這種操作」罷了。他們了不起的地方,不是具體的工作,而是超前的意識。
以前聽老師評價胡適:「胡適之就是個孫猴子,到哪砸哪,你嫌他鬧騰,但是破而後立,這個『破』字還非他不行。」誠如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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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回顧詞學史,又一次為胡適震撼。從吳梅到龍榆生,同時代的詞學大家哪個不比胡適學養深厚?但恰恰是這個「不懂詞」的胡適最終完成了詞的尊體。而這只是他諸多成就中又一個「順手為之」的小點綴。讀胡適的感覺是「其言或可商」,但他的思路絕對非凡。但開風氣不為師。這種人只能說是天才。


作為實用主義三位大師之一杜威的學生,民國最有國際聲望的駐美大使,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者,《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作者,胡適不可能是一位平庸的沒有思想的人。我認為,胡適是民國時期中國最有能力的學者以及最具思想的人,胡適的爭議源自於其生不逢時,看法太過領先於中國其他大部分人。有些人是生逢其時,但看法上不過迎合了民粹主義,其思想卻根本無力給出中國現代化問題一個正確的解決方案。這些人從個人的角度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繞不出過去的死胡同,卻被冠以英雄之名。像胡適這樣的人,因為其思想超前領先,不被當時那個時代的人所理解,無法獲得認可,因此就充滿非議。

像那些非議胡適之先生的人,我想問問他們,對胡適在中國宣傳的實用主義,又怎樣的認識?當他們評價胡適「淺」的時候,可曾認真研究並且理解了實用主義。可真正的理解中國主流哲學派系的危害和錯誤?如果他們對這些東西都沒有一個清楚的認識,我覺得他們就沒法評價胡適這個人,因為他們連他宣傳的思想都不理解。看《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會發現,胡適的研究非常具備科學精神,而且他當時寫畢業論文的目的,就是想說明,中國宋代之後的考據學,考古學,就有真正的西方科學思想在裡面,從這一角度說,科學思想是東西方共通的。並且他詳細的說明了這些科學思想在研究領域裡面的應用。無非是胡適本人是不適合在當代進行宣傳的,所以《中國哲學史大綱》沒有那麼出名,但是研究胡適的人,最好至少翻幾遍的好。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句話就是胡適所說的。胡適理性的說明了,中國文明相對西方落後的原因,並不在於被貼上「迂腐」標籤的儒學。真正的禍害在今天清華大學著名的學者稱之為「儒表法里」的手腕。極權主義就是法家思想的一種延伸,而儒學的最初理想是和DemoLib相兼容的。DL最大的反對者當然是法家韓非那幫人。我個人本來對儒學有很深的誤會,正是胡適的言論讓我轉變了這個印象。一直到今天,我認為對中國現代化威脅最大的,仍然是數千年的法家土壤。

有不理解實用主義的人可能覺得,實用主義不過是下三濫的無原則哲學,不過是無利不起早的經商民族所提倡的逐利精神的濃縮。我不反對逐利精神這種標籤貼在實用主義上,但是人生的目的不是追逐幸福,難道大家都要出生就做和尚?因為別人的行為更為成功就高尚的鄙夷別人逐利的行為,這合適么?況且,英國的商業文明最為發達,但是當初英國經營一個跨全球的大帝國也比其他自詡高尚的文明強太多,這有怎麼解釋呢?按照我們過去的理解,有能力像英國人一樣經營一個包括英國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印度波斯緬甸馬來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美國的大帝國而不到處造反嗎?

並非是東西方的差距太大了,而是英國作為一個領先的文明領先其他國家太多了,包括很多其他的西方國家。我們必定是對他們所認可的知識或者哲學產生好奇,如果連理解都不理解,也沒有意願去弄清楚就假定實用主義根本就是「淺」,那就太可笑了!那就像一個差等生覺得一個優等生平時注重體育鍛煉是麻痹別人。

實用主義並不是為一個普通人所準備的,除非這個人做了很多實踐性的工作,對很多知識水平非常低,或者缺乏實踐的那種人,實用主義缺乏內容。這很好理解,如果讓我在十年前看實用主義,我會覺得空洞無物,但是作為一個交易員,我卻更能理解實用主義,而且覺得那就是自己行為的哲學抽象。實用主義首先可以擺脫有害的形而上學,因為實用主義的真理只是作為一種工具,如果沒有目的,工具本身就沒有意義。所以,談論時間之前是什麼,就沒有意義。其次,實用主義實際上就是塔勒布關於黑天鵝問題的哲學解答。假定一個真理成功了1000次,但是一個人依靠相信這個真理獲取了1000元的效用,當真理在1001次被證偽的時候,他喪失了5000元的效用,我們就說這個人實在是不值得。實用主義告訴我們,真理的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產生什麼效用。只有將這個理念理解才有可能建立正確的未來觀。未來不僅是可能性的問題,還包括影響的問題,但未來又不僅是可能性和影響相乘之後相加也即是期望,對一個參與者而言,期望還差得遠,必須依靠參與者對各種情況的控制。

這是正確的方向,但是走向這個方向,首先要擺脫舊真理的概念。Popper說,只有已經被證偽和尚未被證偽的真理,而沒有永真真理。這已經比那些相信不是真就是假的什麼大師強多了。有些流派的哲學家枉費心機,希望在這個世界中將人觀察到的,人記錄的,人參與的,人理解的歷史中人的因素刨除,建立所謂「唯物主義」世界觀,我覺得,這就像是在沙子裡面用手挑金子那麼困難。承認我們尋求的真理本就是被人所利用的有那麼困難么?我們找到的真理也許有偏見,也許有瑕疵,但是如果通過正確的使用方法,獲得其正的效用,不正是尋求真理的目的么?如果將尋求真理的目的都搞顛倒了,為了解答「時間之前是什麼」而不吃不喝,那不是浪費時間難道是獻身精神么?

人生苦短,把握當下。一個人所能實踐的機會並不多,我們既不能總去思考「時間之前是什麼」也不能過度關注「實現社會主義」的預言。對我們來說,那都是形而上學的。對形而上學,實用主義採取避開的態度,既不承認也不反對,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爭論不產生效用的東西。讓我們的人生創造更多美好的東西,難道比空談更好么?我們這個國家空談的難道還不夠多麼?

正如胡適之先生在大論戰時的看法「多談問題,少談主義」,李大釗就明確的反對,說中國的很多問題都是可以通過一個主義加以解決,所以只要確立一個主義,就能解決所有問題。胡適之明確反對這一點,諸位朋友,就這個問題的答案,你們更贊成誰呢?就我們現在回頭看過去,很明顯的,胡適之先生的看法,實在太正確了。我們不可能通過一個主義一勞永逸的解決所有問題,我們只能不斷的積累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經驗,然後在每一件事情上取得進步,而後我們才可能談主義!如果每一件小事都解決不好,有怎麼能夠說,自己真正的掌握了什麼主義呢?

胡適之對DL的說法也是,DL是一種文化,一種生活態度。他認為像全國大論戰這種氛圍有些浮躁,他也明確反對北京大學的學生拋下學業去熱衷於參加各種運動,這些看法,難道也能證明胡適的「淺」?從我們今天再回頭去看,哪一個學生運動,能夠真正的改變國家的面貌呢?胡適之先生對DL的看法,當然要實際的多,比很多隻看表面不理解實質的民主派要高明太多了。

歷史會給胡適之先生一個評價,當一個人真正去理解學習胡適之先生的思想,才可能理解他的偉大。他是民國之後中國最偉大的學者。


不記得是熊培雲還是誰說過: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我深以為然。我大概初中的時候第一次讀到過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當時雖淺薄無學,但深受觸動。後來讀到魯迅那篇著名的《阿Q正傳》,結合自己的經歷只覺得差不多先生要比阿Q更能代表我國的國民性,遂對這位在歷史書上頗有大名但卻在書店裡難覓蹤跡的大人物產生了興趣。

後來我陸續閱讀了能找到的胡適著作,知道他最早主張廢除文言文推行白話文幾乎以一己之力掀起了被稱為中國文藝復興的新文化運動,他講爭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他講完全的個人主義提倡獨立思考,他講人與動物的區別即在於會問一個為什麼,他講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他講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講民主政治自由人權,他講經驗主義自由主義,他要我們虛心承認自己的不足老老實實向西方學習……胡適的這些學說看法,幾乎構成了我全部的思想啟蒙,那時候我十七八歲,正是迷茫的時候,遇上胡適就像迷航的船隻仰視見遠方的燈塔。現在想起來如若遇不到胡適先生我這一生要走多少彎路,不勝唏噓又深感幸運。胡適先生最難得的是對tg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即tg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這在當時社會普遍左傾的大環境下是很厲害難得的,充分顯示了胡適看問題的深刻長遠與對事物判斷的準確。其的種種觀點即使放在現當今也絲毫不過氣,也是我們追尋的方向,這是胡適最厲害的地方。在我眼中,胡適就是中國迄今為止最偉大的思想家,承前啟後照耀後世。

要說胡適對我的影響,最大的有兩點:

其一,他教會了我容忍。胡適是我所知道的性格脾氣最溫和最寬容的一個人,中國人向來就很難容忍異見批評,但胡適完全跳出了這個窠臼。魯迅與胡適本是新文化運動一起的戰友同志,後來兩人思想逐漸分野成為兩條完全相異道路上的對頭,魯迅經常在文章里打嘴炮諷刺挖苦一下胡適,後來魯迅兄弟與胡適互相不來往直至絕交,但請看胡適複寫給魯迅弟弟周作人的信:生平對於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遠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深厚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見信。胡適後來還給周作人介紹工作出本著作,晚年胡適與學生胡頌平談話還稱「魯迅是與他一頭的人」。
這樣的信這樣的人真讓人感動,真是一副溫文能忍與人為善的君子品性,胡適的這種性格對我影響很大,他也講過: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他終生都在踐行著這句話。我本來脾氣火爆,看到自己看不慣的人跟不認可的事就忍不住想跳起來說幾句,後來讀到胡適的這些事,慢慢學著約束自己的脾氣學著容忍他人尊重他人的不同看法,每天都能讓自己有一個好心情,也更有精力去讀書寫作做自己該做的事情。更重要的,對自由有了一個更為全面的看法與深刻的切身體會,還能使自己有個好人緣,就像那句著名的「我的朋友胡適之」一樣。胡適也是當時少有的成名以後不棄糟糠的學者之一,雖其有過幾位情人,但對本妻的感情確實終生不渝。那位著名的李敖年輕時窮困到當掉自己的褲子,寫信給胡適,胡適馬上匯一千塊錢給他。

其二他教會了我對待真理的求真態度與對政治的漸進改革看法。胡適講道: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這也是他對待學術對待政治對待人生的態度。胡適首倡白話文,提倡寫新詩,他自己其實並沒有寫詩的天才,但他還是身體力行寫出了中國第一首白話詩出了第一本白話詩集作為白話文學引路人,其對於寫詩的年輕作家也多有提攜。其主張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親自做古典文學的考證,為書中的一座山就寫了兩萬字的考證,主張學者在研究室做好自己的研究不輕易談政治,考證《紅樓夢》考證禪宗佛學神會和尚,他所做的著一切都是從小到大希望通過改變人們的文字用語再逐漸到思考問題的方式再到所謂的國民性最終改變整個國家民族,這是很宏大很艱巨很現實的工程,胡適先生老老實實身體力行去一點一滴去實行。關於政治,胡適又是終身秉持自由主義的大旗,為政治言論自由吶喊,不激進不急於求成,倡導一點一滴的改革。在當時複雜的社會環境下絲毫沒有改變過,即使後來做了政府官員也保持自己的本色。後來到了台灣又反對蔣介石黨治,開辦《自由中國》雜誌,組黨做反對派,為台灣的言論自由打下了基礎。禁不住再重複一遍: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最後,胡適先生是對中國有著最善意最誠摯希望的學者,是想對中國作最純真最徹底改造的知識分子,在我心中趨於完人。現今的年輕人人人都應該讀一讀胡適。中國要有希望,也不得不走胡適的道路。

感謝胡適先生。


一個本來就不會寫古,說著「不摹仿古人,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的非文學系人才,沒事還來評價下我朝太祖詩詞。

一個推銷「歷史是任人打扮小姑娘」理論的非歷史系人才。

一個處處宣揚民主沒有具體思路的非政治系人才。

一個強調科學無任何科學建樹的非理工系人才。

一個文憑晚了多年拿到手的熱愛麻將的哲學系博士。

《圍城》里方鴻漸的原型。


逼乎上看不起胡適,拿胡適找優越感的人還真是一抓一大把。

真有實力看不起胡適的,半個都沒有。

胡適的學問當然不高深,和同時代的很多人都沒得比,寫什麼哲學史的事情也經常被人拿來調侃。

但胡適厲害之處在於,自己說的那點東西,是真明白了,身體力行,也就是俗話說的「功夫上了身。」,而非停留在口舌上侃侃而談。

一個人能把最基礎的常識了解貫徹就已經是個絕頂優秀的人了,何況懂的還稍微深了那麼一點。


生的早了點

左翼得勢的年代農民不喜保守的人

要是現在,就是主流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略帶天真)

許多東西都是他早預見、玩過的。

只是改頭換面、換個名稱罷了。


以下文字均為林毓生先生的觀點:

「任何問題經胡適的膚淺的心靈接觸以後,都會變得很膚淺……他的貢獻和地位,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愈來愈與他生前所享有的大名成正比。……在今天的文化脈絡中,胡適的看法不能不視為中國文化前進的阻力,所以應該提出來批評。」。

1, 胡適做人太好名;
2, 他表白自己「但開風氣不為師」。問題是他風氣開錯了是否也應該負點責任?

胡適講民主與科學。他所講的科學實際上是科學主義,不是真正的科學。是把科學當作宗教。胡適從他的科學主義出發,認為考據就是科學,因此不分好壞,考據一律都是科學,連雞毛蒜皮的考據也算做科學。

他談民主,對民主的複雜性不了解,只是停留在常識的層次上。既然提民主,就必須考慮民主和自由之間的關係。這兩者之間既有互助也有矛盾,胡適對民主與自由之間的複雜關係不懂。超出了常識層次的問題他都不懂。

胡適提倡人權,他對人權是怎麼來,對人權背後所涉及的思想和哲學都不懂。胡適沒讀過康德,對康德毫不了解。

所以胡適有兩個問題:一方面好名;一方面風氣沒開好。

林先生說胡適最初的方向最初的口號是準確的,只是沒有繼續往前深入發展下去。以至於五四知識分子對自由民主以及科學的理解都很膚淺,最後把反民主都當成了民主。


今天談胡適,其為人,學術,及對這個民族的影響到底如何,該作何評價?這是重點嗎?不是,我想更本質,更實用的問題是胡適的思想到底是什麼,能給我們的生活,人生帶來何種幫助?所謂的自由主義,對胡先生略有所知的,應該多少都有些了解。但捫心自問,我們真懂嗎?我們又切切實實履行了多少?

要有自由,先要容忍。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所謂容忍也即是不分你我,大家遵循相同的規則,享有同等的權利與自由。但觀諸位文字,對CPC可謂咬牙切齒,大有置於死地而後快之意。沒錯,某黨是做了不少骯髒事,但面對今天的中國,我們還要一味的清算它的過去和現在嗎?還要再一次推倒重來嗎?再來一次情感的發泄,歷史的浪費?還是少談些主義,多解決些問題呢?
再看看最近微博上的方韓之爭,有多少人對方舟子的辱罵是無所不用其極,恨不得生吞活剝。方舟子到底做啥啦,罵他的人有多少認真看了他質疑分析的文章,又有多少認認真真看過韓寒的作品和採訪視頻。一個自由的社會就這麼容不下不同的聲音?

要有自由,先要獨立。要獨立先把自己鍛造成器,是否成器大家心知肚明,但動不動就歸咎於體制問題的,卻是不少見。獨立也意味著不受人惑,既要不受人惑就須有自己為人處世判斷是非的原則標準,用適之先生的話來說便是「拿證據來」;獨立還意味著不迷信崇拜權威,不依附屈服權貴,但觀以上對胡先生的溢美之詞者,別說捧殺,崇拜卻是明擺著的。如果對胡適還有更深了解的人,應知胡適曾力阻蔣介石連任第三任總統,還有在中央研究院當著眾人的面對蔣說「總統錯了...」,讓其下不了台。反觀我們周圍,有多少人為了自己那個小算盤對上司對領導低眉順眼,一味討好,甚至唯唯諾諾。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要有自由,先要民主。民主是靠憲法來保證的,而憲法會不會成為一張廢紙,又有賴於三權分立。試問,天天把民主掛在嘴邊的人,有幾個真能把這三權準確說出,對國會彈劾總統,上院下院互相制約,司法獨立,法制的本質又知之多少。


在毛爺爺剛辦報起步時,助其成名,在他準備出國時,讓他回到湖南搞教育,並為其書寫校名。由此救了中國革命,讓攘夷的火種留在中國。

這方面的貢獻就夠大了,其餘的都只是枝節

致周世釗信(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

  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竟〈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

  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
……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裡實行共產的生活。

胡適日記1951年5月17日


我參加過一個聚會。有一位對中國晚清乃至近代史頗有心得的老師說,他對胡適在學術上的評價就只有一個字,淺。可是他不能說,說了就會被噴。我對胡適理解不深,拋開人格魅力等等不談,單論學術,我覺得淺這個字不過分。仔細閱讀《捨我其誰---第一部》,作者應該也是這種觀點,但他也不敢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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