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樓上鄰居天天製造噪音，大家該怎麼辦？

12-03

每天定點被樓上的住戶吵醒，那噪音如同每天早上樓上大搬家，周末大早晨也不例外，延綿不絕。實在受不了上去態度友好地詢問一下，該保姆惡眼一瞪：我也聽見了，是別人家的。保姆職業化到睜眼說瞎話上了，有氣不能往僱主傢具上撒，天天生拉硬拽叫樓下鄰居怎麼靜心安居？

百度：樓上噪音吧
前首富家搜：天花板神器

有需要的自己動手吧

我之前的帖子有提到也遇到了鄰里糾紛

希望在此終結吧

以下來自網路

2015.5.31日更新:
下面是一位苦逼的業主的親身經歷,使用本身器,他的戰鬥力得到了升華,最終戰勝惡鄰的勵志故事!

也希望大家不要轉發出去。因為只有深受其害的人才明白和理解，其他人說不定會說出好誇張，沒必要吧，小題大做等風涼話。

寫下來是告訴大家一個事實：沒有對等的手段和地位，任何道理都軟弱無力。

在此也多謝曾經耐心聆聽我家訴苦和提供過各種意見的朋友們。

我家和樓上的鬥了大半年。最終我在這個貼吧找到辦法。於是馬上落手實施。現已取得勝利。
因為我是這個貼吧的受益者，所以我將我的經歷寫出來和各大苦主分享。有點長，大家就當個故事看看，解解氣也好。

先說一下背景：我家是兩年前買了二手房，18樓。我家一向不愛和鄰居太親近，特別是周邊一看就是那種很八卦的大媽。所以壓根也不知道樓上住的什麼人。
因為被樓上潑了半年水，所以今年五月的時候和他們吵過。主要是對方經物管勸說後還是往下潑水。當時我們才知道樓上住的是一對五六十歲精力旺盛的夫婦，平常就在家帶孫子。

水是沒再潑了，但我們發現樓上就每晚和每天清晨製造噪音。我們是每天傍晚六點左右回家，就聽見樓上的拉傢具，拍球，各種噪音持續到深夜12點半。然後早上六點半左右就聽見樓上穿著硬拖鞋在房間踱來踱去。
被樓上噪音滋擾過的人都知道這些聲音簡直就像敲在你頭皮上。無法忽略。而且很突發還沒規律和頻率。

我們再次找物管。結果那位大媽先是不肯開門，接著就去物管撒潑，拿物管的保溫杯砸物管（太彪悍了！）。物管和保安都沒轍。

我試過找居委，居委打哈哈，說這種事很常有啊，我們也很難管啊，樓上樓下忍忍吧。（居委會，請問你的職責究竟是幹嘛的？只知道提醒已婚婦女上環的嗎？）

我報過警，倆警察上門也聽到他們製造的噪音，但警察說」我們管不了啊，我上去說了，待會我們走了，他們可能鬧更凶了「。就拍拍屁股走了~

我問過律師，律師說告是能告，可以用侵擾相鄰權告對方，費用大概5000，得花三個月。但你得收集證據，例如錄音錄像。我不是專業人士，我拿著相機錄出來的效果根本就不是耳朵所聽到的那麼大聲。而且不是殺人放火的事，普通老百姓真的不想鬧上公堂。

我也找過城管，城管說這不歸我管，你問問環境局吧。環境局說他們只管企業製造的噪音，這種私人的噪音管不了。

我也敲過隔壁鄰居的門希望他們一起舉證。但那位平時很和氣的老頭子隔
著鐵門說：「我什麼都沒聽到，我睡得很好。我也不想卷進這種風波。」
真讓人寒心啊，如果你說句實話，我也能理解你不想麻煩的心態。你居然說沒聽到，偽善的老烏龜。好吧，日後發生什麼事，你也不會聽到的吧。

我家也不敢做什麼違法的事，雇凶打人什麼的頂多想想，哪敢真做。（何況打手網說不打六十歲以上的和小孩。人家也是有點職業道德的。我真搜過……）

當時我全家都很絕望啊。一種走投無路的感覺。上百萬的房子，被人這麼弄法。難道只能搬嗎？

最後我求居委幫我找了專區民警，居委說這事只能求專區民警管。聽起來很厲害的樣子。
我當時真把這專區民警當最後一根稻草的。於是就拿到手機，不斷求這民警幫忙。
剛開始這民警也是在打哈哈，說很難管什麼的。我和我娘就不斷打電話求磨。
後來這民警就說約我們雙方在居委協商。不過我們這方一定要忍讓些，要向對方說對不起之類的話。（MLGB，我是苦主，還得向對方求饒道歉。不過我家人年老而且當時實在找不到辦法對付樓上，如果我不這麼做，估計對方更過分。）

時至今日，我仍然記得那個下午。為了不讓我爹娘受氣，我一個人去赴了這協商會。
對方一張嘴就堅決不承認是他家潑水，說被我家誣衊。（其實我親戚在我家樓對面都看到了對方潑水，但沒拍下照片也確實沒證據……）。
然後這兩夫婦對我家各種謾罵，說我們沒素質，說我們活該。還說自己是什麼領導退休很有素質。
我忍我忍，沒有回罵一句，忍住氣和他們道歉。看著他們的嘴臉和周邊的勸話居委民警，我就覺得自己只是身處一幕鬧劇。
那位大媽，到了最後居然提出要我們全家寫大字報貼在小區跟他們道歉。（靠，你腦子還有文革餘毒啊，你小時候當紅衛兵的啊？）
還算有點理智的民警和她那裝委屈的老公喊停了她這無聊又可恥的想法。

這大媽囂張地說了句話：」哼，我那點算什麼噪音。你去哪都無法投訴的。有錢你不搬去住別墅，幹嘛買二手房？我家房子很多，我隨時都能搬。「
過了幾個月後，我將這句話原原本本地還給了她。

那個下午，他們同意了不再製造噪音。
但害怕他們出爾反爾，所以我家花了七八千在兩間房間裝了吊頂隔音層。雖說能減弱些，但還是會聽到的。所以我這裡強烈建議大家別花那個錢去裝吊頂，沒用的！
雖然對方沒有再穿硬拖鞋走來走去，但那種又沉又長的拉傢具噪音還是時有發生。無日無之。這種結果真是要得很憋屈！

我也上去和他們再說了兩次。每次都是很有禮貌地和他們說。我無非就是建議他們在經常拉動的傢具腳上裝墊子，就是那種超市十來塊錢的墊子。我家也裝了，所以知道噪音會被大大減弱。
那位大媽每次都凶得不得了罵我痴線，她老公就睜眼說瞎話說他們壓根沒拉，沒拍球，沒跑步。他們媳婦說沒有故意拉什麼傢具。
作為樓下，我還顧得上你哪一下是故意哪一下是無意嗎？
我看到了他們的孫子就是一個兩歲左右的小男孩。站在一旁怯生生地看著他平時很慈祥的奶奶在發飆罵人。我就想你們全家都真不為你子孫積點德？
噪音繼續。

有一天我爹娘坐電梯的時候見到樓上的大叔，就在電梯里和他說：」X先生，你家能不能別這麼拉動傢具啊？我們在樓下真的很受罪的。「
這位大叔發表他的神邏輯了：」我家那是正常拉動。我樓上的也是這麼吵我的。「
親，你這什麼想法啊？樓上吵你，你不和樓上的解決，你把氣撒我這樓下的啊？什麼是正常拉動啊？你這是製造噪音啊，你這其實已經算是違法啦啊，侵擾相鄰權啊，你不說你是領導嗎？你不懂法啊？就算是不懂這條這麼生僻的法律，你也有點良知道德好不？你這是連臉皮都不要了啊。

沒辦法，我家只能又找上居委會。
居委會：」我兩邊都不幫。兩邊都不信。我打電話問過他們了，他們說沒吵。」
樓上的知道我們又去投訴他們，於是又穿上那對硬拖鞋，踢踢踏踏地歡快地在我們頭上走起來了。
我們打給那位專區民警。專區民警回：「不可能吧。怎麼可能十二點半還走來走去呢？你們敏感了吧。有點響聲是肯定會有的啊。忍忍吧。上你家聽聽？不了，我最近很忙，改天吧。」

那個，你們怎麼都那麼賤那麼賤啊，一方惡毒兩方瀆職到一個什麼境界啊？

我，要保護我的家人，要找回我們的安寧。既然委曲求全協商投訴這些通通不行的話，我們就戰鬥起來！真當我家三口是柿子啊，隨你們捏啊？
我的家人也是那種，你欺負我，我絕對會揍回去，坐言起行的人。雖說年紀大了，但這點保家抗敵的志氣還在。全家起來戰鬥！

最重要一點，樓上大媽的話和各方反應讓我們終於意識到：無論誰怎麼折騰，去哪投訴都是沒用的。用在他們身上適合，反過來也適合我們。

於是我上了一晚上的網，搜集和研究各方面的資料，例如隔音板的效果，各種對抗的方法，加入了貼吧和一個叫樓下的人的Q群，學了應對各方人馬的說辭和辦法。

以下就是我們嘗試的幾種辦法：
1.首先我們花了一千來塊買了一套音響，和一堆氣勢澎湃驚天動地的交響樂。一來是為了聽不到樓上的噪音自家欣賞的。二來是為了震一下樓上。
我看過貼吧一張貼，有一位苦主試過在樓下用低音炮震自家的地板。但結果不大。而且將低音炮開著，也會吵到自己，對於我這種家裡有老人，白天要上班的人，這種方法不大實際。

2.買了一個鈴聲很大電話和擴音器。連上電話線掛在房間窗頂上。因為我的窗頂就是樓上的窗底。之間的相隔不是很遠。平時全家不在家的話，就輪流打電話回家。這可比那種直流電遙控電鈴好。不像電鈴要插座，也不怕吵到自己。

上面的是前菜而已。
下面的才是殺招：
3.我看了另外一位網友zzh2636的辦法和草圖，讓裝修師傅做了以下這個東西。
實在非常感謝zzh2636。簡直該頒個諾貝爾和平獎給你！直接減少了很多仇殺案啊！

雙層20*20CM夾板，厚度總共2CM。釘在一起。
將一個鐵皮管子一部分剪開8瓣，牢牢釘在木板上。
然後將鐵皮管套在一鍍鋅水管上。一定要找重點的管子，否則不夠力度。長度看你家的房子高度。我家高2.8左右吧，就找了個兩米左右的管子。

家裡人誰力氣比較大，就在樓上發出噪音的時候捅天花吧。哪響就捅哪。
不用擔心會把天花捅花，因為木板把力散平均了，不像直接用鐵棍會把天花捅爛。你想連痕迹都沒，可以用毛巾包一下。
木板所造成的聲音真的超響，很嚇人。我媽連捅了幾下，樓上靜得像死了似。
捅的時候請照顧好家裡的老人小孩寵物，因為真的會嚇到他們的。這點得注意。

這個東西是好，很震撼，但就是不能持久，很費力。
所以我們同時備了下面這東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喪心病狂的大殺器啊~
4.小型振動馬達

我在貼吧看到有網友提議用的是微型振動馬達，但我上淘寶搜到的微型振動馬達好小啊。要麼不裝，要裝就徹底點，徹底終結樓上自以為是的優勢和自私。也謝謝這位不知名的網友！

我就選了小型振動馬達。這種馬達本來的用途當然不是用來震樓上啦，是用來篩料分離用的。
它不像低音炮，沒啥噪音。只管振啊振，一開可以振一天，最高溫度不過60度。不會過熱。愛啥時候開就啥時候開。愛開多久就開多久。鎮宅必備啊！

我們買的是100W的，配一個調速器。淘寶價河蟹元。具體是哪家，我就不說了，免得被說是賣廣告的。大家有興趣就自己搜吧。

我上文就說了我家房間裝了隔音層。裝修師傅就拆開其中一塊隔音層，在天花上鑽了孔，將馬達用四顆膨脹螺絲釘牢牢地固定在天花板上。然後把隔音層封上，留一條電線下來。外面看不到的。

然後等到晚上睡覺的時候，樓上一陣踢踢踏踏之後可能也睡下了，我們就扭開了馬達。我只感覺到有點振動，還有些嗡嗡聲，但絕對是在能接受的範圍的，有點像做物理治療時的那種低頻聲。
但估計樓上就不同了。馬達是通過四顆螺絲釘死死咬緊樓板的。樓上的地板絕對會振得厲害，床肯定振。時大時小。最要命的是這種振動並不是自己能掌控的。能睡得著才怪。
HAVE FUN, MY DEAR DEAR NEIBOUR! 好好享受我們樓下的復仇吧！

我們聽到樓上馬上動靜，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你猜他們幹嘛呢？他們生氣得狂扔凳子，大力拉傢具啊。
呵呵呵呵呵，既然我們敢開，就預料到你們會反擊。你們反擊得越猛，就證明我們的招實實在在地有用。我們最怕是你們沒動靜。越摔我們越開心越開大點。
馬達是用電的，它也不會害怕的，可以開整晚的哦。你扔凳子是要費力的，你倆能摔一整晚？你就不怕把你家地磚給摔碎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們扔了一會估計累了，就走來走去，我們也把馬達關了，看看他們想怎樣。
過了大概一會有人來敲門，我娘悄悄躲在門後聽動靜。原來樓上報警了。
你以為我們會開門嗎？你以為警察會強行破門把我們抓起來嗎？哈哈哈哈哈，我們當日就很清楚，警察頂多就看看。問都不敢問。況且馬達就算開了，門外是聽不到任何動靜的。

才沒敲兩下，警察就走了。我們把馬達又扭開。對方繼續摔啊摔。不夠五分鐘他們就停手了。你吵我就會開，你停我也會停。你知進退，我也不會亂來。就跟訓練小狗，聽話就給餅乾，不聽話就抽一鞭。

結果這對傢伙可能不服氣，五點起來就來突襲，摔凳子。可能我爹媽聽習慣了居然沒被吵醒，畢竟摔凳子的那種響聲，遠比那種鬼鬼祟祟的踱步聲讓我們心安。
唯一吵醒的是我，我不是那種笨蛋，你要偷襲，對吧，我偏不讓你覺得你偷襲成功。我一點動靜都不給他們。
他們覺得沒啥意思就消停了。
等到六點，我爹媽醒來，他們又摔。好吧，那我們就不客氣咯哦，你要死難道我還勸你嗎？開到最大開了一兩個小時。

之後連續兩天都靜的不得了。剛好那兩天是周六日。居委啊物管啊民警啊都不上班。他們沒處投訴，又不敢隨意斗下去。

等到星期一，那才叫解恨啊！一箭三雕地復仇了！
我在公司，一早就接到那位說很忙的專區民警從物管辦公室打來的電話。
我就跟著民警周旋起來了：
」那個，最近你們還覺得吵嗎？「
」哦，這兩天很安靜，我們很滿意。「我們的確很滿意哦，大半年來最安靜這幾天哦。

」你樓上投訴你振他們啊。你們搞什麼呢？「
」我們什麼都沒做，我只知道我樓上周五發神經，瘋了似的三更半夜扔凳子。「

」你們這麼做，小心給人抓到把柄，那就麻煩了啊！「這傢伙居然敢恐嚇我！
」你有證據嗎？你沒證據別亂說話。我反倒是把樓上摔凳子的聲音錄下了視頻，你要不聽聽啊！「混蛋，我就知道你有這招，我睡覺的時候都會把手機放在身邊，隨時打算錄證據的，律師教的。

」要不我上你家坐坐談一下了解一下情況？「你這是想看我家究竟搞什麼拿證據對吧。
」不用了，上次請你來，你不是說你很忙的嗎？況且我家有狗，他們不歡迎陌生人。不客氣地說句，你也沒有權利進我家查我們。「噎死他！

」哎呀，我們這麼熟都說陌生人啊。（熟你個屁！）你們這樣不好啊，樓上樓下的。何必呢？要不你們雙方坐下來談啊。」他見拿我沒轍，就放軟口氣。我呸，你又想用這招。
「首先我們一向都是很遷就樓上的，你上次說道歉我就低聲下氣地求他
們。但有用嗎？我們為這事都花了將近上萬，裝隔音，看醫生吃藥。我們全家這大半年來都精神衰弱。我六十多歲的爹拿著墊子上門求他們。他們居然罵他，還甩他
門！誰給我們說過半句公道話？現在你要我們再跟他們協商。協商什麼？求了他們這麼多次，他們有聽過嗎？還是又要我跟他們道歉？我們不想也不會見他們的。」

「那你想怎樣？「
」我們想怎樣？從一開始我就說得很清楚，直到今天依然沒變，就兩個要求：一，請不要再穿硬底拖。二，為所有經常拉動的傢具裝腳墊。「
」要不你直接當面和他們談？「
」我說了我全家都不想看到他們。你要是想解決這件事的話，就幫我帶話給他們，告訴清楚我們的要求。他們不作死沒人會整他們。「

」你這是不配合！「
」我一向都很配合。我連半句粗話都沒說過。而是我真覺得你這辦法沒用。讓兩家坐下來只會吵得更凶。後果會更不可收拾。你連個話都不敢傳，你又何必參和到這事來？」你當時沒辦法對付他們，那你現在又能拿什麼對付我們？

「我還是希望雙方坐下來好好談。我不能偏幫那一方的。」這貨還真是不依不饒啊。
「你作為一個民警，你究竟懂不懂法？他們已經是嚴重的侵擾相鄰權。你
居然用不能偏幫這種借口來搪塞我？對了，樓上不是說她很多房子嗎？她受不了可以搬的啊。我也不想和你再說下去了，你要是想解決就帶句話給對方。要麼我們自
己保護自己。」啪，掛了他電話。自從上次受委屈以來，我就很想痛罵這些不作為的執法者。他還送上門來。爽！

這民警覺得說我不動，又去和居委找我娘說去。呵呵呵，我們母女同心，說得都是一樣的話，把民警和居委嗆回去。甩他們的臉甩得啪啪響。
說來寒心。我們當時如何求他們幫忙，他們都擺著官腔應付我們。樓上的大媽去投訴，你們這些欺善怕惡的貨就馬上用盡心思嘴頭來嚇我們。
我呸！

過不了一會，民警給我娘打電話：樓上的同意了你們的要求了，只要你們不再捅他們和震他們。
呵呵呵，才幾天你就扛不住了。我還以為你們這倆貨要再鬥上半年呢。
好啊，還是那句，樓上不作死就沒人整他們。

馬達裝上了就沒打算要拆！

恩，現在很安靜，我們很滿意。間中有一兩聲響聲吧，但我們大度，當沒聽見。如果聽見了，就播播命運交響樂唄。希望樓上也愛聽。

完勝！

PS.我在群里聽到過不同的網友訴苦。之前也有網友很友善地教我如何應對。我的做法不一定適合所有人，但希望能幫助一下大家。如果誰覺得適用的，就試試吧。
使用智能wifi插座還能遠程控制設備
[url=]http://******.http://taobao.com/95bqZ4y[/url]

1.不要裝吊頂。
2.不要怕麻煩。
3.要麼你就搬，要麼你就忍，忍不了就起來反抗吧。

https://www.zhihu.com/zhi/people/723897845563809792 (二維碼自動識別)

首先說一下掌柜的賣這款馬達的初衷吧！大家買的這款馬達原本是一款工業馬達，是用在機器設備上的.一般用于振動篩選.下料電鍍等。幾個月前有位顧客買到我們家的馬達後跟我反映說我們家的馬達怎麼沒有插頭的我當時很納悶，因為這款馬達是直接在機器上接線的，不用插頭。後來經過溝通才知道這位顧客是買回去家用的，用來對抗自己樓上的噪音。我才知道自家的這款馬達還有這麼一個客戶群體，起初我是不怎麼想賣的，因為自古中國就講究鄰里和諧，總感覺這樣有點不太道德。後來在網上瀏覽了很多關於噪音的帖子，才知道沒有真正經歷過噪音的人是無法感同身受這種困擾的。於是，我跟我的顧客們站在了統一戰線上，不斷的改良自家的馬達以更方便大家的使用，最開始是幫大家接上插頭，後來大家覺得要配一個調速的，於是又配上了調速器，再後來，很多顧客說買膨脹螺絲不方便，於是我們又配備了四顆膨脹螺絲。現在又有朋友說原本總長兩米的線還不夠長，根本就夠不到插座。於是我們經過和顧客的不斷商議，計劃將馬達到調速器之間的線增長到4.5米，調速器到插頭之間的線縮短到30厘米，這樣就可以把調速器放在插座附近，方便使用。還有朋友提議要加裝定時插座，但是掌柜考慮這樣太過增加大家的成本，沒有收入到套餐當中。在未來，我們希望和期待更多的朋友早日結束被噪音困擾的日子，也歡迎更多的朋友參與到我們的套餐改良中來，給我們提出更多的建議。也期待更多的朋友把自己對抗噪音的經歷分享出來給大家參考哦.讓我們不斷完善寶貝.帶給客戶更優良的產品本頁面320元的套餐包含：100W全銅芯振動馬達一台（保修一年，可24小時不停的運轉）

樓主分享的很不錯，我住一樓，我樓上隔壁都是幾家沒素質的，樓上的吧整天拖拉東西響、腳步聲響，隔壁的吧孩子大人都一樣自私，晚上清晨跟犯病了似的，大聲吼叫，不知他們是否有功德心，一點點都不顧忌是否會影響鄰居，我家孩子說話大聲一些我都會立馬提醒小聲點，碰上這樣的鄰居也是造孽，買的房子又不能說搬就搬，找他們溝通吧，樓上說不是他家弄得響，隔壁呢說以後注意注意但依舊老樣子吵，我真想不通，人與人之間連和諧相處都做不到，住到一棟樓是緣分，不求互助互愛，至少別影響左鄰右舍的生活！

太帥了樓主比看宮斗局還過癮應該拍成連續劇多麼反應現實的劇本啊棒棒的對付這種賤民就沒有道理可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啊不知道他們以前是不是都住在山洞裡對於一點基本公共常識和教養的人講道理根本不好使就得革命啊震起來！！看完感覺世界都沒有噪音了贊~~

這是三不管的政府職能部門互相會推脫！我們家也有同樣的問題！我們家鄰居家住福建省泉州市城西路南二區5號樓一梯401，他們家頂樓違建現在養狗，之前樓上養雞，半夜三點開始雞叫不說，咱們一般是在卧室後面的陽台洗衣服晒衣服，她非要來客廳陽台一邊洗，而且用木棍拍衣服！我本身有嚴重的心臟病，拍的我整個人心絞痛，心率不齊很難受，去跟他們說，他們用污言穢語辱罵我，還說我就要這樣，就要養雞養狗，就是要在客廳拍衣服，你能拿我怎麼樣？我報過多少次生的現場聲音情況，並且上法院耗時，耗錢，泉州開元派出所說晚上十點後他們產生噪音他們會管，其他時間他們不管，就算天天敲天天砸他們也不管！找開元派出所社區民警社區民警說找環保局讓他們過來檢測噪音分貝出具一份書面的檢測報告，達到違規的分貝數，我們才出理！後面打110報警開元派出所出警了，出警民警當著惡鄰居的面說不是晚上他們管不著，還罵我神經病！不行搬家，我一個老實本分的住戶要因為別人故意欺負製造噪音搬家，我家裡經濟困難，還要我搬家！我投訴到環保局，環保局說，社會噪音是派出所管，要測分貝他們拿分貝儀測！我也考慮過法院，但是用手機錄音錄影的聲音並不能作為惡鄰居實際製造噪音所產生的現場聲音情況，並且上法院耗時，耗錢，好精力！我耗不起！我也打過泉州電視台新聞熱線，他們接線的客服說，有新聞價值的才報道至今沒有音信！感覺生活過得已經很艱難了，還要被惡鄰長時間欺負，又不甘心又很難過！在家不知哭過多少回了！怎麼辦呢？這個社會真的沒有公平，沒有正義，沒有法律沒有道德了嗎？之前找市政舉報違建至今無果

哈哈哈，太給力了，這幫賤民就得這麼治

這個帖子太棒了!首先感謝你把經驗分享！最近我也是飽受樓上更年期大媽穿高跟鞋咚咚擾民，在協商不成就買馬達了

在外交和錄音報警都沒辦法解決的前提下，可採用以下方法隔音：

1.在網上購買優質隔音【耳塞】。戴久了就會舒服地適應。
2.上面方法無效，再多戴一層的不含金屬的隔音【耳罩】，有點像大耳機。
3.仍有聲音，可把內無任何鐵釘子的【木飯桌】架到床上，上面大量蓋多層舊棉絮，四周只留一進出口供上半身睡入即可。
4.還有聲音，改進上一方案，可改用矮木桌，到玻璃店購買【厚玻璃】，夾在棉絮中放多層玻璃。在家先量好尺寸，老闆幾分鐘就會幫你切好，相當於自製了一個隔音小房間。
5.還是有聲音，可購【編織袋】，內裝上【棉絮】夾厚玻璃，做成一個個的隔音模塊，在四周累上。組裝復用都很靈活。因為前面的木桌子就是一個可擴展的隔音框架。

注意事項：

1.躁音很可能是「模仿」的鄰居躁音，先錄音錄製好，再利用金屬振動播放出來的，逼真度極高。
2.手機要拿開，因為它含金屬。
3.睡覺要遠離金屬或至少檔蓋住，最新的【電磁波振動金屬發音】技術，估計可在80米內用電磁波承載模仿噪音穿幾堵牆進來，通過就近金屬振動播音。號稱是【千里傳音】。當然，牆體內有鋼筋這個你是沒辦法的了，只能用前面的方法隔音。反過來利用此項技術就是隔牆聽音。
4.有一種【聚音寶】的類似技術，可以像探照燈一樣線束性地對著人面部發射模仿噪音，只有你能聽到，旁人聽不到，且耳塞無效，這也稱為【傳音入密】，你會感到聲音就從你腦門內發出來，但理論上講這種聚音一張紙就可擋住。
5.目前我國還缺少相關法律對此類行為的管制。估計是用【聲波技術】驅趕住戶，達到炒樓等目的。

堵他家下水，打個孔，打進泡沫膠，然後把空包裹好。最好別堵馬桶的下水，堵洗手池的最好。

反樓上擾民神

每天也不知道我家樓上幹嘛呢，今天早晨最厲害的一天，找他們談吧樓上又懶人家，可不犯病呢還是，我也是服了，請問要想知道樓上弄的動靜得需要什麼證據

Zersetzung （德語，不同的翻譯有：分解，腐蝕，暗中破壞，生物降解或溶解）是一種東德秘密警察斯塔西的心理技巧，用來壓制政治對手。這種「Zersetzung措施」在一本1976年的關於警察程序的指令框架中有所定義，在所謂「作戰程序」的背景中使用。它們取代了烏布利希時代（Walter Ulbricht）的全面恐怖。Zersetzung壓迫的實際操作由大量控制和心理操縱的秘密方法構成，操作對象包括目標的個人關係，為了實現這些操作，斯塔西依賴於它的非正式合作者網路（線人網路）、凌駕於各機構之上的國家權力以及作戰心理學。斯塔西利用定向的心理攻擊設法剝奪持異議者任何「敵對行動」的機會。由於東德轉變之後眾多斯塔西文件的出版，Zersetzung的使用得到充分證實。大約數千或者10,000人是Zersetzung的受害者，其中5,000人遭受了不可逆性損傷。德國為這些受害者設立了補償性養老金。定義斯塔西，或者全稱國家安全部（德語：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MfS）在它1985年的政治特工詞典中是這樣定義Zersetzung的: 「... 為了有效地與顛覆活動作鬥爭，國家安全部所採用的一種操作方法，尤其是用於操作治療。利用Zersetzung可以影響經營不同政治活動的消極敵對的個人，特別是他們傾向和信仰的消極敵對的方面，因此這些人被拋棄並且一點一點改變，同時，如果適用的話，敵對消極勢力之間的矛盾和差異將會被會打開、利用和加強。 Zersetzung的目的是分裂、癱瘓、瓦解和孤立敵對消極勢力，是為了預防性地阻礙敵對消極活動，為了極大限制或者完全制止他們，並且如果適用的話，為一次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重建準備場地。 Zersetzung相當於「作戰程序」和其它阻礙敵對集會的預防活動的一個直接構成元素。執行Zersetzung的主力軍是非官方合作者（線人）。實施Zersetzung的前提是計劃、準備、完成敵對活動的信息和重要證據，也包括Zersetzung的切入點。 Zersetzung必須是建立在事實的根源分析和具體目標的精確定義的基礎上的。Zersetzung必須以一種統一的受監督的方式執行，它的結果必須記錄下來。 Zersetzung的政治爆炸力提高了保密工作的要求。」政治背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DR 民主德國）在它存在的第一個10年里主要通過刑法壓制政治反對派，指控他們煽動戰爭或者號召抵制。為了抵消1963年修建柏林牆導致的國際孤立，民主德國終止了司法恐怖。特別是從1971年埃里希·昂納克時代（Erich Honecker）開始，斯塔西加緊了它拋開刑法懲罰異議分子行為的努力。關鍵動機是民主德國渴望國際認可，並且在1960年代末它渴望同西德改善關係。實際上民主德國致力於遵守聯合國憲章和赫爾辛基協議，也包括1972年同聯邦德國簽訂的基本條約，為了尊重人權，或者至少是表達這樣的意圖。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權（東德政權）因此決定減少政治犯數量，實行不需要監禁或法庭判決的鎮壓作為補償。實際操作斯塔西本質上把Zersetzung作為一種心理壓迫和迫害的手段。它把作戰心理學的研究成果配置進斯塔西法學院的方法中，並應用到政治對手身上，意圖暗中削弱他們的自信和自尊。它設計Zersetzung行動，使目標遭遇反覆失望來恐嚇和動搖他們，通過干涉和破壞他們同他人的關係來使他們在社會上受到孤立，就如同是社會阻抑（social undermining）。斯塔西實施Zersetzung的目的是為了引發受害者的個人危機，使他們過於灰心喪氣和心理苦惱以至於沒有時間和精力來進行反政府活動。斯塔西故意隱藏他們作為行動策劃者的角色。作家Jürgen Fuchs是Zersetzung的受害者，他寫了自己的經歷，其中他用「心理犯罪」和「一種針對人類靈魂的攻擊」來形容斯塔西的所作所為。儘管Zersetzung技巧在1950年代末已在事實上確立，但直到1970年代中期才以科學方法的形式定義下來，而且只有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那時才開始系統地實施。很難確定有多少人被盯上，因為資料已經過相當大程度的、刻意的編輯掩蓋；然而，眾所周知的是，Zersetzung的手段在一定範圍內變化，有很多不同部門實施它們。總的來說，存在這樣一個比例，即每個被盯上的團體有4名或5名授權的Zersetzung操作員，每個被盯上的人有3名操作員。一些資料表明Zersetzung的「長期受害者」大約有5,000人。在斯塔西研究法學的學院里，發表的以Zersetzung為主題的論文數量是兩位數。它也有一本50頁的Zersetzung綜合教學手冊，其中包含眾多斯塔西的實踐案例。實施機構幾乎所有斯塔西部門都參與了Zersetzung 行動，儘管斯塔西的柏林XX指揮部和地區及市政府分部辦事處的領導是首要的。斯塔西首腦和XX營的職能是保持對宗教社團、文化與媒體機構、其它政黨、民主德國很多隸屬於執政黨的大規模社會組織、體育、教育和衛生機構的監視 – 有效覆蓋公民生活的所有方面。斯塔西利用了東德封閉的社會系統內部可供他們使用的手段，並把它的行為作為東德封閉社會系統環境的一部分。一個已建立的、有政治目的的合作網路為斯塔西提供了大量機會介入諸如制裁專業人士和學生這樣的事情：把他們從協會和運動俱樂部中開除，偶爾讓人民警察（Volkspolizei民主德國的准軍事國家警察）拘捕他們，也安排拒絕發放他們去社會主義國家的旅行許可，或者安排在不需要簽證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邊境入境處拒絕給他們放行。各種各樣的合作者包括地方政府分支機構、大學、職業管理機構、住房管理機構、公共儲蓄銀行以及在一些案例中的主管醫師。斯塔西的三線（觀察）、26營（電話和房屋監視）和M（郵政通信）部門為Zersetzung 手法設計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信息，而32營則設法獲取所需要的技術。斯塔西與其它東方陣營國家的特務機關合作實施Zersetzung。舉個例子，斯塔西在1960年代早期與波蘭特務機關合作對付耶和華見證會（Jehovah"s Witnesses）組織的分會，這在後來被稱為「內部Zersetzung」（內部顛覆）。對付個人斯塔西在（持異議者的）活動前、活動中、活動後都會應用Zersetzung，或者以此替代監禁來懲罰被盯上的人。一般而言，「作戰程序」的目的不是為了收集證據控告目標，也不是為了能夠開啟刑事訴訟程序。斯塔西更喜歡把「Zersetzung措施」在某種程度上視作一種不方便利用司法程序時所使用的手段，或者為了諸如民主德國國際形象這樣的政治理由。在某些情況下，斯塔西試圖故意引誘某個個體犯罪，例如Wolf Biermann（前東德詩人、創作型歌手）的情況：斯塔西用未成年人陷害他，希望他經不起誘惑，這樣的話他們就能對他提起刑事指控。他們研究的用於這種指控的罪行是非政治的，例如持有毒品，毒品走私或者販賣，盜竊，金融詐騙，以及強姦。經證實的Zersetzung形式在1/76號指令中有所描述：有系統地貶低目標的名聲、形象和聲譽，所用的信息資料一部分是真實的、可驗證的和丟人的，而另一部分是假的、貌似可信的、難以反駁的以及同樣丟人的；有系統地安排目標在社會和職業上的失敗，目的是摧毀個人自信；[...] 激發對未來看法的懷疑；激發團體內的不信任和相互懷疑[...]；設置空間和臨時障礙使得團體成員不能或者至少很難相互聯繫[...]，比如[...]指派遙遠的工作地。 —1976年1月「作戰程序」發展第1/76號指令以間諜活動收集的情報為基礎，斯塔西建立了「社會關係圖」和「心理特徵圖」，並將其應用於Zersetzung的心理形式。他們利用個人特點，例如同性戀，也包括被盯人所應有的性格弱點 — 比如職業失敗，父母失職，色情興趣，離婚，酗酒，依賴藥物，犯罪傾向，對某種收集或遊戲的熱情，或者與極右圈子有聯繫 — 或者甚至是對傾倒在熟人圈裡的謠言感覺羞恥的掩飾。在斯塔西看來，Zersetzung措施和個性相結合是最有效果的；必須避免全部「照搬照抄」。此外，Zersetzung方法包括公開的、隱藏的和偽裝的間諜活動；拆信和竊聽電話；侵犯私人財產；操縱車輛；以及甚至給食物下毒和使用假藥。某些斯塔西的合作者（線人）默認了Zersetzung受害者的自殺。還不能完全確定斯塔西利用X射線引起它對手的長期健康問題。即便如此，Rudolf Bahro、Gerulf Pannach和Jürgen Fuchs三個重要的異議人士同時受到監禁，在兩年的時間間隔內都死於癌症。與此同時，前民主德國斯塔西檔案聯邦委員會（BStU）的一項研究根據現存文件否認了像冒用X射線的這樣的情況，並且只提到放射源孤立的無心的有害使用，例如為了標記文件。斯塔西在目標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用目標的名義訂購產品、撥打急救電話來恐嚇他/她。為了威脅、恐嚇目標或者使目標得精神病，斯塔西確保自己能進入目標的住宅，並且通過添加、去除和修改物品來留下它出現過的可見痕迹。對付團體和社會關係斯塔西通過匿名的信件、電報和電話來操縱友情、愛情、婚姻及家庭的關係，也包括用令人難堪的照片，方式方法經常改變。用這種方式，父母和子女通常會有條不紊地按步驟相互變成陌生人。為了挑撥衝突和婚外情，斯塔西會安排特工進行色誘。對於團體Zersetzung，斯塔西利用非官方合作者（線人）滲透團體，有時候也會利用未成年人。反對派團體的工作受到永久反對提議的阻礙，而且當要做決定時，和非官方合作者這一方無法達成一致。為了在團體內部播下不信任的種子，斯塔西使人相信某些成員是非官方合作者；而且斯塔西還通過散布謠言和操縱照片偽造與『非官方合作者』的不慎重舉動，或者把目標團體的成員安置在行政職位使人相信這是非官方合作者活動的一種獎勵。他們甚至通過賦予特權來喚起對某些成員的懷疑，例如住房或私家車。此外，只監禁某些團體成員也會產生懷疑。措施的目標群體斯塔西對個人和團體使用Zersetzung手段。民主德國的反對派有很多不同的來源，所以沒有特別相同的目標團體。因此Zersetzung的策略計劃會根據每個可知威脅的情況分別進行調整適應。不過斯塔西仍然定義了幾個主要目標團體： · 申請集體簽證國外旅行的協會 · 批判政府的藝術家團體 · 宗教反對派團體 · 青年亞文化團體 · 支持以上團體的團體（人權與和平組織，那些輔助非法出境和叛逃活動的團體）斯塔西也會偶爾利用Zersetzung對付那些被視為有害的非政治組織，例如望台協會（Watchtower Society）。被Zersetzung行動盯上的名人包括Jürgen Fuchs, Gerulf Pannach, Rudolf Bahro, Robert Havemann, Rainer Eppelmann, Reiner Kunze, Gerd 和 Ulrike Poppe夫婦, 以及 Wolfgang Templin。社會和司法過程民主德國反對者Wolfgang Templin在意識到自己被盯上了之後，試圖使西方記者注意到斯塔西Zersetzung活動的細節。1977年《明鏡周刊》發表了分成5部分的一系列文章，「你會裂開！」，流亡人士Jürgen Fuchs在文章中這樣描述斯塔西的「作戰心理學」。斯塔西試圖抹黑Fuchs及相似文章的內容，輪番報道稱Fuchs對其職能有一種妄想症的觀點，意圖使《明鏡周刊》和其它媒體認為他正患有一種迫害情結。然而，斯塔西的辯解卻被斯塔西自己的官方文檔所駁斥，這些文檔在東德巨變後接受了檢查。因為東德的一般人群和東德之外的人並不知道Zersetzung的本質和範圍，所以那些受Zersetzung影響的人對斯塔西惡毒手段的揭露遭到一定程度的懷疑。很多人至今仍表示無法理解斯塔西的合作者怎麼會參與如此不人道的行動。由於「法無明文規定者不為罪」的原則，即使在1990年後，Zersetzung在整體上仍然沒有被視為非法，法庭無法對參與計劃和實施Zersetzung的行為採取行動。因為Zersetzung作為一種犯罪的具體法律定義不存在，只能報告一些這種手段的個人案例。即使是根據民主德國的法律，為了避免限制條款的情形，侵犯行為需要在其行使之後馬上向民主德國當局報告。很多受害者經歷了額外的困難，即斯塔西並沒有被認定是個人傷害和不幸的始作俑者。記載Zersetzung方法的官方文檔常常在法庭上無效，而且斯塔西銷毀了很多詳述Zersetzung實際執行的文件。根據1990年康復法案中第17章a項的條款，Zersetzung操作的倖存者沒有接受經濟補償的資格，除非他們曾被拘留過至少180天。可證實的因被斯塔西作為目標受到系統性影響而導致職業相關損失和/或健康損害的案例，可以通過一部涉及解決侵權的法律追究，和根據行政法提出職業康復或康復的訴求一樣。這些法律規定推翻了民主德國政府機構的某些行政規章並且證明它們違反憲法。這符合1950年戰爭受害者救濟法案中詳細規定的社會平衡支付的條件。養老保險金和收入損失的平衡支付也適用於受持續迫害至少三年並且訴求者能夠證明有必要的案例。然而，以上例子中，無論是提供斯塔西侵蝕受害者健康、私人財產、教育和職業領域的證據，還是得到斯塔西應該對Zersetzung操作直接造成的個人損害（包括精神傷害）負責的官方承認，受害者已經歷過的種種困難依然在阻礙著他們尋求正義。技巧在現代的使用俄羅斯秘密警察FSB（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據報道稱使用聚眾圍攻（mobbing）的技巧對付外國外交官和記者。2015年6月，Glenn Greenwald出版的NSA（美國國家安全局）文件披露英國情報機構GCHQ 的JTRIG 團體隱蔽地操縱網上社區。這與JTRIG 的目標一致：通過敗壞他們名聲來「破壞、否認、貶低和瓦解」敵人，植入虛假信息以及關閉他們的通訊交流。 See also 請參閱 Mobbing 聚眾圍攻 Destabilisation 擾動 Gaslighting 煤氣燈操作 Mind control 精神控制 Microaggression theory 微攻擊理論 Mind games 心理遊戲 Power and control in abusive relationships 虐待關係中的權力和控制 Psychological warfare 心理戰 Stasi#Zersetzung 斯塔西#Zersetzung COINTELPRO 反情報程序 Joint Threat Intelligence Research Group 共同威脅情報研究組拓展閱讀 Annie Ring. After the Stasi: Collabora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Sovereign Subjectivity in the Writing of German Unification. 280 pages, Bloomsbury Academic (October 22, 2015) ISBN 1472567609. Max Hertzberg. Stealing the Future (The East Berlin Series) (Book 1), 242 pages, Wolf Press (August 8, 2015), ISBN 0993324703. Josie McLellan. Love in the Time of Communism: Intimacy and Sexuality in the GDR. 250 pages,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17, 2011), ISBN 0521727618 附原文： Zersetzung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Zersetzung Zersetzung (German; variously translated as decomposition, corrosion, undermining, biodegradation or dissolution) was a psychological technique of the East German secret police, the Stasi, and was used to silence political opponents. The "measures of Zersetzung", defined in the framework of a directive on police procedures in 1976,[1] were used in the context of so-calle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in German Operative Vorg?nge or OV). They replaced the overt terror of the Ulbricht era. The practice of repression in Zersetzung comprised extensive and secret methods of control and psychological manipulation, includ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 the target, for which the Stasi relied on its network of informal collaborators,[2] (in German inoffizielle Mitarbeiter or IM), the State"s power over institutions, and on operational psychology. Using targeted psychological attacks the Stasi tried to deprive a dissident of any chance of a "hostile action". The use of Zersetzung is well documented due to numerous Stasi files published after East Germany"s Wende. Several thousands or up to 10,000 individuals are estimated to have become victims[3]:217 5,000 of whom sustained irreversible damage.[4] Pensions for restitution have been created for the victims. Definition The Stasi, or Ministry for State Security (German: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MfS) by its full name, defined Zersetzung in its 1985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operatives as "...a method of operation by the Ministry for State Security for an efficacious struggle against subversive activities, particularly in the treatment of operations. With Zersetzung one can influence hostile and negative individuals across different operational political activities, especially the hostil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their dispositions and beliefs, so these are abandoned and changed little by little, and, if applicable,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hostile and negative forces would be laid open, exploited, and reinforced. The goal of Zersetzung is the fragmentation, paralysis, disorganization, and isolation of the hostile and negative forces, in order to preventatively impede the hostile and negative activities, to largely restrict, or to totally avert them, and if applicable to prepare the ground for a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reestablishment. Zersetzung is equally an immediate constitutive element of "operational procedures" and other preventive activities to impede hostile gatherings. The principal forces to execute Zersetzung are the inofficial collaborators. Zersetzung presupposes information and significant proof of hostile activities planned, prepared, and accomplished as well as anchor points corresponding to measures of Zersetzung. Zersetzung must be produced on the basis of a root cause analysis of the facts and the exact definition of a concrete goal. Zersetzung must be executed in a uniform and supervised manner; its results must be documented. The political explosive force of Zersetzung heightens demands regarding the maintenance of secrecy."[5] Political context During its first decade of existence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GDR) subdued political opposition primarily through the penal code, by accusing them of incitement to war or of calls of boycott.[6] To counteract the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of the GDR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rlin wall in 1963, judicial terror was abandoned.[7] Since the debut of the Erich Honecker era in 1971 in particular, the Stasi intensified its efforts to punish dissident behaviors without using the penal code.[8] Important motives were the GDR"s desire for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rapprochementwith West Germany at the end of the 1960s. In fact the GDR was committed to adhere to the U.N. Charter[9] and the Helsinki accords[10] as well as theBasic Treaty, 1972 signed with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11]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or at least it announced its intention as such. The regime of the 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 thus decid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political prisoners, which was compensated for by practicing repression without imprisonment or court judgements.[12][13] In practice The Stasi used Zersetzung essentially as a means of psychological oppression and persecution.[14] Findings of operational psychology,[15] were formulated into method at the Stasi"s College of Law (Juristische Hochschule der Staatssicherheit, or JHS), and applied to political opponents in an effort to undermine their self-confidence and self-esteem. Operations were designed to intimidate and destabilise them by subjecting them to repeated disappointment, and to socially alienate them by interfering with and disrupting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as in social undermining. The aim was to induce personal crises in victims, leaving them too unnerved and psychologically distressed to have the time and energy for anti-government activism.[16] The Stasi intentionally concealed their role as mastermind of the operations.[17][18] Author Jürgen Fuchs was a victim of Zersetzung and wrote about his experience, describing the Stasi"s actions as 「psychosocial crime」, and 「an assault on the human soul」.[16] Although its techniques had been established effectively by the late 1950s, Zersetzung was not defined in terms of a scientific method until the mid-1970s, and only then began to be carried out in a systematic manner in the 1970s and 1980s.[19]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how many people were targeted, since the sources have been deliberately and considerably redacted; it is known, however, that tactics varied in scope, and that a number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implemented them. Overall there was a ratio of four or five authorised Zersetzung operators for each targeted group, and three for each individual.[20] Some sources indicate that around 5,000 people were 「persistently victimised」 by Zersetzung.[4] At the College of Legal Studies, the number of dissertations submitted on the subject of Zersetzung was in double figures.[21] It also had a comprehensive 50-page Zersetzung teaching manual, which included numerous examples of its practice.[22] Implementing institutions Almost all Stasi departments were involved in Zersetzung operations, although first and foremost the lead of the Stasi"s directorate XX (Hauptabteilung XX) in Berlin, and its divisional offices in regional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 The function of the head and Abteilung XXs was to maintain surveillance of religious communities; cultural and media establishments; alternative political parties; the GDR"s many political establishment-affiliated mass social organisations; sport; and education and health services - effectively covering all aspects of civic life.[23]The Stasi made use of the means available to them within, and as a circumstance of, the GDR"s closed social system. An established, politically motivated collaborative network (politisch-operatives Zusammenwirken, or POZW) provided them with extensiv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ference in such situations as the sanctioning of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expulsion from associations and sports clubs, and occasional arrests by the Volkspolizei[17] (the GDR"s quasi-military national police). Refusal of permits for travel to socialist states, or denial of entry at Czechoslovakian and Polish border crossings where no visa requirement existed, were also arranged. The various collaborators (Partnern des operativen Zusammenwirkens) included branches of regional government, university an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housing administrative bodies, the Sparkassepublic savings bank, and in some cases head physicians.[24] The Stasi"s Linie III (Observation), Abteilung 26 (Telephone and room surveillance) and M(Postal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s provided essential background information for the designing of Zersetzung techniques, with Abteilung 32 procuring the required technology.[25] The Stasi collaborated with the secret services of other Eastern Bloc countries to implement Zersetzung. One such example was the Polish secret services co-operating against branches of the Jehovah"s Witnesses organisation in the early 1960s, which would come to be known[26] as "innere Zersetzung"[27] (internal subversion). Against individuals The Stasi applied Zersetzung before, during, after, or instead of incarcerating the targeted individual. Th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did not have as an aim, in general, to gather evidence for charges against the target, or to be able to begin criminal prosecutions. The Stasi considered the "measures of Zersetzung" rather in part as an instrument that was used when judiciary procedures were not convenient, or for political reason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GDR.[28][29] In certain cases, the Stasi attempted meanwhile to knowingly inculpate an individual, as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Wolf Biermann: The Stasi set him up with minors, hoping that he would allow himself to be seduced, and that they could then pursue criminal charges.[30] The crimes that they researched for such accusations were non-political, as for example drug possession, trafficking in customs or currencies, theft, financial fraud, and rape.[31] The proven forms of Zersetzung are described in the directive 1/76: a systematic degradation of reputation, image, and prestige in a database on one part true, verifiable and degrading, and on the other part false, plausible, irrefutable, and always degrading; a systematic organization of social and professional failures for demolishing the self-confidence of the individual; [...] stimulation of doubts with respect to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stimulation of mistrust or mutual suspicion among groups [...]; putting in place spatial and temporal obstacles rendering impossible or at least difficult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 of a group [...], for example by [...] assigning distant workplaces. —Directive No. 1/76 of January 1976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perational procedures".[33] Beginning with intelligence obtained by espionage, the Stasi established "sociograms" and "psychograms" which it applied for the psychological forms of Zersetzung. They exploited personal traits, such as homosexuality, as well as supposed character weaknesses of the targeted individual — for example a professional failure, negligence of parental duties, pornographic interests, divorce, alcoholism, dependence on medications, criminal tendencies, passion for a collection or a game, or contacts with circles of the extreme right — or even the veil of shame from the rumors poured out upon one"s circle of acquaintances.[34][35]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tasi, the measures were the most fruitful when they were applied in connection with a personality; all "schematism" had to be avoided.[34] Moreover, methods of Zersetzung included espionage, overt, hidden, and feigned; opening letters and listening to telephone calls; encroachments on private property; manipulation of vehicles; and even poisoning food and using false medications.[36] Certain collaborators of the Stasi tacitly took into account the suicide of victims of Zersetzung.[37] It has not been definitely established that the Stasi used x-rays to provoke long-term health problems in its opponents.[38] That said, Rudolf Bahro, Gerulf Pannach, and Jürgen Fuchs, three important dissidents who had been imprisoned at the same time, died of cancer within an interval of two years.[39] A study by the 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the Records of the State Security Service of the former GDR (Bundesbeauftragte für die Unterlagen des Staatssicherheitsdienstes der ehemaligen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or BStU) has meanwhile rejected on the basis of extant documents such as fraudulent use of x-rays, and only mentions isolated and unintentional cases of the harmful use of sources of radiation, for example to mark documents.[40] In the name of the target, the Stasi made little announcements, ordered products, and made emergency calls, to terrorize him/her.[41][42] To threaten or intimidate or cause psychoses the Stasi assured itself of access to the target"s living quarters and left visible traces of its presence, by adding, removing, and modifying objects.[31] Against groups and social relations The Stasi manipulated relations of friendship, love, marriage, and family by anonymous letters, telegrams and telephone calls as well as compromising photos, often altered.[43] In this manner, parents and children were supposed to systematically become strangers to one another.[44] To provoke conflicts and extramarital relations the Stasi put in place targeted seductions by Romeo agents.[30] For the Zersetzung of groups, it infiltrated them with unofficial collaborators, sometimes minors.[45] The work of opposition groups was hindered by permanent counter-propositions and discord on the part of unofficial collaborators when making decisions.[46] To sow mistrust within the group, the Stasi made believe that certain members were unofficial collaborators; moreover by spreading rumors and manipulated photos,[47] the Stasi feigned indiscretions with unofficial collaborators, or placed members of targeted groups in administrative posts to make believe that this was a reward for the activity of an unofficial collaborator.[30] They even aroused suspicions regarding certain members of the group by assigning privileges, such as housing or a personal car.[30] Moreover, the imprisonment of only certain members of the group gave birth to suspicions.[46] Target groups for measures The Stasi used Zersetzung tactics o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There was no particular homogeneous target group, as opposition in the GDR came from a number of different sources. Tactical plans were thus separately adapted to each perceived threat.[48] The Stasi nevertheless defined several main target groups:[17] · associations of people making collective visa applications for travel abroad · artists" groups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 · religious opposition groups · youth subculture groups · groups supporting the above (human rights and peace organisations, those assisting illegal departure from the GDR, and expatriate and defector movements). The Stasi also occasionally used Zersetzung on non-political organisations regarded as undesirable, such as the Watchtower Society.[49] Prominent individuals targeted by Zersetzung operations included Jürgen Fuchs, Gerulf Pannach, Rudolf Bahro, Robert Havemann, Rainer Eppelmann,Reiner Kunze, husband and wife Gerd and Ulrike Poppe, and Wolfgang Templin. Social and juridicial process Once aware of his own status as a target, GDR opponent Wolfgang Templin tried, with some success, to bring details of the Stasi"s Zersetzungactivities to the attention of western journalists.[50] In 1977 Der Spiegel published a five-part article series, 「Du sollst zerbrechen!」 ("You"re going to crack!"), by the exiled Jürgen Fuchs, in which he describes the Stasi"s 「operational psychology」. The Stasi tried to discredit Fuchs and the contents of similar articles, publishing in turn claims that he had a paranoid view of its function,[51] and intending that Der Spiegel and other media would assume he was suffering from a persecution complex.[50][52] This, however, was refuted by the official Stasi documents examined after Die Wende (the political power shift in the GDR in 1989-90). Because the scale and nature of Zersetzung were unknown both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of the GDR and to people abroad, revelations of the Stasi"s malicious tactics were met with some degree of disbelief by those affected.[53] Many still nowadays express incomprehension at how the Stasi"s collaborators could have participated in such inhuman actions.[53] Since Zersetzung as a whole, even after 1990, was not deemed to be illegal because of the principle of nulla poena sine lege (no penalty without law), actions against involvement in either its planning or implementation were not enforceable by the courts.[54] Because this specific legal definition of Zersetzung as a crime didn"t exist,[55] only individual instances of its tactics could be reported. Acts which even according to GDR law were offences (such as the violation of Briefgeheimnis, the secrecy of correspondence) needed to have been reported to the GDR authorities soon after having been committed in order not to be subject to a statute of limitations clause.[56] Many of the victims experienced the additional complication that the Stasi was not identifiable as the originator in cases of personal injury and misadventure. Official documents in whichZersetzung methods were recorded often had no validity in court, and the Stasi had many files detailing its actual implementation destroyed.[57] Unless they had been detained for at least 180 days, survivors of Zersetzung oper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17a of a 1990 rehabilitation act (theStrafrechtlichen Rehabilitierungsgesetzes, or StrRehaG), are not eligible for financial compensation. Cases of provable, systematically effected targeting by the Stasi, and resulting in employment-related losses and/or health damage, can be pursued under a law covering settlement of torts (Unrechtsbereinigungsgesetz, or 2. SED-UnBerG) as claims either for occupational rehabilitation or rehabilitation under administrative law. These overturn certain administrative provisions of GDR institutions and affirm their unconstitutionality. This is a condition for the social equalisation payments specified in the Bundesversorgungsgesetz (the war victims relief act of 1950). Equalisation payments of pension damages and for loss of earnings can also be applied for in cases where victimisation continued for at least three years, and where claimants can prove need.[58] The above examples of seeking justice have, however, been hindered by various difficulties victims have experienced, both in providing proof of the Stasi"s encroachment into the areas of health, personal assets,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nd in receiving official acknowledgement that the Stasi was responsible for personal damages (including psychic injury) as a direct result of Zersetzung operations.[59] Modern use of techniques Russia"s secret police, the FSB, has been reported to use mobbing techniques against foreign diplomats and journalists.[60] In June 2015, NSA files published by Glenn Greenwald revealed details of the JTRIG group at British intelligence agency GCHQ covertly manipulating online communities.[61]This is in line with JTRIG"s goal: to "destroy, deny, degrade [and] disrupt" enemies by "discrediting" them, planting misinformation and shutting down their communications.[62] See also Mobbing Destabilisation Gaslighting Mind control Microaggression theory Mind games Power and control in abusive relationships Psychological warfare Stasi#Zersetzung COINTELPRO Joint Threat Intelligence Research Group Further reading Annie Ring. After the Stasi: Collabora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Sovereign Subjectivity in the Writing of German Unification. 280 pages, Bloomsbury Academic (October 22, 2015) ISBN 1472567609. Max Hertzberg. Stealing the Future (The East Berlin Series) (Book 1), 242 pages, Wolf Press (August 8, 2015), ISBN 0993324703. Josie McLellan. Love in the Time of Communism: Intimacy and Sexuality in the GDR. 250 pages,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17, 2011), ISBN 0521727618 發佈於 2017-06-11 著作權歸作者所有 ——————————————— the Stasi often used a method which was really diabolic. It was called Zersetzung, and it"s described in another guideline. The word is difficult to translate because it means originally "biodegradation". But actually, it"s a quite accurate description. The goal was to destroy secretly the self-confidence of people, for example by damaging their reputation, by organizing failures in their work, and by destroying thei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Considering this, East Germany was a very modern dictatorship. The Stasi didn"t try to arrest every dissident. It preferred to paralyze them, and it could do so because it had access to so much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to so many institutions. —Hubertus Knabe, German historian …斯塔西（前東德秘密警察組織）經常使用一種非常毒辣的方法。它叫做Zersetzung，在另一個章節有所描述。這個詞很難翻譯，因為它原來的意思是「生物降解」。但是實際上，這是一個相當精確的描述。這種方法的目的是秘密地摧毀人們的自信，比如通過損害他們的名譽，在他們工作中（故意）安排失敗，破壞他們的個人關係來實現這個目的。考慮到這個，東德是一個非常現代的獨裁國家。斯塔西沒有嘗試逮捕所有不同意見者，它更喜歡癱瘓他們，它之所以能這麼做是因為它可以利用如此之多的個人信息和如此之多的機構。 —Hubertus Knabe, 德國歷史學家 The Stasi perfected the technique of psychological harassment of perceived enemies known as Zersetzung– a term borrowed from chemistry which literally means "decomposition". 斯塔西完善了這種對已知敵人心理騷擾的技術，叫做Zersetzung，一個借自化學的術語，字面上的意思是「分解」。 By the 1970s, the Stasi had decided that the methods of overt persecution that had been employed up to that time, such as arrest and torture, were too crude and obvious. It was realised that psychological harassment was far less likely to be recognised for what it was, so its victims, and their supporters, were less likely to be provoked into active resistance, given that they would often not be aware of the source of their problems, or even its exact nature. Zersetzung was designed to side-track and "switch off" perceived enemies so that they would lose the will to continue any "inappropriate" activities. 到20世紀70年代，斯塔西已經認識到那些沿用至今的公開迫害的方法過於粗糙和明顯，比如逮捕和酷刑。它意識到比起過去的方法，心理騷擾被識別出真面目的可能性遠遠要低，因此心理騷擾的受害者及他們的支持者被挑動產生積極抵抗的可能性也遠低得多，因為受害者常常不會意識到他們問題的源頭，或者甚至沒意識到它真正的本質。Zersetzung被設計用於誤導（side-track）和「關閉」已知敵人，這樣他們就會失去繼續從事「不當」活動的意志。 Tactics employed under Zersetzung generally involved the disruption of the victim"s private or family life. This often included psychological attacks, such as breaking into homes and subtly manipulating the contents, in a form of gaslighting – moving furniture, altering the timing of an alarm, removing pictures from walls or replacing one variety of tea with another. Other practices included property damage, sabotage of cars, purposely incorrect medical treatment, smear campaigns including sending falsified compromising photos or documents to the victim"s family, denunciation, provocation, psychological warfare, psychological subversion, wiretapping, bugging, mysterious phone calls or unnecessary deliveries, even including sending a vibrator to a target"s wife. Usually, victims had no idea that the Stasi were responsible. Many thought that they were losing their minds, and mental breakdowns and suicide could result. Zersetzung之下採用的戰術一般包括破壞受害者的私人或家庭生活。這常常包括心理攻擊，例如闖入家中，巧妙地操縱內容，用一種操縱現實感知（gaslighting）的形式 - 移動傢具，改變鬧鐘定時，把圖畫從牆上拿掉或者換一幅（variety of tea with another）。其它活動包括毀壞地產，破壞車輛，蓄意錯誤的醫療，詆毀活動包括發送偽造的妥協照片或文件給受害者家人，揭發，挑釁，心理戰，心理顛覆，偷聽電話，竊聽，神秘電話呼叫或者不必要的郵寄品，甚至包括寄給目標妻子一個震動按摩棒，通常，受害者並不知道是斯塔西乾的。很多人認為他們喪失了理智，因此精神崩潰，最後可能導致自殺。 What happens during this Gang Stalking surveillance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to many innocent individuals in the former East Germany or Activists and Dissidents in Russia. Many innocent people in the former East Germany would be targeted for these harassment programs, and then their friends, family, and the community at large would be used to monitor, prosecute, and harass them. In Russia it was used by the state to declare activist, dissidents or anyone they thought to be an enemy of the state as mentally unfit and many were institutionalized using this form of systemic control. 在這種Gang Stalking(團伙跟蹤騷擾)的監視中，被盯的人的遭遇與前東德許多無辜的人或者俄羅斯的激進分子和異見人士的遭遇非常類似。前東德許多無辜的人會成為這些騷擾程序的目標，然後一般說來他們的朋友、家庭以及社團會被利用來監視、迫害和騷擾他們。在俄羅斯，國家通過運用這種系統形式的控制，宣稱激進分子、異見人士以及任何他們認為是國家敵人的人精神不健康，很多人因此被收容治療(送進了精神病院)。 Targeting can happen to anyone in society. In the past primary targets of programs such as Cointelpro have been minorities. Targeting however can happen to anyone. Individuals are often targeted for being outspoken, whistle blowers, dissidents, people who go up against wealthy corporations, woman"s groups, (single) women, anti-war proponents, individuals identified or targeted as problems at these community meetings, and other innocent individuals. The majority of the targets are often not aware that they are being targeted in this way. When a target moves, changes jobs, the harassment still continues. Every time the target moves, the same information, lies, and slander will be spread out into the new community and the systemic monitoring and harassment will continue. Traits of those targeted. 社會中任何人都有可能被盯上。在過去，諸如Cointelpro的程序的主要目標是少數族群。然而，任何人都有可能被盯上。人們常常因為各種原因被盯上，被盯上的人有直言不諱者，檢舉揭發者，持不同政見者，對抗富有企業的人，婦女團體，（單身）女性，反戰倡導者，在社區會議上被確認或盯上的問題人士，以及其他無辜的人。大多數目標常常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以這種方式被盯上。當一個目標遷移居住地、換工作時，這種騷擾仍然不會停止。每次目標遷移居住地，相同的信息、謊言和誹謗會傳入新的社區，這種系統的監視和騷擾會持續下去。這就是被盯上的人的特點。 a) Classical conditioning. a）經典條件反射。 Getting a Targeted Individual sensitized to an everyday stimuli. The targeted individual over a period of months, or even years is negatively sensitized to an everyday stimuli, which is then used to harass them. It"s used out in public to let them know they are constantly being harassed and monitored. Some examples of everyday stimulus that might be used include: sounds, colors, patterns, actions. Eg. Red, white, yellow, strips, pens clicking, key jangling, loud coughing, loud whistling, loud smacking of clapping of hands together, cell phones, laptops, etc. 使一個被盯的人對某種日常刺激敏感。這個被盯的人經過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對某個日常刺激產生負面的敏感，然後這種刺激就被用於騷擾被盯的人。這種刺激在公共場合被使用，使得被盯的人知道他們正不斷地被騷擾和監視。一些可能被使用的日常刺激的例子包括：聲音，顏色，圖案，活動。比方說，紅色，白色，黃色，條文，咔噠按筆，鑰匙碰撞，大聲咳嗽，大聲吹口騷，大聲拍手，手機，筆記本電腦，等等。 b) 24/7 Surveillance. b）每周7天每天24小時全天候監視。 This will involve following the target everywhere they go. Learning about the target. Where they shop, work, play, who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are. Getting close to the target, moving into the community or apartment where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Monitoring the targets phone, house, and computer activity. Surveillance Policy. 這種技術包括跟蹤目標去他們去的任何地方。了解目標，他們購物、工作、玩耍的地方，他們的朋友和家人是誰。接近目標，搬入他們居住的社區或公寓所在街道的對面。監視目標的電話，房子和電腦活動。（這就是）監視策略。 c) Isolation of said target. c）孤立上述目標。 This is done via slander campaigns, and lies. Eg. People in the targets community are told that the target is a thief, into drugs, a prostitute, pedophile, crazy, in trouble for something, needs to be watched. Files will even be produced on the target, shown to neighbors, family, store keepers. 這種技術通過誹謗活動和謊言完成。比方說，告訴目標所在社區的人們，目標是個小偷，有毒癮，是個妓女，戀童癖，瘋子，因為某事惹上麻煩，需要被監視。甚至能製造關於目標的文件，展示給（目標的）鄰居、家人、小店主看。 d) Noise and mimicking campaigns. d）噪音和模仿活動。 Disrupting the targets life, sleep with loud power tools, construction, stereos, doors slamming, etc. Talking in public about private things in the targets life. Mimicking actions of the target. Basically letting the target know that they are in the targets life. Daily interferences, nothing that would be too overt to the untrained eye, but psychologically degrading and damaging to the target over time. 擾亂目標的生活，使其伴著大音量的電動工具，建築施工，立體聲，摔門，等等睡覺。公開談論目標生活中的隱私。模仿目標的行為。基本上就是讓目標知道他們在目標生活中的存在。日常干涉，在沒有被騷擾過的人的眼裡並不太明顯，但對目標來說這是長期作用產生的心理折磨和損害。 e) Everyday life breaks and street theatre. e）日常生活打斷和街頭劇院。 Flat tires, sleep deprivation, drugging food, putting dirt on targets property. Mass strangers doing things in public to annoy targets. These strangers might get text messaged to be at a specific time and place, and perform a specific action. 刺破輪胎，睡眠剝奪，食物下藥，在目標所有物上放泥土。大批陌生人當眾做某些事惹惱目標。這些陌生人可能收到簡訊通知在某個特定時間和地點進行某項特定活動。 It might seem harmless to these Citizen Informants, but it could be causing great psychological trauma for the target. Eg. Blocking targets path, getting ahead of them in line, cutting or boxing them in on the road, saying or doing things to elicit a response from targets. Etc. It"s like the death of a thousand paper cuts. One or two minor incidents will not cause any harm to the target, but over time the target is slowly worn down. 這種騷擾可能在這些平民線人看來是無害的，但它能給目標造成巨大的心理創傷。比方說，堵塞目標的路，插隊到目標前面，在路上割傷或拳擊目標，說一些話或做一些事以引起目標做出某種反應，等等。這種騷擾就像成千上萬的紙片切割致死一樣。一兩個小事件並不會給目標造成傷害，但是經過長時間作用目標會慢慢磨損以至筋疲力盡。二、某區域Zersetzung的組織分工和作案手段 Zersetzung的組織分工和一般刑事案件的偵查分工原理是一樣的，其所能調集的社會資源是很大的，包括：熟悉掌握受害人生活求學工作經歷，掌握受害人家庭結構和背景（親戚朋友），掌握受害人性格習好等等，在掌握和控制這些基礎工作後才對受害人發動攻擊。熔斷組織主要由醫學（心理藥理毒理）專家、電腦網路專家、刑偵專家組成，他們分工明確，組織嚴密，行動高潮時十幾個人為一作戰小組，，殺人而不直接接觸，基本達到了孫子的最高境界：不戰而屈人之兵，殺人於無形之法。而Zersetzung小組主要作案手段集中反應在以下七個方面： 1、煽動社會踐踏受害人人格尊嚴：如孤立歧視、侮辱刁難等。他們行動時都以警察或者政府公務員的身份打著執法的幌子，把受害人描述成殺人犯或貪污犯，以此煽動社會迫害。 2、破壞：包括破壞家庭、婚姻，這主要是為了更好控制孤立受害人的目的。破壞名譽，也包括破壞物品。 3、暗中下藥下慢毒。 4、噪音：包括住所旁突發增多的裝修敲打、鑽擊、切割音，也包括鄰居大力關門關窗聲，還有不少反應沿途陌生人對其作大聲吐口水聲。總之24小時聲聲不斷地騷擾受害人。 5、立體監控：電話手機網路通訊等 6、扣上怪名怪病：通常以精神病居多。 7、迷惑誘騙設套陷害。主要在意識潛意識方面寫入或間接暗示等方式麻痹受害人。而這些手段的使用，就是對受害人進行思維攻擊、心靈摧殘、意志破壞、肉體折磨，全方位操控受害人意識、潛意識，征服受害人心智（敏感緊張恐懼無助絕望），最終達到誘導和逼迫目標人自殺。

懟回去

我也來說說我的情況吧。

我是東北的。我家二樓，樓下一樓那家男主人是一個50多歲的老頭兒，隔三差五就砸牆，釘天花板叮叮噹噹響個不停。我為此買了隔音耳塞，可是根本不管用。忍無可忍就用木棒敲地面，剛敲完他會安靜一會，沒過一分鐘釘得更歡了。而且更讓人氣憤的是，就算白天砸也就算了，最近開始半夜12點半也砸，凌晨不到5點也砸，我家都在睡覺呢就這樣硬生生全家被吵醒。我想明白了，樓下那老頭兒就是缺德壞心眼，知道樓上有心臟病人就是想弄死你，可是我也不記得得罪過他啊。

那老頭因為做琥珀生意有點錢，平時為人特別霸道，前兩年還在樓下放過火，還好被及時撲滅，不然後果不堪設想。可是他一點兒事都沒有，據說是和公安局有交情。

此外，他平時也不消停，據說外面有小三，這個我們也管不著，因為就算你再怎麼變態只要不打擾別人就好，可是一到夏天他還喜歡在樓下外面和幾個男的公開賭博，聲音還特別大，一玩就一整晚，大夏天我只好關窗睡覺。

因為有點錢所以沒人敢管，反而都對他溜須拍馬的，我家這裡的民風還真是讓人覺得噁心。

樓主，苦主也是卧室跟隔壁的客廳只有一牆之隔，隔壁鄰居長期凌晨1點到4點這個時間段，來4,5個人喝茶聊天打牌的，晚上敲門好好說過，也沒什麼用，快三個月了，快神經衰弱都，，，找過物業處理，但是也是愛誰誰那樣，沒什麼多大用，遇到這種情況樓主有什麼建議嗎？這個震動的對隔壁這種用處呢？

我很想問樓上要是也裝上馬達來反擊怎麼辦。。。

我現在也是深受其害，而且沒有辦法解決，現在都報警了，沒用

隔音耳塞沒有用，因為是在樓上。我準備下單神器了，非常感謝

不想買馬達怎麼辦

謝謝分享

我樓上也是我都溝通過4，5次了，還是這樣

戴上隔音耳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