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什麼比特種部隊更牛的機構嗎？
中國駐俄大使館。
80年代末期中蘇關係回暖，我們先後派了多批航空技術專家赴蘇聯交流，1990年4月，航空工業部組織601、626所的一批專家赴蘇聯新西伯利亞參加中蘇氣動、強度學術研討會，我們在會上確定了深化中蘇技術交流的一個大體意向。
但到了1991年8月，「8·19」事件爆發，蘇聯政局急轉直下，當時我們駐蘇的外事人員給國內緊急發報：叫技術口趕緊來人！
1992年初，俄聯邦剛剛獨立之際，航空工業部派601所所長謝思適帶隊的技術團隊到俄羅斯洽談一批在蘇聯時期的技術合作方案，當時窮的當褲子的俄方代表提出，他們有一批航空研究用的軟體，可以打包成一個合集賣給我們，很急，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要價接近100萬美元。
我們的技術人員跟當時駐莫斯科的王大使談了一下，使館方面覺得這TM簡直是白送，在駐俄大使館的協調聯絡下，我們立刻收到了國內發來的100萬美元，把這批軟體全部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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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俄羅斯軍事方面的許多專家來華開展「學術交流」，俄羅斯當時通貨膨脹的厲害，專家窮的叮噹響，根本坐不起飛機，只能從莫斯科等地坐火車到赤塔，再從後貝加爾斯克過境滿洲里，一幫老專家下火車的時候又冷又餓，都沒個人樣了。
但這些俄國專家都是空著手來的，許多寶貴的資料他們帶不走，於是還是由駐俄使館出面，在1992年第二次中俄學術交流會議上，以「借閱」的形式抄到了許多設計局的筆記、文稿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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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初，俄羅斯米高揚設計局的總設計師別列科夫來華。當時正趕上611和132廠在搞「超七」，平方事件後美國拒絕跟我們搞合作，屠基達、馬承麟等專家提出找老毛子。當時我們在俄國搞資料的動作受到了俄羅斯特務部門的注意，不得不收斂一些，中央決定不搞資料搞人才，人才頭腦里的資料更重要。
於是在多部門的協調努力下，由駐俄使館牽頭，我們組織了多批蘇聯專家來華，光是殲擊機方面，就有搞雷達的、搞武器的、搞戰效研究的、搞航電的、搞結構的，人很不少。
當時航空工業部副部長王昂（就是當年的試飛英雄）特別指示，要給這批專家發現鈔，周末組織他們出去買東西，食品、服裝、家電等等，幫他們往俄羅斯寄，免去他們的後顧之憂，讓他們安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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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時，駐俄使館就像國內推薦了一批蘇聯時期遺留下來，可以「為我所用」的技術產品，其中地效飛行器是現在比較有名的一個。
地效飛行器其實我們早就有，1978年船舶工業部在無錫的702所就搞過這東西，當時我們叫掠海翼船。後來看到蘇聯的「裏海怪物」，我們才發現這東西居然可以做的這麼大。隨後，駐俄使館、中航技駐俄辦事處陸續寄回了多份從俄羅斯、烏克蘭等地搜集來的資料，我們就開始搞一些論證工作。
到1996年，台海形勢嚴重惡化，軍隊急的火燎眉毛，想起來地效飛行器，於是組織武漢船舶工程學院等單位開始搞（蘇聯時期在地效飛行器上安裝過反艦導彈，海軍覺得這東西可以打航母，同時也在研究用它來搶灘登陸），搞著搞著，越發覺得這東西效費比不如飛機，性能也不如當初預料的那麼強大，605所、322廠搞的也不是很順利。
到1999年的時候，搞出來兩台小型的，在太湖上進行了試航，但繼續研製需要2-3億美元，部隊不願意投錢在上面，於是逐漸就廢棄掉了。
當初我們搞地效飛行器胃口太大，一些領導提出了「雙五百」的要求，即軍用型全重500噸，能夠運輸坦克和裝甲車；民用型載客500座，能投入民航（？）運營，實際上很難做到。俄羅斯「庫爾斯克」核潛艇失事以後，我們還研究過用地效飛行器投入海上救援的方案，不過資金問題解決不了也就吹了。
2000年以後有一些日本企業來華考察過我們的地效飛行器，看了一圈沒下定決心，走掉了，之後我們的地效飛行器研究就完全沉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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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國駐俄大使館，中國駐埃及大使館也做了許多工作，最大的貢獻就是搞到了「鞭撻者」。
1972年，林彪集團倒台之後，軍事科研工作陸續恢復了一些，空軍開始謀劃殲-6的後續機型。當時殲-7、殲-8都搞得比較糟糕，機動性差，中低空性能不能滿足空軍需求。更重要的是朱寶鎏同志從越南考察空戰回國，介紹了越南空軍的實戰經驗，認為絕大多數空戰都發生在3000-8000米高度，要求中低空機動性好，動力系統推重比要高，能進行導彈空戰。當時瞄準美國最新式的F-16，決心搞殲-13。
最大的麻煩是發動機，當時比較有希望的是殲-6垂直起降型上安裝的發動機，是渦噴-6的改進型，比基本型推力大10%左右，提高實在有限，難堪大用。
同時我們還從奧地利得到了一個原納粹德國航空專家的方案，他在從蘇聯獲釋之後輾轉到埃及搞教練機，後來埃及方面又不要他了，他回奧地利到處推銷他設計的發動機，最後到了我們手上，還把他本人接了過來，三機部副部長段子俊親自接見了他。經過研究，我們認為他的方案並不先進，推力不小、油耗太大，而且只有圖紙，沒搞出樣機，所以也不可靠，我們之後出一點錢買下來他的圖紙和數據作為參考，就把他打發回去了。（這一情況是顧誦芬總師的回憶文章介紹的，實在是非常戲劇性，哪位朋友了解可以詳細介紹一下）
1976年11月，910發動機地面試車又有起色，我們很振奮，但901發動機太大，機身橫截面直徑接近1.5米，安在殲擊機上比較困難，但也只能硬著頭皮幹下去。
沒想到，1978年我們對外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埃及願意把手上的MIG-23交給我們，駐埃及大使館方面做了非常周到的安排，要求國內立即派人來接飛機。以112廠副廠長唐乾三帶隊的接收組於1978年7月秘密抵達埃及，與訪問歐洲期間「恰好」抵達埃及的張愛萍將軍匯合，並在使館武官孫丕榮和埃及空軍代表的帶領下到機場看到了MIG-23。
我們的接收組花了一整天時間全面檢查了飛機的各項情況，著重檢查了飛機雷達和瞄準具。第三天就安排拆卸飛機裝船回國，駐埃及大使館還安排對飛機和船進行了偽裝。其中，使館武官孫丕榮同志非常負責任，繼續與埃及方面交涉，最終拿到了包括飛行手冊在內的一大批資料。
接收組主力沒有隨船活動，而是稍後隨身攜帶資料乘坐日航班機飛抵巴基斯坦卡拉奇，再搭乘衣索比亞航空的飛機飛回北京。
MIG-23轟動了全國航空界，經過細緻分析，我們認為：
1.MIG-23的變後掠翼很不靈活，付出的結構重量代價太大，中低空在中等後掠翼時機動性略強於殲八，高空高速則遠不如殲八；
2.MIG-23的圖曼斯基R-29-300發動機實在是太好了，比中國現役和在研的一切發動機都優越的多，重量輕、尺寸小、耗油少，令人稱奇，隨後我們利用這個仿製了渦噴-15。
1981年小平同志調研空軍，很關心空軍的裝備建設，為我們到西方取經開了大門。之後葛文墉到法國試飛了幻影-2000，回來後很難過的跟我們講：除非幻影的飛行員犯嚴重的錯誤，否則我們一點兒機會也沒有，幾乎不可能把人家打下來。雷達、航電、武器系統都強得多，像導航系統，殲八飛行員還要看時鐘、羅盤、地圖和速度表，而幻影已經完全計算機化了。
聽了葛文墉的話，國內科研戰線已經很清楚，殲-13怕是沒什麼希望了，太落後了。
1982年空軍組織新殲擊機選型，601拿的是殲-13，611拿的是殲-9鴨式方案，320廠陸孝鵬提了一個變後掠翼方案，最後海軍、空軍、總參一致支持611的鴨式方案，601的殲-13宣告歇菜。
至於後來側衛來華盤活601，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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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大家對中蘇/中俄軍事技術合作這麼感興趣，那就補一個中俄發動機合作的故事吧。
1989年11月，蘇聯中央流體力學研究院副院長波爾塔維奇、蘇聯中央航空發動機研究院（CIAM）副院長兼總體部主任霍茨夫等三人到624所（中國燃氣渦輪研究院）訪問，我方人員非常熱情地招待了蘇聯代表，並帶他們參觀了我們研究所的許多設施，蘇方代表說我們的研究所「很不錯」，得到世界第一流發動機專家的稱讚，我們的技術人員還很是自豪了一陣。
1989年12月18日，航空工業部組織訪問團赴蘇考察發動機。訪問團參觀了蘇聯中央航空發動機研究院和莫斯科航空學院，CIAM的奧格羅德尼科夫院長熱情地接待了中國同行，並非常直爽地拒絕了我方關於中蘇聯合開展高性能發動機研製的提議。
在參觀莫斯科郊區杜拉耶夫的CIAM試驗基地時，我方專家花了兩天時間參觀和研究蘇方的高空台，並被蘇聯研究所龐大的規模、先進的設備所震驚，原來人家誇我們「很不錯」只是客氣客氣，我們的研究水平跟人家比差的遠呢。
在訪問期間，隨團行動的航空工業部外事局王淑卿同志發現莫斯科氣氛很不正常，此時正值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政府倒台，蘇軍調兵遣將，莫斯科的大路上經常能看見成隊的坦克、裝甲車和大卡車，同行的訪問團成員都隱隱的感覺到不安。
結果就在1991年，蘇聯宣告解體，訪問團的預感應驗了。
新成立的俄聯邦日子很苦，此前顯得異常高冷的俄國航空發動機工業對我們簡直殷勤備至，1992年11月俄羅斯航空工業部副部長邱依柯率團訪華，確定了中俄航發合作的初步意向；1993年1月克里莫夫設計局專家團來華，就共同開展中推研製進行談判，但因為價格問題沒談攏；1993年末俄羅斯航空工業代表團再次來華，簽訂了一大批技術轉讓合同，中國航空發動機事業由此前進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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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27引進期間的一些軼事
1984年，美國披露了他們衛星拍攝到了一種新型蘇聯飛機「拉明-L」，也就是後來的SU-27，這個情況我們馬上就了解到了，還做了相關的研究，只是當時根本沒想到我們會引進這款飛機。
80年代末中國空軍的處境相當不妙，由於平方事件的影響，西方斷絕了和我們的技術往來和軍火交易，一度寄予厚望的「八二工程」也無奈告吹，空軍提升裝備水平的努力陷入了僵局。更嚴重的事，我們已經從多種渠道獲得了台灣研製「經國」戰鬥機的一些具體情況，空軍研判的結果是吊打殲八，台海空中力量對比正在向不利於我的方向變化。
1989年春節剛過，空軍司令員于振武同志主持召開座談會，空軍方面向科研戰線詢問了引進外國飛機生產線的可能性及一些技術問題，並小範圍通報了空軍組團赴蘇聯考察飛機的情況。
1990年，空軍科研部部長張鵬和英雄試飛員葛文墉等赴蘇聯考察SU-27。考察團成員在參觀了蘇聯空軍SU-27編隊、彈射救生設備和電傳飛控之後，痛感我們技術的落後，SU-27的引進速度進一步加快。
1993年初，一代傳奇設計師西蒙諾夫來瀋陽調查我們的生產能力，但此人性格霸道，且對我們很不友好。我方大擺筵席接待西蒙諾夫一行，在酒桌上談到了中國正在進行的軍轉民工作，西蒙諾夫故意說，你們中國軍轉民做的最好的就是慈禧太后，把海軍經費拿來修宮殿，那天的宴會當然不歡而散，許多俄國朋友感嘆因為西蒙諾夫的攪和，酒沒喝好。
1993年5月，中央派遣規模很大的訪問團到蘇聯，研究引進SU-27戰鬥機的最後事宜。我們趁此機會集中601所、112廠和總參情報部門的同志，把俄羅斯航空工業整體摸了一遍，看還有什麼洋落可撿。
此行參觀了蘇霍伊設計局、伊爾庫斯克飛機製造廠、莫斯科禮炮發動機廠、莫斯科第三儀錶廠等一大批軍工企業和科研院所，研究了SU-24、SU-25、MIG-31等一批先進飛機的情況，但我們資金有限，只能優先保障SU-27，其他一些不很緊迫的項目只能擱置了。
當時空軍對蘇軍空地導彈和戰鬥轟炸機的技術很感興趣，因為打台灣用得上，但俄國方面要價很高，死活不願意鬆口。我們後來另闢蹊徑，在俄羅斯只買SU-30，其他的機載設備、技術和武器彈藥改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引進，繞開了俄羅斯方面，省錢的同時挑了一批好東西。
知乎政治局，指點江山運籌帷幄，比特種部隊不知高到哪裡去了。特別是其北美分局，直接親腚了美利堅合眾國之總統，一時傳為佳話。
答一個看似知名度不高的。
總參二部和總參三部。
外國有什麼CIA，軍情六處，克格勃，很多人問咱們國家是不是沒有類似的組織，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講，總參二部和總參三部一點不比上面這幾個差。
同世界其他主要大國一樣，中國的情報系統也分為國安和軍情兩個系統，分別是國家安全部和隸屬於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二部和三部以及總政聯絡部。
總參二部被外界俗稱為「情報部」，它有兩個核心職能。首先，負責收集和分析軍事、政治情報。其次，對外軍事交流，加強與外軍的軍事聯繫和軍事互信。此外還有三部分功能：一是向外國派遣以各種身份為掩護的搜集軍事情報的情報人員；二是從外國的公開出版物上分析軍事情報；三是向駐外使館派出武官。
總參二部下設多個局級單位。其中一局主要負責香港和台灣的情報收集。當然，它也負責全世界範圍內的重要目標。一局下面有五個辦事處：廣州工作處、北京工作處、天津工作處、上海工作處、瀋陽工作處。
總參二部二局又稱「戰術情報局」（跟戰略忽悠局不一樣！），解放軍七大軍區（廣州、蘭州、南京、成都、濟南、北京、瀋陽）各有軍區下轄的情報部，屬正師級。這些部門直接歸口總參二部二局管理。主要負責向七大軍區部隊提供戰術情報並協調其工作。
為滿足軍事戰略情報需求而派出的軍情人員，屬於總參二部三局，俗稱武官處。軍情人員主要搜集有關外國武器技術、戰爭規模、軍事學說、經濟和政策方面的情報。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駐各國大使館的武官都是由總參二部派出，而不是由外交部或國防部派出。武官是軍職人員，級別最高的是駐美國的武官，正軍級，軍銜是少將。駐其他國家的武官有些是正軍級，有些是副軍級，但是駐多數國家的武官，都是正師級，也就是大校。
總參二部還下轄有多個情報分析局，四局、五局、六局分別負責對特定地域的目標進行深層次的情報分析。
二部七局為科技局，主要負責軍事武器的研究、設計和開發情報。七處瞄準的是國外未來軍事科學技術的情報，和國內武器研發單位有密切的聯繫，能夠在武器研發過程中起到很大作用。
二部還有一個軍控局，專門用來處理國外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和軍控問題。由於外交部設有一個負責軍控和裁軍的部門，所以解放軍自己也設一個類似部門。而把軍控機構設在二部之下，則是因為情報和外事方面的工作在總參內部是由同一名副總參謀長來分管。
另外，總參二部研究機構的對外公開名稱是「國際戰略研究學會」，也就是過去的北京國際研究學會。所以凡是戰略研究協會的專家學者，都是總參二部的軍官。總參二部的情報水平比國家安全部高很多，因為它從紅軍時代一直延續到現在，因而，有中國的CIA（美國中央情報局）之稱。
接下來介紹總參三部。
總參三部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技術偵察部。
其實只需要看看第一任領導，就能看出些端倪。
李克農總負責時期:
曹祥仁（軍委情報部2局局長）
李濤（軍委情報部2局局長）
戴鏡元（軍委總參謀部作戰部2局局長）
劉志堅（軍委總情報部情報部長）
以上這幾位，每個人都是傳奇。
他們幾位合力的部門，不得了不得了。
最神秘的「中央調查部」《中國的###》
關於中央調查部的歷史考察
沈邁克/著，黃語生/譯
大約30年前，在中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我和兩位資深的中國外交官有過一次交談。當時我正在醞釀以中國的「大躍進」為題材的博士論文。
交談中我提到，最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材料里我偶然看到有一個名叫中國共產黨中央調查部（以下簡稱中調部）的機構，可我在《人民日報》上從來沒有看到過這個機構，所以請他們證實一下，這個神秘機構過去或者現在存在過嗎？他們抱歉地說不能證實，對這個機構也一無所知。
和我交談的這兩位外交官對中調部當然非常熟悉，但當時這是國家機密，對於一個好奇的瑞典博士生的詢問，他們只能諱莫如深。
畢竟這是一個和英國秘密情報局相當的中國機構。就算是在英國，也只是到了1994年3月《情報法》（即《政府情報公開實施報告》及其《解釋方針》——譯者注）頒布以後英國政府才正式承認英國秘密情報局這個機構的存在。換言之，如果20世紀80年代初我問兩位英國外交官是否有軍情六處這個機構存在，他們同樣也會否認。這是因為我的學術好奇心和國家機密相衝突。
幾年後，我看到有關中國的資料里出現了中調部這個名稱。1983年它變成了國家安全部，中調部作為一個獨立的機構已經成為歷史，於是我決定利用能見到的來自中國的零散資料撰寫一份中調部簡史。
中調部的前身
中調部並不是某些二手材料所說的那樣在20世紀40年代末就已經組建，而且它的前身也並不是有些人所說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社會工作部。中調部成立於1955年，此前它經歷過一個不短的過渡期。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央社會工作部撤銷。1949年以後整整6年，無論是軍事情報部門還是地方（政治）情報部門，都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來管理。撤銷後的中央社會部的一些部門於1955年組成中調部，但從1950～1955年，它的名稱是中央軍委聯絡部。這一時期負責情報工作的是周恩來，他是中國共產黨秘密情報活動的發起人，從一開始就堅持在所有形式的情報（人事情報、技術情報、戰術情報、戰略情報）工作中投入較大資源。他認為，只要階級鬥爭存在一天，情報工作和安全工作就十分重要。1950年4月1日，他又重申：「要戰勝敵人，非有情報工作不可。」
在周恩來的指導下，1949～1955年中國的情報機構經歷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較好地適應了當時複雜多變的環境。20世紀70年代，英國一位著名記者兼學者提到朝鮮戰爭帶來的重大影響時認為，朝鮮戰爭「迫使共產黨加速建設中國的秘密情報隊伍。通常情況下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壓縮到2～3年匆匆完成，所以，在組織方面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錯誤」。不過，現在看來，當時還不穩定的蘇聯情報機構在決定新中國的情報機構如何組建方面可能也起了作用。俄羅斯情報史專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魯和瓦西里·米特羅欽稱，20世紀40年代末，蘇聯的對外情報機構處於「混亂」狀態。
當時正是情報委員會時期，該委員會試圖把蘇聯國家安全部外國情報局和蘇聯軍事情報局歸併到一起，但這次改組的目標沒有完全實現，委員會建立一年後便出現問題，於1951年下半年撤銷。因為來自莫斯科情報委員會的高級顧問們（他們形式上歸蘇聯大使館管轄，實際上直屬莫斯科）積极參与幫助中國建立情報機構，所以，這一時期他們給中國提出的建議現在看來可能同樣是「混亂」的。
1949年，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期間，周恩來於7月8日和9日主持了中共中央彙報會議，商討情報、公安兩個部門的組建等問題。7月11日，周恩來同意中共華北局提出的建議，將華北局社會部併入中央社會部。後來的結果表明，這是撤銷當時已有的最高機構的開始，因為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8月9日在給各解放區中央局及分局的電報中指出：「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設我們的保衛與情報工作，決定取消中央社會部，另成立情報、公安兩部（中央政府成立時，為政府的情報、公安兩部）。」該計劃後來只實施了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後，中央社會部的保衛工作確實移交了，但列入計劃的情報部卻沒有成立。
1949年10月11日，李克農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情報部部長（他公開的身份是外交部副部長）。此前，從1948年5月起他一直是社會部的負責人，先是擔任代理部長，後任部長。1949年後，中央軍委在各地成立了「開展國際情報工作的專門機構」。李克農直接向周恩來彙報工作，這一時期擔任李克農助手的是羅青長。1955年中調部成立後，羅青長擔任秘書長，1983年從中調部最後一任部長位置上退休。他與周恩關係密切，1954年兼任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負責情報工作。
從目前的資料中無法勾勒出1949～1950年冬天這段機構調整期，後來的調查部和此時軍委的情報部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歷史研究者可以根據現有資料確定軍委情報部何時成立，誰是領導人，但對於調查部，現有資料都語焉不詳。從一份有關羅青長職務的准官方列表看，有一個時期，這兩個單位實際上是一體的，羅青長同時擔任軍委的情報部一局局長和聯絡部一局局長，1950年底擔任聯絡部高層領導職務的人員中有後來任中調部主要領導的鄒大鵬、馬次青和馮鉉。
1950年是中國高層情報官員總結過去、規劃未來的一年。李克農曾撰寫中共情報活動的（不公開的）官方歷史，這樣做的目的是「促進新中國情報工作的政治和業務發展」。而其同事則對中央社會部的政策和業務構架進行評審，使之適應新環境的需要。在這種背景下，向國外派遣情報人員是需要解決的眾多敏感問題中的一個。它已經不單純是由一個革命政治組織（中國共產黨）派遣，從事實和法理上是由中國政府派遣。1950年4月召開的情報工作會議對國家最初的一些情報政策達成了一致意見。會前，在1月底召開的第4次東北公安工作會議上，對於大力開展境外情報工作指出：「必須建立反姦情報派遣工作。
因此東北公安部、遼東、遼西省廳、瀋陽、旅大公安局，應物色具有派遣條件的我之幹部或可靠關係，以及個別向我秘密自首並能掌握而有適於派遣的黨特分子，加以秘密訓練，派遣出去。其工作任務：主要是以設法打入蔣、美、英、朝、日本特務機關內部，偵察其敵特活動情況、陰謀計劃和向我區派遣人員的線索等情報。但這種派遣，必須精幹隱蔽，長期打算，單線領導，不要濫竽充數，不準發展關係。但對其中利用分子，應時刻警惕，防範敵人的反間陰謀。」
當時情報工作（特別是國外情報工作）的總體政策是什麼？1950年4月1日，周恩來指出，情報工作要從單純的軍事情報向軍事和政治情報轉變，還需要增加經濟情報，科技情報還沒有搞，要開闢國外的情報工作。
情報工作的目的不是為了輸出革命，完全是為了主動防禦。10月，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與副部長羅奇清和政保局局長陳龍談話時指出：「中國進行國外情報工作的原則和帝國主義分子不同，我們的目的是了解敵人針對我方的陰謀。我們的目的是防禦，是積極防禦。只有了解對方，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年後，周恩來等人設想的情報工作就總體而言仍處於初始階段。195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電報中指出：「各地情報部門業務幹部量少質差，主動不夠，尚影響工作開展。」李克農要求在多方面做出改進。這些改進最終促成了1955年中調部的成立。
1950年12月10日，軍事情報、技術情報和政治情報正式劃歸新設立的機構——總情報部負責，由李克農任部長，直屬中共中央而不是由總參謀部管轄。這種組織形式有助於橫向協調，但對於提高獲得情報的能力幫助不大。
1953年1月29日，總情報部撤銷，李克農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並繼續分管聯絡部的工作。他一直患心臟病，此時病情加重，3月5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離崗治療。1954年春，由誰通過什麼渠道給聯絡部提供經費出現了爭論，這個問題通過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供給部部長鄧典桃與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磋商得以解決。這是源於1954年中共中央對各直屬機關的「預算外資金」進行規範管理。1954年秋，機構改革的時機成熟了。
1955年中調部成立
2001年，《楊尚昆日記》出版之前，外國學術界對於中調部成立的確切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對於它的成立時間和成立經過，漢學家和情報史專家們只能猜測。楊尚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4年中一直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有了他日記中提供的信息，我們終於可以勾勒出一個大概的時間輪廓。
1955年2月23日，聯絡部的羅青長、鄒大鵬和馬次青拜訪楊尚昆，毛誠陪同前往，商談聯絡部的「歸宿」問題，他們表示願意回到黨的系統中來，稱這是「群眾的一種情緒」。
28日，楊尚昆找到李克農，和他談聯絡部（在日記中稱之為「政情部」）歸屬單位的問題。李克農的意見是放在黨的組織內為好，可成立一個部，名稱可以叫做調查研究部。周恩來傾向於讓李克農兼任這個新部的負責人，以便統一管理，並且要經書記處討論後再決定。
3月4日，在周恩來的辦公室舉行了一個會議，出席者有周恩來、楊尚昆、粟裕、李克農、羅青長等。會議決定把聯絡部中的軍事情報單位劃歸中央軍委，在黨內成立一個調查部，仍由李克農兼任部長，由周恩來當晚提交給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批准。晚上8點在劉少奇的辦公室召開了書記處會議，討論持續到3月5日凌晨1點30分，中央書記處批准了周恩來起草的文件並報告了毛澤東。
毛澤東什麼時候批准這份文件現在還不得而知，但4月8日，楊尚昆在他的日記中提到「中央和主席已批准成立中央調查部」。一份資料中稱：「195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把原屬總參謀部的聯絡部歸由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起名為『中央調查部』。」李克農的兒子稱：「1955年7月，總參聯絡部調整為中共中央調查部，由我父親兼任部長。」
中調部的日常工作由李克農與楊尚昆聯繫，重大事情則要請示鄧小平。
《楊尚昆日記》中1956～1958年的記錄不太完整，從1959年開始，《楊尚昆日記》中有他和孔原頻繁定期會面的記載。1962年11月，即李克農去世9個月後，孔原正式接任中調部部長。
關於中調部組織結構的情況我們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有一個秘書處，下屬幾個局。
從新華社發布的肖赤（1911～2006）的訃告中我們知道中調部曾經有一個管理局，肖赤曾經擔任局長。根據抗大一名畢業生從中調部聯絡局局長的職位退休這一點，我們認為，這些局的分工是職能性的。除了數量不明的局之外，中調部還有一個對台辦公室，這一點在楊蔭東的簡介中有所透露。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對台工作組和對台辦公室，「對台辦設在中央調查部，主任由周總理辦公室主任兼，楊蔭東負責具體工作。」
中調部在一些省和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常設或非常設機構。例如，1955年8月，中共廣東省和雲南省委員會根據中央的決定分別建立了調查部，它既隸屬於省委又隸屬於中調部。廣東省調查部「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期間及以後一直存在。中共雲南省委調查部負責對外調查，但於1957年6月被撤銷。中共上海市委調查部1955年6月成立。山東省調查部1978年12月成立，當時它的編製是48名幹部，由4個處室組成。只有河南省從來沒有成立過調查部。
中調部的情報一般呈送給中國共產黨、政府和軍隊的決策者。《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曾提到毛澤東閱讀中調部1965年7月30日編印的第872號《調查通報》，即關於一位台灣人士談李宗仁回國的問題。決策者有時也會有選擇地把一些情報擴大閱讀範圍，不過仍限於高層。
1958年11月4日美國議會選舉剛剛結束（這次選舉中，共和黨失去很多席位），毛澤東便批示把中調部對美國議會選舉及其結果的分析在八屆六中全會印發。這次全會由毛澤東主持，出席會議的有166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以及「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毛澤東給中調部的分析加了一個標題《美國政治氣氛向好的方面發展》，他還加了個人評語，稱這個分析「很有意思」。
中調部的活動
中調部總體框架建立之後，其日常活動和政策必須十分慎重。這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這樣的工作很不好搞，必須仔細、仔細又仔細，而且注意經常提請中央決定。」許多重要事項是在1955年12月由中調部主持召開的第二次政治情報工作會議上決定或同意的，毛澤東和劉少奇都為會議題了詞。毛澤東12月6日的題詞是：「實事求是，努力工作」。
劉少奇12月8日的題詞是：「總結經驗，改進工作，爭取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更大勝利，保衛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24日，周恩來接見與會代表並發表講話，讚揚他們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進而強調：「這樣一條路線的重要環節就是怎樣爭取國際和平。爭取和平，越持久越好。我們要利用這個和平時間，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使我們的國家更強大、更富強。」後來也召開過同樣的會議。如1959年2～3月，中調部召開了全國情報工作會議，2月26日，鄧小平、彭真和楊尚昆接見了調查部工作會議的外國工作同志。
保密是中調部最為關心的問題，20世紀50年代，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內部出版的《國家機關黨派團體負責人名單彙編》中，既沒有提到中調部的名字，也沒有提到其主要領導人。其他信息則非常豐富，列出了中央和省一級政府機構、政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群眾團體、主要大學和研究機構等的名稱和主要領導。在黨的內部交流材料中，如果材料的閱讀者超出了「知密範圍」但又必須提到中調部時，則使用暗語。
1965年9月27日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布的一份文件中，其他黨委使用的是明確的名稱，而中調部則代之以「在西苑的機關黨委」。西苑是指中調部所在地北京海淀區西苑100號。
中調部的保密工作從總體上看是很有成效的。在羅納德·W·克萊恩和安妮·B·克拉克編於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共產主義傳記詞典》（該詞典主要以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公開信息資料為基礎編成）中，認為李克農和鄒大鵬是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孔原被說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重要的外貿專家之一」。
在香港，中調部駐港人員有時會在中國大型貿易公司名義上擔任一些職務。鑒於其工作性質是「調查」，他們用得最多的掩護身份可能是記者。用記者身份作為掩護在中調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就已經存在，成立於1948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它的章程中已經認可了這種做法。吳冷西指出，「在許多其他分社，新華社記者均接受調查部及使館調查組指定的一定任務。
幾年來，這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有成績的，應當加以總結。一方面新華社記者如果充分運用職業上的便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協助調查部的工作，因為記者有很大可能通過自己的活動取得有價值的情報，這和調查部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記者不同於秘密情報人員，他的活動基本上是採取公開的、合法的形式。在給予情報任務時，應當充分利用記者活動的這一特點，而不宜把他當作秘密情報人員使用。記者必須和專業調查人員在方式方法上區別開來。
某些工作方式，例如出面聯繫對象等，由記者出面就不合適，因如一旦泄露不僅不能立足，而且勢將給新華社的國際影響帶來損失」。如果發現新華社記者從事「與他們身份不符的活動」，外國政府或殖民地政府會用各種方式予以報復。在香港，因為新華社的特殊地位，這種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過。
比如，公安部在1960年披露的一份內部材料中就提到港英當局「今年以來，因懷疑是我地下工作人員逮捕了4個人。目前被偵察監視的有87人，其中包括梁威林、祁峰等同志和費彝民等人」。1963年，新華社駐布拉格辦事處（這是新華社在歐洲建立的第一個駐外機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早一年）被捷克當局勒令關閉，因為「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
一位英國作家把新華社的情報活動描述為是「謹慎的，常常是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進行，而且總是低調」，他甚至援引倫敦一位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的話稱：「中國在英國沒有任何情報網路。
」新華社駐倫敦記者站正式建於1956年7月，駐開羅記者站建於1956年12月，駐巴黎記者站建於1957年7月（這是中國第一次在沒有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設記者站）。在日本，新華社的記者站直到1964年9月才建立。
有人可能認為，中調部和新華社之間十分密切，為了避免這種誤解，吳冷西曾建議在新華社與中調部之間建立某種管理機制，他指出：「中央調查部過去在記者中的工作部署和經驗我們均不詳知，建議中央調查部考慮總結這一方面的工作，就如何運用記者的便利條件充實調查工作得出有益的經驗，同時就記者工作中哪些調查方式是不宜運用的作出規定，這對於記者今後加強和提高這方面的工作，同時避免可能遭到的損失，是有必要的。」
中共中央外事組對吳冷西建議的具體反應不得而知，但似乎從原則上是贊成的。1961年秋，楊尚昆在與孔原等研究後決定再召開一次全國情報工作會議，與會人員來自中調部、公安部、外交部、解放軍軍事情報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和華僑事務委員會等。10月20日，楊尚昆和一些與會代表商討了如何整頓情報工作的問題和各系統的分工、合作問題。
中調部和外交部之間關係的性質尚不清楚。20世紀70年代，外國研究者對中國和蘇聯的情報機構進行比較之後做出的估計是：「中國謹慎得多」，「只安排大使館少數主要官員進行這項工作，而且不是在每個國家首都都開展」。
中調部的發展、演變
中調部的預算是高度保密的，但它受到中國總體經濟發展的影響這一點則不是秘密。「大躍進」時期，中國的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財政和貿易辦公室
1962年3月25日建議，作為挽救措施之一，國家開支將減少31億元。中調部的工作因此受到直接影響。4月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召開中調部、國家科委和中共中央聯絡部緊急會議，「談壓縮非貿易外匯問題」。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大家都熱烈擁護壓縮，「各單位自報壓縮數目不小，收穫較大。」
1964年，中國經濟明顯開始好轉，在外交事務和國際關係方面提出了多項工作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
這些建議許多都源於中央外事小組和中宣部1963年底撰寫的一份報告，即呼籲積極開展研究外國的工作。毛澤東在文件的批語開頭一句是：「這個文件很好」（他還專門提出中國要多研究世界主要宗教）。
其中一項直接影響中調部的建議是改善和擴大語言培訓計劃。在海外從事情報工作毫無疑問需要懂外語，而且對情報進行分析也要懂外語。1955年建立之初，中調部就從它的前身中央聯絡部接手了一所學校。
該校的前身是外交知識和外交事務培訓班，這個班是李克農根據周恩來和他的助手閻寶航的要求，於1949～1950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批駐外大使和高級外交官開辦的。第一批學員大多任職於外交部，有些人後來擔任了中調部的領導。20世紀50年代，這所學校名為「外事幹部學校」，1961年更名為「外交學院分院」，並第一次擴大規模。
1964年春，中共中央宣布，未來幾年急需大量懂外語的幹部，「以便利用世界先進科技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提高情報人員的質量和數量，因此，中調部再次擴大規模，「把現有的幹部學校改為一所外語學院」的建議也得到批准。1965年，國際關係學院成立。
中調部部長孔原是參加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中央候補委員之一。這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出台了所謂的《五一六通知》，標誌著揪出文件所稱的「混進黨內、政府內和軍隊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展開。
1966年夏，國際關係學院的學生和員工在學校管理及政治問題上產生了派系分歧。當分歧可能影響到中調部的工作時，鄧小平和李富春前往學院視察，很快平息了紛爭。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不久，被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受到批判，他把中調部的管理權交給了生。
生接手之後，中調部的日常工作表面上仍然一如往常，但在1966年12月6日的中共中央常委會上，周恩來對一些部門提出了批評意見，並特別指出中調部「搞神秘的東西」。周恩來要求，根據「文革」的整體部署，中調部的領導要和其他黨政軍部門一樣接受從下到上的調查。1967年3月，經毛澤東同意，周恩來宣布對中調部實行軍管。後來的兩年，中調部由解放軍和「造反派」共同管理。
1969年11月，中調部成為總參謀部情報部的一部分。孔原和其他領導有的坐牢，有的在「五七幹校」勞動，中調部與總參情報部合併，羅青長成為副部長之一。
中調部和總參情報部合併了多長時間？歷史資料沒有提供確切的答案。1973年3月3日，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意把1969年歸屬到總參的一些政府部門重新劃歸國務院管轄。這些部門包括測繪、氣象、電信等。儘管沒有明確的文件說明中調部何時恢復原先的隸屬關係，但省一級的調查部在1973年夏或者恢復，或者重新更名為調查部（如果已經改名為革委會第X辦公室的話）。
2000年，熊向暉在一篇文章中稱他「從1973年10月到1982年4月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通過網上搜索，在羅青長的簡歷中寫到，「1973年至1983年任中共中央調查部負責人、部長」。可見中調部恢復作為中共中央的一個獨立機構的時間可能是在1973年3～10月。
1978年以後，中調部的物質條件開始逐步改善。1979年1月至1981年4月，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的馮基平任中調部副部長。1980年，他大部分時間用於公審「幫」。中調部參與了調查康生的活動。1983年7月1日，有28年歷史的中調部撤銷，正式併入國家安全部。
本文對中調部的歷史做了一個簡略的梳理，有點兒類似於「大事記」。作者儘管多方搜尋資料，但很多讀者可能還是會認為比較膚淺。事實上，筆者雖然十分希望能夠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但卻難以實現。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來或長或短存在過的眾多重要機構中，像中調部這樣鮮為人知的機構絕無僅有，這是由它的工作性質決定的。這個機構在冷戰時期為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工作在「隱蔽戰線」上的人們所做的貢獻，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可能會大不相同。
或許有一天，中國的歷史學家會揭開覆蓋在這個機構上的神秘面紗。
來源: 當代中國研究所 | 來源日期：2011-04-01 | 責任編輯：徐書鳴
戰略忽悠局 為中國贏得了30年的發展期。。。
...8.14更新
那些重量級評論員
皇甫平
任仲平
下面文字來源於網路：
人民日報那些神秘的「評論員」
何振華：「如何振興中華」，主要負責反分裂主義的文章
柯教平：「科技教育評論」，主要撰寫科教方面的文章
國紀平：「國際評論」，主要表達中國官方對國際問題的看法
仲言：「重視言論」，負責引導文藝創作工作。
仲祖文、仲組軒：中組部
鍾政軒：政法委
鍾軒理：中宣部理論局
秋石：中央委員會（主要在中央委員會主管的《求是》雜誌發文）
衛民康：衛生部
....8.12更新
新華社，是一個情報機構。國內的新華社記者一項重要的工作是寫內參，對某些事件進行詳細調查之後寫的報告，不公開，上報。
科幻作家韓松，本職工作是新華社記者，他曾經去調查鬼，有本書，鬼的現場調查，很早就已經出版了，估計是因為不屬於保密範圍。
下面欣賞一下這本書的封面：
有點驚悚，非戰鬥人員警戒
三級預警：
倒計時 1
倒計時 2
倒計時 3
韓松，鬼的現場調查封面，圖片來源於豆瓣
韓松，鬼的現場調查
關於內參，等你的保密級別達到一定程度就能看到某些版本。我曾經在某大學閱覽室看到過內參，一種期刊，上面標註了接收是機要處，估計是擺錯地方了。
圖片來源於網路，僅供參考
下面內容來自百度百科：
新華社每天都要發若干條內參，最高級別的是&<國內動態清樣附頁&>，專門提供給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委員參閱，一般反映極為重大和緊急的事態。
其次是&<國內動態清樣&>和國際&<參考清樣&>，供省部級以上領導參閱，主要反映重要動態、敏感問題和重要建議。
此外，新華社還編髮內參刊物。面向地市級和司局級的是&<內部參考&>，反映問題的敏感度比「動態清樣」要弱許多。
最低一級的是&<內參選編&>，主要從《內部參考》和「動態清樣」中選出部分不太敏感的內容，每周一期，發至縣團級等基層幹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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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史研究館，以前叫做中央文史資料室，裡面都是高齡的文化名人。有一句話怎麼說來著，他們就是歷史。
有網站，可以搜索看看
....
國家安全委員會
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
和平統一委員會
發改委。
中國共產黨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簡稱中央警衛局、中辦警衛局、中警局、中警），又稱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警衛局、公安部九局，位於北京市西城區，隸屬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下屬的正軍級單位（局長常高配中將），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直接領導，其主要責任為負責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領導人的人身安全。
保護的職位比如說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召集人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
中國共產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
中國共產黨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中國共產黨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中國共產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
中國共產黨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總指揮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1] （簡稱：國家發改委，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是國務院的職能機構。國家發改委的前身是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
是綜合研究擬訂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進行總量平衡，指導總體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調控部門。
主要職責：
（一）擬訂並組織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統籌協調經濟社會發展，研究分析國內外經濟形勢，提出國民經濟發展、價格總水平調控和優化重大經濟結構的目標、政策，提出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手段和政策的建議，受國務院委託向全國人大提交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報告。
（二）負責監測宏觀經濟和社會發展態勢，承擔預測預警和信息引導的責任，研究宏觀經濟運行、總量平衡、國家經濟安全和總體產業安全等重要問題並提出宏觀調控政策建議，負責協調解決經濟運行中的重大問題，調節經濟運行，負責組織重要物資的緊急調度和交通運輸協調。
（三）負責匯總分析財政、金融等方面的情況，參與制定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土地政策，擬訂並組織實施價格政策。綜合分析財政、金融、土地政策的執行效果，監督檢查價格政策的執行。負責組織制定和調整少數由國家管理的重要商品價格和重要收費標準，依法查處價格違法行為和價格壟斷行為等。負責全口徑外債的總量控制、結構優化和監測工作，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四）承擔指導推進和綜合協調經濟體制改革的責任，研究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重大問題，組織擬訂綜合性經濟體制改革方案，協調有關專項經濟體制改革方案，會同有關部門搞好重要專項經濟體制改革之間的銜接，指導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和改革試驗區工作。
（五）承擔規劃重大建設項目和生產力布局的責任，擬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和投資結構的調控目標、政策及措施，銜接平衡需要安排中央政府投資和涉及重大建設項目的專項規劃。安排中央財政性建設資金，按國務院規定許可權審批、核准、審核重大建設項目、重大外資項目、境外資源開發類重大投資項目和大額用匯投資項目。指導和監督國外貸款建設資金的使用，引導民間投資的方向，研究提出利用外資和境外投資的戰略、規劃、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的目標和政策。組織開展重大建設項目稽察。指導工程諮詢業發展。
（六）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組織擬訂綜合性產業政策，負責協調第一、二、三產業發展的重大問題並銜接平衡相關發展規劃和重大政策，做好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計劃的銜接平衡；協調農業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會同有關部門擬訂服務業發展戰略和重大政策，擬訂現代物流業發展戰略、規劃，組織擬訂高技術產業發展、產業技術進步的戰略、規劃和重大政策，協調解決重大技術裝備推廣應用等方面的重大問題。
（七）承擔組織編製主體功能區規劃並協調實施和進行監測評估的責任，組織擬訂區域協調發展及西部地區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戰略、規劃和重大政策，研究提出城鎮化發展戰略和重大政策，負責地區經濟協作的統籌協調。
（八）承擔重要商品總量平衡和宏觀調控的責任，編製重要農產品、工業品和原材料進出口總量計劃並監督執行，根據經濟運行情況對進出口總量計划進行調整，擬訂國家戰略物資儲備規劃，負責組織國家戰略物資的收儲、動用、輪換和管理，會同有關部門管理國家糧食、棉花和食糖等儲備。
（九）負責社會發展與國民經濟發展的政策銜接，組織擬訂社會發展戰略、總體規劃和年度計劃，參與擬訂人口和計劃生育、科學技術、教育、文化、衛生、民政等發展政策，推進社會事業建設，研究提出促進就業、調整收入分配、完善社會保障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建議，協調社會事業發展和改革中的重大問題及政策。
（十）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負責節能減排的綜合協調工作，組織擬訂發展循環經濟、全社會能源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規劃及政策措施並協調實施，參與編製生態建設、環境保護規劃，協調生態建設、能源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的重大問題，綜合協調環保產業和清潔生產促進有關工作。
（十一）組織擬訂應對氣候變化重大戰略、規劃和政策，與有關部門共同牽頭組織參加氣候變化國際談判，負責國家履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相關工作。
（十二）起草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有關法律法規草案，制定部門規章。按規定指導和協調全國招投標工作。
（十三）組織編製國民經濟動員規劃、計劃，研究國民經濟動員與國民經濟、國防建設的關係，協調相關重大問題，組織實施國民經濟動員有關工作。
（十四）承擔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有關具體工作和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及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的具體工作。
（十五）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
根據國務院規定，管理國家糧食局、國家能源局。
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俗稱「國安委」、「中央國安委」，全稱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下屬機構 。經由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後，於2013年11月12日決定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任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德江任副主席，下設常務委員和委員若干名。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中共中央關於國家安全工作的決策和議事協調機構，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負責，統籌協調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事項和重要工作。
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有利於提高國家在面臨各種安全危機和挑戰時的應變能力，也代表著我國在捍衛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方面的決心和意志 。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維護外部安全的重要內容。國家安全委員會既有對內職能，也有對外職能，與國家的外部安全休戚相關。具有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整合對內對外事務的內外兼顧特點 。
能找出更狠的機構 算我輸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補充一個現在很多小朋友不知道的基層機構，很多公安局都有一個科室叫做六科，職責保密，理論上也不會出現在公開資料上。屬於秘密戰線最基層的部門。
這答案怎麼還沒刪 小管家又在偷懶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下屬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
…
傳說中的中國網軍，以及他們的基地-藍翔技校
特種部隊不在於人多，而在於支援多。
有啊
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第129師386旅獨立團。
團長李雲龍
政治委員趙剛
副團長邢志國
團參謀長張大彪
以及擁有強大義大利炮的二營長
這時候怎麼能不提令國外聞風喪膽的戰略忽悠局
中國哪有什麼特種部隊，我們的戰士穿著單一吃著干饅頭呢。
我們的槍都是三個人一條抗戰時候留下來的。最近開始三D列印模型槍給戰士們找找手感
汽車坦克更沒有了，都是紙殼塗的，還有少量充氣的。
閱兵的導彈是，全國湊了半年的卡車拉的紙殼
什麼你說飛機？那是管蘇聯租的，租金給不起是用未來十五年中蘇海關稅做抵押，另加五萬噸小米，分十年還。
航母？搞笑了，PS的，看不出來？當時下水的時候，管幾個大學借才找到一台高清投影儀投的，外面那麼遠不給媒體拍，就是怕露餡。
殲二十是，殲十改裝加喇叭的，成都那聲巨響，就是低音炮後面爆炸了。非要是說什麼超音速巡航，殲十能起飛的就幾架，國慶都不敢用。
特種部隊？是戰忽局都說了沒有了，那一定是真的沒有？
戰忽局？這個真沒有這問題咋答，特種部隊和機構完全不搭邊啊。機構對比的應該是機構啊，特種部隊算什麼機構呢？我猜你想問的是有沒有一個機構，這個機構能夠培養出比特種部隊的戰士有更強單兵素質人吧。但是這個問題也沒法答，特種部隊的能力要求很多，如果是單一某個方面肯定有比他強的專業性機構，如果是全面的，那不就是特種兵么，還有什麼比特種兵更特種兵的？
政府部門任何一個需要蓋章、需要批准的地方。
飛將軍李廣死前說，無以五尺軀對刀筆吏，千百年來概莫能外。
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調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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