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心理學家們對「焦慮」的關注是否適用於當下中國?
比如羅洛梅《焦慮的意義》和弗洛姆《逃避自由》中都提到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面臨著過多的選擇與不確定性,因為宗教的衰微以及面對時代的無力而產生焦慮……凡此種種都與當下的中國極為相似,儘管東西方文化不同,但在閱讀時依然有很強的共鳴。
這些心理學家對「焦慮」的關注是否適用於當下中國?他們的理論對我們有何借鑒意義?
劉柯提出了一個好問題,不過想要駕馭這個問題的難度較大。最近剛好有些感觸,便試著來回答一下。
每個時代均會有一些核心的情緒,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情緒便是焦慮與抑鬱,而在戰爭年代,核心情緒可能是恐懼與哀傷。那麼,為什麼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情緒是焦慮與抑鬱呢?
先來說一下最近常有的體驗。兒子正在讀小學,幾乎是每天,都會收到班主任群發的簡訊,告知某個比賽的結果如何,生字聽寫結果如何,並將前後名單公布出來。作為家長,每當閱讀這樣的簡訊時,往往心情起伏很大,有時欣喜,有時失落,有時憤怒。簡訊所帶來的情緒,無意識地會傳遞到孩子身上,所以每當看到孩子表現較差時,我回家時不免對他橫挑鼻子豎挑眼,但每次無理的責備之後便是後悔。
我真的不希望收到這樣的簡訊,何必呢?讓家長們生活在對孩子的憂慮以及相互比較的壓力之中。但這個情景恰恰是我們時代的縮影,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鼓勵競爭的時代,這種氣氛也傳遞到了幼小的孩子身上。競爭會導致自戀的滿足與受挫,於是所有可能導致自戀受挫的情景(比賽、考試),不免令人焦慮不安,當不好的結果出現時,往往使人沮喪與抑鬱。
與競爭相伴的是焦慮。中國傳統文化中所期待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意境已經成為了一種幻想中的狀態。競爭成功時所帶來的自戀滿足,競爭失敗時所帶來的自戀受挫,變成了類似於心靈毒品的東西,讓人慾罷不能。雖然人本主義假設人有一種自我實現的驅力,即只要提供足夠好的環境,人能夠將自身的潛力盡量地發揮,但這種人性假設是被統治階級所拋棄的,因為統治者需要通過競爭來約束一個人,將人的能量最大程度的激發以榨取更多的價值。當然,統治階級不會輕易的暴露出這種自私的目的,而會拋出一些合理化的口號,比如「更高、更強、更快」之類。
導致焦慮日益增長的另一個原因是慾望的激發。在這個時代,慾望不是被控制與約束,而是被挑動起來。鼓勵消費便是在激發慾望的滿足,美其名曰刺激經濟發展,但經濟的發展目的是什麼呢?方向是什麼?這些理性的思考則很少談及。鼓勵競爭的背後也是在激發自戀的慾望。通過慾望的激發來控制人,是統治者屢試不爽的伎倆:它讓人缺乏理性思考的習慣,從而乖乖的成為被駕馭的工具。媒體中充斥了令人慾望勃發的圖片,社會上也不斷熱炒精英、土豪、明星的奇聞軼事,鼓勵著性的、自戀的慾望的放縱。「吾未見好色如好德者也」,往慾望這一端的擺盪是這個時代的特徵。一個被慾望所控制的人是容易焦慮的人,而慾望的節制會使焦慮下降,這也是宗教或者禪修訓練能夠降低焦慮的原因之一。一個好色的人往往是焦慮的,而一個好德的人則是平靜的。
在慾望激髮狀態下,人更多的關注於結果而忽略了過程,但結果導向便容易讓人惴惴不安,無形中人們承認了諸多壓力。而關注過程、體驗,關注當下便能令人馬上放下焦慮,所以往往僅僅8周的正念訓練,便可以讓一個焦慮的人平靜下來。現在禪修、靈修日益流行,這也從側身反映了人們普遍存在的被焦慮的折磨。
導致焦慮日益增長的第三個原因是我們變得越來越個體化了。在新自由主義日益盛行的今天,鼓勵自由與個性帶來輕鬆與解放的感覺,但同時也帶來了壓力與焦慮,因為作為個體而言,總是無助和無力的。在集體主義時代,雖然受到約束與限制,但卻可以得到安全的保證。中國從集體主義走向個體主義的過程中,是伴隨著心理障礙和自殺率的日益增長的,這種趨勢在歐美各國的發展變遷中也曾經出現過。信奉天主教的國家自殺率遠遠低於信奉新教的國家,原因之一便是前者對個體有了充分的約束,而後者鼓勵個性的發展。在社會上,自由職業者是壓力最大的人群,因為他們得靠自己的打拚才有生存的可能;而公務員或者國企員工,旱澇保收,心情也容易平靜些,當然代價是一種束縛感。雖然手頭沒有關於這兩種職業人群現在的自殺率數據,但迪爾凱姆在《自殺論》一書中的研究發現,自由職業者的自殺率遠高於普通人群!人都嚮往自由,但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與無形的焦慮,這些,作為個體的你能應對嗎?
多謝劉柯邀請!
焦慮是全人類共有的基本情緒類型,個人覺得研究焦慮不存在什麼文化壁壘,只是在不同的時期對焦慮的關注有不同的側重吧。
在我國,人們常常談論的焦慮,存在於學習、生活和工作的語境中。
當你面對一項任務、碰上突發事件、面臨喪失、對思考做出決策、或者遭遇現實困難,內心感到了壓力與緊張,焦慮就開始如影隨行了。
這種現實的焦慮是無處不在的,沒有人能逃避得開,所以,人的一生,存在的焦慮就是打不死的小強,你必須隨時有能力和精力與焦慮作戰。
在精神病學框架下焦慮,是被動而僵化的概念,帶有強迫色彩,醫學專家界定焦慮的過程,也是把焦慮複雜化的過程。
美國心理學者對焦慮的思考要廣袤得多,他們是把焦慮置於文化視角來觀察的,文化增加了我們對焦慮的感知的深度和闡釋的空間。
因為,幾乎所有的疾病,都是文化病,理解一個癥狀,避免不了要從社會文化為出發點來端詳的。
焦慮不僅僅是生理現象,和心理狀態、文化觀念都有無法割裂的聯繫。
研究中國人的焦慮,自然也是要從中國的文化來理解焦慮的。這就是借鑒的意義。對題主列出的著作不了解,就簡單說下自己對焦慮的看法。
現代人的焦慮幾乎是普遍存在的,而焦慮情緒乘著自卑的「東風」可以慢慢蠶食一個人的健康心態,幾乎可以斷言,在焦慮情緒的支配下,人的智商可以低到誇張的水準。
焦慮情緒緣何而來?還是社會環境的巨大變遷所致。
物質豐富帶來了選擇焦慮。我記得我小時候理髮就是去街邊,老師傅一張板凳一把推子,2塊錢理出來的效果帥的飛起;再看看現在,進了理髮店連剃頭師傅都分好幾個檔次。面對這茫茫多的選擇,選哪個好?哪個更划算?選高的割肉,選低的掉價。選擇越多,意味著選錯的幾率越高,所以人們對於選對還是選錯就產生深深的擔憂,越擔憂就越容易錯,其實哪有什麼選擇是絕對正確的,於是焦慮感自然而然的就來了。
信息交換帶來了比較焦慮。國人當下的不幸福感八成以上都來自於比較,而比較全賴於信息的廉價共享。以前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每個人都在自己固定的小天地里,見的人和自己差不多,做的事也都在自己人生軌跡之內,社會階層非常的固定,彼此間信息與資訊的共享也是很閉塞的。而現在呢?手機、電腦、電視、報紙,還有出門就可見的各種各樣鋪天蓋地的廣告。你說你不了解明星?八卦新聞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你看不到的;你說你不了解國家領導人?中央13全天滾動播出;你說你不了解商業巨頭?現在還有誰不知道馬雲馬化騰李彥宏是幹啥的。信息交換的廉價,使得人們的比較範圍無限延展——工作忙的羨慕工作閑的,工作閑的羨慕賺錢多的,賺錢多的羨慕地位高的,地位高的羨慕有自由的。這種比較鏈條幾乎是沒盡頭的。如果說整個社會的幸福感需要一條基準線的話,中國社會的幸福感基準線幾乎每年都在以超過GDP增幅的速度上升,多數人都被來自其他領域的比較壓得無暇關注自己,善待自己,焦慮感自然乘虛而入。
焦慮最致命的在於它的存在看似毫無問題,非常合理。所有為了緩解焦慮所做的事情似乎都是合理的:拚命工作,不惜以健康為代價;努力攢錢,不惜以拮据為代價;不停充電,不惜以捨棄休閑時間為代價。人在焦慮中就像一根繃緊的皮筋兒,總覺得自己還能撐,還能撐,再緊一點兒,還能撐,結果到最後連怎麼松下來都不會了。
冒昧談一下我讀了榮格、馬斯洛和羅洛梅主要作品之後的感受:
非常注重自我,把焦慮或痛苦解釋為情況改變之後的心理調適不良或暫時應激。過於突出所謂愛與被愛的感受,抽象而不能深入現實。
如果去了解上述三位心理學家的童年,就會發現他們都是原生家庭有問題的人,父母中至少一方未能很好陪伴他們並給予適當回應,這恐怕也是他們研究心理學的原因,也讓我忍不住去想,他們的理論算不算一種理論雞湯?可以使人得到寬慰,幫你發現讓你心理失衡的原因,卻不能真正解決相應的現實問題。
如果焦慮是一種無力感,他們真正能幫我們克服焦慮的,不是告訴自己:「一切都會好的。」而是坦然接受現實、採取實際行動去改變那個讓我們焦慮的現狀,唯有勇敢地直面現實、去行動、去創造,才能保持對未來積極的預期、而不陷入長久的無力感。
當然陷入焦慮的人可能想不到去行動、去改變現狀這一層次,這可能才是心理學研究的意義,識別心理問題、解決心理問題,幫助人們重新回到迎戰現實的正途上。
我記得有本書是講中國人為何焦慮的,我沒買只看了簡介。其中提到一點是沒有安全感,包括富人階層,所以很多人移民。講到原因提到有一點是因為中國的特權階層,中國人生活在中國存在這一方面的不安定因素,人們難以平靜下來。
另外一點是中國人太多了,資源有限,相互之間的競爭太激烈,稍不注意就會掉隊。所以中國人喜歡搶,爭第一,活的很累。
當然這些問題解決之後,可能仍然會很焦慮,這就是大環境的問題了。我們從辯證的角度去看待,首先絕大多數人的生活還不能滿足家庭的需求,或者說是給家庭不能帶來充足的滿足感,當生活太壓抑,對生活不在報有改變的激情,生活慢慢磨練著你直到你放棄,所以就會出現焦慮等現象,而對於對生活滿足的人來說,他們不再去拼搏,不再去改變,已經滿足於當前的現狀,每天無所事事,也會出現這種現象,個人見解。
問問河南的高考考生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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