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心理學家們對「焦慮」的關注是否適用於當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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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羅洛梅《焦慮的意義》和弗洛姆《逃避自由》中都提到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面臨著過多的選擇與不確定性，因為宗教的衰微以及面對時代的無力而產生焦慮……凡此種種都與當下的中國極為相似，儘管東西方文化不同，但在閱讀時依然有很強的共鳴。

這些心理學家對「焦慮」的關注是否適用於當下中國？他們的理論對我們有何借鑒意義？

劉柯提出了一個好問題，不過想要駕馭這個問題的難度較大。最近剛好有些感觸，便試著來回答一下。

每個時代均會有一些核心的情緒，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情緒便是焦慮與抑鬱，而在戰爭年代，核心情緒可能是恐懼與哀傷。那麼，為什麼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情緒是焦慮與抑鬱呢？

先來說一下最近常有的體驗。兒子正在讀小學，幾乎是每天，都會收到班主任群發的簡訊，告知某個比賽的結果如何，生字聽寫結果如何，並將前後名單公布出來。作為家長，每當閱讀這樣的簡訊時，往往心情起伏很大，有時欣喜，有時失落，有時憤怒。簡訊所帶來的情緒，無意識地會傳遞到孩子身上，所以每當看到孩子表現較差時，我回家時不免對他橫挑鼻子豎挑眼，但每次無理的責備之後便是後悔。

我真的不希望收到這樣的簡訊，何必呢？讓家長們生活在對孩子的憂慮以及相互比較的壓力之中。但這個情景恰恰是我們時代的縮影，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鼓勵競爭的時代，這種氣氛也傳遞到了幼小的孩子身上。競爭會導致自戀的滿足與受挫，於是所有可能導致自戀受挫的情景（比賽、考試），不免令人焦慮不安，當不好的結果出現時，往往使人沮喪與抑鬱。

與競爭相伴的是焦慮。中國傳統文化中所期待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意境已經成為了一種幻想中的狀態。競爭成功時所帶來的自戀滿足，競爭失敗時所帶來的自戀受挫，變成了類似於心靈毒品的東西，讓人慾罷不能。雖然人本主義假設人有一種自我實現的驅力，即只要提供足夠好的環境，人能夠將自身的潛力盡量地發揮，但這種人性假設是被統治階級所拋棄的，因為統治者需要通過競爭來約束一個人，將人的能量最大程度的激發以榨取更多的價值。當然，統治階級不會輕易的暴露出這種自私的目的，而會拋出一些合理化的口號，比如「更高、更強、更快」之類。

導致焦慮日益增長的另一個原因是慾望的激發。在這個時代，慾望不是被控制與約束，而是被挑動起來。鼓勵消費便是在激發慾望的滿足，美其名曰刺激經濟發展，但經濟的發展目的是什麼呢？方向是什麼？這些理性的思考則很少談及。鼓勵競爭的背後也是在激發自戀的慾望。通過慾望的激發來控制人，是統治者屢試不爽的伎倆：它讓人缺乏理性思考的習慣，從而乖乖的成為被駕馭的工具。媒體中充斥了令人慾望勃發的圖片，社會上也不斷熱炒精英、土豪、明星的奇聞軼事，鼓勵著性的、自戀的慾望的放縱。「吾未見好色如好德者也」，往慾望這一端的擺盪是這個時代的特徵。一個被慾望所控制的人是容易焦慮的人，而慾望的節制會使焦慮下降，這也是宗教或者禪修訓練能夠降低焦慮的原因之一。一個好色的人往往是焦慮的，而一個好德的人則是平靜的。

在慾望激髮狀態下，人更多的關注於結果而忽略了過程，但結果導向便容易讓人惴惴不安，無形中人們承認了諸多壓力。而關注過程、體驗，關注當下便能令人馬上放下焦慮，所以往往僅僅8周的正念訓練，便可以讓一個焦慮的人平靜下來。現在禪修、靈修日益流行，這也從側身反映了人們普遍存在的被焦慮的折磨。

導致焦慮日益增長的第三個原因是我們變得越來越個體化了。在新自由主義日益盛行的今天，鼓勵自由與個性帶來輕鬆與解放的感覺，但同時也帶來了壓力與焦慮，因為作為個體而言，總是無助和無力的。在集體主義時代，雖然受到約束與限制，但卻可以得到安全的保證。中國從集體主義走向個體主義的過程中，是伴隨著心理障礙和自殺率的日益增長的，這種趨勢在歐美各國的發展變遷中也曾經出現過。信奉天主教的國家自殺率遠遠低於信奉新教的國家，原因之一便是前者對個體有了充分的約束，而後者鼓勵個性的發展。在社會上，自由職業者是壓力最大的人群，因為他們得靠自己的打拚才有生存的可能；而公務員或者國企員工，旱澇保收，心情也容易平靜些，當然代價是一種束縛感。雖然手頭沒有關於這兩種職業人群現在的自殺率數據，但迪爾凱姆在《自殺論》一書中的研究發現，自由職業者的自殺率遠高於普通人群！人都嚮往自由，但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與無形的焦慮，這些，作為個體的你能應對嗎？

多謝劉柯邀請！

焦慮是全人類共有的基本情緒類型，個人覺得研究焦慮不存在什麼文化壁壘，只是在不同的時期對焦慮的關注有不同的側重吧。

在我國，人們常常談論的焦慮，存在於學習、生活和工作的語境中。

當你面對一項任務、碰上突發事件、面臨喪失、對思考做出決策、或者遭遇現實困難，內心感到了壓力與緊張，焦慮就開始如影隨行了。

這種現實的焦慮是無處不在的，沒有人能逃避得開，所以，人的一生，存在的焦慮就是打不死的小強，你必須隨時有能力和精力與焦慮作戰。

在精神病學框架下焦慮，是被動而僵化的概念，帶有強迫色彩，醫學專家界定焦慮的過程，也是把焦慮複雜化的過程。

美國心理學者對焦慮的思考要廣袤得多，他們是把焦慮置於文化視角來觀察的，文化增加了我們對焦慮的感知的深度和闡釋的空間。

因為，幾乎所有的疾病，都是文化病，理解一個癥狀，避免不了要從社會文化為出發點來端詳的。

焦慮不僅僅是生理現象，和心理狀態、文化觀念都有無法割裂的聯繫。

研究中國人的焦慮，自然也是要從中國的文化來理解焦慮的。這就是借鑒的意義。

對題主列出的著作不了解，就簡單說下自己對焦慮的看法。
現代人的焦慮幾乎是普遍存在的，而焦慮情緒乘著自卑的「東風」可以慢慢蠶食一個人的健康心態，幾乎可以斷言，在焦慮情緒的支配下，人的智商可以低到誇張的水準。
焦慮情緒緣何而來？還是社會環境的巨大變遷所致。
物質豐富帶來了選擇焦慮。我記得我小時候理髮就是去街邊，老師傅一張板凳一把推子，2塊錢理出來的效果帥的飛起；再看看現在，進了理髮店連剃頭師傅都分好幾個檔次。面對這茫茫多的選擇，選哪個好？哪個更划算？選高的割肉，選低的掉價。選擇越多，意味著選錯的幾率越高，所以人們對於選對還是選錯就產生深深的擔憂，越擔憂就越容易錯，其實哪有什麼選擇是絕對正確的，於是焦慮感自然而然的就來了。
信息交換帶來了比較焦慮。國人當下的不幸福感八成以上都來自於比較，而比較全賴於信息的廉價共享。以前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每個人都在自己固定的小天地里，見的人和自己差不多，做的事也都在自己人生軌跡之內，社會階層非常的固定，彼此間信息與資訊的共享也是很閉塞的。而現在呢？手機、電腦、電視、報紙，還有出門就可見的各種各樣鋪天蓋地的廣告。你說你不了解明星？八卦新聞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你看不到的；你說你不了解國家領導人？中央13全天滾動播出；你說你不了解商業巨頭？現在還有誰不知道馬雲馬化騰李彥宏是幹啥的。信息交換的廉價，使得人們的比較範圍無限延展——工作忙的羨慕工作閑的，工作閑的羨慕賺錢多的，賺錢多的羨慕地位高的，地位高的羨慕有自由的。這種比較鏈條幾乎是沒盡頭的。如果說整個社會的幸福感需要一條基準線的話，中國社會的幸福感基準線幾乎每年都在以超過GDP增幅的速度上升，多數人都被來自其他領域的比較壓得無暇關注自己，善待自己，焦慮感自然乘虛而入。
焦慮最致命的在於它的存在看似毫無問題，非常合理。所有為了緩解焦慮所做的事情似乎都是合理的：拚命工作，不惜以健康為代價；努力攢錢，不惜以拮据為代價；不停充電，不惜以捨棄休閑時間為代價。人在焦慮中就像一根繃緊的皮筋兒，總覺得自己還能撐，還能撐，再緊一點兒，還能撐，結果到最後連怎麼松下來都不會了。

冒昧談一下我讀了榮格、馬斯洛和羅洛梅主要作品之後的感受：
非常注重自我，把焦慮或痛苦解釋為情況改變之後的心理調適不良或暫時應激。過於突出所謂愛與被愛的感受，抽象而不能深入現實。

如果去了解上述三位心理學家的童年，就會發現他們都是原生家庭有問題的人，父母中至少一方未能很好陪伴他們並給予適當回應，這恐怕也是他們研究心理學的原因，也讓我忍不住去想，他們的理論算不算一種理論雞湯？可以使人得到寬慰，幫你發現讓你心理失衡的原因，卻不能真正解決相應的現實問題。
如果焦慮是一種無力感，他們真正能幫我們克服焦慮的，不是告訴自己：「一切都會好的。」而是坦然接受現實、採取實際行動去改變那個讓我們焦慮的現狀，唯有勇敢地直面現實、去行動、去創造，才能保持對未來積極的預期、而不陷入長久的無力感。
當然陷入焦慮的人可能想不到去行動、去改變現狀這一層次，這可能才是心理學研究的意義，識別心理問題、解決心理問題，幫助人們重新回到迎戰現實的正途上。

我想這才是關注焦慮的意義。

我記得有本書是講中國人為何焦慮的，我沒買只看了簡介。其中提到一點是沒有安全感，包括富人階層，所以很多人移民。講到原因提到有一點是因為中國的特權階層，中國人生活在中國存在這一方面的不安定因素，人們難以平靜下來。

另外一點是中國人太多了，資源有限，相互之間的競爭太激烈，稍不注意就會掉隊。所以中國人喜歡搶，爭第一，活的很累。

當然這些問題解決之後，可能仍然會很焦慮，這就是大環境的問題了。

我們從辯證的角度去看待，首先絕大多數人的生活還不能滿足家庭的需求，或者說是給家庭不能帶來充足的滿足感，當生活太壓抑，對生活不在報有改變的激情，生活慢慢磨練著你直到你放棄，所以就會出現焦慮等現象，而對於對生活滿足的人來說，他們不再去拼搏，不再去改變，已經滿足於當前的現狀，每天無所事事，也會出現這種現象，個人見解。

問問河南的高考考生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