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大陸解放後的吸毒者是不是戒毒成功了？

12-02

1949之後我黨以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狂風暴雨，徹底滌盪了舊社會的黃賭毒。有人說毒品沒有戒斷的可能，那麼49年之前的吸毒者，他們在解放後是一種怎樣的狀態？那個時候應該基本沒有任何渠道能得到毒品了，算是戒毒成功了嗎？

這不是醫學上的戒毒成功，這是政治上的成功。

要根絕製造、販賣毒品或包庇掩護毒犯的現象，必須依靠廣人群眾的覺悟程度和鬥爭的積極性。因此，目前正在進行「三反」、「五反」的地區，應對此問題引起重孫立即指定專人著手整理和研究現有材料，繼續發現內外線索，遇有重大案件，組織專案偵察，適時破案，首先做到掌握全盤情況。然後在「三反」、「五反」運動末期，騰出手來，有重點地在機關和社會上，運用現有的「三反」、「五反」的隊伍開展一次肅清毒品流行的運動。「三反」、「五反」即將結束的地區，機關和社會即可同時開始，或先從機關開始，或先從社會上開始，均應注意密切配合，以收內外夾擊之效。目前對「三反」、「五反」中已經暴露出來的問題，除情節特別嚴重，不得不立即逮捕者外，一般可暫不逮捕，已經逮捕起來的毒犯，也暫不結案，待反毒運動發動後，集中處理，以壯大聲勢。

來自：中共中央關於肅清毒品流行的指示 _中國國情_中國網

從清末開始，一直讓中央政府頭痛的毒品是鴉片，又稱為大煙，屬於初級毒品，它不像現在的毒品純度之高，以及參雜了其它化學物質。鴉片戰爭後，至少有超過200萬以上的中國人有抽大煙的習慣，佔全國人口的1/160。清朝的滅亡，並沒有讓鴉片杜絕，反倒是愈演愈烈，由於軍閥混戰，列強更是將嗎啡、海洛因也輸入我國，讓煙民人數又上升了一個台階。

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了杜絕這個危害我國數百年的產物，政府在第二年就制定了一系列有關禁毒、戒毒、毒品犯罪的法律法令，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開了聲勢浩大的禁毒運動。

1950年2月24日頒布《關於嚴禁鴉片的通令》

1952年4月15日，頒布《關於肅清毒品流行的指示》

接下來，各級人民政府成立禁煙禁毒委員會，查封煙館，剷除罌粟，收繳煙具，實行「禁種、禁運、禁販、禁吸」的全面清除政策。

撥出專款救濟貧困煙民，大城市設立戒煙所，幫助毒品成癮者戒除毒癮。

短短三年之內，至少在中國土地上就已經很難再見種罌粟和販賣毒品的地方和人，沒有了供應，吸毒者就只能戒毒，當然能挺得過去就挺過去了。

如果不是最高領導們都抽香煙，我相信在那種年代連普通的香煙都能全面禁絕。

所以在打開國門的三四十年，毒品馬上又捲土重來。

本文較長，寫著寫著就成了這樣。請趕時間的同學直接跳到文末。

首先聲明：

任何一個理性政府都在不斷的與毒品做鬥爭，新中國是，民國是，就連我們口誅筆伐的清政府也是。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毒品來時，民眾對煙毒毫無抵抗之力，毒品去時，個人意志在國家意志面前不足掛齒。國強則毒盡，國弱則受盡荼毒。兆億民眾只是砧板上的魚肉，毒品則是屠夫腰間最順手的那一把鋼刀。清末、民國兩次禁煙運動，眼看功成，積弱的中央政府可以拔除煙毒，卻無力抗爭外侮，在威逼利誘下，只得半途而廢。這樣的例子有很多，毒品在中國銷聲匿跡後，並沒有消失，「金三角」、「銀三角」、「金新月」等地相繼崛起，這些地區無一不是政府權力真空的盲區。即使在當前國際普遍譴責聲討的情況下，依然難以禁絕。

新中國成立後，統一而驕傲，摘掉鴉片王國的帽子自然不是難事，但若想禁萬世毒，就要開萬世太平，否則一朝動亂，煙毒之患就會捲土重來。

飄搖的罌粟花

傳統毒品主要指的是大麻、古柯和罌粟。以古柯為原料製備可卡因，以罌粟為原料製備海洛因。大麻相較這兩者產生的生理依賴較輕，不易產生戒斷反應（停止使用藥物後，身體出現的特殊反應）。古柯原產於南美，多流行於美洲與歐洲。只有罌粟自古傳入中國，隨著吸食技術的改良和引進，罌粟從亭亭玉立的觀賞植物一點一點蛻變成了尋常百姓避恐不及的惡魔之花。

罌者，盛器也，粟者，米也。罌粟果實內種子極小，數目又極多，古人便以之為名，很是貼切。這罌粟籽可以榨油，也可以調味，另外果殼入葯，花供觀賞，在毒化前，是名貴的難得之物。罌粟花顏值高，歷代書籍中，稱讚它的描寫不勝枚舉，明代王世懋曾道：「芍藥之後，罌粟花最繁華，加意灌植，妍好千態」，《徐霞客遊記》中也有記載：「千葉簇，朵甚巨而密，豐艷不減丹藥」。

割裂裂罌粟未成熟的果實，會有奶白色的汁液流淌出來，漸漸陰乾，會變成褐色的粘稠物，這就是生鴉片。起初，人們只懂得服食生鴉片，但這樣做毒性很大，極易造成服食者中毒身亡，當初紅極一時的電視劇《大宅門》片末，白家三老太爺便通過此法就義，「大煙膏子就酒，小命兒立刻沒有。」

十七世紀，東南亞人改良了鴉片的使用方法，「將提取的鴉片漿汁煮熟，再濾掉殘渣，製成丸子或者與煙草混合成丸，放在竹管里就火吸食。」這種方法迅速經由當時荷蘭人盤踞的台灣傳入大陸，到了乾隆年間，吸食鴉片的技術日臻成熟，社會上層也開始使用鑲金鑲玉的專用煙槍，而不再是竹管了。

在英國向中國傾銷鴉片前，大部分歷史時期罌粟都屬於舶來品，或者供達官顯貴庭院觀賞，或者做為貢品呈送宮廷，民間很少有大範圍種植的情況。但在西方卻不同，「罌粟」作為「神花」受到很多文明的推崇。在古希臘的文明中，司谷女神德墨忒爾把人類從打獵、放牧的低級文明中解放出來，教會人類種植作物，帶給人們豐收的喜悅。人們通過大量的節日盛典和興建神廟表達對這位農業守護神的崇拜。雕塑或者畫像中的德墨忒爾形態雍容，常常單手持杖或者懷抱麥穗。同時，常伴其左右也有殷紅似血的罌粟花。

在西方的醫典中，罌粟幾乎被神化，用途非常廣泛，諸如：頭痛、中風、氣喘、腹痛、麻風病、腎結石、月經不調、毒蟲叮咬等等，幾乎無病不治。《冰與火之歌》歷史架構在中世紀，其中的學士經常會使用「罌粟花奶」助人安眠，使人鎮靜，或者治療癲癇。原著中的寫法為「Milk of Poppy」。照此來看，這並非是用牛奶調和而成，而指的就是罌粟果實割裂後，流出的乳白色汁液。只是當時技術手段不足，沒有後續的處理方法，便只能直接食用了。

罌粟時而被奉上神壇，時而墮入地獄，時而是「神聖之花」，時而成為「惡魔果實」，上帝與撒旦爭執不下，便憤而拋出，不巧，落進了中國。

清中期禁毒

明朝末至清朝前中期，中國社會上已經存在吸食鴉片的現象，鴉片的功用也被以訛傳訛，「福壽膏」的叫法悄然興起，但此時鴉片的供應量有限，並沒有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不過還是有很多有識之士見微知著。雍正七年，清政府頒布《懲辦興販鴉片煙及開設煙館條例》和《申禁售賣鴉片及開設煙寮上諭》兩部明文，規定：「凡興販鴉片煙者，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戶、地保、鄰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計贓，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並不行監察之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

雍正、乾隆、嘉慶三朝對待禁煙的態度同樣堅決，相關律法不斷補充完善，到嘉慶時，已經明確認識到必須堵住源頭，嘉慶五年，清政府頒布嚴禁鴉片進口法令，規定：「禁止從外洋輸入鴉片和國內種植罌粟」。時任兩廣總督愛新覺羅·吉慶明確照會外商，並嚴查鴉片走私。清政府雖然已經完全意識到鴉片流毒戕害人心，但腐敗滋生，國力日衰，中央政府的意志並沒有絕對的貫徹實施。與此同時，西方諸強通過遠洋貿易和殖民地統治，野蠻而瘋狂的進行著資本積累，日漸強盛。此消彼長，一方要嚴控鴉片輸入，另一方又千方百計的走私，清朝禁煙百年，風風雨雨，也只能勉力維持。

在清朝禁煙前期，因為鴉片貿易伴生的收益巨大，又難以禁絕。「弛禁論」，「例禁論」和「嚴禁論」三種觀點，持續交鋒，爭論不休。有人建議以「土煙」抵「洋煙」，在國內推廣種植或者規範鴉片進口，依藥材納稅；有人建議維持現狀，仍按舊例查禁鴉片，嚴查源頭，重點在「嚴懲興販」；也有人建議全面禁煙，「重治吸食」，並將開館興販和製造煙具者的懲辦罪名「均應一體加重」。林則徐就是「嚴禁論」的代表人物。

1838年，史上另一位禁煙名臣黃爵滋呈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一場全國性的反思之後，全面禁煙的思想基本確立。在這一時期，鄧廷楨在兩廣，林則徐在兩湖展開了聲勢浩蕩的全面禁煙運動。

然而實際上，清朝的對待禁煙決心，並非僅僅來自於內部的思想覺醒，更為主要的是來自於外部的層層緊逼。嘉慶初年，海外走私的鴉片維持在每年4000箱左右，1829年已經逼近每年1萬箱，至1840年鴉片戰爭前，平均每年有3萬箱鴉片走私進口，如此愈演愈烈的態勢，讓清政府不得不跟洋人，跟自己的官僚體系撕破臉。1838年至1839年間，道光皇帝發上諭200多件，聲勢浩大，期間72人因為禁煙成效受獎，134位官員因為禁煙不力遭到懲處。如此風雷手段對於生性反覆的道光皇帝來說，無疑是非常難得的。隨後林則徐南下廣州，以欽差身份署理禁煙事務，1839年6月3日，「虎門銷煙」事件將清代的禁煙運動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但斷人錢財如殺人父母，追逐利益的貪婪資本驅動著戰爭機器，「鴉片戰爭」爆發。可以說「鴉片戰爭」徹底打斷了中華民族禁煙的腳步，1858年，經雙方同意，鴉片被寫為「洋葯」，列入條約中，正式合法化。走私的標籤，不復存在後，無論中央政府做何種努力，都是雕冰畫脂，徒勞無益。

清末禁毒

清朝末年，在禁煙廢弛的情況下，本土鴉片種植迅猛發展，隨著幾次技術革新和品種改良，鴉片種植面積不斷擴大，由於本土鴉片價格便宜，買賣方便，不斷搶佔市場，擠壓進口空間。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清末民初，鴉片先於棉紗，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宗完成進口替代的大宗商品。

當時，煙館、土行、燕子窩等吸煙場合已經在大江南北遍地開花，上至慈禧太后、朝廷重臣，下至平民百姓，販夫走卒，吸鴉片已經成為生活中司空見慣的行為。就連熬制煙膏的手藝也分成不同流派，成為一門學問，煙槍等吸毒用具也不斷升級，可以綴花鳥，可以雕祥雲，更有文人雅士還將吞雲吐霧禮儀化，講究優雅。在中國嘗試過鴉片的美國作家項美麗回憶說，「在當時的大家庭中，鴉片與納妾同被視為風流而不下流的雅好。」

罌粟在一片歌舞昇平中肆意蔓延，野蠻生長，卻不期遇到了寒冬。

清朝中期，中央政府在禁煙運動中受到來自外部的阻力，被迫中斷。以東印度公司為首的一幫團伙亦盜亦商，賺的盆滿缽滿。但到了清晚期，進口的「洋葯」受到「土葯」的強烈阻擊。鴉片進口量銳減。風雨飄搖的政府風風火火的就完成了前幾代人求之不得的成果。但細究起來，清末的禁煙運動於其說是「運動」，不若說是「被運動」。

其一，印度對中國鴉片出口受阻後，東印度公司曾經希望依靠擴大種植面積、提高鴉片產量等手段，重新掌控中國市場。但在印度的推行效果並不理想，加之其他國家或走私者也來分享本就微薄市場空間。久而久之，英國對待鴉片貿易，如同雞肋，既要承擔國內的輿論壓力，又難以預期高額利潤；

其二，工業革命後，英國國內的新興資產階級和美國等新興工業國生產力極大提升，迫切需要海外傾銷市場，鴉片已經榨乾中國人的消費能力，滿口仁義道德下掩藏著瓜分利益的私心，傳統鴉片貿易的既得利益者已經成為眾矢之的。在國際禁煙的整體大環境下，中國的禁煙條件迅速形成。

其三，在中國國內，鴉片種植的利潤遠遠高於常規作物種植，陽春三月，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到處都有罌粟花開的景緻，貴州等地更是「開墾之地半種洋煙，積習已久，驟難改變」。種植鴉片已經嚴重擠佔了糧食耕地面積，丁戊年間，山西奇荒，究其原因「實由人事」，指的便是鴉片種植。

1907年12月，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禁煙條約》，國際形勢好轉，國內積弊突顯，有識之士振臂高呼，一陣東風，事兒竟然成了，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運動的佼佼者都站在這次禁煙運動的風口浪尖。從上到下，從外到內，風飛雲匯，中華百年流毒已經看到肅清的苗頭了。

民國禁毒

民國初期，無論是南京政府，還是北京政府，都承接清朝律令，進一步清掃煙毒。國際禁煙運動與中國禁煙運動相互影響，相互推進，大事將成，民心沸騰。無奈1916年，袁世凱在憂鬱中離世，短暫繁榮的中國分崩離析，陷入軍閥混戰的格局。

軍閥割據時期是一段黑暗的歷史，對罌粟來說，卻是明媚的春天。受到清末民初政府一系列舉措的影響，源頭被毀，煙毒已經很少流通，但各路癮君子的煙癮還在，一時間，奇貨可居，煙土貴比黃金，如此巨額利潤怎能讓軍閥大帥們不眼紅。以種植、販賣鴉片的為資金來源供給軍餉，獲得軍餉後又相互攻伐，意圖佔領更大鴉片產區。正如後來的國民黨廣西省主席黃紹竑所說：「中英之間的鴉片戰爭乃國際戰爭，而中國數十年的軍閥混戰也可以說是鴉片戰爭在國內的繼續和擴大。各省軍閥沒有哪一方面與鴉片沒有關係。」

（常見軍閥派兵支持鴉片生意）

鴉片種植在這一時期迎來爆炸性增長。1924年，河南全省種煙區佔30%，雲、川兩省2/3種植罌粟，貴州東部種煙土地更達到九成以上。數字觸目驚心，社會經濟畸形發展。如此群魔亂舞的時期，境外財團絕對少不了要分一杯羹，由鴉片提取的嗎啡，由嗎啡精鍊配比的海洛因以更高的格調進入中國市場。中國人口四萬萬，吸毒者眾八千萬。

1928年7月，東北張學良「改旗易幟」服從中央，同年，國民政府宣布「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新政伊始，禁毒就提上日程，禁種、禁販、禁吸、禁運，一系列舉措相繼出台，但流毒貽害，積重難返，1934年6月，南京政府加大整治力度，蔣介石頒布《飭知各省煙毒應參酌國民會議決議分為六年禁絕令》，國民政府決心已定，從1935起到1936年，兩年時間禁絕嗎啡、海洛因等毒品，從1935年到1940年底，六年內將鴉片徹底禁絕。「兩年禁毒，六年禁煙」運動正式開始。

在這期間，國內禁煙成效卓著，時任的江西省主席蔣經國表現最為突出。也許是身為太子，少了投鼠忌器的謹慎。蔣經國在贛南大刀闊斧，不顧權貴，抓人、殺人，全不留情面。當眾焚燒煙土、槍決涉案人犯，一時震動全省，「新生活」之風吹遍全國。在「兩年禁毒，六年禁煙」的結束之期，蔣介石宣布：「繼今以往，日日皆為厲禁之時，處處皆為禁絕之地。」宣布從1941年開始進入善後階段，準備徹底肅清國統區的殘餘煙毒。這則宣示無疑極大的鼓舞了國人氣勢，更加堅定了抗戰的信心。

但歷史又跟中國開了一個玩笑，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長驅直入，佔領大片國土。祖國河山，支離破碎，禁煙運動局限一隅，再顯陷中道崩殂的厄運。在日本佔領區，無論是朝鮮、台灣還是東北滿洲國，鴉片政策開禁，集中種植，並且施行官賣，在華夏深埋的毒癮，又隨著吞吐的煙霧瀰漫籠罩在東北華北、華中華南。

（東北鴉片專賣署）

新中國禁毒

兩次戰爭，兩次動亂，中國延續百餘年的煙毒，反反覆復，不能斷絕。建國前，全國境內的鴉片種植面積仍有百萬公頃之巨，制毒、販毒從業者60多萬，積弊不除，國仍不國。1950年建國伊始，國務院就發布了《關於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

在轟轟烈烈的禁毒運動中，共產主義發動群眾的優勢發揮到極致，宣傳、禁令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鋪向最基層。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轉瞬間八萬名毒販被揪出判刑，2000萬名吸毒者被強制戒掉煙癮。土地改革，生產運動，原來的遍地紅花已經無處躲藏，有紅色政權的地方，同樣紅色的罌粟反倒紛紛凋落。

在內部剷除後，外部的供給渠道也受到限制。南京政府兵敗之時，蔣政府通過金圓券等手段再一次細細搜刮大陸，席捲美元、黃金出逃台灣。新中國建立，一窮二白，國際地位不受認可，與各國商貿基本斷絕，短缺的物資，不止鴉片一項。這也在客觀上為建國後的禁毒行動提供了便利條件。

表面上，百年流毒一朝肅清，但實際上，毒癮只是把自己深深的包裹住，不為人知。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中發現，大量的公職幹部在糖衣炮彈的侵蝕下，已經走向了禁毒的對立面，於此同時，一票毒品走私犯又浮出水面。在禁毒勝利的盲目歡慶聲之後，禁毒工作者反思總結，發現了三個棘手的問題。

其一，大量吸毒者的毒癮，不會隨著口號聲消失，癮君子也偽裝進聲討隊伍中，只待形勢緩和，再拿起煙槍。

其二，農村依然藏匿了大量煙土，隱瞞不報，私相授受，固然圈子越來越小，卻也越來越隱蔽。

其三，少數民族聚集地區和偏遠地區仍有煙土種植，或是因為醫療條件差，過於依賴鴉片的藥用價值，或是因為天高路遠，交流不暢，種植煙土已經成了傳統。

對待前兩點，很好處理，規定立法、嚴抓嚴打。但對於少數民族問題，中央慎之又慎，規定：「少數民族地區，禁種、戒煙和收繳存毒等工作一律暫不進行。哪裡可以進行，應該採用什麼辦法，在什麼時候進行，由各大區公安部加以研究決定，報中央公安部批准後實施。」直到1953年，少數民族地區的禁毒運動才逐步開展,而後經過十餘年才陸續完成。

總體來說，毒瘤已經根除，剩下的就需要自己調理，增強免疫力。改革開放後，尤其是1990年，1998年，中國都開展了大規模的禁毒運動，宣傳教育和普法運動從娃娃抓起，毒品偽善的外衣被毫不留情的扯下，醜惡姿態原形畢露。中國的禁毒鬥爭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後話：

毒品在今天並沒有消失，不時就會聽到公檢法的同學講述觸目驚心的案例。我寫這麼多，也是因為自己想捋順清楚，到底為什麼鴉片之災能在中國猖狂百餘年。

新中國成立後，統一而驕傲，摘掉鴉片王國的帽子自然不是難事，但若想禁萬世毒，就要開萬世太平，否則一朝動亂，煙毒之患就會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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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後剷除毒品，斷絕毒源，想抽也買不上，所以就戒了。

我的太奶奶在舊社會就抽鴉片，把太爺爺的一點點家底都抽光了。沒等到解放就死了，活了50多歲吧。
親戚中還有解放後集中起來戒毒的，類似現在戒毒所吧。舊時大煙土純度不高，關一段時間就戒了，出來後想抽也買不上了。我小的時候聽他們回憶說抽了大煙的感受就和神仙一樣飄飄然，可惜就是沒得賣，有賣的還要抽。

吃止痛片！
只回答我了解到的一個側面吧。

那大概是1984年，我小學二年級的暑假，
還在備戰高考的表姑和她同學偶然的一次聊天中，
我聽到她們聊買止痛片什麼的。
後來才了解到，原來表姑那位同學的爺爺，在解放前抽大煙，解放後，因為新中國全面禁毒，沒有了毒品購買渠道，就不得不靠吃大量止痛片來止大煙癮。
據表姑說，她這位同學的爺爺瘦得沒有人形，身患各種疾病。
在我的印象里，那個年代像阿片類止痛藥這種處方葯，在藥店里是可以隨意購買的。阿片即鴉片，俗稱大煙。

對這件事，我印象極深，對於那個年紀的我來說，這真的可以毀三觀
原來抽大煙的人真實存在！
原來止痛片可以解大煙癮！
原來止痛片里就有大煙！

所以，一直抵觸吃止痛片！

我的家鄉在西南農村，小時候聽說過一些年邁的直系長輩解放前是吸食過大煙的（那時候煙土跟黃金一樣是硬通貨可以當錢用），但是後來確實都戒掉了。不過我記得很清楚80年代我們那裡的農民還是有偷偷種植罌粟的（有時候鎮上警察會下來抓去遊街，整片地會鏟掉），不過大家主要拿它做蔬菜和藥材，沒有西藥的年代用它來治感冒效果好（道理可能和解熱止痛散裡面的咖啡因類似），有些牛肉粉館裡面會熬湯時加點罌粟殼，而且印象深刻的是嫩苗拿來涮火鍋味道實在太贊了。話說回來，這麼漂亮的花朵、有用植物，其實都是人類自己把它用成惡魔的。到了90年代由於改革開放的原因，從境外偷運來的毒品就越來越多了（好像一個遠房親戚就為了那個判了死緩），毒害了很多家庭。

那些人吸的是鴉片。不是現在的新型毒品。

我三太爺就抽那玩意一直到90年代去世前還抽自己在家偷種在自己85歲的時候光榮的因為這事成為了解放後全村第一個被警察叔叔帶去喝茶的人一時間成為了全村焦點人物解放後就開始戒一直沒戒掉只是大煙癮沒那麼嚴重

有些事不能說罷了，###太知道特貨到底是什麼玩意了。利潤大到能引起##（你懂的）鬥爭
　紅軍曾發明何「秘方」幫抽鴉片戰士成功戒煙？
核心提示：連隊的「發明」更新鮮：有人犯起煙癮來，沒有鴉片煙供應，就抓上把胡椒或花椒，塞進他咀里，幫著挺過去。吃胡椒、花椒，竟成了「救急」的靈丹妙方。本文摘自：《徐向前回憶錄》，作者：徐向前，出版：解放軍出版社

部隊擴編完畢，各就各位，便轉入為期三個月的軍政訓練。
新兵數量大大增加，抽鴉片煙的不少。這是我們在四川擴紅遇到的一個特殊問題。不首先解決它，便無法進行正常訓練，無法打仗，敗壞紀律的現象也難以制止。我們採取教育為主、逐個打通的辦法，要求各部隊大張旗鼓地開展戒煙宣傳，分工包幹人頭，幫助新兵戒煙。政治機關專門編出教材，發到連隊；醫務部門大批供應戒煙藥丸；部隊把煙癮大的人集中到一塊兒，吃、住、訓練，每天供應點鴉片煙丸，逐漸減少供應量，直至完全戒脫。連隊的「發明」更新鮮：有人犯起煙癮來，沒有鴉片煙供應，就抓上把胡椒或花椒，塞進他咀里，幫著挺過去。吃胡椒、花椒，竟成了「救急」的靈丹妙方。
有一首戒煙小調，當時很流行：
工農呀，弟兄呀，靜聲聽呀哈，唱一個歌兒給你聽，其中有原因呀，嗯嗯呀，其中有原因呀。
洋煙呀，本是呀，大毒品呀哈，軍閥弄來害人民，不讓我翻身呀，嗯嗯呀，不讓我翻身呀。
川北呀，窮人呀，受他騙呀哈，吸上一付大煙癮，田地賣乾淨呀，嗯嗯呀，田地賣乾淨呀自從呀，吸上呀，洋煙癮呀哈，別人工作我不行，煙癮發死人呀，嗯嗯呀，煙癮發死人呀。
大煙呀，害處呀，說不盡呀哈，不戒大煙活不成，它和軍閥不能分呀，嗯嗯呀，就是大敵人呀。
不戒呀，大煙呀，就是死呀哈，戒了大煙身體壯，一齊去打仗呀，嗯嗯呀，一齊去打仗呀。
政府呀，發下呀，戒煙丸呀哈，不傷身體不化錢，戒煙不為難呀，嗯嗯呀，戒煙不為難呀。
不戒呀，大煙呀，人討厭呀哈，戒了煙癮人人敬，全家都喜歡呀，嗯嗯呀，全家都喜歡呀。
這種當地的民歌俚曲，象川菜似的，適合四川戰士的口味。內容豐富，生動，深刻，極能打動人心。有些新兵在聯歡會上聽了階級姐妹唱的戒煙歌，回想自己抽鴉片煙給家人帶來的痛苦，愧悔交加，聲淚懼下，發誓痛改前非，同煙毒一刀兩斷。
戒煙一事，成效可觀。快則一個星期，慢則個把月，絕大多數患者即戒絕了抽鴉片的惡習。他們飯吃得香了，覺睡得安逸了，面色紅潤了，身體強壯起來了，練兵自然有了勁頭。人民群眾看在眼裡，喜在心田，說：「軍閥把人變成鬼，紅軍把鬼變成人，還是參加紅軍好咯！」這項工作，對增強部隊體質，完成作訓任務，密切軍民關係，保持人民軍隊的階級本色，起了重要作用。

在1937年中共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之前，陝甘寧邊區所屬的陝北、甘肅東部、寧夏東南等地，因地處黃土高原腹地，不僅農業生產十分落後，社會文化也未趨進步，民眾生活困苦，各種陋習沿襲不絕，吸食鴉片煙就是較為普遍的陋習之一。齊禮編著的《陝甘寧邊區實錄》記載了當地有賭博吸毒的情形：由於經濟文化的落後，人民中吸食鴉片，嗜好賭博的現象也很普遍。蓬頭垢面，終身不洗澡的是很多的。
這一點，在更早期的一些著述中也得以印證，如近年翻譯出版的英國傳教士史密斯先生撰寫的《辛亥革命前後的延安》一書中，同樣有吸食鴉片的記述：「延安府的鴉片毒癮必普遍流行狀況更為嚴重的地區之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城鎮居民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或輕或重的鴉片受害者。就延安府而言，進入了幾乎每一個家庭。也許任何人都無法完全描繪鴉片帶來的各種各樣的惡劣影響。」可以看出，吸食鴉片在當時，不只是土豪劣紳、軍官士兵，而幾乎滲入每一個普通家庭中，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陝甘寧邊區的鴉片煙毒來源，缺乏完整的史料印證，從零星的記載看，應該是輸入和「自種」兩種情形均有。如有資料記載，陝甘兩省的罌粟種植面積分別占農田面積的90%和75%。（梁星亮等《陝甘寧邊區史綱》，391頁）陝甘寧邊區政府1943年接到的「快郵代電」中描述，「各縣偏僻地方仍有不少偷種鴉片煙苗者」，似乎不像是突然出現的現象。陝北土地貧瘠，物產匱乏，民生艱難，鴉片煙苗價值高昂，農民出於利益考慮「偷種」，並不難理解。
然而，邊區政府對鴉片煙苗的態度卻是一貫鮮明的，對於偷種鴉片煙苗予以「嚴禁」，早在1937年，邊區的前身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就頒布了《關於禁止鴉片的布告》，其中嚴禁種植、吸食和買賣鴉片，「種了鴉片的，由各級政府督促剷除，改種其他糧食」（《陝甘寧邊區政府查禁煙毒史料選》，《歷史檔案》1993年第1期）。1943年邊區接到「快電」報告後，立即發布「查禁鴉片煙苗的命令」，其中寫道：鴉片煙苗為本府歷來所嚴禁，際此早春正宜農作開始之時，為發展邊區人民生產事業，完成政府第一重大任務，重申前令，嚴厲查禁，如仍有私種鴉片煙苗者，經查出定依法嚴懲不貸。對於已經種植的，「嚴令徹底剷除，改種良田」（《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七輯，27頁）。
不久之後，邊區政府即第三次修正了「查獲鴉片毒品辦法」，對舉報、查緝煙毒犯罪予以獎勵，「本人查獲送交禁煙督查機關，或當地政府者，給以獎金之全部」，「向禁煙督查機關，或當地政府報告，因而查獲者，報告人得獎金全部二分之一」（選編第七輯，245頁）。為了查禁外來鴉片煙毒，邊區政府專門於1942年成立了禁煙督查處，在必要地區設立督查分處，負責「查禁及處理邊區境內之鴉片毒品」。
1942年，在新修訂的《刑法總、分則草案》中，單列妨害公共衛生罪一節，詳細規定了涉及鴉片煙毒的各種犯罪及處罰，對「吸食栽種鴉片煙者」，「開設煙館供人吸食鴉片煙」，「製造運輸販賣鴉片煙」，「意圖營利持有鴉片煙」等等行為，均需處以一至五年不等的徒刑，併科以罰金，最高者罰金五千元。（《陝甘寧邊區法律法規彙編》，490頁）1943年9月，邊區政府就「禁止吸食鴉片煙」專門給各專員公署、縣政府發布指示信，其中要求各鄉、市政府一個月內將境內煙民分別煙癮大小、年齡大小予以登記，之後各地政府及衛生機關應幫助煙民找戒煙丸藥按癮發給，如期戒斷。
為了提高戒煙效果，指示信還要求讓煙癮者參與生產勞動，組織群眾運動，以村民大會、市民大會等形式，甚至發動婦女、兒童等做勸戒運動。各鄉、市制定鄉市公約中加上「戒大煙」一條。發動煙民之間的戒煙競賽，戒絕了的要給予獎勵，並廣為宣傳，對經過勸導鼓勵仍不願戒煙的，還要由區鄉政府或司法機關罰辦，罰辦分「罰金、罰禁團」，「重的送司法機關」（選編第七輯，308頁）。
從之後發生的種種事件看，邊區政府對鴉片煙苗「歷來嚴禁」的宣稱，並不只是政策性的表達，而是落實在具體的行政中。1943年1月，邊區所屬子長縣政府查獲煙犯李起發、高光富案件，由山西而來的李起發等煙販四人共攜帶煙土六件，其中李起發的二件凈重三十九兩，高光富的凈重二十八兩，換得騾子二頭，馬一匹，令同夥劉俊生趕回家中，其煙土每兩售法幣145元。因該案煙土之存放，涉及七一八團之大光商店，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銘以審判委員會名義發函問詢，時任司令的賀龍、副司令的肖勁光等回信，明確已經「轉飭該店將存貨如數交出，給予懲處」（文件選編第七輯，5頁）。這一回信，表明了八路軍方面對於鴉片煙毒的態度。
邊區對於鴉片煙毒的一系列政策及具體措施，起到了很大成效，不僅有效遏制了外來鴉片煙毒的輸入，較為徹底地剷除了鴉片的種植，還很好地改善了邊區部分民眾吸食煙毒的舊習，至抗戰結束，吸食鴉片在邊區近乎絕跡，1944年，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邊區的美國記者福爾曼在《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中說，「我在共產黨區遊歷了五個月，沒有發現任何一點鴉片的痕迹」。
從近代史這一長的時間段看，以陝甘寧為代表的西北地區，由於特殊的地理社會環境，不能說絕不存在鴉片煙毒的現象，並且這一問題延續到中共領導的延安時期。但正是在中共的領導下，這些地區的鴉片煙毒的蔓延得到了遏制，民眾吸食鴉片的舊習得以改變。並且，邊區政府通過政府、社會、法律等多種方式治理吸毒、「種毒」的歷史經驗，尚值得當下認真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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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下列資料
某著名###也種過特產。直接證據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灣調查》。
1943年，西北局對南泥灣進行了調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產」和「收煙」的問題。
據此調查，南泥灣是1940年被發現的。同年末，中央財經處開始計劃開發。1941年初，僅有中秘、中財、中組、中青四個農場，7月增至14個。5月，八團到金盆灣；7月，炮兵團到南盤龍川，11月警衛營開到。1942年，成立農場管理處，以軍委農場李世俊為主任。3月，特務團開來駐馬坊；6月，九團開來駐九龍川；8月，四支隊來駐南泥灣，「皆曾種地，但中心在種特產」。
本年農場增至30餘個。該年全區種地面積共約計15000畝；其中川地9000畝，內民種6000畝，機關部隊3000畝；山地6000畝，內軍民各半。
調查中說，部隊開到南泥灣後，「種特產向老百姓調劑了幾千畝川地」。

資料來源：《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彙集》一九四三年（一），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1994年出版，第272頁。
表後還有說明：「估計八團有一部分不在南泥灣境內，但各團種地至少五○○○畝以上，據許多同志談，去年吃虧處在把農業生產中心放在特產上，而種特產的缺點，第一，貪多；第二，缺乏經驗，未好好的採訪老百姓的意見，如炮兵團下種時，老百姓說太早，種了不出來，我們不聽，結果六○○畝只出八○畝。其他施肥割煙皆不熟悉；第三，種子不好也有關係，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種子。」
這個調查表和後面的說明透露了很多信息。從表中看，土地分成了三種用途：糧地、特產地、菜地。糧地是種糧食，菜地是種菜，特產地是種什麼特產呢？其中八團一欄，特產地下有用地1000畝，收煙數300兩，每畝產量「3.3兩，即煙地」的說明。特產是「煙」，而每畝產量僅僅3.3兩。從中看出，調查表中所謂的「煙」，不是普通的煙草，而是特殊的貨物。其中缺點的第三條，即種子多是1935年前的種子，也是一個旁證，因為1935年國民政府開始嚴禁特貨，種植特貨變為地下活動，老百姓留下的多是該年以前的舊種子。
調查材料還說明幾點：一，種特產（）的地是向老百姓調劑過來的幾千畝川地，不是軍隊自己開墾的。二，「吃虧處在把農業生產中心放在特產上」，「貪多」，可見「特產」成了生產中心（調查報告前面已明確說「中心在種特產」），種糧倒在其次了。三，沒有經驗，又不聽有經驗的農民勸告，種特貨不得法，以致炮兵團下種600畝，只有80畝發芽，收成總共只有幾十兩，畝產可能連一兩都不到。四，3000畝川地，只收穫不到1300兩的特產，成效很差，但若以1942年12月的延安市價來看，這些特產大致值1400石小米，比起種糧所得為多。五，參與種特貨的有八團、特務團、警衛營、炮兵團，其中除炮兵團外，其餘都屬#旅。六，信息來源可靠。八團即718團，其團長為陳宗堯，與材料來源中所說「陳團長談」相符。特務團、警衛營的材料來源則是李世俊，李世俊是農業專家，也是農場管理處主任。顯然，陳宗堯和李世俊都是開發南泥灣的權威人士，其信息是可靠和可信的。七，炮兵團是八路軍總部炮兵團，這意味著其他部隊也在南泥灣種了特貨。
#曾經種特貨，還有一個佐證，即前文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中提到：「一九四二年春季邊區各縣特產……八月後新貨收起」，「一九四二年邊區自產特產」，說明1942年邊區各縣曾「自產特產」，春季下種，8月收成，359旅種植特貨「自產特產」與之相符。
現有資料也顯示，延安時期種特產的不止359旅，而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前述劉向三1944年的調查報告，提到其他部隊機關種特產的有：保安縱隊、二團，地點都在關中分區。
而種特產的地區，在中共歷史上也不止於陝甘寧邊區，時間也不限於延安時期，比如解放戰爭時期曾在東北大量種植特產。王錫富，1947年在東北行政委員會遼東辦事處工作，該年5月，他被分配到政委會開辦的元興商店工作。「到總店報到後，才知道這個商店不是做買賣，而是經營煙的，凡調去的同志都不願干，爭著調出，經店領導開會動員，再三說明生產煙對支持解放戰爭的重大作用，大家的認識才慢慢提高。」
後來，他被分配作複查員工作，任務是「確定每畝煙的生產產量，收割後再複查是否達到予定的數量」。「確定畝產煙量時，要根據煙的品種、土質的肥沃程度，煙苗的疏密，長勢情況及煙桃能割漿的刀數等條件來核定，同時，要考慮到割煙的技術水平，如將煙桃割漏了就會不出會少出漿液。一經核定測量後，煙戶如交不上來，則由駐在所（分店在中心村鎮設的機構）人員向煙戶催要。更有的個別戶隱瞞留用，欲私賣錢，只交部分煙。這樣就達不到定量要求，駐在人員只得動員說服，必要時有的個別駐在人員（都是出院的傷病員）就用皮帶逼迫這些煙戶上交煙。……我記得有一位婦女被逼上吊致死。」
王錫富在文中說，「在東北解放戰爭中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勝利後，在解放前實行土地改革，組織大生產。為支援前線，一九四七年，東北行政委員會在臨江、長白、扶松、蒙江（今為靖宇）等四縣大量播種粟。直接由元興商店經營管理，由總店負責組織領導，總店下設四個分店，每縣設一分店。當時總店經理由遼寧省公安局秘書長孫敬之兼任」。
文中還說，1947年播種後的煙長勢良好。文中也點明，「種煙的多為個體煙戶，也有機關和部隊參加生產」。他點出了一個他熟悉的人，「我認識一個名叫宋嘉仁（後任伊春市財政局局長）的就是在#地里複查煙產量時熟悉的，當時他是通化林木公司（即遼東林營局）西大川事務所所長，他身背一支七九式步槍，也跟在煙地里勞動。」
宋嘉仁算是機關的，部隊也有，緊跟著的後文說：「在複查部隊生產的煙量時，有位營長（關里來的老幹部）單獨告訴炊事員給我做了兩碗麵條，可以說是很好的保健飯了」。部隊殷勤招待了這位複查員，顯然他對評估「部隊生產的煙量」有一定的權力。（《伊春文史資料》第八輯，1993年8月出版（內部發行），第216－219頁）
359旅不僅在1942年「自產特產」，其後數年中也應該一直在販賣。前述劉向三的調查報告，對1944年3旅在　縣的走私情形，一共舉了六個例子，但「僅舉典型報告，如有需要容後補充」。除此之外，旅所屬大光商店因販賣還與子長縣政府發生糾紛，把邊區軍隊、政府最高領導都牽扯進去了。
1942年6月12日，山西人高光富等人攜帶，由358旅715團運輸隊保送（每兩保送費法幣8元），到達子長縣，由359旅718團開的大光商店出售，被該縣瓦市公安局查獲，高光富等被抓。公安局要求大光商店交出，但大光商店開始不承認，後承認買了200多兩，但拒絕交出。由於沒有贓物不能判刑，而高光富等又是外省人士，不能長期羈押，子長縣陷入了為難處境。
事情拖了將近半年不能解決，12月5日子長縣縣長黃聚俊、裁判員李桂榮向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呈文匯報，要求「速示辦法，以便遵照宣判」。19日，邊區政府審判委員會向聯防司令部賀龍發去公函，認為犯人已經在押，則作為贓物的，「亦當隨案移轉，不應仍存大光商店為合法」，為了「不致使以後工作發生困難」，詢問「究應如何處理？尚希查明並裁酌示復」。
公函由邊區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銘轉呈，29日賀龍、徐向前、肖勁光複信，答覆：「第七號公函接悉！內轉呈子長縣為煙案與七一八團大光商店糾紛事，業經去函查訊，並著轉飭該店將存貨如數交出，給予懲處，特復。」1943年1月8日，林伯渠和李鼎銘簽署給子長縣縣長的批答，告知賀龍等復函內容，並表態：「現在你們就照聯防司令部賀司令的這封來信辦理好了。」
按理，有了賀龍批示，事情就好辦了。但是，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1月31日，子長縣縣長、裁判員再次向林伯渠、李鼎銘呈文，告知情況：「奉令之後，即將該商店尹主任轉案訊究，追要所買煙，尹主任聲稱："我買煙，是拿棉花和布匹換的，貨物已由高光富的團伙董姓馱去，況煙已交給團部了，不能交出等語』」。後面，他們分析說，高光富和大光商店交易還沒完成即被逮捕，「連打條登賬的時間」都沒有，哪有時間給棉花布匹？他們說好是兩個月後給布，又哪裡是馬上給？「該店買煙，不肯交煙，而該犯高光富等又不能長期管押不判，所以我們的意見，將該煙犯高光富等解送鈞府處判較為便利，是否可以？請批示示遵！」
看起來，儘管有賀龍、徐向前、肖勁光等邊區軍隊最高領導層的批示和邊區政府最高層的批示，大光商店仍然不願遵守邊區法令，而子長縣也奈何不了，所以只好將難題往上推給林伯渠、李鼎銘。此案最後如何了結無從知曉。（《禁煙史料》第243－247頁）然而，此事比之一年多之後發生的一件事，仍屬較小。
1943年3月20日，邊區政府禁煙督察處在綏德的督察隊接到密報，說旅合作社張主任經常在東關零銷鴉片，當晚又將賣50兩，「該處即派督察隊長及緝私員等四名前往緝私」，意外的情況發生了，「當晚東關發現槍聲，該四同志失蹤」。
第二天晚上，又查獲張主任出售毛重10兩7錢（上晚因買主未到交易未成，次日繼續交易），於是張被扣，但「因張主任賴死不肯走，該處為著避免武裝衝突，故未勉強將該犯拘捕到案」。第三天，四名失蹤人員仍未發現，兼任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的賀龍，接到禁煙督察處報告後，給旅旅長兼延屬警備司令部司令震去函，轉去禁煙督察處的要求——「請轉告延屬警備司令部，將該張主任解案訊辦等情」，希望震「查照辦理為荷」。同時，賀龍也給兼任禁煙督察處主任的葉季壯去函，告知已將來函轉給延屬警備司令部，讓震「查明辦理」。顯然，旅的人，沒有震點頭處理不了。
至於此事最終如何，震如何「查明」，如何「辦理」，因未查到相關史料而無從知曉。但3月24日賀龍再次給震去函，是綏德市民張作有告狀，說21日晚張主任交貨他是協助交易者而被抓，但因未從中獲利而被放了，「不料九旅反將民之老母拘捕至今不知生命如何，並聞將封閉民家捕捉民等」；賀龍的意見是，「查私犯即屬破壞統銷，拘捕人民立系違犯法令，如所述屬實，請查明辦理為盼」。（《禁煙史料》第264－267頁）
賀龍說「私犯（販）特貨即屬破壞統銷」，而沒有說私販特貨是違反禁煙法令，顯然是對內說的，因為特貨統一由葉季壯任局長的物資局統一銷售是內部政策，而對老百姓來說私販特貨是犯法
東關槍聲案發生後，賀龍給葉季壯的函（陝西省檔案館藏）。
本文節選自《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

我爺爺解放前是森林警察，入過國民黨籍，有鴉片癮，解放後不讓抽，我們家的黃瓜地和別人家的不一樣，別人家是一壟一壟順著的，我們家是東西南北四壟圍成一個封閉的方形，內部種罌粟，俗稱大煙，他老人家一直到1970年夏天去世也沒戒了大煙，我爺爺兄弟五人，他最早去世，那四個爺爺也都好這一口，好像都沒戒掉，我是東北的。

比較大的城市就是集中勞動戒毒，那時候像我們貴州山區也有老一輩的人還在抽，我的外老祖婆就抽(早已去世)，但是根本沒人管

政策上是嚴厲禁止的，而且不給種罌粟，所以普通老百姓想抽也買不到。僅有某些特許種植的國營農場，種植一些用以入葯。某些身份特殊的人特許他們抽大煙。

比如京劇界，這個抽大煙的重災區。1949年後，政府雖將抽大煙的名角兒集中起來，用了幾個月的時間統一進行戒毒，果然收效不大。最後，政府暗中做了妥協，由彭真特批，他們可以「抽」。不過，量小且嚴格控制。這裡面比較著名的人物例如：馬連良。

還有些軍政界的人物，比如彝族人龍雲，常公就特許他抽大煙。49年之後，新中國政府對這位起義的雲南省主席也是同樣處理，他抽了很多年了根本戒不掉，少量供應，特許他抽。

記得我小時候村子的路邊的煉渣坡（類似於垃圾堆，果皮，燒完的碳都倒在那裡，一個村子有三四個吧）那裡就有一片罌粟，也沒有見過人採摘，（應該是有的）就像野草一樣。不過現在已經沒有了。想來還是有人種在那裡的吧，隨著那一輩人的老去沒人種了，也就沒有了。

抬頭看看那麼多王者榮耀玩家…
你說這個問題是不是naive 23333

mark,有空來說說我太姥爺的故事

吸銹鐵釘刺激鼻粘膜。盜墓筆記老九門裡黑背老六就是這麼挺過來的

當然不算！這不是改革開放後又復吸了！

只知道那時候的毒品是鴉片，就是罌粟煉製而成。而非現在的易成癮的海洛因病毒等合成毒品。鴉片的戒除與新型毒品的戒除是否更容易這個不得而知。

沒有了貨源他們吸什麼。

鴉片是要花錢買的
明白了這個就懂了
大的消費群體要麼跑了要麼被肉體消滅了。

鴉片跟後來的毒品比清純的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