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鎮統治時，張皇后（當時已經是張太皇太后了）知道王振小人誤國，為什麼不能偷偷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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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太監誤國，也教育皇帝，也痛斥王振？最後卻無能為力，為什麼不偷偷殺掉呢？（純屬門外漢開腦洞…還請不要嘲笑我沒文化……）

因為王振根本就是張太后任用的親信。更進一步說，明代讓宦官參與到決策過程中來的始作俑者，恐怕就是這位張太后。這個問題比如胡丹的《明代宦官史料長編》中已有闡述，不妨買來讀讀（硬廣醒目），網路上像舊時漢月_新浪博客也有討論。我再添油加醋地講一講，正好以後就不再答這些政治史的題目了~

仁宗的皇后張氏，從丈夫身為燕世子時就已結婚，共同經歷了靖難戰爭及永樂時期的儲位危機。據說在仁、宣兩朝，她曾經輔助丈夫、兒子謀劃大政。至少從楊士奇《三朝聖諭錄》中的記述來看，仁宗曾對張氏談論諸重臣的情況。總之這位太后對國家政治是有所了解的，無怪其子宣宗在遺詔中規定「家國重務必須上稟皇太后、皇后，然後行。」

但是，因為太祖在《皇明祖訓》中明確規定：「后妃不許群臣謁見」，這樣張太后非特殊情況不能與群臣見面，便無法如前代女主一般垂簾聽政出席早朝，公開處理政務，也不能私下召見重臣商議大事。雖然太祖的所謂祖制已經被永樂以後諸帝更改了不少，但女主畢竟只是代理政事的身份，大概有所顧忌，不敢貿然臨朝。明廷的早朝便由此而形骸化了。為了執政，她需要一個人作為傳聲筒。內閣諸臣曾推舉張太后之弟都督張昇參與議政，也被她拒絕了。她的選擇是司禮太監王振。

李賢在《古穰雜錄》中如此記述正統朝初年的決策機制：

正統初，有詔：「凡事白於太后然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榷。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太后之世，振不敢專政。

此時所有的上行文書都會經張太后之手，大概太后會挑出其中的重要事項，命王振前往內閣與閣臣商議，將所得結果反饋給太后，批旨施行。張太后處是政務文書流通的中樞，所以她可以將自己宮中留下的文書記錄與閣臣的記錄對比「驗之」。這種查看會議記錄以確認口頭商討內容的方式，也屬於正常工作流程。李賢雖然意在褒揚張太后對王振的限制，卻透露出張太后對王振的信任。即使王振自作主張，也不過責罰一下而已，仍舊任職。這種信任可能與王振的出身有關。王振當然不是傳說中的由教官自宮者，而是在永樂時期進宮侍奉身為皇太子的仁宗，獲得仁宗賞識後令其讀書識字。

《英宗實錄》載正統十一年英宗賜給王振的敕文：

爾振性資忠厚，度量宏深。昔在皇曾祖時，特以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深見眷愛，教以詩書，玉成令器。委用既隆，勤誠益至。肆我皇考，念爾為先帝所器重，特簡置朕左右。

王振是仁宗的東宮舊臣，很可能因此為張太后所知，進而成為居中傳話的人選。英宗即位時還不滿八周歲，不可能決定這一人選，必然是張太后的主意。

至於傳說中張太后要殺王振的說法，不見當時人的記載，而出現於15世紀末期。事實上這種情景和當時的政治環境根本就是相違的。太后要貶逐一個宦官，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如果太后可以召見諸重臣，那麼直接把御前議事常規化就好了，還要王振兩頭跑傳話幹什麼？就算真有此事，也不過是一場表演給重臣看的鬧劇而已。

此外，王振常常在英宗身邊活動，還負有向張太后報告英宗行動的任務。甚至英宗的性生活也在王振監管下按既定次序進行。許浩《復齋日記》：

（王振）宮中之事，一皆統之。經筵講日，英廟幸西海子不至。振即言於太皇。太皇急遣人召還深譴，久之始釋，而下諸從行內侍於獄抵罪。自此上或起居必皆咨之。行幸各宮，亦責保傅報知。或不循序，即勸上回馬車，曰：「恩澤欲均，不可偏也。」

當然，這是符合《皇明祖訓》的。太祖在《皇明祖訓》中說：「朕以乾清宮為正寢，后妃宮院各有其所，每夕進御有序。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宮無妬忌之女。」王振在這一點上是堅持太祖路線的。在對宮廷其它事務的管理上，王振也和張太后站在同一立場。宣宗愛好廣泛，在宮中搞了很多娛樂活動，又命宦官出外採集、督造各類宮廷所用物資。張太后執政後將其一律廢罷，王振同樣延續這一政策。

李賢《古穰雜錄》：

初，宣廟崩，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革中官不差。

陸容《菽園雜記》：

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

這麼一看，王振豈不是「限制宦官」了？我常說文官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其實宦官也一樣。王振正是要借整肅宮廷來作為其功績、確保其權位的。

總而言之，正統初期形成了張太后藉助王振（司禮監）與內閣之力執政的局面。王振正是張太后手中的得力工具，不太可能將其殺死。

張太皇只是個人不喜歡王振，但並沒有抓住王振不法或是引誘皇帝學壞的實據。
王振是高級宦官，並不是一般的奴僕，在皇宮內也有他的地位，即使是皇帝本人沒有理由也不能輕易殺之，張太皇雖然是皇帝的祖母，但皇族內關係很微妙，太皇太后「偷偷殺掉」皇帝最親信的宦官首領，會引發嚴重的皇族矛盾，釀出政治危機的。

整個國家的勛貴集團都摩拳擦掌渴望著功勛和封賞！
咱全部六神裝，對面全部是弱雞，這個時候所有人都是饑渴難耐的，大搖大擺中路平推，誰知道操作太爛，居然團滅！差點連水晶都被偷了！

誤國，不是王振一人的事情。她的孫子朱祁鎮才是國家首腦，他的腦子拎不清，才會支持王振的各種不靠譜建議。靠殺人解決不了首腦的能力問題，解決不了首腦能力問題，國是該怎麼誤還得繼續誤的。

殺死某個具體的太監，沒用的，皇帝需要太監，來對抗文官集團。殺了王振，還有汪直，劉瑾，還有魏忠賢，最後陪著崇禎皇帝上吊的，還是太監王承恩。

明朝與東漢、唐末一樣，皆出現宦官亂政的現象。但明又與漢、唐有所不同，東漢與唐末的宦官手握軍權，是足以與皇權抗衡的強大力量，而明朝的宦官只有監軍權，還不足以危及國本。

從實質上來講，明朝的宦官勢力是皇權的延伸與異化。

司禮監秉筆與掌印看似地位崇高，與內閣成分庭抗禮之勢。實際上對於皇帝來講，這些個太監少監歸根結底還是奴才，隨時可以拋棄。

所以對皇帝來講，無論是王振還是後面的汪直，都是用來制約內閣六部文官集團的鷹犬。

我們現在所說的「王振誤國」，是以現代人超時空的觀念來評價的，這是很多非歷史專業的同學容易陷入的誤區。

回歸主題，我們不能「以今苛古」，王振對於張太后來講，可能不是個好太監，卻是個好奴才。狗好找，聽話的狗卻不多見。

就算殺一個王振，但在明朝這樣的體制下，還會有無數的趙振、李振。對於無特別祟高政治抱負的張太后來講，只要大明還姓朱，隨著王振去折騰，起碼有這個好奴才，咱皇家過得還算舒適不是？

好像張太皇太后死之前，王振還算老實，沒敢太胡來，所以沒什麼大的把柄。

有明一朝鮮有後宮干政者，跋扈如萬貴妃也權出於君上也。

王振誤了蛋的國。
土木堡之變根本就是英宗自己的責任（補給不利，說不定還有兵部的責任），文人一貫的不要臉筆法，往太監身上潑髒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