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康熙對自然科學充滿濃厚興趣，且當時傳教士眾多，清朝卻沒有擺脫儒學枷鎖走上科技強國之路？
假設我們現在步步驚心地穿越到了康熙的宮廷，看到了一個個傳教士，他們從人體構造講到地球宇宙。我們也許會覺得，這些人象徵著現代的科學知識，我們應該努力向他們學習，然後中國就會走上科學強國的道路。這時，如果我們繼續穿越的旅程的時候，我們就會想像自己的改革計劃會受到阻撓。比如，深受儒家傳統訓練的士大夫不願意接受西方的知識體系。於是我們的劇就可以拍下去了……這種穿越想像，看似吸收了一些史實，背後其實有很多誤區。
這回答比較長，§1-4是第一部分，討論視角和取徑的問題，主要都是現下學者的看法。§5開始是第二部分，我們來看一些清代地圖，體會一下之前講的內容，附送一些題外話。§8是一個小結，也強調一下這些文字的局限。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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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已經深受現代西方科學的福澤了。想像一下，譬如在飛機上突然感到不舒服，然後走過來一個大叔，說自己是醫生，頓時我們就覺得自己有救了——雖然這可能也不是可以看好的病。但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青黴素的現代發現是1928年，1930年臨床試驗的時候還會經常失敗，要到二戰期間他的實際效果才進入普通人的世界。在這之前，現代西方醫學的進步雖然日新月異，但在面對非常多的疾病的時候還是非常脆弱的。1910年到1911年滿洲大瘟疫，這時候已經是清末了，俄國與日本都積極通過衛生、醫療等手段介入東北，伍連德等人也積極運用現代防疫舉措，並最終控制住了疫情的擴散。然而，在這樣的一次國際合作中，強勢登場的西醫治好了幾個病人呢？一個也沒有，就是沒有（Sean Hsiang-lin Lei,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41.）。
19世紀的時候就更加如此了。我們覺得大英帝國，科技發達，政治開明。大清帝國，閉關鎖國，愚昧落後。就算是這樣。但在面對一些自然災害或者疾病面前，二者的知識與技術其實都是非常無力的。克里米亞戰爭有時被稱為第一次現代化戰爭，但英軍在傷員救治、藥品補給等方面就是一團糟。這迫使英軍進行全面改革，升級之後的英國海軍軍醫很快就在大沽口得到檢驗。第二次大沽口之戰，英軍死亡81人，受傷345人，損失艦艇6艘。當時海軍醫生Dr. Walter Dickson的日記部分地保存了下來。他告訴我們當時英國的戰地醫療其實也非常「原始」，他們對於疾病的理解其實和明清的一些中醫理論差不多：吃草藥可以排除體內毒素，出汗可以幫我們排除過多的熱氣，有了膿包以後先用涼水然後用根管子把膿抽了……換而言之，如果有一場人體知識競賽的話，19世紀中期的英國醫生可能比同時的中國醫生知道多得多；但實際面臨各種疾病的時候，大家能做的其實都很有限。可能都和現在的男朋友水平差不多，「親愛的，多喝點熱水……」
所以Ruth Rogaski在梳理完其中的有關文獻以後得出結論是這樣的：如果說克里米亞戰爭後大英帝國呈現出了一個現代國家的面貌，主要也是在人員管理、物資補給等組織層面，而不是在醫療技術層面。（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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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在18、17世紀的時候，許多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行醫。很多人自己就沒有受過完整的西方醫學訓練，為了在普通群眾中傳教，必須要點亮給人看病的技能，只能半路出家。或者，因為耶穌會帶來了一些醫書，臨時惡補；或者，索性學習一些中國的本草知識，反正可以幫助傳教就好（董少新：《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但事實上，即使他們接受了完整的西方醫學訓練，也無濟於事。Keith Thomas有一本名作叫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這是講在十六、十七世紀的英格蘭，一個人生病了也未必會相信受過正經訓練的醫生。他們的學問固然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蓋侖，又兼哈維的新發現，但實際效果其實沒有比巫術好多少。其實，下圖可以比較生動形象地反應他們的知識世界：
（轉引自Bridging Traditions: Alchemy, Chemistry, and Paracelsian Practices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Early Modern Studies, Volume 15)，第22頁）
這是一本1683年的書的封面。乍一看這些歐洲人在研究科學——又觀察天文，又鑽研化學的。他們有先進的觀察手段：地球儀、燒瓶、望遠鏡。要之，這真是現代科學的先驅啊！要這樣想，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他們在探索醫學。他們覺得觀測天上的星星，可以預測疾病，治療疾病。這在當時是一種很嚴肅的知識探索。
進入清廷的傳教士就是來自這樣的知識世界的。他們的解剖學知識、地理學知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當然，是更符合現代科學標準的一部分（見樓上Hasuran Li老師的回答）。相比中國的醫師而言，他們面對疾病同樣是脆弱的——不然董鄂妃母子也不會死，也沒康熙什麼事了。不過最重要的是，對於清廷的人來說，他們的解剖知識首先是又一種新奇的觀點。
而這裡的關鍵詞是又。康熙絕不是閉關鎖國、沒見過世面的土皇帝，他知道各種不同的東西。據Susan Naquin的統計，滿清皇家資助的寺廟就有317座，遠遠超過明代皇家資助的196座（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331.）。新增的不少是藏傳佛教的寺廟。這些喇嘛本身就有非常系統、發達的知識體系。就醫學而言，八世紀就有了博大精深的《四部醫典》。而且，非常有可能，通過當時在吐蕃王庭的波斯醫生，西藏的學者吸收了希波克拉底為代表的諸多希臘醫學知識（Christopher Beck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Greek Medicine into Tibet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 Centuries.」）。有趣的是，來華天主教傳教士早先讀書的時候，就應該學習過伊本西拿的《醫典》（al-Qānūn fī ?-?ibb; Canon medicinae）——這書在當時歐洲醫學院有著廣泛的影響。而這書也是基於希臘醫學而展開的。所以近來就有學者認為，至少一些部分的天主教醫學知識，和西藏的《四部醫典》是可以聯繫起來的（Ronit Yoeli-Tlalim, 「On urine analysis and Tibetan medicine"s connections with the West」）。無論這種猜想是否成立，各種不同的對人體的認識，康熙沒少聽說過。
於是，我們可以來做一道選擇題。假如我們在朝的宮廷里。有一天來了兩群很奇怪的人，各自表示自己有很厲害的人體知識，於是就把他們畫的圖拿出來了：
下意識地，我們可能就覺得能做出左邊圖的人比較厲害，人體經絡血液一應俱全；右邊那畫得是什麼呀……感覺往人體里插了幾根管子……其實呢，左邊的圖來自十七世紀的西藏寫卷，這部作品叫《醫學廣論藥師佛意莊嚴四續光明藍琉璃》，這是其中的配圖（見Janet Gyatso, Being Human in a Buddhist Worl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early modern Tibe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右邊的圖，其中的基本知識源自Thomas Bartholin在荷蘭出版的解剖學，康熙下令將其翻譯成了滿語，這是其中的插圖（見J. B. de C. M Saunders, The Manchu anatomy and its historical origins: With annotations and translations）。
順帶就來說一下西藏人掌握的其他知識。往後一些，18世紀的吉美靈巴 ????????????????? （』Jigs-med-gling-pa）有一部關於印度的作品，其中描述的世界是這樣的：
（Michael Aris, 』Jigs-med-gling-pa"s Discourse on India to the South (1789): A critical edition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Buddhist Studies, 1995), 65 note 10）
吉美靈巴這個時候早就知道在廣州的紅毛和在加爾各答（???????，ka-li-ka-tar）造船的奇怪人，其實屬於同一個邦國，都叫??? ??????（phe-reng-ba）——這詞來自波斯語的法朗機（Ferengi），泛指歐洲人。這書完成的時候（1789年），乾隆還沒有搞清楚這件事，他還覺得在廣州的商人和在西藏背後出現的小邦沒什麼關係……（這是下書的主要觀點之一：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另外，吉美靈巴還很靠譜地指出，這些人雖然船堅炮利，但唯利是圖，精神世界很貧困，比起我們的魏源林則徐其實還早了半個世紀。
當然，並沒有證據表明在北京的喇嘛有機會向康熙講述類似的世界認識，這只是說明，不同體系的地理知識就在清廷周圍，佛教的世界結構，耶穌會的世界地圖，他們都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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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歸正傳，在我們很多人的穿越想像中，我們顯然低估了藏人擁有的知識；當然，回回人從宋開始就開始承擔天文歷算的技術官僚。由此，接受了西方科學統治地位的我們，就很難理解滿族統治者面對傳教士的心態。
我們應當意識到：當耶穌會的傳教士向滿清的皇帝介紹另一種關於世界的圖景的時候，他們的反應絕對不會覺得這說法有多新穎。滿清的統治者要處理各種蒙古部落、各種伊斯蘭勢力、各種西藏的教派，還有各種佛教體系，然後還有各種儒家、道家的學說。他們的知識世界是空前多元的。耶穌會是會造大炮，會算天文，會畫地圖，但人家喇嘛也掌握各種技能的，可以為亡靈超度，整個十八世紀許多藏傳的高僧早年還學習過召喚雷電把別人的莊園毀了——後來內心羞愧於是皈依佛門了。總之，不同的脈絡下都有不同的知識、信念與技術。你和他們說任何一種新鮮的知識，就像一滴水滴到了一缸水裡一樣，不會有什麼根本性的衝擊。
這種情況，著名的科學哲學家與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稱為前範式的，就是說大家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知識體系來辨別新的命題的真偽，聽說了一件事情呢就記下來（轉引自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39.）。打一個比方，我們都聽過鬼故事。中國的、日本的、韓國的、歐美的，等等。這個時候突然給我們講一些北極的鬼故事，固然有一些新鮮的鬼登場了，但對於我們的鬼故事世界，也沒什麼影響。我們就把這些不同的鬼故事放在我們記憶中的不同地方——如果我們還記得的話。
現在，我們可以來反思一下教科書中的兩種說法。一是關於清朝皇帝給英王的信。乾隆給喬治的文書，說自己撫有四海，這說明乾隆很驕傲——後來以訛傳訛還變成富有四海了（王煉利：乾隆給英王喬治的信（文白對照））。這固然很符合我們今天對於清王朝的刻板印象，但這種解讀恐怕脫離了文本本來的語境。就像兩將單挑之前，互相吹噓一下自己，罵一下對方（junk talk），本來是常事，根本不說明一方驕傲的。這種外交辭令本身就要放在大清安撫、威壓內亞諸勢力的脈絡下，我們不能根據現在的判准，望文生義地覺得這就說明他們自滿了（Henrietta Harrison最近有報告，講座︱牛津教授沈艾娣：歐美人為何認為乾隆帝驕傲自大）
教科書中還常有對康熙和彼得大帝的比較，說雖然他們都熱衷於自己學習西方科學，只有後者要求宮廷的各種官僚也一起學習，所以最後俄國富強了，滿清落後了。這種說法也給西方科學帶上了當時所沒有的光環。清廷的統治思路，某種意義上，固然是希望滿族，也僅僅滿族統治者，可以總匯不同脈絡下的知識。但對於他們來說，這不同的知識系統，本身並沒有特別的高下，對於鞏固帝國統治來說，都很值得重視。即使如果他們希望讓漢族知識分子來一起學習，那也不會是只學習耶穌會的知識，藏、回、蒙的知識也不可偏廢。這並非全然不可能。但真正的問題是：即使康熙積極向漢族知識分子推廣不同的知識，漢族知識分子也樂此不疲地加以學習，也不一定會有我們預期的衝擊。這就像我們又聽了新一種鬼故事，而我們從不缺乏博物學的傳統。我們在做考證研究的時候，原先是羅列一下各種不同的文獻，對其源流、演變、異同加以推敲。雖然清人對知識的態度日新月異，「每轉益精」（錢穆），但並不意味著一定會把各種源頭的知識在同一個範疇下加以整合（Cf Matthe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很有可能，大家就把域外文獻一併羅列，藏、回、蒙、滿、天主，他們對人體的看法各自是這樣的。這和我們想要的現代生理學還是很不同的。
說來，到了民國，這樣的研究就真的可以看到了。有些優秀的學者，閱讀了英、法、德、意、拉、中文各種文獻中，然後把表示「詩可以怨」的條目一一羅列，多厲害。我有段時間逐一追索了他各種書中用的法德文獻，發現好些恐怕是大學教材之類的書。就這樣他還嘲笑一下別人，說人家把時間花在楊貴妃入宮是不是處女這樣的瑣碎問題上——人家有種族與文化的大關懷的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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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來小結一下。我並不是在說17世紀的西方科學其實和西藏科學差不多水平……這不是我的意思——其實十七十八世紀藏區一直在直接或間接向歐洲學習。我也不是在否定耶穌會的知識與技藝——當然，在當時的中國，很多人都意識到他們在這個或那個領域的測算要更加精湛。我強調的是，站在康熙的位置上，西方知識的引入並很難會是一種全面的衝擊。很大意義上這只是在他已有的、非常多元的知識世界中，又引入一位新的成員。新成員有長處，就像所有的舊成員一樣。
在我們的討論中，就涉及了兩種觀點。其一和新清史有關，這是說滿清是一個多民族的帝國，他們固然以漢人的方式統治漢地，但也以內亞的諸種方式統治有關的區域。與其說他們是在漢化，不如說他們把不同文明的知識納入到他們的統治技藝當中。（關於新清史，請移步新清史運動為什麼會在美國興起？ - 司馬亮的回答）
其二與科學史或科學哲學有關，這其中又包含兩個不同的層面。首先，至少清廷的統治者，以及漢地的許多知識分子，並沒有我們現在意義上的統一的知識體系。新的知識甲如果和舊的知識乙矛盾了，並不意味著一定要決出一個誰對誰錯。我們可以把他們都存著。由此，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人們面對不同的知識體系或範式的時候，並不必然會產生一種觀念，說某一種絕對得優於另一種，由此要罷黜百家，獨尊科學。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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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可以發現，對西方科學有某種好奇或興趣是一回事；以她作為自己的首要甚至唯一的知識體系是全然另一回事。這就像看到一個美女或者帥哥，有興趣搭訕這是一回事；要讓她或他做自己的終生伴侶這是另一回事。
這樣說還是比較抽象，再來看一個具體的例子。下圖是康熙朝的《皇輿全覽圖》（1718，現藏故宮博物館，轉引自《中國輿圖志》，第49頁）。中西測繪人員歷時10年完成，最後由耶穌會的馬國賢（Matteo Ripa）審定製成銅板，各種高洋上。她的特點是實測經緯，有確定的比例尺（1:140萬）。按照我們故宮的說法，這是當時亞洲乃至世界最好的地圖——其實也沒什麼好自誇的，准格爾政權也畫出了當時最好的中亞地圖。
這圖經過雍正、乾隆兩朝的重新測量，又有增補和修正。於是我們就有了更高洋上的乾隆內府輿圖（1761，現藏故宮博物館，轉引自《中國輿圖志》，第57頁）
有了這樣的地圖，按照我們的觀念，那就頒行各省府就好，於統治一定大有便利。如果要布置駐軍，那就以這圖為準，依次標出各營位置；如果要治水，也是一樣的。但清人並不是這樣理解的。這圖固然很好。但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推廣運用。以下是《河東被災各州縣情形圖》（1815年，現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轉引自《中國輿圖志》，第101頁）：
這圖描述的是一次地震以後各地受災的情況，是和奏摺一起進呈給皇帝看的。最大的特點，首先是有顏色的，畫得很好看；其次是並非依據任何實測的地圖，也沒有比例尺，而是根據實際交通所需要的時間，標記各縣的相對位置。清人在處理實際問題的時候，都喜歡用這種地圖。駐軍、邊防、治水、交通，因為不同的需要，繪製不同的「情形圖」。
於是，我們就會問一個問題：清人既然已經有了非常精準的實測地圖，為什麼實際布防、治水、做事的時候還喜歡用這樣的情形圖？他們難道不知道前面那個實測圖是真實的、是對的么？他們就不能意識到這草圖太落伍了么？其實這個問題，就是一開始的大問題的一個縮影：清廷有一種科學知識，可是就是沒有用他來實現內政的現代化，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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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我們會覺得，清廷的想法是：國之利器不可示於人。這個說法不能成立。因為，布防圖至少在一些情況下也是國家的機密，同樣是統治者內部參考。也許我們還會覺得，我們有某種自己畫圖的傳統，不要西洋人的做法——這其實也是鬼扯。
我想，實際的情況，對比以下兩張地圖，就比較清楚了：
上方是上海市軌道交通的實際分布圖，下方是一張「情形圖」。如果我們要換乘的話，當然用後者啦。
就是很方便嘛。
當然上方的實測圖也會有用處。如果我們想知道上海軌交延伸到了多郊區的地方，那就要用上圖了。清代的統治者大概也是這樣用實測圖的，看看我們的國家多麼廣闊。至於實際河道疏通之類的事情，大概就和換乘一樣，用一種實際上方便的圖就好了。耶穌會提供的並不是一種客觀的真，只是一種不同的技藝，可以滿足另一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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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也許可以說些題外話。
有這樣一種觀念，要刻畫出世界真實的樣子，然後以此來指導我們的行為或生活。聽上去似乎是自明的道理。但其實這是一個非常近現代西方的想法。啟蒙以來，哲學家科學家們有一種觀念，我們的知識要像一面鏡子一樣，把自然世界呈現出來，這樣的知識就可以照亮我們的實際行動。然而，這就會有問題。
我忍不住講個具體的例子。有個哲學家叫弗雷格，他發明了一套系統叫Begriffsschrift（概念文字）。弗雷格希望實現兩個目的：第一，是呈現出我們的言說背後的邏輯法則，告訴我們它們是什麼；第二，是幫助澄清我們的言說。對於他來說，這套概念文字同時可以做到這兩件事，這兩件事是聯繫在一起的。於是，這概念文字就成了現代邏輯的開端——這也是我們對邏輯的理解，這既是語言要遵循的規則，這也可以幫助我們梳理不同的想法。但是，後來，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這兩件事其實會分道揚鑣的。這個人當然是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的一個內容就是對弗雷格的批評。簡單說，邏輯法則完全呈現出來以後，就是真值表，就是一堆0和1的數字排在那裡，大多數時候不能方便我們進行運算和澄清。所以我們今天教邏輯導論，就不討論邏輯是什麼之類縹緲的問題了；學邏輯就是學一些符號，和學世界語沒什麼區別，能把日常語言翻譯成邏輯符號，然後能算出結果，就畢業了。要之，如果弗雷格的野望代表了啟蒙的基本思路，因為維特根斯坦，我們今天的教材已經走出啟蒙時代了。
這些事情中我有一些感受。一方面，就是我們對於真實的渴求其實是特定歷史中的產物——當然，我知道讀尼采也可以告訴我們這件事。對於一些時代一些族群，人們就是相信對世界的真是表徵，不僅是可能的，還是有實際意義的。所以對於歐洲列強來說，儘可能準確地畫出地圖，這就是一種管理國家的手段，在行政管理中就要嚴格按照最準確的地圖來思考線路、邊界。對於清，以及之前的許多王朝來說，準確測量自己的領土是一回事；領土的管理就是另一件事。兩者沒有必然的聯繫。
同時，我也覺得雖然哲學書寫中，我們經常在反思一些啟蒙式的對真實的渴求，但在到了中國史的書寫中，我們經常還是把這種渴求看做是一種科學發展的標誌。如果我們使用了等經緯的地圖來標記位置，布置河防，那就是進步了，甚至可以說是質的飛躍。如果依然沒有，那說明地理知識的管理還是很落後，知識水平縱然有增長，其實也無發展（cf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然而，真的是這樣么？按照這個邏輯，上海地鐵公司的換乘圖真是落後的典範了。
這背後是一個更加虛無縹緲的問題：近幾十年，哲學中對啟蒙以來的知識追求有了非常深入的反思。這些，對於我們歷史書寫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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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這裡，其實可以回到早先的討論。
假設我們穿越到了康熙的宮廷，也真的可以設身處地的感受當時人的感受。我們會覺得傳教士的知識固然很有趣，但只是很多有趣的知識中的一種，就像那些喇嘛的知識一樣。甚至，即使我們發現，傳教士的知識確實能更好地呈現世界的真實，這種真實對我們來說也沒有特別的光環。不錯，他們的知識可以真實地呈現帝國的疆域、人體的構造、星球的軌跡——然後呢，這些有什麼用啊！好吧，在適當的時候會有一些特別的用處，比如用來欣賞一下我們的帝國有多大，人體有多複雜，等等。但也只是有些特定用處，別的知識體系可以方便我們做一些別的事情的。
當然，最後要強調下，這只是我基於一些近來學術成果的遐想。另一些學者也許就會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比如對於Peter Purdue來說，問題就不是這樣的。清廷與准格爾展開全面戰爭的時候，自然需要地圖大炮等技術，也需要改進國家組織，積極融入近代帝國間的競爭。後來，准格爾被幹掉了，從西藏到中亞到蒙古世界的主要危機解除了。各種改革也就停了下來，耶穌會的各種技能也就不大有用了。所以他來開腦洞就不一樣了：如果蒙古帝國在中亞長盛不衰，清廷就會持之以恆地探索耶穌會的知識和技術，或者與在印度的大英帝國積極合作，對抗共同的敵人；或者，大英帝國之後再來挑釁，就被大清暴打。也許，清帝國就真的走上科學強國的道路了。（Peter Pu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2010)）
無論如何， 這本來就是一個異常宏闊的問題。我的體力智力武力魅力都不足以處理17、18世紀的問題……但現下，許多新的檔案材料可以為更多的學者使用；許多學生也在接受清史、西方科學史等不同傳統的訓練，並有非常強大的語言能力。當他們開始從新書寫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時候，應該是一件非常令人期待的事情。這是一個飽受爭議的問題。
關於康熙與西學傳播方面的評論，雖有人讚揚康熙對自然科學的熱愛，但在網路上更多的可能是對康熙本人並未推廣自然科學的指責。我看到不少（奇葩但）廣受網友支持的觀點如：「康熙嚴禁自己之外的人學習科學因為擔心先進的西方科技一旦傳給百姓，將會極大的動搖統治」、「康熙對科學的所謂興趣，一方面是用來炫耀，另一方面則也是當玩具供他個人取樂消遣的意思」等等。
總結來說，網友喜歡講康熙時期自然科學沒能得到推廣歸因於兩類：1.威脅統治 2.康熙不夠有前瞻性 這兩點上來。
我個人認為，第一類觀點屬於腦補過度，第二類觀點則屬於忽視了彼時社會環境文化等具體背景。
首先我們先來說說傳教士。
當代人們提到明清的在華傳教士，總是把他們和自然科學的傳播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就好像傳教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為的就是在中國當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點點點的教師一樣……你們都忘了他們的職稱其實是傳。教。士。咩！
對，傳教士歷經艱難險阻跋山涉水冒著在大海上九死一生的風險來到中國，其實為的是傳播上帝的榮光。《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裡面90%的內容都是在講「今日我說服了門口老大媽信上帝我相信上帝的榮光一定會在這片土地上發揚光大」、「在位的皇帝蠻喜歡傳教士我相信上帝的榮光不久之後就會在這片土地上發揚光大」、「今日一位有身份地位的人臨死的時候信了上帝說明上帝的榮光會在這片土地上發揚光大」、「今日許多教徒因為被人看不慣所以被揍我要怎樣才能讓上帝的榮光在這片土地上發揚光大T T」……
等等。
講到科學神馬的最多也就是順嘴一題。能找到的全文全篇都在說科學著作方面事情的，唯有巴多明給法蘭西皇家科學院先生們的一封信而已。
這說明了什麼呢？雖然當年有100多位傳教士活動在中國，但是他們大多數人每天做的事情，是傳播一種與中國儒家傳統文化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的宗教，沒科學什麼事。換句話說，傳教士在儒教社會裡天然就是不討好的角色。題主所說「擺脫儒教枷鎖走上科學強國之路」，想要實現這一點他們所代表的角色（還尚不涉及到科學）首先要被當時的社會接受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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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傳教士的主張中國傳統文化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涅？《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講到了很多例子……
首先天主教一夫一妻制，所以他們想說服有點社會地位的人信天主教，的確是件很有難度的事情——但他們確實偶爾也有成功的例子，一個已經娶了好多妻子的人信了教，傳教士給出的專業建議是遣散他其他的妻子們- -b。但我想這是多數當時的中國人不喜也不接受的戒條。
其次天主教也決不允許拜像，利瑪竇時期尚且考慮到中國人根深蒂固的祭祖傳統，改了改教義說祭祖祭孔不算拜像，但是康熙末年開始羅馬教廷派了個腦殘特使——多羅——來華，裁定利瑪竇規矩非法，不許教徒祭祖祭孔，所以後來終於鬧到了被驅逐的地步。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還記錄了一個事件。說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女性出嫁的時候因為拒絕拜像，被婆家按著腦袋強拜（後來如何我不記得了……）
還有天主教所說的「上帝造物」的理論也不被儒生接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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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多數傳教士每天所做的事情主要還是局限在宗教上面，也不會提到什麼科學。
然後我們來說說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
前文說道彼時傳教士想要被傳統的儒家社會所接受是非常困難的，儒生天然的不喜歡傳教士。所以為了能把上帝的榮光廣泛的傳播，傳教士們在多年的摸索後，終於走上了「投皇帝所好」的上層路線。歷任打入高層的傳教士們，被皇帝所好的項目大體上就那麼幾條：曆法、測繪等。
所以說從利瑪竇開始，傳教士們就開始了用曆法來吸引上層關注的策略。但是指責中國曆法不準這件事情，一是有違儒生們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二是損害到了某些官員的利益。所以康熙時期楊光先恨死了南懷仁，在南懷仁與文官關於曆法的爭論中說道：臣監之曆法，乃堯舜相傳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堯舜相傳之位也。……今南懷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堯舜之聖君，而法天主教之（歷）法也？南懷仁欲毀堯舜相傳之儀器，以改西洋之儀器……使堯舜之儀器可毀，則堯舜以來之詩書禮樂、文章制度皆可毀也。
以及
以百刻推算，系中國之法；以九十六刻推算，系西洋之法。若將此九十六刻歷頒行，國祚短了。如用南懷仁，不利子孫。
這就是把南懷仁往死里弄的節奏……
即便不提天主教那些嚴重侵害儒教尊嚴的條款，光說說這些科學內容，朝廷中也有一批人視傳教士為眼中釘。所以後來才有康熙感慨：
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睹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
漢官中對傳教士有偏見之人不在少數。康熙時期在曆法測繪上重用傳教士，另外康熙也比較喜歡西醫——西醫跟中醫又是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一。在這種社會文化下，即便皇帝本人想要推廣科學，在文官系統中也會遭受層層阻力。
可以說雍正時期驅逐了傳教士，恐怕也是很多大臣喜聞樂見的。
最後再說說康熙。
在我看來，康熙本人是很欣賞自然科學的，他也很願意讓他的兒子們了解這些知識。但康熙自小也受到儒家文化的傳統教育，受時代和教育所限，先入為主的觀念還是存在的——因此他本人沒有、也無法像現代人一樣，認識到自然科學有如此重要。康熙或許是想要普及科學教育的，但是如上所說，在社會環境的反彈下，他恐怕也不想為此做出太大的努力。
畢竟傳教士沒在康熙小時候就進入到他的必修課教師表中，沒給康熙開門「自然科學」以及「歐洲歷史」課——從娃娃抓起，不是跟你鬧滴~
倘若康熙時期滿族高層尚未正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而是首先接觸到歐洲自然科學，可能科學文化會比儒家文化更受到統治者的重視，而得到推廣。這一點巴多明與大皇子關於西方語言、滿語、漢語之間的爭論中或許可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證——
大皇子因不了解西方語言，認為「人們無法把他母語的意思(更不要說文筆了)令人滿意地譯成任何一種蠻語表達」，因此要求巴多明給葡萄牙耶穌會士蘇霖神父寫信，並且要求「鑒於他不懂韃靼語，我把要通知他的事向您口授，由您將其譯成拉丁語……蘇霖神父必須以漢語給我回信，因為如果他寫歐洲文字，您就可以以您的方式回答我了。」最終由於大皇子得到了蘇霖神父令人滿意的回信，「因此（大皇子）開始對歐洲語言有了較高評價，即把它們緊接著排在他的母語之後，而此前他曾想把漢語排在上述兩種語言之間。我引證了漢語中存在的大量歧義反對這種不公正的排列。於是他笑道：「好吧，就依您吧，在這一問題上不願被說三道四的漢人自己會起來辯解的。」
所以說到底依然是個眼界的問題，再加上儒家文化比較保守又自視甚高，朝堂上的文官出於各方面考量，接受的可能性要比皇帝個人接受小得多。
與其他只關心曆法、測繪等實用主義的皇帝不同，康熙在當時極大的肯定了歐洲人對自然科學的研究，他確實是希望了解方方面面的知識。巴多明在給法蘭西科學院的一封信中講到：
我若把皇帝在我闡述每段課程時提出的所有問題全部告訴你們，那我真寫不勝寫了；我只需告訴你們，他不斷向我提問，而且往往從一件事轉到另一件事，遠遠超出了解剖學範圍。特別是有一天，不知因什麼緣由，他向我談起了蜘蛛網。我不失時機地把蒙彼利埃(法院)首席院長邦先生的發現及德·雷奧米爾先生奉你們之命所做的實驗告訴了他，因為我在《特雷武報》上讀到過這次實驗的細節。他命我把報上這些內容翻譯出來一一這一度中止了解剖學書籍的翻譯。皇帝讀譯文時十分人迷，因此把它交給了三個兒子，要他們三天後談讀後感。三個皇子中最年長的那個承認，他在讀過的許多書中從未見過就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而做了如此準確而勤勉的研究的篇章。他說：「只有歐洲人才能如此深入研究，甚至連蜘蛛網也加以利用。」皇帝道：「他們在這方面比我們能幹，他們想知道自然界中的一切。」另外兩位皇子說了一些其他的讚揚話。總之，我可以向你們肯定，這項研究給它的作者們(我把他們的名字告訴了皇帝)帶來了榮譽，也加深了我使他對這個著名團體（指法蘭西科學院。一一中譯註）所產生的印象一一因為它擁有如此傑出的成員。
這段內容提到的解剖學著作便是《欽定骼體全錄》，有不少攻擊康熙故意不推廣自然科學居心叵測，便是拿此書滿文本定稿之後康熙下令：「此乃特異之書，不可與普通文籍等量觀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學無術之輩濫讀此書」【見康熙學習科學的目的是炫耀和消遣 一文。其實康熙原話是說「不可讓它被不學無術之人任意處置」】，而沒有將這本書出版一事做文章——這類人一般會以此事為例，無限擴大到「康熙不出版任何科學書籍」上來。
但事實上除了這本書以外的其他自然科學書籍，其實都是出版了的。為何獨獨不出版這一本？還是因為擔心文官們的反彈和抗議。這裡我不得不上一些此書的截圖——
如這般有傷風化的：
甚至還給丁丁配了圖：
這種涉及到（絕對不會被儒家所接受的）「解剖人體」才能出現的東東更是數不勝數：
所以巴多明留下了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記錄：
——誰是不學無術之人，又會被如何處置，可以參照乾隆是怎麼對待他爹的《大義覺迷錄》一書的……
更何況此書基於解剖學之基礎上，這又是儒家不能碰的雷點之一。康熙也只是部分接受解剖的觀點，巴多明如是說：
就以這張圖片最後一句作為結尾總結吧。
題主在問題中有兩個定性值得商榷：
（一）對康熙和清政府來說儒教是其發展的枷鎖嗎？
回答是否定的，對於清政府（特別是清初）來說，儒教非但不是枷鎖，而是坐穩江山的救命稻草。
在經歷了清初的野蠻動蕩後，滿清作為異族從入武力主中原到以華夏與中國之主自居，經歷了一個漫長曲折且不徹底的認同過程，（剃髮易服圈地逃人等弊政在漢族士人積蓄了極大的憤怒，清政府在見識到這些民族意識強烈的憤怒後對於自身統治一直存在著極大的焦慮，這種焦慮終清一代都未曾消除）。
這一過程中，「崇儒」是仕清漢臣提出並被政府奉為最高國策的穩定加速劑，其實質就是統治集團文化上的漢化，以達到以漢制漢以及解釋自身統治合理性的目的。
而康熙作為一個目睹民族矛盾並諳熟統治權術的帝王正是這一國策最為堅定的推行者，他要證明，自己以及滿清的是中華道統之所在。他不但是滿洲，蒙古之主，更是中國正統的帝王，羅素曾經評價中國說：「中國是一個文化堆積」，而不是一個領土概念，康熙深知這一點。所以雖然對於西洋科學有著極其廣博的興趣，雖然他本人對歐洲各國的耶穌會與羅馬教廷都保有相當的尊重與重視，雖然傳教士在北京的宮廷內擁有不小的影響，各個皇子（包括胤禛）也都投其父
所好地積極結交傳教士，但傳教士的政治與社會影響力始終不出京畿。
傳教士所繪康熙像
康熙對西洋科學的興趣並不能使其認識到「科學強國」這個概念，實際上儒教強國才是中世紀中國帝王的治國之繩。
這其中的悖論對於康熙來說是多重身份的矛盾，對於他的帝國來說，儒教是最為重要的彌合劑（其次是薩滿教），從專制體制的角度出發，是絕對不敢去觸碰這座巨大文化堡壘的根基的（在此認識上，成功的傳教士與滿清貴族的看法是一致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利瑪竇規矩會被廣為接受，而18世紀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失敗原因也在於羅馬教廷於內鬥傾軋中，自大粗暴地忽視了這一前人成功的經驗）。
故而，對於17世紀末災亂迭起的中國來說，任何一個政府想要長期獲得成功，除了武力保證外，必須以一個中華文化捍衛者的面貌示人（沒有看到這一點也是基督教化的南明永曆政權與以諸侯割據為自身定位的明鄭政府失敗的重要文化因素）。
康熙從來沒有禁止他人學習西學，相反的是，他的個人興趣帶動了西學在明末後的第二次繁榮，但他不會主導以西學或者基督教去撼動中國的儒教知識體系的社會風潮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來自於他久經鬥爭方坐穩龍椅後對中國文化與政治現實的深刻認識。
永曆帝嫡母王太后致羅馬教宗信件，由傳教士卜彌格翻譯成拉丁語
至於滿清由於自己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不得不以僵化的扭曲政策來崇儒，以此造成帝國文化與精神的衰落，已是後話了。
（二）傳教士能帶給中國科學強國的理念嗎？這個回答被傳教士以自己的失敗否定了。
傳教士的目的自然是傳播教義，發展教徒，科學技術是他們吸引士大夫和統治階級的手段。利瑪竇通過艱苦卓絕的實踐，通過驚人的自律，謙遜與博學獲得了中國士大夫的認可，並且成功將自己打造成了與中國沒有文化隔閡的儒者。最終在王學名流們的幫助下在京城站穩了腳。此時的利瑪竇認識到，基督教要在中國立足，必須中國化，因此他將教義解釋地與儒教和諧一致，並確立了以「天主」稱呼天主教的「神」（Deus）且認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於中國的思想之中，因為中國傳統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真神」並無分別。而祭祀祖先與孔子，這些只屬追思先人與緬懷哲人的儀式，與信仰並無什麼干涉；只要不摻入許願、崇拜、祈禱等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這就是著名的利瑪竇規矩。他使得基督教成為了中國人可以接受的一種宗教，第一次在民間播下了天主信仰的種子。
在清朝建立後，傳教士為了獲得更多的傳教權力積極投靠新政府，並不可避免的加入到他們的政治生活中。這個過程中來華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適應與滿清政府的文化漢化有著諸多相映成趣的耦合。
但在羅馬教廷這邊，耶穌會教士的成功經驗卻引發了巨大的爭議，耶穌會、多明我會、方濟各會傳教士之間在傳教策略與方法上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分歧，這種分期的結果，一方面使得在華教士越來越不統一，間接造成了湯若望的曆獄。另一方面，矛盾最後不可避免的演變為鬥爭的形式。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閻當主教打破各方妥協，在他所管轄的福建代牧區內，發布了禁止中國教徒實行中國禮儀的禁令，自此將爭議迅速擴大。使這一原本純宗教學術的問題，逐漸演變成為清王朝和梵蒂岡之間的國家政治之爭。
中西禮儀之爭最後使得雍正實行了禁教令，羅馬教廷的固執和無視中國現實的愚蠢導致了他們在華事業的全面擱淺。此後宮廷中的教士只能作為皇帝的私人顧問，即沒有了清初的政治影響力，也沒有了明末的社會文化影響力，泰西學也就此勢微。
綜上所述，從兩方面來說，康熙想依靠傳教士傳播科學都是不可能。
反駁Hasuran Li 的答案「康熙出於防範心理而限制西方科技知識的傳播是過度腦補」。相反，事實恰恰如此。
席澤宗院士：「康熙盛世」是中國科學衰落之始
——與席澤宗院士對談
作者：原中國科技大學方校長
文章來源：《爭鳴》雜誌
老友席澤宗院士八秩在望。今年本有可能同他在柏林見面，因MG11大會邀請他做超新星1006千年回顧的報告。澤宗兄以他的「古超新星新表」（1955）在學界馳名半世。以下就是三個月間，2006年8-11月，多次電話往來的一個記錄。略去有關時事和往事的點評，只記席教授的科學史，特別是中國科學史的精論。
方：我看了你關於康熙的文章，你的結論是中國的科學直到清初康熙一朝才真正開始衰落。
席：對。
F：在清帝中，康熙似乎是最愛好自然科學的。他請傳教士教他西方科學。他對算學和天學都有相當的了解。你說他是「窒塞民智」，何以為據？
X：康熙「窒塞民智」一說，最早是梁啟超提出來的，後來邵力子也論證過。確實，康熙學過算學和天學。不過，他的目的不是倡導科學，相反是為了堵塞現代科學在漢民族中的傳播和發展。證據之一就是他請傳教士的目的。明末的士大夫和學者可以同西方傳教士自發地交流，萬曆和崇禎皇帝基本不管。而據傳教士張誠（J. F. Gerbillon）的日記，康熙不準傳教士在有漢人和蒙人的衙門裡翻譯任何科學文獻。自康熙一百五十年以降，清廷的欽天監一直由西來的傳教士擔任監正或監副，從沒有漢人和蒙人。康熙請傳教士監理欽天監，目的不是開啟中西交流，相反是為了「窒塞」 中西科學技術交流。
F：據我所知，就在康熙年代，倫敦有了皇家學會，巴黎有了皇家科學院，柏林也有了科學院。它們對歐洲的科學發展是一大推力。
X：是。康熙同法王路易十四和俄國的彼得大帝在同一時代。傳教士也向康熙介紹過路易十四創建的「格物窮理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和「天文宮」（Observatoire de Paris）。
F：創建科學院似乎是那個時代的帝王的一個時髦。據傳康熙在上朝的時候還發表過他的數學論文，康熙是不是也有意要創建大清科學院？
X：你指的康熙的數學論文可能是《御制三角形推演算法論》。不過，沒有記錄顯示康熙對建立科學院感興趣。路易十四訪問過他的「格物窮理院」，沒有發表論文。他建「格物窮理院」目的是倡導法蘭西的科學研究精神，培養人才。康熙的政策則是鞏固「御制」，遏制漢民族的科學研究精神。在清初，還有「南王（錫闡）北薛（鳳祚）」等精通數學，天文的非「御制」人材。那是明朝學界的殘留。後來，就徹底沒有了。
F：沒有人材。似乎也沒有「審造器」。如果去參觀過北京的古觀象台和南京收藏的古天文儀器。就會發現，大清朝的觀象台竟然還沒有一架天文望遠鏡。清朝的天文學家竟然還不知道造望遠鏡？
X：當然知道。徐光啟在1629年就建議製造天文望遠鏡，那是在伽利略天文望遠鏡之後二十年，這是很快的了。康熙也知道望遠鏡。北京的故宮中就有上百架望遠鏡，多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是，康熙防備望遠鏡的擴散。康熙命令傳教士不要去做望遠鏡。望遠鏡只能是御用，所以，觀象台上反而沒有望遠鏡。清宮中的御用的天文儀器比天文觀象台上的儀器多得多。整個清朝發表星表都是沒有望遠鏡的實測數據為根據的。那還能不落後？康熙是怕儀器一經拿出宮外，就會有漢人複製，改進，滿族統治集團就不能壟斷了。
F：還有沒有其他的壟斷證據？
X：代數。不像算術，代數要靠一套符號。符號就是代數的語言。1712年耶穌會士傅聖澤寫了一篇《阿爾熱巴拉（代數）新法》向康熙介紹符號代數。康熙看不懂，他說此新法「可笑」。他下令不準代數新法傳播。所以，直到1859年代數符號法才開始在中國流傳，那已是150年之後的事了，早已不再是新法。
F：「可笑」一說，是典型的不懂裝懂的心理表現。這不奇怪。1949年初，在北京，我初三，被叫去給一個文化補習班上初中代數（當時有很多文化補習班）。當我用符號講a=-(-a)時, 班上年齡大的人都不明白，年輕的則易於接受。1712年康熙已經58歲，弄不懂代數符號法，情有可原。不過，我記得康熙還很愛說別人不懂科學。
X：1689年，康熙在南京要捉弄（貶低）大臣李光地。康熙事先問耶穌會士南極老人星出地平幾度。見到李光地上朝後，康熙考問他：「可識老人星？」 李光地無以對。康熙得意了：「老人星在北京自然看不見，在南京就看得見。到了你的老家閩廣，連南極星也看得見。」 康熙得意忘了形，在閩廣，南極星是看不見的。梁任公（梁啟超）說，康熙的科學是用來打擊他人（李光地隨後被降級）的一個工具，一點不錯。
F：從代數符號到南極星，證明康熙對近代科學所知也有限，是不是同傳教士有關係？
X：有關係。康熙只向傳教士學西來的科學，並沒有真正開啟中西學術交流的大門。中西交流在當時已經沒有技術上的困難。亞歐水上交通已很發達。前面說過，西方科學文獻在明代就能及時地送到中國。當時有些歐洲學者還很希望他們的研究成果能得到中國學者的響應。開普勒的Tabulae Rudolphinae於1627年一出版，他立即寄到中國一本。傳教士對中西學術交流有很大貢獻。有些耶穌會士的確是一流的學者。儘管如此，他們也受到羅馬教廷的影響。譬如，他們對哥白尼的日心說一直態度曖昧，可能並不只是學術上的原因。
F：你在文章一開始引用胡適的話說，明末還是可以的，但清代以降，中西「雙方（科學）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計」。你能不能更定量地說一說，康熙一朝，中國的科學到底衰落了多少「道里」？
X：康熙在晚年（1713-1722）主編了100卷的《律歷淵源》。其中《數理精蘊》53卷，他自認為是，也曾被譽為是當年的數學百科全書。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歐洲的數學進展主要有，代數符號（1580），對數（1614），計算尺（1620），解析幾何（1620），加法機（1642），微積分（1665）。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析幾何和微積分。無此二者，很難明白和應用牛頓力學。然而，「數學百科全書」 《數理精蘊》中竟然完全沒有解析幾何和微積分。編撰者可能根本不知道有這兩門新發展的數學。明末1630年的「崇禎曆書」雖也落後西方。但還遠沒有落後到全然不知最新重要發展的地步。
F：我離開中國快十七年，對「最新重要發展」也陌生。到是常聽說有「康熙大帝」之類顯靈於視頻之中。你對這位視頻「康熙大帝」，有何評價？
X：哈哈…哈哈…不值一談，不值一談。清末以來中國的屢敗於西方，主要原因並不是我們傳統的文化或者制度有大的問題。而在於滿清王朝的性質是一個外來的異族政權，滿洲統治民族私心自用，為了防漢制漢，千方百計地遏制中國自己的現代化和工業化進程，對漢族人民百般壓制，滿漢相猜，上下離心，導致康熙以後中國科學技術迅速落後於西方，大大的延誤了中國社會走上工業化進程的時間，在清末仍不得不屢敗於西方列強。從康熙的 「窒塞民智」到 「窒塞民智」的再顯靈，嗚呼！
後記：席澤宗院士的答話，沒有字字經他本人審閱(眼疾，難閱讀)。如有誤，我負責。席院士的更詳盡的論證可見他的 「論康熙科學政策的失誤」等論文（《古新星新表和科學史探索》，2002）。
11/23/2006，Tucson
前言：
這段文字舉例用的是順治朝耶穌會（如果大家不知道這個是什麼，那我說一個名字，湯若望，或許一些人就想起來了），因為我研究過這一段。順治康熙兩朝是挨著的，順治朝來了好多傳教士而且和皇室走得如此之近，甚至一般認為在某些重大決策上（比如順治選定誰繼位）傳教士發揮過一定的影響，那麼傳教士既然在順治朝如此有地位卻沒有走上科技強國之路的道理，用來解釋康熙朝為什麼仍沒有走上科技強國之路也是通的，所以我就直接搬用。其實主要原因是我對康熙朝不熟。
正文：
一般認為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帶來了近代西方科學。其實這東西真不能一概而論，是要斷代的。創辦協和醫院那一批傳教士，的確是帶來近代科學的。順治、康熙朝的傳教士帶來的東西，很難說就是近代科學，甚至可以說，大部分不是近代科學。
最早的西方傳教士是天主教的，他們的知識根本不屬於近代科學的性質，而是歐洲中世紀的思想體系，整體上是12世紀的希臘哲學，關於天文的就是托勒密體系之類。他們用古希臘的四元來分析一些現象，這與中國的五行說有相似之處，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認為中學和西學有什麼衝突，區別只在於中國人認為金、火是可靠的，西方人則認為水比較重要，對此中國的士大夫學者和傳教士們就認認真真地討論了起來。
所以，我修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課時讀過一些史料，發現了一件超搞笑的事：早期的西方傳教士和當時的中國學者曾經有過一個「學術爭辯」——構成事物的元素里，金、火比較重要還是水比較重要？人家爭論得可認真了，這事不論在中國文獻還是西文文獻都有記載。
我用的打引號的「學術爭辯」一詞，是說明這本質不是學術爭辯。金、火比較重要還是水比較重要，這都什麼跟什麼啊！！！這算哪門子的學術爭辯？好像民科都算不上吧？就是跳大神吧！
這其實只是一種中世紀思想體系和另一種中世紀思想體系之間的爭辯，而不是傳統和現代的爭辯。
當然，後面幾代的傳教士帶來的就是西方的現代自然科學，確實領先於當時的中國本土科學技術。可是最早的一批傳教士還真不覺得中國的科學落後，因為當時天主教教士的知識也就是中世紀，並沒有多先進，他們是很認真地和當時的中國士大夫爭論金火比較重要還是水比較重要這種蛋疼的問題的。
具體來說，當時的西方知識體系（18世紀耶穌會士與中國討論的東西並不是現代科學，而是中世紀的自然學。當時西方也還沒有近現代意義上的科學，他們稱作「scientia」，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綜合的產物。中國人翻譯成格致，認為這與中國的傳統一樣，是對「理」的認識）比中國知識體系在哪方面看來都只是平行知識體系，而無誰更先進之分。事實上，西方人要為他們的這些知識做marketing才能贏得中國的受眾。天主教的傳教士之所以最先是向中國皇室推銷提倡與天文學有關的那部分學問，是因為他們知道這些知識在中國上層人士中會受到歡迎。他們也曾到過其他的一些地方如日本，發現那裡的人對這些知識不感興趣。他們發現在中國，天文算學有特殊的地位，大到皇室用兵小到百姓出行都要問吉凶，因此需要天文和算學，他們發現當時中國的所謂政策研究機構甚至包括明清科舉的策論部分，更多的不是在討論和考察該制訂什麼樣的政策，而是在論吉凶，所以他們來告訴中國人更先進的天文算學（托勒密體系也比中國的曆法體系要准，中國到明朝末年已經發現日曆不對，差了一兩天，這樣吉凶就都不準了），以便贏得他們的好感，為傳教活動創造便利。這是一個很聰明的戰略。當時西方在政治軍事方面並不強大，並沒有「以槍炮轟開中國國門」的條件，這與19世紀完全不一樣。所以，面對最先傳到中國的西方科學（其實也不能算什麼科學），中國的知識分子並不是驚為天人並痛哭流涕於自己的落後，而是有選擇要或不要的自由的，也主要是拿那些西方知識來改進自己的欽天監工作，並沒有把這些知識體系與富強落後聯繫在一起，所以說這些知識的引進和科學強國實在談不上什麼關係。
附言：我主要是憑10年前（真是恰好10年）寫相關論文查找資料的印象回憶寫的。我現在的專業方向不是歷史學，所以也懶得一一回去摳史料原文當證據了。我的思路講清楚了就是這樣，細節大家請自行google，這個問題下一眾精確到史料出處頁碼和截圖的歷史學術帝看看笑笑就行了。
我很好奇 @Hasuran Li 的高票答案是如何信誓旦旦不加任何論證的斷定「康熙出於防範心理而限制西方科技知識的傳播」和「康熙對自然科學的興趣部分來自炫耀和玩樂心理」是過度腦補的？更好奇該答案如何在不區分儒家各派思想的情況下把原因歸結為所謂「儒教」的？下面我就從這三個方面一一反駁。
一、對漢人的防範心理
滿清皇帝對漢人的防範心理自然不用多說，這裡只說自然科技方面的，僅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證明：
1、火炮
康熙五十四年，山西總兵金國正上言願捐造新型的子母炮二十二位，分送各營操練，上諭大學士等曰：「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斷乎不可！」
這裡不提」朝廷「，不提」皇家「，不提」中央「，而是直接宣稱「子母炮系八旗火器」，用意再明顯不過了。而這樣的言論，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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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引用有誤，參見評論區置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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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還僅僅是對火炮製造方面的限制，更令人惋惜的，是此後對明中後期以來的諸多火炮、火器相關著作的禁毀。
自鄭若曾1562年刊印《籌海圖編》起，不到一百年內出現了《登壇必究》、《神器譜》、《兵錄》、《武備志》、《西法神機》和《火攻挈要》等多部關於火器的著述。其中何汝賓的《兵錄》和焦勖的《火攻挈要》中都有關於彈道的粗疏討論；清代南懷仁編撰的《窮理學》中，更詳細討論了「重物之動，有依兩道而行」的規律。
惜乎好景不長，清朝自康熙平定噶爾丹以後，不但禁止進行火器研製，甚至將前代關於兵器的書籍列為禁書，致使火器知識失去傳承，更兼康熙末年以後實施禁教政策，斷絕了西學東漸的道路，至此，清廷內堵死創新的源泉，外切斷傳播的渠道，科學發展幾乎完全停滯。體現在火器著述上，自南懷仁的《神威圖說》（1682年）和《窮理學》（1683）發表之後，直至鴉片戰爭以前，近一個半世紀內竟沒有一本論及火器的兵書問世。而南懷仁撰《神威圖說》原希望其中解說的各理論法則能夠流傳，不想被康熙 「留覽」後便再無下文，不僅沒有刊刻，而且原稿都最終佚失。
台灣學者黃一農在《紅夷大炮與明清戰爭》一文中指出：「直到十七世紀末，中國與西方在實用炮學上的差距其實並不特別顯著」，他認為自「康熙二十二年底（1683）定全國之後，因軍事的威脅消失，官方對火炮的重視日減」，禁止各省自行研製火炮，此後火器發展走向衰落，表現為十八世紀以後火炮著作的缺失、火器知識和技術的失承等。
2、天文、曆法
這裡直接引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主任艾爾曼的《從前現代的格致學到現代的科學》（載於《中國學術》2000年第2期）一文中的部分：
三、清初考試中自然之學的排除
有一種觀點認為，道學中的道德哲學和格致學與技術性的研究之間是衝突的，而前面的討論證明，用這樣的觀點來理解明代是錯誤的……因為在經學正統中保證道德通才具有最高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威望，明代官員被要求知曉天文、數學、曆法研究和樂律，這些是禮儀正統的組成部分。他們不會被准予成為「科學家」，但是他們也不會敵視對自然現象在統治活動中的作用的理解。
……因此，明代的科舉考試並非由於其包括有關自然研究的策問而值得注意。它們值得注意，是因為其在一個政治、社會和文化再生產的體制中成功地包容了有關自然之學的策問，這種體制確保了皇朝、儒士和道學正統的主導地位。所以，儒士不會成為「科學家」，但是他們確實學會了應該在什麼範圍內信賴專家。
為什麼與明代相比，在清代這種關於自然研究的策問如此罕見。例如，在1660年代，山東鄉試中出了一道有關星占的策問試題。一名考生對此一無所知，就以討論地理問題來掩飾其回答。原以為已經落榜，他卻大吃一驚地在考取的名單上看到自己的姓名……地理和星占研究在更早的朝代是彼此交叉重疊的，但是正如下面所顯示的那樣，這一聯繫在清初被打破了，朝廷禁止有關曆法和天象的策問。因此，地理學，尤其是區域地理學，作為鄉試和會試試策問的來源興旺發達起來。
……
在1685年之前，明朝的覆滅和後繼者清朝的異族統治為星占-天文學和樂律學專家們創造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打破其附屬性地位，並在新起的滿族統治精英領導下挑戰不受信任的明朝精英的政治權力……宮廷學者諸如李光地(1642-1718年)積極保護歷算專家，並使樂律研究在官方資助的研究中擁有高度的優先權。直到1680年代，此時滿族皇朝已經控制了其政治和文化上的敵人，清代早期幾十年中知識分子的流動性開始消失，留下漢族儒士和滿族精英在政治和文化科層制的高層維持一種不穩定的平衡(而曆法專家仍然處於中層)，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在此過程中，在鄉試和會試第三階段中的策問事實上已經不再包括自然之學。也許到了1680年代，宮廷激烈鬥爭的勝利者——道學，在一位精明滿族皇帝的巧妙操縱下，在科舉考試中排除了作為明朝考試標誌的儒士與自然研究之間的成功協調。
我們所知道的是，到了1715年，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在科舉考試中成功地禁止了對天文預兆和曆法研究的關注，因為這些內容與清朝的合法性有關。然而，他不可能限制在科舉考試之外的儒士群體的這種興趣。例如，這位皇帝在1713年頒布命令，要求此後所有被任命為鄉試和會試的主考官不許出有關天文預兆、樂律或者計算方法的策問。(「朕常講易及修定天文律呂演算法注書，爾等考試官斷不可以此注書出題。」)清代新出的自然研究著作，康熙皇帝僱傭耶穌會士專家所作的宮廷項目，都禁止主考官和考生涉及。對自然研究的禁令，是朝廷在一般公眾討論中制止討論占卜術和吉凶預兆的總體努力的一部分。
這是直接從自然科學的具體層面進行的限制。此外，還有一些間接的限制措施
1、航海
順治年間、康熙初年，為了防範鄭氏而進行的遷界禁海，自毀一千而傷敵不足八百，其荒謬之處就不用多說了，即便是收復台灣，統治穩固之後，仍然出於對漢人的防範心理而對民間航海加以限制。
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諭大學士、九卿等言：朕南巡過蘇州時，見船廠問及，咸雲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其餘悉賣在海外齎銀而歸。官造海船數十隻，尚需數萬金，民間造船，何如許之多。……此中情弊，速宜禁絕。海外有呂宋、噶喇吧等處，常留漢人，自明代以來有之。此即海賊之藪也。……不可不為預防。出海貿易，海路或七八更，遠亦不過二十更，所帶之米，適用而止，不應令其多帶。再東洋，可使貿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
甚至連官方僱傭的由福建運米廣東的民船，都因為「所雇民船三四百隻，每隻約三四十人，通計數千人，聚集海上」而命令地方官員「加意防範」，這康熙也確如他自己所說的，「每以漢人為難治」，簡直是操碎了心吶。
而且，康熙自己並非不明白這樣做的害處，他甚至都認識到了「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但是他說完這句話，緊接著就是上面那句「每以漢人為難治」，可見他擔心的並非中華文明不敵西洋文明（說實話，以他所處的時代，能認識到西洋的威脅已經算是不錯了，也不能指望他能認識到工業革命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碾壓態勢），而是擔心在這種情況下滿族的統治不能維持。
2、對傳教士的限制
論明末清初士大夫對西學態度的轉變--《西北師範大學》2002年碩士論文
當然，我認為這種限制，可能更多的是出於限制天主教的傳播，而限制自然科學的傳播應該是相對次要的。
二、康熙自身的炫耀心理
南懷仁曾經記述說，一次他陪康熙夜話（1682年康熙巡視遼東時），「皇帝看著半圓的天空，讓我們用中國和歐洲話把主要的星一個不剩的讀給他聽。他通過這件事，表現他有著無限的知識。」「他拿出幾年前給他製作的小型星座圖表，依據星的位置說出時刻來。這樣，他便在周圍的貴人面前，能誇示自己的學問而得意。（南懷仁，《韃靼旅行記》）
康熙這種行為，一方面是為了維護帝王之權威和維護理學這種官方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他本人也有很強的」聖君「情結。
事實上，康熙並非僅僅喜歡拿西方自然科學來炫耀。康熙三十三年，針對翰林官員舉辦了一場名為「理學真偽論」的考試，康熙自己做考官，翰林官員當考生，對包括帝師熊賜履在內的諸多名儒進行了毫不留情的羞辱和諷刺：【昔熊賜履在時，自謂得道統之傳…今又有自謂得道統之傳者，彼此給紛爭，與市井之人何異？】，更是宣稱【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系】，儼然就是自命儒教教主了。而他在西方傳教士面前，也是以儒教的衛道士自居，
康熙帝在炫耀自己的科技知識時並不在乎王公大臣們懂不懂，在他炫耀測繪日影、畫畫三角、測量山頭的高低等技術時，常常以把善於阿諛奉承的漢臣們問得張口結舌為樂事。而那些漢臣正好逮著機會表現對康熙的讚歎和恭順。所謂「聰明天縱，觀文察理，誠非臣愚等所能仰窺也。」（康熙起居注下，第1834頁）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他在訓斥湯斌等人時，一方面承認「漢人學問勝滿洲百倍」，另一方面，又警告說，「如有人檔案以漢俗炫耀、蠱惑於御前，斷不姑息。」
這一點， @荊光裕的答案提供了一些更為詳細的資料，我就不轉引了。
甚至在滿清之根本的「騎射」上，他也想做到「曠古絕今」。「朕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隻,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也」，這話是不是吹牛，我就不下結論了，不過至少，康熙對狩獵的超乎尋常的熱衷是無須懷疑的。
至於玩樂心理，那就更是人之常情了，即便是我不認為康熙是什麼聖君，至少在打分的時候也不會把這個當做減分項，有人認為他是聖君也就算了，非捧成清心寡欲的聖人，那不是搞笑嗎。
三、所謂儒教的限制
要說「儒教」對天主教的發展有限制，這個可以有，而且不僅在封建王朝是這樣，今天的中國依然是這樣。但是要說對自然科學的限制，那恐怕不能成立。
可見，不管是從書籍數量，還是種類上，還是參與的士大夫人數上，清初比之明末都有著巨大的差距。這種差異，恐怕用所謂儒教枷鎖，是很難解釋的。
如前所述，在天主教思想的傳播方面，儒家思想無疑有著很大的阻礙作用，而利瑪竇採取的策略，除了積極結交士大夫，尊重儒家傳統之外，另一個突破口就是天文、地理、曆法等知識。
這一策略被證明是有效的，不僅未引起士大夫的反感，反而帶動了一些人逐漸信奉和儒家思想格格不入的天主教，所以「儒家思想排斥自然科學」至少在這個時期是不成立的。
@Hasuran Li 的答案也提到了這一點，但是他採用的是清初的例子，自然會得出相反的結論。所謂「指責中國曆法不準這件事情，一是有違儒生們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這在明代是不可想像的。主持編修《崇禎曆書》的徐光啟說的好，「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這才是泱泱中華的氣度和自信。
再說解剖學，有明末耶穌會士鄧玉函翻譯並在1643年刊行的《泰西人身說概》和《人身圖說》，有清初思想家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對人身、解剖學的大量介紹，為何一言九鼎的康熙反而會害怕文臣的抗議？
事實上，別說自然科學這種對儒家核心思想構不成挑戰的新鮮事物，就連思想層面，也不存在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明末有相當數量的官員加入天主教，也並未受到什麼歧視，相反，當時的儒家思想，正處於激烈的爭鳴之中，很多人恰恰認為，天主教思想可以彌補儒家思想的缺陷，即所謂「以耶易儒或以耶補儒」。
要討論「儒教枷鎖」，就不能不對明末清初，乃至上溯宋元的理學發展脈絡有所了解。明中後期，是思想大發展的時期。從陳白沙到王陽明，心學逐漸打破了理學的統治地位，甚至進一步成為主流，而後以泰州學派為代表的陽明左派日趨激進，開始反對禮教，另一方面，王學末流又走向空談、流於狂禪，引起了東林學派、清初三大儒的抨擊。
而正是由於對社會和儒學現狀的不滿，所以李贄和東林黨人，雖然思想上分歧很大甚至稱得上是對立，但卻均與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關係密切，並且在書信中對以孔子為代表的早期儒家和天主教精神的異同做出了深入的探討。
其中的發展脈絡，恕我才疏學淺不能一一介紹，推薦一本書西學與晚明思想的裂變 (豆瓣)
當然，如果只考慮以」天生聖賢「康熙為教主的儒教的話，自然是不用關心這些學術爭論的，教主說啥就是啥嘛。說它是枷鎖，我一點意見都沒有。
或者，與其說「清朝沒有擺脫儒教枷鎖」，不如說「儒家沒有擺脫清朝枷鎖「才對。當然，儒家為什麼難以擺脫這種枷鎖，其自身有什麼難以彌補的缺陷，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貼一個以前的回答，以供參考
明朝的文官是怎麼從儒家的理論上說服自己效忠於新王朝的？ - 景行止的回答
我對x-art感興趣呢
我也沒如干這行對吧
看他對待火槍的態度就知道了
科學和科學家現在獲得的地位，是兩三百年前難以想像的。事實上，很可能在物理學家們搞出原子彈後，科學家的地位才最終確立。這三百年，科學家們是如何樹立起自己的地位的呢？
我們看一下康熙之後的物理學史，康熙時代的傳教士不知道的科學。
康熙二十六年，牛頓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著作中提出牛頓三大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經典力學初步建立。
乾隆四十一年，瓦特製造出第一台有實用價值的蒸汽機。
乾隆五十年，庫倫提出庫倫定律，電磁學開始。
嘉慶二十五年，安培發現安培定律，以及高中生喜愛的右手螺旋定則。電流與磁場的關係漸漸被揭曉。
道光六年，歐姆提出歐姆定律。
道光十一年，法拉第失敗九年後，終於發現電磁感應現象。
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爆發。
從牛頓發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到法拉第提出電磁感應現象，中間只有144年。在此期間，德國產生了萊布尼茨、高斯、康德、黑格爾，並在鴉片戰爭後批量生產哲學家。法國代表的歐陸國則出產歐拉、拉格朗日、拉普拉斯、達朗貝爾等數學巨擘。更不用提在此期間出現的大量化學家、生物學家和發明家。人類文明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天才的井噴。
這種井噴是偶然還是必然，我不知道。但很顯然這是康熙一人之力無法改變的，即使他是一個穿越者都不行。
我知道的是，有了這個井噴之後，我們才有機會享受到現代文明，而此前人類在黑暗中摸索了八千年。
我來給千古一帝勾勒一張異於常人想像中的顛覆圖像。
當代中國的政治現實是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支花，五十六個民族自然也是真真切切的中國人；但對清朝的中國漢人來說，華夷之辨思想佔據主流，統治者卻是真真切切的征服者。歷史教科書說削平南明後，國內民族矛盾轉化為階級矛盾，更多是出於當代政治方面的維穩需要，君不見清末革命家打出的反滿口號與民族主義主張？
一、清朝的滿漢對立與康熙的「三藩之亂」心理陰影
在用弓弦勒死明昭宗永曆皇帝的第十二年，吳三桂再次選擇背主，發動了「三藩之亂」。初始階段，三藩進軍迅速令人咂舌，起兵不到一年，八省失陷；最嚴重時十五個省波及戰火。三藩之亂充分暴露了潛流暗涌的滿漢對立關係，大量漢臣紛紛依附三藩。例如魏象樞說耿精忠在福建造反，「一時封疆大吏守節無虧者僅二三人耳」。三藩之亂平定後的首次全國大計，布政使以下遭受處分的官員共計783名，其中「從賊」（即倒向三藩）官員522名，佔比達到近70%。作為異族君王，康熙對漢族官員的猜疑忌恨心理因此日益濃重，終其一生不曾消解。與官員倒戈相比，更令滿洲統治者怵目驚心的是各地百姓紛紛重新蓄髮易服，以反清復明為號召，起兵與三藩遙相呼應。清軍之所以舉步維艱，與各地的抵抗運動密不可分。滿洲八旗在平叛戰爭中，大肆屠戮漢族百姓，這一行徑獲得康熙的默許，以致在御前會議時，滿洲大臣、兵部侍郎溫代底氣十足且不無無恥地為八旗屠戮奴役漢人做辯護：
江西等省人民反叛於建昌、饒州等處，抗敵滿洲官兵。擊敗之後，俘其子女，此可謂之良民子女乎？滿洲官兵捐軀殺賊，將所俘子女，有變賣取直，以療治瘡瘢者，亦有制辦馬匹衣服等物者，今欲徑行釋放及減價取贖，其可行乎？且昔年征取雲南時，釋放俘掠之人，滿洲官兵遂至重困。
滿洲大臣這不要臉的邏輯讓強盜聽了都臉紅啊！
可以這樣說，三藩之亂重新喚醒了漢族百姓的反滿情緒，同時也加強了滿洲統治者對漢族百姓的仇恨心理。三藩之亂帶給了康熙一生的噩夢，「前者凡事視以為易，自逆賊叛亂後，覺事多難處。每遇事必慎重圖維，詳細商榷而後定。」由此可見三藩之亂在康熙心中烙下的深刻影響。
雖然他宣稱「朕於蒙古、滿洲、漢軍、漢人視同一體」，但也屢發「大約觀漢人雖似易，而知之卻甚難。凡其所言，必計及後日，易於變更」，至晚年乾脆直接明言：「若有變動，或在中國，蒙古斷無此慮。」可見他本人是不相信漢人會接受滿洲統治，對漢官的猜疑與嫉恨也從未消失。
康熙乃至後來的雍正乾隆，一直在為清朝統治合法性問題構建理論。康熙一方面宣傳「我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厚，可謂超出往古矣」，另一方面卻將已經垂暮的明朝宗室朱慈煥及其全家盡數處死，並在全國大興文字獄，製造恐怖的思想牢籠與輿論鉗制。
二、致力於以道統自居的政治領袖
崇禎十七年，思宗在煤山自縊殉國，之後滿洲人藉助吳三桂勢力擊敗李自成，以異族身份入主中原。如一味拒絕漢化，清朝國祚勢必難以長久。順治中後期，隨著清朝統治的穩固與順治皇帝的親政，清朝漢化進程得以加速，但遺憾的是因順治皇帝的早逝而遭遇挫折。
康熙早期接受儒學經史，一方面是出於統治的需要，一方面也有對先進漢文化的虔誠之心。然而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化和滿漢關係的緊張，康熙對待學術的態度也發生改變。他不甘心僅以治統干預道統，而希望以道統自居，裁斷學術，令漢人折服。此後，康熙開始以「偽道學」打擊漢人士大夫，爭取學術上的主動，從而令自己在學術領域居於統治地位。
玄燁既深受「漢人學問皆勝滿洲百倍」的刺激，欲改變這一局面，必須從兩方面著手：即通過西學對傳統學術中的天象、曆法、地理之學予以新解；同時強調實際中的格物，知人論世，以貶低漢人的書本之學為空疏，實則仍以實用政事以定學術之優劣真偽。
到這一時期，傳入中國的西學已淪為宮中之學。康熙對西學表露出了頗高的興緻，自雲勤攻數學等，雖有西方傳教士張誠在給法國官方報告中竭力將康熙塑造成一位開明的東方君主，但另一陪伴他多年的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卻對康熙成績不敢恭維。他雖然對西學有興趣，但本意似乎並不在此，而是欲以西學檢驗經典，折服漢人。例如《清聖祖實錄》卷245：
演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經》，即西洋演算法亦善，原系中國演算法。凡有推算，七九之奇數不能盡悉，十二、二十四之偶數，方能盡之。此皆體象十二時、二十四氣也。
1689年，康熙召見李光地，以星宿運行質諸《堯典》，李光地不能對，康熙頗為自負言道：「自來史志曆法多不可信，質之以理，類空言無實。」1692年，康熙與群臣論及《太極圖》，因示以數學解析音律，計算河水流量，檢測日晷，令群臣「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在以西學檢驗經典，以期確立自身話語解釋權的同時，康熙又抬出為學旨在心性修養及實際功效為權衡，來否定漢人的優勢；到晚期又對自己的格物和居敬十分自豪，以為德、位兼備，已非孔子、朱子所能比擬。在思想及學術領域的交鋒中，康熙不單憑權勢壓倒對方，更在學術領域完成了自我更新，由此得以在意識領域無所顧忌地任意裁斷。此後他自恃周知萬物，又無書不覽，學術已凌駕漢人之上。《清聖祖實錄》卷262記錄了他對滿臣的話：朕常講論天文、地理及演算法、聲律之學，爾等聞之，輒奏曰：「皇上由天授，非人力可及。」如此稱譽朕躬，轉掩卻朕之虛心勤學處矣。爾等試思，雖古聖人，豈有生來即無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學習而成，務學必以敬慎為本。朕之學業，皆從敬慎中得來，何得謂天授非人力也。
康熙不承認自己生而至聖，但卻學而至聖，況且古聖人亦屬學而至聖。
康熙在欽定經典的過程中離不開漢人的輔助，但也只能是在他的指導下進行，一切精義，皆歸康熙。理學名臣李光地善於揣摩迎合康熙心理，他奉旨負責輯錄校訂《周易折中》、《性理精義》、《朱子全書》等書，但他卻在各種場合都言明自己的學問得自康熙的親自指授。由此可見，康熙已具備學術領域的絕對權威性，從而得以身兼道統。①
當康熙身兼道統後，遂可以將醞釀多年的「自古的天下之爭莫如我朝」的觀點拋出，遂開啟以帝王之尊為本朝爭正統的先河。
三、康熙的滿洲本位思想
與乃父不同，順治後期，順治皇帝大力提倡漢化，尊孔崇儒，例如拋棄滿洲舊俗，停拜堂子；1661年，官員奏請更定歷代帝王廟，旨在突出尊宋、尊明，豈料順治不但全部同意，更索性將遼、金、元三朝太祖一併罷祀。以上種種，不勝枚舉。但這些舉措俱在順治皇帝去世後被廢。
康熙的看法卻是相反的，他對本民族存在強烈的認同心理。他施政的最大目的，就是保持祖宗家業不墜。他對漢人一直心存戒心，對滿洲傳統則時時留意，嚴格遵守，並謹防其他滿洲人遭受漢化的衝擊。他曾言道：「滿洲故制，看來雖似鄙陋，其一種真誠處，又豈易得哉！我朝舊制，多合經書古典。我朝滿洲舊風，凡飲食必甚平均，不拘多寡，必人人遍及……我朝舊典，多不可失。」
古人一般用夏變夷，康熙卻在把漢族經典改造後轉化為對滿洲的認同，頗為有趣。
然而有意思的，這一場「康熙盛世」，到了康熙中後期，卻飽受恐怖的文字獄之苦，同時在時人的筆記里留下「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困窮」的記錄，即便是康熙本人也不得不承認「現今地方凋瘵，民不聊生，大非南巡時景象」。檢閱康熙晚年的大量諭旨言論，也可以看出他時時擔憂危機四伏，稍有不慎，祖宗基業就會墜亡。
更有趣的是，僅僅在清亡不久，清史學家孟森就在《明史講義》中的開篇這樣講到：
中國自三代以後，得國最正者，惟漢與明。
主要參考資料：《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姚念慈著，三聯書店出版。
（行文潦草，原書精要未曾道出，欲明白通透還請翻閱原文。）
①：黃進興認為：清初統治者主動介入文化與思想的傳統，致使「皇權」變成「政治」與「文化」運作的核心，而康熙遂成為兩項傳統最終的權威。
PS：值得注意的是，黃充分肯定了康熙在政治與文化方面的成就，認為（政治方面）「在治績方面，極少中國君主能與康熙相頡頏，康熙的治業素為中外史學家所稱道」。（文化思想方面）「康熙博聞強記，舉凡天文、地理、演算法、聲律無不旁通，遑論經史典籍。」有大量具有西方學術背景的海外史學家同樣持類似觀點。特此列出。
首先，題主這個問題很有問題，你憑什麼說儒教是「枷鎖」？好吧可能又有人要跟我扯什麼儒家禁錮思想、封建社會壓制科學發展、中國古代歷來就這樣云云，我不跟你們廢話，請看這個回答為什麼中國古代科技先進，而近代卻遠落後西方？ - 荊光裕的回答
然後說說康熙，我承認康熙對西方科學很感興趣，也進行了認真的研究，但顯而易見的是，這並不能使清朝實現「科學強國」，且看我下面的回答。
（上圖出自《明末清初西方科技輸入中國之管見》）
所以，儘管康熙本人十分熱衷於西方科學，但也僅限於個人和皇室罷了，科學的傳播被限制在宮廷，而且被套上了政治的沉重枷鎖。滿清統治者實際採取的是限制科學的態度，導致中國在科技上越發落後。這不僅是康熙的原因，更是滿清一以貫之的政策，直到清末被洋人打得屁滾尿流才幡然醒悟，談什麼「科學強國」？痴人說夢罷了。贊最多的回答似乎反對這種說法，但是否能有理有據地反駁？如此糾結於細枝末節，是不是有給滿清隱性洗地的嫌疑？歡迎理性討論。
當時康熙朝正是大清朝的上升期，並沒有任何因基礎科學理論落後而產生的危機感。
因為工業革命之前的科學理論，尚沒有轉化成明顯的生產力。
康熙皇帝喜歡幾何學物理學，但是擁有更先進戰船的荷蘭人還是被鄭成功趕跑了啊。
康熙皇帝喜歡經過西方航海和天文校驗過更加準確的曆法，但是中國傳統曆法卻能更好的，更實用的指導農業生產。
康熙皇帝喜歡西醫解剖學，儘管當時西醫雖然理論上對人體已經十分詳細，但是還沒有發現青黴素，西醫當時最擅長的外科手術的死亡率仍然很高。其他對瘟疫之類的大病還是傷風感冒之類的小病都不如中醫好使。
以上都沒有任何一點可以打動除康熙皇帝本人以外的靠讀四書五經做官的朝臣。康熙再獨裁，他敢因自己一點小愛好，和朝臣對抗？
再加上傳教士對中國儒教文化的敵視，真的很難。
我們可以猜想假如把清朝建國推遲一百多年。讓清朝的強盛和開明與西方工業革命碰撞。
假如戰無不勝的康熙皇帝趕上了，英國侵華的鴉片戰爭，並且體會了鐵甲火輪船的厲害。他會影響歷史走向嗎？
或者光緒皇帝是一個政治成熟且老辣，掌握朝廷實權，且思想開放，支持維新變法的人，中國是否會走上像日本那樣，走上條自上而下的改革之路……現在是君主立憲制？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講，中國沒有走上發展科技的道路歸根結底的原因是，經濟基礎！
康熙年間的中國社會仍然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這種環境下，什麼人體的奧秘，什麼宇宙的組成，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填飽肚子、多生孩子、人人和諧相處。即便康熙皇帝強制推行，而人民大眾不接受，科學還是發展不了。所以這種經濟基礎決定了科學在那個時代在中國走不下去。縱觀世界歷史，俄國—蘇聯的現代化、日本的現代化，都是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強制解體小農經濟，實現工業化。也只有在這種條件下，現代西方科學才有發展的土壤。而中國的小農經濟真正解體，在我看來，就是新中國建立以後的事。因為干科學沒錢途啊。
當時西方航海超賺，導航就成了金領，精通天文、數學，地位跟今天精通投資學的巴菲特索羅斯一樣，萬人朝拜，恨不能認乾爹。
天文學和數學，為抽象的物理提供了基礎，牛頓就牛了。《原理》正好是機械業聖經，不讀真的別說自己是工匠。
有了機械，就想自動，蒸汽機就來了，瘋狂燒東西，燒出了化學。
總結一下，有了元素周期表，弄弄化學，出來電池。
有了電，陰極射線就不遠了，量子物理也快了。
關鍵是，西方做科學真的很有錢途。中國歷史傳統，
自古統治者就是通過不尊重個人自由來維持自我統治的，通過對民眾個人自由的無恥管制來削弱民眾力量，妄圖就此實現自己家族萬世基業，
不光滿清這麼干，漢明朝代都是這麼乾的，可見中國傳統文化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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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是以小族而御大國，打壓漢族抑制漢族是基本國策，-
明明就不是儒教讓大清國閉關鎖國的，而是滿族統治者害怕海外思想的傳入會讓他們對內陸的統治遭到動搖而已。
剛剛讀了幾篇 paper ，發現西班牙白銀並沒有動搖明朝的統治基礎，反而是從馬尼拉和日本運來的白銀促進了明中期的商業繁榮。
我青年時代就讀過《聯邦黨人文集》、托馬斯·潘恩的《常識》等著作，也喜歡了解華盛頓、林肯、羅斯福等美國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還讀過梭羅、惠特曼、馬克·吐溫、傑克·倫敦等人的作品。海明威《老人與海》對狂風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鯊魚的描寫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想體驗一下當年海明威寫下那些故事時的精神世界和實地氛圍。我認為，對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們需要去深入了解。——2015年9月習大大訪美談自己的愛好，那麼和題主一樣的問題來了，……
毛線儒教枷鎖，別有點事都往儒教腦袋上扣好嗎
康熙這人本身是個聰明人，他也喜歡接觸新事物，但是他更看重的是江山穩固，而且他們這幫外族統治者說到底是不信任漢民的，所以他不會把這些危險的新技術引入，他就怕漢民學了這些東西來反清復明。還別不高興，清朝的統治者從一開始到清朝滅亡最怕的就是這個，連外國入侵都不如反清復明幾個字可怕，這是真的。
所以康熙自己學新技術，但僅僅把這些東西當作個人愛好，學完了，癮過了，也就把東西鎖起來，也不宣傳，也不實用，更不引進。他以為這樣就能讓大清朝長治久安，呵呵，大清朝從他開始算是走上正路，但也是從他開始就埋下了必定滅亡的伏筆。
康熙有個好兒子，沒有雍正，清朝還得早滅亡好多年。傳教士來華的最本質最核心的使命，並不是要傳授什麼科學技術文化藝術什麼的，而是要佈道傳福音。說白了，就是要讓沒有信仰耶穌的地區統統稱為教區。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當然不能一上來就跟你說「來信教」啦！特別是對一個已經有文明有主流思想的社會。
因此，傳教士就面臨一個問題，用更先進的更奇特的技藝來吸引這些地區的人注意，引起他們的好奇，降低他們對自己的反感和排斥。
這在清朝之前的明朝，來自義大利的傳教士利瑪竇就是這麼做的。
但我天朝上國，最最核心，最最根本的，就是守住家業。儒教是萬萬動不得的，還要靠它來治理朝政呢。
基督教的那些說法，叫什麼呀？教主是處女未婚生的？教主還給釘死了？信這個有啥好處呀？
基督教還讓所有信教的互為兄弟姐妹，這不亂了套了嗎？沒大沒小，還有個規矩不成？還不給拜祖先，反了么？這種歪理邪說，萬萬不可讓它惑亂我華夏子孫。
至於那些西洋鏡，就當是雜耍、稀奇，看看就好，不必當真。我覺得首先要區分開康熙對科學的態度和對傳教士的態度。
康熙對待科學一直秉承了實用主義的態度，認識到了西方科技的先進性，並試圖去推廣。
康熙對於西方傳教士的態度卻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先後經歷了默許到支持到限制這樣的態度轉變。
但這兩種態度的出發點自始至終都是為了維護他的統治
爾等惟知朕算術之精，卻不知我學算之故。朕幼時，欽天監漢官與西洋人不睦，互相參劾，幾至大辟。楊光先、湯若望於午門外九卿前當面睹測日影，奈九卿中無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
這裡面牽涉到了當時的曆法之爭。
自古以來漢族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認為天文曆法象徵至高無上的皇權，舊曆法在當時遇到了很大的危機，各種時節預測不準，已經威脅到了統治。康熙為湯若望平反之後，康熙於康熙十五年下令：欽天監專司天文曆法，任職者務必當學習精熟。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知新法為是，滿漢官員務令加意精勤，此後習熟之人，方以升用，未習熟者，不準升用。
康熙推行新曆法也是為了維護其統治的正統性。西方科學在這個時期只不過是維護統治的工具。
當然同時不能否定康熙當時已經擁有了明斷是非的科學精神，認識到了西方科技的先進性。作為西方科技的載體的傳教士在這個時期慢慢的被康熙所接受。康熙對他們的態度也慢慢由默許到支持。
西學中源是其推廣科學的主要手段
從明末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以來，只有少數人接受了西方的先進科技，大多數漢族人還自視甚高，認為本土科技才是正統，西學乃邪門歪道，「西學中源」之風盛行。康熙親政之後變順勢推行「西學中源」這樣的結果就是對滿清來說，西方科技進入了朝廷宮廷之中，可以供康熙及皇子大臣進行學習，對漢人來說，就有了藉機貶斥西學思想的依據。
康熙推行西學中源在客觀上還是淡化了中西之爭，縮小了中西學術隔閡，起到一部分傳播和間接推動作用。
禮儀之爭是其導致最終禁教鎖國的直接原因
康熙對於西方傳教士的利用，一直只在科學傳播的領域。對他們傳播科學也褒獎有加。但是當西方傳教士的影響涉及到政治領域，當西學與政治爆發衝突時，康熙卻表現出了鮮明的政治立場。
由於西方傳教士引進科技，傳播科學，令康熙十分滿意，於是在1692年康熙批准傳教士可以自由傳教，但是這段黃金時間並未持續很長時間。1705年，教皇特使來華，要求禁止中國教民尊孔祭祖，引起了康熙反感。但是教皇無視康熙態度，對中國教民嚴厲禁約，康熙憤怒之下做出如下批示「今見來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也可，免得多事。」隨後頒布了禁教令，驅逐了未領票的傳教士。但凡有一技之長的便可領票居留在中國。
康熙雖沒改變招徠西洋科技人才的方針，但卻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以至於後來雍正，乾隆將禁教演化為閉關鎖國，成為了清王朝的基本國策。以後的中西交流在禮儀之爭後跌入谷底。
以上可以看出，康熙雖未接受系統的西方科技教育，但是一直在試圖推廣科學。
倘若康熙時期滿族高層尚未正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而是首先接觸到歐洲自然科學，可能科學文化會比儒家文化更受到統治者的重視，而得到推廣。
排名第一的答案中這種假設不如換成：「倘若這些帶來西方先進科技的西洋人不是傳教士，而是沒有宗教訴求的其他冒險家，那歐洲自然科技必會得到統治者支持而推廣開來。」這樣的假設更合理。
科學文化傳播和儒家文化並不矛盾。和儒家文化矛盾的是那些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宗教文化。作為以儒家文化為基石的清朝統治者，是不會接受可能威脅其統治的外來教義的，為了延續其統治，只能將這些西方傳教士帶的先進科技思想連同傳教士一塊扼殺。自然科學和儒教兩者各有各的作用，不能互相替代。就好比電腦代替不了包子，包子包不了電腦一樣。
對皇帝來說，是他家的政權重要還是科技發展重要？當然他家的政權重要。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