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明朝專製程度高，言官卻比歷朝歷代都能有戰鬥力和表現欲。正常的推理不是專製程度高會導致敢言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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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兒

民間歷史討論中，有一個廣泛的誤解就是「言官」代表正面的、清廉的進步力量，「皇權」代表反動封建專制勢力，他們之間的鬥爭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是民主與獨裁的關係。

這是中國人民長期受話本雜劇熏陶出來的「好人壞人」二元史觀，和片面的革命史觀雜交起來的產物，是嚴重脫離中國政治運行實際的。

事實上，御史、言官這種崗位，其設置初衷就是「監察百僚」，是皇權用來制衡文官集團的產物，歷代的諫議大夫、御史中丞、都察院都御史等職位在組織關係上都是和宰相（中書、內閣同理）平行，而直接對皇權負責的，所謂風聞奏事、彈劾官員就是行使這種權力的手段。被彈劾的官員無論官位高低，若無來自皇帝或者同黨的回護（通常以留中彈章或者貶斥彈劾者為手段），很有可能面臨政治聲望甚至權力受損的結果，因為背負彈章而離開朝堂職位的大臣，歷代皆有。

另一方面，所謂明代後期到清代，君主專製程度大大提高，這樣一個來自教科書的結論，雖然本身並沒有錯，但是往往被廣泛誤讀。

君主專製程度高，意思是集權程度加強，也就是說決策權更加收攏，然而囿於古典時代的技術手段（主要是信息傳遞手段），絕大部分君主都無力把所有事務親力親為，甚至連直接對執行者下指令都做不到，因此君權還是要依賴於文官集團去執行自己的決策；說明清專制加強，只是說在決策環節本身，從程序上講，文官集團的發言權重較之宋代（元代情況特殊暫不比較）有了明顯下降——但實際上在執行層面，集權的效率是有頂點的，是會衰退的，明末清末都出現了文官清流把持決策的情況，這是題外話了。

回到主題，如果熟悉古典中國政治運作實踐，很容易得出的結論是：言官的活躍程度和君主集權程度既不是正相關也不是負相關，因為所謂的御史彈劾本質上是個鬥爭手段，君權與文官鬥爭，會要用到它，文官集團內部的派系鬥爭，更會用到它；言官的活躍程度只和鬥爭烈度有關，和誰把控鬥爭方向，完全無關。

PS：所謂「敢言者」這種雜劇角色式的表達，很意外地契合了中華土生田園自由主義者的思維方式，每每成為其自我貼金的一個工具；但實際上在中國封建社會，「言官」是指體制內專司鬥爭的官僚，敢言者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無論言與不言都是居廟堂之高的士大夫，江湖上的「敢言」，在封建專制的語境下叫「謗議朝政」，更重點叫「怨望」。。。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這問題，我在拙著《天崩地解——1644大變局》里寫了很長篇幅，我摘其中一部分吧。

二 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風

論明清易代之變局，無法不涉及明季的士風問題。

可明季士風又是個極為複雜和龐大的問題，除一般正史、野史之紀傳外，尚涉及到思想史和社會學等諸多領域，歷年來已有許多名家專著及論文談及。余才疏學淺，也無獨到之見，即使論之也不過人云亦云，只是又頗羨古人所云之微言大義，故以陋見擇其末端而記之，錯訛之處難免，且權為大家茶餘飯後之談資罷。

說士風之前，先得說說「士」這個名詞。

士，最早的本意是指成年男子，至周以後逐漸演變為高於庶民的低級貴族稱謂，再以後又演變為對進入宦途的知識分子等階層的稱謂。如《禮記·曲禮》說「士」的含義時道：「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到了《漢書·食貨志》時才說：「學以居位曰士」，是以在秦漢之後，「士」才逐漸擴大為對知識分子的統稱。

由於「士」字具體含義是逐漸演變的，是以到了近代，還因此出過個小小的掌故。

上世紀二十年代，當時的教育總長章士釗先生談論文言與白話之問題，在引晏嬰「二桃殺三士」這一典故時，大約一時疏忽，將其解為「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此處「士」之原本含義，當是指高於庶民的低級貴族，而不是讀書人，因為為了兩個桃子死去的那三人，都是當時的勇士。

章老先生因此被魯迅先生劈面重重地打了一拳諷刺道：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1）。

說起來，這個錯誤確實比較低級，也難怪要被魯迅抓住了痛毆。不過章老先生的學問，我還是很景仰的，畢竟全知全能的人是不存在的，一個人精力有限，是以才有術有專攻這一說，而這小學又本就是項十分令人頭大的科目，不好以此就徹底非議章老先生的學問和見識。當然，在論戰的時候被人抓住破綻做了把柄，那也只好低頭沒話說。

逸聞說完，繼續說「士」。

中國士人，歷來重視士節。秦以前士人的理想規範有「為人當理不避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等等（2），其中多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出則求為帝王師，相當地理想主義。

而那個時期的君主，也大多對士人表現出了頗多尊重的和容忍，是以孔子有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則云：「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可見當時的君主和士人關係的社會準則，與後來有很大的不同。當時人認為君主和士人之間，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互動關係，這種互動是靠相互尊重來維繫的，而《禮記·曲禮》中所說的「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和規範，則是保障士人能秉持其理想並仗節直言的一個重要條件，也是那個時期「士節」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礎之一。

到了唐宋時期，君主對士人也相對比較優容，君臣之間客禮相待甚為普遍，即使是昏庸君主，也不至於苛暴太過，尤其有宋一代不殺士大夫和上書人的祖訓，以及之前因五代十國對學術、文化等各方面的破壞，使得當時對思想文化和學術的尊崇格外地凸現出來，因此在宋朝時，政治和思想學術這兩方面互為表裡又融會貫通，士人的自尊和社會地位都由此達到了中國歷史上一個相當的高度，其思想成就如程朱理學等，更是從此貫穿於以後的中國政治史和思想史。

然而宋朝此種的重文輕武風氣，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整個國家的武備方面出現了相對比較疲軟和積弱的狀況，但這種狀況又使得士人們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取向大行其道，一反魏晉玄學的清談和唐時爭道統、排釋教之風氣，如范仲淹的「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及其「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民胞物與心懷，便均是宋朝士人因國家積弱而起的憂思和理想。

到了明代，其開國皇帝朱元璋是中國史上比較罕見的一位農民出身的皇帝，但他從根本上對整個士人階層的輕視與暴虐，也一樣是罕見的，並且他的這種個人態度還被制度化後長期保留了下來。這種長期而持續地骨子裡對士人輕視並施以暴虐的態度，不能不說對明代士風的轉變，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而明代中後期正德朝的「諫南遊」、嘉靖朝的「議大禮」及萬曆朝的「爭國本」等事件，除了都是皇帝和大臣對峙以外，在其他如政治風氣等各方面看起來似乎並無什麼太多的直接關聯，均是些關於財政開支、禮儀及宗法制度方面的爭執，表面結果也是兩位皇上幾十年不理政務，國家機器的運作效率嚴重受損等等。

但實際上，它們產生的後果並不那麼簡單，這些事件之間都有著相當緊密的內在關聯，而其後果之嚴重，也不僅僅是幾位皇上幾十年不理政務而已。

明朝中期，正是政治體制大變革以及掌握國家機器運作的大批官僚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發生一系列改變的時期，這一系列的事件，則多多少少是士節、士風轉變的觸發點之一。其後在其他各種合力的作用下，使得整個士人官僚群體乃至整個國家的總體思潮都有了巨大的轉變。正是這種肉眼看不見的思想轉變，在後來較大地影響了明王朝的興衰。

可以說，明中葉和明季士風的大幅度轉變，也是崇禎十七年結局的重要發端之一。

明代政制的轉變與士風、黨爭

明季士風之轉變，從表層看，首先和明朝政體變換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

明初政體，大體沿漢、唐舊制，但內閣權位並不重，甚至可以說有位無權，只顯尊崇而已。朱元璋開國之後，於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罷宰相之職，分權與六部尚書，以尚書任天下事，而侍朗副之，又以言官如御史等職制衡之，殿閣大學士不過顧問而已。當是時，皇帝獨操天下之威柄，大學士鮮有參決政事，其糾劾由都察院，章奏則付與通政司，平反則有大理寺，此即漢九卿之遺意。軍隊則分五大都督府，而徵調之事歸兵部，外設都、布、按三司，分管兵刑錢穀，其官員考核則屬府部，故明朝前期以吏、戶、兵三部的職權最重。

然而自楊士奇開始，到嘉靖朝的嚴嵩當政後，內閣大學士的權位日重，最終又統六部尚書於其下，首輔大學士幾可視為真宰相，惟首輔之下尚有數位大學士，略與分權而已。

至此，明季士風與政體的關係開始體現出來，黨爭也因此大興。往者談及中國思想史，大多注意于思想歷程之轉變；論黨爭者，則多留意於厲害關係等等；言政體者，專註於制度及職官變遷。可實際上，這幾個問題之間有著極緊密的聯繫，不能將其割裂獨立看待，蓋因任何思潮都和當時的歷史大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互動關係。

明朝的內閣制度以及票擬制度，雖然可以讓內閣大學士代皇帝票擬意旨，但卻尚需內監遞批紅以確認。由此內閣之權越重則內監之權亦日重，往往內閣大學士需與內監相勾連方能順利辦事，故而朝綱日壞。到劉瑾得寵時，則徹底演變為內閣亦不得不聽其命，滿朝事體全取決於內監之手，其時民間謂正德為「坐皇帝」，劉瑾是「站皇帝」、「立皇帝」。之所以會這樣，據《明史》《職官志》說，就是因「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於是朝廷之紀綱，賢士大夫之進退，悉顛倒於其手。」《明史》《閹黨傳》則進而道：「劉瑾竊權，焦芳以閣臣首與之比，於是列卿爭先獻媚，而司禮之權居內閣上。」正是由於在劉瑾當政時期明朝政體出現了這種巨大的變化，故學界對劉瑾其人的關注，也一直都高於之前的王振和之後的魏忠賢。

內閣權重導致了內監權重，而原本可以相互制衡的六部又聽命於兩者之下，政治一旦缺失了制度的制衡，那就只能寄希望於主事者的個人品格和能力，以此來決定其處事公正和決策得當與否。這種完全依賴個人能力和品格、缺失制度制衡的政體，自然無法保持公正和利益均衡的一貫性，而首當其衝的問題便是朝中大小官吏的任命及政績考核。

可用來為此做註腳的是，在萬曆朝的前十年間，由於有位個人能力極強又十分強悍的首輔，也就是在中國史上都是極其出色的政治家張居正，所以其間矛盾雖然不少，但均被張居正壓制下去。因其個人能力極強，又與太監馮保聯手，同時還得到了後宮的支持，是以單論政績，張居正執政時期的國勢是非常不錯的，可說是明朝繼洪武、永樂之後又一個極為富強的時期，稱之為中興並不為過，甚至可以說相當強盛。

但張居正在位期間，這個關鍵的政體問題並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那些因此而起的弊端基本都被他極為出色的個人能力暫時壓制並積累了起來。

在他去世後，他的繼任者基本都是些平庸之輩，於是，問題出現了。

在缺少了象張居正這樣一位有著極強個人能力的執政者後，之前因政體轉變而產生的官吏任命和考察等一系列積累下來的弊端，馬上開始顯現出來，很快就引發了萬曆朝的「癸已京察」、「辛亥京察」、「丁已京察」等數起大紛爭（3）。

這些紛爭直接可以看見的結果，就是使得朝中門戶黨派之爭大興，綱紀朝風日益敗壞。其門戶當時有以人名稱的顧（天颭）黨、李（騰芳）黨，有以地域劃分的秦黨、南黨、昆黨、宣黨，有萬曆四十年之後大盛的齊黨、楚黨、浙黨等等，而在明季政局中鼎鼎大名的東林黨，也是因「癸已京察」之紛爭而興起的。

有明一代最慘烈的黨爭，自此發端，且愈演愈烈，朝野風氣從此大變。所謂明之亡亡於神宗，如果從另一角度闡釋，也可以說是起自神宗朝的黨爭，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癸已京察」，是由吏部尚書孫鑨、左都御史李世達、考功司郎中趙南星負責的。

按照明舊制，吏部之權特重，居於六部之首，它負責官員的選授、封勛、考課，而內閣大臣則至多領尚書銜兼殿閣大學士，但不領銓選。然而自張居正開始，吏部開始聽命於內閣首輔，在張居正死後，經過宋壎、陸光祖兩代吏部尚書的努力，終於又奪回了權利，得以繼續與內閣首輔相抗衡，哪怕是在禮儀上也再次回到了平起平坐的時代，譬如道路相遇無須避讓等等。唯一沒有奪回來的權利，是在京察時官員的去留問題上，吏部還是要先告知閣臣，才能上奏皇帝。

孫鑨上任後，一方面試圖奪回原屬吏部現在落入內閣的權利，一方面為了澄清吏治，於是在顧憲成等人的協助下，和李世達、趙南星一起，不徇私情地罷免了一大批冗官、貪吏，其中有他們自己的親戚，也有各級官僚的門生和親屬，並且將處理結果不經內閣，直接上奏皇帝。

如果只是處罰官員也還罷了，這多少還有點轉圜的餘地。但他們想奪回原本屬於吏部的權利，越過內閣直接上疏皇帝，這就觸及了現在內閣勢力的立足根本，是以他們直接得罪了以首輔王錫爵為代表的內閣勢力。

經過數個來回的較量，這次鬥爭的最後結果，是以首輔王錫爵為代表內閣勢力大勝。孫鑨被停俸，趙南星被革職為民，不少為趙南星叫屈的官吏也受到謫譴，如高攀龍、顧憲成，另外受牽連的還有李世達、趙用賢、陳泰來、顧允成、于孔兼等不少朝臣。次年，顧憲成終於也被逐出朝廷，遂於家鄉起東林書院，東林黨因此而起。

「癸已京察」不但引發了朝中的門戶之爭，也是東林黨興起之發端，這一事件對萬曆朝及以後的明朝政治格局，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而「癸已京察」中的主力幹將趙南星等人，日後也基本都成了東林黨的主力幹將。

萬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的「辛亥京察」，北京的主持者大都是東林黨人，所以齊、浙、楚諸黨遭到了他們的打擊。但南直隸的京察卻為後來的齊、浙、楚三黨中人所把持，故在南京的東林黨人受到了排斥。正是因這次「辛亥京察」南北兩直隸的形勢不同，科道言官中又形成了依籍貫劃分的齊、楚、浙三黨。

萬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的「丁已京察」，齊、浙、楚三黨勢力大盛，由楚黨的吏部尚書鄭繼之、浙黨的刑部尚書李志和考功郎中趙士諤主持，因此東林黨人在此次京察中幾乎被驅逐殆盡。

其實黨爭並不只是在京察中存在，考核地方官吏的外察中，也同樣嚴重，只不過因地方官員不如在首都的官員那麼集中，那麼朋黨關係複雜，所以影響沒有京察大而明顯。

通過這幾次的京察鬥爭，朝臣們的黨派歸屬也一步步地開始明確和鞏固起來，黨爭之風日盛，這幾乎使得朝中大臣都捲入了黨爭，大有不依附於一黨一人，在朝中就無法立足之勢。在《明史》《趙用賢傳》中，對萬曆黨爭之起有如許言說：

自是朋黨論益熾。（吳）中行、（趙）用賢、（李）植、（江）東之創於前，（鄒）元標、（趙）南星、（顧）憲成、（高）攀龍繼之。言事者益裁量執政，執政日與枝拄，水火薄射，訖於明亡雲。

這以後，東林黨人一直到天啟朝才再次獲得朝政大權，但他們卻和對方一樣，不但不以國事為重，反將排除異己黨同伐異的行動進一步加大，以至朝野黨爭進入了白熱化階段。

天啟三年（公元1623年）的「癸亥京察」，又輪到東林驍將趙南星來主持。他乘機對齊、浙、楚諸党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導致此三黨人物為了自保，不得不聯合起來並依附於魏忠賢門下，終於形成了之後以魏忠賢為首、齊浙楚三黨之大部為輔的明季閹黨，自此開始了魏忠賢閹黨與東林黨人之間的血腥政治鬥爭。

針對天啟三年這次京察中東林黨人的報復行為，前輩學人謝國楨先生曾道：「天啟三年的京察，趙南星未免作的太辣，但魏忠賢的殘戮，又未免太毒了（4）」，等於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余以為謝老斯言甚為是。

如果說黨爭開始只是純粹的政見和價值觀分歧的話，那麼到後來則徹底淪為了全然不顧天下國家的意氣之爭、利益之爭、幫派和個人恩怨之報復，無論是東林黨還是齊浙楚三黨，這一點都莫不如此，其間沒什麼區別。此種情形一直保持到明亡，甚至明亡之後還在繼續，直到清康熙年間才被基本消滅。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東林黨人對萬曆朝之後士人和官場風氣之敗壞，需要承擔相當的責任，即使不是全部，最少也要承擔一半以上的責任，我的這種指責，就是基於因東林黨人而起的這一系列京察事件（雖然萬曆二十一年癸已京察時尚未有明確的東林名號，但其中主持人正是因此於二十二年起了東林，癸已京察的骨幹幾乎就是東林骨幹，以後的幾起京察大紛爭又多由東林黨人出手而起，故有此說）。

因為明代官吏的大計——也就是京察和外察，在萬曆之前是件極為嚴肅的事情。雖然其考核過程並不是非常之嚴格和規範，但無論清官、冗官、貪官，都莫不視被考核察典點名批評為終身洗之不去的人格及政治污點，這在當時政治和風評上都是極嚴重的問題，所以人人凜然，廉恥之心常在，因此它既是一種他律，也讓官員們因此而自律。

然而從「癸已京察」起，到「辛亥京察」和「丁已京察」之後，在大計中被點名彈劾者，幾乎人人都知道是因黨爭而致，與被彈劾及被計官吏的品格和政績幾乎再無什麼關係，所以實際上京察和外察已全然失去了正常的評判標準職能，徹底淪為了一件黨爭工具，甚至可說是成了黨爭的代名詞，士大夫官僚們也因此徹底失去了對大計的那份尊崇，再也不把大計當一回事，其凜然及廉恥之心自然也蕩然無存，故而吏風日壞。

在《明史》《選舉志》中，對萬曆朝黨爭及「辛亥京察」「丁已京察」所產生的嚴重後果這樣說到：

弘、正、嘉、隆間，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典為終身之玷。至萬曆時，閣臣有所徇庇，間留一二以撓察典，而群臣水火之爭，莫甚於辛亥、丁巳，事具各傳中。黨局既成，互相報復，至國亡乃已。

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東林黨人當初的主觀動機如何，後來對峙雙方的格局又如何，可最終的客觀結果，是徹底敗壞了弘、正、嘉、隆數朝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典為終身之玷之風氣，敗壞了這種由他律進而使官員自律的環境，我認為身為引發和加劇這種狀況的東林黨人，無論如何都是難辭其咎的。

另外，如《明史》所言，這些紛爭除了引發黨爭，還使朝中「言事者益裁量執政，執政日與枝拄」，一向負有糾察風氣、彈劾官吏之責的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等言官們時時抨擊政府，與以內閣、內監為代表的執政方勢同水火，在政治上形成了極為清晰的對立格局：「初，言路為（張）居正所抑，至是爭礪鋒銳，搏擊當路。……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5）。而吏、戶、兵等府部勢力則時而自成一派，時而搖擺不定，因時因利因人而定，為兩者之間一股時明時暗的勢力。

不過這種言官裁量執政，與政府日與枝拄的局面，雖然不排除有意氣相爭不顧大局的時候，但也使明代言官在大多情況下，尤其是中葉和晚明初期，得以秉持了難能可貴的士人氣節，而當時的言官清議也基本代表了當時的社會輿論和民意，有相當數量的言官不畏生死仗義直言，乃至以身殉道，如歷經萬曆、光宗、天啟數朝在天啟時被魏忠賢迫害慘死的御史左光斗、楊漣等人，便是其代表人物。

正因為相當部分言官和清議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一定的民意和社會輿論，並且敢於仗節直言的言官們又往往有著相當良好的個人品格和素養，因此普遍為民間所推崇，其清望也日益高漲，到了最後，言官和清議又反過來開始影響官吏甚至內閣大學士的任命。如崇禎朝的周延儒，就是被當時有「小東林」之稱的「復社」在野勢力推上了首輔之位；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明軍兵敗遼東大凌河，後來的兵部尚書陳新甲時任寧前兵備僉事，因此被坐削籍，巡撫方一藻、監視太監馬雲程惜其才，上書請留，朝廷以為可，然而陳新甲卻道：「臣蒙使過之恩，由監視疏下，此心未白，清議隨之，不敢受」（6），凡此等等皆可體現當時言官清議之威力。

只是言官中一樣會有趨炎附勢及無恥之輩，因此言官清議雖大體為持節之論，也未必全都是好的；又清議之力既然日盛，自免不了有厲害，有厲害就有黨派，有黨派也就開始了黨爭，於是言官清議最終不免還是變了味道。

思想與士風

就在政治體制轉換的同時，明代士人思潮及士風，也在複雜而動蕩不安的政治大背景下，開始了自己的轉變之旅。

明代士人之思想，起始秉承的是程朱理學。明成祖親自作序頒布的三部理學《大全》：《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實為程朱學派的論著匯總，程朱理學自此一統天下而成為明朝的國學，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論當時情形為「家孔孟而戶程朱」，「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學亡。」

由於宋明理學都片面強調所謂的「去人慾，存天理」之純粹的倫理道德，雖然有其積極一的一面，但也使得一些士大夫們對節操和倫理道德方面的追求，幾近於偏執，這種極端思潮對整個社會亦產生了相當的負面影響。

因為對倫理思想的極端化和絕對化，所以「去人慾，存天理」這種政治倫理思想直接取代了社會經濟思想之範疇，它要求人們禁絕自己的「私慾」，聲色犬馬固然不可以，「慕富貴」、「尤貧賤」也必須去掉，以求富貴為恥為道德品格的底下。尤其在嘉靖、隆慶以後，「禁慾存理」之論日益高漲，這顯然對工商業發展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產生了極大的阻礙作用。

明繼程朱理學後，對倫理道德的越來越重的絕對化和權威化，對人性和思想的桎梏也是顯而易見的。相當部分士人們因為此種對倫理和個人道德等方面的極端追求，行為跡近於「偏執」，同時將純粹的倫理道理政治化，完全取代了政治理念和主張，有時甚至到了叫人目瞪口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們可以為了維護某種信念和節操，前赴後繼並持之以恆數十年地爭執一件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或者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後果是好是壞的事。

如前文提到的嘉靖朝「大禮議」事件，滿朝的大臣就居然非要逼著皇上認伯父伯母為父母，不得以自己父母為父母，實在是有些滑天下之大稽。而當有人想出了兩邊都不得罪的折中方案時，這些近乎「偏執」的士大夫們，更準備設計將其在皇宮內群毆打死了事。萬曆朝的要求福王「之封國」事件，其中的福王有否去自己封國，和朝政關係不大，亦純屬宗法倫理和祖制要求但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事。像此等皇帝和大臣僅因禮儀或倫理等事由而意見相左，對峙數年乃至數十年不決，以至朝政荒廢綱紀淪喪者，為中國歷史所僅見。

雖然朝臣中的絕大多數人這種不怕罷官、不畏生死與皇帝對峙的骨氣頗為可嘉，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卻體現出了一種非常不足取的對道德的偏執。更有部分朝士孜孜以他們所謂的「道理」為大道，以求個人名節為重，為顯一己名節之私而全然不顧大體，什麼國計民生一概棄之腦後，實實在在地上演了一場叫人哭笑不得的鬧劇。

因此在承認士人群體對倫理道德執著大體是純粹的同時，我們也還必須看到，在這種「偏執」的背後，時常也有些不那麼純粹並相當的功利的人和事存在，儘管它們都往往被冠以道德和正義之名。

譬如前文提到嘉靖朝的「大禮議」或者叫「議大禮」事件，在這些問題上就是個面面俱到的典型案例，而其事情本身又很有意思，因此比較值得細談一番。

VV的回答已經很好了。我針對題主所提問題的措辭再來啰嗦幾句。

題主的問題裡面有這麼五個字：「正常的推理」。那麼問題來了：啥叫「正常」？

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很多東西，比如高速公路、鐵路、汽車、電視、電話、電腦，放到幾百年前，那就絕對不正常。這些東西在古代的異常之處，一般人不用動腦筋都能想得到。

進一步地，這些東西所帶來的高效率高速度的物質移動和信息傳遞，放在幾百年前，又是個什麼概念呢？這種高效率高速度的異常之處，現代人恐怕就得稍微琢磨琢磨（比如把汽車的速度跟人力步行的速度對比一下）才能意識得到。沒意識到這些異常之處的人，就很容易把歷史上幾個月里的血雨腥風惶惶不安想像成古裝劇里幾十分鐘內的談笑風森優雅從容，或者是把跨越幾千里的訣別之旅當作明早再見的京滬高鐵。

更進一步地，基於現代硬體之上的社會意識和組織模式，包括但不限於「人」「職業」「理想」「家庭」「國家」「民族」「法律」「道德」「情感」等等一切今天看來「正常」的概念，放在幾百年前那都得打個問號。直接把這些概念遷移到幾百年前，那是會出問題的。甚至不用跨越幾百年，就考察一下60後與90後，其三觀在某些方面都可能已經天差地別；或者到離帝都只有一兩百公里的地方，就能看到文明衝突。

具體到言官的問題，我建議題主先粗略考察一下明代各時期的戶口、田畝、賦役、驛路、漕運、科舉等方方面面的變遷，大致了解一下這幾百年里中國人是怎麼過日子、想問題的，官僚機器是怎麼運作的，官僚們尤其是言官們的生活水平如何，再去談「正常的推理」。

應該說，專製程度高低，是不好一概而論的。教科書上說皇權專制是逐步加強的，到明清到達頂峰，但這是對制度本身的評價，而實際情況是很複雜的。具體到某個皇帝來分析的話，個人的性格、能力等因素對皇權強弱的影響可以說遠大於制度，而且制度本身的約束力在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通常越往後越小。

所以我認為，皇權強弱在一個王朝的時間尺度上波動程度遠大於在整個歷史周期上的波動程度。籠統的談某個朝代皇權強或者弱，對具體分析問題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上面啰嗦了這麼多，其實從回答問題的角度，可以用一句話簡單粗暴的概括：明朝中後期皇權專製程度並沒有那麼高（我這麼說會不會被當做腦殘明粉？）

明初朱元璋廢相，就當時而言，當然是大大加強了皇權，但是從長期來看，廢相的影響並沒有這麼簡單。

廢相可以說加強了皇權的上限，但是能不能達到這個上限，得看老朱家的子孫後代給不給力。另一方面，廢相及其他諸多制衡措施，造成了官僚體系的扁平化，從而增大了掌控的難度。

皇權和相權並非完全對立的，相反很多時候是互相依賴的。皇帝一個人不能掌控龐大的官僚體系，必須依靠宰相的協助，而宰相從開府制發展到輔政制，其權力也越來越依賴於皇帝。

有些人喜歡吹噓內閣制度的先進性，說什麼皇帝不上朝也不影響朝政，以此來論證皇權衰弱當然不靠譜，內閣只是承擔了宰相的部分職責，其權力當然不能和唐宋的宰相相比，但恰恰是因為內閣權威不足，所以並不能有效壓服整個官僚體系，推行皇帝的意志，很多時候反而成為夾在皇帝和百官之間的受氣包。

而且宰相不僅可以是皇帝的助手，還可以是皇帝的擋箭牌，比如有天災的時候可以彈劾宰相失德，而明朝的內閣顯然扛不起這個鍋。

理論上來說，明朝皇帝的權力並不小，對臣子可以隨便撤職、廷杖乃至下獄、賜死，但是這些手段的效果未必很好，特別是對付不怕死、死不完的言官。而宰相作為文官體系的一員，其手段反而更加豐富、有效。權臣張居正可以「壓制言路」，而哪怕是嘉靖皇帝面對海瑞也只能讓步。

嘉靖皇帝能夠在大禮議之爭中取得最後的勝利，不是因為他可以一人對抗整個文官集團，而是依靠分化、拉攏、制衡，而這樣做的後果就是「至世宗中葉，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真宰相，壓制六卿矣」。萬曆親政之後，大舉清算張居正，限制閣臣勢力，遂造成「言官攻擊內閣之聲勢日趨彰顯」。

再說黨爭，言官的活躍確實和黨爭有關，但是和唐之牛李黨爭，宋之新舊黨爭相比，由於官僚體系的扁平化，明末黨爭的表現形式也有所不同。前者其形勢主要取決於首腦人物的進退，宰相職位的歸屬，而後者，言官才是主力，京察的交換比才是決定勝負的。所以，同樣是黨爭，明末也顯得更「亂」，因為它就是沒有領導的群毆戰——有些時候鬥爭的起因，還就是類似於兩撥街頭混混一眼看不爽就呼朋引伴操傢伙上的。

總而言之，沒有宰相、官僚體系的扁平化，是明朝言官如此鬧騰的一個重要原因。

同時，明代言官制度本身的變化也是不容忽視的：

1、數量多

2、選任要求高

3、職權重

4、升遷快

種種因素，使得言官這一群體具備了很大的話語權。
（參考：明代言官及其制度述論.pdf）另外，程朱理學「道統」思想的廣泛傳播，也對明朝士大夫尤其是言官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

明朝黨爭頻繁，導致朝政像翻烙餅一樣時有反覆，今天得罪了皇帝被廷仗發配，明天一換了皇帝或者首輔你就可能被翻案，比如嘉靖一死海瑞就被放了出來，因為反對張居正奪情而被廷仗充軍的那幾個小子，張居正一死也都成了堅持原則不妥協的反潮流英雄。而不會像清朝一樣一旦得罪了皇帝就會被一棍子打死永世不得翻身，絕無後朝皇帝給前朝罪臣平反的例子。
另外明朝的君主與大臣只爭意氣不爭是非，我看你不爽就把你扒掉褲子打一頓廷仗，但不會像雍正那樣親筆去寫《大義覺迷錄》論證如何我是你非對你進行批判。朱元璋因為茹太素奏摺寫的太長就廷仗伺候，但過後仍然採納了他的建議。打你是因為你讓我討厭，而不是因為你錯了。老百姓也不會覺得挨了皇帝板子的就一定是壞人。所以言官們雖然會在現實利益上暫時受損，但往往卻成了民眾心中的英雄，會獲得心理上的滿足與支持。而清朝就不同了，乾隆公然主張盛世無名臣，對凡是犯顏直諫的大臣都用誹謗君主為自個博取名聲這樣的誅心之論對你進行解釋，潑髒水扣帽子將你從內到外斗得體無完膚。
《霸王別姬》里段小樓當年能為了程蝶衣出頭跟國民黨兵痞叫板，為何文革中卻因為迫於紅衛兵壓力就出賣了程蝶衣的不堪往事？因為他當年代表的是民意，代表的是正義，他就是被兵痞打死了，老百姓也會為他喊聲好：段小樓是條漢子！可面對革命群眾的怒火，他成了被群眾孤立討伐的對象，成了與人民為敵的反動象徵，他要是被紅衛兵打死了，大夥還會在他身上吐口唾沫說死的好。這時他背後支撐他的精神支柱就坍塌了。

明朝言官鬥爭激烈可以看作是在君權即將超過（碾壓）臣權時，臣權作出的最後的抵抗。因為在明以前，臣權很大，大臣們都過得很滋潤，和君權爭奪權力可以和風細雨潤物細無聲而不必激烈對抗。而在明以後的清，臣權完全被君權碾壓，大臣們甚至成了奴才，抵抗君權也就變得沒有意義。

先表達一下對高票答案的不同意見，為什麼明朝言官戰鬥力和表現欲強，答因為明朝言官活躍度高權力鬥爭激烈，這不是廢話嗎？我問為什麼有些路段車開得特別快很危險，結果你告訴我因為司機開到這些路段油門踩的狠，聽到這個答案我就真忍不住想打人了。哪怕您給出一個像比如這些路段測速拍照比較少的答案，不是讓人更信服嗎？

另外，我覺得如果把問題答到黨爭上面就屬於偏題了，監察機構（言官）秦漢開始就已經存在了，黨同伐異歷朝歷代都有，言官作為黨派爪牙隨時可以拿來當槍使，激烈程度也未必就比明朝差，而明朝的言官之所以給我們留下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的深刻印象，是因為明朝的言官敢於直接向皇帝發難，攻擊皇帝的某些做法甚至私生活，那這這其實就變成君權和臣權之間的問題了。很多答案花很大的篇幅講為什麼明朝黨爭激烈讓我十分不解。

先破一下題，就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題主想問的是：為什麼明朝比之前的朝代專製程度高，言官表現欲和戰鬥力卻更強，而清朝比明朝的專製程度還高，言官表現欲和戰鬥力反倒比明朝的差？

順著這個思路就比較好理解了，從秦漢以來，無論你是丞相，還是大將軍錄尚書事，還是權力被三省六部細分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丞相），還是再到宋朝的一窩丞相。雖然君權在逐漸變大，但始終沒有影響到臣權的主導地位，君主所面對的仍然是丞相（丞相們）領導下結成鐵板一塊的官僚（文官）集團。在宋朝以前，皇帝或者王公（先秦）被僚屬架空最後逼迫禪讓或者被死亡的比比皆是，不是有一個統計說皇帝是中國最高危的職業，非正常死亡率可以達到百分之四五十。

為什麼很多人覺得宋朝最好，甚至有崖山之後再無中華的說法？就是因為宋朝是君臣相處的相對最和諧的朝代，也是君臣權力調和得最平衡的朝代。具體表現為有宋一代沒有出現過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太祖除外），而對於文官來說，不殺害士大夫和上書言事者，最嚴重的懲罰也不過就是流放（除了非常時期殺了岳飛和張邦昌）。

但是這個穩態被政治狂人朱元璋改變了，先捧殺了胡惟庸，順手把丞相制度取消掉，這種赤裸裸的壓縮臣權的單邊行為肯定會造成文官不滿，但是朱元璋自己好歹能鎮得住，但是等到了子孫繼位的時候，文官逐漸地就要開始反撲，拿回屬於自己的乳酪（權力），叫您一聲萬歲是給個面子，但是您要是沒有您祖宗的精力和能力，請把權力交出來。朝廷就是一個權力的遊戲，本來穩定的權力天平經過朱元璋單邊的改動遊戲規則，經過了長期的演變，到了明朝中後期的時候已經失去了彈性，此時文官爭奪權力只剩下了最後最直接的一招：嘴炮。而皇帝這邊爭奪權力也只剩下了最原始的暴力方法：廷仗。

至於清朝前面也說到了，君權已經碾壓臣權，即使嘴炮放得再多，奴才還是奴才。

誰說的言官≡反抗皇權，敢言者就是敢捋皇帝虎鬚？專制不代表死氣沉沉，都喊著毛主席萬歲還能分成兩派對打呢，更多情況下，言官是作為一種攻擊工具出現的。
就這麼一不干事專門找事的工作，自然是越集權越有他們的生存土壤。
因為集權，因為皇帝/內閣話語權大，才會有言官互相攻擊。
舉個極端點的例子，中央集權的反面就是地方割據，你說軍閥混戰還養這麼多言官幹什麼？

言官是個什麼官？《現代漢語詞典》里竟然沒有這樣一個詞條。再查《辭海》，方見到一簡要解釋：言官，即諫官，如御史等。除此之外，別無它文。可見這個辭彙離我們已有多麼的遙遠，又似乎是多麼的可有可無了。權威辭書沒有說清白，那就由我來發揮吧。說簡單點，言官就是提意見的官。向誰提意見呢？皇帝！所以，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裡，言官一直處於一個非常重要又非常敏感的位置。

「言官諫諍」是我國封建社會一項獨具特色的、重要的行政監督制度。「文死諫，武死戰」是對文武百官進行考評的最高褒獎。據考證，它早在堯舜時代就已萌芽，從秦代起向制度化過渡，魏晉南北朝時期得到發展，唐代趨向完備，明朝達到高潮，一直延續到清朝。認識歷史上的「言官諫諍」制度對創新行政監督制度大有益處。我們應該以史為鏡，廣開言路，聽取批評，約束權力，發揚民主，來彌補我們當代因缺乏強有力的約束機制而導致「左」禍連連，腐敗橫行的尷尬局面。

有史以來，明朝的言官制度比較完備，言官的作用也體現得比較充分。湧現了一大批錚錚鐵骨、直言敢諫的狷介之士。

明代的言官分為兩部分，一是都察院御史，分屬13道，共100多人；一是各自獨立的六科給事中，共50人。合稱科道言官。　開始分工，御史監視百官，是監察官；給事中監督皇帝，是諫官。但到了明末已經合流，在朝都以「言事」為己任。

言官的職責就是「言事」，而且可以「風聞奏事」，不必負任何責任。而皇帝對此應該「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耐心聽取，虛心接納。

言官有哪些責任呢？他的第一大責任就是向皇帝進諫，指出皇帝的過錯，規勸皇帝改正錯誤。言辭過激的甚至破口大罵，這方面的例子明朝多的是。

今天某個公眾人物在公開場合就某種社會現象作出措辭嚴厲的批評，叫炮轟，是重大新聞。然而在明代，炮轟不是新聞，言官的任務就是罵人，任何人只要被他們抓住把柄，就會被罵得體無完膚。不僅罵奸臣，還敢於罵皇上，直接罵，毫不留情的罵，是明代言官的工作作風，在這種環境下，產生了兩份天下第一罵書。

嘉靖皇帝迷戀道教，整天裝神弄鬼，煉丹製藥，以求長生不老，還熱衷於填寫青詞。著名清官海瑞當時還是個戶部主事（財政部的小官相當於處級），給嘉靖上了一本萬言書，將嘉靖比作夏桀、商紂一樣的亡國之君，將嘉靖罵得暈頭轉向，說「嘉靖嘉靖，就是家盡家盡。」嘉靖暴跳如雷，拍著桌子大喊：「快去把海瑞抓起來，別讓這傢伙跑掉！」宦官黃錦在一旁說：「啟稟萬歲，他上疏前就買好了棺木，現正在朝房裡等待治罪呢。」嘉靖一聽，嘆口氣接著往下看，最後自言自語地說：「這傢伙想當比干，我可不是紂王（比干是紂王的叔父，因多次勸諫紂王被剖心而死）！」只好將海瑞作降職處理。

由於幾十年沒有人敢對皇帝如此直諫，海瑞備棺上疏的事很快傳遍了朝廷內外，天下都知道有個不怕死的「海主事」，百姓都稱為「海青天」。

萬曆皇帝中晚年體弱多病，辦公三天打魚、兩天晒網，30多年不上朝理事，連內閣首輔（位同宰相）朱庚三年都未能見到皇帝一面。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給他上了一篇題為《酒色財氣四箴疏》的報告，幾乎就是對萬曆皇帝指著鼻子破口大罵，說萬曆皇帝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等等，總而言之五毒俱全、一無是處。在我們某些官員看來，這不是進諫，簡直就是惡毒攻擊、誹謗侵犯人身名譽。但萬曆皇帝最後給他的處分不過是革職為民。這樣一來，言官看萬曆軟弱可欺，就對他進行群狼式的圍攻、暴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只能裝聾子不理睬。雒於仁總算還有一個革職的處分，後來者，則乾脆什麼處分都沒有。萬曆皇帝乾脆選擇了鴕鳥政策，實行了「六不做（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躲進後宮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任由他們去罵吧。
受到言官的影響，在官場和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批評朝政的風氣，人們關心政治的熱情空前高漲。有時候官民團結，同仇敵愾，譜寫了一曲曲氣壯山河的悲歌。其中只說一件事。

明天啟年間，宦官魏忠賢獨攬朝綱，為所欲為，禍害百姓，當時蘇州吳縣有個人叫周順昌，為人耿直廉潔，萬曆後期任福州推官（府一級管刑法的官）。宦官派來的稅監殘害黎民，地方官吏害怕宦官，不敢管理，周順昌卻敢把其爪牙抓起來治罪，由此引起大規模群體事件，周順昌憤然辭官回家。並和幾個被宦官排擠回鄉的士大夫一起，共同揭露魏忠賢的最惡。魏忠賢叫東廠緹騎將他們鎖拿歸案，被蘇州老百姓群起圍毆，當場打死一人。蘇州巡撫毛一鷺為討好魏忠賢，決心武力鎮壓百姓。危急關頭，市民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五人挺身而出，主動投案，大義凜然地說：「喊打的是我們，打死人的也是我們，和別人無關。要殺要砍隨你們的便！」五人慷慨就義。自此以後，直到明朝滅亡，東廠緹騎都不敢再去蘇州了。此事後來被晚明散文家張溥寫了篇《五人墓碑記》，刻在石碑上，歌頌他們不畏強暴的英勇行為，使他們的事迹廣為傳播。中學語文課本長期刊載此文，不知現在還有沒有。

正因如此，明朝從成帝朱棣之後，雖然皇帝大多平庸無能，甚至長期不管國事，一大批言官督導政府各個部門正常上班，履行職責，起了重大作用。所以，嘉靖可以躲在後宮煉丹，萬曆可以幾十年不上朝在後宮裡行雲布雨，製造龍子龍孫，天啟也可以放心地去干他最熱衷的木匠活。太陽照樣東升西落，國家機器照樣運轉不誤。如果換了別的朝代，恐怕難以想像。

但請注意，如果你不是十三道御史，也不是六科給事中，不屬於言官，可千萬別多嘴！不要看著言官在皇帝面前擺威風，你也跟上去來兩句，弄得不好不砍了你才怪。言官敢這麼做，那是有悠久傳統的。

自古以來，言官不管具體事情，他們的任務就是提意見，而歷來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個傳統—— 不殺言官。歷史上無論多昏庸的皇帝，敢殺言官的不太多。所以在朝堂上經常出現這樣一種情況，言官在下面說皇帝的不是，一點不給皇帝留面子，還洋洋自得，很有點你能把我怎麼樣的氣魄。而皇帝只能在上面一邊聽，點頭稱是；一邊咬牙切齒，想著明天就把你調個位置再整治你。言官確實有點兒威風啊

我經常在想，歷史課本上一再強調，明朝是君主專制空前強化的時代，怎麼臣子們可以如此肆無忌憚地攻擊皇上呢？我們新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人民更可以大膽放言，批評黨和國家的領導人。1957年黨發起整風運動，號召人們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要求人們有什麼說什麼，不要有任何思想顧慮，善良的老百姓信以為真，慷慨發言，只有幾個人言辭比較激烈一點，並未涉及到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結果卻是一場「引蛇出洞」的策略，把55萬多知識精英一網打盡。從那以後，知識分子只好整體失言。尤其在那場「十年浩劫」中，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條」第二條竟明文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和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字裡行間，殺氣騰騰。因了這條指令，不知有多少人死於刑場，進入牢獄。張志新僅僅在她的筆記本上寫了「毛主席也犯了左傾錯誤」之類的語句，竟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前為防備她呼喊「反動口號」，還割斷了她的喉管，讓她發不出聲音來。其手段比法西斯還要兇殘。悠悠太空，茫茫大地，思想精英，命至如此！「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真不知歷史車輪是前進還是在倒退。

言官的第二個重大責任是監督百官，對大小官員的違法亂紀現象署名舉報，當庭糾劾，據理抗爭，毫不容情。

眾所周知，嚴嵩是明朝有名的奸臣，以善寫青詞獲得嘉靖皇帝的寵信。他在擔任首輔期間，包攬朝政，結黨營私，蠱惑皇上，荒淫怠政，貪污受賄，禍害百姓。臣民對他恨之入骨，只因他樹大根深，奈何不得。不少大臣起而抗爭，都被他所害。輔臣夏言被殺，抗倭名將俞大猷發配戍邊，兵部侍郎曾銑被殺，就連錦衣衛出身的沈鍊及其兩個兒子，因揭露嚴嵩的罪惡都被他斬死刑場。一時間，嚴嵩凶相畢露，殺氣騰騰，朝中無人敢敵。

就在此時，號稱「天下第一硬漢」，曾寫有「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名聯的楊繼盛挺身而出，對嚴嵩發起了「死劾」。所謂「死劾」：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楊繼盛被打得血肉模糊，投入大獄。他蘇醒過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一塊破瓷片去刮掉自己身上的腐肉和筋膜，清理滿身的創口。連旁邊掌燈的看守都感受到深入骨髓的恐懼和震撼。案子拖了三年，十多個官員為楊繼盛鳴冤叫屈，都遭罷黜。最終楊繼盛被秋後處決。

歷經磨難，矢志不移，叫做信念。

不畏強權，雖死無懼，叫做勇氣。

當年明月在他的《明朝的那些事兒》一書里讚揚楊繼盛是「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魂魄」。

楊繼盛死了，禮部尚書徐階緊緊跟上。這徐階精明練達，正直深沉，他用以柔克剛的手法，巧妙周旋於萬曆與嚴嵩之間，尋找嚴嵩的破綻。鐵漢御史鄒運龍也趁熱打鐵，上書揭發嚴嵩父子的種種罪行。萬曆終於龍顏大怒，將嚴嵩罷相，嚴氏一黨頃刻土崩瓦解。

如果沒有這麼多人前赴後繼、視死如歸地挺身鬥爭，嚴嵩老賊怎能扳倒？

不由得又想起我們這個時代來。都說「文革」中林彪、四人幫蒙蔽毛主席，幹了大量的罪惡勾當，又都說他們人心喪盡，極端孤立，可中央那麼多高級幹部，為什麼都高度一致地保持沉默呢？雖說有幾個老帥在會議上放了幾炮，主席一發怒，又全都啞巴了？難道他們不知道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是冤假錯案嗎？不知道劉少奇被戴上「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是彌天大謊嗎？他們為什麼沒有一個能站出來像夏言、俞大猷、曾銑、神鍊父子、楊繼盛、徐階、鄒運龍那樣視死如歸、慷慨赴義呢？毛主席不是多次號召全黨同志為了人民的利益要做到「五不怕」（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嗎？他們平時標榜的黨性和人民性到哪裡去了？為什麼都當了縮頭烏龜？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舉手表決永遠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決議案時，幾千名中央委員齊刷刷舉起森林一般的手，義憤填膺地落井下石。只有一個女委員陳少敏堅守住了道德底線，沒有舉起手來。幾千鬚眉男兒，不如一個巾幗女子！

人心不古，情何以堪；民族恥辱，千古難洗！

人們不禁要問：明朝的言官為什麼能有那樣的膽量、勇氣、精神和節操？

對這個問題，著名雜文作家鄢烈山在《明代言官敢言的底氣何在》一文中，曾作了探討和分析，我們不妨一讀。

鄢烈山認為，明代士林相比之下可謂節操凜凜可敬，從社會文化環境角度考察其所以直言敢諫，我以為大體有以下三點值得一說。
一是，宋明道學（包括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各派）的對儒家忠孝信義等思想觀念的弘揚，使抗爭者對掌權者有道義上的心理優勢。請不要拿科舉取士束縛人的思想自由說事，那只是另一面；而四書五經塑造人們的核心價值觀則是不爭的事實。明末李贄這樣的「異端思想家」，他反尊孔是反對「執一」，並不反對那些儒家基本價值觀；舉人出身而循例無資格入閣的他也從不反對科舉制度。那些士人真信了忠孝信義仁愛節操，就有一種正義在我的自信，敢於蔑視邪惡的權勢者並與之對抗。
監察御史王朴性鯁直，數與明太祖辨是非，激怒了朱元璋，朱命戮之，其實只想要他屈服；從刑場召回問他改不改，他竟言「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再押赴刑場，過史館大呼學士劉三吾記下「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御史楊爵以上疏切諫而下詔獄，被折磨得「屢瀕於死，處之泰然」。為諫阻世宗去掉生母尊號中「本生」二字，百官齊跪左順門，帝怒遣錦衣衛拿為首八人下獄，楊慎等撼宮門而大哭，聲震闕廷；因為他們相信「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萬世瞻仰，在此一舉」……儘管在我們今天看他們是迂闊，犧牲得不值，當年可是真有信念的。
二是，中國士民對歷史褒貶的信仰，以其對永恆的追求蔑視眼前的富貴。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追求「留取丹心照汗青」，說的就是這種情結；有人說「青史留名」是中國人的宗教信仰替代品，可謂一語中的。但它的前提應該是，歷史書寫是可以信賴的，而不是由「勝利者」書寫或為權勢者服務的。明代的士人是幸運的，他們還相信有信史。上面講到王朴呼叫史官，楊慎鼓動眾官說「萬世瞻仰，在此一舉」，都是對己方正義感的確信，也是以對歷史的信仰作精神支柱的明證。
這種信念人格和歷史信仰的力量強大到什麼程度呢？明英宗大興土木拓內皇城、修離宮別館時，刑部主事（副局級官員）郭循極諫觸怒皇帝，命將他用氈子裹到大內親自詰問，而

「循對不屈，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錦衣衛」以泄忿……」最後，是英宗「屈服」而復其職。大太監王振專權，在東閣召開會議，「公卿見振皆趨拜，（大理少卿薛）瑄獨屹立，振知為瑄也，先揖之」；王振銜恨報復找借口將薛瑄下獄論死，將行刑時，王振聞他的僕人在廚房裡哭泣，緣「薛夫子將刑也」，王振為之感動，薛瑄終得保全。此二例可證，有明一代果然能信文天祥之言：「天地有正氣」。
三，更具全局性的是，明代執政者和士民有兩種評判是非和人物的標準，而士民輿論更強勢，民間的聲譽可以支持和「對沖」官方的打壓。英宗時，權閹王振將直臣廉吏于謙下獄論死，河南吏民伏闕上書，為于謙辯冤請命者數以千計，「乃命復原官」。國子監祭酒（校長）李時勉不肯諂事王振，辭官回鄉，太學生和朝臣出餞都門外送別者近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途，商賈罷市，或遠送至其登舟，舟發乃還——儼然東漢末年黨人故事重現。至明末，吏部郎中顧憲成被「削籍」為民，「憲成既廢，名益高」，於是修繕宋代建的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儼然「在野黨」、「影子內閣」。明末清初學者黃宗羲，在其力作《明夷待訪錄》里寫《學校》一章里提出，學校不僅僅是養士的教育機關，而且是國家議政的政治場所，「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顯然，他的思想遠遠超過孔子的贊子產不毀鄉校，開啟有明一代書院議政之風氣。

鄢烈山的分析歸結起來有三點：一是有傳統的忠孝信義等觀念的強大支撐；二是有人們對歷史褒貶的信仰，歷史自有公斷；三是民間聲音可以壓倒官方的聲音，老百姓以自己的是非標準為準。我覺得還應當加上一條：他們本身過硬。大凡敢於諫阻皇上、彈劾奸臣的言官，本身都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胸懷坦蕩，節操高尚。他們正直無私，剛正不阿，嫉惡如仇，捨生取義。所以他們才能夠敢向皇帝叫板，敢同奸臣抗爭，義無反顧，視死如歸。

對比明朝的官場和今天的官場，感覺怎麼樣？我們只能仰天長嘆了！忠孝信義等傳統道德觀念早被作為「封、資、修」的東西掃蕩殆盡，人們沒有了信仰，沒有了強大精神力量的支撐，人一旦沒有了脊梁骨，怎麼能夠昂首挺胸？好在歷史的標準還在，人心的是非還在，這是維繫中華民族五千年不絕如縷、代代相承的精神力量。

當然，言官也是人，也會有人的種種毛病和缺點，他們大多比較迂闊耿直，情緒比較急躁，做法比較簡單，容易意氣用事，有點討人嫌。故他們的人緣關係不會太好，在鬥爭中容易陷於孤立，往往壞人沒打到，自己先落馬，造成了不少人間悲劇。他們當中也不乏沽名釣譽之徒，但在生死關頭，他們就會原形畢露。

近些年讀了幾篇議論言官的文章，不乏非議之論。總之說他們性格偏激，語多譏誚，只會一味蠻幹，缺乏鬥爭技巧，沽名釣譽，投機取巧，以貶損別人來抬高自己，不惜自虐以抬高身價等等。「折中、公允，調和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唯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魯迅語）只是這種人一旦面臨著牢獄和屠刀，可能會最先低下頭來。

處事圓滑、八面玲瓏的官員，如過江之鯽，層層疊疊，大浪淘沙，影音俱滅；唯獨歷代那些為民請命，為國謀事，強項抗爭，不畏邪惡的言官，被人們世代稱頌，千古不滅。他們是鑲嵌在夜空里的星星，閃閃發亮，光華奪目，我們要看他們，只能翹首仰望。

我們今天怎樣同官場中的邪惡勢力作鬥爭？還像言官那樣一個個挺身而出，接力賽跑似的舉報？不僅當今的人們難有那種捨生取義的精神，而且歷史和現實一再證明，這種方法治標不治本，且成本太高，人們難以接受。

唯一有效地途徑是：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約束大小官員的權力，把官員們當做野獸一樣關進「籠子」里，使他們想呲牙咧嘴傷人也辦不到。

鄧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關於解決家長制、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時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這種制度主要包括：一是廣開言路、集中民智、反映民意的民主協商制度；二是通過下放權力和分解權力建立領導成員之間角色制約制度，解決組織權力高度集中在主要領導手中的問題；三是健全批評、舉報者權利保障制度，真正做到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四是完善憲法賦予公民對政府批評建議權的具體法律保障制度，如落實公民的知情權、選舉權、罷免權、表達權、救濟權和公益訴訟制度。

史書說明朝專製程度高，是指整個國家對下層被統治階層而言，而對處於統治地位的地主階層來說，那叫為所欲為好么。

明朝正是皇權與士族競爭全面失敗，才導致的滅亡。明朝由於內閣設立，使皇帝在整個政權架構中成了無足輕重的角色，代表士族地主的官僚階層大部分時間內控制了國家。所以，明朝的官員是最囂張的，言官就是傑出代表，當堂頂撞皇帝挨板子都是榮耀，回來圈子裡那是一片讚譽啊。

其實正是皇權的無力，才會有太監出現，太監作為皇權的延伸，成為皇帝與士族鬥爭的最有力武器，也是唯一拿得出手的傢伙。可惜，歷史是文人寫就，太監和錦衣衛於是成了殘暴代表。

依題主的意思，難道現在什麼新聞發言人多了起來，就表示更加民主了么？就不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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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官"也是官啊，要麼代表一方官僚利益集團發聲，要麼代表皇權一方發聲。
言官發聲加多有戰鬥力不就是各方集團鬥爭劇烈的表現么。鬥爭加劇不就是因為矛盾尖銳不可調和么，不也是專制加強的一個表現么？

唯小人嗜用不滅國都難

感覺高票答案好長——

簡單說一下自己的想法
1明朝開始專制主義的集權就在上升了

2明朝的言官就是專制主義最高頂點皇帝給予的啊

3明開始，黨派鬥爭開始了，言官的作用也需要被加大利用啊

4敢言者和言官不是同一個人啊

5皇帝也需要言官幫助自己啊

一點小想法，希望有幫助

明中後期，言官多訕君賣直，以求青史留名或藉機上位。以言官表現來看專製程度，感覺不可。

這是陞官獲名的捷徑阿

其實講真我一直覺得,言官=公知。

我個人感覺，所有一切都需要一個平衡，不然社會發展不下去

明朝皇權勢微，中央決策受地方軍閥影響。言官成為一種工具，成為向皇帝暗示施壓的工具，這也是明朝皇帝為何需要太監幫忙的原因

明朝初期給言官很高的地位，而且有無限開火權，作用如同紀檢委，兼具宣傳部的部分作用。
後期文官集團強勢，言官就是政治工具，派系鬥爭，君相鬥爭，言官都是急先鋒和常規，變成了文革小組。
最主要，言官這個清水衙門，小鮮肉博出身博名聲博紅包只有這一種表現自我的方式。

樓主的提問涉及到兩個問題：
1.明朝是否是最專制的制度？
2.明朝的言官為什麼這麼顯眼？

先談談第一個問題，明朝的制度很專制么？也許。但漢、唐、宋、清的制度不專制么？只要生活在人治的社會，就存在專制。只要君王不開心，就可以讓你人頭落地。同時，專制是否厲害，主要看「人治」的這個人是否開明。每個朝代都有明君，也都有昏君。明君贊成「忠言逆耳」，而昏君只認為自己的話是金科玉律，其他的人都要閉嘴。

再說說第二個問題，明朝是一個不設宰相的朝代，而相權是最有效的限制皇權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明朝的言官被推到了前台，之前他們可以通過宰相來做制衡，現在他們只能直面皇帝。而且在沒有相權的制度下，黨政也變得更加激烈。如何挑戰對手的權威？如何揭開對手的傷疤？言官顯然是一個非常好的武器。

明朝最有代表性的皇帝是萬曆。萬曆在位48年，但有三十多年不見朝臣，就是因為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他無法讓朝臣接受自己的意見，是因為朝臣們勇敢？是，但不全是。在那個朝代，只要皇帝拿幾個大臣練練手，就不會再有人敢於頂撞他了。所以，與其說萬曆是在怠政，倒不如說萬曆是怕見到大臣們罷了。

所以，在我看來，之所以明朝的言官這麼敢言，恰恰是因為明朝的皇帝們比較「開明」。

會打嘴炮和民主從來不是一個東西啊，定義很重要啊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