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司馬炎和朱元璋重新構築的分封制有什麼異同？
一、西漢的郡國並行
1、分封背景：皇族出身寒微，分封制度復辟
劉邦布衣出身，是歷史上唯一一個僅用八年，就從平民一躍成為天子的人。劉邦是依靠項楚系復辟勢力起家，身邊的主要團隊成員，以鄉黨居多，大半功臣都是屠狗盲法之輩。劉邦在滅秦戰爭中拔得頭籌進入關中，並迅速積累起在秦地的民望。後來在楚漢戰爭中，以秦地為基礎，成為唯一能與項羽匹敵的諸侯領軍人物。跟隨其對抗項羽的諸侯盟友，尤其幾隻力量較強的諸侯王，都是平民出身。劉邦得天下時，已經近六十歲高齡。漢初皇室也算是人丁較為單薄的，劉邦僅幾個兒子年幼，加上兄弟和侄子也不過十幾人。劉邦稱帝後用數年時間，基本掃平異姓王，定下非劉氏不得為王的同姓封王制度。
2、分封性質：與關東劃天下而治
漢朝建立時，諸侯是擁有地方上完全治權的。調兵權、使節權、官員任免權都是在文景帝時期逐漸收回的。漢初的分封，可以理解為：皇帝將天下一分為二，一半是關西帝國轄區，另一半是關東諸侯國封區。皇帝在帝國轄區內施行中央集權制度。諸侯國是高度自治，中央並不干預其治理，還留有先秦分封特徵。
3、分封初衷：吸取戰國與秦朝之教訓，將無險可守的關東密集分封
一方面，吸取了秦之激烈集權轉型的教訓，為防止秦末以封建復闢為由的動亂再次席捲，所採取折中的「郡國並行」策略；一方面，劉邦也是反秦諸侯之一，秦國並未完全深入關東人心的集權制度，也是諸侯反秦的主要旗號，恢復分封相當於西漢建立的合法性來源之一。還有一方面，是以同姓分封，外部宗親勢力，來制衡強勢的功臣集團。
4、分封布局：守內虛外，帝國轄區在西，封國轄區在東
帝國中央佔據舊秦國土地，以西部半壁江山為高度集權之帝國轄區，基本佔據了中西部主要關隘，形成帝國區的閉合型戰略優勢，並以中原地區為控制關東的戰略前沿據點，以西壓東。這個戰略底盤，是周秦漢隋唐等多個王朝建立的地緣戰略基礎，是經多次實踐檢驗的地緣優勢。漢中央對東部封國區，先施行密集分封，後進行分化瓦解。
漢初外部局勢並不複雜。南方外族勢力不強。北方外部勢力，只有匈奴一國強盛，但也多為騷擾式侵襲掠奪，未有領土之憂。通過對匈奴的和親政策，北方大致穩定。
5、制衡思路：內部有派系制衡，外部有封國制衡
中央帝國與地方封國，實現外部制衡。功臣集團與外戚勢力，形成內部制衡。外戚、功臣、宗親，形成三方制衡。
在內，皇權與功臣集團充分合作。因為功臣集團的利益也在中央，與皇權一致。通過強化帝國中央集權，以帝國轄區的政治、國力優勢，壓制對中央有潛在威脅的諸侯王。
在外，諸侯皆為劉姓宗親，會對中央的功臣集團，時刻維持戰略壓迫感。功臣集團無法通過控制皇權坐大，必須依仗皇權宗室的強大，來避免可能觸碰的諸侯奪位之戰。中央官僚體系中，也有大量宗親力量的存在，形成了一個複雜的鉗制局面。
皇權，也時常在微弱時期，借靠外戚的力量來正常維繫對功臣集團的強勢。這是劉邦為身後布局，引領的外戚參政的傳統。而外戚一旦坐大，功臣集團又會通過與宗親合作來剷除外戚。
漢初的政治演化，基本就在這個制衡思路里進行，包括呂后專政，迎立代王，景帝削藩，武帝掌權等一連串事件。最終，在武帝時期，諸侯封國大勢已去，實現了全國性的中央集權。此時，內外製衡的政治均勢被打破，內部的皇權與功臣集團的平衡也即被打破。武帝徹底剪滅漢初功臣集團，正式完善漢制，確立徵辟察舉的官方仕宦拔擢渠道。這象徵著漢朝，分封制度到集權制度的過渡成功。
6、制度結果：成功向集權過渡
漢朝的分封制度，是處在後戰國時代，對秦國和項羽的兩次極端的經驗教訓進行了批判性繼承。漢朝是進行分封過度最為成功的一次。漢朝的分封是歷史性妥協，先將道統紊亂的社會迅速穩定，而後通過數代人漸進式政治努力，最終取消分封完成集權，成功消化掉分封制的潛在險患。
漢朝分封制向集權制過渡之所以成功，有幾個不可或缺的條件：
社會條件，即普遍意識條件和階級結構條件。漢初，處於秦滅六國式硬體統一，但輿論尚未全部認同中央集權，故而在激烈的統一後，爆發了一次更為激烈的分封制復辟反彈。但這次反彈，卻向所有人展示了分封制再也無法回到先秦的戰略均勢狀態。先秦舊貴族和秦末新興諸侯，動用在秦朝統一戰爭中並未耗盡的地方力量，進行碎片化的割據戰爭和存量掠奪，最終以8年時間天下人口減損60%，生產力和各類製造技術倒退，民怨沸騰而結束。此前分封制擁護派對集權的激烈抵觸由此結束。自原生社會就慣有的分治社會，失去了先秦時那樣足夠的輿論支持。人心嚮往統一成為逐漸普及的意識。另一方面，這場破壞力巨大且迅速的亂世，極大的改變了漢初的階級結構。歷經數百年發展和積澱，控制著大量地方資源、基層人口與土地，私兵眾多的先秦貴族地主階級，被消耗殆盡。到劉邦建漢後，對關東大貴族，動輒舉族強行遷徙，極盡控制力度，就是由於這個控制關東地區基層資源和要素，且有強大輿論導向能力的中間階層，在秦末楚漢戰爭中被抽空實力。漢初中央得以擁有了極其強勁的集權能力和集權趨勢。直到漢朝中後期，地方上新興豪強階層出現，填補了漢初的這一段中間階級真空，漢朝的中央集權能力才逐漸衰落。堪比此次階級塌陷式轉型特徵的，要到唐朝士族地主階級衰落，中央集權再次達到歷史頂峰了。
繼承人條件。漢、晉、明，三次建國分封，都經歷了主少國疑的階段。但劉邦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的身後布局非常巧妙，功臣與外戚有博弈，有合作。外藩和中央，有互相支撐，有互相威脅。這個政治平衡設計的前提，是劉邦對呂后外戚，對功臣集團的包容。當劉盈意外之死，外戚擅權問題爆發。這個時候，功臣集團對中央穩固的利益驅動又表現出來。功臣集團迎立代王，再次幫助漢中央成功度過了有傾塌之危的政治混亂期。劉邦對功臣集團的制衡與利用設計，是晉、明初建時，所不具備的。
總結來看，劉邦的分封製成功，是因為他需要封宗親力量，又敢於讓外戚代政，更保存了功臣集團。而這三股勢力，恰恰又成了互相牽制的平衡狀態，哪一方不利於皇權，都會觸動另兩派對其合圍。當然，時代給予了這種平衡能夠實現的條件，也很關鍵。
二、西晉的封王出鎮
1、分封背景：司馬氏三代把權
西晉的分封背景，與西漢截然不同。劉邦的本質是諸侯，是軍閥。而司馬氏的本質，是控制兵權與政權的權臣世家。司馬家掌權到司馬炎，已立四世三代。面對士族盤根錯節的朝堂，年輕的司馬炎在登位之初，需要更多仰仗家族長輩的支持。甚或說宗族利益，是他必須首先考慮和滿足的。
2、分封性質：封王異地出鎮，掌都督兵權
司馬炎登位之初的分封，所封宗親輩分大都高於司馬炎，是倚重族中長輩，為獲取宗族支持。司馬炎穩固掌握住權力後的分封，是實際上的要求就國的封建。就國的諸王擁有了一定的地方兵權和治權，與地方官僚逐漸形成了主從關係。但是西晉的八王之亂，根子不在諸侯國反叛，而是出鎮藩王依靠軍鎮兵力奪取中央權力。出鎮藩王是沒有就國，而任軍職的官僚藩王，是軍鎮與自身封地並不一致，掌有一方兵權的大都督。八王之亂就是出鎮藩王以兵權操控中央，其他的藩王又發兵中央清君側，再由自己操控中央，而後又被其他藩王以同樣形式攻滅。這次亂源並非諸侯國叛亂，而是身為宗親諸侯王的軍鎮統帥以兵權發動政變，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分封問題的爆發。
3、分封初衷：吸取了秦、魏教訓，以宗室全面掌兵，抑制士族力量膨脹
司馬炎，面對的是與秦漢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士族門閥成型節點。這個時候，面對頂級士族壟斷地方資源、要素和輿論引導權力，並逐漸將中央仕宦權力把持，晉武帝已經能夠感覺到集權難度之高，遠非兩漢可比。士族高門全面掌握住地方上的入仕渠道，他們一旦掌握兵權，對中央會是巨大威脅。此時兵權應該倚重宗室還是官僚，晉武帝一定是有過持續且深刻的思慮。要說晉武帝可以參考的帝制王朝先例，還真就只有秦、漢、魏三朝。秦不封皇帝子嗣，結果滿門遭戮。西漢是分封對集權的一次成功過度。魏則是不興宗室，被自家司馬氏控於鼓掌，無人能救。僅就當時情形來看，司馬炎以史為鑒，廣封宗室的策略，倒不失為一種合情合理的選擇。於是，西晉建國後即有了泰始、咸寧、太康三次封建，並將軍鎮兵權也交給主要的宗親諸侯王，以壓制滲透入社會方方面面的士族階級。
4、分封布局：守外虛內，以洛陽為中心點，外圍逐層設立軍事要鎮
都城既位於天下之中的洛陽，西晉的地緣戰略，就和位於關中的西漢截然不同了。西漢的都城地緣戰略，是腹地本位的「面型」思維，是與封國劃清治理界限的思維。而西晉的地緣戰略，是以洛陽為中心點向外放射，多層圍繞防禦的「點型」思維。於是就有了西晉初年的八大都督區，即軍鎮軍區。這些出鎮都督基本由宗王和士族參半任職。但其中洛陽周邊的重要軍鎮，關中都督區的長安，豫州都督區的許昌，鄴城都督區的鄴，則多為宗室封王擔任。成了拱衛首都核心的三方重鎮。同樣定都洛陽的東漢，其司隸校尉部卻是將河內、河東、弘農與整片關中相連，這其實是延續西漢的腹地戰略的「面型」都城地緣思維。而從鄴城成為曹魏龍興王畿後，魏晉的都城地緣戰略，就逐漸形成中心點布局的無腹地式思維。這是從曹魏時期起形成的都城戰略特點。
西晉的另一個地緣特點，是對內徙胡族的包容。經過東漢魏晉長期的內遷，五胡已經盤踞包圍了洛陽整個西邊的戰略要位，幾乎佔據著洛陽的西部咽喉。
5、制衡思路：皇族把守關、鄴、豫三鎮拱衛洛陽京畿，外圍軍鎮布局在要隘，控懾地方州郡
西漢是典型的守內虛外，主動放棄遠藩治權，卻強化中央轄區集權，以國力壓制封藩。西晉卻則走了一條看似加強皇族宗室，實則守外虛內的相反制衡思路。這與魏晉一系政權，獨特的發展與建國進程有關。曹操最早的起家之地是兗州，後來向潁豫發展，並將獻帝迎入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最終，在與袁紹河北決戰之後得到河北，稱王后隨即將魏國的腹地基盤定在河北，著力營建鄴城為魏王都，作為自己的根據地。曹丕建立魏朝後，又定都洛陽，為西晉所繼承。至此，加上與洛陽唇齒相依的西部關中，西晉洛陽必須兼顧的方向至少有三面：關中-河東，鄴城-河北，穎川-豫州。西晉是以緊鄰居中都城的這三個板塊為洛陽屏障，外圍為地方，扼此三方都督區以守京畿，將以洛陽為中心連帶此三大板塊，都視作帝國掌控的中心區域。
從政治制衡上來說，晉武帝主要是依靠做大宗族實力來應對士族力量。士族壟斷文官系統的入仕渠道。封王則在太康分封后則壟斷了地方兵權。在晉武帝年間，鎮兵拱衛洛陽，兩方相安。但從內在邏輯來講，宗室瓜分了地方兵權，其實覬覦中央。士族的家族利益則也在地方。這一制衡思路沒有固本中央。無腹地的「點型」洛陽中央，反而成了無力量布局的盲點所在。
6、制度結果：八王之亂，中原虛耗
西晉中心區域分散化的軍力布局，是在中心區內部形成了實封，比實封遠藩要更可怕。方向截然不通的三方俱守，如同洛陽無法聚焦任何一方為中央腹地。對軍鎮的多向分權，實則是孤立洛陽為一點，將都城的戰略安全寄予多方勢力，形成了帝國中心區域內的強枝弱干形勢。這種內外製衡效果，事與願違。所以，八王之亂最先起自中央，然後多方掌握鎮兵的封王再藉機反覆衝擊中央。拱衛洛陽的三大都督區，成了亂源所在，長安、鄴城、許昌三鎮，也在拉鋸戰中俱被蹂躪。都城洛陽，則被各方勢力在政治上東拉西扯，皇權被反覆架空控制。
藩王就國，有了一定兵權，也與地方低階士族有所融合。宗室都督掌兵，本為壓制地方力量，作為中央對外屏障，卻成為了中央的掘墓者們。士族出身的中央文官本就是地方利益派予皇權的代表，不似西漢功臣集團的家族利益之根在帝國中央，與是中央一損俱損。西晉士族不會舉族之力維繫西晉皇權。政治設計本為平衡，也許給予皇族宗室最大的軍事優勢，反而失去了士族與皇族兩間制衡的能力。封王出鎮，導致八王之亂，陷入輪番搶奪中央的惡循環，虛耗中原。最終，被內遷至華夏腹地要隘的五胡所推翻。中國歷史進入了帝制時代最漫長的一次分裂期和探索時代。
如何面對當時複雜的階級局面，難度之高，確實也難為晉武帝了，畢竟士族已經是一種廣泛的社會形態。他的時代已經是魏晉南北朝四百年亂世里，皇權最耀眼的時刻了。士族的產生起源於數百年前，察舉、經學與豪強的同時出現、進化又融合。西晉作為最有能力解決此道的統一帝國，卻也像是一次制度實驗的失敗。當然，這與西晉皇位的第二代繼承者孱弱無能，浪費了皇權成長的大好時機，也有脫不開的關係。時也，命也。
三、明初的塞王鎮邊
1、分封背景：皇族出身微寒，外部強敵環伺
朱元璋的出身是底到不能再底的底層。所以他的創業背景，尤其是功臣集團組成，和劉邦十分相似。但他並沒有遭遇劉邦時期，異姓諸侯王合理存在的問題。此時的中國，中央集權已歷一千多年發展，已臻成熟。明初最大的三個隱患，一是內部，粗放治理漢地的元朝，重財輕治，北方人口和經濟蕭條，地方上作為蒙元代理人而發展起來的漢族豪強大戶，廣泛存在。二是外部，元朝雖被推翻，漢地盡收，但退回蒙古的元並沒有被消滅。其復辟之志猶甚。而明朝從東北到西北，再到西域，被北元、東察合台汗國、帖木兒帝國等蒙古勢力包圍和佔據。蒙元作為蒙古帝國名義宗主被漢明驅逐出境，他們皆虎視眈眈，外部形勢不容樂觀。三是都城，明初首都南京，是朱元璋龍興經營多年之地，但方位偏南，對北部邊患顯得鞭長莫及。軍旅出身的朱元璋，顯然意識到都城問題，有過遷都考察。但最終，他卻用分封來替代遷都，這算是他的路徑依賴了。
2、分封性質：藩地較小，且無治權的鎮邊塞王
歷朝歷代皆封王，但封王是否威脅中央集權的關鍵，在於藩王是否有治權，是否有兵權。有治權，則可養兵。有兵權，更可奪地方治權。朱元璋對子嗣的封王，並沒有給予治權，只給予兵權。本質上，明的主要藩王，多是就藩於邊境一線，抵禦外部勢力入侵，是擁有精銳重兵的監軍塞王。地盤不大，難稱有伐國之力。
3、分封初衷：吸取唐、宋教訓，皇子監軍，既抵禦外患，又防止邊將坐大
朱元璋重啟分封的初衷，還是為了解決國都靠內，遠離邊患，以守外虛內的方式，將皇子置於邊塞要地，作為監軍，抵抗外部威脅。想見，朱元璋是反思過重武的唐朝之藩鎮割據，和抑武的宋朝之軍事乏力，然後定下這麼一個遠藩臨敵，腹地不封的格局。朱元璋早年在郭子興麾下，他與郭天敘的明爭暗鬥的經歷，讓他萌生了人為其家，不可盡信的人際觀。這其中，也包含了朱元璋，對於功臣集團幾次軍事動亂，對外姓掌兵的刻意防範。
4、分封布局：內外皆實，四道分封帶，皆遠離南京腹地
從封國布局來看，藩王封地大都不過一兩府之地，根本無法形成大國之勢。但個個把守形勝要衝。同為守外虛內，明初的分封布局，與西晉將的最大不同是，朱元璋沒有把圍繞南京的帝國中央區域外封，實則是要留一個強健的江淮-江南中央腹地，並沒有讓皇族有脅迫中央的近便之利。
其次，分封大概有四條帶狀層次，最第一條線為北部的遼、寧、燕、谷、代、晉、慶、肅諸王，第二條線為秦、周、魯、齊四王，第三條與南京同為長江一線，是蜀、湘、楚三王，第四條為南部的岷、靖江兩王。
5、制衡思路：遠藩、近藩制衡，地方與藩王制衡，南京國力仍呈壓倒性優勢
明初的封國，北部的遼、寧、燕、谷、代、晉、慶、肅，以及南部的蜀、岷、靖江，是最外圍，也扼守邊境要塞，直面外患。而秦、周、魯、齊、湘、楚，則在內部拉開一圈五百公里外的內部屏障。外圍邊防一線的諸侯王，要進犯中央，則必須越過內部一圈屏障式的藩王屬地。內部一圈屏障的諸侯王要威脅中央，則後方有外圍一線諸侯王與中央對其腹背夾擊。
以南京中樞為核心的京畿地區，面北掌握江淮防線，向南坐擁江東平原，江南富甲之地，仍不失龍興之基本盤。這面型的廣袤京畿腹地，正是與最終淪為孤點的西晉洛陽之區別。與西晉的越是封王重鎮越是靠近洛陽相比，明朝的鎮邊藩王是越重要越遠封，距南京和江南越遠。明初南京並未將京畿方圓400公里內的重要區域拱手藩王軍鎮。即使存在遠藩封王，南京中央內的集權，也是非常牢固的。帝國中心區域，仍足矣以一己之力，壓滅任何一方兩府之地的藩王反叛。這與當時社會上，再無能控制州郡之地的豪門世族的社會形態有關。
從地方上來說，朱元璋的設計是，包括封藩區域，官員任免權、治權都是收歸中央的，由官僚系統運作。密集分封的同時，每個封王封地，又不過一兩府之地，一旦試圖搶奪地方官署治權，就顯然有反叛跡象，中央也能及時應對。這種地方官僚與監軍塞王之間的制衡，也大大限制了藩王的主動權。尤其是南方與中原的內屏型藩王，根本沒有執結重兵的理由。除非是眾多藩王同時反叛，否則中央當是非常穩固的。
強大的中央轄區實力，封藩與封藩之間，封藩與地方官署之間的相互制衡，好處是建文帝後來激烈削藩和靖難對峙時，弱藩不敢造次。但局限之處也明顯，就是弱藩是坐山觀虎鬥，實則還是需要以中央實力對付強藩。
6、制度結果：靖難之役，燕王奪取中央，從此封藩淪為帝國累贅
這次分封，仍舊以藩王奪位成功失敗了。分封制雖留下，可藩王實際成了尊貴囚徒，並消耗國家越來越重的財力。明初與西漢時局相比，政治失衡的關節在中央。劉邦將功臣集團利益牢牢捆綁在中央，也肯讓呂后外戚掌權，使兩方成為嫡系皇權的托底構架。朱元璋則將功臣集團盡除，留下的繼承人，又是無強人輔佐，不諳世事的少年。
功臣集團，在西漢分封制向集權製成功過渡的歷史作用中，至關重要。因為它有效遏制了同姓封王真正的可怕之處——竊取皇權的低成本。實封同姓王，是對皇權法統被撕開了一道口子。西漢諸王伐呂、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明初靖難之變，背後都是宗王對皇位的渴望。有嫡系軍隊和官僚班子，有繼位而無需改朝的道統優勢，藩王對中央的離心力，對皇權的覬覦，幾乎是客觀上必然會滋生的。對宗室諸王來說，誰得到中央，誰就是中央。西漢迎立代王為此，西晉八王之亂為此，成功的靖難之變更是如此。這種局面下，與嫡系皇權牢固捆綁的功臣集團，是漢初分封過渡成功的關鍵點所在，也是也西晉、明初最大的區別所在。他們對中央皇權穩定性的需求更強烈。
劉邦不斷打壓異姓王，並非他絕對相信同姓王。吳王劉濞就國前，劉邦就直接了當問他：「阿濞呀，你將來會不會造反啊？」劉濞直言不敢。可最後領頭七國反叛的正是他。漢初功臣集團的作用，正是儘力維繫嫡系一支皇權的托底勢力。在中央，他們家族之間盤根錯節，一旦嫡系皇權被推翻，他們也勢必會被連根拔起。所以呂后活著，他們奉呂后。呂后死了，他們主動滅諸呂，堵住關東諸侯口實，迎立年長且素有賢名的代王，之後又儘力為景帝平定七國之亂。這是利益所在，是與皇權目標趨同下的合作。但朱元璋不然，他對功臣集團是一百個不放心。即使那些功勛權貴真的有反心，他這種拔出蘿蔔帶出泥的，動輒數萬人的連坐，也基本將中央功臣集團內，可用的次階儲備人才給滅乾淨了。這才有了建文帝削藩無將可用的局面。
建文帝低估了削藩的難度，從而採納文官激烈削藩的主張。其實形勢上，南京方面一直佔據上風。但建文帝沒有認清的一點就是，他的明初中央，雖然看起來強壯，可不是漢景帝的漢初中央。最大的差別，恰在漢朝功臣集團與景帝高度捆綁在一致利益下。而明初，主要由職業官僚組成的中央，無論是奉建文帝還是改尊永樂帝，都是效忠明朝。這個群體的利益、志向取向是多元的。而功臣集團，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維護其利益格局，就要維護嫡系皇權。而鏟滅了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後，明初作為科舉制下，鄉紳庶族地主階級主導的社會形態，職業官僚與皇權並無歷史情感作為紐帶，也無家族利益在中央網路交錯的負擔與責任。建文帝的皇權，是利益上孤立的皇權，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結果是，可笑李景隆成為了靖難首功。後來的永樂帝朱棣，是感受到了這層，他老爸朱元璋設計出的皇權之利益孤獨，於是他對南京中央官場洗牌，對南京舊臣施行暴力恐嚇，扶持靖難功臣集團全面上位，甚至把首都也遷到了北京。而藩王對中央的竊取關鍵，在於拿到中央，就拿到了皇權合法性。朱棣先於建文帝看到了這是兩個人的爭鬥，而不是兩個國家或兩個集團，於是擒賊先擒王，直接勾結內奸拿下京師，一舉解決所有問題。藩王的血統動力和極低的篡權成本，才是實封制無法忽視的先天弊端。
要說朱元璋的制衡之設計，如果建文帝不搞那麼激烈，那麼急功近利，或者他本人能夠殺伐決斷一些，或可穩定。畢竟明初的藩王，大都不具備國戰能力。朱棣頂著造反的名頭鏖戰三年，也才河北一隅。在政治合法性上，在實際控制地盤大小上，在軍力後勤上，始終無法與南京中央的雄厚國力比肩。他最大的依靠和優勢，是自身豐富的統帥經驗和能力，以及作為抗衡蒙古的精銳燕寧鐵騎之師。這說明朱元璋的地緣制衡設計思路，大體是發揮了作用的。誰也沒有料想到的，是朱棣最終孤注一擲，攜精銳騎兵，深入江淮，直臨南京城下。此時若是沒有建文帝發小李景隆的開城投降，這至多也就是朱棣一次孤軍深入，冒險的運動戰和游擊戰。正是因為李景隆已經受到南京文官系統的彈劾，有了性命之憂，卻仍被建文帝委以重任，才會在關鍵時刻勾結叛軍並反水。可見南京中央，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以及一個能夠掌控局面的明君，來凝聚和穩定政治方向。其本質，仍是中央出身不同的各派別政治利益的不統一，造成的中央決策面紊亂。如果功臣集團能有一定的保存，或不至此。這才是南京遠遠不如朱棣團隊，不如西漢中央團隊的致命問題。
朱元璋的設計，強於西晉，因為偏重中央腹地之強實，集權程度之強力，對藩王封得多而碎小。但這次分封，不能說於國有太大損失，但又不及西漢成功，在優勢情形下沒能保存下嫡系一脈。因為沒有中央內部政治利益之一致，是失於人事。他對開國功臣集團的不保存，讓朝中無可以穩定局面之人，更讓李景隆這類僅存的功臣二代和新興職業官僚間，存在著無法調和又無法抵抗的衝突。而這些，又與朱元璋最初的太子意外之死而忽然引發的繼承問題，以及南京都城方位問題，不得不施行分封作為替代策略有關。
封同姓王是親親之道，拜異姓將是親賢之道。外姓會割據叛亂，同姓也會坐大造反。同姓、異姓相互制衡，才是帝王的權變之道。偏於任何一方，實則損害了平衡，勢必引發後權威時代的問題。這三次分封的成功與失敗，都有時代因素，繼承者因素，制衡設計效用發揮程度的因素。但從歷史的大視角來說，分封制的確是逆流。用問題堵問題，新的問題始終也是需要得到解決的。把問題交予後人，這大概是很多王朝第一代創業者，所留下的無奈。
劉邦、司馬炎、朱元璋的分封，是處於不同的生產力階段的選擇，所以彼此的分封形式，是大相徑庭的。
劉邦分封天下，主要是因為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一個中央政府直接幅射的範圍、直轄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帝國定都在西北地區，關東地區大都分封給諸王。
許多人喜歡說這種分封是開歷史倒車，實際上，這是必須的。事實上，秦始皇統一天下，有人就建議秦始皇這樣做，但是秦始皇高估了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天下的能力。
直轄範圍有限，意味著遠離中央政府的地區，隨時都可能獨立的。
雖然有人因此建議始皇帝分封天下，但是始皇帝在李斯勸說下，拒絕這樣做。[注]
[注]：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直轄的能力有限，意味著帝國政府還無法構建起幾條縱向平行的權力系統互相制約；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沒有強大的皇族勢力護衛，幾個權臣達成默契，帝國就有可能變色的。
雖然有人因此建議始皇帝分封皇族，但是始皇帝在李斯的勸說下，拒絕這樣做。[注]
[注]：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結果呢？兩種危險很快就出現了。
首先：秦始皇剛死，趙高、李斯達成共識，於是秦始皇的子女，很快被屠殺殆盡了[注]。
[注]：於是公子十二人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逮者不可勝數。
三年之後，秦二世也被趙高廢殺在宮裡。[注]
[注]：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
其次，關東地區因為陳勝振臂一呼，很快就脫離了秦帝國中央政府的控制；於是天下很快退回戰國時的格局。子嬰上位後，都不敢稱帝，只敢稱秦王了，因為齊、楚、燕、趙、魏、韓都復國了，秦國現在控制的地方，也就是戰國早期控制的範圍了。[注]
[注]：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
劉邦建立漢帝國後，自然不敢無視秦帝國滅亡的教訓，所以分封劉氏諸王。
對於劉邦分封劉氏諸王，我們常常認為，這是劉邦在開歷史倒車，問題是，如果劉邦不分封劉氏諸王，劉邦死後，天下姓劉、還是姓呂，誰能確定呢？更主要的是，周勃、陳平滅掉呂氏後，如果沒有強大的劉氏諸王護衛，誰敢說周勃、陳平不會像李斯、趙高一樣心生亂臣之心呢？
司馬炎分封天下，主要是因為豪門貴族勢力太大，所以必須分封天下，否則，其它豪門就會和平演變帝國。
這個從司馬代曹魏可以看出來。
在曹魏時代，就不只一個人提出，曹魏皇族衰弱，其它家族勢力越來越大，曹魏帝國隨時可能被人和平演變的。
曹植說：皇族勢力巨大，會威脅皇權；但是家人不可信，外人就可信嗎？
周勃等人讓漢文帝當皇帝，漢文帝害怕去了當傀儡皇帝，宋昌說現在劉氏諸王勢力這樣大，周勃之類的人，哪敢控制您呢？曹植的意思很簡單，關鍵時候，還是自家人可信。
齊國宗室衰弱，於是田氏家族和平演變了齊國；晉國宗室力量衰弱，趙、魏、韓三家分晉了。曹植的意思很簡單，如果自家力量弱小，其它家族勢力巨大，後果很嚴重。
魏明帝沒有搭他的茬。[注]
[注]：植復上疏曰：「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車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贊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高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其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掛聖意著，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但以優文答報而已。
曹冏說，夏、商、周存在很多代，秦朝二代乃亡，為什麼呢？就其因為秦國沒有分封諸王。漢高祖奪取天下，分封諸王，所以漢代延續許多代；漢武帝感於諸王之亂，於是一味打擊諸王勢力，結果被王氏家族和平演變了。
曹冏的意思很簡單，在豪門貴族勢力巨大的年代，皇族勢力一直受到壓制，而其它家族勢力越來越大，帝國隨時可能被和平演變的。[注]
[注]：宗室曹冏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曆紀長久。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曆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眾，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徙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釁鐘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於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宗室諸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徙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閹宦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
但是曹魏皇帝並沒有引起高度重視，於是很快曹魏被司馬家族和平演變。
司馬炎奪取天下後，自然得吸取曹魏帝國滅亡的教訓。
司馬炎分封天下，所以引發諸王之亂，導致帝國很快滅亡，許多人都喜歡說司馬炎缺乏政治頭腦。問題是，西晉分封諸王，諸王內亂不斷，在此後三百年時間裡，前趙、後趙、前秦、前燕、後秦、後燕、北魏、北周、北齊、宋、齊、梁、陳，哪個國家沒有大肆分封諸王呢？
用廉價的優越感評論歷史，我們自然可以說，這是因為那三百多年的皇帝，一個比一個人頭豬腦，都不懂得吸取歷史教訓。問題是，那三百年間走到時代舞台的帝王，哪個不是牛人中的牛人呢？
甚至而言，李淵時代，帝國最有權勢的幾個人，也是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於是釀成了骨肉相殘的悲劇；從某種意義上，李唐帝國也算夠幸運，如果建成、世民爭得勢均力敵，最後把帝國折騰得四分五裂，那李唐帝國與前面的帝國能有什麼差別呢？
更有甚者，李世民時代，分封諸王的規模依然是驚人的，而且諸王的勢力也是巨大的。[注]
[注]：癸丑，徙趙王元景為荊王，魯王元昌為漢王，鄭王元禮為徐王，徐王元嘉為韓王，荊王元則為彭王，滕王元懿為鄭王，吳王元軌為霍王，豳王元鳳為虢王，陳王元慶為道王，魏王靈夔為燕王，蜀王恪為吳王，越王泰為魏王，燕王為齊王，梁王為蜀王，郯王惲為蔣王，漢王貞為越王，申王慎為紀王。
二月，乙丑，以元景為荊州都督，元昌為梁州都督，元禮為徐州都督，元嘉為潞州都督，元則為遂州都督，靈夔為幽州都督，恪為潭州都督，泰為相州都督，為齊州都督，為益州都督，惲為安州都督，貞為揚州都督。
當然了，最令人感到吃驚的還在於，諸王勢力如此巨大，面對屠夫一樣的武則天，李氏皇族還是差點屠殺殆盡了。[注]
[注]：辛未，殺南安王穎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
[注]：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撰、元軌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緒、虢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沖，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沖募兵得五千餘人，欲渡河取濟州；....沖還走博州，戊申，至城門，為守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越王貞聞衝起，亦舉兵於豫州，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沖皆梟首東都闕下。...乃命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撰、常樂公主於東都，迫協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
總的來說，從三國開始，到唐玄宗上位前，因為在特定的生產力階段，所以豪門貴族勢力巨大。在這種背景下，分封諸王弊端重重，而且常常是帝國滅亡的重要推手，但是當時的帝國，都只能玩這種飲鴆止渴的政治手段。因為你不大肆分封諸王，你的家族就會因為勢力弱小，而被其它家族屠殺。
朱元璋時代，生產力已相對高度成熟，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政府控制的範圍，可以覆蓋帝國普遍地區；而且豪門貴族已成為歷史。從這層意義上，帝國並沒有必須分封諸王的必要。
但是，當時明帝國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政治中心、軍事中心相隔太遠。
大明帝國初期，帝國的政治中心在長江一線，而軍事中心卻在長城一線。
在這種背景下，皇帝想控制長城一線的各大軍區，存在一個難以克服的問題，那就是，長城一線的軍事主管，擁有的許可權太大，則有可能尾大不掉；如果長城一線的軍事主管，擁有的許可權太小，就有可能難以應對北方強大的外患。
解決這個問題，其實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那就是把政治中心北移，換而言之，遷都北方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問題是，遷都北方那可是一個大工程。朱元璋雖然一再考慮向北方遷都，但是終於沒有付之行動。[注]在這種背景下，分封諸王就是一種權宜之計。
[注]：東南是全國的經濟中心，北方又必然是全國的軍事中心。國都如建設在東南，依附經濟中心，則北邊空虛，無法堵住蒙古人的入侵；若建在北方與軍事中心合一，則糧食軍需仍需靠東南大量供給，勞民傷財，極不划算。
能不能找到一種兩全其美的方法呢？通過對歷史的比較借鑒，朱元璋找到了一個確實可行的折衷辦法：建都於東南財富之區，封子弟於北邊國防據點和全國軍略重地。吳晗《朱元璋》
[注]：京都雖然確定，朱元璋並未放棄遷都西北的雄心，選定的地點仍是長安和洛陽。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特派皇子巡視西北，比較兩地形勝。太子回朝後，晉獻陝西地圖，提出自己的意見主張。不料第二年四月，太子薨逝， 遷都大事遂至擱淺。 這時朱元璋已６５歲，從此不再輕談遷都之事。吳晗《朱元璋》
基於朱元璋的意思：大約是隨著帝國經濟的恢復，向北遷都工程雖然很大，但是總有一天，可以比較容易的去操作；雖然南糧北運也是大工程，但是總有一天會變得比較輕鬆。
在此期間，因為帝國政治中心在長江一線，所以長城一線的軍事力量，必須得由皇族諸王去監控。有人喜歡說，皇族勢力有多危險。問題是就如曹植以前所說的，自己的親人不可信，外人就可信？
更主要的是，皇族諸王本身就是互相牽制的。
從這層意義上，建文帝上台後，只要尊重朱元璋構成的權力格局；就可以保證帝國的穩定，因為對於諸王而言，肯定更喜歡弱勢的皇帝在上面，而不會喜歡一個強勢的皇帝在上面。換而言之，就算某個強勢親王想篡位，其它諸王也缺乏支持他的動機；相反還會有支持皇帝圍剿他的動力。
問題是，建文帝一上位，位置還沒有坐穩，就磨刀霍霍開始全面削藩了；於是周王、齊王被抓；代王被幽禁；岷王廢為庶人[注]；至於湘王更是嚇得全家自焚了。[注]
[注]：會有言周王橚不法者，遂命李景隆帥兵襲執之，詞連湘、代諸府。於是廢肅及岷王楩為庶人；幽代王桂於大同；囚齊王榑於京師。湘王柏自焚死。
[注]：建文初，有告柏反者，帝遣使即訊。柏懼，無以自明，闔宮焚死。
既然如此，諸王想不實現協作，也不可能了。因為在當時背景下，諸王心中所想的，肯定是換誰上台，也比建文帝上台要好。因為建文帝那是磨刀霍霍想把他們全乾掉啊。
當然了，燕王朱棣奪取皇位後，遷都北方，帝國政治中心、軍事中心相隔太遠的矛盾，自然不存在了。在這種背景下，皇帝坐鎮前方，直接控制九邊重鎮，諸王分封軍事重地的意義就不存在了。
總的來說，唐玄宗上位後，分封諸王的經濟基礎，從普遍意義上就不存在了。
所以，安史之亂後，藩鎮力量像毒瘤一樣困擾著大唐帝國，但是大唐帝國也從來沒有想過用分封諸王的方法解決這種問題。
事實上，如果安史之亂後，大唐帝國想用開歷史倒車的方法解決藩鎮之亂是很容易的，換而言之，解決一個藩鎮，就分封一個皇族諸王。問題是，這樣解決問題的結果，就是藩鎮之亂可能消除，但是諸王之亂卻又會變得難以收拾。
藩鎮之亂雖然會威脅皇權，但是比起諸王之亂來，顯然還是要好一些。
總的來說，唐玄宗上位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中央政府可以直轄的範圍越來越廣，豪門貴族政治漸漸成為歷史，在這種背景下，分封諸王，只是因為偶然的原因，才會短時間出現。
西漢分封
劉邦一共封了9個王（齊王肥、燕王建、代王恆、趙王如意、梁王恢、楚王交、淮南王長、淮陽王友、吳王濞）還有一個地處偏僻的長沙王，其實是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戰國格局，強化了西漢中央政權（加強版的秦）對於關東的控制。劉邦分封同姓王的過程其實就是剪滅異姓王之後對於地方勢力的一種暫時的綏靖措施。諸侯王國幾乎就是獨立王國，人事權、軍權、財權都是屬於諸王及其親信高官的，而不是朝廷能夠隨便插手的。由於大亂初定，而且天下統一不久，各地獨立傳統還很強，朝廷對其根本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放任他們自治。諸侯王大多都是幼童，還沒來得及到能夠造反的年齡，而六國舊貴族又被大量遷往關中，項氏更是直接收編改姓劉。
西漢分封的原則：關西（包括關中、巴蜀的秦故地，還有南郡、韓國故地、西魏）絕不封王，對於諸侯王勢力的削弱一直是朝廷的一大端不上檯面的政策，早在劉邦分封同姓王的時候，就把張敖的趙國拆成了趙、代兩塊，韓信的楚國拆成了吳、楚兩塊。文帝、景帝、武帝，三朝不斷削藩，最後諸侯王國地盤只能相當於一個郡，而且不再治民。
西晉分封
司馬炎篡位以後，分封了27個同姓王，將封國分為大、次、小三等，不同級別可置不同數目的軍。大國2萬戶，上、中、下三軍5000人；次國1萬戶 ， 上、下二軍3000人； 小國5000戶以下，一軍1500人。諸侯王在封地擁有很大的自主權，郡國並行。
和西漢不同之處在於：1、西晉的諸侯王封地遍及全國各地；2、單個諸侯王的實力比起西漢初的諸侯王差很多；3、諸侯王可以入朝輔政，擔任方鎮都督，比如河間王出鎮長安，成都王出鎮鄴城。
西晉的格局和西漢初有很大不同，西晉是曹魏的豪門篡權，從朝堂到地方豪門林立，盤根錯節，分封的諸侯王實力比起西漢初年連城數十要差很多，但是比起西漢後期自主權要強很多，而且還有軍隊。司馬炎的意圖是，吸取曹魏削弱宗室的教訓，大封宗室作為屏藩，27個諸侯王，較大的也不過幾萬戶人口，幾千兵力，拱衛皇權有餘而造反作亂明顯實力不足。這種制度其實是晉武帝深思熟慮，吸取歷代教訓的結果。
但是由於繼位的是智力有問題的晉惠帝，給了很多野心家以想像空間，一個個司馬王爺和楊太后、賈皇后紛紛以為可以依樣畫葫蘆地篡位，豪門貴族則沉湎於寒食散和清談，大批微寒出身的野心家蠢蠢欲動，推波助瀾，最後天下大亂，五胡酋長乘機崛起。
從東漢末到唐朝初年，由於士族豪強勢力強大，這種分封模式其實幾乎一直被沿用，同姓諸侯王如果沒有足夠的權勢，那麼離禪讓也不遠了（除非是東晉的那種門閥士族寡頭政治）。但是這種格局又往往會導致皇室內訌，其實是無奈的選擇。
明初分封
明朝的分封，其實是沿襲元朝宗王出鎮的做法。藩王們在戰略要地世襲統帥軍隊，但是對於地方行政很難干預，也並不建國，地方行政歸布政使司。明初的藩王數量多，而且統帥的兵力比元朝的宗王要少，實際上是在元朝宗王出鎮的弱化版本。
明初立國於江南，基本盤是淮西幫和浙江幫，建都於應天府，對於北部邊境，有鞭長莫及之嫌。當時的北元仍然擁有較強實力，必須要在幾千里之外的北邊部署重兵。政治重心和軍事重心分離，而且北方邊境的守軍，其實相當多的都是當年投降的元朝蒙古軍、色目軍，有政治不可靠的危險，交給野心將帥統領，很容易發生叛亂，交給自己兒子，要放心得多。
元朝宗王出鎮的制度，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是非常成功的分封制度。晉王鎮漠北，安西王鎮河西，梁王、雲南王鎮雲南，鎮南王鎮江南，西平王、鎮西武靖王鎮吐蕃，很有效地控制遼闊的領土，震懾各路勢力。
明太祖出身微寒，自然非常嚮往元朝的皇室派頭，也想把老朱家變得像蒙古黃金家族一樣成功，而且明初也只有元朝的現成制度可以借鑒，畢竟大家都熟悉，以後再慢慢調整。
問題就出在繼位的是建文帝這個愣頭青，在幾個腐儒的唆使下隨意改變明太祖留下的權力格局，喊著削亦反不削亦反早削早反禍少的口號，明目張胆毫不掩飾的把周、代、岷、湘、齊五個藩王搞掉，最後把燕王逼反。燕王造反之後，又下令毋傷吾叔，其他各地的各路藩王的精兵強將也根本不敢動用，打了三年多的仗，稀里糊塗地丟了江山。
明成祖起兵於北平，基本盤也在北平，自然遷都北平，形成天子守國門之勢，逐步剝奪了藩王的兵權。
西漢的法統上承姬周，皇帝是諸侯共主。諸侯的權力來源並非皇帝。
西晉則是吸取了漢魏教訓，在東漢以外戚、宦官、士族為主體的三角政治中的外戚和宦官團滅之後，用王族出鎮地方，以防止出現前朝政權被大族篡奪的情況。它是對世族崛起的回應，是皇權政治的一種變態。
明朝的諸王，跟官僚的區別不大。
劉邦所謂的分封制其實是郡國並行。
他也裂土分王，他也設置郡縣。
原因一部分就是因為秦的二世而亡，所以他下意識對郡縣制沒有安全感，因為之前西周的分封比秦延續時間要長，但是郡縣制是符合歷史潮流的，所以他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
當然後來七國之亂，再後面又削蕃，這些百度都有的就不說了。
西晉的分封其實是和當時時代背景分不開的，那會士族勢力很大，王與馬，共天下，其實有點貴族政治的意思。
這後來的八王之亂也不說了。
至於朱元璋為什麼要分封，我覺得最高贊說的很對。
一學期學兩本古代史，考試出來七國之亂時候，我信心滿滿答了八王之亂的內容，還覺得自己寫的特別好。
人間慘案。劉邦是用分封制貴族，司馬炎是用分封制世族，朱元璋是用分封制胡族。
竟然還有人認為西漢的分封制是上承兩周，那麼請問西漢的分封和周朝的分封有哪點相同？西漢雖然分封諸侯國，但是不管異姓王也好同姓王也好，在諸侯國內實行的依然是郡縣制，諸侯國相對於漢政權不過是小一號的中央集權制，跟周朝的封建制有什麼相同點？與其說是封建制，倒不如說是諸侯割據勢力！說白了，西漢一朝的分封不過是權宜之計，是採取了分封制形式的中央集權制。
楚漢相爭，天下人肝腦塗地轉死草野，與傳說中的周室比德？
然而我邦能與人富貴，還能稍微去除一點點故秦暴政（其實沒差），至關重要的，打著給義帝報仇的旗號殺項羽，然後繼續殺彭越韓信英布，於是威震殊俗，豪傑絕望，俯首系頸不敢言也不敢怒，四百年後才有人敢說天棄劉氏。
這種情況，漢朝自帝關中復是一秦，可以制山東，父兄昆弟王六國故地鎮壓天下，保他劉家江山萬萬年。封建一個是中央管不過來，更重要的是他一家一姓。
起先諸侯強漢庭衰弱，但是諸侯在劉家江山不失。後來推恩削弱諸侯，強幹弱枝，然而外家權臣沒了制約，諸侯弱漢也就亡了。
漢儒以為漢朝失政，外戚宦官用事，所有的錯誤都在於沒有學習古聖賢的王道--就是周，周政就要復五等。於是這些家傳學問橫行鄉里世代當官的大小豪族們端碗吃飯扔筷子罵娘，瓜分漢朝，建立他們的理想國，就是我晉。
我晉的諸王，乃至後面南朝的諸王，都是過渡期消耗品。每個皇帝，面對一堆大小士族豪強，王綱不振，不得不用一些兄弟子侄，然而一旦老皇帝死了，少帝面對一幫虎視眈眈的叔父輩，加上那幫士族豪強，總要繼續用自己的親兄弟把叔叔們和大臣殺一批，以求安寢數夕。
當然這不是簡單的無腦循環，皇帝找到的出路是啟用一部分寒人親信侵奪士族政治上的權力，還用他們監視諸王，來一點點收攏權力。
我萌我有點迷，按說唐宋以來大一統集權體制，難出篡位的事情，想當皇帝要把天下殺的血紅才行，遠非魏晉隋朝那樣。
豬八八的封建我猜測是和劉邦有點像，享國日淺，人心未定，同姓扶一把，還要防備北方。然而我萌的諸王跟漢晉的諸王沒得比，建文一紙詔書幾個叔叔就要自殺。老四實在是千古奇才。諸王在保他家江山上歪打正著也算不錯，然而吸血太狠也算我萌滅亡之一因。
總的來說，同姓諸侯就是皇帝分授出去權力作為支持臂助，然而諸王本身同樣對皇帝本人有點威脅。好處馬上看得到，壞處，哪怕有萬一，肉也是爛在鍋里。
我漢面對的是六國舊貴，豪強富商，人心不附。
我晉面對更強大的士族和豪強，而且帝室內部作為景帝繼承者的齊王和武帝分裂鬥爭。
我萌只不過把宗室王作為一個額外的保險。
一國兩制漢高祖
四大家族司馬炎
外藩奪中朱元璋
劉邦恢復分封，剷除異姓王，可以壓制六國遺族和軍功貴族，避免出現權臣架空，但封地範圍不大，大者不過二三郡。結果還是出現呂后專政和七國之亂。任命國相和獎懲諸侯表明實質上是中央集權下的郡國並行，皇帝對於封地內政還是有管轄權。
而後兩者的「分封」更具有形式性。晉武帝大肆封王是為了緩和家族矛盾，同時節制各地軍隊，以免曹魏復辟。但是軍權掌握在諸王手中，加上白痴皇帝，就立刻爆發內亂。實質上是一次全國性的軍事政變。同理，在朱元璋封子到各地節制軍隊，防禦外族的同時，就為孫子繼位後爆發軍事政變埋下伏筆。
事實上在西漢以後實權諸王始終是對皇權的巨大威脅，而皇權也不在賦予諸王自治權，開國後的封王往往是名義性的賞賜，諸王並不能自主決定國政，而一旦賦予地方諸王軍權，就會發生軍事政變。
集權程度從劉邦、司馬炎到朱元璋越來越高，或者說諸侯王的權利越來越小。如果說劉邦管理各地是家族企業式的管理的話，那麼朱元璋更像是請職業經理人管理（各知縣、知府、巡撫）。
西漢承與兩周，皇帝為盟主，各諸侯為盟員，諸侯有自己自治權。
西晉則不同，司馬炎封宗室為王，鎮守各地，權利極大。其實西晉與西漢與周還是有其相同之處，不同則是西晉是以宗室為諸侯，想法不錯，可以更大的加大皇權，不怕天下落入外人之手，但是司馬炎沒想到，僅僅他死後，他的兒子兄弟們就造反了。
明朝與其它朝代則不同，按明史的說法：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賜土，明代的藩王還是很苦逼的，雖然榮華富貴（到後期，一些分支宗室，生計都不能保障），但是跟坐牢一般，沒有皇帝下旨不能離開封地，這都是吸取前朝的宗室造反。
說生產力的，是一個籠統的原因。
具體點怎麼說？沒有紙筆啊。
中國所知的書寫介質，金文甲骨然後是竹簡，最早的竹簡在什麼年代？東周，曾侯乙墓的。
周朝建立的時候，還沒有竹簡這東西。始皇帝一統天下，每天要看竹簡好幾百斤，郡縣制的公文量是很大的。周武王要是搞郡縣制，每天得看幾千斤的王八殼子？或者幾萬斤的銅鼎？生產力支撐不起這種花費。
有本書叫《公天下》講的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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