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羅納德·科斯給後人留下了哪些精神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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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9月2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在芝加哥當地醫院去世，享年102歲。科斯所在的芝加哥大學在訃告中將科斯描述為，經濟學和法學的奠基人之一。英國《金融時報》的訃聞則以「科斯：解釋了企業為何存在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題。 via 102歲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科斯逝世：「照亮中國崎嶇改革路」

其他答案和那個問題都說的很完備了，我補充集納些科斯的小故事吧，說說我心目中的經濟學人。

1. 科斯定理差不多是在經濟學之外流傳最廣的一個經濟學定理。因其簡單易懂。

2. 庇古（A.C.Pigou）曾經提出火車要在田間經過，使火花飛到稻穗上，而火車的使用者沒有給種稻的人予以補償，所以社會的耗費是沒有全部算在火車成本之內。在這種情況下，庇古認為政府是應該干預的。
科斯則力斥其非。1971年，Stigler和Alchian在日本坐火車火車上，見到窗外的禾田，就想起庇古與科斯之爭。於是就問火車上的管理員，究竟車軌附近的禾田，是否受到火車的損害而地價下降，管理員的回答正相反，車軌旁的禾田地價較高，因為火車將吃稻的飛鳥嚇跑了！

3. 科斯1910年生於倫敦，19歲進入LSE，然後在本科大三的時候他寫出《企業的性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引進「交易費用」，完全算不上正規的學術論文。五年後他根據遊學心得修改過一次，然後就沒管了，再然後就是五十多年後這篇文章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4. 但是，至少人生的前五十年，科斯還是比較不如意的。整個經濟學界都不認可他那套——準確的說，誰會在意一個本科生的胡言亂語呢？不過老頭生性樂觀、隨遇而安。他覺得美國的伙食好吃，又不願意按照學術規範修改論文，於是1951年屈尊去了布法羅大學。

5. 1959年他發表《聯邦通訊委員會》（"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堅持他對交易費用和產權理論以及外部性的那一套，這是他第一篇正規的學術論文。一年後他又發表《社會成本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是他最後一篇完整的論述。

6. 《聯邦通訊委員會》遭到了所有經濟學家的反對，他們邀請科斯到芝加哥大學來「交流切磋」。

7. 芝大當時算是全美經濟學、法學中心，那些目中無人的教授請科斯前來，與其說交流研討，不如說是擺明了要「搞一搞」你。對陣雙方分別是：Martin Bailey +Milton Friedman +Arnold Harberger +Reuben Kessel +Gregg Lewis +John McGee+ Lloyd Mints + George Stigler+老大Alchian其餘12位名牌經濟學家，另一方是科斯。一對二十。

8. 「辯論會」開始後，科斯堅持他的不退讓不妥協的性格。然後弗里德曼這個人有一項很出色的技能：反應快。據斯蒂格勒說，雙方交鋒到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時候，弗里德曼第一個反應過來，馬上「投誠」了，開始向科斯以外的所有人火力全開，而且弗公此人辯才極佳，所向披靡。科斯後來回憶說，弗里德曼「屠殺」（Slaughter）太猛，以至於他都不得不緊隨其後，不過，溫和幽默的科斯說：「我終於可以回家了」。
——Steven Cheung ,「Coase, Ronald, H.,」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1998

9. 於是他就被聘請到了芝加哥大學，但是因為他那套太先進，暫時還不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所以他又「屈尊」進了法學院。然後就成為後來征服全球法學界的「法律經濟學」創始人之一。
順提，另外四位創始人分別是：Armen A. Alchian（產權理論創始人。威廉·福塞斯·夏普和張五常的老師。也是今年去世，默哀）；Guido Calabresi（一聽就是個義大利裔）；Aaron Director（弗里德曼的brother-in-law，芝大法學院大佬）和Henry G. Manne。

10. 1991年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獲獎感言里說：「我這一輩子認識很多了不起的經濟學家，但是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當做其中一員，因為我從未在高深的領域裡做出創舉，我只是改變了經濟學的結構罷了。我的理論就好像是G.K. Chesterton的小說《隱身人》里的郵差一樣，不是真的看不到，只是被你們忽略了。」

11. 科斯從來沒有來過中國，對中國的改革前景異常關心，對中國人的命運也抱持著一種讓國人汗顏的關切。他自己說可能是因為小時候看《馬可·波羅遊記》，對這個古老國度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百歲生日的時候，自掏腰包，邀請了數十位中國的學者、官員和企業家，在芝大召開「中國的經濟改革」研討會。科斯說過：「中國的奮鬥就是世界的奮鬥，中國的經驗對全人類至關重要。」

12. 科斯與其助手、芝大博士王寧發表《中國如何走上資本主義的》（How China Became Captalist），和張五常三十年前的那篇短文「Will China Go "Capitalist"?」遙相呼應（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147374/），他也在1991年諾獎感言中專門提到張五常並致以感謝。在最近的一次簡短採訪中，科斯說，「我原本想，這（中國崛起）至少要一百年」。他毫不掩飾自己的判斷錯誤：「我老是犯錯，所以這個錯誤倒也沒什麼特別的。」

13. 科斯去世後，人們發現他的遺囑早已寫好，遺體捐獻作為科學研究，不安排任何的遺體告別。科斯治學，眼光萬分犀利，要求可謂苛刻，但為人溫和得就跟個看行李的老大爺一樣。他晚年研究燈塔，卻只在1974年發表一篇簡單的論述，因為他一直覺得還有可以完善的地方。據張五常說，科斯有幾篇文章都等了30年了，

14. 這讓我想起經濟學的創始人、自由市場的守護神亞當·斯密，終生未娶，沒有子女。他在遺囑中要求親友在他死後把他認為不適合發表的著作全部銷毀，以免誤導世人。在清點他的遺物時人們發現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秘密地用於社會慈善事業。科斯在諾獎感言里屢屢提及斯密，說後來無數經濟學家皓首窮經，都只是在填《國富論》字裡行間的空隙。他們倆都是做人隨和不失嚴肅、做事較真斤斤計較，而在嚴謹苛刻的治學之外，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被人質疑已久的「自利的經濟人」。
「嗚呼！古人做事無巨細，寂寞豪華皆有意。」這句對曹操的評語放在這兩位大師身上也不為過吧。

15. My remarks have sometimes been interpreted as implying that I am hostile to the mathematiz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This is untrue. Indeed, once we begin to uncover the re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the complicated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m will clearly necessitate a mathematical treatment, a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economists like myself, who write in prose, will take their bow. May this period soon come.

http://finance.qq.com/a/20130904/001087.htm

http://finance.qq.com/a/20130908/000391.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ciences/laureates/1991/coase-lecture.html

張五常，賣柑者言。

周其仁，http://cul.qq.com/a/20130907/002816.htm

薛兆豐，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273-58700.shtml

《經濟觀察報》：如何紀念科斯

2013年09月06日 23:18
　　薛兆豐

　　羅納德·科斯（Ronald　Harry　Coase）教授於1910年12月29日出生，2013年9月2日逝世，享年102歲。科斯教授以其既紮根於真實世界、又深不可測的獨特視角，通過屈指可數的幾篇沒有數學公式的文章，激起了經濟學家和法學家超過半個世紀的爭論，並改變了他們對世界的看法。科斯被公認為新制度經濟學和法律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並於1991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中國，科斯的影響超過絕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他的思想不僅被經濟學家，而且還被法學家、改革家乃至媒體持久關注。他在兩年前曾接受了《財經》雜誌的採訪，在今年初還與王寧教授合著出版了《變革中國》一書。科斯教授去世，是令人傷感的消息。

　　科斯出生在倫敦近郊，他的膝蓋無力，要藉助鐵架支撐。他在倫敦經濟學院（LSE）取得商科學位，學的是統計、會計、經濟和法律。在那裡，他聆聽過著名經濟學家羅賓斯（Lionel　Robbins）、希克斯（John　Hicks）和哈耶克（F.　A.　Hayek）的講課，也結識了後來成為法律經濟學奠基人的戴瑞德（Aaron　Director），正是後者的大力推薦，讓科斯終於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找到了學術歸宿。

　　讀本科時，科斯獲得了一份到美國遊學一年的獎學金。他當時要到美國探究的問題，是「為什麼人們要建立企業，而不是在市場進行交易」。年輕的科斯還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在工會朋友的協調下，他在美國走訪了福特汽車[微博]和通用汽車等大企業，在與大企業的經理的訪談中，他獲取了求解問題的第一手資料。本科畢業後，科斯就在大學裡教一些他說自己一竅不通的學科，如「銀行與金融」和「公共事業經濟學」等。其間，他根據在美國遊學的心得，寫成並發表了著名的「企業的性質（1937）」一文。

　　一晃19年，出於對社會主義式的英國的悲觀和對美國的喜愛，科斯搬到了美國，先後在水牛城大學和弗吉尼亞大學任教，其間發表了轟動學術界的論文「聯邦通信委員會（1959）」和「社會成本問題（1960）」。科斯在1964年落戶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和商學院，時年54歲。在芝大，他的主要工作是擔任《法律經濟學期刊》的主編。他經常採用主動約稿的方式，促成了大量精彩論文的發表，有力地推動了新制度經濟學和法律經濟學的發展。科斯在1981年退休，並在1991年獲得諾獎。

　　我見過科斯兩次，握過手，但沒有私交。第一次是2009年12月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舉辦的「科斯研討會」。科斯坐在停在禮堂中間的輪椅上，另外三位諾獎得主——貝克（Gary　Becker）、諾斯（Douglass　North）和斯密斯（Vernon　Smith）——連同其他多位學者輪番上台致賀，最後眾人排著長隊等候與科斯合影留念，場面感人。

　　第二次是2010年7月的「科斯研討會」，數十位來自中國的學者，應科斯的邀請，到芝加哥大學訪問一周，科斯到場發言。他攤開黃色的稿紙，把第一句話重複了五次：「這個會議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我的發言，而是因為大家的發言。」他接著解釋：「中國學者之所以重要，有兩個原因，一是中國人口眾多，所以學者的影響範圍大；二是中國的經濟學尚未完全定型，有更大的靈活性，更可能走上更可取的道路。」我明白，科斯對經濟學在美國的發展現狀非常不滿，認為那是「黑板經濟學」，而他一直把推廣「真實世界經濟學」的希望寄托在中國。

　　今年7月，我在芝加哥大學遇到王寧，得知科斯計劃在今年10月訪問中國五周。記得科斯曾經說過，諾貝爾獎來得有點遲，他得獎時已經81歲，不是到處旅遊的年紀，所以只能婉拒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邀請。恐怕是由於科斯太太去年逝世，讓百歲高齡的科斯覺得再無牽掛，可以遠渡重洋到中國好好看看了。大師未能成行，令人十分惋惜。但不管怎樣，今天值得討論的，是我們應該怎樣紀念科斯。

　　要紀念科斯，第一就是要建立寬容的學術環境。科斯醞釀和起草「企業的性質」一文時，僅僅是個20歲出頭的本科生，而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問題，是「如何規劃投入產出」和「如何達到充分就業」等，科斯關心的問題顯得很生僻。另外，科斯沒有拿過經濟學博士學位，甚至不算受過系統的經濟學訓練，但他坦言這恰恰是其優勢——他可以不受成見的約束，按照自以為然的方式去鎖定問題、思考問題和回答問題。真正的學者，從來不會為了成功而工作，而只會任憑直覺和興趣的牽引而工作，如果沒有寬容的學術環境，他們就會失去許多機會。

　　要紀念科斯，第二就是要對真實世界保有持久的興趣。科斯在教「公共事業經濟學」時發現，經濟學家對這個課題一無所知。於是，他便開始關注水電、煤氣、郵政、電報以及廣播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深入了解其運營和定價機制。沒有這些積累，恐怕他就不會提出要以拍賣的方式來分配無線電頻譜的方案。在科斯看來，這個方案天經地義，但在芝加哥大學一眾經濟學家看來，卻是大錯特錯。傳為美談的是，經過在戴瑞德家一個晚上的辯論，所有人都被科斯說服了。

　　又例如，諾獎得主薩繆爾森（Paul　Samuelsson）認為，公共設施應該由政府來提供。他以航海用的燈塔為例，指出多一艘船利用燈塔，並不增加燈塔的建造和維護成本；但若對過往的船隻徵收燈塔使用費，那就會令部分船隻繞開燈塔，結果可能使船隻觸礁。因此，由政府來免費提供燈塔才是明智之舉。然而，科斯卻查證，英國在過去幾百年里，燈塔都是在政府的發放許可證的前提下，由私人建造、擁有並通過附近港口來收費維護的。於是科斯說，公共設施的建立和維護的工作不僅有成本，而且也可以由私人有效地承擔。

　　再例如，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壟斷者必然通過限制產量來謀求壟斷售價，但科斯卻在「耐用性與壟斷（1972）」一文中邏輯井然地指出，假如全世界的土地都掌握在一個壟斷者手裡，那麼他會如何出售土地？假設他只出售其中一半的土地，並收取了高額的壟斷價格，那麼他是否又想把剩下的土地再賣掉一部分，以獲取更多的收入？如此遞進，那麼哪怕所有土地歸一人所有，他最終也會把土地全部賣掉，而土地的價格照樣會趨近於完全競爭下的價格水平。科斯的解釋澄清了人們對壟斷者定價能力的誤會。

　　基於對商業世界的深入理解，科斯對反壟斷法的態度是非常負面的。他說過：「我被反壟斷法煩透了。假如價格漲了，法官就說是『壟斷定價』；價格跌了，就說是『掠奪定價』；價格不變，就說是『勾結定價』。」他還說道：「每當經濟學家看到他無法解釋的現象——這樣或那樣的商業行為——他就在壟斷上找理由。而由於我們在這個領域是非常無知的，所以也就有著大量無法解釋的現象，於是在壟斷上找理由也就成了家常便飯。」這些告誡都是我們將來在審視反壟斷案件時需要時刻謹記的。

　　要紀念科斯，第三是要堅持以「雙向」的角度來看待污染和侵權行為。牛吃了小麥，牛的主人就應該對小麥的主人作賠償；糖果作坊發出了噪音，糖果商就應該對隔壁的牙醫作賠償；同理，吸煙者污染了空氣，所以也應該向其他人作出賠償。這幾乎就是生活常識。但科斯不以為然。他力排眾議，指出如果不讓牛吃小麥，那麼牛就受到了損害；如果勒令糖果作坊停產，那麼生產商就受到了損害；同樣地，如果禁止吸煙，那麼吸煙者就受到損害。科斯的洞見是：任何傷害都是雙向的，禁止了甲對乙作出傷害，那麼乙對甲就形成了傷害。

　　真理總是在被闡明後才變得顯而易見。根據科斯本人的觀察，學術界——尤其是法學界——已經逐漸認清了「傷害行為的雙向性」，不再把污染、侵權和內幕交易等現象，簡單地視作必定應該受到遏制的行為，而是把它們理解為人們對自然資源、注意力和有價信息展開爭用的結果。觀念的轉變，導致了環境保護、責任界定和公司治理等領域的深刻的政策變化，從而減少了不容易為人所察覺的浪費，促進了資源的有效利用。

　　要紀念科斯，第四是要重視交易費用的強大作用。在科斯以前，經濟學家往往把機構、組織和體制，都看作是經濟分析的最小單位，或只要有投入就能自動產出的黑盒，而沒有深入到組織和結構層面去考察。換句話說，他們只看到了產量、需求和價格。但在科斯以後，人們看到了機構內部安排的重要性。大到國家的制度，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或者私有制，小到家庭、企業和俱樂部，其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權利界定，極大地影響著機構和體制的運行效率。

　　社會上對科斯定律的常見理解是：只要交易費用為零或足夠低，那麼不管一份資源的所有權歸誰所有，這份資源都會被推向使用價值最高的用途上。這個觀點，對剛剛從計劃經濟的泥潭中抽身出來的中國，尤其具有啟迪意義。它讓中國人認識到產權對致富的重要性。我們以前只想著「多快好省」，卻不知道生產什麼，不知道資源怎麼分配，不知道市場需求什麼，不知道人的積極性怎麼去調動。而科斯告訴我們，產權界定得越清楚，上述問題就越容易水到渠成地解決。合理的產權設計，對國富民強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科斯定律的更深一層涵義是，在真實世界裡交易費用並不為零。若交易費用真的為零，那麼交通規則就是多餘的：路權可以實時在車輛之間通過拍賣來分配，醉酒的司機也可以隨時向行人購買橫衝直撞的權利。然而，正因為交易費用不僅不為零，而且常常高得令人卻步，世界才會衍生出那麼多法律、規則、傳統和習慣。它們都是為了避免重複界定產權和協商價格而形成並留存下來的。

　　要紀念科斯，第五就是要強調「就事論事」的治學作風。儘管隨著閱歷的增加，科斯不再是社會主義者了，但他也沒有走向另一個極端，變成自由放任主義者。他清楚地指出：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是不可缺的，只不過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實在太大，才導致他主編的《法律經濟學期刊》所發表的研究，幾乎清一色地表明政府的干預弊大於利。同樣，科斯在1974年發表過題為「商品的市場與思想的市場」的文章，客觀地比較了政府對這兩個市場進行管制的雙重標準。在那篇文章里，他並沒有斷定政府絕對不應該管制思想的市場，但基於中國目前的現實，他近年則不斷呼籲中國應該建立思想的市場，指出「缺乏思想市場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

當被問及他與主流經濟學者之間的區別時，科斯說他總是先看到真實的問題，才去解釋或解決這些問題；而許多別的經濟學家，則是沉湎於玩弄手頭的學術工具，熱衷於解決他們自己發明的問題。這就是「黑板經濟學」與「真實世界經濟學」的根本分歧：前者追求數學的優美和概念的純凈而極大地忽略了現實中的重要細節，而後者由於追求個案的具體而失去了規律化的吸引力。在前者日益變成皇帝的新裝的同時，後者卻促進了對現實問題的理解和解決。我深深希望，科斯所倡導的經濟學研究方法，在轉型期間的中國，能夠朝氣蓬勃地活下去。

科斯的精神遺產，是他思考的態度和模式。
寫了一晚上NIE的期終作業，現在滿腦子是科斯諾思威廉姆森，臨睡前刷知乎看到這個名字簡直心頭一緊Σ(￣。￣?)?

作為經濟系的學生，實在是不得不對科斯教授滿懷崇拜。今年我大三，像學習教材一樣絞盡腦汁去弄懂他大三時寫出的論文。這篇《企業的性質》(The Nature of Firms)，也是他的本科畢業論文，幫他獲得了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它發表後的五十年，人們才開始懂得他洞是察非的眼光和高屋建瓴的灼見。思想這東西，真的是能讓人心生敬畏。
接觸一學期NIE，就相當於走近科斯教授的孩子——他一手創立的新制度經濟學，如今已經成了我們經濟系每門課程都要提起並讚歎的學說。對他「精神遺產」的理解，也不得不和NIE扯上關係。

一，思考的自由——顛覆傳統，質疑權威。在他之前，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從來都是堅持市場機制的完美無缺。斯密的市場鐵律是要求政府萬萬不可干涉，市場自己會找到最符合標準的供應量；凱恩斯雖然引入了政府干預，但也僅僅是在經濟已經滑出軌道時才允許計劃的調控，其他時刻，政府必須對市場保持謹慎的距離，因為市場的失衡並非是機制問題，而是因為經濟主體的行為選擇。權威們堅信，價格機制有著無與倫比的自我調節能力，它將帶著人類社會走向無可置疑的瓦爾哈拉。科斯之前接受的教育應該也是在灌輸這樣的自由主義理念。然而就從他開始，經濟學開啟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人們面前，出現了更大的、有些無所適從的可能性。一切，源於一個稚嫩本科生薄薄的一篇論文。
科斯說，市場機制真的沒問題嗎？這個機制的運行，真的不需要任何成本和費用嗎？
這就是顛覆權威的一問了。從來沒有人去懷疑價格機制，他懷疑了；從來沒有人提起制度設計，他提起了。他從另一個視角去看經濟的演進和企業組織的形成，去看制度是如何在組織的博弈里，沿著舊有的約束（路徑依賴）亦步亦趨。
而我在他這個年紀時，在幹什麼？我甚至都背不過教科書里的定理，依靠考前突擊來快速過一遍前輩們的思想精髓。在同樣的年齡，我只能模仿，而他已經可以獨立思考並且質疑傳統；我只能理解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而他已經開始思考一門科學，思考它的未來與前身。
有位知友說得好，比起市場自由來，思考的自由才是最重要的。這也是科斯留給我們的財富。

二，思考的深度——不露鋒芒，不尚空談。五十年後，人們發現一個本科生的論文里別有天地時，科斯教授正在為新制度經濟學的案例分析孜孜不倦地努力。有光芒的思想總是難以被埋沒的，哪怕是過去了五十年。企業本身替代價格機制，使生產要素在內部交易，用權威的行政命令來替代討價還價帶來的談判成本，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他讓制度走下神壇，把它當作傳承的火把拋遞下去。於是我們有了諾思，有了威廉姆森，舒爾茨，張五常……我們看到人類的制度變遷如何與信念體系交相作用，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如何相愛相殺，組織和組織之間如何博弈又並肩而行，創新與投資如何推動了社會的更迭……這一切，開自科斯，承於我輩。

三，「我將長眠，祝福中國。」說到這個簡直心塞QAQ 科斯教授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非常感興趣的，不管從經濟制度的變更還是它所帶來的對私有產權保護制度的確立、發展，有效的激勵機制上說，中國都是他學術研究的絕佳實例。2013年10月原計劃他要來的（之前從來沒來過），結果九月就過世了……與中國的一個月距離，永遠定格了下來……他留下的話是，「中國的奮鬥，就是人類的奮鬥。我將長眠，祝福中國。」
這一條不能算是遺產，更像是一種期待。
放心吧教授，中國會更好的。

思想自由比市場自由重要，這是他最大的財富

交易成本這個概念解釋性其實很弱，有點＂萬精油＂，這也是制度經濟學在經濟學界內的實質影響力一直在下降，學科也有點走投無路，反而在傳媒或專欄界一直有粉絲。

閑話不多說，先上鏈接：【追憶大師】道格拉斯·諾斯：理解現代人類進化的鑰匙【格隆匯】

現代達爾文——道格拉斯·諾斯

羅納德.里根，一個好萊塢演員（俗謂戲子），怎麼就成為了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他當年的供給學派經濟政策，成功將美國經濟從停滯帶入快車道，並一舉拖垮前蘇聯，並未美國新經濟的蓬勃興起奠定堅實基礎）？
施瓦辛格，一個健美先生，怎麼就能成為加州州長，並將他治下的加州打造成了美國經濟的核心引擎之一？
為何說從政根本無需任何所謂的「經驗」？政治官僚並不是什麼資產？
何謂制度自信？制度框架與經濟增長是怎樣一種關係？

這些問題的答案，在一位經濟學大師的理論中都能得到最完美的解答——他叫道格拉斯·諾斯，1920年生於美國馬薩諸薩州，與羅納德·科斯並列為新制度經濟學派創始人，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於2015年11月23日因病去世，享年95歲。

大多數人對這位大師的理解，都是因為他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瑞典皇家學院授予他經濟學獎，理由也是因為他「開創性運用經濟學理論和量化的方法研究經濟史，從而解釋經濟和制度的變遷」。」——「for having renewed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applying economic theory andquantitative methods in order to explain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這麼理解這位大師，當然是沒有把握到實質：如果他只是在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上做出了突破，怎麼可能在如此之多的經濟學大師中鶴立雞群！

而格隆之所以要特別單獨寫篇文章來祭奠這位剛剛去世的大師，絕不單是因為他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是格隆這樣學經濟學的必讀課本，而是因為他完美詮釋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原因和推動力——如果說達爾文揭示了遠古人類進化的原因與動力，道格拉斯·諾斯則揭示了現代人類進化的密碼！

制度創新：經濟增長與人類發展的核心動力

所謂制度，

簡而言之，就是社會遊戲的規則，是人們創造的、用以限制人們相互交流行為的框架。
制度是人們從事選擇活動的理由。
制度給人們的選擇活動提供了激勵。

以上三種對制度的解釋均來自諾斯本人，格隆督請讀者細細體會——尤其是第二、第三種解釋。

事實上，制度的重要性在很久以前就被經濟學家認識到了，但是一直缺乏一個系統的理論來認識制度的存在以及對經濟的影響。諾斯以前那些制度經濟學家，比如凡伯倫和他的同事有很多重要的貢獻，但是他們沒有一個關於制度的經濟理論。而「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的最大不同就是，諾斯發展出了一個關於制度和制度變遷的經濟理論——這個理論的基本概念是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教授提出的「交易成本」。有了交易成本這個基礎，我們才找到了解釋制度的存在和制度變遷的方式。

諾斯對經濟學的貢獻，也恰好就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來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
重新論證了包括產權制度在內的制度的作用；
將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沒有涉及的內容——制度，極大的發展了制度變遷理論；

在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界關於經濟增長的唯一解釋是：技術創新是人類經濟增長的關鍵。

然而諾斯在《1600-1850年海洋運輸生產率變化的原因》一文中指出，儘管這一時期海洋運輸技術沒有重大進步，但由於海洋運輸和市場經濟變得更安全，因此航運制度和市場制度發生變化，從而降低海洋運輸成本，最終使得海洋運輸生產率大有提高。很明顯，即在不存在技術創新的前提下，制度的創新也能提高生產率，促進經濟的發展。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諾斯又運用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產權理論，分析西方世界最近兩個世紀中工業化，其目的是探討西方世界經濟增長的原因，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內在聯繫，產權制度與經濟發展的互動趨勢，經濟發展對制度的內在要求。

科斯以及後來的一些經濟學家主要還是研究非常微觀的問題，比如企業和組織結構的問題。這些工作當然也是今天被稱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內容。但諾斯把科斯發展起來的「交易成本」的概念和個人交換的思想應用於整個人類經濟，幫助我們來認識經濟體制的變化以及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比如說，我們依賴交易成本的概念可以來理解制度為什麼會存在，制度的變化是怎樣發生的，人們為什麼以及怎樣採用更經濟的方式來組織生產和交換的活動等。

道格拉斯·C·諾斯曾說過：「歷史總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我們可以向過去取經，而且還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制度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

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三大基石

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是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的三大基石。如他所述，「我研究的重點放在制度理論上，這一理論的基石是：

描述一個體制中，激勵個人和集團的產權理論；
界定實施產權的國家理論；
影響人們對『客觀』存在的變化不同反應的意識形態理論，這種理論解釋為何人們對現實有不同的理解。

諾斯在闡明上述分析框架的過程中，始終以成本—收益為分析工具，論證產權結構選擇的合理性、國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而這種分析使得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具有巨大的說服力。

產權理論

產權理論是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第一大理論支柱。

諾斯認為有效率的產權對經濟增長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曾提到「增長比停滯或蕭條更為罕見這一事實表明，『有效率』的產權在歷史中並不常見」。很顯然，經濟能否增長往往受到有無效率的產權的影響。有效率的產權之所以對經濟增長起著促進的作用，因為一方面產權的基本功能與資源配置的效率相關，另一方面有效率的產權使經濟系統具有激勵機制。

國家理論

國家理論是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的第二大理論支柱。

諾斯對國家的看法集中體現在所謂的「諾斯悖論」中：「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

諾斯認為國家作為「經濟人」，其統治收入來源有二：

一是歧視性地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權結構，從而使其租金最大化。

二是努力降低社會的各個經濟單位之間的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統治者的稅收增加。

事實上，這兩個目的必然是衝突的。第一個目的實質上指國家企圖確立一套基本規則，以保證統治者收入最大化。國家為使自己的「壟斷租金」最大化，並不關心交易費用的降低和有效率的制度的創新，從而會阻礙經濟的增長。第二個目的是界定一套使社會產出最大化且完全有效率的產權以推動經濟增長。

基於上述兩個目的的衝突，諾斯認為：國家在競爭約束與交易約束下，必定會界定一套有利於統治集團而無效率的產權結構——換句話說，出於統治的需要，一種經濟上低效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卻可能是合理的。諾斯認為美國就曾經有過這樣的例子：「我們故意建立起一個效率低下的政治制度，防止受到一個效率很高但想幹壞事的ZF的危害。」

意識形態理論

意識形態理論是諾斯制度變遷的第三大理論支柱。

諾斯認為只有意識形態理論才能說明如何克服經濟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如「搭便車」現象，才能進一步解釋制度的變遷。諾斯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種行為方式，這種方式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行為決策更為經濟，使人的經濟行為受一定的習慣、準則和行為規範等的協調而更加公正、合理並且符合公正的評價。當然這種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與個人在觀察世界時對公正所持的道德、倫理評價相互交織在一起，一旦人們的經驗與其思想不相符合時，人們會改變其意識觀念，這時意識形態就會成為一個不穩定的社會因素。

諾斯對中國的經濟與制度變遷的分析

以下分析均來自諾斯本人在各個場合的演講與論文。

中國經濟當前比較關鍵的問題在於：如何找到人與人之間交易關係更有效的演進途徑。我們知道，在博弈論中，研究證實，如果參與者的人數不多並且在連續不斷地進行博弈，那麼人們就趨向於選擇合作而不是欺詐，但是，如果信息不對稱的話，人們並不了解整個博弈，特別是在參與者人數非常大的情況下，人們自己很難實現一個合作的結果，相反，欺詐會很流行。所以，必須設計一種制度來規範參與者，讓他們明確自己的收益是什麼，使他們趨於選擇合作而不是欺詐。但是，這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你如果到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去，你會發現人們至今還無法有效地發展出個人之間的有效交易。為什麼呢？我和其他一些經濟史學家曾經研究了中世紀的歐洲。我們發現，他們那個時候之所以能發展出世界貿易和非人格化的交易規則，與他們發展起來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關係。

我說的政治制度是指保護個人產權、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執行這三樣東西。這樣一個有效的政治制度可以讓個人之間的交換的代價大大降低。對於一個轉型的經濟來說，將來肯定要面臨的更根本的問題是，如何使政治體制的變革能以較低的成本來保證個人契約的有效實施。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場巨大的變革，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我認為你們還沒有真正解決好個人之間的更有效的交易的問題。

必須認識到別人不講信譽和不守約的原因，這樣才找到使他們講信譽和守約的辦法。千百年來，人們的思想是在他所處的環境中所形成的。在西方國家，我們現在制度的形成花了五百年，這是一個非常緩慢的歷程，其中涉及到許多非常重要的人物和思想的出現。在中國，你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就能解決問題，我想至少你們需要二十到五十年的時間來為之奮鬥。這就是你們現在為什麼還存在這麼多問題的基本原因。

在某種程度上，你們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國的經濟已經上了路，但現在和將要遇到的問題可能比已經解決了的問題還要多、還要難。其中，對於發展出有效的個人交易的制度而言，政治體制的改革是非常關鍵的。

另一個問題是中國的經濟一定要防止出現「路徑依賴」這樣的「亞洲病」。一般來說，制度在形成以後會相對的穩定。但有的制度比較容易變化，而有的則很難變化。這正是現在日本經濟衰退的原因。日本經濟在體制上的路徑倚賴正是源於它固有的財政和金融體系，它們今天正在殺傷著日本的經濟。

日本經濟已經衰退了十多年，這不能簡單地歸因於它的文化，是體制的問題，路徑依賴的問題。它的經濟體制建立在它的政治結構內，逐步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既得利益的結構，要摧毀這個利益的格局，打破這個死鎖的狀態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日本經濟的困難其實是政治制度的問題。

相反，美國經濟200年來之所以富有朝氣，就是因為它的政治體制不允許在經濟層面上形成既得利益的牢固的結構。在美國，市場經濟之所以運行有效，就是因為政治上不能容忍壟斷的企圖，進入市場（不管是產品市場還是要素市場）在美國就成為非常容易的事。只有進入變得非常容易，競爭才能真正存在。這個問題解決了，就不會出現嚴重的「路徑依賴」現象，既得利益就難以形成足夠的能力阻礙經濟的發展。在中國，官商腐敗的盛行表明了「路徑依賴」的問題需要引起你們足夠的注意。

目前正紅火的「新經濟」，正好說明美國的經濟體制總是讓競爭脫穎而出。在矽谷，企業的淘汰率驚人的高。在那裡，每天發生的就好象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說是一個「創造性的毀滅」過程。信息的革命就是信息成本的革命，它使進入市場變得更加容易。

結語：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最後，格隆以一段諾斯本人的話語做結：既祭奠這位完美解釋了現代人類社會進化密碼的大師，也讓我們這些後輩諸君自勉：

「我重新回到學校讀博士，因為我想清楚了自己人生的追求就是要讓社會變得更好。為此，我要弄明白經濟到底如何運行，為什麼有時順利有時失敗。我相信一旦我們理解經濟長期運行的規律，就可以更好的提高增長的表現。我從未忘記這個初衷。」--Douglass C. North.

主要學術貢獻在於，揭示了「交易價值」在經濟組織結構的產權和功能中的重要性。

科斯有兩篇著名的論文：

　　《企業的性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 (1937)），以交易成本概念解釋企業規模。

　　《社會成本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主張完善產權界定可解決外部性問題。

科斯在2012年出版的一本學術著作中對中國市場經濟過去35年所經歷的歷程進行了梳理研究，並提出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市場經濟狀況的改變，並非完全是一種由政策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經濟中的各個微觀局部層面的「微小改革」的積累。所以他在國內的影響力也非常大，張五常、張維迎、周其仁等都受到科斯學術思想的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