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顧維鈞的外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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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對顧維鈞的了解僅停留在巴黎和會的相關史料上，另《我的1919》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稱其為「忍辱負重，巧於周旋，外交奇才！雖有拳拳愛國之心，恨無全心報國之門，只能委曲求全。中國近代之縮影。中華志士之楷模。風流倜儻，學貫中西，博學高識，國人之驕傲。」大二時中日關係史課程上的老師也評價其為「一代外交奇才」，但介紹的比較簡略。單從外交水平上論，其是否值得承擔如此高的評價？有哪些值得一說的史料？應該如何看待其外交表現？

顧維鈞先生是近代最傑出的外交家，是「哥倫比亞大學最閃亮的星星」。《顧維鈞回憶錄》也是我寧願複印也要看的書，聽聞中華書局正在修訂重印，這是個好消息。
對顧維鈞有如此高的評價，不僅僅是他在巴黎和會前後的表現，還有在抗戰時期利用駐法、英代表身份在外交戰線上為當時的中國尋求援助，在當時他呼籲中蘇結盟、制裁日本，為抗日鞠躬盡瘁；戰後，他代表中國出席了一系列關於籌備聯合國的活動、會議，為中國取得國聯、聯合國中的地位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值得一提的是，在籌備第一屆聯合國大會時，他不顧蔣介石的反對，將中國共產黨人納入代表團，並且由董必武擔任代表。
顧維鈞的才華還體現在國際法方面。二戰後他當選為海牙國際法院大法官，直至副院長。
顧維鈞的一生波瀾壯闊，他縱橫捭闔，將「弱國」帶上了強者的舞台。晚年，他口述了《顧維鈞回憶錄》，為民國外交史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顧維鈞先生的才華及貢獻是不可能被磨滅的，甚至復旦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還聯合舉辦過「顧維鈞與中國外交」國際學術會議。如此的影響、成就，豈是那幾個翻譯出身的外交官所能比擬的?!

給出一點不同意見，個人覺得很有意義~轉自澎湃新聞
中國外交的顧維鈞時代
劉仲敬
巴黎和會是顧維鈞外交生涯的高峰，塑造了他以後的外交風格。他越過國際慣例和外交官俱樂部的默契，訴諸輿論和群眾情緒。事實上，他將總體戰的原則引入了外交領域，將紳士的交涉變成了群眾的鬥爭，對此後國際體系的崩潰負有極大責任。

從拿破崙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大英帝國統治的世界秩序處於最佳競技狀態。威斯敏斯特不喜歡正規帝國及其統治成本，更願意建立以私有財產和自由貿易為基礎的世界體系。皇家海軍只需要對極少數秩序破壞者實施重點打擊，就能廉價地保障文明和進步。新春秋時代的霸政體現封建遺風，霸主不是唯一和獨斷的。歐洲維持勢力均衡，英國獨霸海外。在此期間，挑戰者不斷湧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軍國主義和總體戰的恐怖撒向全世界，結束了歐洲的春秋時代。當歐洲導師似乎自身難保的時候，很難指望亞洲學徒持之以恆。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半心半意的追隨者相繼拋棄了立憲政體和國際協調的原則，迎接東亞的戰國時代。隨著民國法統和條約體系的瓦解，舊日的風雲人物必須做出選擇。有些名士以節操自詡，像章太炎一樣自居「中華民國遺民」。識時務者則迅速搖身一變，協助新時代的弄潮兒破壞舊秩序。顧維鈞屬於後一種人，他的《外交演講集》就是識時務的證明。

顧維鈞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博士，屬於那種原本能夠融入西方的極少數精英，在中國的地位相當于波羅的海貴族在俄羅斯。如果他的祖國是愛沙尼亞式的邊緣小邦，他的努力早已將祖國納入西方民主大家庭了。在這種情況下，後來的憲法制定者和外交家除了蕭規曹隨以外，基本上無事可做。然而作為內陸大國的外交家，他的工作註定不會有結果。這不是個人才能的問題，而是形勢比人強。他自己並不為此感到遺憾，因為他沒有執著地追求目標和堅定的原則性。世界變了，他也會隨波逐流。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1912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這時，奠定民國憲制的南北和談剛剛以妥協收場。老外交家唐紹儀組織舉國一致內閣，邀請顧維鈞回國。顧維鈞下車伊始，就出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如果民初的公府秘書長是小內閣總理，大總統英文秘書就是小外交總長了。袁世凱信任內廷，通常是超過信任閣臣的。顧維鈞本來很可能感於知遇之恩，變成袁世凱的私黨，然而私人關係改變了這一切。他娶了唐紹儀的女兒，就變成了唐紹儀的黨羽，而唐紹儀和袁世凱很快就鬧翻了。唐紹儀和袁世凱的衝突與其說是利益問題，不如說是預期錯位的心理問題。袁世凱覺得唐紹儀是北洋自己人，應該不分彼此。唐紹儀覺得自己是唯一能夠協調全國的人，請示大總統只是形式。雙方都覺得對方不僅跋扈，而且不可理喻。多年好友一旦反目，仇恨比原來的敵人更深。在以後的南北和談中，北洋系寧願接受伍廷芳主持舉國一致內閣，也不願意唐紹儀復職，因為伍廷芳一直是南方的人，無所謂背叛不背叛，唐紹儀卻是自己人，吃裡扒外實在難以忍受。顧維鈞為人審慎，在回憶錄中沒有明言自己當時的立場；他的岳父和國民黨正在密謀反對袁世凱，而他自己至少在表面上仍然忠於袁大總統。

民國取代大清，主要意義就是抹去庚子之亂和《辛丑條約》造成的惡果，逐步恢復她在文明國傢俱樂部內的正常地位。顧維鈞和北京的外交官團體都很清楚，日本已經先走了幾步，佔據了有利地位。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構成遠東體系的第一個窗口期，確定了二十世紀初葉的東亞格局。基本格局具備亞穩態的性質，在下一次大動亂的窗口期來臨前，無法通過強度一般的衝擊打破。遠東體系取代了李鴻章時代的內亞體系，扮演世界體系在東亞的分支。日本在遠東體系內扮演大清的核心角色，將大清降低到類似蒙藏在內亞體系中的地位。庚子戰爭是一次演習，日本向歐洲列強證明自己的文明資格。英日同盟是優等生的獎品，大英帝國認證了日本的東亞盟主資格。日俄戰爭是一張委任狀，因為東亞盟主在當時的使命就是堵死俄國南下的道路。只要大英帝國繼續主宰世界，日本就會繼續擔任英國在遠東的代理人，條約體系就會安如磐石。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沒有行險僥倖的機會。她只能指望日本採取過火行動，激怒大多數列強。在《二十一條》的交涉中，這樣的機會似乎出現了。

北京政府內外充滿了密謀團體和投機分子，誰都不知道當時的陰謀小道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後人只知道顧維鈞捲入了泄漏《二十一條》的活動，然而此事並不足以表明他在當時政治鬥爭中的角色。各方都有可能泄漏談判內容。唐紹儀和國民黨可能希望密約泄漏，促使日本和袁世凱決裂，支持他們討袁。袁世凱也可能希望密約泄漏，促使列強反對日本。老謀深算的英使朱爾典深知中國人陽奉陰違的手腕和美國人理想主義的衝動，並非不可能不著痕迹地鼓勵中國人泄密，刺激美國人跳出來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其實是中國人和英國人都想做，卻都不願意公開得罪日本人而不能做的事情，在顧維鈞泄密後不久果然就發生了。接下來的事情即使在瀰漫魔幻色彩的東亞，也屬於荒腔走板的範圍。中國宣布接受《二十一條》的前四部分，美國急忙發表聲明：如果中日簽署有損於中國合法權益的條款，美國政府一概不予承認。顧維鈞不久就奉命出使美國。顯然，北京的實力人物認為：他做的事情無論有沒有讓其他方面滿意，至少已經足以讓美國人高興。

巴黎和會是顧維鈞外交生涯的高峰，塑造了他以後的外交風格。這種風格與其說體現了他個人的性格，不如說體現了他所代表的國家。他越過國際慣例和外交官俱樂部的默契，訴諸輿論和群眾情緒。事實上，他將總體戰的原則引入了外交領域，將紳士的交涉變成了群眾的鬥爭，對此後國際體系的崩潰負有極大責任。根據契約和產權至上的十九世紀外交原則，他的要求純屬無理取鬧。中國沒有能力對德國太平洋艦隊構成任何威脅，後者只要高興就能夷平大沽口。英日聯軍殲滅了德國艦隊，否則後者可能會切斷智利硝石的海運線。日軍攻陷了青島，英國人的支持是象徵性的。協約國在1915年承諾，戰後將青島和德屬太平洋各島劃歸日本。中國最後參戰時，並沒有取得協約國的任何承諾，而且也沒有任何值得一打的戰爭了。日本提供貸款，為中國訓練參戰軍。結果中國既沒有出兵，也沒有還錢。

如果協約國是一家私人企業，中日兩國是企業的員工，太平洋戰爭是績效指標，青島是年終獎，那麼董事會的裁決是沒有任何懸念的。十九世紀的外交俱樂部差不多就是奉行這種原則，日本就是從這家學校畢業的。《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是日本的畢業證書，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加入董事會的最後考驗。在日本看來，威爾遜總統的世界大同和集體安全理論等於要求公司改組為施粥站，將按勞分配改為按需分配。歐洲列強其實也是這麼以為的，但他們沒有列寧那種公然賴債的勇氣，不敢得罪美國債權人，至少在口頭上不敢反對。

對於顧維鈞來說，這就足夠了。他抓住國民外交和民族自決的新學說，將外交家變成了宣傳幹事，繞過他的西方和日本同儕，訴諸全世界國民和媒體。他的鼓動雖然成事不足，至少敗事有餘。他沒能迫使日本交出青島，但至少已經將山東問題從鐵案弄成了懸案。這其實就是中國的勝利和日本的失敗，因為中國在1915年是連要求的資格都沒有的，而日本根本沒有談判的必要。我們不要忘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條約根本不存在監督問題。外交官要麼不做承諾，否則就必須維持信用。十九世紀國家的契約精神如果跟一戰後的中華民國相同，債權人的艦隊就會打進門。埃及和摩洛哥之所以喪失主權，就是因為他們的君主喜歡借債不還。然而因為最大債權人美國反對，這種做法突然行不通了。幾百年來，債務人的地位第一次比債權人有利。

威爾遜主義產生了一項長期後果，大概是威爾遜和顧維鈞都始料不及的。在二戰以後的國際交涉中，監督問題比談判內容更難解決。原因其實很簡單，抵賴比守信更有利。顧維鈞的成功給中日兩國發出了錯誤信息，埋下了盧溝橋、珍珠港和板門店的伏筆。日本人讀到的信息是：西方背叛了遊戲規則。無論日本如何努力，如何遵守規則，他們都不會允許日本加入董事會。日本如果想要爭取平等地位，只能武力推翻整個遊戲規則。中國人讀到的信息是：公理戰勝的時代開始了。如果這些設想都沒有實現，那就說明威爾遜主義和殖民主義一樣虛偽。中國如果想要爭取平等地位，只能武力推翻整個遊戲規則。這些解釋將日本驅向二戰，將中國驅向二戰和冷戰。

蔣介石在北伐以後的主要成績，就是將上述認知付諸實施。顧維鈞在北伐以後的主要成績，就是為蔣介石收拾殘局。革命外交的初衷就是不付代價地廢除條約體系，證明北洋政府的審慎是賣國和愚蠢的，證明北伐的合理性，結果卻付出了更加慘重的代價。章炳麟以中華民國遺民自居，拒絕承認黎元洪大總統以後的歷屆政府，稱孫文為魏忠賢，視北伐的成功為民國的滅亡，幸災樂禍地表示國民黨一定不會有好下場。因為建設和改革都需要時間，而國民黨已經沒有時間了。如果退守內地，恐怕再也沒有機會回來。汪精衛承認他的正確性，表示中國自強至少需要三十年時間，然而，他在這裡陷入了國民黨人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如果三十年的和平必不可少，那麼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外交就是錯誤的，北洋政府的審慎根本不是賣國。北伐本身就是導致遠東勢力均衡體系瓦解的根源，取消了西方列強在亞洲大陸的條約權利，也就消除了列強幹涉遠東事務的動機，將東亞留給蘇聯和日本逐鹿。國民政府破壞了條約體系，也就喪失了條約體系的保護。北洋政府之所以沒有遭到侵略，主要不是因為自己強大，而是因為列強的干涉和條約體系的保護。國民黨撕毀條約所得的利益，就像違背法院和警察意志而吞沒的贓物，隨時可以被其他違法者黑吃黑，因為後者知道警察不會保護他。

顧維鈞在國聯和西方的遊說活動大體上重演了巴黎和會的故事，產生了很大的輿論宣傳效果，在國內造成了零成本收回利權的幻想，結果最後完全落空。他的演講和文件清楚地表明，他在這段時間的工作重點根本不是對外。他積極迎合北伐以後的國族構建主張，打擊所有恢復民初五族憲法主體的企圖，實際上排除了以和平方式恢復條約體系的一切可能性。以他的才具，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認為國民黨對北洋遺老不大信任，有必要表現儘可能堅定的立場。至於外交，無論怎樣都會失敗的。中日雙方都不願意恢復條約體系，都想犧牲對方而獲得條約體系沒有給予的利益。列強不想為秩序破壞者火中取栗，蘇聯則迫切希望促成中日開戰。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外交手腕都沒有成功希望。只要失敗的責任不會落到自己頭上，他就滿意了。隨著抗戰的爆發和中蘇實質聯盟的形成，他的外交活動基本上喪失了意義。他完全清楚這樣一來，蘇聯就佔據了有利地位，著手跟共產黨代表鄧發秘密接觸，但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他審慎地刪除了密談的記錄，卻忘記了留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檔案。他明顯像胡適、汪精衛、章太炎、宋慶齡、儲安平、羅隆基一樣，看清了抗戰會給蔣介石帶來怎樣的下場；同時也看清了胡適和汪精衛明白、儲安平和羅隆基卻不明白的事情，接近勝利者比接近失敗者更危險。

汪精衛覺得和談可以成功，然而蔣介石並不像汪精衛想像的那樣蠢，他知道這樣的和平意味著東北的永久喪失。東北亞的經濟發展中心在東北，華北只是外圍原材料和勞動力基地。時間對蔣介石不利，隨著東北的迅速發展，東北的向心力沒有增加，華北的離心力反而增加。他只能在東北產生特殊共同體意識以前，抓住最後的機會窗口孤注一擲。他不能指望勝利，只能指望兩敗俱傷。兩敗俱傷就是蘇聯外交的勝利，漁翁得利的第三者繼承亞洲大陸。每個人都看清了形勢，得到了自己應該得到的，失去了自己不該奢望的。汪精衛這樣的性格，自然不願意活到親眼看到結局來臨的時刻。然而顧維鈞不是汪精衛，並不在意國民黨本身的存亡。他最終決定留在蔣介石一方，只是因為其他的選擇對他個人都更危險。

冷戰開始後，顧維鈞繼續為蔣介石政府從事對美交涉。然而，他的黃金時代實際上已經結束了。技術和通訊條約的進步大大削減了外交官的自由裁量權。民主的簡單化傾向和冷戰的十字軍精神剝奪了外交官的大部分政策影響力，日益將他們降格為辦事人員。顧維鈞主要依靠長期積累的資歷和聲望，實際負責的工作已經沒有什麼迴旋餘地，其實由一般業務人員經辦也沒有多大區別。他親身經歷了這種變化，早年的成功本身就是促成這種變化的力量之一；但他有足夠的明智和審慎，知道怎樣區分力所能及的事情和無法抗拒的事情。他很少做出錯誤的選擇，善於掌握必要的分寸，不僅限於外交方面，因而得以享受尊榮體面的晚年。他留下的回憶錄猶如他本人：絕少說錯什麼，卻從沒有說出他知道的全部真相。

國士無雙

顧的成就歷經中華民國多屆政府，

主要是所謂的「職業外交家」即不分政治派別，不分政治信仰，一心一意為「國家」而不是任何一屆的政府或黨派辦事。

從而使得外交官作為一項職業，外交學作為一項學科能夠獨立起來，而不是政治的附庸，政治家的僕從。

從這個意義上說，99.9%的大陸外交外事人員都是不合格的。外交學院和外交學會更是黨棍和馬屁精集中營。

不服氣的，海外同胞可以來我國駐外領事館，滿足思鄉情。

正在看他的回憶錄。給我的感覺是一位具有拳拳愛國心並且專業的外交工作人員。究其水平，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都非常讚賞其的工作表現，想必他的水平是當時我國最高的吧。
書還沒看完，看到抗戰。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巴黎與法國政府周旋，盡一切可能保住了滇緬運輸線。（當時法國政府（包括維希法國）迫於日本的壓力一度打算關閉這條公路，並且將被扣留的物資轉賣給日本）

最近在幫忙拍一個顧維鈞的紀錄片，看到了不少史料，特別是聯合國檔案館的很多原始資料

總結一下就是顧維鈞至少是在二戰中後期各國準備清算德日罪行時極其重要的一個人物，他參加了大量戰爭罪行委員會的籌建和討論，提出了很多被廣為接受的原則性條款，並且為我國爭取了對於日本戰爭罪行的很多主動權等。

想想那個年代的中國居然有如此有國際影響力的外交官，也算是非常的厲害了！

公平，就是互相妥協

題主所談到的那部電影遠遠反映不了他的外交水平。可能反映了他的口才、辯才，但這和他的外交思路相比，其實是九牛一毛。條約的拒簽，對文化界的影響遠大於對中國政界的影響，對國際局勢的影響也只是「象徵性」的。

我認為，顧的主要貢獻，在於：

二戰前：修改不平等條約
二戰中：爭取美援
二戰後：為中國爭取國際事務的話語權

外交的核心是國家利益，至少在那個時代，「正義」，只是外交家維護本國利益的工具。用或是不用，見或是視而不見，完全取決於國家利益。而弱國的意志對其他國家國家利益的影響往往是微小的，故常有人說「弱國無外交」。李鴻章很有才，也很努力，但由於種種限制，他的經歷只是為這句話添加了一個無奈的佐證；顧維鈞則相反，他代表著弱國，在外交場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績。借用樓上幾位知友的話——「國士無雙」

那時候的中國沒有讓人忌憚的軍力，國內軍閥混戰，北洋政府僅僅是北方地區的軍政府，其代表中國的合法性都飽受質疑。顧何以讓其他外交官相信，幫助如此貧弱而混亂的國家，於己是有利呢？

他的手段有二：

「聯美製日「：雖然中國無法直接給他國帶來利益，但是協助中國，可以制約其他國家發展給貴國帶來的威脅；
利用自己的法學背景，藉助」國聯「和尚未成形的」國際秩序「爭取他國支持

以弱國之身份影響強國之決策，即使不是前無古人，但仍可與張儀蘇秦相提並論。

顧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直追求獨立於黨派，只代表中華。所以他可以先後在北洋政府，南京政府任要職。他信仰與共產黨格格不入的美國民主，卻可以邀請董必武參與聯合國的籌備。

不只為一黨一姓效勞，始終心懷中華的胸襟，恐怕真的是後無來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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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到有人談外交水平時，拿周恩來和顧維鈞相比。我對這種比較很無奈。兩個人都很機智，有很好的口才，保持風度的同時又不辱中華之威，這很難得，但我認為，對於外交家，這只是基本素養，沒什麼值得驕傲的。
兩個人其實是無從比較的。畢竟，周總理面對的困難和顧維鈞是不同的，周可以倚仗武力直接單方面宣布所有不平等條約作廢，而顧則要忌憚著各國軍力，在談判桌上溫和地「修約」而萬不可「廢約」。周可以援助非洲，憑藉非洲支持合法入聯；兩彈試爆成功以後，僅憑「中國」二字，就足夠驚出他國代表一身冷汗；而顧談判的本錢呢？除了掛在天上「民主理想」、「三民主義」，什麼都沒有。
談這些並不是想否認周總理外交思路的偉大，而是想指出，顧維鈞解決的外交問題和周總理解決的是完全不同的，故而直接比較，沒有意義。

我想，顧一定很羨慕周吧。

近代兩個半外交家中的半個，唐德剛語。

縱橫家的手段，雖然破壞了外交家的傳統，可弱國無外交，這些痞子伎倆也是無奈之舉。

他的回憶錄是唐德剛整理的，去看看吧。在唐的另一部著作《從晚清到民國》中對顧評價不高。

半個外交家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8個字，與題主和邀請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