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歐洲國家穆斯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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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各國本土居民生育率低，但是外來穆斯林生育率極高，那麼以後穆斯林會成為歐洲國家主流人口嗎，會有什麼影響？
http://m.guancha.cn/SongLuZheng/2015_01_12_305961

歐洲國家沉浸於和平之中太久了，居安思危對他們來講就像夢話。

大多數國家把目光聚焦在俄羅斯身上，卻不知道，歐洲歷史上最大的危機剛剛到來，而且這危機還是歐洲人自己迎來的。

首先，人口比例的變化會越來越明顯，穆斯林生育能力實在是沒的說，一家生個四個吧，往少了說，超過歐洲土著也是指日可待。

其次歐洲的民主制度，給穆斯林上台提供了最方便的大門。穆斯林人數一旦超過土著，上台的領導人肯定是穆斯林。咖啡樂想都別想。

於是，過幾年，那片誕生過康德尼采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肖邦巴赫貝多芬，巴爾扎克莎士比亞狄更斯，牛頓普朗克薛定諤愛因斯坦等等偉大人物的土地，會變成一片文化的荒漠。

等穆斯林完全佔領了歐洲，來吧，各教派之間的仇殺才剛剛開始呢，於是，歐洲就變成了下一個中東。

只要歐洲人還不醒過來，還在相信聖母婊和道德婊，天天高喊人權高於主權，繼續依賴左翼政治力量，那就等著見撒旦吧！

最後，我想說，中國人一定不要蹈歐洲的覆轍。

那棵老歪脖子樹，還在天天地盯著我們呢。

一個歐洲人死後來到天堂
他的十字軍祖先問他歐洲現在怎麼樣？
後代充滿喜悅的回答到：歐洲現在好極了！一個異教徒也沒有。
十字軍祖先高興極了：願主保佑太好了！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後代自豪的告訴他：我叫默罕默德！

曾經看到一個段子可能不太友好。政治極不正確，跪求勿噴。

說的是，一個德國小孩子對他的祖母抱怨說，學校裡面的穆斯林學生很多，平時又玩小圈子，對別的同學很霸道，讓人討厭而且這些人越來越多怎麼辦。

小孩子的祖母對他說：「沒有關係的，當初這裡的猶太人更多。「

———————————————初次被贊破兩百，慶祝一下。———————————————

上面只是個段子，毋當真。引申下。

要是歐哥真正集體向右轉，太可怕了，世界會變成什麼樣。。。。。

咖啡樂的反擊紅紅火火恍恍惚惚，事情正在起變化

首先，把問題描述里的「本土居民」換為漢人，「外來」換為「本土」，這個論述同樣適用[1]：

所以，不要幸災樂禍。

下面是正題：

會發生什麼呢？

1. 人口比例的顯著變化

在2050年和平的教徒的人口將超過歐洲人口的10%[2]：

2. 政治局勢的變化

由於皿煮，選舉結果跟人口比例有很大關係，就好比：印度從來沒有一個穆斯林政黨上台，馬來西亞也一直是「馬來人至上」的巫統贏得選舉，在較為完善的皿煮制度下，人口上的多數族群控制政治幾乎無法避免。

而且，此時倫敦的和平教徒的比例僅僅不到10%[3]，卻可以選出一個熱愛和平的市長，Saliq Khan [4]。

再一下歐洲大城市熱愛和平的人的比例[3]和國家的人口比例[5]，不用等2050年，之前會發生什麼，自行體會：

3. 恐怖襲擊的頻率和強度明顯提高：

英法德三國2011年以來恐怖襲擊死亡人數[6][7]:

注意時間節點：2013年8月伊斯蘭國成立[8]，而從2014年開始恐怖襲擊增長几乎處於失控狀態，自行體會以後會怎麼樣，如果現有形勢不變的話。

4. 對於歐洲國家的未來，看看一個先例：

參考 @SteamedFish 的回答[9]：

總之就是，戰亂、基督教徒人口比例和政治地位下降。

最後再強調一下：不要幸災樂禍。

參考資料：

[1] 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中國各個民族人口變化情況如何？ - 知乎

[2] Muslim population in Europe to reach 10% by 2050, new forecast shows

[3] List of ci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by Muslim population

[4] Sadiq Khan - Wikipedia

[5] Europe』s misconceptions about its Muslim population

[6] https://www.start.umd.edu/gtd/

[7] List of terrorist incidents in 2016

[8]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9] 黎巴嫩是怎麼被伊斯蘭化的？ - 知乎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European population of Muslims has rapidly increased through mass migration and high birth rates. With 28 member states of the EU (27 when the UK leaves due to Brexit), it is clear that there are a variety opinions of whether this is a good or bad thing. Perhaps like all things, it is both good and bad.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appears to be the rate of immigration and the birth rate, which is often much higher tha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Various indigenous populations throughout Europe have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the speed of change, but have routinely been ignored by their political parties, who often label any criticism of immigration as racist. I disagree with this, and believe that any population has a right to self determine. It is simply unacceptable to crush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concerns about rapid immigration as racist. I am keen to say that I believe that immigration can be a good thing, but that it takes time for cultures to blend, and that immigrants should adopt the culture of their host nation, as well as their language. There are also issues of extremism within Islam, which have led to numerous attacks through Europe, and need tackling immediately!

中國只怕更嚴重！！至少歐洲賣牛羊肉的沒被壟斷、調料沒被壟斷、牛奶沒被壟斷、清真餐廳沒滿大街都是

鯽魚變成了美麗的金魚，卻失去了野外生存能力

說起來就是西方近代一來的軍事、經濟、科技優勢使西方人在生育、吃苦耐勞方面變弱了，就好像一些長期在人類保護下，為了迎合人類審美而演化的寵物，一旦失去這種保護，讓它們和野生的近親競爭，它們就很艱難了

你問我如何看待？我只能說兔死狐悲，我只能說感同身受，我只能說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可得獨善其身。。。
如果有一天，祖國需要我，我願意在狙擊綠化的戰爭中為國捐軀。

自作自受，幾百年來的挑撥離間，終於報到自己身上來了，打破埃及工業化時嘴臉多醜惡？煽動瓦哈比主義，金援沙特在阿拉伯作亂時威風極了，炸死他們的教師，醫生，處決他們的領導人，肢解他們的國家，為了一點石油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現在難民綠化歐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一報還一報，還遠遠不夠。

當年美國人說華裔搶他們工作崗位了，搞排華法案，怎麼不說八國聯軍侵華打死多少中國人？多少中國人流離失所？家財一空？什麼事情都是自己作來的，歐洲完全可以停止支持恐怖主義，援助敘利亞巴沙爾政權恢復秩序，很簡單就能解決的問題，非要咬住敘利亞不鬆口，吃那一點利益，那就別喊什麼不公平。

到現在還不停止侵略敘利亞的國家，還有臉扯什麼難民太多，你倒是先停止援助isis阿！英美兩國簡直無恥至極了。

寫了一篇專欄談倫敦的穆斯林化。盤點倫敦各地區穆斯林人口比例，東倫敦高達35% | 寫在巴黎恐襲之後 - 英倫投資客 - 知乎專欄

德國的穆斯林在普通超市的冷藏櫃里翻找牛肉雞肉，穆斯林同學在普通食堂里吃飯，沒有什麼清真食堂清真超市。

推薦一下本書，右翼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者可觀之！

America Alone：歐洲穆斯林化與西方的衰落

伊斯蘭教要求，生活在穆斯林國家的非穆斯林，必須繳一種稱為jizya 的稅。這種稅解釋了第一為什麼伊斯蘭國家發展不行，因為其國內有創新，有生產力的那一部分人稅務負擔太重；第二為什麼伊斯蘭國家能夠容忍其國內有人不是穆斯林，因為他們是資金來源。基督教是先得到教徒，再得到其土地；伊斯蘭教是先征服土地，再通過這種稅收來讓土地上的人皈依伊斯蘭教。這種稅是一種變相的福利制度，也說明了為什麼有些伊斯蘭國家混得不錯，比如說馬來西亞，因為其經濟主要靠的是華人。
這種模型的長期結果必然是非穆斯林越來越少，而穆斯林國家經濟必然崩潰。在巴爾幹地區就是這樣，基督徒受不了jizya稅乾脆走人了。如果一個國家變得全都是穆斯林，這個國家就必須擴張，來尋找新的 jizya 稅源。
作者認為，然而現在美國歐洲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政權的資助也可以稱得上是jizya稅，更不必說買中東石油了。

The Fainthearted Hyperpower
儘管現在英國人自己也不認可，可是當年英國在全球殖民的時候，他的殖民統治給世界"留下"了很多正面的東西：英國的語言，法律，政治，商業和文化模式。現在世界上的經濟強國很多都是英國的前殖民地。美國已經接替了英國的位置，但是美國能給世界留下什麼呢？作者認為美國應該向世界傳播"自由"。
可是從美國剛剛入侵伊拉克開始，民主党參議員們就開始討論"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了。退出策略，等同於缺乏意志。實際上只有兩種"退出策略"，勝利或者失敗，而後者更容易。作者認為打完就走是錯誤的想法，正確態度應該學當年英國，要長期佔領。
-美國一個世紀以前對墨西哥就是打完就走的策略。這個墨西哥總統不好，打他，打完撤。讓墨西哥人自己再選一個，如果不好再打再撤。結果就是現在3/4的墨西哥人口生活在加州和亞利桑那。2006年非法移民大遊行，口號是"你們美國人為什麼不滾回歐洲去？"現在有這麼多墨西哥非法移民，原因就是美國沒有在墨西哥好好完成"建國"任務。
-英國在印度就不考慮什麼退出策略，結果現在印度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美國堅定盟友。印度現代化全靠英國當年的殖民統治。
美國儘管經濟和軍事都這麼強，然而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在全世界被孤立了。人們吃麥當勞看好萊塢電影，但是不接受電影裡面的美國價值觀。歐洲那些專門追隨美國流行文化的報刊，也是最反美的。而如果誰不喜歡美國流行文化，他更反美。這種現象是不健康的。美國所宣傳的那些"共同價值"，什麼自由人權民主，這些話跟說"How a nice day"一樣對一般人來說都是老生常談沒什麼意義。至於其他問題，比如槍支和宗教，別人跟你更不一致。美國文化流傳越廣，反美就越有意思。
這種局面的原因使美國缺乏意志去把自己的理念，現在美國的是"自我依靠"和"非中心化"（採用聯邦而不是中央政府），和"自由"，去強制傳播給世界。邏輯角度將別人得愛好自由你才好給他自由，比如伊拉克人可能根本就不想要你說的這個自由。但是權力憎恨真空。你不去佔領別人就會去佔領。
然後作者批評美國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實用主義。當年蔣介石失敗之後，美國人問"誰失去了中國"。其實蔣介石一開始就沒有得到中國。美國當時的外交政策是，蔣介石可能是個狗娘養的，但他是"我們的"狗娘養的。蔣介石政權只不過是這種政策的受益者。現在美國扶植沙特政權，扶植穆巴拉克，跟當年扶植蔣介石一樣。只不過現在的問題是他們可能是"我們的"狗娘養的，但他們畢竟是狗娘養的。有一個政權做你的盟友和有一個國家做你的盟友是不一樣的。
美國其實擁有巨大優勢。歐洲人口和經濟都在減少，而美國都在增長。作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何必把力量浪費到那些以歐洲為核心的國際組織上去？現在包括中俄在內，國際社會的意思是讓美國跟伊斯蘭世界單挑。美國盟友只剩下一個以色列。美國這個時候還依靠什麼聯合國啊。
唯一的問題是美國的意志。
第九章 The Important of Being Exceptional: Citizens vs. Dependents
簡要回應了歐洲人對美國人自以為是，槍支泛濫，好武力等等的指責之後，作者這一章集中批評大政府主義，強調小政府的重要性。首先一個有意思的事實是歐洲已經女性化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於德國政府現在要求男人坐著小便。據說如果你掀起馬桶蓋，就會有一個語音提示說站立小便罰款，不想麻煩就坐下（這個太玄了誰去過德國最好證實一下）。站立的權利已經成了男性的最後堡壘。
The Pasteurization Is Prologue
跟美國相比，法國有一點好：你在可以吃到各種不同味道，而且是好味道的乳酪。美國政府禁止一切未經消毒的生乳酪。這本書通篇沒有使用 nannyism這個詞（可參考我的一篇文章《豬年的奶媽主義》），但是多次使用了nanny state（奶媽國家）。美國政治現在正在朝著以禁止乳酪為代表的奶媽國家的方向前進。
民主黨人如此懷念九十年代，可是當時的柯林頓政府對盧安達大屠殺充耳不聞，就知道在國內搞微型政治（micro-politics），這裡一個規定，那裡一個資格認證。所謂"反戰"運動實際上是"我不想知道這場戰爭"運動。民主黨要想辦正事就必須從微型政治的自行車道回到中間的地緣政治現實快車道來。
My War or The Highway
現在就連保守派也開始擁抱大政府。9/11之後不久切尼發表了一番最愚蠢的談話："9/11以後的最大變化是人民更加相信政府，重視政府，對政府有期望。"而事實是正好相反：9/11當時真正起作用的恰恰是地方政府（紐約），是小政府，核心政府-那些消防隊員，警察，救援人員。他們代表的是非中央的，聯邦制的國家觀點。而徹底失敗的是聯邦政府機構：FBI,CIA,INS,FAA等等：
-如果一個阿爾及利亞恐怖分子在一個美國邊境口岸被拒絕入境，他可以開幾英里從另一個口岸嘗試。各個邊境站的計算機居然不是聯網的。還不如亞馬遜網上書店，記得你兩年以前買過什麼書。
-9/11，FAA居然無法就是否緊急起飛進行攔截無法做出決定
9/11事件中美國政府搞錯了的事情主要有兩種原因：1，政府機構沒有強制執行其規則，比如恐怖分子的簽證；2，這些規則過時了，比如被劫持四架飛機中的三架，使用的仍然是FAA1970年代的劫機手冊。估計下一次恐怖襲擊的時候美國機構可能還在使用9/11之前的條例呢。官僚主義很嚴重，儘管是越擴充越大，90%的政府機構不行。
只有第四架飛機，93號航班，沒有執行那些70年代的劫機準則。這是當天唯一的好消息。乘客們發現政府已經不好使了，決心自己解決問題。前三架飛機就好像空中的歐盟一樣，是個典型的奶媽國家形態：禁止吸煙，100%槍支控制，什麼都聽機組成員安排，空姐服務態度不好，沒關係，你態度不好，你下飛機就被捕。事情結果是"規矩教派"失敗了，是那些依靠自我的美國人救了上千人的命。
9/11之後六個月，參與劫機的兩名恐怖分子所在的佛羅里達飛行學校居然還收到INS寄給他們的關於學生簽證被批准的信件。結果主管官員只是得到平級調動的處分。

英國有一個關於宗教的"仇恨罪"（hate crime）法律，根據該法公民不敢批評伊斯蘭教。這些都是奶媽國家的癥狀。
Cradle to Grave
怎樣才能提高西方國家的出生率呢？作者認為出生率低的第一個原因是墮胎（難道不是避孕么？可能右派必須就得這麼說吧，反正不是什麼精子數減少之類的原因）。墮胎是個人決定，而這種個人決定的依據是現代社會不需要那麼多孩子做家庭勞力了，必須尋找適合現代社會的方法來鼓勵生育。
社會民主國家的福利制度顯然不是提高生育率的辦法。歐盟因為低生育率和高福利必須吸引外來移民，而吸引來的移民主要來自北非和中東。結果北歐（斯堪的納維亞）統計表明享受福利的40%是移民。這種福利制度的問題就是人不再需要自己的子女來幫自己養老，一切都是國家管。這種情況下就是國家刺激生育也沒人想生孩子。然後作者提出了一些比較激進的方法：
-一個是多生減稅。比如如果你有4個dependents,你的taxable income除以4.
-住房其實是個重大因素，孩子多得有大房子。作者認為這方面的確歐洲，包括加拿大（居住比較集中）沒有美國這個條件。
-作者認為現代教育時間太長。大學上四年太久。導致現代人身體早熟，思想晚熟。最好提供一個好的高中教育，然後早畢業早工作，最好20來歲生兩三個孩子。
只有小政府才能培養能依靠自我，個人創新的公民，奶媽國家沒前途。
第十章 The Falling Camel: Last Legs
這是本書的最後一章，作者首先批評現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的所謂"多元文化主義"，然後提出了對付伊斯蘭教的一套方案。這個標題的意思是來源於一句阿拉伯諺語：A falling camel attracts many knives，一匹正在倒下的駱駝會吸引好多把刀。翻譯成中文，如果你自己不自立，結果就是牆倒眾人推。
英國殖民印度的時候，印度人有個叫做suttee的習俗，意思是如果一個女人的丈夫死了，他們會把這個女人在其丈夫的火葬葬禮中燒死殉葬（我記得環遊地球八十天裡面好像有這個描寫）。英國人怎麼對待這個"文化"的呢？英國人對印度人說，你們有燒寡婦的習俗，可以。但我們也有個習俗：誰燒寡婦我們就絞死誰。你們按你們習俗辦，我們按我們的辦。
現在印度沒人燒寡婦了。沒有主見的文化多元主義是愚蠢的。你尊重所有文化，尊重所有習俗，你怎麼不去非洲啊。文化多元主義是西方精英們發明的東西，讚美所有文化，等於實際上否定自己的文化。丹麥卡通事件之後，歐洲開始討論所謂"媒體規範"，要求媒體在報道穆斯林相關事務的時候要"小心"，要"自我控制我們的言論自由"。結果怎麼樣？穆斯林得寸進尺。伊斯蘭發現駱駝正在倒下，根本不可能阻止他們往上捅刀。
伊斯蘭跟西方的戰爭將不會是一場戲劇性的熱戰，而是以逐漸的，不易察覺的方式佔領歐洲。使用自殺炸彈的恐怖分子甚至不是孤立的，他們周圍有忙著給敵人在監獄裡享受人權的美國；有把殺人犯美化成"軍隊"，"活動分子"和"起義者"的媒體，以及一個被移民癱瘓了的歐洲。看來正確的問題不是什麼"為什麼他們恨我們"，而應該是"為什麼他們看不起我們"。
極端分子甚至放話說早晚要用民主手段在唐寧街10號懸掛伊斯蘭旗幟。- 其實現在英國已經不知道該掛什麼旗了。2005年英國監獄已經禁止懸掛英國國旗，國旗可能會令穆斯林聯想到十字軍。駕照與車輛註冊局，以及Heathrow機場，也都禁止懸掛國旗。恐怖分子如果只是爆炸建築物和交通設施的話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讓你一點一點感覺不舒服，然後慢慢妥協。
美國國內其實也面臨移民問題，主要是西裔（大多來自墨西哥）越來越多。他們不是穆斯林，但在文化多元主義的社會氣氛下不知道美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同化這些移民。
9/11之後歐美各國政要首先想到的是去訪問清真寺，意圖向世人表明不是與整個伊斯蘭為敵。這在歷史上是非常怪異的舉動：你很難想像珍珠港之後首先應該吃壽司看蝴蝶夫人。這裡的要點是"少數民族權利教條"，那些屬於所謂"受害者"群體的人不管做什都會被原諒。美國把這場衝突叫做"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本身就是不敢於指出敵人的名字。西方社會主流文化一方面不敢得罪穆斯林，一方面又從不顧忌諷刺指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這正如那個冷戰笑話：美國人說我們美國每個人都可以隨便批評總統，蘇聯人說我們也一樣，在我們蘇聯也是每個人都可以隨便批評美國總統。
叛亂者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為其目標社會缺少自信。愛爾蘭共和軍（IRA）正確地計算出英國完全有能力把他們徹底摧毀，但英國沒有這個意志。所以他們知道自己雖然在軍事上贏不了，但是也輸不了。現在伊斯蘭主義者也是這麼計算的，唯一的區別就是他們更加本地化。
其實伊斯蘭的自信也是自相矛盾的。紐西蘭的伊斯蘭婦女非得在開車的時候也戴面罩，警方認為這影響視線，而且有可能被用在搶銀行之後的偽裝，但是沒人敢反對。最後一個警察說，你們宗教傳統要是這麼強，那你們乾脆不開車不就行了么？然而伊斯蘭就是要同時擁有17世紀的社會形態和21世紀的便利。不過等到歐洲徹底穆斯林化這些先進東西可能就沒有了，正如伊斯蘭當年從鼎盛時期必然衰落一樣。
現實是越來越多的國家伊斯蘭化：巴基斯坦1977年實施了伊斯蘭法律，伊朗1979，蘇丹1984。奈及利亞本來是英國法，現在也一半是伊斯蘭法。
那些生活在西方世界的穆斯林能被西方國家同化么？不能。因為"文化多元性主義"導致西方國家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怎麼同化別人？民主，移民，文化多元性主義，這三個東西你只能選擇兩個。文化多元性主義是建立在謊言只上：假定所有文化都是同等正確。然而不管用什麼標準衡量現實都絕非如此。鼓吹多元文化，看誰都好，自己感覺也好，其實是一種社會斯德哥爾摩癥狀（被綁架者愛上綁匪）-本質是急於接受任何外來的東西，沒主見。
面對伊斯蘭到底應該怎麼辦？向伊斯蘭投降，徹底消滅伊斯蘭，還是改革伊斯蘭？作者認為唯一具有可行性的就是改革伊斯蘭。但只有穆斯林才能真正改革伊斯蘭教，外人所能做的只能是提供讓它改革的條件：
1-支持婦女的真正權利，而不是那些女權主義者的東西。婦女權利是伊斯蘭的最大軟肋。
2-阻止瓦哈比主義和伊朗等意識形態的傳播。
3-在伊斯蘭世界支持政治和經濟自由。哪怕選出來的是政府不好也比獨裁好：敘利亞，埃及。
4-通過國際社會制裁那些迫害本國非穆斯林者的伊斯蘭國家。
5-掐斷沙特和伊朗在海外建立清真寺和思想團體的資金。
6-推廣美國意識形態。
7-邊緣化聯合國，北約和國際原子能機構之類的過時組織。
8-發展新能源，減少石油依賴。
9-終結伊朗政權。
10-有機會就軍事打擊。
對與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來說，歐洲已經給出了一個教訓。社會民主主義，文化多元性這些東西，實際上是社會自殺。

包剛升：極端主義的興起與西方世界的挑戰 | 文化縱橫

全球化帶來了重大的裨益，但也導致嚴重的問題。從消極方面說，全球化的深化不僅導致了西方社會內部貧富差距的擴大，同時引發了文明衝突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層次上的強化。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由西方世界主導和設計的這套全球化規則與體制，能否有效吸納或包容全球化帶來的政治壓力？進一步說，當全球化的規則與體制無法吸納或包容全球化導致的可能紊亂或潛在衝突時，這種全球化是否會暫時受挫或走向收縮呢？
▍政治極端主義的興起？
唐納德· 特朗普（Danold Trump）自2015年6月宣布以共和黨人身份參選美國總統以來，就憑藉成功者的形象和鮮明高調的政治風格贏得大量選民的支持。但特朗普的言論常常讓反對者感到不安：他公開說墨西哥非法移民「帶來了毒品」、是「罪犯」和「強姦犯」，聲稱要在美墨邊界修築隔離牆；他毫不掩飾對穆斯林的不友好，主張對美國穆斯林人口建立專門的登記系統，同時限制外國穆斯林入境；他還抨擊自由貿易，主張修改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認為中美貿易的巨額赤字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盜竊」；他並不理會民主問題上的「政治正確」，在電視節目中公開說獨裁者薩達姆· 海珊和穆阿邁爾· 卡達菲繼續掌權比較好，因為他認為伊拉克和利比亞現在的局勢更糟；面對反對者的抵制運動，他在演講中甚至鼓勵支持者應該對反對他的人「揮上一拳」。在很多美國媒體看來，特朗普是「民粹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孤立主義的」、「威權風格的」以及「自相矛盾的」。
起初，很多共和黨精英誤以為特朗普只是一位常見的攪局者。但出人意料的是，特朗普開動選舉機器之後，竟然一路高歌猛進、攻城略地。截至2016年4月26日，在共和黨已產生初選結果的42個州中，特朗普贏得27個州，第二名特德· 克魯茲（Ted Cruz）僅贏得11個州。如今，隨著其他候選人的紛紛退選，特朗普贏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已成定局。然而，2016年5月7日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卻以《特朗普的勝利：美國的悲劇》為題，對此做了封面報道。《經濟學人》的政治立場傾向於保守主義，一度是共和黨總統里根的鐵杆支持者，如今卻大張旗鼓地反對特朗普，這樣的做法顯然非同尋常。與共和黨傳統意義上的中右立場相比，特朗普無疑在右翼道路上走得更遠。有人擔心，「特朗普現象」意味著政治極端主義已經在美國政治的中心地帶崛起。這一現象的背後，是白人與少數族裔之間、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開放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之間政治分裂（political cleavage）程度的提高。
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不僅有共和黨的「特朗普現象」，而且還有民主黨的「桑德斯現象」。伯尼· 桑德斯（Bernie Sanders）曾長期以獨立人士身份當選美國國會議員，2015年宣布以民主黨身份參選美國總統。與其他美國政治家不同，桑德斯曾經說：「我是一名社會主義者（socialist），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這位出生寒微的猶太裔政治家，年幼時曾生活在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個狹小公寓里，所以他說自己從小就有「階級意識」的萌芽。桑德斯的一個競選主張是要將每小時7.25美元的最低工資大幅提高至15美元。這在很多經濟學家和工商階層看來無異於飲鴆止渴。他主張向美國富人征更多稅，號稱要把美國從億萬富翁的手中奪回來。他也是自由貿易的反對者，認為自由貿易協定「對美國工人來說就是一場災難」。20世紀初，德國經濟學家維爾納· 桑巴特曾試圖解釋「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但如今，美國民主黨竟然出現了一位頗受歡迎的、自稱「社會主義者」的總統候選人！
儘管桑德斯面對希拉里· 柯林頓毫無優勢，但他在民主黨初選中算得上表現不凡。截至2016年4月26日，在民主黨已產生初選結果的43個州中，希拉里贏得25個州，而桑德斯贏得了18個州，僅落後7個州。儘管桑德斯幾乎沒有機會贏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但上述數據顯示，他在民主黨選民中的支持度並不低。如果「特朗普現象」意味著右翼激進主義的興起，那麼「桑德斯現象」則反映出左翼激進主義的興起。從今年的總統預選看，美國左右政治光譜的距離明顯拉寬了，這意味著美國社會政治裂痕的加深。

從今年的總統預選看，美國左右政治光譜的距離明顯拉寬了，這意味著美國社會政治裂痕的加深。
無獨有偶，歐洲政治生活中早已出現政治極端主義的徵兆。2014年5月第八屆歐洲議會選舉結果顯示，歐洲議會的三大主流政黨——代表中右的歐洲人民黨團（Group of the European People"s Party）、代表中左的歐洲社會黨團（Group of the Progressive Alliance of Socialists Democrats）和自由民主聯盟（Alliance of Liberals and Democrats for Europe）共獲得479個議席，比例為63.8%，跟5年前相比下降了8.6%。與此同時，極左和極右政黨在很多國家都實現了議席數量的突破。在法國，極右政黨法國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一舉拿下24席，而該黨被德國財政部長沃爾夫岡· 索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稱為「法西斯主義者」。主張退出歐盟及採取嚴厲移民限制政策的英國政黨——獨立黨（Independence Party）成功拿下24席。在德國，新興右翼政黨新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的席位數量取得突破，贏得7席。2016年4月，該黨還通過新的政黨宣言，把反對德國和歐洲的穆斯林化作為未來的主要政綱。在希臘，具有新納粹主義風格的激進民族主義政黨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 Party）獲得3席，新興的極左派——左翼激進聯盟黨（The Syriza Party）贏得6席，該黨還在2015年希臘國內大選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最新的一則消息是，在2016年4月24日奧地利首輪總統大選中，極右翼政黨自由黨（Austrian Freedom Party）的總統候選人諾伯特· 霍費爾（Norbert Hofer）名列第一，因為該黨「嚴格限制移民」的政綱大受歡迎。中間派政治力量的相對下滑和極左、極右政黨的崛起，已經成為歐洲政壇的一種新特徵。
2014年歐洲議會大選至今，歐洲國家飽受恐怖主義襲擊和難民危機的雙重困擾。從2015年1月巴黎《查理周刊》事件、11月巴黎暴力恐怖事件，到2015年秋天至今的難民危機，再到2016年3月布魯塞爾連環襲擊事件，歐洲人的生活時常為不安甚至恐懼所籠罩。儘管恐怖襲擊與難民危機的成因不同，但它們都與中東北非地區的穆斯林世界有關。因此，這種局勢愈艱難，歐洲內部反移民、反難民、反穆斯林的聲音就愈高漲，以至於「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已經開始在歐洲蔓延。

歐洲內部反移民、反難民、反穆斯林的聲音愈加高漲，「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已經開始在歐洲蔓延。
早在2011年7月，挪威就發生過國內極端保守力量發動的於特島大屠殺事件，作案者是32歲的挪威人安德斯· 貝林· 布雷維克。布雷維克在一份宣言中嚴厲抨擊政府的移民政策，怒斥歐洲的「多元文化主義者」與「推動伊斯蘭化人士」，聲稱他們應該為這種「背叛行為」付出代價。這是歐洲首宗由極右派保守人士發動的大規模恐怖襲擊事件。於特島慘案固然只是個案，但民意調查顯示，在很多歐洲國家中，排斥穆斯林的情緒正在升溫。不少歐洲人認為，穆斯林的信仰與歐洲文明格格不入，而歐洲一些地方的伊斯蘭化讓他們深感恐懼。有研究證明，歐洲和美國的普通公眾的確存在著所謂的「反穆斯林偏見」（anti-Muslim prejudice）。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的調查顯示，在西班牙、德國、法國等地，有超過一半的非穆斯林公民認為，伊斯蘭教對他們自己的國家構成了威脅。而針對歐洲穆斯林公民的調查則顯示，一定比例的穆斯林人口有敵視西方文明的傾向。比如，在英國，絕大多數穆斯林人口認為西方人是「自私、傲慢、貪婪和不道德的」，一半左右的穆斯林人口認為西方人是「暴力的」。這兩種現象互相強化，更加劇了歐洲內部「西方人」和穆斯林之間潛在的緊張關係。
▍全球化與西方社會內部的鴻溝
這些現象是否意味著政治極端主義已經在西方社會興起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見仁見智，其涉及如何界定和衡量政治極端主義。但是，從「特朗普現象」到「桑德斯現象」，從歐洲極左、極右政黨的興起到「伊斯蘭恐懼症」的蔓延，確實意味著西方社會內部鴻溝的加深。筆者認為，這種社會鴻溝的加深主要有四大因素——國內層次上主要是經濟不平等的加劇和人口族群--宗教結構的多樣性；國際層次上主要是蘇聯解體導致的外部壓力消失，以及國際體系中文明衝突的興起。
經濟不平等從來都是造成社會分歧的重要因素。當經濟不平等程度很高時，極端主義或激進主義更易於興起。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不平等經歷了一個先降低、後提高的過程，轉折點是在20世紀70、80年代。基於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有學者指出：「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多數OECD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提高了。」20世紀80年代，前10%最高收入者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10%收入者的7倍左右，這一數據在2010年上升至9.5倍。若以基尼係數衡量，這一時期OECD國家的基尼係數上升了10%左右。1985?2013年間，22個最發達OECD國家中有17個國家的基尼係數上升了，4個國家幾乎沒有變化，只有1個國家出現了下降。
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的貧富分化似乎更為顯著。OECD網站的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美國收入基尼係數已經高達0.39，在OECD國家中排名僅次於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高於所有歐盟成員國。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數據則認為，2013年美國的基尼係數已經上升至0.41。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報道，2013年美國最富有1%人口所賺的收入大約是所有美國人稅前收入的20%；20世紀50?80年代，這一數據大約是10%。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2011年的一項調查顯示：1979?2007年間美國前1%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了275%，而占人口60%的中產階級的收入僅增長了40%。這說明高收入群體從美國過去數十年的經濟增長中受益較多，而普通中產階級受益較少。
正是由於西方國家貧富分化的加劇，不平等現象再次成為國際學界的熱門議題，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 皮凱蒂（Thomas Piketty）《21世紀資本論》的出版恰逢其時。他認為，只要資本收益率高於經濟增長率，貧富差距天然就有擴大的趨勢。該書的出版引起很大轟動。美國經濟學家保羅· 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多次撰文力挺，但另外兩位經濟學家勞倫斯· 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達龍· 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則認為，資本收益率高於經濟增長率未必會導致經濟不平等的加劇，而且皮凱蒂的經濟數據存在不少差錯。其實，關於經濟不平等的研究和論戰由來已久。傳統上，學術界認為影響經濟不平等的原因主要包括資本因素、技能高低、教育差異、性別或族群因素、健康因素、經濟增長階段、個人運氣等，而累進所得稅、轉移支付和社會福利、普及教育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一國的經濟不平等程度。這些理論與政策各有所長，但其中大部分理論無法解釋，為什麼西方社會的貧富差距在最近三四十年顯著地擴大了？

西方社會的貧富差距在最近三四十年顯著地擴大了。
筆者更贊同全球化是導致西方發達國家最近三四十年不平等程度加劇的主因。近些年，這方面的研究也越來越多。在國際經濟理論模型中，一國經濟要素可以分為資本和勞動力。與勞動力要素相比，資本要素更富於流動性。隨著全球化的深化，發達國家的資本要素傾向於在全世界尋找投資機會，並將生產的商品在全世界進行銷售。資本的本性，就是要尋求更低的成本、更大的市場和更高的利潤。相對來說，發達國家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性就比較低。這樣，掌握和管理資本的投資者、管理階層傾向於與全球範圍內成本更低的勞動力要素相結合，從而構成了對國內勞動力的大規模替代。結果是，投資者與管理階層通過資本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優化配置獲得了更高收益，普通工薪階層卻因為勞動力要素的全球替代而相對受損。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從1988年到2014年，全球出口商品貿易總額已經從7852.4億美元增長至158624.2億美元，提高了整整20倍。根據OECD的數據，全球對外直接投資（FDI）總額在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已高達21824.1億美元。正是全球化對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截然不同的經濟效應，驅動了西方發達國家新一輪的貧富分化。
國內層次的另一主要因素，是過去數十年間歐美社會人口族群--宗教結構的重大變化。新增移民加上不同族群出生率的差異，使得美國和歐洲都出現了白人族裔人口比例下降、少數族裔人口比例上升的現象。這裡的少數族裔人口不僅包括黑人、拉美裔和亞裔，還包括快速膨脹的穆斯林人口。從經驗上說，美國和歐洲是以基督教為主導宗教的社會，往往難以有效同化或吸納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人口。即便在取得美國或歐洲國家的國籍之後，部分穆斯林人口仍然難以建立起基於公民身份的政治認同，他們往往把宗教認同置於國家認同之上。這使得歐美社會對日益增長的穆斯林人口產生了很深的群體焦慮。
美國曆來是一個移民國家，被視為各種移民的「大熔爐」。但過去相當長時間裡，美國人口的絕大部分都是歐洲白人的後裔，而這種人口結構正在發生改變。美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1950年美國的白人比例為88.6%，但此後白人比例開始穩步降低，2000年降至75.1%。位於華盛頓的智庫皮尤（Pew）研究中心公布的預測數據顯示，到2050年，歐洲白人族裔（不包括拉丁裔）人口比重將降至47%。屆時的美國在人口構成上將成為一個由不同的少數族裔佔據支配地位的國家，這將會是一個族群、宗教和文化意義上的「新美國」！
那麼，這種人口結構的轉變對美國意味著什麼呢？美國能否適應這種人口結構的巨大轉變呢？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 亨廷頓曾專門著書討論美國的族群結構與身份認同問題，而他的立場也經歷了重大轉變。在1981年出版的《失衡的承諾》中，亨廷頓認為支撐美國的是一整套「美國信念」，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個人主義、憲政等核心價值觀。所以，美利堅是一個「政治的民族」，其國民的國家認同是基於這套歷久彌新的美國政治信念。儘管亨廷頓討論了黑人遭受的不公以及新移民帶來的壓力，但當時的他並不認為這會導致什麼嚴重問題。然而，到2004年出版《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時，亨廷頓的立場已發生轉變。他認為，美國國民身份與國家特性的核心是「盎格魯--新教文化」，這使美國有別於歐洲或其他國家與文明。由於國內社會的族群分化和國際體系中的文明衝突，亨廷頓更強調國家認同的重要性，認為美國正處於何去何從的重要關頭。如果不大力捍衛和發揚「盎格魯--新教文化」的國家特性，美國就有分化和衰落的危險。在亨廷頓看來，具有不同族群、宗教、文化和語言背景的少數族裔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將是未來美國無可迴避的政治挑戰。
與美國相比，歐洲人口的穆斯林化趨勢更為明顯。二戰以後，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穆斯林移民不斷湧入歐洲。與此同時，歐洲穆斯林的人口生育率要比歐洲平均的人口生育率高出很多。從1990?2010年，穆斯林占歐洲人口的比重由4%迅速增至6%。這意味著，現在歐洲平均每16個人就有一個穆斯林。按照目前的趨勢預測，2030年這一人口比例就會提高至8%。以英國為例，二戰結束時，該國穆斯林人口非常少，但目前已增至近300萬。如今，倫敦甚至還選出了穆斯林市長，這讓英國的基督教保守派很是不滿。德國和法國這兩個歐陸大國目前的穆斯林人口均已超過470萬，分別佔兩國人口5.8%和7.5%。荷蘭、比利時、希臘和奧地利的穆斯林人口也已超過5%。正是在這一背景下，2015年秋大量穆斯林難民的湧入，不僅引發了一場人道主義危機，而且引起了歐洲保守勢力的嚴重恐慌。後者擔心歐洲的穆斯林化會加速到來，今日的歐洲未來將不復存在。

德國和法國這兩個歐陸大國目前的穆斯林人口均已超過470萬，分別佔兩國人口5.8%和7.5%。荷蘭、比利時、希臘和奧地利的穆斯林人口也已超過5%。

從1990?2010年，穆斯林占歐洲人口的比重由4%迅速增至6%。這意味著，現在歐洲平均每16個人就有一個穆斯林。按照目前的趨勢預測，2030年這一人口比例就會提高至8%。
美國和歐洲人口結構的改變會造成深遠的影響。今天西方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特有的一套制度和信念，而這又離不開歐美社會中諸多基本共識。隨著歐美社會人口族群--宗教結構的改變，他們能否維繫過去二三百年里支撐西方文明的這套制度與信念呢？另外，隨著人口族群--宗教多樣性的提高和亞文化多元主義的興起，歐美社會內部是否會出現實質性的族群--宗教衝突呢？ 20世紀以來，亞洲、非洲和東歐的很多國家都因嚴重的族群--宗教衝突而陷於動蕩不安。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歐美社會能避免這樣的悲劇嗎？這對西方世界來說又是一個新的挑戰。
除了國內因素以外，國際因素也同樣重要。畢竟，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是互動的。國際政治中的合作與衝突，以及國際體系的特質，都會影響一國國內政治的趨勢。對歐美國家來說，最近30年的重要變化是蘇東劇變與冷戰體系的終結。二戰後，由於蘇聯的存在和東西方陣營的對峙，西方國家一直處在強大的外部政治壓力之下。這使得西方國家更有可能維繫社會內部的政治團結。亨廷頓也這樣說：「歷史經驗和社會學分析表明，國無外敵，其社會團結往往容易削弱，很可能孕育分裂因素。」此外，冷戰體系還是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這種對立的一個後果是，在歐美國家內部，極左的或「社會主義」的政治力量容易被貼上「政治不正確」的標籤。所以，在冷戰時期，歐美社會內部的左派主要是溫和左派，而極左派的政治空間非常有限。
但1991年蘇聯解體卻給西方世界帶來了兩個始料未及的後果：一是巨大的外部政治壓力消失後，歐美國家國內政治生活中潛在的社會分裂或政治衝突更容易浮出水面；二是西方國家內部左派力量（包括激進左派力量）更有可能重新崛起，激進左派「政治不正確」的帽子因蘇聯解體而被「摘掉」了。這恐怕是「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 福山所沒有預見到的。尤其是，隨著西方社會內部貧富分化的加劇，左右對立會更嚴重，一種新的階級政治有可能在西方社會重新興起。金融危機之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階級政治再次勃興的徵兆。
國際體系中的另一個變化是文明衝突成為重要的新現象。早在1993年，亨廷頓就認為，冷戰終結之後，國際體系中的主要衝突將會是文明的衝突，而宗教是界定不同文明的主要因素。他認為，今日世界的主要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或許還有非洲文明。亨廷頓的觀點，在國際學界和中國國內引發了激烈的論戰。正當學術界和媒體為此爭論不休時，印證文明衝突論的重大事件突然登場。2001年，基地組織策劃實施的「9· 11事件」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驗證了亨廷頓的先見之明。
21世紀以來，國際體系中最具對抗性的文明衝突，主要發生在以歐美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和以中東北非為中心的伊斯蘭世界之間。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不僅宗教信仰和基本教義不同、處理政教關係的原則不同，而且還有著非常複雜的歷史恩怨。歷史上，伊斯蘭文明非常輝煌，曾入侵西班牙與法國，但1500年以後基督教文明逐漸崛起並開始主宰世界。考慮到它們的空間距離非常接近，兩者更容易在地緣政治上產生緊張關係。從18世紀到今天，一方面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宰了世界，並建立了全球性的國際體系和遊戲規則；另一方面是伊斯蘭文明整體上處於守勢，他們尋求的是與西方世界不同的價值觀和宗教政治模式。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仇視西方世界的伊斯蘭教極端分子開始把恐怖主義襲擊作為主要的鬥爭手段。從2001年「9· 11事件」到最近的巴黎、布魯塞爾恐怖襲擊，都是這一衝突的產物。這種模式也成了塑造今日西方國家國內政治和世界格局的關鍵因素。
▍西方世界可能的抉擇？
面對這樣的局面，美國與歐洲將擁有一個怎樣的未來？西方世界又可能會做出何種抉擇？這個問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亨廷頓另一部早期著作的書名——《難以抉擇》（No Easy Choice）。通常情況下，只要一個問題長期存在，就說明該問題可能難以解決——因為所有易於解決的問題都已經被解決掉了。今天歐美社會面對的這些問題亦不例外，無論是國內的貧富分化、人口族群--宗教結構的多樣化，還是國際體系中的文明衝突，西方國家似乎並沒有什麼一勞永逸的簡單解決方案。筆者所能分析的，不過是這些現象未來的趨勢和西方世界可能的抉擇。
首先，西方國家會如何應對國內社會的貧富分化呢？20世紀末，美國曾出現一部題為《階級政治的終結？》的著作。作者傑弗里· 埃文斯（Geoffrey Evans）認為，西方國家階級政治業已終結的觀點具有誤導性，階級政治並未衰落，而只是轉換了形式。時至今日，如果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階級政治有可能被激化，部分國家甚至會出現政治衝突的加劇。考慮到全球範圍內貧富差距還很大，以及經濟全球化尚有發展空間，西方社會內部貧富分化的主要驅動力仍然存在。
當然，好消息是目前OECD國家的貧富差距還不算太大，收入基尼係數的均值僅位於0.31~0.32的區間。同時，很多國家都致力於通過調整公共政策來降低經濟不平等程度，比如強化累進所得稅政策、更有效的再分配政策、擴大政府開支等。儘管這些政策措施可以縮小貧富差距，但每一種政策措施都有相應的代價。比如，更多的支出往往意味著更沉重的稅負或更多的政府公債。很多國家同時還面臨著經濟增長乏力、主權債務危機和全球化時代政策競爭的多重壓力，實施這些調整措施的難度也相當大。
總體上說，西方國家面臨著「左右為難」的困境。左派政黨執政，往往更注重平等，旨在更大程度地滿足中下階層的利益訴求，但通常無力克服經濟增長減速的壓力和公共財政的重負。右派政黨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固然著眼於使市場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和提升經濟效率，但常常無力緩解貧富差距的擴大，從而引發中下層階級的嚴重不滿或社會抗爭。目前看來，左派與右派似乎都難以提供有吸引力的政治綱領和政策方案。
其次，歐美國家如何應對人口結構的多樣化和亞文化多元主義的崛起？對西方國家來說，如何在維繫現有的政治制度與基本信念的同時，吸納或包容族群--宗教的多樣化呢？這似乎並不容易。如果現有自由民主政體的吸納或包容能力，無法適應人口族群-宗教結構多樣化的速度，此種體制也可能會面臨「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那麼，他們能否在自由民主政體的基本框架內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呢？這看上去是一個兩難。如果西方國家採取一視同仁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隨著穆斯林人口比重的持續提高——考慮到其宗教信仰對其他宗教並不持友善的寬容立場，這些國家最終可能會陷入宗教與政治關係的困境。但是，如果西方國家對國內穆斯林人口採取一種區別對待的政策——比如特朗普或歐洲極右政黨主張的根據宗教身份來區別對待的政策，這是否又會損傷西方國家的立國原則與基本價值呢？由此可見，自由主義政治原則在面對國內人口族群--宗教結構多樣化——特別是面對那些無法以自由主義政治原則有效同化或吸納的族群--宗教群體時，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可預見的未來，由於白人生育率的普遍降低、少數族裔移民的增加以及少數族裔——特別是穆斯林——更高的生育率，歐美國家的這種政治困境估計還會加重。
面對此種難題，歐美國家有幾種可能的選擇。第一種選擇是同化策略。歷史上，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在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他們基於國家認同和公民身份對絕大部分少數族裔人口進行了有效同化，使他們成功融入了西方主流社會。然而，現在這樣做的難度越來越大。隨著少數族裔人口的增加，他們不再容易被稀釋，而更有可能形成一個個聚居的亞文化社群。此外，穆斯林這樣的少數族裔是很難被西方文明同化的群體。第二種選擇是文化多元主義策略，即尊重不同族群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質，並鼓勵他們和諧共處。這種做法更符合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個人自由的原則，但客觀上會導致一國宗教與文化異質性的大幅提高。如果亞文化多元主義在西方國家內部崛起，是否會引發更多的摩擦與衝突呢？包括穆斯林在內的少數族裔人口的快速增長，是否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西方文明賴以生存的基本信念與價值呢？這種文化多元主義策略也對應著相應的風險。第三種選擇是向基督教保守主義政策轉向，可能的做法包括限制移民或限制特定族群--宗教群體的移民，國內社會更倡導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觀，人為控制少數族裔人口的聚居區，限制異質宗教建築或標識物的公開展示等。這一政策意味著西方主流文明更需要在文化和精神上守衛自己的土地與家園。短期來看，不少西方國家很有可能會選擇保守化的政策，即限制移民和強調西方社會的主流價值。這既是民主政體下主導族群的政治要求，又是西方社會在內部和外部遭遇異質文明挑戰時採取的自我防衛措施。當然，更關鍵的是，長期來看，西方自由民主政體能否發展出一種充分吸納或包容亞文化多元主義的能力，或經由時間的推移，不同文明族裔的人口能否提高互相接納和彼此融合的能力。這一點尚有待時間來檢驗。
再次，西方發達國家如何應對全球化和國際體系帶給自身的挑戰呢？全球化帶來了重大的裨益，但也導致嚴重的問題。從消極方面說，全球化的深化不僅導致了西方社會內部貧富差距的擴大，同時引發了文明衝突在國際和國內兩個層次上的強化。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由西方世界主導和設計的這套全球化規則與體制，能否有效吸納或包容全球化帶來的政治壓力？進一步說，當全球化的規則與體制無法吸納或包容全球化導致的可能紊亂或潛在衝突時，這種全球化是否會暫時受挫或走向收縮呢？今日全球化模式的主要特徵是，資本和商品的全球化速度已大大超越了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全球融合進程。由此，經濟的全球化與政治的全球化兩者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張力。那麼，西方世界能夠用創新的戰略框架來應付這些挑戰嗎？

當全球化的規則與體制無法吸納或包容全球化導致的可能紊亂或潛在衝突時，這種全球化可能會暫時受挫或走向收縮。
必須承認的是，西方國家仍然是目前國際體系的主導者。對西方國家來說，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塑造一種新的全球性規則與體制，使政治的全球融合能與經濟的快速全球化進程相匹配。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人類社會未來的一個時期要麼面臨全球化收縮的風險，要麼會經歷一個更具衝突色彩的動蕩過程。反過來說，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人類從此將步入一個資本、商品的全球化與政治、宗教、文化全球融合進程齊頭並進的新時代。或許，這才是新的人類全球史的開端。

中國比歐洲嚴重多了，一整套嚴格的清真隔離制度都建立起來了，尤其是高校最嚴重，堪比種族隔離制度，中東伊斯蘭國家都不敢這麼公開堂而皇之的迫害非穆斯林

以後可以讓白人過來避難嘛。中國沒有太多聖母，要殺要乾的時候不會扯皮。
我一直覺得如果未來有宗教戰爭，中國很可能是咖啡樂們的避難所。中國也有種族歧視，但實際上也不對，中國人歧視的是好吃懶做不知進取敲骨吸髓的寄生蟲，華人出去混，有這樣的人嗎？沒有。很不幸，穆斯林群體在歐洲的表現就是會被中國人歧視，哪怕阿拉伯人其實也是白人，很多黑叔叔也會被歧視，但很少有中國人會歧視勤勞勇敢的美利堅勞動人民，聰穎智慧縱橫捭闔的猶太人，哪怕和舊日本帝國有血海深仇，講到日本人的工作態度和嚴謹精神，總還是會佩服一番。到時候勤勞勇敢的咖啡樂們匯聚在中國，搞成又一個新大陸，也很好。

不出意外的話 WWIII就是穆斯林與反穆斯林國家的戰爭

不光是歐洲，中國也一樣，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十年內歐亞必定會成為綠綠的樂土，歐羅巴和漢族終將滅絕

對此我比較悲觀，法國的北非穆斯林，德國的土耳其裔，俄羅斯的高加索和獨聯體穆斯林正在改變這幾個歐洲國家，包括以自由聞名於世的荷蘭，安特衛普和阿姆斯特丹到處可以看到穿著黑袍的中東人。我不認為歐洲文化能將他們同化，倒是他們在不斷的同化歐洲人。不過我一直認為物極必反，等這些矛盾逐漸升溫之後，歐洲的極右勢力必然登上政治舞台，到時候不敢保證會不會發生類似1492年的收復運動，將這些穆斯林趕回他們的老家去。可以看看，這幾年英國，荷蘭，俄羅斯，法國的恐怖襲擊，已經讓歐洲人對穆斯林形成了很壞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