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楊小凱先生的學術成就和社會影響?


隨便寫兩句吧,畢竟現在正跟著楊小凱的關門弟子龐春教授做些研究,大概畢業論文也會往這方面走,所以多少有些感悟。

用龐教授的話來說,我現在教給你們的東西都不是真理,老師講的東西和現存的所有理論都不可能是真理,但從這些學習中可以掌握一種思考經濟問題的方法。楊的理論貢獻前面的答主@Sun Shawn 已提到,無須贅述,但我的感覺是,楊所繼承的是科斯的思想,讓經濟學研究回歸現實本源,而不是以越來越複雜的模型建立一座空中樓閣。他從分工理論入手重新定義和形式化了許多過去的經濟學思想,每個模型的背後都有一個很直觀的現實故事,這應該是最重要的。

關於@Sun Shawn 提到的一些問題,簡單談談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準確:
1.交易效率k。k的設置應該是從「冰山交易」里衍生出來的(忘了是不是薩繆爾森),1-k最簡單的理解就是反應市場中全部的交易費用的係數。現實很複雜但模型需要抽象,而且越是簡單的模型解釋里反而越強——k可以代表稅,可以代表運輸過程中的損耗,可以代表賣方的欺騙——而具體到某一個問題時這個k可以被打開(龐春教授在研究中間商的問題時用r+trd來代表k,即這裡的交易效率衡量的是中間商提供的服務便利性)。但無論如何變化,一定需要一個最終的外生量來解釋具體研究的問題,這個思想應該是源自奧地利學派的用外生量解釋變數,變數之間相互解釋其實是沒有意義的——如果對近代數學有了解的話應該知道哥德爾提出的「不完備定理」,一個完備的形式化公理系統中一定有無法證明或證偽的命題,這就是這個系統之外的外生量。

2.分工協調的過程,這個在靜態的新興古典模型中確實沒有提到,因為交易效率的改善和自給自足演進到分工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大部分靜態模型反映的是最終結果,如果用動態模型或許能反映這個過程(不確定,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做這方面的模型)。我們的社會確實沒有這個中央協調機制,至少在西方非社會主義社會中確實沒有,但我們的社會確實從一個原始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發展到了今天高度專業化的社會。模型需要闡述的是分工的力量,它能夠有效促進經濟發展,這就跟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一樣——誰也看不到市場是怎麼調節資源的,它是瞬時的還是緩慢的,但它切實第做到了,而且比政府更有效。

3.分工的演進路徑問題,從理論本身來說是自洽的,而且能夠從歷史中得到驗證,如果未來發現不同的演變路徑,那麼或者是對問題的認識有誤,或者是影響問題的參數有誤,這其實是一個模型設置的問題,關鍵在於是否準確地刻畫所要研究的問題。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每個模型背後都有一個現實的故事——在這裡多說一句的是,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似乎被不少人誤認為它能夠預測未來是什麼樣子,這是錯誤的。經濟學從來都不能預測未來,它只是對過去的總結,讓我們更深刻地了解現實世界是什麼樣,如果有必要,提出符合經濟學原理的政策建議(如斯密在《國富論》中倡導的自由經濟,批判重商主義)。就分工演進路徑而言,新興古典要解決的從來不是「會不會是這樣」,而是「為什麼是這樣」。

楊小凱建立的這套體系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時間,比不上發展了幾個世紀的新古典,也比不上發展了近一個世紀的凱恩斯主義,但經濟學研究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向前推進的。李嘉圖的時代還困在馬爾薩斯的陷阱中,地租利潤工資都無法清晰刻畫,直到邊際革命的興起才解決了這個問題。如果我自己的研究能夠對這套理論做出一點點的貢獻,便已不虛這幾年的博士生涯。

最後引用丁仲禮院士接受柴靜採訪說的話:科學界有主流嗎?主流是通過人多人少來衡量的嗎?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好投身到這套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之中。


2015.5.14 更新
當初看到此題,一時興起寫了個人的第一個答案,萬沒料到會有楊小凱先生的直系學術後輩關注。
雖說都是自己的思考,但畢竟沒有同行評審的嚴謹,水平更是有限,若有不妥冒犯之處,萬望海涵。
———————————————————————————————————————————
這個問題以我的學識很難回答全面、專業,但由於自己的科研方向,楊小凱先生的幾本重要著作的主要章節,和他以及他學生的若干篇論文,我都研讀過,反映他青年思想的《牛鬼蛇神錄》我也拜讀過。我就以一個工科生看經濟學的角度來簡單說幾句他的學術成就,以一個80後近90的青年視角談一下他的思想和社會影響,想到哪說到哪。3,4基本是總結他的學術成果,1,2是談自己的看法,3,4可能有些偏學術了,對於這個問題可以不看。

1. 學術成果:創新點和欠缺之處
創新點請見3.
楊小凱的方法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優化理論的方法,而且是其中的凸優化。只不過因為80 90年代的時候凸優化系列求解方法發展的還不夠成熟,楊小凱才以一個經濟學家的身份研究了下經濟模型中凸優化的求解方法。其重要基礎「文定理」,其實說的就是在凸優化問題的求解中,最優解總在頂點上取得。
我個人的看法,他的學術主要欠缺有以下幾個吧。
第一,交易效率係數k到底是個什麼東西。這個問題,楊小凱基本沒涉及,他只是拿別人的研究結論論證交易係數k存在的合理性。在他的模型中交易效率只是個參數,而沒討論其構成和實際意義,這讓他研究成果的內涵少了很多。
第二,宏觀社會具體怎麼協調分工的。在楊小凱的模型里,分工結構是瞬間協調完成的,好像有一個中央機制,讓某某某去干這件事讓某某去做那件事。但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存在這樣一種機制,這種機制也超過了價格機制所能擔負的。在最簡單的例子中,如果社會是由兩個人組成的,在隨機選擇的情況下,那麼他們的分工會有75%的可能性失敗,那社會就完蛋了。
第三,社會分工的動態演進路徑。如前所說,超邊際分析實質是凸優化求解,所以楊小凱的模型描述的都是最優結構之間的演進路徑。那一個問題就會很容易地被提出來。理論上的最優解演進,就是實際分工演進路線嗎?兩個最優解之間的轉化過程是怎樣的?或者實際中到底能不能轉化過去?如果轉化的過程中交易效率係數又變化了那會引發什麼樣的分工結構演進行為?微觀個體的動態決策行為是怎樣的?這種涉及到「時序」的問題,楊小凱都沒有研究過。

2. 影響力和政治思想
我認為,楊小凱影響力總結一句就是,社會影響比學術影響力大,國內影響力比國外影響力大。
楊小凱在世的時候,集合了一批人在莫納什大學搞「超邊際分析」,還是有一定學術影響力的,但自打他過世以後,我理解,「超邊際分析」就沒什麼新的進展了。其實在他的學術生命後期,就基本是在「超邊際分析」上打轉轉了,蠻可惜的。因為他真正的學術閃光點,是所謂的「新興古典主義經濟學」對分工促進經濟發展的關注點,具體採用什麼方法有什麼關係呢?何必非要採用自己的這套數學方法呢?我想他的初衷是提出一套方法將傳統經濟學的重要命題和結論納入其中,開一家之言,建立一個經濟學流派,以便讓自己的思想能夠為主流經濟學界所認可,甚至取而代之。目標不可謂不遠大,但在目前發展到現在的學術界,這太難了,基本不可能達到。而且為此他廣泛涉及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多而不專,很難在一個點上有所深入。
我曾經問過楊小凱重要合作夥伴黃有光先生關於「超邊際分析」和「交易效率係數k」研究進展的問題(當然是在公開講座上)。黃大意說我們是研究分工問題,但並不是只採用楊小凱的超邊際分析,邊際分析的方法我們也用,而且也說道當初他對「超邊際分析」的提法並不十分認同。具體方法的變化是很快的,關鍵的思想卻是歷久彌新。楊小凱的「超邊際」,既是創新,恐怕也是對他自己的束縛。
在政治上,按照國內的定義,楊小凱應該是極右。黃有光曾經說過,經濟學家大體是右派,我自己在所有經濟學家中屬於左派,而楊小凱即使在經濟學家中,也是右的。正因為如此,我黨和國內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對楊小凱都不太待見,甚至當他過世的時候,國內有人說他們「樹倒猢猻散」。其實他的這個思想跟他個人的經歷是分不開的,從醉心造反革命的青少年,到十年鐵窗的青年,再到個人奮鬥留學國外的中年,他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在他的所有主張里,經濟學中有一部分很有洞見和富有啟發意義,例如他和林毅夫關於「後發劣勢」還是「後發優勢」的論戰,還有關於產權制度的有關論述,但他的政治主張,包括憲政啊民主啊,只能算是個人的看法,作為專家學者來說是外行的。他的政治主張跟他的宗教信仰恐怕很有關係,但那是人家的自由,就不多評論了。

3. 主要學術創新點:"生產者-消費者"的統一。
這一點應該是最廣為人知的。傳統「新古典經濟學」模型的先驗假設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天然分離,即社會中從最開始就存在一部分人是生產者一部分人是消費者,在此基礎上去研究生產、消費、供需、市場、價格等等。但事實是,生產的人要消費,消費者也要從事生產,市場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存在,貨幣也不是從來就有,企業、貿易也是如此。楊小凱將研究視角重新投向了「古典經濟學」的重要命題,就是亞當斯密談到的分工怎麼促進經濟的增長。他的模型中,每一個微觀單位既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他要進行生產與不生產某種商品的決策(超邊際分析的方法,最優解是角點解),和生產某種商品量的決策(邊際分析,最優解是內點解)。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上,楊小凱對很多傳統經濟命題進行了重新的形式化表示,比如勞動分工、國際貿易、企業制度、貨幣制度等。他的研究結論就是,交易效率促進分工水平的增長。在模型中的體現就是,隨著交易效率係數k(這個k的問題既簡單也複雜,楊小凱是將其作為黑箱處理了,做簡單的理解)從0到1的提高,分工從自給自足到部分分工最後到達完全分工。在這一過程中,市場從無到有,貿易聯繫從低水平到一體化,總和生產力隨著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提高(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人均收入也隨之增加。
4. 主要研究工具:「超邊際分析」
這個「超邊際」的「超」啊,就是在「邊際」的上邊,在它的前邊,就是邊際分析的前提條件,就是inframarginal中的in。這個所謂的「超邊際分析」就是落實他的主要學術創新點用的。「邊際分析」是研究既定種類商品的最優生產量的,而「超邊際分析」是先確定當前的社會的最優分工水平(即確定微觀單元的生產貿易商品種類數),在此基礎上再進行最優資源配置(即某種商品的生產貿易量)。
「超邊際分析」的思路是微觀-宏觀-微觀-宏觀,最開始根據「文定理」確定可能的個人生產貿易模式,然後在此基礎上存在哪幾種最優生產貿易結構,然後再研究每一種生產貿易結構下的個體最優資源配置水平,最後是人均效用的參數表達(受限於交易效率係數k)。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當k在參數空間中變化的時候,最優的生產貿易結構就是人均效用水平最大的那個貿易結構,這就是楊小凱所說的「最優分工結構在幾種模式中不連續地跳躍」,就是所謂的角點解。


在學術上,楊小凱是個天才;在人生中,他受盡苦難而愈挫愈強;在內心裡,他炎黃子孫的歸屬始終不變;但在政治上,他又過於熱血和單純。
單純的學者,也許是對他最好的概括。


最近看楊小凱《經濟學原理》,比較推崇。所以自人大經濟論壇搬運的文章。原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文章鏈接:新興古典經濟學之美

以楊小凱教授為主要代表人物而創立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其思想萌芽於中國本土,其體系則形成於美利堅和澳洲大地,而今已成長為一顆枝繁葉茂的理論大樹。近幾年它被介紹到中國大陸,在青年學子中激起了熱烈反響,並得到迅速傳播。諾貝爾獎得主阿羅稱讚,楊小凱「使斯密的勞動分工論與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渾然一體」。這句話點出了楊小凱教授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要領略新興古典經濟學之美,我們必須洞悉其分析框架、分析工具以及研究方法的實質。

新興古典經濟學有一個非常大氣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將現代經濟學的各個流派盡收囊中,從而整合成一個新的經濟學主流學派。同新古典經濟學相比,新興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徵。第一,它揚棄了新古典規模經濟的概念,而用專業化經濟來表徵生產條件。第二,它沒有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而新古典框架則是純消費者和純生產者絕然兩分。第三,在新興古典經濟學中,交易費用對經濟組織的拓撲性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如果初次接觸新興古典經濟學,則恐怕難以理解這種新的分析框架之於經濟學的含義,從而也就難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讓我們從這樣一個問題開始:為什麼要提出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簡單,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經濟學的發展。如果我們空泛地討論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難以令人信服。現在,我們以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 1977)、克魯格曼(Krugman, 1979)以及福濟塔-克魯格曼(Fujita and Krugman, 1995)等人的模型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這些缺陷。

大家公認,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的理論對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的形成起到了開創性的作用。他們的模型改變了過去增長模型中關於規模報酬遞減或總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的假定,使增長理論的解釋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們的推動下,規模經濟在1970年代以後成為國際經濟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儘管如此,他們的理論卻面臨如下困境。第一,他們關於經濟增長等現象「當且僅當」廠商平均規模擴大時才能發生的預見與現實不符。在他們看來,廠商規模之所以擴大,是因為存在無止境的規模經濟,而廠商規模決不可能變小,因為這意味著規模不經濟。但是,OECD國家、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以及中國的經驗證據(參見張永生,2000:《廠商規模無關論:理論與經驗證據》)卻顯示,廠商平均規模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總體呈倒U型變化趨勢。無疑,遞增報酬現象是經濟增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情節,但正如阿倫·楊格在他著名論文(1928)中指出,遞增報酬的實現機制是分工與專業化,規模經濟是對分工與專業化經濟的一個錯誤描述。第二,在他們的模型中,企業只是一個「黑箱」,企業為什麼出現以及企業制度本身的經濟含義則不能被解釋,對現代商業社會中種種有趣的「新發展現象」,如企業規模變小、生產外包、合約出讓、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特許連鎖經營、貼牌(OEM)生產、電子商務等等,則更是無從解釋。他們的框架無法將企業制度內生,如果要內生企業制度,則他們所有的結論都會隨之改變;而如果沒有先天就存在的企業,他們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會發生。第三,交易費用在他們模型中沒有實質性的含義,企業規模擴大等現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經濟學之所以在1970年代後解釋力有了質的提高,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將交易費用引入經濟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麼,能不能在不改變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對這些理論進行修正,從而走出上述困境?瓊斯、達斯格普特等人和國家研究委員會(參見C. Jones,1995a, b, 1996;Dasgupta ,199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的做法或許對我們有一些啟發。他們在發現否定RD等新內生增長模型的經驗證據後,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內進行改進的方案。瓊斯(C. Jones ,1995), 楊(Alwyn 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議了幾種方法來避免RD模型中的第V類(研究與開發投入)規模效應。但是,瓊斯自己也承認,「這種改進後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為它又產生了人口(第I類)規模效應」。而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規模效應,則內生增長就不會再出現。這些經驗研究表明,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並沒有對經濟增長背後的驅動機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Jones, 1995a, pp. 508-509)。新古典增長理論將遞增報酬歸於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來源對它又是一個不解之謎。

如果仔細讀過斯密的《國富論》、楊格1928年發表在The Economic Journal上的「遞增報酬與經濟進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發表的「市場容量限制分工」等經典文獻,我們就能理解為何斯密-楊格定理被稱為經濟學中最重要的一個定理。經濟增長中的遞增報酬並非來源於規模經濟,而是來自於分工和專業化經濟。專業化經濟是一個比規模經濟恰當得多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於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框架上進行改進,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地是,規模經濟的概念由於更接近人們的直觀,而且符合人們力圖改造世界的決心,以致於誤導了很多經濟學家。如果用專業化經濟替代規模經濟,我們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規模經濟概念來產生遞增報酬。

可見,以斯密分工理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思想更能解釋我們周圍的經濟現實。但是,僅有分工理論還不夠,斯密的分工理論中沒有企業理論。如果我們不幸生活在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之中,那如何才能演進到一個以企業制度為特徵的高度分工的現代社會呢?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於是,科斯就出現了。他說,分工不足以產生企業,因為市場的功能就是組織分工;對風險的厭惡也不足以產生企業,因為保險市場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企業制度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節省交易費用。張五常(1983)則進一步指出,企業的出現是因為勞動力交易費用低於產品交易費用的結果。但是,科斯等人的交易費用理論中卻沒有直接的經濟增長含義。而貫通斯密、楊格、科斯和張五常等人理論的,則正是楊小凱等人。他們將分析框架建立在以個人自利決策交互作用的基礎之上,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費用,同時內生出企業制度、經濟增長、遞增報酬、廠商規模等現象,從而徹底克服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上述缺陷。他們的模型將企業制度在分工中內生,在企業理論中直接注入了經濟增長的含義。這樣,一個新的理論通途就開闢出來了。

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對經濟學的貢獻是非常明顯的。同新古典經濟學及其各分支學說的左修右補相比,新興古典經濟學真可謂氣薄雲天。在它看來,經濟學只需要一個框架。在新興古典框架下,當代向新古典經濟學挑戰的新思想,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等,將匯聚成一條洶湧澎湃的主流經濟學大河。

賀學會的文章說,楊小凱教授的貢獻更在於「內生經濟分析」。此話當然一點不錯。但是,這樣說卻不能準確刻畫出新興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之間的本質區別。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埃塞爾、克魯格曼、羅默等人都是對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做出過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其直接標誌就是提高了經濟分析的內生化程度。但是,他們的理論往往處於這樣一種兩難境地:此方面內生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彼方面的預見卻又同現實大相徑庭。他們的理論中,總有一些自相矛盾的東西揮之不去。究其原因,就在於他們沿用的分析框架扼制了其理論的生命空間。當你在新古典框架內左沖右撞總也找不見出口之時,你不妨因循楊小凱指點的途徑前行,你會發現世界頓然變得開闊。無疑,新古典經濟學是博大而精深的,也正是植根於這種博大精深,才有了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天高雲闊。沒有新古典經濟學充足的養分,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新興古典經濟學。

阿羅稱讚楊小凱將斯密的勞動分工論與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渾然一體,在某種程度上,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其實就是一種「斯密-科斯」框架。這個分析框架的內核,正是分工與專業化思想。但是,馬歇爾卻不能用數學模型研究分工問題。因為在二十世紀50年代以前,處理古典分工與專業化概念的數學方法還沒有發明。馬歇爾於是做了一個非常不現實的假定,即社會分為兩類人,一類是不事生產的純消費者;另一類是不做消費決策的純生產者。每個人不能選擇其專業化水平,每個消費者必須從市場上購買一切產品,即分工水平和市場化程度是外生給定的。每個廠商必須在市場上賣出一切產品,廠商的存在也是外生給定的。於是,主流經濟學研究的重心,就從古典的經濟組織問題轉向了給定組織框架下的資源分配問題(參見Yang Ng, 1993)。而斯密、楊格、斯蒂格勒、科斯、張五常、楊小凱等人,則代表一個不同於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方向。他們將分工等經濟組織問題視為經濟學之核心。要將分工與專業化問題形式化,新古典邊際分析不夠用,我們要用到超邊際分析。超邊際分析也並非天外來客。它既同邊際分析有關,又不盡相同。賀學會和趙紅軍的文章談到超邊際分析時,都以為其只包括兩步,即首先對每個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求出其最優解;然後再進行總成本-收益分析,從中找出效用最大的角點解。但是,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如果只有這兩步,那麼在馬歇爾時代就完全可以做到。超邊際分析不只包括這兩步,他們忽略了最為關鍵的第一步,即用文定理排除不可能為最優的角點解。如果沒有這第一步,則根本無從進行超邊際分析。而且,對每個角點解進行的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邊際分析。

假設社會由兩個人組成,每個人必需消費兩種產品,即食物和衣服。每個人在每種產品上有3個變數要選擇:一是自給自足量;二是購買量;三是銷售量。這樣,兩種產品就有6個變數,每個變數可取正或零值。這在數學上是個6變數的2組合問題。因此,在「兩個人兩種產品」的經濟中,可能的角點解和內點解的數量是26=64。其中有63個角點解和1個內點解。用公式表示就是23m-1。其中m是產品數,3表示每種產品有3種可能的決策,1表示有1個內點解。如果有3種產品,那麼可能的角點解數量就達23×3-1,共有511個可能的角點解和1個內點解。如果產品數量再繼續增加,則可能的角點解就會變成一個天文數目。

問題就出來了:如何才能從這63或511個甚至更多可能的角點解中找到最優解?這是不是意味著,如果有2種產品,我們就要逐一計算63個角點解的最大值,然後進行總收益-成本比較?在現實世界中,單個的決策者會根據他面臨的特定限制條件來解決這個非線性規劃問題(正如趙紅軍提到,其實我們每天都在做超邊際決策),但作為經濟學家,關鍵是要將其納入經濟學形式化的分析體系。馬歇爾顯然被這個問題難住了。

這個長期困擾經濟學理論界的難題,被楊小凱成功地解決。1988年,他運用庫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優化的可能解,從而將最優解的範圍大大縮小。假如存在著專業化經濟(意味著專業化生產比自給自足生產效率更高)和交易費用,則一個人的最優決策決不會是同時購買和生產同一種商品,而且最多只賣一種商品,儘管他可以生產幾種商品。簡單地說,我們將這稱為文定理,因為文玫(Wen ,1996)將這一命題推廣到了一般准凹效用函數的情形。文定理意味著,那些可能成為最優決策解的數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點解和內點解少得多。目前,一個更強版本的文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也已被姚順天證明。這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建立了一個非常堅實的理論基礎。

有了文定理,我們就可以將最優解的範圍大大縮小。比如2種產品有64個可能的角點解和內點解的情況,如果用文定理排除,內點解和絕大多數角點解就永遠不會是最優。我們實際上只需考慮基於3種模式的3個角點解。第一種模式是,糧食和衣物兩種產品都自給自足,沒有交易行為發生。第二種模式是,專業生產糧食,用賣糧食的錢購買衣物。第三種模式是,專業生產衣物,用賣衣物的錢購買糧食。也就是說,一個人進行決策時,只會選擇這三種模式中的一種。

實際上,楊小凱教授為簡便起見而在教材中稱第二步為一個「給定角點解的邊際分析」,這可能會給讀者帶來一定程度的誤導,因為第二步涉及到很多邊際分析不適用的角點解。他的本意是,如果你假定一個角點解中所有為零的變數都不在決策問題考慮之列的話,則第二步看起來就象是邊際分析。嚴格地說,邊際分析只能運用到內點解,而不能運用到角點解。但是,如果你假定一個角點解中所有為零的變數都不存在的話,則一個角點解看起來就象是一個內點解。這樣,對角點解的分析看起來就象是邊際分析。比如,自給自足模式角點解的6個變數是:2種產品的自給量為正,而2種產品的購買量和售賣量各自為零(不加考慮)。這看起來就只是求最優自給量的邊際分析。對每個角點解的「邊際分析」之後進行的對不同角點解進行總成本-收益分析並不是一個創新,因為經濟學家在1950年代就已經知道這一點。在新古典經濟學中,角點解是一個例外,而內點解則是一個通例,即使運用了非線性規劃也是如此。但是,在新興古典經濟學中,不僅要用到非線性規劃,而且內點解不可能是最優。角點解是一個通例而不是例外。

賀學會和趙紅軍等人認為超邊際分析的第二步只是單純的邊際分析,原因就在於此。此外,他們之所以認為超邊際分析只包括第二步和第三步,是因為楊小凱教科書的模型中大多數是由「兩個人―兩種商品」組成的經濟,第一步排除不可能為最優角點解的過程並沒有一一重複列出,書中的超邊際分析大都是從第二步開始進行的,很多讀者不會注意到第一步。而恰恰是這第一步,才是超邊際分析中的一個重大技術突破。的確,如果依樣畫瓢對書中的模型進行求解,我們採用兩步法就可以準確無誤地計算出超邊際分析的結果。但是,如果你在一篇獨立的論文中用兩步法進行超邊際分析,審稿人就會這樣問你:為什麼不對每個角點解,而只對少數幾個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兩步法斷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因此,完整的超邊際分析應該包括三個步驟:第一步,利用文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為最優的角點解;第二步,對剩下的每一個組合用「邊際分析」求解,求出每一個局部最優值;第三步,比較各組合之間的局部最大目標函數值,整體最優解就是一般均衡最優解。可見,超邊際分析脫胎於新古典的邊際分析。但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它的威力要遠遠大於邊際分析。哲人說過,天才與常人之間,只不過一紙之隔。在這薄如蟬翼的紙被捅破之前,人們被迫在漫長的黑夜中探索。儘管超邊際分析亦非萬能之器,但你至少可以藉助它的光亮,走出眼前這片黑暗。

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眼中,新古典分析框架固然有不少缺陷,其分析工具固然不足以分析經濟組織問題,但它100多年下來形成的研究方法卻是完美的。這一科學的研究方法,就是所謂四層次研究法。它是西方几百年市場經濟實踐的一個縮影,其魂魄所在,乃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這一科學的研究方法,為新興古典經濟學完整地繼承。

這四個研究層次包括:第一層次是人們做決策前的經濟環境。經濟學家通常用一些數學函數來描述,比如,用效用函數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產函數描述生產條件,用預算約束描述制度環境,或用博奕論中的遊戲規則描述經濟制度。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個體的自利行為。這個層次的分析結果一般稱為決策的比較靜態分析,即環境變化時最優決策會如何作出反應。這種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環境解釋人的自利行為。第三個層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個體的自利行為交互作用產生的結局。這個層次的分析結果一般被稱為均衡的比較靜態分析,即當環境變化時,自利行為交互作用產生的結局會如何變化。這種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環境解釋不同人自利行為交互作用的後果。如果第二、三層次的分析中考慮時間因素,則分別會有動態決策和動態均衡的比較動態分析。第一、二、三層次的分析都被稱為實證分析。在實證分析中,經濟學家不問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及什麼是應該的這類與價值判斷有關的問題,而只問在什麼條件下什麼事會發生這類實證性問題。第四個層次是與價值判斷有關的所謂福利分析(或規範分析)。在這個層次上,經濟學家會提出什麼是對全社會最好的經濟狀況這類涉及價值判斷的問題。通過對自利行為交互作用產生的後果進行福利分析,他們得出這種後果是否對全社會有利的判斷。

如果只是這樣抽象地介紹,你可能還無法體味到這種方法對於一個經濟學家是何等重要。實際上,是否自覺遵循這種研究方法,正是檢驗一個經濟學家的思想是計劃思路還是市場思路的標尺,也是一個經濟學家同一個管理學家或工程學家的區別所在。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活動中各種兩難衝突的學問。它不但研究個別決策人如何權衡各種兩難衝突而作出決策,而且用均衡的概念研究不同個體的決策之間如何交互作用產生某種全社會的兩難折衷。這種發生在市場上的全社會兩難衝突,要比單純個人決策中的兩難衝突複雜得多。

經濟學同管理科學或決策科學之間的差別,正與兩難衝突的這兩個層次有關。管理學研究的對象是個別決策中的兩難衝突,而不是個別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一個國家的經濟績效是無數個體決策之間交互作用的結果,而管理學家往往將一個國家的經濟也當成一項精密工程來計劃地對待。這種思路同蘭格的計算機社會主義異曲同工。如果用管理學家的思維來管理國家經濟,那出台的就多半會是一堆計劃色彩濃厚的做法。但管理學家,尤其是生活在有濃郁計劃傳統的中國的管理學家們,卻不能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回頭想想,80年代在中國曾盛極一時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改革思路,根本就是一個計劃的思路,會將中國的改革引向歧途。

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從來不用計劃的思路來思考問題。他們一定是先研究個人在給定約束條件下的自利決策行為,然後再研究這些個體決策交互作用會產生何種經濟後果。也就是說,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是「由下至上」而不是「由上至下」的。經濟學家的本分不在於改造世界,而更多地在於解釋世界。那種由上至下的中央計劃思考方式,隱含地需要藉助一個神靈的輔佑,但你不是神,你怎麼可以為無數的個體預設目標?所以,經濟績效好壞的關鍵,取決於個體是否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取決於是否有一套嚴格保護私人財產權的法律制度和控制政府權力的憲政規則。

如果你要成為一名出色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四層次研究法就應該深入腦髓,成為你思考問題的自覺方式。這實質上就是要牢固地樹立起經濟學的信仰。經濟學信奉市場這隻「無形之手」。無形之手乃上帝之手,有形之手則來自人造之神。人是不可以造神的。古今多少憾事,不都因人們敬畏人造之神而起?我們要牢記斯密下面這段至理名言,「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 這段話告訴我們,不要輕易相信任何人包括官員們美麗的諾言。每個人必須先救自己,然後才能救別人。只有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每個人為個人利益最大化而公平競爭,才可能創造共同繁榮的利他世界。

關於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實質性區別,楊小凱教授在「再論新興古典經濟學――答黃兆基」一文中已有詳細論述。此文收錄在楊小凱《當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一書中,讀者可進一步地查閱。我要順便提及,茅於軾教授是最早對楊小凱教授經濟學貢獻進行系統介紹的國內學者之一(見「從資源配置到分工理論,從價格到制度――介紹楊小凱的學術成就」一文,載於《誰妨礙了我們致富》)。但在我看來,他對楊小凱學術成就的介紹中,也有一些欠準確的地方。這主要是因為楊小凱教授正致力於構建一個龐大的經濟學體系,要全面準確地理解這個新學派的思想,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去追蹤他的思路。

讀過楊小凱的書,你不得不佩服,他能將一門枯燥無味的經濟學煅造得如此妙趣橫生。讀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教材,就象聽故事大王講身邊的故事。而如果你偏又鍾情於數學符號,則那裡也大有你用武之地。當你在讀了大學、碩士甚至博士之後發現自己對經濟學還是半懂不懂時,你可以去讀讀楊小凱的書。他會將你帶到一種豁然開朗的境界。你會突然發覺,什麼什麼貿易理論、增長理論、企業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產權理論、工業化理論、城市化理論、新政治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等等之間,從此不再有與鄰為壑的邊界。這種在經濟學各個領域之間縱橫自如的感覺,是何等地心曠神怡。學習經濟學就象練習武功,如果不將全身穴道貫通,則武功就總也難臻化境。新興古典經濟學就是這樣一種經濟學,如果你將這門學派的內容盡在掌中,則你對經濟學就會一通百通,達到一種登高望遠的境地。

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從馬歇爾開始,經過100多年的不斷完善,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龐大的體系,其中新的流派層出不窮。一種流派要成為主流經濟學,其觀點要經受時間的洗禮。新興古典經濟學有一個非常開放的體系。在楊小凱的教材中,你不僅可以系統地學習到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內容,也可以系統地學到新古典經濟學。你可以饒有興趣地一頁一頁往下讀,看新興古典經濟學如何同新古典經濟學面對面地交鋒,看最終到底誰將一領風騷,而判定勝負的裁判不是別人,正是心明如鏡的你。這是不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大體框架已經形成,其基礎理論層面的一些技術難題也已為一批傑出的華人經濟學家解決。但是,這個學派畢竟處於初創,還有很多領域可以做出重大成果。你可以批評它、發展它,也可以試著推翻它。無論如何,這都是經濟學的幸事,學術的幸事。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學子們,借著新興古典經濟學這個生機勃勃的舞台,向經濟學的頂峰發起衝擊!你對新興古典經濟學產生懷疑或不滿的地方,也許正是你日後對經濟學做出重大貢獻的出發之地。
讓我們一起,為學術的昌盛祈福吧!


這個題目無法駕馭,但讀楊先生的<牛鬼蛇神錄>真的帶來很大的震撼,正如英文版名稱<captive spirits>所揭示的,一代社會精英的隕滅,給我們民族造成的創傷,實在是難以承受。


我只知道他經濟學成就和他股票投資收益成反比。


《中國向何處去》在當時社會影響很大。


推薦閱讀:

TAG:楊小凱 | 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