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过哪些极其愚蠢的外交政策？
相关问题：哪些外交手段很高明？
来说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朋友，萨达姆。
在讨论外交政策时，常常会有的两种错误：一个是孤立地看待事件，比如看到一次访问就得出两国关系回暖继而如何让地区局势大变；一个是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无限拔高一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比如臭名昭著的“缓冲”概念。
如果说我们这些键盘政治家犯点错误没什么，最多被人喷两句，被打打脸的话，萨达姆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外交政策，犯下了两个天大的错误，就是发动两次战争。可以说是直接葬送了前途一片大好的伊拉克。
1980年，萨达姆看到的是一个无限有利于伊拉克的世界：
阿拉伯世界的旧领袖埃及在戴维营协议后被阿拉伯世界集体抵制，开除阿拉伯国家联盟会员资格.
一代雄主费萨尔国王去世多年，能力平平的哈立德国王年迈体衰。
外部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成为了“邪恶轴心“，麦加大暴乱后“伊斯兰革命”蔓延的恐慌弥漫整个阿拉伯世界，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迫切希望有一个新的领袖阻挡伊朗的革命输出；而伊朗人质危机事件和霍梅尼屠杀伊朗左翼力量让伊朗同时得罪了美苏两国。伊拉克还是苏联的正式盟友。
此时如果萨达姆祭出阿拉伯世界和逊尼派领袖大旗，对外带头封锁伊朗破坏霍梅尼政权根基，在美苏中间维持平衡；对内借助国际机遇平息国内民族问题，发展国力提升影响力。那么不说伊拉克成为中东霸主，至少他的位置无比安稳，也足够接过过去埃及的位置做阿拉伯世界领袖。
这时萨达姆犯了第一个错误：是的，全世界都在向你露出笑容，萨达姆与各主要国家来往频繁，恭维之声不绝于耳——但萨达姆忘了，伊拉克因为与苏联结盟仍然是西方世界眼中的敌人，仍然是沙特、埃及等国的竞争对手，同时也被认为是一个最佳的武器客户。所有这些只是因为有一个”全球公敌“伊朗，他们需要伊拉克来对抗伊朗。
萨达姆飘飘然了，不断地借款扩军，谋求废除与巴列维国王签订的关于阿拉伯河的条约，认为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击败伊朗。他听说全世界都在反对伊朗，有无数形形色色的反对派都盼着他消灭霍梅尼。这是第二个错误，他并不知道伊斯兰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参与人口比例最高的一次革命，霍梅尼在国内有多强的根基，又忘了伊朗是一个领土和人口远胜过伊拉克的国家。伊拉克有很多优势，但却很容易陷入在宗教狂热和人口压制下的泥潭中。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两伊战争变成了一次拉锯战，双方都消耗了巨大的国力。原本前途光明的伊拉克损失惨重，还背上了巨大的债务负担。
但伊拉克到现在为止也只是失去了成为中东领袖的机会。所有国家仍然需要伊拉克抵御一个狂热的伊朗，伊拉克手中的巨大石油储备仍然诱惑着所有域外大国。如果萨达姆此时强调自身抵御伊朗的关键地位，海湾国家为伊拉克免除债务，域外国家参与投资伊拉克能源，伊拉克做一个还算富足的中东国家仍然很有希望。萨达姆在战争中犯下的“安法尔大屠杀”等罪行并没有被追究，各国仍然对伊拉克维持着笑容。
但萨达姆继续犯错：没有人向伊拉克追究什么，伊拉克仍然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国家，萨达姆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如此受欢迎，即使做出点出格的事情也可以被原谅。然而，其他国家可以容忍伊拉克拖欠债务或者对夹缝中的少数民族实施暴行，却不能容忍伊拉克的野心膨胀。萨达姆知道自己是苏联的盟友，知道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有否决权；但萨达姆没考虑到苏联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与西方全力恢复关系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意愿为萨达姆赤裸裸地吞并一个主权国家而行使否决权。
于是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终于把伊拉克带上了绝路。几乎所有国家都明确反对伊拉克的侵略行为，声势浩大的联军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萨达姆引以为傲的军队，海湾战争彻底摧毁了伊拉克的所有希望，萨达姆只能看着北部的库尔德人在美国的保护下实质性独立，两伊战争时的旧账被一笔笔翻出，无论是屠杀罪行还是拖欠债务。全世界都开始封锁伊拉克，伊拉克终于取代了伊朗成为全世界最不受欢迎的国家。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萨达姆为了维持统治变得更加激进，不断向宗教力量妥协，同时支持各路反对美国的力量，终于把自己引上绝路。
再往后，就是十几年后遇上了单边主义巅峰的总统小布什，伊拉克政权最终被一管洗衣粉推翻，萨达姆被处死。
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受欢迎，也许只是因为你是第二不受欢迎的人，大家需要你来对付排第一的那个。就像魏延和杨仪的故事一样。
我提名一个：后唐末帝李从珂对契丹的强硬外交。
前面有个答案居然提名石敬瑭，认为割让燕云十六州是个愚蠢的外交政策。可如果石敬瑭开价再低一点，他当时就玩完了。与此相反，石敬瑭的对手李从珂，那才是真正的外交失败。
很多人都是通过一些段子来了解五代十国的，所以总觉得契丹能捡到燕云十六州这个大便宜，就是因为碰上了石敬瑭这个奴颜婢膝的“卖国贼”。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对契丹太有利了。
（以下引文皆出自《资治通鉴》）
以李从珂的实力，要单挑石敬瑭，那是一点难度也没有的。比如宰相张延朗就一直压着石敬瑭的后勤：
初，帝（石敬瑭）在河东，为唐朝所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张延朗不欲河东多蓄积，凡财赋应留使之外尽收取之，帝以是恨之。
以至于石敬瑭造反的时候，李从珂安排在他身边的副官就质问他，你这点本钱也想造反，太没自知之明了吧？
先是，朝廷疑敬瑭，以羽林将军宝鼎杨彦询为北京副留守，敬瑭将举事，亦以情告之。彦询曰：“不知河东兵粮几何，能敌朝廷乎？”
再比如，李从珂对石敬瑭不放心，马上就能让自己的马仔张敬达带兵屯在石敬瑭的辖区代州。
乙巳，以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将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权。
但是，石敬瑭怎么会和你单挑呢？他必然要找外援啊！一旦战事开打，契丹肯定会来掺和。无论是李从珂还是石敬瑭，打仗之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契丹进行外交。对占优势的李从珂来说，只要契丹保持中立就可以了，所以他的开价不用太高；而对石敬瑭来说，他必须让契丹”友人“千里迢迢来抛头颅洒热血地支持，不下点血本是很难的。
一开始，李从珂的开价是归还俘虏的契丹酋长荝剌，并每年进贡十几万缗。
琦曰：“河东若有异谋，必结契丹为援。契丹母以赞华在中国，屡求和亲，但求荝剌等未获，故和未成耳。今诚归荝刺等与之和，岁以礼币约直十馀万缗遗之，彼必欢然承命。如此，则河东虽欲陆梁，无能为矣。”嵩曰：“此吾志也。然钱谷皆出三司，宜更与张相谋之。”遂告张延朗，延朗曰：“如学士计，不惟可以制河东，亦省边费之什九，计无便于此者。若主上听从，但责办于老夫，请于军财之外捃拾以供之。“他夕，二人密言于帝，帝大喜，称其忠，二人私草《遗契丹书》以俟命。
站在契丹的角度看，和石敬瑭的开价相比，这是个低收益，低风险的选择。两份方案放一起让耶律德光、述律太后挑，结果怎么样谁也不敢说。然而，李从珂却免除了契丹的纠结，收回了开价。为什么呢？因为他碰到了“正直不阿”的薛文遇，一通慷慨激昂的大道理，说得李从珂热血沸腾。再加上他还念了两句诗：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久之，帝以其谋告枢密直学士薛文遇，文遇对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虏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诵戎昱《昭君诗》曰：“安危托妇人。”帝意遂变。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你有十万精锐之师，我也有十万横磨之剑！这些口号喊起来多带劲！什么和亲、什么纳贡，不过是汉家皇帝无能，居然要靠送钱送女人解决问题。让我们牢记国耻，一起背诵戎昱的《昭君诗》吧！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被薛文遇说服的李从珂豪气千云，回头就把“卖国贼”李嵩、吕琦臭骂了一顿。你们两个小王八蛋，居然要我把中原老百姓的血汗钱白送给契丹！还要我把未成年的女儿给他们糟蹋！
一日，急召嵩、琦至后楼，盛怒，责之曰：“卿辈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为谋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邪？且欲以养士之财输之虏庭，其意安在？”二人惧，汗流浃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报国，非为虏计也，愿陛下察之。”拜谢无数，帝诟责不已。吕琦气竭，拜少止，帝曰：“吕琦强项，肯视朕为人主邪！”琦曰：“臣等为谋不臧，愿陛下治其罪，多拜可为！”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赐卮酒罢之，自是群臣不敢复言和亲之策。
这么一来，契丹鬼子自然就站在李从珂的对立面了。你牛掰不想卖国，但你拦不住别人卖啊？而且别人卖起国来更加不堪、更无节操啊！
和李从珂比起来，石敬瑭对契丹的外交，不但没有失败，反而相当成功。称臣，称“儿皇帝”，加上割让燕云十六州，我们屁股坐在几十年后的大宋一边，自然觉得姓石的傻X，开价太高亏了本。实际上，人家这个条件开得刚刚好。再低一点，石敬瑭就竞争不过赵德钧了。
李从珂虽然退出了卖国贼竞选，赵德钧却拍屁股加入了。赵德钧是幽州的大佬，一直野心勃勃，准备趁着天下大乱好好捞一笔。
初，赵德钧阴蓄异志，欲因乱取中原，自请救晋安寨。
当时，虽然契丹骑兵帮石敬瑭打退了张敬达（李从珂的手下）的进攻，但张敬达依然有可观的部队坚守着晋安寨，范延光正从魏博赶来支援。如果赵德钧的幽州兵也加入李从珂，契丹真能扛得住？这一仗能不能胜利、燕云十六州能不能顺利到手，一切都是未知数。耶律德光一直首鼠两端，随时准备撤退。
契丹主虽军柳林，其辎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辄结束，以备仓猝遁逃。
这个时候，赵德钧的使者来了，对耶律德光说，您不用纠结了，和我们赵老爷合作吧！只要您支持赵老爷当了中原皇帝，我们就是兄弟之国，而且我保证您的“儿子”石敬瑭可以一直镇守河东。
其实别为密书，厚以金帛赂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
和石敬瑭的条件相比，赵德钧不称臣，也不当“儿皇帝”，更没有直接割让领土，只是保证河东地区由契丹的友好势力占领。对契丹来说，这个卖国力度虽然没有石敬瑭大，但是风险小得多啊。幽州兵直接从敌人变盟友，契丹方实力大增，同时李从珂损失惨重，后面的战斗还用打吗？耶律德光综合考虑了风险和收益，觉得赵德钧的开价很靠谱。
契丹主自以深入敌境，晋安未下，德钧兵尚强，范延光在其东，又恐山北诸州邀其归路，欲许德钧之请。
关键的时候，石敬瑭的小弟桑维翰力挽狂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外交技能尽数点满，火力全开，恳求耶律德光：您千万不能被赵德钧这个小人忽悠啊！契丹皇军神威无敌，后唐的兵马哪能挡得住？我们石老爷得了天下，那肯定是“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赵德钧哪会对您这么好呢？更何况，您先答应了我们的啊！怎么能说反悔就反悔呢？契丹的信誉就这么不值钱？
帝闻之，大惧，亟使桑维翰见契丹主，说之曰：“大国举义兵以救孤危，一战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栅，食尽力穷。赵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国之强，且素蓄异志，按兵观变，非以死徇国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诞亡之辞，贪豪末之利，弃垂成之功乎！且使晋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岂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尔见捕鼠者乎，不备之，犹或啮伤其手，况大敌乎！”对曰：“今大国已扼其喉，安能啮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约也，但兵家权谋不得不尔。”对曰：“皇帝以信义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属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义不终！臣窃为皇帝不取也。”
桑维翰如此雄辩无双，耶律德光还是纠结不已。桑维翰从早上跪到晚上，声泪俱下，终于融化了契丹爸爸的心。
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契丹主乃从之，指帐前石谓德钧使者曰：“我已许石郎，此石烂，可改矣！”
可见，就现在石敬瑭的开价，都差点没有竞争过赵德钧。如果他稍微开低一点，不称儿子，或者少割一个州，会是什么结果？同时，这个开价显然也没有太高，否则耶律德光就不会如此纠结了，也不需要桑维翰这个“外交达人”如此费力了。
后面的局势发展，让李从珂悔得肠子都青了。团柏谷大战，契丹大破唐军，洛阳人心惶惶。这时，李从珂又看见了薛文遇，他心中立刻有无数草泥马在奔腾，差点准备拔刀就剁过去。幸亏李嵩机灵，让薛文遇早点跑了。
薛文遇不知而继至，唐主怒，变色；嵩蹑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见此物肉颤，适几欲抽佩刀刺之。”
最后，李从珂带着妈妈、老婆、儿子自焚了。在熊熊的火光中，不知道他还会不会默念那两句诗：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刚即位，韩桓惠王为了诱使秦国把人力物力消耗在水利建设上，无力进行东伐，派水工郑国到秦国执行“疲秦”之计。郑国给秦国设计兴修引泾水入洛阳的灌溉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韩王的计谋暴露，秦要杀郑国，郑国说：当初韩王是叫我来作间谍的，但是，水渠修成，不过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却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恤志》）。秦王政认为郑国的话有道理，让他继续主持这项工程。大约花了十年时间这项工程才告竣工。由于是郑国设计和主持施工的，因而人们称为郑国渠。
郑国渠工程，西起仲山西麓谷口（今陕西泾阳西北王桥乡船头村西北），郑国在谷作石堰坝，抬高水位，拦截泾水入渠。利用西北微高，东南略低的地形，渠的主干线沿北山南麓自西向东伸展，流经今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等县，最后在蒲城县晋城村南注入洛河。干渠总长近300华里。沿途拦腰截断沿山河流，将冶水、清水、浊水、石川水等收入渠中，以加大水量。在关中平原北部，泾、洛、渭之间构成密如蛛网的灌溉系统，使高旱缺雨的关中平原得到灌溉。
郑国渠修成后，大大改变了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就是用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进行灌溉，增加土质肥力，改造了盐碱地4万余顷（相当于现在280万亩）。一向落后的关中农业，迅速发达起来，雨量稀少，土地贫瘠的关中，变得富庶甲天下（《史记·河渠书》）。
“外交无小事”———【友善度】
1994年“千岛湖事件”，一艘载着台湾游客的游船在千岛湖上失火，烧死了20几名台湾游客，本来就是一起简单的治安事件，但因为烧死的是台湾人，这下可吓坏了当地的官员，怕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当地官员使出了最拿手的隐瞒事实，封锁消息，阻止采访等杀手锏，全面封锁了长达十七天。殊不知这招对付一下天朝老百姓还行，你拿这昏招对付台湾人，结果就如同一颗核弹一样，瞬间引爆了台湾媒体，由于不让采访，台湾媒体各种猜测性报道添油加醋，补风捉影的指向大陆官方以及军方，从媒体到民间瞬间各种阴谋论沸沸扬扬，一时间舆论大哗。台湾岛内各方势力群魔乱舞，借机煽风点火，甚至对大陆官方说出了“草菅人命”、“土匪”等恶毒词语，将此事变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台湾民情沸腾，台独势力借机煽动“台湾独立”。这次事件之后，大陆形象大毁，台湾人对大陆的好感度直线下降，支持台独的人直线上升，台湾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利增加到36.9%；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利减少为12.7%，而支持独立的比例增加为15.5%；支持统一的比利减少为17.3%，台独大佬李登辉借题发挥，一时间支持率大增，从此更加肆意猖狂起来，对几年后的台海危机，和民进党上位都造成了间接影响。
台湾方面甚至认为本次事件是两岸关系的分水岭，此次事件之后，两岸关系开始了不可挽回的恶化。本来一起简单的治安事件却硬生生给搞成雪崩式的蝴蝶效应，没见过比这更愚蠢的处理方式，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外交失败吧。（至于对台湾属不属于外交范畴，见仁见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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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里很多人说这次事件是严重的刑事案件，情节特别恶劣，所以之前不公开也是正常程序需要。这话你跟台湾人解释去吧，看他们会不会听。拜托，能别这么迂腐吗？这还是普通的刑事案件吗，这个时候最需要做的，不是封锁消息，追查凶手，而是第一时间自证清白，摆脱干系啊，不给那些居心叵测的台湾媒体以造谣的口实啊。而最不应该干的就是封锁消息，这样欲盖弥彰，这反倒是人家最希望看到的，反倒是把自己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台湾媒体跳着脚的黑你，你自己百口莫辩，你冤不冤。说实话这个时候，事件本身已经不重要了，没人关心死了多少人，没人关心凶手抓没抓到，而大家关心的是你为什么封锁消息，你在隐藏什么见不得人事？说实话，你的做法在别人看来确实十分恶心。
相比与09年乌鲁木齐发生的那次打砸抢烧，政府的处置方式完全不一样，仅仅两天之后政府就允许西方媒体入境采访，要知道那时候乌鲁木齐局势还没稳定，大街上还时不时有人持刀行凶。要按某些人的想法，是不是这个时候应该全面戒严，封锁个十天半个月，等到犯罪分子全都落网再开发布会，允许记者报道啊。你用脚趾头想想，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到时候不用你报道了，西方媒体早已经替你报道了，政府封锁消息，军队大量出动，死了很多人，不让记者采访，别说对中国政府怀有偏见的外国人，换做是你你会往哪个方向去想？肯定全世界都以为你政府在动用军队屠杀少数民族，相对于你说的，吃瓜群众更愿意相信谁，你倒是想解释，谁TM听你解释啊。
而政府在局势还没稳定的情况下，就允许西方媒体介入，恰恰是最正确的操作，这时候最需要做的不是稳定局势，不是抓捕犯罪分子，而是第一时间摆脱干系啊。虽然那些心怀叵测的记者，即使来调查也说不出什么好话，但至少不给他们以造谣的口实，即使造谣说服力也大大下降，不至于自己背黑锅，被动挨打，没办法，谁让你自己不掌握话语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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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说台湾媒体向来无节操，如果开放报道，就会让罪犯打草惊蛇，最终抓不到罪犯。我cao，你觉得抓不到罪犯和大陆政府被黑成幕后黑手，百口莫辩国际形象受损，哪个对你损失更大，孰轻孰重你还拎不清吗？即使抓不到罪犯，台湾媒体还会黑你，但绝对不会造成那种雪崩式的蝴蝶效应，因为让台湾集体高潮的并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你遮遮掩掩的态度。而且即使因为无良媒体大肆报道导致罪犯逃脱，那被黑的也是傻B媒体，而不是你啊，而现在全部黑锅被你一个人扛，你冤不冤。
首先，评价外交政策不能开上帝视角，比如某个答案说北宋联金抗辽是一步臭棋，然而在当时还有比这个看起来更好的方案么？南北夹击一鼓作气拿下燕云十六州，然后就可以凭险而守一举完成百年梦想，怎么看都是稳赚不赔的吧？
当然，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可以批评海上之盟不如继续稳扎稳打在西夏建堡步步为营，按照当时的形势可能在徽宗有生之年就能彻底搞定西夏，进而拿到大宋梦寐以求的产马地，而徽宗可能也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评价，但是你在当时看这个问题，海上之盟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不可能有人拒绝它。
要说真正愚蠢的外交政策，我提名一个。嗡嗡嗡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外交政策。
珍宝岛冲突后，苏联政府实际上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强硬派，认为应该给中国一个狠的，直接开战；另一种是温和派，认为这事大家坐下来谈一谈，不要激化矛盾。经过政府内部讨论，温和派的意见暂时占了上风，决定先跟中国方面联系一下。结果一联系，出事了。
1969年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政府首脑的正式称呼，通称为“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高频通讯装置，直接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要求接通毛泽东或周恩来进行一个亲口的谈话，来探明中国政府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柯西金打来电话的时候，中南海话务局的一个女值班员接了电话，当她听到对方打电话的是柯西金的时候，而且是在珍宝岛事件刚刚发生之后，我们这个非常具有革命精神的女话务员当时就说，你这个苏修头子，我们伟大的领袖怎么能可以和你对话。那么柯西金又说，我可不可以和周恩来总理进行对话？那么这个女话务员又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这么繁忙，怎么能和你这个苏修头子来进行对话？当时就把这个电话就挂掉了。
柯西金放下电话又急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打电话，要他带为联络，但随后中国外交部给苏方的正式通知，仍就拒绝了柯西金关于通过电话直接交谈的建议，要求对方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
3月21号晚上的时候，在一方面柯西金再打来电话要求和中方领导人展开热线对话，另一方面，中方的最高领导人，接到的另外一条情报和信息就是苏联的军方已经要求边防军加强战备，积极动员起来，要在当天晚上强力的通过武力拿下这个珍宝岛。所以说在两条不同的矛盾，相互矛盾之中，信息面前，可能领导人最终选择了一种冷处理的这种方式，而不是和柯西金直接的通过热线进行交流。
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一面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的挑衅，一面又暗示事情仍有协商解决的可能。随后，苏联强硬派的观点日渐上风，决定不断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
这使得苏联政府内部的强硬派势力大涨，真理报开始连篇累牍的宣传苏联的核武器，中苏边境上开始集结大军。 1969年8月，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苏军发动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消灭了中方一个巡逻队，实际上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是一触即发。而此时苏联外交官开始试探美国，询问美国对苏联核平中国的态度。
美国人吓坏了，这是要疯啊。赶紧想方设法联系中国人，结果发现一个尴尬的情况——由于中方拒绝和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有所瓜葛，因此美国没法通过正常渠道跟中国人取得联系。最后逼急了的美国人只好通过《华盛顿明星报》公开发表文章，表示苏联正在酝酿对中国的核打击……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中方得到消息后调整了自己的外交策略，柯西金借胡志明逝世之机同中方进行了会晤，几经波折之后危机消弭。但是我们看一看中国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
196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紧急发布文件，宣布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号召厂矿企业职工跟城镇居民自力更生，立即开始深挖洞，广积粮，以备核大战之需。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接收到了能量巨大的振动信号。他们马上做出了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这是中国进行的第八次、第九次核试验。 中方对此没有任何报道，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中国核武装力量的临战检验。
1969年10月17日，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随即不仅全军，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而且许多大中城市也紧急进行了防空演习和大规模的疏散行动。仅军队疏散就达94万余人，4000多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所有高等学校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重要档案纷纷秘密运往西南存放。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 。
1969年10月20号到1970年2月， 周恩来在中南海几十年如一日记录了他工作日程的工作台历持续空白 。
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最接近毁灭的时刻有两个，一次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一次就是1969年的中苏冲突。
而这一切，只需要那个接线员接通一个电话就可以避免。
1195年，拜占庭皇帝伊萨克二世被他的兄弟阿列克修斯三世推翻囚禁。
伊萨克二世的儿子小阿列克修斯脑子进水跑去向拜占庭最重要的敌人之一威尼斯求援。结果威尼斯总督说服了第四次十字军改变了目的地，转向君士坦丁堡帮助伊萨克二世和小阿列克修斯复位，事成之后支付二十万银马克并认可教皇对东方教会的控制。
在几次交战击溃拜占庭军队后，阿列克修斯三世抛弃君士坦丁堡出逃，伊萨克二世和小阿列克修斯进城复位（阿列克修斯四世）。复位后阿列克修斯四世发现他根本凑不出说好的报酬，只能先付了一半，然后一边和十字军谈判一遍在城内拼命搜刮。结果城内发生暴动把阿列克修斯四世绞死，把伊萨克二世再次关了起来。
随后十字军以此为由攻占君士坦丁堡，至此拜占庭彻底走上了灭亡之路，即使最后巴列奥略王朝成功收复君士坦丁堡，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在经过第四次十字军之后拜占庭皇帝再也没有办法恢复对领土的控制力，整个帝国就像被十字军洗劫后的君士坦丁堡一样成了空壳。为奥斯曼人最终征服巴尔干铺平了道路。
非典时期蒙古国主动提出要关闭与中国接壤的陆地口岸，以防止非典疫情传入蒙古。结果口岸关了不到一周蒙古国主动请求连夜开关，原因是蒙古国缺乏必要的日用物资。哈哈，原来以为自己能养活自己，殊不知自己什么都干不了。
这个问题建议添加描述，是当时看来蠢还是现在看来蠢。跳出某个历史大环境来评判那个时候的政策都是耍流氓……然后建议把愚蠢换成别的词。举个例子，楼上提到的绥靖政策，英法已经被一战打怕了，法国在一战前出生率就已经降得很低很低了，一战差点打光法国的一代年轻人，绥靖政策在英法民意基础可是杠杠的，英法怎么知道元首开挂开成那样，法国六个星期投降把盟军吓哭了好吗。现在做事后诸葛亮说绥靖政策蠢不大厚道。那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必然选择。而威廉二世也是没办法，俾斯麦在死前愉快地把天主教徒和社会党人都得罪了，威廉只能发动技能：国家主义，现在看来可能愚蠢，但不那样的话德国那种奇葩君主立宪死得更快。啊这样说一说所有的政策放在那个历史背景里都有它的道理呢对吧(=′?｀)人(′?｀=)
克里米亚战争中，沙皇尼古拉一世面对巴黎和伦敦的威胁夸口他能得到柏林和维也纳的支持，可是奥地利人为了争夺瓦拉几亚竟然陈兵多瑙河，在俄国背后捅了一刀，成为压垮北极熊的最后一根稻草。须知从七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俄国一直都是奥地利的拯救者，1848年正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出兵15万帮助奥皇镇压了匈牙利起义，挽救了崩溃中的奥地利帝国。奥地利的背信弃义不但导致俄国在克里米亚签订城下之盟，而且导致尼古拉一世在绝望中自杀。临死前仍然哀叹：“只有我是那么天真，竟相信人们是会知恩图报的。”但正如俾斯麦所说的：“俄罗斯的友谊也许不那么可靠，但仇恨却绝对持续长久！”弗朗茨·约瑟夫为了蝇头小利而背弃了俄国几个世纪的友谊，从此俄罗斯从奥地利的盟友变成了它最坚定的敌人，不但在普奥战争中坐视旁观，使奥地利沦为了德国的附庸，更以泛斯拉夫主义为武器，处心积虑企图瓦解奥匈帝国，直到在一战中同奥匈帝国同归于尽为止。
攘外必先安内！
李敖总结不错吧！果粉学着点
中华民国和日本在抗战卖国条约
《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国民党承认满洲国，出卖东三省，故国民党一直称8年抗战
中华民国和美国在抗战后签订的卖国条约
《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议》：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美机在中国领空作军事调查的充分权利。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美国对中国货币的独占权。
《成渝铁路修建协定》：
一九四六年五月成立，美国有此铁路权利。
《中美航空协定草案》：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成立 美国对中国领空权。
《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
一九四六年九月 中国所有海港，美军舰皆可自由入使用
《中美宪警联合勤务议定书》：
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在北京签订。美帝国主义在华治外法权的复活。
《粤汉铁路借款协定》：
成立于一九四六年十月，规定美国有投资修建控制权。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在南京签订，中国全部领土、全部事业一律对美国开放”（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顾维钧在纽约美全国对外贸易会议上的演辞。
《中美航空协定》：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成立。中国领空主权，从此全部归入美国掌握。
《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美军长期霸占青岛港
《滇越铁路管理与川滇铁路修筑协定》：
一九四七年七月成立，规定美国对两铁路有权管理建筑控制。
《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六日在哈瓦那（日内瓦）成立，中国关税自主权扫地无余。
《美军驻华美蒋秘密协定》：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为蒋政府所宣布，美国就这样攫得了对中国作无限占领的“合法”权利。
《中美救济协定》：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宣布成立，美国取得在中国进行奴化教育的领导权。
《中美海军协定》：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成立，这是同年十月公布的美军驻华协定的扩大。
《双边协定》：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在南京签订，美国和各美占领区商品来华倾销。
《中美农业协定》：
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在南京以“换文”方式成立
美国扶持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已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把这些条约合在一起，美国从蒋介石手中取得了中国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铁路管理权、军权、财权、警察权、司法权、国家秘密权、农业权、工矿权、商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内政“最后决定权”，外交指挥权等等。真是从天上到地下，从海上到陆上，从政治到经济，从物质到文化，从现在到将来，无所不包，应有尽有，所有“中国”主权云云，实际上尽成美国主权了。
中华民国和苏联卖国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條約》
1945年8月14日签订，承认蒙古独立为代价，换取苏联支持国民党内战。长春铁路中苏共有、苏联货物免关税
《中华民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
苏联使用该铁路过境或运往大连、旅顺免交任何捐税，且共同经营期为30年。中方在协定中所获得的权利大概只有“路警归中国负责”，中国丧失权益，还要自己出路警去保护劫掠者！
《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
1945年8月14签署 苏联控制大连和旅顺30年
《淞沪停战协定》，亦称《上海停战协定》，是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在上海签订的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撤防，“协定”还在“共同委员会”名义下，把从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了日本及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共管。
《塘沽协定》是中国政府和日本侵略军于1933年5月31日签定的九一八事变的停战协定。
内容如下：1.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2.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它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3.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4.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是1935年6月27日中日之间关于处理张北事件善后而制定的一项非正式外交协议。
在该协定中，日方要求：1.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2.解散排日机构；3.〔对日〕表示遗憾，并处罚负责人（宋哲元）；4.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并且停止移民，停止对蒙古人的压迫。
5.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例如对张家口—多伦之间，以及其他满洲国—华北之间的汽车和铁路交通，加以援助。6.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
7.〔从日本〕招聘军事及政治顾问。8.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如机场设备和无线电台的设置等）。9.中国军队撤退地区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区所使用的方法予以维持。
《何梅协定》，是1935年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复函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就解决河北事件问题，表示接受6月11日梅津就华北问题提出的备忘录全部条件的通称。
《何梅协定》：
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1.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2.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3.宪兵第三团之撤去；4.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5.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6.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7.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8.第廿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廿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9.禁止排日。
张学良和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上午为西安事变向全国发出通电即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及至南粤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
汉武帝时代，西南有个叫且兰的国家。汉武帝征南越，要且兰也派兵，且兰的君主怕军队走开后周围其他国家趁机攻打自己，掠夺自己人口，于是一合计，为了避免被周边小国欺负，宁可得罪汉朝，于是起兵反汉，汉武帝听闻后估计也炸毛了，你把汉朝当成比你周边小国更弱的国家？于是派八校尉反击，然后刚平定南越（南越比西南夷中最大的夜郎还要强大）的汉军返回，顺路一起揍且兰，斩首数万，把且兰灭国，变成汉朝的牂柯郡
慈禧: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 、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天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利器，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待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思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衹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令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徙，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泱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赤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烈；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绥靖政策
哈哈，妄言一句，十年后，回头看当朝的半岛政策那是相当愚蠢的了。
魏武侯、魏惠王时期的外交。毫无筹划可言，就是简单的四面出击，见谁都揍一棒子，逮谁都咬一口。
联金抗辽，联蒙抗金。
不举例了，但有一点很明确，外交很难避免内政的影响，内政一旦被极端和愚昧的观念所左右，就很容易在外交领域出昏招，比如乾隆对英国使团、受义和团影响的清廷、输出革命甚至攻击使领馆的文革前后、军国主义日本、纳粹德国、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等等。也许他们一时在小处占了便宜，但长远来看，却都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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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1，多数情况下，外交不是单个人决定的，尤其是近现代的外交。一个小公司做决策还要翻来覆去开会讨论，何况是外交？但讲故事和新闻报道需要塑造人物，故事听多了，就不免将外交领域的智慧或愚蠢归结于个人。应该意识到故事与现实有偏差。
2，关于所谓“上帝视角”。对于较为久远的历史，难以还原全部细节（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留下的史料往往只有几句话，至多几段话），更难以还原当时的整个时代背景，今人针对某个具体人物或具体事件评判是否愚蠢，不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上帝视角，所以看历史故事别太认真。
3，但并非总结什么规律都是“上帝视角”。“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部政治被极端和愚昧的观念所左右，不说必然，但也很容易影响外交。是否“上帝视角”，只要看看其他评论是否印证我的说法就好了。孤证不立，但如果所有例子中，有很高比例都属于这类，还何来“上帝视角”？
4，所谓愚蠢和可笑，是从外人或后世的视角来看的。但当时和当事的个人或群体，往往觉得自己很NB、酷、高大上、正义凛然、自鸣得意，文革中大骂柯西金的女接线员就是这么想的。但能说接线员的愚蠢仅是个人原因？被极端和愚昧的意识形态所左右的群体，对事情的判断会异于常人，意识不到自己的愚蠢（好比生为食人族则不觉得吃人肉残忍），会表现出更多的蠢言蠢行，外交领域也不例外。一、同时反苏反美又反中的大仙霍梅尼
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伊朗什叶派的大阿亚图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首位最高精神领袖，在1979年通过革命推翻国王巴列维建立宗教共和国后，在执政初期提出了与西太后宣战列国媲美的“两个不要，七个反对”——“不要民主，因为这代表西方；不要人民，因为这代表苏联；同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gc主义、犹太复国主义、霸权主义及世俗主义”，同时作为什叶派领袖，他自然又对抗周边逊尼派国家，所以可以概括成：除了我自己，我他妈的什么都反对！
因此，伊朗不仅全面断绝与美国的关系、甚至纵容暴徒绑架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而且也严厉镇压了国内有左翼背景的“人民shengzhan者组织”、“伊朗民族阵线”等推翻国王时的“前战友”
更厉害的是，连当时刚刚结束十年动乱的中国，也是伊朗的谴责对象，因为巴列维政权与华友好，郭沫若作为人大副委员长曾出席巴列维极尽奢华的“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盛典（见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961307/answer/141650534），而且革命发生前，国家领导人华国锋访问了伊朗王国，与国王王后友好交谈。因此，革命后的伊朗，也频频喊出“打倒zg！”的口号。
野心勃勃的邻居萨达姆眼见伊朗愈发抽疯，判断波斯人已经在世界上没有了任何朋友，所以面对人口三倍于己的伊朗，仍断然发动了攻击，两伊战争爆发。。。。
当然，伊朗的抽疯外交在霍梅尼死后宣告终结，这之前还有牵扯美国伊朗以色列三国的“伊朗门”事件，但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二、德国威廉二世
（先占坑，前情提要可以看这个王司徒：德国人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严谨吗？）
中韩渔业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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