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府遼東三餉對國家的影響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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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這是中國古代最長的一次大規模增加農業稅？還是增加的田產稅？對緩解財政困難和造成社會問題方面分別有什麼影響！中國古代和世界古代還有沒有政府採取過類似的加稅措施呢？

這個回答是為了吐槽 @淚痕春雨的。首先，請允許我發一聲積怨已久的怒吼：

（並不是這個）

淚痕春雨童鞋啊，我求求你不要再回答明史問題了！

首先要說的是，淚痕在高票答案中對晚明稅制與免稅原則的理解是完全錯誤的。眾所周知，淚痕童鞋在明代相關回答中，經常做出一些基於有一定顛覆性的「新思路」的判斷，實際上其「新思路」也並不算新穎，例如認為萬曆大帝派遣礦監稅使起到了緩解國家財政危機的作用以及為閹黨洗地云云，都是貼吧明粉五六年前創造的陳年神論。與他的神論工廠前輩一樣，春雨童鞋能做出類似判斷也是建立在史實知識薄弱的基礎上的。沒有紮實正確的史實功底，一切基於「邏輯」做出推敲和「考證」都與可靠無緣，他們那些腦洞或只能使朝代粉高潮，或單純博一下吃瓜群眾的眼球。

包括今天春雨童鞋的一系列論調......

整個事情的起源是這裡

先不談高贊通篇的槽點有多少，我只是在看到這句話時徹底忍不住了，首先我不認為春雨同學的思辨能力能夠理解「羊毛出在羊身上」這句話，分攤在大小地主身上的加稅，地主用提高佃農租率的方式就可以成功轉嫁......這是針對了有錢有勢的人還是針對了真正徹底的無產階級？

因為並不指望淚痕的思辨能力，我只發了一句吐槽，詢問這位同學是否知道一個東西叫士紳不納糧，沒想到一問之後不好了。

淚痕童鞋在這裡充分體現了自己腦中基礎史實與時間線的混亂......

首先，淚痕童鞋大概並不清楚士紳優待條例在明代不同時期是幾乎完全不同的，尤其是晚明與明中前期的差距極大。在這裡我要告訴這位童鞋，萬曆年間一位擁百頃土地的大地主的確有可能一粒糧都不用交的，另外依照「遼餉」時代的優免條例張太岳閣老這種級別官員的免稅額度不是70石，而是，一萬畝。明代士紳優待內容的變化是這樣的，在明初至中期士紳家庭優待並不涉及稅賦減免，只是單純的徭役減免。

（洪武十年二月）丁卯，上謂省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賢人君子，既貴其家，而復役其身，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十一）

嘉靖時則已經有了稅賦豁免的部分，不過只具象徵性：

京官一品優免役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遞減，至九品優免役糧六石、人丁六丁；外官減半；舉、監、生員優免糧二石、丁二人；致仕優免本品十分之七。（《嘉隆新例戶例》）

至萬曆三十八年左右，士紳階層的農業稅賦豁免額度已經達到了十分恐怖的地步：

現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萬畝，以下遞減，八品免田兩千七百畝。外官減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進士優免田最高可達三千三百五十畝，未仕舉人優免田一千二百畝；生員、監生八十畝。（姚宗儀《常熟私志賦役優免新例》）

淚痕春雨舉出張居正的例子來，明顯是因為不了解明代士紳稅賦豁免內容的沿革，錯誤的以為嘉隆至萬曆初的豁免水平可以代表萬曆中期之後了。太岳生這種「生三公」（正一品）若活到遼餉時，其合法免稅土地額度是一萬畝。涉及查抄張家的資料均為提及張家田產幾何，結合嚴嵩的情況來看，嚴嵩以巨貪之姿家田不過兩萬畝，而查抄張居正所得不及嚴嵩九牛一毛，可知張家田產很可能遠不到一萬畝。這意味著，按照晚明的優免條例，張居正家可以合法的不交一分錢皇糧國稅。

那麼，萬曆後期明朝的農業稅收損失大概有多大規模呢？其實淚痕春雨童鞋已經為我們算好啦。

在這裡春雨童鞋再一次暴露了自己薄弱的史實知識，認為萬曆四十六年左右明朝的在冊田畝為5億畝，反映出春雨同學並不知道萬曆初張居正主政期間轟轟烈烈的「清丈田糧」運動（我的天這是張居正改革的主要內容啊！罰站！罰站！抄課文！），因而錯誤的認為晚明賬面田畝與實際徵稅土地之間沒有明顯差值。

然而，5億畝左右其實是隆慶末萬曆初明朝全國田土的賬面數字，樊樹志考證，經過萬曆初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清查隱匿田土，明朝的賬面田土比萬曆初年可能增加了50%左右，達到了7億5千萬餘畝的規模：

樊樹志《萬曆清丈述論——兼論明代耕地面積統計》，《中國經濟社會史研究》，1984年第2期。

而且，明朝的賬面田畝在萬曆三十年時增長到了一千一百六十一萬餘頃，即11億餘畝！

（萬曆三十年）是歲戶口田賦之數，戶共一千三萬二百四十一戶，口男婦共五千六百三十萬五千五十口半，官民田土共一千一百六十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八頃八十一畝有奇，夏稅米一十三萬三千四百三石四斗有奇，麥四百五十三萬四千四十三石四斗有奇，秋糧米二千三百七十萬一千八百一石二斗有奇，草二千五百八十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一束有奇，絲綿三十一萬四千六百四十四斤有奇，絲二百二十四斤有奇......（《明神宗實錄》卷三百七十九）

接下來，就該好好掰扯掰扯損失這件事了。我們需要感謝淚痕春雨根據萬曆四十六年與崇禎四年加稅數量計算出了實際納稅土地為五億畝左右，那麼問題來了，在根據5億畝數額實際徵稅的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與崇禎四年（1631年）左右，明朝的賬面田畝數字是多少呢？我們不妨拿時間相近的泰昌元年（1620）與天啟六年（1626）的數字來估測一下：

（泰昌元年）是歲天下戶口田賦之數，戶九百八十三萬五千四百二十六戶，口五千一百六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九口，官民田土共七百四十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九頃八十三畝八厘九毫七忽四微三纖二沙八塵五渺，米二千一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六十三石一斗一升一合二勺九抄八撮，麥四百三十萬八十二石六斗九升八合八勺八抄二撮，絲綿折絹二十萬六千二百八十二疋三丈一尺，絲綿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七斤四兩三分......（《明熹宗實錄》卷四）

（天啟六年）是歲天下戶口田賦之數，官民田土七百四十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九頃八十三畝八厘九毫七忽四微三纖二沙八塵五渺，人戶九百八十三萬五千四百二十六戶人口五千一百六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九口半，麥四百三十萬八十二石六斗九升八合八勺八抄二撮五圭一粟四粒九黍，米二千一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六十三石一斗一升一合二勺九抄八撮，絲綿折絹二十萬六千二百八十二疋三丈一尺三寸四分，絲綿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七斤四兩三分......（《明熹宗實錄》卷七十九）

可知這段時間明代賬面田土實際上一直維持在743萬頃，即7.43億畝，我想歷四十六年（1618年）與崇禎四年（1631年）的數字可能也與7.43億畝差距不大。

問題又來了，為什麼國家擁有接近7.5億畝的賬面田畝，卻只能從5億畝左右土地計算徵稅呢？

我想除了淚痕春雨童鞋，全場觀眾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我求求你稍微看看書吧！

努爾哈赤以大七恨起兵後，帝國政府自然得高度重視遼東問題。

當然了，重視遼東問題的結果，就得和銀子說話。因為沒有足夠的銀子做後盾，誰去坐鎮遼東，肯定也是白搭。

和錢一說話，問題就來了。因為錢從哪裡來呢？

簡單的看，這個問題，也不是什麼大問題，因為帝國在冊的納稅田地有5億多畝。一畝地多收10文錢的稅，那就是50多億文錢。

50多億文錢，是一個什麼概念呢？怎麼也相當於，幾百萬兩白銀吧。

也許有人會說，明帝國在冊的田地，也許有5億畝；但是需要納稅的田地，肯定沒有這樣多。問題是，我們看看最基本的、最無可爭議的事實，大約就會知道，明帝國需要納稅的田地，確實有5億多畝。[注]

[注]：萬曆四十六年，「畝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厘。通前後九厘，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定額。」 崇禎四年，「乃於九厘之畝復征三厘，共增賦稅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 一畝加銀9厘，可以收520萬兩銀子，那加銀的田地，有多少畝呢？ 一畝加銀3厘，可以收165萬兩銀子，那加銀的田地，有多少畝呢？ 答案很簡單，帝國是在5億多畝田上加餉的。

更主要的是，明帝國在冊的田地的有多少呢？答案是11億畝[注]

[注]：（萬曆三十年）是歲戶口田賦之數，戶共一千三萬二百四十一戶，口男婦共五千六百三十萬五千五十口半，官民田土共一千一百六十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八頃八十一畝有奇.....。

只是這個數字未免太大了，如果我和這個數字說事，大家肯定不會服的。

那我們就說另一個比較普遍認同的數字，答案是7.4億畝。[注]

[注]：（天啟六年）是歲天下戶口田賦之數，官民田土七百四十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九頃八十三畝八厘九毫七忽四微三纖二沙八塵五渺......。

如果11億畝，或是7.4億畝，多收10文錢，那就更不了得了。這樣分析遼餉，自然輕鬆的很。問題是，在現實操作中，它肯定就是另一回事了。

為什麼帝國實際在冊田地，與在冊納稅的田地，數額會差上兩億多畝，甚至五六億畝呢？答案很簡單，那就是權貴階層，享受合法免稅的權力。

當然了，權貴階層，並不會以此滿足。所以，最後帝國真正納稅的田地，比在冊納稅的田地，要少得多。

所以從理論上，遼餉只是一畝地多收不到二斤米，在實際操作上，恐怕就會是多收十斤、二十斤、甚至是多收一百斤、再誇張點，有可能讓你多交一千斤、兩千斤。因為有的人地方，一畝地要你交餉銀十兩。

我們通常總認為，是遼餉本身，把帝國老百姓逼的沒法活了。問題是，在萬曆年間，遼餉最高時，也就是一畝地九厘銀子；換算成米，一畝地也就多收不到二斤米。[注]

【注】：萬曆四十六年，「畝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厘。通前後九厘，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定額。」 我們知道，1兩＝10錢＝100分＝1000厘，一石＝120明市斤＝188今市斤。通常的換算，一兩銀子等於一石米。 一畝加稅九厘銀子，是什麼概念呢？就是一畝土地，加稅0.009兩銀子。按通常的換算，也就是一畝地多收0.009石米＝1.08明斤米＝1.7市斤米。

更主要的是，從理論上，遼餉也不是按人頭加的，而是按田產加的。換而言之，田產越多，需要交的稅越多。換而言之，這筆賦稅，從理論上，主要是針對有錢有勢的人。[注]

[注]：帝慮失信，嗣昌曰：「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大學士薛國觀、程國祥皆贊之。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來，從理論上，遼餉是針對有錢有勢者進行的。而且說得冠冕堂皇些，似乎還可以抑制社會的兩級分化。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按理說，一畝地多收不到2斤米的稅，並不會讓老百姓感覺難以活下去。問題是，在現實中，他就是可以讓老百姓感覺難以活下去了。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呢？無非是因為，在收稅的過程中，經手的官員，永遠不會按中央政府的指示辦事。換而言之，他們總會想盡辦法，把既得利益集團應該繳納的稅，轉嫁到底層百姓身上。甚至還會藉此機會，大發國難財。

這種事由來已久了，而且一直就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最誇張時候，最誇張的地區，一畝地竟然需要交十兩銀的餉銀。[注]

[注]：「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

許多人，常常用這段話，證明遼餉（或三餉）的窮凶極惡。問題是，我們必須得知道，在崇禎十年後，明帝國已到了最後的瘋狂，但是所謂的三餉全算上，一畝田地，也不過收0.03兩銀子罷了。既然如此，所謂的每畝納餉至10兩銀子，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來，一畝多收0.009兩銀子的遼餉，一畝多收0.03兩銀子的三餉，最後演變成老百姓無法承受的負擔，主要是各級官員亂收費造成的。

但是，無論是邪黨、還是東林黨，很少有人就此大呼小叫過。因為這種事代表了整個官場的利益，所以根本沒有人，敢就相關問題大做文章。

因為你沒事罵罵皇帝，那沒事；你沒事罵罵政府，也沒事；如果你敢威脅整個官場的利益，那事可就大了。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來，為什麼反對加稅的聲音會響徹雲霄。

事實上，整個既得利益集團，都是希望藉此混淆是非的。因為在他們極盡誇張的說詞中，底層百姓漸漸都無法搞清政府加稅的原則，更搞不清政府到底加了多少稅。這樣一來，官員肆意敲詐底層百姓時，就方便多了。

總而言之，我們也沒有辦法，皇帝非要逼著我們這樣干。你要怪，就怪皇帝沒人性吧。

再總而言之，借著收遼餉的名義，官員可以獅子大張嘴的隨便向老百姓收錢。於是，政府加稅時，一畝地只多收0.009兩銀子（崇禎十年前）；或是多收0.012兩銀子（崇禎四年後）；或是多收0.03兩銀子的稅（崇禎十年後）；到了具體執行時，官員就敢翻十倍、甚至翻百倍、幾百倍的收。

本來呢，從中央政府發布的文件去看，誰的田產多，誰出的稅就多（稅是按田產加的）；本來呢，從中央政府發布的文件去看，一畝地只需多交0.009兩白銀，或摺合不到二斤米。

但是相關的中央文件精神，老百姓永遠也看不到、聽不到；但是官員們在具體執行時，會完全無視、違背中央的文件精神，更會把種種罪過，都推到中央的政策上。

因為翻開歷史書，都是官員們各種大義凜然的呼喊聲。所以讀史者難免會覺得，當時的官員，都非常關心老百姓。總而言之，官員都是哭著喊著，反對皇帝加稅，無奈皇帝在幾個奸臣的慫恿下，一門心思的就要加稅。

事實上，一筆並不重的稅，最後變得如同洪水猛獸，就是這些成天高呼老百姓窮、老百姓苦的官員弄出來的。

不要說在純粹的小農社會中了，就是在有收音機、電視、報紙、電話、汽車、火車普及的社會中，官員們完全違背中央政府文件精神，肆意亂收費的問題，也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在若干年前，中央政府天天都是發布文件精神，禁止官員們亂收費（用當時的官話說，那就是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擔）。但是，這種亂收費的現象，卻是屢禁不止。更神的是，有一個村民，把中央政府的文件滿村張貼（當然都是中央禁止亂收費的文件），最後，被當地官員抓了起來，定的罪名就是破壞政府工作。

因為天高皇帝遠。什麼叫政府，老子就是政府；什麼叫王法，老子就是王法！敢不聽老子的話，老子現在就法辦你。

在電視、電話、汽車、火車普及的社會中，官員幹事時，都是這種無法無天的樣子。在明末那種社會，就更不用說了。

我為什麼，總用很刻薄的筆調，說那些反對加餉的官員呢？

因為，反對加稅的各級官員，如果真的都憂國憂民，這筆稅就不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換而言之，如果官員真有什麼憂國憂民之心，就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稅收過程中的轉嫁問題上（或亂收費問題），而不是稅收本身。因為真正讓社會底層困苦不堪的原因，是賦稅的轉嫁問題（或亂收費問題）。

如果反對加餉的官員，真的關心老百姓死活，加餉本身，哪會產生那種災難性的後果呢？

稅收可以發生大規模的、普遍的轉嫁，主要是因為既得利益集團，擁有信息上、組織上的優勢，所以他們可以肆無忌憚的偷稅漏稅，還可以把相關的費用轉嫁到中層、底層百姓身上。更有甚者，還要藉此大發國難財。

更主要的是，面對這種問題，無論所謂的東林黨，還是所謂的邪黨，都表現出了麻木不仁的態度。

因為無論東林黨、還是邪黨、抑或是閹黨，都是官僚集團的一份子。他們誰也不會損害官場共同利益的。他們之間爭得你死我活，通常只是因為分贓不均罷了。

你看吧，東林黨也好，邪黨也好，閹黨還好，對於官員這種近於搶劫式的亂收費問題，從來都是不聞不問的。翻開歷史書，你見過哪個東林黨成員，曾就相關問題大做文章呢？好像沒有，事實上，那是真的沒有。

如果不涉及人事問題，東林黨、邪黨、閹黨通常都是和睦相處的，通常都是英雄所見略同的。

所以這種真正威脅百姓利益的問題，大家最多也就是浮皮潦草的提一下，但是永遠也不會有下文的。

簡單看一下，高贊的那位淚痕不過還是那些陳年舊調。反對淚痕的，也不過是一葉障目。

首先，我要下個結論，明末收三餉從政策層面上並無問題，也不會造成民不聊生的局面。真正的問題出於稅收的執行層面上。
要說明這個問題，不需要談明末怎麼樣怎麼樣，有個現成的比較對象。
那就是我大清啊。
是不是很多童靴以為三餉到大清就沒了？

圖樣圖森破

呵呵噠

清朝既然也收三餉怎麼就沒搞的民不聊生？?_??
所以，收三餉的政策本身從來就不是黑點。顯然問題出在執行層面。

那麼明末的執行層面出了什麼問題？
我還是要拿大清舉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清初順治時期出了個大案「奏銷案」
順治十八年，清廷將上年奏銷有未完錢糧的江南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並溧陽一縣的官紳士子全部黜革，
這個有興趣去百度一下，案情不算複雜。
簡單講就是江南一代的士紳們集體拖欠好幾年錢糧，被大清要求全部補齊，拒繳的繳不齊的革除功名，還有不少人被捉拿下獄。
所謂清承明制，清初在稅收一塊完全照搬明制，按萬曆年間規定執行。所以「士紳不納糧」？顯然不是，否則就不會有奏銷案了。

按明制即萬曆年間士紳只有部分優免並登記造冊確定優免部分，其餘部分還是要交的。
但是到了天啟崇禎時期，有權有勢的士紳們勾結地方官員，一個子都不交，拖欠著，這其中以江南最為典型。這種惡劣行徑延續到了清初順治，還是繼續玩拖欠。士紳們的如意算盤無非是官員不敢管，管不了。

但是，地方官們還是有定額的稅收任務的，士紳們不交，任務怎麼完成？
有個詞叫做「轉嫁」，官員們很有覺悟的將稅負轉嫁到無權無勢的小民身上。
同時，北方田地貧瘠，江南富庶，但是在朝廷官員的主持下，江南與北方一樣加賦，看起來很公平？事實是加重了北方農民的負擔。在北方受災的情況下不僅不能免除田賦，還額外增加。
因此，當三餉一征，本來按全天下田畝數一算不過增加九厘銀的情況下，北方農民們卻不得不將全部收成拿去交稅還繳不齊。
農民靠地吃飯，飯都被官府拿去了怎麼辦？造反。於是李自成之流揭竿而起。
這就是明末問題的本質。
這些弊病明朝就沒人發現嗎？
當然不是！發現的人很多，然並卵…
從萬曆十年至崇禎三年，內閣成員共47人，除1人未記載籍貫外，共有33人來自南直隸、浙江、江西、福建等江南地區，佔總人數的70.2%。同一期間的內閣首輔，幾乎清一色為江南人。
這一下童鞋們應該明白明末稅收出了什麼問題了吧。
明末朝政權力和話語權已經被江南為主的各級官員或者說這些利益集團把持了。
對比清朝的奏效案，各位覺得還有救嗎？

沒救。只能破而後立。

清朝入關，作為新的朝代，並且以滿洲八旗作為執政根基的特點，從上到下，各級權力組織進行了重新洗牌。它沒有前朝那些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更何況在滿洲體制下，掌握權力的是滿官，而不是漢官。漢官只是一個執行者，幹活的。
當清廷發現這些繼承的前朝弊病後，他們並沒有那些前朝的包袱，該革除功名就革除功名（革除一萬多人，放明末早翻天了），該抓的抓，該殺的殺，臉皮厚不怕你們這些文人罵。更何況我大清還有個大殺器「文字獄」啊，你敢罵那不找死么？
於是，江南拖欠的錢糧短時間就收齊了。除了江南，在其它地區的士紳還敢不交稅嗎？各級官員們還會把稅負轉嫁給農民嗎？

所以，順治乃至康熙，在沿用明朝稅制的情況下收到的稅不僅比明末多，稅率還比明末重（誰說明朝稅制爛？）。然而這種情況下不僅國家未出問題，還出現了所謂的康熙盛世。直到康熙末年和雍正時期才開始對明朝稅制進行改革。

沒辦法，明朝的執政者臉皮太薄，怕被罵。大清這樣臉皮厚才是王道，誰敢罵？
就如我朝稅負之高…噓…

這個問題川丹丹 @川丹丹答主說的有問題，淚痕大師好像改了答案，雖然他原先那個還靠譜些。。。。。

遼餉的加派是不論優免的，而且是按萬曆六年《萬曆會計錄》的所定數據加征的，至於為什麼七億畝的田土卻只計算五億，這個史料也說了，因為統計數據有問題，刪去了這部分。

《明神宗實錄》卷574 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辛亥：
戶部以遼餉缺乏，援引征播例，請加派除貴州地磽有苗變不派外，其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隸照萬曆六年會計錄所定田畝總計七百餘萬頃，每畝權加三厘五毫。惟湖廣淮安額派獨多，另應酌議，其餘勿論優免一概如額……

可以看到，說的很清楚，不存在什麼優免問題，數據也很明白就是按《萬曆會計錄》統計的7億多畝加派的。只不過由於像湖廣這種統計的非常離譜（湖廣布政司在〈萬曆會計錄〉上登的是兩億兩千多萬畝），便有部分統計田畝是沒有加派的。不是由於優免造成的。

另外就是川丹丹答主引用的優免則例，嘉靖二十四年那個我是沒問題的，這個各種資料都有記載。但萬曆三十八年這個，一來數據太大，我有點懷疑，二來似乎不是答主的一手引用，而我也沒有《常熟私志》，不知是否有轉引出處？

最後，三餉的加派，按道理說並非不可接受（不算特別多，但也不少），這點從清朝入關後也加派可以作為參考。應當說執行中的種種不合法的苛捐雜稅加劇了貧富差距導致的，這點其實淚痕答主並沒有說錯。比如火耗，耗米，徵收了役銀仍然發役，逢年過節的各種捐獻，加派時攤派不合理等等。

手機上，答的簡要就這樣了。

總結就是，沒啥影響。

我的意思是征遼餉不是明朝覆滅的主要原因，他只是把問題暴露出來。你可以理解為骨質疏鬆患者滑了一腳導致骨折。這種小災小病不該動搖到帝國的根本，遼東戰事只是加劇了帝國的衰敗。

大明朝和其它封建王朝並無本質區別。他特殊的地方只是他的前後任都不是漢人王朝。許多人賦予他特殊的意義，假裝懷念。

維持王朝的運轉，說穿了就是財政。帝國伊始，百費待興。超過200年的王朝都會均田免賦，百姓有地種，有飯吃。

根據馬太效應，窮人會越來越窮，富人會越來越富。窮人在遇到災荒的時候，只能賣田渡過危機，富人只需要攢著手中的糧食，在災年低價購買土地就好了。

官僚機構本身會越來越臃腫。注意，不僅是冗餘的人員增加帝國的財政負擔，帝國的效率也變慢了。

其實，這些也還好。最關鍵的是，自漢朝以來，官僚階層是不用繳稅的，有些農民還會把自己的土地掛名在這些官僚名下。

什麼都不做，只要隨著時間的流逝。壓在普通農民身上的負擔會越來越重，收稅的成本越來越高，帝國的財政日趨惡化。

到中後期，不堪重負的農民會變成流民，變成起義軍。軍事鎮壓的巨額負擔，帝國只能通過加稅轉移到農民身上。這些增加的稅負也許是另一些農民變成起義軍的推手。

當時，崇禎還打算先與清朝和談，專心處理農民起義。但這種喪權辱國的想法暴露後，他還拿陳新甲頂缸。

就算李自成有謀反之心。帝國的農民安居樂業，他能組織起這麼多農民軍嘛？

唯一能延緩或者改變這一趨勢的人是官僚階級。他們自覺繳稅，讓帝國的財政進入良性循環，減輕農民負擔，起義不攻自破。但是，他們本身是這個制度的最大獲益者。只有背叛階級的個人，沒有背叛利益的階級。資本主義不會革自己的命，官僚階級也不會自覺繳稅。

官僚階層認為明朝的滅亡不過是一次正常的改朝換代，扭一下屁股，繼續磕頭，繼續當官發財。他們不在乎帝國的存續，所以，南明繼續內鬥。剃髮易服不過是一點小意外罷了。

在後來的清朝中，雍正曾短暫改變這一趨勢，後果也非常嚴重。

講什麼小冰河沒用的。你說，為什麼官紳有那麼多地，卻不用繳稅？

雍正一邊西北用兵，還能增加國庫存銀，減輕普通百姓負擔，增加官員明面收入。你告訴我，這種馬兒不吃草，跑得還快，是怎麼實現的。

實際上大量稅都沒收上來。農業社會沒錢有糧食不會崩潰，沒有糧食有錢就會崩潰

簡單說明，增加兩個方向的惡化，一個是又有各種理由可以增加收費和截留啦，第二個是，哈哈，國家再缺錢也再沒法對社會上層進行徵收啦

然並無什麼卵用！

加派三響的確表面看是沒啥，折算下來加的真不多。但是！

請不要忘了，張居正改革里有一條，就是折銀納稅。也就是在改革之前，朝廷收的都是米布茶，改革後朝廷想收的就是銀子了。白銀一納入納稅體系里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我們都知道金銀天然自帶貨幣屬性，這樣白銀就成了等價交換的參照物。這樣做對中央財政肯定是好事，萬曆早期白銀大量流入，市場流通穩定，所以沒啥毛病，稅收也很清晰。可到後期白銀流通減少，就麻煩了。物價開始飛升了，市場上白銀成了硬通貨，有點錢的人都開始囤銀，這不能怪商人或者士紳，這是人的本性。崇禎加派三響，按他的邏輯真的不高！但可惜那時候沒人懂金融，他不知道市場上米布茶折銀的價格已經變了。打個比方，早期100石米可以換0.5白銀，可到了崇禎年100石米就只能換0.3白銀都不到了。再加上各種火耗已經攤派，那到民眾頭上這稅銀已經是天文數字了。這時候銀子沒有，銀子折算的米也都成天文數字了。結果底層民眾直接都破產，只能去做流寇的生力軍了。說穿了就是央行沒有足夠的銀子投放市場做流通，不然這點三響還真不是個事。又有很多吃瓜群眾老是說上層大地主，士紳階級不肯拿錢給朝廷。這就更荒謬了！這天下都是你皇帝的，什麼資源都你占進了，然後你說你沒錢？你沒錢還要搶老百姓的錢？搶完了又說這天下都是你的，這天下的人都是你的臣民。敢情好事全你佔了，還要別人做牛做馬的？大凡有點文化的人就會有點思維。有了思維邏輯能力就很清楚，這世道什麼都不是我的，就那點錢才能給自己點安全感。這些都是正常的思維邏輯。好笑的是，現代絕大多數吃瓜群眾都是把自己都當成皇帝在解讀那時代的民眾，真是本都是賤民的，卻做著皇帝夢。可笑可憐！

明朝從一開始就採用鎖國政策。對外貿易只有朝貢，也就是說外國人必須承認自己是三孫子，奉承巴結天朝，然後才能得到賞賜。這樣的國策導致明朝不再有像宋朝的市舶司那樣的關稅收入。（誰願意主動給你當孫子？）也就是說明朝的收入來源主要靠地稅。同時，官紳集團年年在增加，他們又不繳地稅。這樣的話，國家財政收入只能靠加田賦來平衡赤字（具體數字可以看其他網友的回答）。當國家財政破產，軍隊的薪餉得不到正常供應的時候，國內的叛亂就不可能被撲滅。

其實明軍是完全有能力消滅流賊。張獻忠被逼得投降過，李自成也曾被打的只有十幾騎。但是，為什麼他們後來不僅沒有被消滅反而壯大了呢？崇禎末年，河南大飢，百姓生活無著，只有從賊（就食）。當時關在詔獄中的孫傳庭只向皇帝要求3千精兵就誇口能滅賊。等他出來一看，孫督師發現賊如蟻聚。非五萬精兵不能滅賊了（可能需要更多，但是皇帝不可能籌到更多的錢、餉）。

明朝的官吏也不可能提出對自己的特權自我放棄（即和普通百姓一樣繳稅）。這在崇禎皇帝要求他的大臣們捐款一事可以清楚看到。這些官員愛財如命，勝過了對大明的愛。可悲的是李自成來了，用夾棍把他們的銀子全部夾出來了，這些官的錢財、尊嚴和小命都不保。如果這些人有預知未來的能力，肯把錢主動拿出來給皇帝，明朝就不可能亡於流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