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科學史研究之外，歷史文獻對科研還有哪些用處？

11-30

本問題已收錄進圓桌：動態 - 將科學研究進行到底

做科研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之一便是無意間發現兩個表面上完全不相關的領域通過一種神秘的關係聯在一起。愛因斯坦時代恐怕不會有人想到核子間的強相互作用會與麥克斯韋的電磁理論在量子場論尺度上被融進了標準模型（Standard Model）。

這種神秘的聯繫在數學中有個美麗的名字，叫moonshine。當然這個名字是十分具體的數學現象，並非一類統稱。十分粗略地講，最早由John Mckay發現的著名的modular j-function的傅立葉係數與最大的散在單群monster group的不可約表示維數之間的神秘聯繫，也就是著名的

196884=196883+1

21493760 = 21296876 + 196883 + 1

864299970=842609326+21296876+2·196883+2·1

...

其實modular j-function的傅立葉係數早在1938年由Rademacher導出，而monster group的不可約表示維數是1973年左右由FischerGriess獨立發現，時隔近40年。沒有證據證明John Mckey當時會翻閱Rademacher的原始論文，畢竟j-function是很出名的也是最基本的modular function。

無獨有偶。
2010年，三位日本理論物理學家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大石頭分校的一次討論中，年長者讓資淺的天才查閱另外一個人的博士論文中的一個函數的傅立葉係數，在經歷近20年沉寂後，這篇論文的最不起眼的地方被重新挖掘出來，轟動了當時的弦論界，至今方興未艾。這就是著名的Eguchi-Ooguri-Tachikawa Moonshine，俗稱Mathieu Moonshine。
讀者可能注意到這個俗稱中的Mathieu，實際上就是19世紀的法國數學家Emile Mathieu，以他命名的Mathieu groups（這裡雨Mathieu Moonshine聯繫的是M24群）也是散在單群，而新發現的Mathieu Moonshine同樣給出了神秘的數字聯繫

90=45+45
462=231+231
1540=770+770
...

這是橫跨近150年的研究，人們並不了解其背後物理內涵，甚至數學內涵，只是

"I cannot forecast what stormy weather our field is
destined to endure, but I can forecast with confidence
that there will be abundant moonshine ahead."

by Greg Moore in Strings 2014

更加有意思的是，人們似乎對Mathieu Moonshine背後的弦論對稱性研究動力不足，或者說實在太難（美國某個跨校研究小組正在撰寫新的發現，或許會解釋為什麼這種神秘的聯繫會發生在弦論的對稱性中）。但數學家，理論物理學家對另外一種數學現象卻感興趣得多，也就是Mock Modular Form。

這是數學天才拉馬努金人生最後時刻給他的導師哈代的幾封信中觀察出來的一些神秘的並不滿足modularity的(theta)modular-like form，人們稱其為Ramanujan mock theta functions。其中有一類函數(並非拉馬努金髮現的，而是可以與拉馬努金髮現的mock theta functions一起歸併到新的一類函數)，現在人們稱作Appell-Lerch sums在Mathieu Moonshine的研究中被分離出來，類似的結果被弦論學家研究雪茄模型時被發現，而這一切的源頭便是一位荷蘭數學家Zwegers在2002年左右復活了Ramanujan的研究。值得指出的是Appell與Lerch是與Mathieu同時代的數學家，而Appell functions的研究在數學物理界至今仍然是神秘的，其與弦論背後的神秘對稱性的聯繫正逐漸顯現。或許我們不需要重新翻閱Appell的著作，但其偉大的發現依然是指引我們燈塔。

「My dream is that I will live to see the day when our young physicists, struggling to bring
the predictions of superstring theory into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facts of nature, will be led to
enlarge their analytic machinery to include not only theta-functions but mock theta-functions . . .
But before this can happen, the purely mathema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mock-modular forms and
their mock-symmetries must be carried a great deal further.」

Freeman Dyson (1987 Ramanujan Centenary Conference)

參考文獻：
［1］http://arxiv.org/pdf/math/0402345v2.pdf
［2］Monstrous moonshine
［3］Mock modular form
［4］http://arxiv.org/abs/1208.4074

後記

實際上對於理論物理而言，1973年後的文獻均不可被稱之為歷史文獻，這個裡程碑式的時間源於標準模型的建立以及黑洞的熱力學定律的發現；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那時弦論也已經被人們注意到了（1968）。

就數學而言，一些分支的歷史文獻的時限很可能後退19世紀，甚至更久遠的文章都不應被認作是所謂的「歷史文獻」，這裡需要澄清。

題目我理解為較為久遠之前（比如10年之前）的文獻，對理工類學科的前沿研究，有什麼價值。

1.發現學科發展規律
尋找學科發展的規律性，提示學科未來的發展方向，需要利用到較為久遠的文獻。這類研究，是利用」歷史文獻「，為現在的前沿」研究「服務。

2.解決學科本體問題
有些科研需要一定時長的文獻資料積累，才能看出規律。比如氣候、物候等研究。
有些科研的作用短時間之內無法發現，也可以通過歷史文獻進行追溯。

3.為研究提供思路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從歷史文獻中尋找科研思路。
如青蒿素的研製，及以其為代表的現代中藥有效成分的研究。
或者利用數據挖掘手段、循證醫學方法等，尋找舊文獻中的有效治法和方葯。

ps，科技史研究是」歷史文獻「與現代」科研「的最主要橋樑，其不同於一般意義的「史學」研究，不宜排除在外。

竟然有人邀請回答，受寵若驚，，
這首先要看怎麼界定科研和科學，我對科學的界定就是客觀的，成系統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而改變。
記得上音韻學課的時候老師說過：現在我們都說人文科學，其實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最多算人文學科。但要說音韻學，那肯定是一門科學。音韻學，就是古代的語音學，涉及不同口腔部位的發音，非常複雜，現代研究語音學的還涉及計算機類和物理學方面。
說到音韻學研究，那真是太難了，音韻學是在發展的，上古時期到底是怎麼發的音根本沒人知道。不用說上古，就是中古怎麼發的音也很難確定，於是學者就需要利用古代的文獻來進行研究。比如說《詩經》，它在上古的時候是押韻的，學者就通過壓的韻來建立系統。簡單說起來就是比如這首詩字A與字B押韻，那首字B與字C押韻，就能確定ABC三個字押韻，這樣就可以拉出一長串，但這也只能說明它們押韻，我們還是不知道到底它們是什麼讀音，這就需要更多文獻的佐證。
清朝是音韻學研究鼎盛時代，像清人錢大昕就根據古代文獻得出「古無清唇音」第一條漢語聲母演變規律。還有清人陳澧根據反切上字取聲下字取韻的基本原理建立了「反切聯繫法」，考證《切韻》(隋朝陸法言著)時代的音類。
發一張韻圖大家感受一下～

感覺有點扯遠了，再說說其他的。

其實我看到這個題目第一個想到的是沈從文的《中國服飾史研究》，嚴謹博大，通過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獻來研究中國服飾史，不過這書太厚我又不太感興趣，於是沒有看完。
地理學研究。《山海經》據研究最早是夏商時期楚地的地理書，許多怪物很有可能是部落標誌，專言水道的《水經注》，專言域外地理的《大唐西域記》，實測地理晚明徐霞客《霞客遊記》，航海探險陳資齋倫炯《海國聞見路》，清朝第一部考古地理書顧景范祖禹的《讀史方與記要》，除了以上還有很多地理方面的書可以用以研究古代地理。
歷算學，就是研究曆法與算術，相關文獻有《崇貞曆書》，元扈首譯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元李仁卿《測圖海鏡》《益古演段》，戴震校《算經十書》。
物理學、工藝學。這應該屬於科技史，宋應星《天工開物》。墨子就不用說了。
農學，醫學，樂曲學，還有其他。

補充：
中國古代文獻浩如煙海，而現在最大的悲劇就是，做其他研究方面的學者文言水平不到家，或者說更本看不懂古文。我曾有一段時間為了寫論文看了不少中國工藝史方面的書，其中有講到文質觀的發展，每本書引用的的古文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這讓我怎麼相信他們是確實看過原文有了理解而不是照搬其他書的？古人的書中有許許多多值得研究的東西，可惜少有人問津，他們的書就這樣被圖書館束之高閣，直到落灰老化，紙張發黃，蟲蛀鼠嚙。蟲蛀鼠嚙是可以修復的，紙張老化卻是無法修復的。。。。想想就覺得很心痛。

科學史的關注領域是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歷史發展的研究，即科學的歷史。

題主所說的「科研」，廣義上來說應該涵蓋所有學科的研究，那麼歷史文獻所發揮作用的機會實在太多，尤其在注重積累與證據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怕是很難避開歷史文獻。

而單純在自然科學領域，前幾位知友都說，科學家可以在歷史文獻中找到未被當時人賞識的研究成果或問題意識，再對它進行發揚光大。這其實是在文獻中拾遺，尋找被人遺忘和忽略的智慧之光。它帶來的，最重要的東西的是研究靈感和研究意識，還有一些可供借鑒的研究成果。而且這樣的歷史文獻，應該說普通人很難接觸到，多是前輩學者的文稿等等，差不多是學界中人才會了解的事。

那是否曾有我們熟知的歷史記載對自然科學研究提供了相當重要的證據與支撐？

【15世紀小冰期的發現】

15世紀起，有大量歷史文獻記載世界各地頻繁發生自然災害，時值明清時期的中國，也是災害連年，農民運動四起，甚至發生明清易代的大變革。這是為我們所熟知的史實。

1939年，科學家弗朗索瓦-埃米爾·馬泰提出了「小冰期」的概念，目前，學者們也廣泛認可，在15-20世紀，地球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小冰期，即全球氣溫較之前更低。「小冰期」的提出和確認，對於地理學、地質學、氣候學的研究有著重大的影響，也為我們預測地球未來的氣候變化提供了參考。

在數百年後，單純依靠氣候學的理論推演，科學家也許可以推測，地球曾經經歷過這樣一個小冰期，但是由於氣候的變化直到今日都是難以被預測的，也是難以回溯的，所以是歷史文獻中種種異於尋常的記載，為小冰期的存在提供了最確鑿的證據。

歷史文獻對氣候學、物候學、博物學的作用向來十分重要，因為這些學科本身十分重視長程的考察，要了解我們未曾經歷的過去，只能藉助的歷史的手段來達到。

謝邀。那就講一個科學史上的小故事吧。在這個天王星發現之後大半個世紀里的一段歷史中，歷史文獻對科研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正文開始

18世紀中葉，天文學幾近陷入停滯。倫敦格林尼治天文台與巴黎天文台均已建成百年，歷代天文學家不斷加固天文星表，滿足於利用牛頓、歐拉、拉格朗日代代精進的數學體系計算各種已知天體的軌道，再與實際觀測進行參照，來驗證牛頓體系的正確。他們跟隨在大師身後亦步亦趨，卻忘記了去探索新的領域。

直到1781年，敏銳的目光穿透五大行星的軌道，突破了當時已知太陽系的邊界。真正的發現不再出自官方冗雜官僚的科學機構，而是發軔於英國業餘觀測者的家庭作坊。

這一年的一個春夜，出仕英國巴斯教堂的風琴演奏師威廉·赫歇爾在自製的望遠鏡里，發現了天王星。

威廉·赫歇爾畫像

威廉·赫歇爾，這個毫無受過正規天文學系教育的音樂家，全憑自修，造出了那個時代完爆英法兩大天文台的，精度最高的天文望遠鏡，整夜整夜被用於持續觀測。他的妹妹卡洛琳·赫歇爾本是頗具天賦的歌唱家，也被他請來，放棄音樂領域的發展，成為他的觀測助手。卡洛琳後來也成為有所成就的天文觀測者，歷史上確認由她發現的彗星不少於八顆。

而在當時，卡洛琳最主要的工作範疇是，在哥哥進行廢寢忘食的觀測之時，給他喂飯。

赫歇爾精度最高的望遠鏡：四十英尺望遠鏡，造價昂貴，需要複雜的機械配合操作，注意右下角的房子大小。

1781年，在赫歇爾的鏡筒指向金牛座天區時，一個星圖上未曾標出的細小的光點闖入了赫歇爾的視野，與傳統的恆星不同，通過高倍數望遠鏡觀測，天體呈現出一個圓面形狀，是太陽系系內星體的典型表徵。又通過幾天的跟蹤觀測，發現這個星體在恆星背景上產生了移動，星體軌道與彗星的拋物線軌道不相同，是接近正圓，直徑則超過地球的四倍，確認為一顆新行星，也就是今日的天王星。自希臘時代以來運轉兩千年的五大行星體系擴充為六行星系統，太陽系的邊界向外推出了一倍。

1781年天王星的閃現，並不是它首次出現在人類的視野。天王星最亮時，視星等達到5.5等，肉眼都勉強可見。人們回溯歷史文獻記錄，發現在赫歇爾之前足足有22次天王星的標記。歷史文獻的記錄一方面證明了新行星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發現天王星不在於難於觀測，而在於難以分辨。

人們隨便拿起一個鏡筒指向天空，可以觀測到的的星體都數以十萬計，天王星湮沒在浩繁的星空背景之下，天文學家僅僅把它當成夜空背景里的一個平凡光點，沒有人進行過任何跟蹤計算。

天王星被發現之後，隨之而來的任務便是確認行星軌道。天王星發現幾個月後，天王星的近似軌道便被算出。然而，軌道運算工作很快遭遇危機，天王星開始偏離科學家預言的軌道。

天文學家波德，宣稱出現誤差非常合理，畢竟當時天王星剛剛被發現兩年多，而天王星繞日周期長達84年，已有的觀測記錄不足以做為預測軌道的基礎，他想到了一個最基本的解決辦法：查閱歷史文獻。

天王星當時最早的記錄出自於格林尼治天文台首任台長、英國首任皇家科學家弗蘭斯蒂德。弗蘭斯蒂德作為英國最嚴謹星表的編訂人，首次記錄早於赫歇爾91年。他是一絲不苟的觀測者，在同時代牛頓寫作巨著《論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時，正是弗蘭斯蒂德提供的天文數據給了牛頓足夠的數據，才使牛頓的萬有引力學說理論有了足夠的實際支撐。然而，此後牛頓與其反目，以皇家學院院長身份對其多加打壓，甚至開除出皇家學院會籍，但這都絲毫不能質疑弗蘭斯蒂德觀測的準確性。

弗蘭斯蒂德的繼任是預言哈雷彗星回歸的哈雷，哈雷此後又有邁耶，邁耶留下的文獻里，也留下了天王星的痕迹。於是，靠著弗蘭斯蒂德、邁耶、赫歇爾等人共一個世紀的觀測資料，天文學家終於確定了天王星的新軌道。

這還沒完，兩年之後，天王星再度偏離星軌。

要維持天王星的橢圓形軌道，現有數據和歷史文獻出現了矛盾——
如果文獻是對的，天王星就不應該出現在現在的位置上，可它偏偏出現了。
如果按現在天王星的運轉情況，顯然歷史文獻錯了，可偏偏弗蘭斯蒂德是出了名的一絲不苟的觀測者。

學界開始爭論歷史文獻中的天王星數據是否有效，最終天文學家分為兩派：

一派選擇壯士斷腕，奧地利天文學家菲克斯米爾納拋棄了弗蘭斯蒂德的文獻記錄，推演新軌道，終於將天王星軌道誤差控制在10角秒以內。

另一派則選擇大膽求進，法國天文學家達蘭伯利尊重弗蘭斯蒂德的文獻，但把木星和土星的引力擾動因素納入到天王星軌道計算中來。這樣，考慮進木星和土星對天王星的干擾，天王星軌道終於將歷次文獻數據與現有記錄吻合為一。

還沒完，到了1800年，天王星再次出軌。

天文學家束手無策，畢竟當時所有的因素都考慮了進去，就是不能算出來一條符合萬有引力定律的真正軌道。直到20年後，法國天文學家波瓦德試圖解決這一問題。這時，天文學家已經積累了天王星發現30年來的數據，歷史學家也沒閑著，他們新發現了弗蘭斯蒂德的塵封手稿，裡面記錄著天王星晚期的一些資料，整一個多世紀的數據全都清清楚楚地放在波瓦德面前。

這時波瓦德發現：對不上，無論如何歷史文獻和現有數據都對不上。他只能採取更武斷糟糕的做法，把赫歇爾之前90年的數據一併刪除，但這也只是把新數據和軌道偏差控制在10角秒，而舊有文獻數據數據和軌道的偏差達到了幾十角秒以上。

天文學家對波瓦德的軌道十分不滿，如果說弗蘭斯蒂德的觀測錯了也罷，可總不能之前所有的文獻記錄全都錯了幾十角秒。科學家們只好假設天王星在被赫歇爾發現前被彗星撞了一下，才偏離了歷史數據那麼多。

但彗星撞擊說也僅持續了五年，1825年天王星再度出軌，這已經不是撞擊說所能彌補了。

至此，歷史文獻誤差說、木星土星擾動說、彗星撞擊說一一被擊破，天文學家終於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設：天王星外面還有一顆大行星。

通過有限星體數據來計算星體軌道非常繁重，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先例。1801年，世紀之交，義大利科學家皮亞齊發現了第一顆小行星——穀神星。可惜觀測了一段時間以後，穀神星就運行到太陽附近，就此消失蹤影。僅僅靠著前期極其有限的數據，要預測穀神星幾個月後將在哪裡現身，在那個沒有計算機全憑手算的時代，無疑需要天才來完成。

好在，當時真的有天才仗義出手，數學王子高斯時年24歲，這位近代數學的奠基人兩年前就已經取得了博士學位。高斯接到請求後兩個月，他開創了一種全新的軌道計算方法，在殘缺不全的數據基礎上運算，最終把計算結果交給了天文學家。裡面建議：「不妨新年時把望遠鏡指向那個位置看看。」天文學家照著高斯的建議一望，穀神星再度出現，與高斯預測的位置只差半度。

但穀神星的軌道計算，好歹是有著一些穀神星的直接觀測記錄，現如今要通過天王星的軌道擾動，反推出一顆天王星外，距離太陽十幾億公里、沒有任何觀測記錄的大行星，難度更甚。

於是學界又等待了十五年，直到英法兩國各自再次湧現一名天才。英國是亞當斯、法國是勒維耶。雙方几乎在同時在紙面上預言了新行星的位置，其中勒維耶在運算中用廢的稿紙就有上萬頁。

然而，兩人的發現之旅均命途多舛，亞當斯迫不及待奔向格林尼治天文台尋求幫助，而台長擔心影響天文台的日常運作，壓根不理。勒維耶則低聲下氣，才在柏林天文台爭取了一夜的時間，用來驗證新行星。那是新行星發現的最寶貴的機會，兩位天文台同事只有一夜時間，他們爭分奪秒地進行觀測。對照著當時最全面的星表，每在預定天區中發現一顆，就在星圖上劃掉一顆。終於，經過半個小時的排查，一顆藍色星球如約出現在視野里，而在星圖上，沒有對應的星體可供劃掉。

海王星至此宣告發現，勒維耶贏得了巨大的聲望，英國由於官僚主義的低效，在英法兩國的新行星追蹤之旅中徹底落敗。法國人享有了太陽系第八大行星的發現權，而距離下一顆行星冥王星（當然，現在冥王星已經不是大行星，重新定義為矮行星）的發現，還有大半個世紀。

海王星由此被稱作「紙面上發現的行星」，是人類天文學史上目前僅有的一顆，不出意料的話，應該也是此後的唯一一顆。（後來人們回顧勒維耶的計算，發現其中有一定偏差，故海王星的計算有一定偶然因素）

當然，海王星發現之後，人們也查回歷史文件核對，發現如同天王星一樣，海王星此前也被許多觀測者記錄過，只是他們未曾留意。

最早的記錄比天王星還要早，首次記錄出現在兩個多世紀前的大宗師伽利略的手稿之中。不知在兩百年前，伽利略在星圖裡點下這顆細小的墨點之時，有沒有感受到，來自太陽系遙遠邊陲的呼喚。

總結：在天王星發現到海王星發現的半世紀里，歷史文獻對科研的作用如下：
1. 在新星被發現時，及時查找歷史已有記錄，確認新發現可信度；
2. 在對新行星觀測數據有限情況下，作為一手觀測原始資料配合計算軌道；
3. 及早暴露新舊軌道衝突，為天文學家及早提出新行星擾動假設奠定基礎。

最後直接促成了海王星的發現。
------------------

當然，科學研究與歷史文獻之間往往相輔相成，相互促進，而且影響也不僅限於推動科研以及科學史研究：

1. 歷史文獻可作為科學研究的重要資料
別的答主提到，在研究超新星爆發時，由於超新星非常罕見，就需要查回中國史籍超新星記錄，由於中國星表非常詳細，可以促進超新星研究。

2. 觀星文獻資料可以反過來推動歷史研究，協助判別史料真偽
古希臘最重要天文學家之一的托勒密，最重要的著作是《天文學大成》（又叫《至大論》），聲稱自己做了詳細的天文學研究。於是，天文學家根據現有星圖，倒推兩千年前的托勒密時代星表，發現，在托勒密的星表裡，竟然標出了在他聲稱的觀測地點看不見的南方天區的一些星星。呵呵，你肯定抄了別人的星表。

3. 現代科技與歷史文獻記錄結合，可以對科學史以外的歷史研究做出重大貢獻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夏商斷代工程，為了確定上古時代的具體年份，最重要的確定方法便是找出甲骨文、金文記載的天象，然後通過天文法則倒推當時星表，精確確定年份。最終《夏商周年表》定夏朝約開始於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盤庚遷都約在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武王伐紂之年）定為前1046年。不靠文獻和現代科學的綜合，這樣的歷史結論做出來誤差會相當大。

回答完畢。

--------------

最後上廣告！

歡迎來關注我的新浪微博：Sina Visitor System @汪有歡迎點擊關注，其實我的本職工作是個段子手。

我說個最直接的。
現代天文學要做超新星研究，比如超新星爆發是否會形成射電源的問題。但超新星爆發是極為罕見的天文現象，那天文學家要研究超新星爆發該怎麼辦呢，只好去古籍里找。幸好中國古代文獻里有完備、持續和準確的天象記錄，科學史家席澤宗將其整理後於1955年發表了《古新星新表》一文，1965年又與薄樹人合作發表了《中朝日三國古代的新星紀錄及其在射電天文學中的意義》，這兩篇文章對現代天文學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
——————————————————————
補充：類似的研究還有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等等

開拓思路或者科研方法什麼虛的我就不說了

可以發Science啊……

1953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赫爾曼·施陶丁格（Hermann Staudinger）在1919年報道過疊氮苯和三苯基膦在水相常溫下快速高產率生成Triphenylphosphine phenylimide的反應，該中間產物又可以自發水解生成三苯基氧化膦和苯胺（Fig. 2A）。

Staudinger, H., Meyer, J. (1919). über neue organische phosphorverbindungen III. Phosphinmethylenderivate und phosphinimine. Helvetica Chimica Acta, 2(1), 635-646.

這兩個基團都是非生源的，同時在生物體內又都相對而言比較惰性，且反應可在室溫水相快速進行。於是，Carolyn Bertozzi及其合作者在2000年對該反應稍加改進，發展了施陶丁格連接反應（Fig. 2B），用於在活細胞/活體內特異地標記某些分子，這是第一個生物正交反應（bio-orthogonal reaction）也開創了生物正交化學這個（我覺得遲早要拿諾貝爾獎的）領域（這之後就是無銅Click反應啦……）。

Saxon, E., Bertozzi, C. R. (2000). Cell surface engineering by a modified Staudinger reaction. Science, 287(5460), 2007-2010.

以上

謝邀~
在一個寒冬中苦敲論文的下午，突然看到題主的這個問題，我在心裡不禁仰天長嘆：果然。
我是古典文獻學專業的在讀博士，從本科開始，被問的最多的問題莫過於：你們這個專業有什麼用？
相較之下，題主的問題已經寬容很多，至少還列出來「除科學史研究之外」這樣專業的字眼聊我等文獻學人以慰藉。
文獻其實是個很遠的概念，上溯到孔子的「文獻不足征」，下到現在又貌似熱起來的各種文獻學概念，先秦所說的」文「（古代典籍和史料）和」獻「（懂古典典籍和史料的人）早已演變成如今的努力向實用性靠攏的文獻學專業了。
文獻也是個很大的概念，古典文獻學和歷史文獻學都屬此類，當然還有其他我不了解的門類，茲要是從前而來，都會有這個門類的文獻（此處等同於資料）以供今人使用。
回到題主的問題上，除了科學史研究之外，歷史文獻對科研還有哪些用處？
如果說用處，抱歉，我還真是不知道呢。
對於我的專業而言，被冠以」還有哪些用處「的疑問，我的心還是痛的。
是的，它不能快速的轉化為經濟價值，甚至在很長的時間裡都不能看到它有這樣轉化的苗頭，在科研這種相當講求效率與成果的專業領域，它的存在性微乎其微，彷彿只有在出現歷史、古代這樣的字眼時，它才被人想起，然後就又忘記。
所以，它就沒有用處了嗎？
就以我淺薄的文獻知識來看，歷史文獻的貢獻卻是巨大的。這種大不是瓦特蒸汽機那樣一旦發明問世，即刻引爆工業革命的大，它的大是包容的大，隱匿的大，難以忽略也難以磨滅的大。它以自己的沉厚積澱甘做科學發展、社會進步的大背景，穩穩的給這其中無數的思想迸發以原動力，就像一個承載了眾多生命體的牛車，雖慢，但仍然一步步地向前走去。
突然想到，這樣的問題其實還可以有很多類比，」學文科有什麼用？「」學中文有什麼用？「等等等等。這又讓我想到前段時間知乎很火的那個回答，學古詩詞有什麼用，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我想，同理可推題主的這個問題。
從本科以來，學習古文獻學業已八年，未來可見的至少還有兩年，但我依然不敢說已經入門。對我來說，古文獻學猶如一個繁華寶藏，裡面有我這一輩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借用陳正宏先生的一句話來說，撫摸著這樣片片蒼黃的書頁，心裡湧起的儘是感動，穿越數百年的時間，也曾有先賢同樣翻閱過此書，那一刻，古典文獻對於你的意義不只是簡單的幾個字，而是扎紮實實的深刻與安寧。
推薦大家看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看後也許會有不一樣的感受。
就這樣吧，讓我繼續背著西西弗斯的石頭，前進吧。

今天恰好看到的，摘自維基百科。

弦理論的雛形是在1968年由維內奇諾（Gabriele Veneziano）發明。有說法稱，他原本是要找能描述原子核內的強作用力的數學函數，然後在一本老舊的數學書里找到了有200年歷史的歐拉貝塔函數，這函數能夠描述他所要求解的強作用力。事實並非如此，根據維內奇諾本人的說法，這個函數是他多年努力的結果，而那些「偶然發現」以及「從數學書中發現」的傳言令他本人很不高興。不久後李奧納特·蘇士侃發現，這函數可理解為一小段類似橡皮筋那樣可扭曲抖動的有彈性的「線段」，這在日後則發展成「弦理論」。

如果說我看得比別人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頓。

如果不是站在前人的研究上，何來idea? idea不是憑空來的。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最簡單而最有意義的一點是，很多偉大的科學家，在自己當時的時代有許許多多超越時代的工作、發明；在生前被埋沒；只有當死後理論技術達到一定水平後，才被人重新發現，讚譽。

謝邀，前面很多大神都說的很好了，先留個坑，閑時回答。

為了避免一行白鷺上青天——離題萬里的情況，這道題答題的方向一是解釋什麼是歷史文獻，二是解釋什麼是科研，三是作答哪些用處，好吧我承認都是廢話了。

歷史文獻和歷史文獻學兩者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我不多做解釋。以下內容我就從歷史文獻學的角度來簡單扯下。

想像一下，你一下子掉入知識的海洋，周邊不見大陸，而歷史文獻學就像啟明星，為你指明划水的方向。忘記是哪位大神說的，世界上就一門科學，那就是歷史學，歷史文獻學作為歷史學的重要組成部門，可謂大而又大。

順便百度一下，歷史文獻學的用處就很多，什麼校勘、版本、源流，懶得打字了，插入一段百度（歷史文獻學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今一切有歷史價值的漢文與民族文字的歷史文獻，歷史文獻學是對文獻的產生髮展、表現方式、流傳情況，以及文獻的內容類別、整理利用乃至文獻數據化進行探討和研究，並闡述其發展規律，總結其實踐經驗，進而加以理論說明的一門綜合性的學問，歷史文獻學是一門具有深厚文化底蘊和廣闊發展前景的學科。）

還有研究的領域

（1、歷史文獻學理論與方法：包括學科屬性之確定、學科體系之建設及文獻學方法等。
　　2、歷史文獻學史：包括文獻學產生、發展、繁榮、變化的歷史脈絡以及各個階段的成就、特色等。
　　3、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包括古代學術思想文化發生、發展的歷史脈絡以及各個階段特別是清代的成就、特色等。
　　4、文獻整理：包括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以及文獻數據化等。）

先說到這，下次再補。

青蒿素的發現轉自豆瓣
中醫藥裡面還有很多這樣的寶貴財富等待著我們去發掘

上了一定年紀的人應該都還記得過去瘧疾多發的情景。

因為肉眼看不見的瘧原蟲在血液里的鼓搗，病人的癥狀相當痛苦。高熱起來，恨不得把衣服全脫光了都還不解熱；發起寒戰來，幾床被子壓著依然感覺寒氣透骨。幾番折騰下來，病人非常虛弱，時間長了，病人就會變得骨瘦如柴，有的甚至因此而丟了性命。

其實，瘧疾算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疾病。我們的先人對它還是有一定辦法的。在晉代葛洪所著的《肘後備急方》中就有關於瘧疾的治療方葯，原文如下：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意思是，用一把青蒿，以二升的水浸漬以後，絞扭青蒿，取得葯汁，然後一次服盡。可別小看這幾句話，它說明，我們的古人對於青蒿截瘧已經有了很深入的認識。

歷史的車輪緩緩地駛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代，一個曾經積貧積弱的國家以一個嶄新的形象屹立於世界的東方。很多國家和民族為新中國送來了祝福和讚歌，但也有不少國家因為種種原因對新生人民政權採取敵對態度。於是，世界上幾個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了親如兄弟的好朋友。這其中就包括和我們緊鄰的越南。

1959年，越共中央委員會決定武裝統一越南，並派遣大量軍事人員前往南越組織武裝顛覆。1961年5月，應南越吳廷琰政府要求，美國肯尼迪總統派遣了一支特種部隊進駐南越，標誌著越戰的開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前蘇聯和中國絕對不會袖手旁觀，全力以赴地支持北越政府。越戰逐步升級，越打越烈。60年代中期，除了提供大批物質金錢支援越南北方政府以外，中國政府派遣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秘密入越參戰。因為越南叢林茂密，瘴氣瀰漫，加上行軍艱苦，戰鬥激烈，戰士們紛紛感染瘧疾，其中惡性瘧疾死亡率極高，極大地影響戰鬥力。但是當時抗瘧特效藥氯喹已經產生抗藥性，醫護人員對戰鬥人員大量減員一籌莫展，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對此十分關注。與此同時，越共軍隊也因患瘧疾大量減員，越共中央胡志明主席請求中國政府代為研究尋找能替代氯喹治療瘧疾的新葯。

1967年5月23日，毛澤東主席下令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研究工作，要尋找能夠替代氯喹治療瘧疾的新葯。周恩來總理直接參与，國務院專門成立「5.23」辦公室。衛生部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山東省中醫藥研究所、雲南省藥物研究所等數十家國家級和省市級的研究機構在各大軍區所屬的「5.23」辦公室領導下，承擔了這項當時較為秘密和重大的科研工作。1967年5月至1972年底的五年中，各地承擔5·23項目的科研人員把中醫藥老祖宗幾千年留下來的瓶瓶罐罐翻了個底朝天，檢驗了無數的中草藥治療瘧疾的成方、單方、驗方、秘方。花掉大量的人力物力，結果還是沒有突破性進展。

1969年1月21日，中醫研究院任命在科學研究上已經嶄露頭角的北大生物藥學專業畢業生屠呦呦為科研組長，參加『五二三』項目。造化弄人，也許連屠呦呦自己也沒有想到，這樣一項任命，最終成就了屠呦呦作為青蒿素第一發明人的盛譽，也成就了新中國在中藥研究領域的歷史性突破，當然，更成就了成千上萬需要青蒿素治療的嚴重瘧疾患者。

　　在此之前，國內其他的科研機構已篩選了4萬多種抗瘧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藥，未能有令人滿意的發現。屠呦呦決定，首先系統地整理歷代醫籍。她還四處走訪老中醫，就連單位的群眾來信也仔細地翻閱了一遍。由此，她專門整理出了一本《抗瘧單驗方集》，包含640多種草藥，其中就有後來提煉出青蒿素的青蒿。不過，在第一輪的藥物篩選和實驗中，青蒿提取物對瘧疾的抑制率只有68%，還不及胡椒的效果好。在其它科研單位彙集到「五二三」辦公室的資料里，青蒿的效果也不是最好的。在第二輪的藥物篩選和實驗中，青蒿的抗瘧效果一度甚至只有12%。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青蒿並沒有引起大家的重視。

　　青蒿在中國民間又稱作臭蒿和苦蒿，屬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中國南北方都很常見。古代多部中醫藥著作都有關於青蒿可以治療瘧疾的記載，很多地方老百姓的土藥方也都用青蒿來對抗瘧疾，並且收效顯著。

　　為什麼在實驗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瘧疾呢？是提取方法有問題？還是做實驗的老鼠有問題？屠呦呦心有不甘。她重新把古代文獻搬了出來，一本一本地細細翻查。有一天，東晉葛洪《肘後備急方·治寒熱諸瘧方》中的幾句話吸引住了屠呦呦的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為什麼這和中藥常用的高溫煎熬法不同？原來古人用的是青蒿鮮汁！

「溫度！這兩者的差別是溫度！很有可能在高溫的情況下，青蒿的有效成分就被破壞掉了。如此說來，以前進行實驗的方法都錯了。」屠呦呦立即改用沸點較低的乙醚進行實驗，她在60攝氏度下製取青蒿提取物。在實驗室里，她觀察到青蒿提取物對瘧原蟲的抑制率達到了100%！

後來，對於瘧原蟲有著良好抑制作用的青蒿提取物結晶就被命名為「青蒿素」，並且很快通過臨床驗證，對於奎寧容易產生抗藥的惡性瘧疾等有著良好的治療效果。

儘管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我國沒有獲得青蒿素的知識產權，因此，這樣一個對全世界而言都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發明並沒有給我們國家帶來實際的經濟效益。但畢竟，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泱泱大國，我們用中醫藥寶庫里的豐富知識和實踐，為人類健康和保健事業做出了不朽的貢獻，這是應該永遠引以為豪的。

　　歷史上的有些發明也許就是這樣，和一些人擦肩而過，和另一些人在峰迴路轉後又重新相遇。但正如數學家華羅庚所言：「機會只給那些有素養的人，給那些善於獨立思考的人，給那些具有鍥而不捨精神的人。」

當做證明材料。

增加難度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撰寫課本養活了很多人從而讓他們的兒子女兒接受到了教育~

兄弟，聽說過德布羅意嗎？就是那個提出物質波的，P=h×λ，將光的粒子性與波動性統一起來的那個人，他博士期間可是研究法國歷史的，記載中說他是研究了光的粒子性和波動性的發展歷史，總結出來的理論，所以研究歷史，對科學發展真的很有用

純手打，求點贊

雖然感覺題主更加感興趣的是自然科學，但還是覺得技癢，想講講歷史文獻對人文科學的影響

在讀書時曾經有一位老師問我，要搞研究，首先要具備什麼條件？猜了幾遍都不對，最後才知道是材料。也確實是，對於文史哲學科來說，沒有材料就相當於做飯沒有米。

有的時候沒有材料就特別絕望，歷史上的東西怎麼研究呢，只能依靠流傳或出來的文字。前陣子出土的上官婉兒墓志銘就是一個例子。之前關於上官婉兒對於唐朝政治的影響學界有很多爭論，但是墓志銘一出土，就為我們披露了許多未見世信息，她的生平、作為、死因，這些史料缺載的信息就很珍貴。

也一種情況，並不是沒有材料，只不過不容易看到。可能某部文集、某個抄本就只有一家藏書機構（圖書館）有，但是去看材料時經常會有一些刁難，只讓你看一部分或乾脆不讓你看。之前做一個古籍整理的項目，另一所大學有個更好的版本，我們提出合作，但是人家不允。沒有他們的版本做參考，我們整理出版的作品質量上就會打些折扣。

也許你要說，就非得找這些原始材料嗎？確實是的。文史哲研究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要核對原文，除非是已經受公認的《孔子》、《孟子》之類，否則一字之差，就可能會產生較大的歧義。而且碩士、博士階段的研究，都是很小眾的（大眾的都被研究透了），所用的材料起碼也得到古籍室才能夠看到。所以曾經有老師說，得罪誰都可以，就是不能得罪古籍室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