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統治是否導致了中國發展的倒退?
或者可以這樣理解，如果沒有滿人入關，中國的發展會不會更好？
所答非所問居多。黑滿和洗清的姿勢都太低。
當然是清朝的統治導致了中國相對世界主流的衰落啦。如果政府可以不背這個鍋，那政府是擺設嗎？滿清晚期自強有一些成績，但這和已經落後了這件事有半毛錢關係嗎？這好比髒的是這塊地，你卻去刷牆。牆固然是刷乾淨了，但地你其實沒洗到。 @紙煳
問題在於，這個鍋應該全扣在滿族統治者背上嗎？也就是說，沒有滿清入關，是不是中國就不會落後於歐洲了？
首先，在清政府治下，中國社會之所以形成一個超穩定結構，活力喪失殆盡。恰恰是因為清是一個全面繼承中國傳統意識形態和統治技術的王朝。籠統說就是外儒內法那一套。清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封建王朝，滿族人的特點不是構成這個國家面貌的主要因素。並且，滿族人就是清統治力量的全部嗎？甚至絕對主力可能都算不上。沒有漢族地主官僚的合作，清建立不起來。這是人所共知的。
所以落後就是要怪清政府的，但是不能把責任都丟給滿人。沒有任何人能夠斷言滿族不入關中國就不會落後。
但是，因為皇室是少數民族，在國家命運的關鍵轉折點上這是個不利因素。
落後不能全怪滿族，但是戊戌變法、立憲等改革不能成功。滿清皇室對漢族的忌憚是原因之一，並且在屢受挫折之後滿漢關係的確也在清末急劇惡化。成為中國自強的不利因素之一。
@紙糊 的長篇大論有方向錯誤，方向錯了，做的越多錯的越多。
核心問題是：
所謂的大清的諸多「第一功績」，在那個站在風口的時代，即使不是清朝，是任何一個其他朝代也能做到諸多第一。而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是一定會進步的，清朝的存在不僅沒有加速中國歷史的進程，還起了不少反作用。如果不是堅船利炮相要挾，大清根本不會進步。即使是堅船利炮相要挾，大清的進步還是龜速。
換句話說，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清朝有沒有貢獻，而在於清朝的存在是加快了中國的近代化，還是拖了中華民族的後腿。顯然，只要是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它是拖了中國後腿的。
（可以讀讀易中天《帝國的惆悵》）
如果一定要找一個論據的話，看看隔壁的島國就行了。
更新一段：
很多人時至今日還粉清政府，我也是沒話可說了。我上面說了，去讀讀《帝國的惆悵》你就知道清政府何其昏庸，對中華的進步是多大的阻礙了。要是早點實現君主立憲，哪裡還有辛亥革命。
如果清政府沒有簽訂那些喪權辱國的條約，中國會怎樣？ - 孟德爾的回答
隔壁的日本，只一次黑船事件就走上轉型之路，明治維新硬是把清朝打敗了。再看看清朝，被打得簽了南京條約還不悔改，又簽了天津條約。簽完天津條約繼續作死，又續了北京條約。不要說沒有列強打開國門時，八旗子弟坐吃山空。就是列強打開國門後，滿清統治者還是猜忌漢族。如果是漢族執政，哪裡有這問題。中華文明那點糟粕全讓滿清學去了，他們越勤政，中國越痛苦。題主問 如果沒有滿人入關，中國的發展會不會更好？答案是肯定的。
再更一段，很多人沒讀過那段歷史，獲得的知識要麼是教科書上來的，要麼是論壇上來的。所以不知道清政府反應有多慢，清朝的統治有多荒唐。那我來貼上易中天先生的文章吧。
一、彈冠相慶
鴉片戰爭是中國人的錐心之痛。
不過，認真說來，痛，是後來的事。當時好像不怎麼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個夏天，「戰敗後的廣州，並沒有像通常那樣死氣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氣洋洋地互賀升遷。」首席指揮官奕山，被欽命「交部優敘」，賞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則優敘的優敘，陞官的陞官，補缺的補缺，換頂戴的換頂戴，正所謂「彈冠相慶，共沐天恩」。因為負責這次戰役的奕山，在奏報「戰功」的同時，還一口氣保舉了「有功之臣」共554 人，幾乎囊括廣州所有官員！
這可真是「勝利者的歡宴」！
然而事實又如何呢？事實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敗仗，又公然違旨。
奕山的職銜，是「靖逆將軍」。「靖逆將軍」不是「撫遠將軍」。他只能「剿」（消滅英軍），不能「撫」（停戰言和）。道光皇帝給他下達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獲夷酋」，「務使該夷片帆不返」。為此，皇帝下令調集湘、贛、鄂、桂、滇、黔、蜀七省大軍供其驅使，還慷慨地一次性撥款三百萬兩充作軍費。這次戰役的前敵指揮部也陣容強大：領侍衛內大臣、御前大臣奕山，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四川提督齊慎，原刑部尚書、現任兩廣總督祁* ，一共五位大員。道光皇帝決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見一斑。
可惜事與願違。「英夷」不但沒有被「一鼓蕩平」，清軍反倒一敗塗地；「夷酋」不但沒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親自出面談判，而且開出的價碼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駐紮在廣州城外200 里處。最後的結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開條件，還提前兩天繳清了600 萬元的「使費」，總算是從英軍的炮口下「贖」回了廣州城。至於兩國之間恢復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話下。
停戰是違旨的，談判是違旨的，同意通商也是違旨的，賠款就更是喪權辱國，然而卻獲得了嘉獎，天底下哪有這樣的荒唐事體，又哪有這樣的糊塗皇帝？
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謊。
就在廣州城降旗高掛的5 月26日，奕山給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摺，曆數清軍在5 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戰功」，宣稱擊沉、焚毀英軍輪船、兵船各1 艘。6 月4 日，即停戰協定達成9 天、英軍退離廣州之後，奕山等人又上一折，聲稱英軍頭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禮」，懇請「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給他們這兩項「恩典」，「英夷」們就「立即退出虎門，交還各炮台，不敢滋事」。其實所謂「商欠」，就是那600 萬元的「贖城費」，奕山等人早在5月31 日就交清了。通商則早是事實，奕山和先期到達的參贊大臣楊芳等人早就默許，不聞不問，只不過道光皇帝還蒙在鼓裡而已。於是，這個冤大頭皇帝便在上諭中「寬宏大量」地說，那些野蠻人（該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現在，天朝已略示薄懲，英夷又作禮乞恩，你們辦事也不容易（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准通商賞還商欠吧！奕山一看謊言生效，又在7 月14日出奏，聲稱「英夷」聽宣，感恩戴德，「額慶歡忭，免冠感伏，聲言永不敢在廣東滋事」。這個結果，雖然離「片帆不返」、「一鼓蕩平」相去甚遠，但「永不滋事」還是皇帝願意聽的，奕山等人豈有不加官進爵之理？
同樣，謊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國的官員們，又豈有不競相撒謊之理？
事實上，在整個鴉片戰爭史上，我們很難找到完全不撒謊的清廷官員和將領。兩廣總督鄧廷楨撒謊，兩江總督伊裡布撒謊，欽差大臣琦善撒謊，參贊大臣楊芳也撒謊。楊芳官居從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戰功赫赫的清代名將，然而一到廣州就撒謊。而且，對英軍作戰毫無「果勇」之處，對皇帝撒謊卻「果勇」得驚人。一隻送照會的小船被手下發炮擊回（純屬誤會），竟被他誇張為「擊沉英三板船兩隻，擊斷英大兵船主桅一根，擊斃英軍多名」的大勝仗。當然，楊芳的撒謊，和奕山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結果，最敢撒謊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優敘，賞白玉翎管；撒謊水平次於奕山的楊芳「革職留任」（原因在於多少講了點真話）；相對誠實的林則徐（基本不撒謊）和琦善（後來才撒謊）處分最重，——林則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斬監候（死緩）。這可真是誰不撒謊誰倒霉！
當然，也有因撒謊而倒霉的。伊裡布就是。不過伊裡布的倒霉，並不是因為謊言被戳穿，反倒是因為謊言被相信。1841年2 月24日，英軍主動撤離舟山，伊裡布不費一兵一卒就「收復」了定海縣城。而且，接收這座空城的，其實只有三個人，——伊裡布的家僕張喜和兩個下級軍官。然而，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摺中，伊裡布卻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編造情節。伊裡布說：「我兵丁於初四日（即24日）午刻齊抵定海（其實是直到26日才會合集齊開赴舟山），該夷半在城內，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軍指揮官）即繳納城池，城內各夷立即紛紛退出。我兵整眾入城，登陴看守，並將道頭地方該夷所蓋草房全行拆毀（其實是26日進城後就先為爭功而吵架）。鄭國鴻等傳宣恩諭，將夷俘晏士打刺打厘（即安突德）等釋令領回（其實是早就被英軍救回），並飭趕緊起碇（其實城中並無一人）。胞祖等免冠服禮，聲稱伊等將城池交獻後，即於初五日全數撤退（其實早就走了）」。這可真是彌天大謊，但編得很「圓」。有時間（還精確到時辰），有地點，有人物，有故事，有情節，還有細節。其中，我最欣賞的是「該夷半在城內，半在船中」一句。它給人的感覺，是誠非身臨其境者不能寫出，簡直就跟真的一樣。伊裡布如果改行寫小說，水平一定不差。
這當然不由人不信。但這「真實的謊言」卻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裡布著革去協辦大學士，拔去雙眼花翎，暫留兩江總督之任，仍帶革職留任處分，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以觀後效」！
奇怪！伊裡布雖然一派謊言，但好歹總算是「收復了失地」，奕山卻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還倒貼600 萬元的「贖城費」。然而兩人卻一個陞官一個罷官，這又是為什麼？
這就必須首先弄清楚：他們為什麼要撒謊。
二、逼出來的謊話
伊裡布原本是可以不撒謊的。
伊裡布不是等閑之輩。他血統高貴，其家世可追溯到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出身正途，是嘉慶六年的二甲進士，滿族官員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官運亨通，四年間升遷七次；聖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為看重的四大總督之一（其餘三人是兩江總督陶澍、直隸總督琦善和湖廣總督林則徐），並已由雲貴總督遷任兩江總督，且被看作善於鎮撫邊務之才，在雲南對付「蠻夷」很是得心應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開始和道光皇帝一樣，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著做手腳。相反，在他看來，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由兩江而至浙閩主持軍務，正是他揚名立萬的好機會。
然而一到浙江前線，伊裡布就發現情況不對。不但此時非彼時，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挾堅船利炮渡海東來的「英夷」，和本國的「蠻夷」（雲南少數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連哄帶嚇就能鎮得住的。渡海舟山，收復定海，就更是談何容易！作為長期在一線工作的封疆大吏，伊裡布以其聰明狡黠很快就意識到，浙江戰事絕無可為，萬歲爺交給他的任務，根本就完不成！
可是這些話他不能說。不但不能對皇上說，也不能對滿朝文武說。但又不能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馬虎眼，做小動作。《天朝的崩潰》一書詳盡地記述了伊裡布的這些煞費苦心的小動作。他一方面對皇帝虛與委蛇，一方面和英軍討價還價，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敵方當作同朝官僚來講價錢：「我們辦事，必令你們下得去，亦必令你們回得國，復得命。你們辦事須教我們下得去，教我們奏得大皇帝，教我們大皇帝下得去。」這就簡直等於說：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們兩個私下裡講個價錢，大家都讓點步，也都得點好處，各人回去糊弄自家皇帝好了！
這就使我想起廣州戰役中大黃窖炮台守軍將領戰前和英軍的講價：「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誰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沒有炮彈的炮，給皇帝留面子，然後走掉。」
可惜洋鬼子不吃這一套，萬歲爺也不像想像的那麼好糊弄，其他官員更並非都是吃素的。浙江巡撫劉韻珂、江蘇巡撫裕謙、閩浙總督顏伯燾等人紛紛上奏言兵，京城裡的言官更是奏章不斷。終於，1841年2 月10日，道光皇帝下詔，免去伊裡布欽差大臣差使，任命主戰最力的江蘇巡撫裕謙接任，「專辦攻剿事宜」！
這下子伊裡布方寸大亂。他知道自己已經失寵，亟欲親手收復定海，以為補救。碰巧，天上掉下來一個大餡餅，英軍居然主動同意撤兵。這樣的大功豈有讓給裕謙之理？於是伊裡布就立即由司令員變成了小說家，也就有了前面的那個故事。按照伊裡布的想法，萬歲爺聽到企盼已久的「捷報」、「佳音」，總應該是「龍心大悅」吧？
誰知這個自以為是的小動作卻反倒激怒了道光皇帝：朕早就要你進剿，早就要你進剿，***的卻遲遲按兵不動，總說時機未到準備不足。現在好嘛，讓這一小股本可「盡數全殲」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裡布不是混蛋是什麼！
對此，茅海建先生總結說：「在其開始，伊裡布還是誠實的。後來奏報與英方交涉，雖不乏『天朝』的大話，但大體情節仍為可靠。隨著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嚴旨，他的奏摺越來越言不由衷，而獲知其已被免差後，竟滿紙謊言。」
伊裡布自然有伊裡布自己的帳，但那種「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強求一致的政治體制和君主作風」，難道不正是謊言的催化劑嗎？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伊裡布的撒謊，其實是逼出來的。楊芳和奕山也一樣。
楊芳和奕山被派到廣州之前，琦善已被罷免。這當然是楊芳和奕山的前車之鑒。何況同時還有一道「明發上諭」。在這道諭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負國」和「喪失天良」。道光皇帝說，琦善「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況，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實陳詞是「危言要挾」，實事求是是「辜恩負國」，實話實說是「喪失天良」，那麼，楊芳和奕山除了撒謊、編謊、捏謊，又還能有什麼別的選擇呢？
因此，楊芳和奕山幾乎是一到前線就撒謊。不像伊裡布，挨到最後才撒起謊來，效果當然不好。楊芳和奕山的撒謊可以說是有計劃有步驟有預謀的，至少，也做到了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事實上楊芳剛到廣州，清軍就打了一個敗仗，琶洲、獵德、二沙尾炮台淪陷。然而楊芳卻在奏摺里隻字不提，僅虛筆帶過，道是英軍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餘里游奕」。然後筆鋒一轉，大談自己如何布防，宣稱「可以仰慰聖廑」。遠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裡知道「省城相距十餘里」是什麼概念？又哪裡知道「游奕」是什麼意思？只是感覺情況尚好，於是在上諭中稱「覽奏稍紓憂念」。
這是1841年3 月6 日的事。3 月12日和3 月17日，楊芳又再次上奏，謊稱清軍「大捷」，殺敵無數，弄得道光皇帝興奮莫名，諭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將軍」奕山「一俟大兵齊集，即設法斷其歸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諭是4 月2 日發出的，而事實是，早在3 月18日，英軍便肆虐於省河，廣州城岌岌可危。於是，楊芳便只好在3 月22日和廣州將軍阿精阿、廣東巡撫怡良聯名上奏，請求道光皇帝批准恢復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擊之下，「今俱不敢妄圖」，只不過「希冀照常貿易」而已。因此不妨「將計就計，冀其墮入術中，於剿辦或有把握」。4 月3 日，等得心焦的楊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請求批准通商，「暫作羈縻，以便從容布置，可期計出萬全」。在楊芳等人看來，我軍既然打了那麼多勝仗，萬歲爺該給個面子了。
誰知道光皇帝覽奏勃然大怒。他的憤怒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若貿易了事，又何必將帥兵卒如此徵調？又何必逮問琦善？」是啊，何必呢？
楊芳等人沒有話說。因為他們不能說：「我們根本就打不贏。不同意通商，別無出路。」
於是只好接受處分：革職留任，以觀後效。
——帝國的惆悵
說句政治不正確的話，以清朝那個腐敗程度，如果沒有鴉片戰爭，沒有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話，清朝統治者還tm以為自己是天朝上國呢，不知道中華民族還要被他們帶進怎樣的深淵。
我記得有些精日提問「假如當年日本侵略成功，中國會不會更好」。
然後眾多的網民義憤填膺：「看看萬人坑，你以為日本人來是給中國人建立王道樂土來的啊？」
是啊，多麼簡單的道理！
同理：當年滿清八旗統治中國，難道是來當活雷鋒，拯救中國人民於水火啊？
人家是來奴役、魚肉中國人民，供他們花天酒地的。
你說是進步還是倒退？！
前面有人說大明氣數已盡，我承認。但這個和大清是落後反動，沒有一根毛線的關係。
就一張圖，英國視角
這種問題能成為問題是中國人的悲哀
1.
在船隊駛入大沽之前，馬嘎爾尼和他的英國使團一直認為，中國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民族」。
他們以為，這個以孔子理論作為指導的國家，一定會像個大家庭一樣和睦和彬彬有禮。統治者「充滿仁慈」，百姓則誠實而禮貌。「服從長上，尊敬老人，哪怕農夫與婢僕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面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殷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萬千子民生活在祥和的環境中。」
所以，當他們進入中國之後，「被滿清所奴役著的中國一下子就粉碎了他們對清廷的好感和對漢人的艷羨。」
登陸定海時，英國人對當地官員提出一個請求，找一個熟悉海路的人把他們領航到天津。年邁的總兵大人一口答應。不過，與英國人設想的出資招募、有償使用不同，定海總兵的辦法是派出虎狼之師到街上搜尋抓捕。
「他們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帶回了一群人。他們是我平生所見神情最悲慘的傢伙了，一個個雙膝跪地，接受詢問。」
事實上，馬嘎爾尼遇到的情景，並不僅僅是清朝獨有的景象。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她的人民，與這裡所產生的歷朝政權，從來就不是一路人。
2.
《南京條約》簽訂之後，江蘇布政使李星沅很鬱悶。從此以後，大英與大清，國體平行，官員平行，國書上出現「道光皇帝」字樣時需要抬格兩字的尊榮，維多利亞女王從此也要享受同等待遇。「夷婦與大皇帝並書」，成何體統？我大清立國二百年，哪受過這等鳥氣？
呵呵，割讓香港他不生氣，賠款億計他不鬱悶，唯獨皇帝受了委屈，他傷心的要命。
在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眼裡，社稷，永遠是擺在首位的頭等大事。丟點領土無所謂，死了人民也不打緊，但若是社稷受了侮辱，那可是要讓人悲痛欲絕，乃至哭天愴地了。
這真是應了顧炎武的那句話：「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
毫無疑問，士大夫們是吃得起肉的。但對於只能吃草的平民百姓來說，「國」又是什麼，天下又代表了什麼呢？
顧炎武同樣說的很明白：「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這就有意思了。按現在的觀點來看，古人所謂的「國」，其實只的是政權，「亡國」，也僅僅是指政權被推翻；「天下」，則是一個很籠統的概念，既可以指代領土，也可以指代漢民族，還可以指代漢文化與漢傳統。做《日知錄》的那年，滿清已入關多年，北方淪陷區的無數漢人被勒令剃髮易服。在此時的顧炎武眼中，也許，這正是「亡天下」的時刻吧？
由此，便帶來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中華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
上面這話是陳獨秀說的。張豈之先生對此則說的更狠：「中國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
這兩句話幾乎道出了中國古代封建帝國的實質——人民並不是國家利益共同體中的一部分。對統治者來說，人民是徭役的奉獻者，是稅負的提款機，是戰爭的犧牲品，是潛在的不穩定因素。也因此，政府對人民，既利用，又提防，既剝削，又鎮壓，統治者最害怕的就是動員人民的力量，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封建帝國的國防思想都是防民甚於防寇。
因此，到了滿清這個異族政權，人民與政府的割裂，便顯得更加巨大而不可思議——政府對人民的提防，甚至達到了「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地步。
榮耀的朝廷，卑微的人民。於是，便有了英國使團成員約翰·巴羅在《我看乾隆盛世》中寫下的那段著名的話：「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事實上，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
富裕的國家，貧窮的社會，這是清帝國的現實，也是中華封建帝國幾千年來的現實。
3.
當然，貧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全部歸咎於統治者的麻木不仁。
康熙晚年的時候，覺得國家似乎出了點問題。他說：「天下太平，生育越發繁庶，但戶口越來越多，田地卻沒有增加。原本供應一個人的田產，如今用來供應好幾家，能夠自給自足嗎？」
英明君主康熙的這番論調，與後來馬寅初的看法幾乎如出一轍：耕地增加有限，人口卻以幾何級數增長，這可咋辦呢？
只能精耕細作。
西方傳教士這樣形容中國人的耕種方式：「在最小的空間內用最簡單的耕作方式養活儘可能多的人是中國的終極目標，為此，他們將土地分為小塊，勞動者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比他的房子大不了多少倍的那塊土地上面。」
據說馬嘎爾尼出使清帝國那年，英國農民種下一粒種子，能收穫十粒糧食，收穫率達到十比一，雄冠歐洲；但相比中國人，他們的成果到底還是差了點：當時清朝農民的收穫率高達十五比一，堪稱世界之最。
這是勤勞的中國農民在前工業時代所能達到的最高產量。但，結果又怎麼樣呢？
結果是，「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
這就是亞當斯密眼中的古老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幾乎也是幾千年的種地史。但我們種了這麼多年地，卻僅僅只是滿足了人類吃飽的慾望——甚至有時連吃飽都是奢望，這豈不是一種諷刺？
之所以會吃不飽，很大原因是因為人口問題。
前工業時代，中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堪稱世界之最。從公元2年至工業革命前，西歐的平均年人口增長率是0.065％，而中國公元2年到1840鴉片戰爭之前，平均人口增長率一直保持著約0.11％的高速度，超出西歐將近一倍。
這就意味著，古代封建中國的人均耕地佔有面積要遠遠小於歐洲。據趙岡先生的研究，北宋以前，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大體維持在十畝左右；北宋以後，這一數字開始急劇下降，至明清人口大爆炸的時代，人均耕地已劇減到不足三畝。1753至1887年，百年間，福建人口增加5.3倍，人均耕地面積由2.89畝驟降至0.53畝；廣東人口增加7.5倍，人均耕地由8.3畝驟降至1.16畝。與此相對應的是，即便是在十三世紀的英國，英國農民的可耕地面積仍有十三畝之多。
由此帶來的後果是相當嚴重的：首先，農民幾乎沒有餘糧，無法積累剩餘資本。1840年，大清帝國全國人均糧食才200公斤左右，而此時的英國，蒸汽機已開始在各個農場普及，在她的前殖民地美國，據說達到了人均糧食1000公斤的驚人數字。英國農民可以將三分之一的餘糧用來買賣，而中國農民只能在貧困線上掙扎。
其次，傳統農業發展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並走入死胡同，再也無法繼續前進。按美國學者珀金斯說法，從三部中國農書就可以看出中國農業生產水平的停滯：王禎的《農書》（1313年）、徐光啟的《農政全書》（1628年）和鄂爾泰的《授時通考》（1742年）。後面兩部書所開列的農具清單，幾乎全是前一本書的重複，品種沒有增加，性能也沒有改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也說：「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最勤勉。但是，許久以來，這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和人口稠密的狀況，與500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載比較，似乎沒有什麼區別。」
「中國社會並不像我們以前想像的依靠農業就可以發展，而是社會完全停滯於農業。」
但即便如此，康熙也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如此，他還鼓勵人民生的越多越好。1712年，康熙頒布固定的人丁稅制，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不加稅的方式鼓勵大家生孩子。
於是，每當有了一畝空閑的土地，便馬上會生出一個嗷嗷待哺的嘴來佔據。而這張嘴成年以後，還要儘可能的生出更多的嘴，以滿足中國人極其驚人的生育激情。
越生越窮，越窮越生，由此陷入死循環。
更不要提，中國統治者一以貫之的傲慢心態了。
4.
1793年9月13日，馬嘎爾尼使團抵達熱河。他們向政府代表和珅致以敬意，和珅則要求，見到中國皇帝，必須三叩九拜，以示尊敬。
馬嘎爾尼對此表示十分不理解。
我是大英帝國國王的代表，來到中國是尋求兩國正常邦交，憑什麼我要向中國皇帝下跪？
後來馬噶爾尼才搞明白清朝政府這種非人要求背後的傳統，並對此極為蔑視。在自己的日記中，他說：「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負有關，她很想凌駕於各國之上，卻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進步。」
事實上，中國曆朝歷代都一向是以天朝上國的的身份自居的。在中華文明的周邊，幾乎沒有誕生過任何可以與華夏文明之璀璨相媲美的原生文明。這就讓古代中國人以及她的統治者感到十分驕傲，因為她的確有值得驕傲的理由——在明朝上半葉之前，中華帝國的生產力、生產技術以及經濟能力極其強勁，整個東亞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與之抗衡。
問題是，當歐洲跑步進入新時代的時候，古老的東方帝國仍在按照固有的步伐緩步前進，並對西方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
一無所知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即使知道了，也對此毫無興趣。到達北京之後，馬嘎爾尼希望自己的衛隊能夠表演火器操練給福康安將軍看，沒想到這位最受乾隆喜愛的將軍卻回復道：「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諒來沒有什麼稀罕。」
福康安的態度，代表的其實是整個帝國對西方先進技術的態度。英國人帶來的禮品，總價值超過1.3萬英鎊，裝了整整六百箱，包括了西方最先進的蒸汽機、綿紡機、織布機，最精密的天體運行儀和地球儀，以及最新型的各式武器裝備。但到了中國，他們的命運僅僅是被「堆放在一間廁所里」。據說馬嘎爾尼用手指一划點燃了一根火柴，受到了在場中國官員的一片叫好聲，彷彿剛剛看了一場魔術表演似的。但這根小木棍為什麼會產生火花，他們對此似乎毫無興趣。
世界已經改變，而中國的統治者仍然在按過去的經驗來處理對外關係。統治者其實沒錯，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種經驗都是行之有效的。
只不過，似乎所有人都沒想過，曾經有效的，早晚會無效，管用的經驗，也終究會過期。
馬嘎爾尼使華四十多年後，鴉片戰爭爆發。
5.
我發現這個答案有越寫越長的趨勢……寫完真的有人看嘛……
而且，我預感到，無論站在何種角度，都肯定逃不開被噴的命運……
好累，不想再寫了，剛吃了碗麻辣燙，現在想去打遊戲……
坑了吧……
一段話做結尾：這個問題相當龐大，不寫本書或數以萬字的論文，恐怕是說不清的。清政府固然應該為中國近代持續百年的悲劇承擔責任，但將全部責任都扔給滿清，是不道德的，因為她只是遵循著中國曆朝歷代封建王朝的腳步繼續走下去而已。
而且，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思潮損人利己的世界觀，實在讓我不知從哪裡開始吐槽。
就這樣。
對於華夏這種人口眾多、吃苦耐勞的民族，肉體消滅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閹割靈魂，雖說我萌和貴清在閹割靈魂上各有千秋，但是綜合比較閹割的廣度和深度，我萌最多不過讓士大夫脫了褲子，貴清讓全體人民在身體和心靈上都留了辮子，還是你清更勝一籌。而一個民族被閹割了靈魂，就意味著精神強度的低下，精神強度的低下就意味著在哲學上想像力和活力的喪失，而在這上面完蛋了，不用舉別的例子，某滿地球boom的和平宗教就是這一問題最直觀的表現。
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組織術這些東西都是隨時代變化而變化的，而一個民族的精神強度決定了最核心的部分——你願意花多大的代價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組織術這些東西調整到最佳狀態。在我看來，東西方從17世紀開始文明程度分野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經過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後的西方，在精神強度上第一次上超過了東方，精神強度的革新帶來了哲學體系的變革，哲學體系的變革最終投影到現實就是政治體系和組織術的改革，然後技術、經濟、武器順理成章。西方那邊不再拿上帝作為權利的精神寄託，開始研究基於自然人的近代理性政治了，你這裡還在忙著給剃髮易服洗地，搞「君如父，民如子，君殘民如父殘子，義也」那一套，最後後者被前者碾壓簡直是再自然不過了。
而在你清接盤之時，我們和西方在精神層面上差距並不大，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和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很多論述都頗有同時期霍布斯的《利維坦》那股醍醐灌頂味，而兩百年後，西方那邊都進化出《共產主義宣言》了，我們這邊革命黨作動員還得搬出船山先生他老人家拉大旗。人民層面，1640年代我國人民和英國人民前後腳弔死了獨夫，150年後英國人民覲見國王無需再三跪九叩，我國人民看到十全老人的畫像都要頂禮膜拜，所以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問題就在於貴清為了愛新覺羅一家一姓之福祉，對全體民族的精神強度進行了持之以恆的閹割、弱化、壓制。首先用剃髮易服對全體國人進行了毫不客氣的文化侮辱，我在貴乎覺得很扯淡的一點是很多人一邊大肆抨擊某教強迫普通人不吃豬肉不喝酒，一邊給剃髮易服洗地，認為後者無關緊要。這兩者都是文化上赤裸裸地歧視，對現代人來說，吃豬肉不過也就是種生活習慣，而對古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服飾問題是倫理和道德的一個重要組成，強迫剃髮易服的侮辱十倍於強迫你不吃豬肉。作為對這一侮辱的反抗，上至還有良心的士紳舉子，下至販夫走卒，乃至我萌的反賊、海寇，不僅漢人、遵循漢習俗的苗人、壯人甚至回人都團結在了我萌的旗幟下，硬是靠飛蛾撲火的氣勢給天時、地利全無的殘明續了十八年命，這一行動在歷史上空前，但並不絕後，因為下一次類似的現象出現的時候是日本侵華。當然對於這種精神強度爆表的人民，貴清的應對也很簡單，都殺了就沒事了，當然了後果也很明確，下一次文化衝擊時，無論是鴉片、甲午，凡是你清和洋人互相廝殺時，人民大多麻木、旁觀、帶路，反倒是不在為你大清而是為自己而戰的台灣人民面對倭寇打的有聲有色。好不容易有個庚子，人民起來保衛貴清，最後弄得殺自己人比洋人多，和官軍交戰比和洋人交戰多，不知道在搞什麼。
而出於對這種人民精神力量的恐懼，你清在屠刀換了一輪種後，為長治久安計，精神上敢關心國家大事的，殺！窮秀才敢上書言事的，殺！做歷史研究敢深入我清入關黑歷史的，殺！學術上敢對權利體系做分析的，殺！敢提滿漢之別的，殺！另一方面，貴清為了合法性構建，把封建倫理道德抬上了個新階梯，牌坊一座接一座，至於被弄進道德牌坊的江陰眾人當初究竟是因為忠於故國還是反抗暴政，哈哈哈，今天天氣不錯。
貴清的統治者們一邊禁絕漢服，一邊在自己的行宮大玩漢服cosplay；貴清一邊強調滿漢一體，一邊在政治體制上大搞滿漢之別，整個上層建築就是如此的病態、畸形、精分。也只有這樣的時代，才會誕生《病梅館記》這種作品。而這種文化、政治上畸形的自傲與自卑於一體，最終的直接惡果就是華夏近代以來上層建築的自大、無能、遲鈍、昏聵，深層惡果則是傳統哲學這株精心培育的「病梅」面對西方衝擊的全面崩潰，最終錯失了像日本一樣靠內生動力完成一系列現代化改革的可能。
然而也正是因為中華崛起的過程中吸取的外來養料過多，以至太多的人對華夏本身充滿虛無主義。無論是滿口你支、貴國，言必費拉大洪水的；還是張口閉口蘇維埃光輝偉大，無產階級無祖國，恨不得對封建牛鬼蛇神踏上一萬隻腳的；抑或看到民族矛盾就覺得是漢人天然原罪，無論何時都是少民兄弟歷史、階級、道義天然正確的；乃至看到孔聖人的話語就激動地不能自已，也不怪三千年前和三千年後時代差別就要搞國學復興的等等產物歸根結底都是剃髮易服後三百年閹割下喪失獨立自強靈魂後的產物，根子上不相信華夏還有隨著時代自我修復和復興的可能，需要尋找一個外來或過去的跪拜對象來頂替愛新覺羅，屬於心理辮子還沒割乾淨的結果。
如此嚴重的後果，你清不背鍋誰背鍋？我無意於談假如是漢人王朝會如何如何，因為沒有意義。貴清在那個歷史地位，做了什麼事，產生了什麼後果，要不要清算，這很有意義。而更有意義的是，在我們這代人，能否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用華夏的傳統敘述方式闡述工業時代的政治思想和人權理念，實現從經濟到文化真正意義上全方位的民族崛起。
晚清時期中國面臨的是中國歷史前所未有的大變局。
這種變局之下，漢人政權能不能把握住，不好說；但滿清政權一定把握不住，，因為變革阻礙又多了一層民族。
滿吹所顯擺的文治武功，其實最後都丟乾淨了。俄國和日本把滿人的老家都給實際佔領了，如果沒有漢人闖關東，後來東北必丟；如果沒有左宗棠自帶乾糧西征，西域也丟了；鄭家打下的台灣島丟了；沿海重要碼頭都丟給洋人了；長江上開的滿是洋船，等於丟了。所謂留給民國和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其實全是這些政權自己搶回來的。至於滿人的文治，用沐猴而冠形容再貼切不過了。
同時期日本變革的阻礙不可謂不大，也面臨著震蕩劇烈的變局，志士也一樣的拋頭顱灑熱血，最後成功了，很簡單，統治政權為人口主流的本民族著想，想變革就會成功，同時期的中國搞洋務運動，搞立憲改革，折騰半天失敗了，也很簡單，統治政權為人口極少數的本民族著想，在變革面前唯唯諾諾瞻前顧後患得患失，就必然失敗。
如果1900時統治中國的是漢人政權，面臨當時的大變局，有那麼一點可能中國能像日本一樣成功轉型，然而當時是滿清政權，成功幾率為0.
轉型不成功的後果，是國家的全面敗退。
全面敗退的結果是崩盤-重建。
1840-1911，世界給滿清政權七十年的時間，滿清沒把握住，幸運的是，它死了。
1914-1945這三十年，全世界都在激烈震蕩，如果滿清還苟活著，後果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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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回復，通篇都沒提一個明字兒，怎麼會有如此腦殘拋出一大堆自以為是的狗屎炫香~
滿清入關之前，北京已經被李自成攻破，即便李自成失敗，也會有其他農民起義取而代之。明政權或許能存活，或許不能，被成功的起義者取代。中國難有超過三四百年的王朝，明即便當時不亡，隨後也必然消失，被新的王朝取代。所以我通篇都沒有提明朝，而只提漢人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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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XX是xx國自古不可分割的領土，這句話就是外交辭令。真說起來，大半個亞洲，部分歐洲還是蒙古國自古不可分割的領土吶。晚清那些年，滿清政府都快把中國數個地區變成西洋列國自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日俄在滿人老巢奉天那廝殺，滿清朝廷只能幹瞪眼看。吵吵那是你滿人自古不可分割的領土有用沒？
一國的領土從來都是政治勢力角逐的結果，有哪個政治勢力會拿著歷史書劃分國界，笑話。
我就問問管理員，這裡哪有不友善內容？請你指出來！！
先不說是不是清朝造成了中國國力的倒退，看看大明的最後一頁是什麼怎麼樣的，你就知道氣術已盡，還是逆天改命了。
《低下高貴頭顱的皇帝》
崇禎夠倒霉的,攤上了奇葩的前任,又遭遇了奇葩的部下、奇葩的親戚。問題來了:作為既得利益群體,權貴們應該明白自己與大明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為什麼卻有如此奇葩的表現?
國家有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崇禎發出捐款號召後,有一個60多歲的老頭,來到戶部,熱淚長流,捐出了自己畢生積攢的400兩銀子。崇禎得知後,馬上給他賞了一個「錦衣千戶」之職。
歷史上沒有留下這個捐款者的姓名。他當了一天千戶,明朝就滅亡了,史料中再無此人的記載。但這個無名者,應該是崇禎走向死亡之前,極少極少能讓他心感溫暖的人了。
相比這個捐出全部身家的老人,那些文武百官、皇親國戚就很不堪了:
內閣首輔魏藻德,捐了500兩；太監首富王之心,捐了一萬兩……崇禎的意思是「以三萬為上等」,但沒有一筆達到此數,最高一筆只二萬,大多數「不過幾百幾十而已」,純屬敷衍。更多的權貴在哭窮、耍賴、逃避,一時間什麼奇葩事都出來了:有的把自家鍋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練攤,有的在豪宅門上貼出「此房急售」……這一切都是在告訴皇帝:咱真的沒錢捐,看你怎麼著。
崇禎急啊,於是想樹個榜樣,想來想去想到了自己的岳父周奎。他知道周奎有錢,也以為大難臨頭,他身為國丈,與大明的皇家利益休戚與共,怎麼也有些擔當吧。於是他派太監徐高上門拜訪周奎,先不提錢的事,一上門就給周奎封侯,然後說:皇上希望你捐10萬兩銀子,給大家帶個頭。周奎此時表現,堪稱影帝,馬上哭得死去活來的,說:「老臣安得多金?」意思是,我怎麼會有那麼多錢啊啊啊……他還試圖把自己包裝成一個勤儉節約的清廉官員,舉例說家裡窮得只能買發霉的米吃。他堅定地給皇帝女婿的計劃打了個一折,只肯捐1萬兩。
這是3月10日,距離京城陷落、崇禎自殺還有8天。
崇禎聽徐高回復,很鬱悶,也不好逼國丈大人太甚,但皇帝想,1萬兩太少了,怎麼做榜樣呢?於是把數額從10萬兩變成2萬兩。周奎眼看糊弄不過去了,怎麼辦?他也真夠無恥的,於是進宮去找女兒周皇后求援。周皇后深明大義,要求父親也要深明大義,為權貴們作出表率。做完思想政治工作後,周皇后拿出5千兩銀子給父親。周奎又幹了一件奇葩的事:他捐出3千兩,另外2千兩落入自己腰包。最後他總計捐出1萬3千兩。
在這次皇帝哀求權貴們捐款救國的運動中,總計募捐20萬兩。勸京城權貴們捐款的同時,崇禎還同時讓每一個大臣從自己故鄉舉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隸和浙江各舉一人,「余省未及舉也」。他絕望了。
這不是皇帝第一次屈尊找權貴們要錢了。明末,內憂外患,國家財政已崩潰。早在崇禎八年,江南武生李琎就上了一個籌措軍餉的奏疏,痛陳天下大亂的根源是土地兼并嚴重,貧富過於懸殊。大戶兼并土地,經營商業,只知錦衣玉食,競相奢侈,全不以國家的困難為念。小民即使在豐收年景,還不免啼飢號寒；一遇荒歉,軟弱的只好輾轉餓死路旁,強壯的就起來造反。他在疏中要求皇上毅然下詔,責令江南大戶自動報出產業,認捐兵餉,倘有違抗的,就把他的家產充公,一點也不要姑息。
明朝沒有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也沒有福布斯排行榜。崇禎明明知道這幫人貪污受賄,有的是錢,他也屢屢以國家民族大義來曉喻他們,但權貴們就是不願意放血,他雖貴為天子,卻一點轍都沒有。
正史、野史對這次皇帝討錢的事,都有蒼涼的描寫,還拍成了京劇《明末遺恨》,劇中,崇禎對周奎與另一內閣重臣陳演說:「國丈太師呀!你二人各捐上十萬紋銀。」這兩人回答:「臣等俱是窮官,哪裡捐得許多?」崇禎回復說:「你們的景況,孤是曉得的。捐不起也要捐!快來寫上!」於是周奎唱道:「十萬銀如同是要了老命。」陳演唱:「萬把鋼刀刺心頭淚滿衣襟。」演繹得很生動。
這種勸捐的事,在明末不僅僅是皇帝在干。有一部電影叫《大明劫》,劇中孫傳庭當時統率著明末最後一支生力軍,皇帝屢屢催他出潼關與闖王大軍決戰,打仗要錢,但朝廷欠餉已久。無奈之下,他找當地土豪們籌款,可土豪們有朝廷人罩著,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隨便給幾個錢,跟打發叫花子一樣。終於,孫傳庭要出關打仗了,臨行前,他宴請以顧老爺為代表的土豪們,後者認為可以「送瘟神」了,一個個都很開心。然後,這部電影中最震撼的一幕出現了:
孫傳庭喝完一杯酒,兀自狂笑,眾人面面相覷,不懂孫傳庭為何如此失態。然後他指責顧老爺私占軍田、騙抵賦稅,「該當何罪?」顧老爺很牛,自恃朝中有人,很橫地對孫傳庭說:「你想怎麼樣?你能怎麼樣?」孫傳庭一揮手:「問得好!」旋即一個軍士上來,一刀劃斷了顧老爺的頸動脈,頓時鮮血狂噴。顧老爺倒地身亡,財產充作軍餉。
他豁出去了,反正他也快要戰死沙場了,先殺幾個劣紳。他深知這些權貴的無恥,讓你捐,你不捐?要「放血」才能促「放血」。相形之下,崇禎太溫柔,其實溫柔也害了這些權貴,他們在竊喜中,卻等來了一個極其粗暴的劉宗敏。
@王威 大國師又來給我清拉仇恨了，這口毒奶……
如果說中國人的信仰是歷史，那麼這一信仰又可以根據不同時期來分出派系，主流的是漢粉，中間偏右；其次是唐粉，中間偏左；比漢粉更右的是明粉；至於清粉嘛……卧槽，竟然還有人粉清朝？一定是清宮戲看多了，非常符合對「聖母小清新」的定義。
然而清朝的功績卻一點也不清新，而應該清新的地方(比如人權方面)卻又毫無建樹。清朝的功績主要是武功，康熙年間的武功還勉強算開疆擴土，到了乾隆時期就全變成內戰了。至於為什麼要內戰，當然還是因為糟糕的人權紀錄，逼迫民眾起來反抗。
等到了近代，甚至連這點武功都沒有了。唯一還拿得出手的，也就是左宗棠了。然而世人皆知左公平定西北，卻少有人知道清廷是如何利用回漢矛盾來維護自身統治、最終釀成西北亂局的。還是那句話，左公的雷霆手段一點也不聖母，反倒是很合白右的心意，整個一西方列強統治殖民地的套路——以夷制夷，用一個族裔壓制另一個族裔，等到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再清洗。
至於對西藏的統治，那就更符合對「聖母」的批評了——充分尊重西藏的「傳統文化」，越來越多的人去當喇嘛，不事生產，也不生產孩子，勞動力銳減，農奴制愈發殘酷。反正尊重了半天，把西藏地區(不包括青海)僅有的幾百萬人口「尊重」到了不足一百萬。也就是後來Evil Communists annexed Tibet and forced Tibetans to embrace modern life後，西藏人口才慢慢恢復。
至於清廷為什麼如此尊重各民族的「傳統習俗」(比如漢族的裹腳、西藏的農奴制)，說白了還是因為得國太易，不得不過分倚重地方勢力，在面對形式變化的時候，難以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關於我清得國的歷程，我乎著名馬基雅維利主義者 @王陶陶 剛剛專門發文吹捧了一番，詳述了多爾袞如何利用地方勢力，然後又卸磨殺驢的心機權謀。然而他沒有告訴讀者的是，馬基雅維利還有一句名言——得國易，則守國難；得國難，則守國易。我乎上面大量關於印度難以進行徹底改革的批評，說到底就是因為印度得國太易。
除此之外，清廷的民族身份，對改革和發展漢文化也是一種阻礙。這就不得不涉及到，滿人入關到底是否阻礙了中國近代化歷程，這一敏感話題。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其原理並非像某些人相信的那樣，我滿的劣等基因污染了高貴的皇漢。真正的原因有三：第一，滿族統治者對漢文明和制度的了解不夠深入，只能有樣學樣，比明朝更加地按照字面去遵守，也就是更加的原教旨主義；第二，礙於民族身份，改革的時候，會被懷疑為滅絕漢族文化，遭遇一定程度的抵制；第三，由於統治階級的民族身份，使得民族矛盾被上升到了一個不恰當的高度，掩蓋了主要的矛盾並干擾了其解決。
而以上三點又是一體的，最終導致了我們看到的各種亂象。所謂的「十從十不從」，「十從」就是被改變的漢文化，「十不從」就是沒改變的部分。結果我們發現，清廷把不利於怹統治的那部分都改變了(比如剃髮易服)，但是不利於社會發展的那部分，卻都被歸結到了「十不從」裡面(比如裹腳)。結果到頭來，經歷了清廷的所謂「改革」，漢文化的糟粕"濃度"並沒有降低，而是增高了。我明第一腦殘粉是誰？是窩大清。
錦衣衛這種機構被搬過來，一開始名字一模一樣，後來改了鑾儀衛，用腳後跟想都知道是改了儀鸞司這個大明正統，你清是不是好學徒？
還有給兒子們起名兒全都一個固定的字加一個固定的偏旁，起名只能起半邊，這又是跟誰學的？允文遵祖訓，欽武大君勝，再加上金木水火土，這都是朱88的原創啊。
還有這碰到天災人禍就可勁扔巡撫總督的作派，這都跟誰學的？這都跟誰學的？不過到底姜還是老的辣，我明最後放了督師出來，你清沒有或者說還沒來得及就沒得玩兒了。這一把是我明贏。
努爾哈赤的六世祖是我明正牌兒的指揮使，那會兒可還是流官，還沒被我支的費拉性變為原子化個人，真真兒是我大明的忠臣，結果到努爾哈赤這兒，他就帶著他的小盔甲，反啦。
那我明呢？朱88眼見著是活不下去了，就帶著他的小明王，反啦。
當然，鄉愿德之賊也這句話大家都聽多了，我要是在這說一大堆什麼明清都一樣的騷話，那大家想必會把我打成犬儒主義、逆向種族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的三料大牛，這個我當不起。
那我就剛一波正面，我明和你清到底有什麼區別，了解了區別，你清究竟有沒有拖累桂枝的進程就自然而然了。
先擺下身份，我是明粉，不過不是皇漢粉，更不是青天白日粉。不是清粉，也不是黃龍粉。看完立場的放心食用，我會盡量不帶立場地去闡述。當然，觀看過程中有任何不適歡迎使用知乎賦予的天賦人權，反對+沒有幫助，並關閉本答案。
首先，我明你清都是皇權集中的高級玩家，同時不存在哪個更集中，也不存在誰更自由，只有皇帝個人執政能力的極限。
其次，我明你清的政治體制都是一樣的，並且都是高度成熟的。這用某位年老女性的話來說就是桂枝不可避免的費拉化。當然這其實是因地制宜形成的最優解，在當時的歷史環境和生產力下，這套體制是最優秀的。因此，有些屬於這套體制的問題，還真得把鍋甩給這片土地。就好像Java不能多繼承你第一個該罵的是開發者而不是sun或者oracle。
然後，我明和你清的經驗都表明了，這套體制的壽命只有250年到300年左右，在當前的人口和生產力以及土地承載力下，如果不出現爆炸式的變化，強行續命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說，不管你多厲害，你如果不能弄出化肥來，你最多也就只是新的朱元璋罷了。也就是說，這樣一條真理應該作為普世真理被貼起來：人吃不到飯的時候，要不然殺別人搶吃的，要不然吃別人，要不然死。
換而言之，我明和你清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其實都是，無法弄出足夠的吃的。你清在十全老人和十全老爸以及十全老爺這三代中減緩了一點人吃飯的問題，因此康乾盛世就鑽出來了。
還有一點就是，你清的內閣也是也是跟我明學的。不過就是還自作主張弄了個滿洲版的。
到這裡為止，都是我明能幹的你清也能幹，你清不能的，我明肯定也不能。
往下就是區別了，同時也到了你清的黑點了。
上升渠道。每個朝代都是建國初期什麼都好什麼都厲害，然後要不然是官逼民反，要不然是官逼少民反，反正都差不多。王朝前期，上升渠道還是開放的，哪怕是這方面臭名昭著的晉也是如此。然後中期，開始有了establishment，再之後這種人太多了，平民養不起了，就打亂再來一遍。
我明這一點上中規中矩，不出格，也沒好到哪去。
只有你清，滿大臣漢大臣，這個大家都知道了就不贅述了。
這樣自然會造成你清的本來就不怎麼寬的上升渠道變得更窄。
雖然我明的宗室也好不到哪去，那也比你清的這種行為好。
擺爛固然不好，不過反正我們是在討論，也無所謂了。
其次說到皇子的教育，這一點你清做的比我明好太多。當然，皇子的教育是為了皇帝個人執政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說，理想的皇子應該是像朱標那樣，具有良好皇子教育，同時有足夠的從政經驗（監國）。我明在靖難之後就搞出了一大堆朋克皇子，燕王的兒子和孫子還好，但是再往後就群魔亂舞了。不過好在這段時間，由於秘書官也就是內閣的存在，國家的運行反而沒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這不是什麼資本主義萌芽的責任內閣，這是皇帝個人執政能力不夠導致的。只要看看首輔和宰相的區別就知道了，首輔是秘書官，而不是分走了皇帝的權力的宰相。也就是說，只要皇帝有能力去掌握權力，他絕對不會讓什麼資本主義的萌芽出現，而是會踩滅它。無論我明還是你清，都是如此。
而你清呢，你清的皇帝基本都是合格的皇帝，但是很可惜，合格的皇帝是這個成熟封建社會的產物，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沒什麼用的產物。當然這個沒有什麼用是對我們來說的，你清作為封建社會的集大成者，其實自己可能覺得自己挺厲害的。。當然，如果我明的皇帝看到你清的皇帝，也會覺得挺厲害，畢竟就這套規則而言，你清玩的不算差。
但是你清致命的黑點就在於滿漢之分。可以說，正是因為滿漢之分導致了民族國家的出現。
民族國家是近代才形成的，在明朝其實沒有多少民族國家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是清末才有的。並且，這個概念的形成和滿漢隔離是有關係的，也正是由於你清的這個黑點，從而導致了驅逐韃虜光復中華，可以說你清是自己的掘墓人。
如果最後一個朝代是大順或者你清沒弄這個滿漢之分，很可能辛亥革命之後也只會導致君主立憲這種溫和的改良派，而不會像是之後的歷史那樣革了大半個世紀的封建社會的命。
至於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雖然也有你清落後性的因素，但是三日不封刀這個概念最先提出來的其實並不是你清。
至於近代歷史，你清的反應其實我明也不會差太多。除了滿漢政策以外，一樣都是讓一群大臣搞這搞那，我明有袁崇煥，你清有李鴻章。
至於寧與友邦這句話吧，其實家奴更多的說的是下等人，和民族無關，政權穩定性永遠比屁民的命重要。南明也有個皈依天主教請求羅馬教廷打回來的皇帝啊。
我明和你清其實都是差不多的政治體制，這個政治體制在沒有化肥級的科技進步之前，只能維持250-300年的國祚，這其實也就是史家說的天命。至於為什麼宗周能那麼久，很簡單，從人口到體制上，明清和周都像是不同的國家而非繼承人。
也就是說，我明和你清是繼承了同一個類，分別重寫了不同的方法。只不過你清正好碰上了量子計算機問世，所以代碼寫的再好也抵不過生產力的差異。
綜上，我的結論還是一句看似妥協的話，明朝在某些地方比清朝好，清朝也有比明朝好的地方。但是面對現代化進程，明朝的表現或許會比清朝好一點，但也不會太好。
也就是說，清朝確實拖累了一點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有清朝自己的某些政策的原因，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成熟的封建體制。這是問題的核心。
喜歡我明是好的，但是不要是因為討厭你清才喜歡的，還是要提高自己的姿勢水平。
比較公允的說法是滿清「幫」正在走下坡路的中華文明踩了一跤油門。
沒有滿清，我們不一定近代不受辱；但有滿清，絕對是最壞的結局。看到一個答案，列舉了種種清王朝對於我國現代化的功績。
我無意反駁那位答主列舉的種種功績，也無意抹殺清王朝對中國現代化的種種貢獻。
但如果我沒看錯，題目的意思應該是「如果坐江山的不是滿清而是某個漢族政權，中國的近代史會不會比歷史上好一點？」
換言之，沒說清朝沒有做出貢獻；可如果不是滿清，誰知道會不會做出同樣的貢獻甚至做得更好呢？
我認為，有很大的可能，真的會更好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以下這些，就當是我在YY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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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把時光調回1644年
是年，吳三桂詐降清國，將清軍主力誘入一片石，與李自成部前後夾擊，大敗清軍。
清軍主力潰敗，精銳盡失，阿濟格、多鐸戰死，多爾袞帶少量殘兵敗將逃回盛京，被皇太極借故問罪斬首。
同年，李自成奉太子朱慈烺為帝，國號依然為明，史稱「後明」，自領大丞相兼天下兵馬大元帥，總領全國軍政；
吳三桂升任薊遼總督，繼續帶領關寧鐵騎鎮守山海關；
在北方有吳三桂鎮守的情況下，李自成部南下，以天子之名平定原明朝地方，並收編（聯統）張獻忠部（大西）和鄭芝龍部。
兩年後（1646年），後明平定全國，恢復明帝國遼東以外原有疆域。
由於從京城及各地權貴中查抄出了大批家產，同時打破了原有的土地集中的局面，後明的發展十分迅速，很快從戰亂中恢復元氣；同時期的清國由於精銳損失巨大，無力對後明進行襲擾和搶奪，因此國內情況每況愈下；
經過十年休養生息，1656年，後明發動征遼戰役，兩年後擊敗清國和科爾沁聯軍主力，科爾沁部等蒙古部族望風降明，順治帝自殺，清國滅亡。
至此（1660年前），後明已獲得原本歷史上清朝初期全部疆土。
大概是這麼個樣子的。
（圖片來源於網路，侵刪）
那麼，這個一個「後明帝國」，和清朝會有哪些不同呢？
1.不會有清朝那樣的文字獄
有明一代，因言獲罪的有，書籍被禁的也有，而且都不少；
但真落實到殺人的，截止明成祖朱棣。
自仁宗等級之後，因言獲罪的，有；下詔獄的，有；被判死刑的，沒有
當然你跟我說人在詔獄裡被黑死了，這個有沒有？
說實話，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有的可能性很大。
但這正好說明了，即便是皇帝，明面上也不能認同文字獄合理合法，因此他只能用不合理不合法的方式來收拾這些人。
這也就意味著這種事必然不能擴大化，只能個別對待。
清朝呢？「明史案」殺了多少人還用我說么？
這也就同時引出了第二個不同：
2.相比清朝，後明更加可以發動群眾。
明末清初，明間第一大反抗統治的風潮，叫「反清復明」；
這一風潮，甚至一路傳承到清朝終結（沒見革命黨16字綱領里第一條就是「驅逐韃虜」么？），只不過力道越來越弱罷了。
所以清朝終其一朝，始終都在防範漢人，搞滿漢平衡；才會搞出鐵莊稼制度，為的就是繼續保留滿人的戰鬥力（雖然我們都知道那是個笑話，）；所以才會將滿人全部遷入關內的同時禁止漢人移民關外，以至於白白丟掉東北大部。
滿清終其一朝，都在與漢人平民勢力作鬥爭，都始終將「漢人肥，滿人亡」作為座右銘。
這樣一個對抗和壓制漢人平民的政權，居然還能創造出這麼多的「輝煌」（姑且算是輝煌吧），那麼一個可以團結百姓，一致向前的政權，又能迸發出多大的力量？
你覺得呢？當初日本國沒錢買軍艦，於是，妓女捐嫖資、兒童捐零花錢，上流社會不買新衣服。在我大清國 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百姓圍觀 日清火併。
日本國為籌軍費，明治天皇帶頭一天吃一餐。我大清聖母皇太后一頓吃一百道菜，並貪污海軍軍費。
日本國，天皇為頭首，軍人為股肱，人民為血肉。舉國一體，上下一心。
在大清國，抑制漢人是基本國策，漢人強則滿人亡，不準搞民族主義、不能搞全國動員。你李鴻章萬一打贏日本怎麼辦，漢臣從此坐大怎麼辦，所以，一定要剋扣你們的軍費。
結果，我大清資助了日本三年財政收入，幫助日本普及義務教育，完成第二次產業升級，台灣成為日本的糧倉，朝鮮成為礦山，日本拿到了近代第一桶金，從此旭日東升。
再後來，日本要建滿洲國，請段祺瑞，人不去，請吳佩孚，人不去，拉攏張作霖，人不幹，最後我康德大帝去了。
日本歷史上首度超越中國，不是明治時代，而是德川幕府的江戶時代，這一時期基本與我大清200年平行。
德川幕府的遺產：城市化率、識字率 完爆清國，有研究微積分的數學家，有製造火銃的技工，文化上達到頂峰，思想上百家爭鳴，造就了日後人才輩出、群星璀璨的明治時代，封建經濟繁榮到爛熟，處於經濟轉型與社會變革的前夜，明治維新順理成章、一蹴而就。
我大清留給舊中國的遺產：堆成山的條約、賠款，叫花子一樣的國家，洋人的海關，洋人的東交民巷，洋人的租界與勢力範圍，新疆、蒙古是俄國的，西藏是英國的，東北是日本的，官是貪官，民是刁民，兵是兵痞，中國人的國際形象就是留著豬尾的「傅滿洲」。崽賣爺田不心疼，中國再爛都沒問題，我大清時刻準備回老家繼續捕魚打獵。
野蠻征服了文明，大屠殺，文字獄……看到電視上辮子戲就想吐。。
史學界早有定論，清承明制，明朝就算好，好的也有限。清朝雖然沒有大的進步，但也不存在什麼倒退。就拿軍事說一些，我用的全是戚繼光、趙士禎的話（研發魯密銃的趙士禎），看看明朝就算髮展200年是不是就能和之後的西方對抗。
我們先談談明朝的火器，在一些吹捧下，明朝儼然是火器領先世界的科技強國，但真的是這樣嗎？我們看看17世紀明代火器專家焦勖是怎麼說的，他在《火攻掣要》說得很清楚 「近來購得西洋大銃，精工堅利，命中致遠，猛烈無比，更勝諸器百千萬倍」。中國火器「鑄造無法，其大器不過神威發熕，滅虜虎蹲，小器不過三眼快槍。此皆身短，受葯不多，放彈不遠，且無照準而難中的。銃塘外寬內窄，不圓不凈，兼以彈不合口，發彈不迅不直，且無猛力。頭重無耳，則轉動不活，尾薄體輕，裝葯太緊，即顛倒炸裂」。
裡面提到，中國傳統的火器遠不如西洋火器，裡面把西洋火器吹得是一塌糊塗，可見其對明人的震撼之大。很多明粉不知道，他們所謂的佛郎機根本不是明朝自產，而是洋人15世紀就玩剩下的初級火器。就這麼個早就被洋人淘汰的破玩意居然被大明視若珍寶，還被當年明月胡吹一番，然後就成了神器。後來，明朝人接觸了西方最新式的前膛炮便立即放棄了佛郎機，這些西洋大炮被稱為紅夷大炮，也不是明朝產的，還有戚繼光最愛用的鳥銃，也是繳獲至日本的火繩槍。
那麼鳥銃和三眼銃比怎麼樣，我們看看火器專家趙士禎怎麼說的：「北兵不耐煩劇，執稱快槍三眼銃便利過於鳥銃，教場中打靶，鳥銃命中十倍快槍，五倍弓矢，猶自不服。"此戚少保語也。近見為將者，不惟北地諸君鮮有留心於此，即南人亦覺寥寥。究其所以，皆緣罔知為國，無心滅賊，因循歲月、僥倖功名之流充滿戎行，何可語此?又何能知此?」
在趙士禎眼裡，鳥銃的威力遠勝於三眼火銃，但是北方軍隊因為保守依然堅持不該換裝備，趙士禎批評他們無心沒賊，整天混吃等死。什麼？你說三眼銃能連發，適合對付騎兵，哈哈，就知道，我就問一個有效射程不過50米，準確度威力極差的傢伙連發三槍又有什麼用？而且之後的敵人滿清恰好是身披堅固布面甲的重騎兵和重步兵，拿著破玩意打的死人嗎？明史和滿文老檔都記載滿清重步兵經常能冒著槍林彈雨從容的撥開障礙，衝殺明軍步兵，估計這個槍指的就是三眼銃。
還有，什麼三眼銃五雷神機也不是什麼只有大明才有的神器，歐洲在15世紀也用這種多管火器，後來因為不實用放棄了，注意此圖的左下角
我們再看看戚繼光的話
很多人以為大明進口了西洋火器就能打勝仗，但是請問誰向你保證這些火器一定是合格品了？
我們看看戚繼光在《練兵實紀》中的記載：「惟有火器，是我所長，但火器又有病痛。……或將鉛子先入，或忘記下鉛子，口原是歪邪大小不一，鉛子原不合口，亦尖斜大小不一，臨時有裝不入口者，有隻在口上者，有口大子小臨放時流出者，有將藥線捻不得入，用指引唾而捻者，而將火線滅了者，此類皆放不出，已有二十桿矣。放出高下不準，潤濕不燃者，又有四十餘桿。得中者，不過二十餘桿。內有中其腿及馬腿，非致命所在，又不能打他死。其中他致命處而死者，不過十數人。夫以敵數千人衝來，豈打死十餘人，可使之走乎？是如今我與諸君還未出門，還未見敵，先已算輸了。」
按照戚繼光的估計，每批火器的合格率僅僅才18%左右，其他要麼是彈丸塞不進槍管，要麼是炸膛，要麼是沒處理好氣密性沒有準頭。那麼，大明為啥火器這麼粗製濫造，我們再看看趙士禎的記載：
「海外鳥銃精工，諸夏不如，何也?，曰： 風俗習尚使然耳。各國猶有古人寓兵於農之意，兵民不分，公私一體。酋長程課頭目，專視兵器精利以為殿最，個人奉為職業，保守富貴。若兵器不堪，詎惟畏法，且畏班輩見笑，習尚成風，安有不精之理。我中國盡屬公家，有司不知造，將吏不知用，士卒不知打放、收拾。公家之事，匠作定然不肯盡心；監造之官，自愛者專求節省，不省者克落，一經節省、克落，便難行法。既無利結於前，不畏法繩於後。大小糊塗，上下苟簡了事足矣，安望精工?嘗聞東西兩洋貿易，諸夷專買廣中之銃。百姓賣與夷人者極其精工；為官府製造者便是濫惡。以此觀之，我中國不肯精工耳，非不能精工也。」
趙士楨在文中認為，中國並不是造不出優良的火器，而是由於愚蠢落後的制度，導致工匠不願將上等的火器交給政府， 由此出現了一等品外銷、二等品內部交流、三等品上交政府的窘境。由於明代工匠上交火器只相當於抵消賦稅的一種方式，政府並沒有按市場價予以購置，因此導致工匠們總是將最差的殘次品交給政府，明朝政府既想得到優良的火器，又想不付錢，天下哪有這樣的好事，再加上大小官員的層層盤剝，最後落到官兵手裡的火器質量能不堪憂嗎！
就這副德性，引進西洋火器又怎樣，照樣是一堆廢銅爛鐵，制度如此腐敗，200年後大明的下場，不會比鴉片戰爭的清朝好多少。明粉也不想想，17世紀，全世界的文明國家都在暴打游牧漁獵等野蠻民族，大明不但沒能消滅滿清，反而連吃敗仗，損失慘重，關外丟了一大片。派上全國的精銳才打成這個德性，應該嗎？
最後，再抽一抽明粉吹得明朝戰勝西方殖民者的豐功偉績，實際上，無論是荷蘭、西班牙還是葡萄牙在東亞都沒有像樣的海軍，這三國的主力艦隊全在歐洲爭權奪利，主力根本沒往東亞這來過。這三國在東亞所謂的戰艦，不過是輕型巡洋艦級別的武裝商船，而且數量還極少，就這還能逼得大明每次出動十倍於敵的兵力來驅逐，你不覺得丟人嗎？幾萬大軍打幾百個至多一千個雜牌軍，居然叫光榮。就洋人的這麼點雜牌，都讓大明驚嘆不已。
明人沈德符所撰筆記《萬曆野獲篇.紅毛夷》記載了荷蘭人所施放的紅夷炮：「第見青煙一縷，此幾應手糜爛，無聲跡可尋，徐徐揚帆去，不折一鏃，而官軍死者已無算。」
明福建巡撫南居益《謹陳閩事始末疏》的奏章中記錄：「見大海澎湃中，萬難接濟戰。夷舟堅銃大，能毒人於十里外，我舟當之無不糜碎。即有水犀十萬，技無所施。」
明朝人把荷蘭火炮戰艦看作自己無法對付的龐然大物和難以逾越的海上屏障；「我舟高大, 不及彼五分之一, 而欲與爭勝於稽天巨浸中, 必無幸矣」
崇禎年間鄒維璉曰：「紅毛一番遠去中國四萬里，晨昏晝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長鼻，赤須朱發，其性賊虐，尚仇殺，諸夷畏之。其舟長五十丈，橫廣六七丈，名曰夾板，內有三層，皆置大銃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數十里，人船當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長技有如此者。
還有這個最牛逼，直接說荷蘭船有50丈之大（150米），看來比鄭和寶船還大，看到明朝文人這麼能吹，嘴炮如此之大，我都開始懷疑鄭和寶船大小的真實性，畢竟所謂的44丈是來自於羅懋登寫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跟《西遊記》一個類型，居然能把小說寫的當史實，為啥不能信大明文人的？看看明粉的雙重標準會有多可笑。
當時西方人怎麼看明朝軍力，自己去看利瑪竇的《中國札記》，但我認為西班牙使者認為2萬5000西班牙軍隊就可征服中國已經能說明問題了，至少人家覺得你弱，才敢口出狂言。
還有明粉吹得料羅灣之戰，鄭芝龍用150艘戰船打敗荷蘭11艘輕型戰艦和50艘中國海盜船，這也能吹？殊不知西班牙無敵艦隊就有150艘戰艦，3000門火炮，此時和英國大戰的荷蘭艦隊更有200艘戰艦和8000門火炮。還有鄭成功當年收復台灣，死了1000人，沉了好幾艘船才用引爆彈藥庫的方式擊沉了荷蘭戰艦赫克托號，如果荷蘭200多艘船全都來到東亞，你大明還有勝算嗎？
還有清朝火器配備率一點都不低，比明末還有進步，只不過康熙後沒有發展，所謂清朝都是大刀長矛純粹是當年明月不負責任的謠傳。當然了cctv為了滿足狂熱的民族主義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畢竟，哄小將使最容易，最能賺取收視率的。
以上為清朝火器裝備情況，實際上清軍在鴉片戰爭中很多次是被英軍刺刀衝鋒擊敗的，更多是因訓練程度和紀律被後者碾壓，而非武器的劣勢，清軍武器再差總比祖魯人好吧，可祖魯人愣能殺死1000名英軍，你還覺得是裝備的事嗎？
指望大明能逆轉中國的未來，無疑是痴人說夢，中國的落後挨打更多是中國自身制度的腐敗和文化的保守。
如果是明朝面臨鴉片戰爭，頂多在簽訂不平等條約上更為堅強，會好一點，但指望他逆轉頹勢，有什麼大發展，是不可能的。而且把向外國妥協全算在滿族人身上也不妥，宋朝都能改稱金帝為爸爸，自己做兒皇帝，還年年進貢，比滿清還要屈辱，不求和只能說是明朝的特例，不能說是漢人的專有。
我沒有說清朝好的意思，清朝確實差勁，但清朝差勁不等於你吹明朝就是合理的，很多人做的無非是比爛的無聊之舉罷了。
實際上滿清對中國的改變也相當有限，其專制的加強，皇權的登峰造極，以及海禁和閉關鎖國都是明朝政策的加強版，自己並沒有扭轉什麼發展軌跡。就拿海禁來說，明朝1567年才隆慶開關，而且只開了一個月港，之後沒過幾十年又開始海禁閉關鎖國，清朝不過是對這一政策的延續。至於中國為啥始終保守閉關，自己去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裡面說的很清楚，商業立國和海上貿易從根本上違背士紳階級的利益，根本違背儒家的治國原則和皇帝的集權統治，根本不可能實行，這一點tg教科書的說法是沒錯的。
滿清的改變，其實不大，比如滿清當時同時要求剃髮易服和廢除女人裹腳，但是剃髮易服了，裹腳卻依然雷打不動，中國的衰落從根本上講是漢人自己爛透了。而根據利瑪竇《中國札記》記載，明代溺死女嬰，不把老百姓當人以及貧窮飢餓已相當普遍，不比後來英國人記得好多少。
明朝並未視西方科技為洪水猛獸，而是虛心積極的吸收學習。看到西班牙的佛郎機，馬上就引進，學習，改造變成自己的。對先進事物的開放和開明態度正是滿清所欠缺的。滿清近三百年，讓中國從緊跟世界潮流變成了愚昧不堪的愚夫蠢蛋，東亞笑柄。
而到了晚清危局，最早放眼看世界，最積極實行洋務救國還是漢人的官吏和有識之士。從1912滿清落幕到現在百年過去，中國終於又在很多領域追趕上或接近了世界潮流。雖然不能說盡善盡美，但在落後那麼多的情況下發展成如今的水平，放眼世界，也不多見。我們整體的科技水平比之歐美傳統強國可能不如，但是比之其他後進國家，絕對算是遙遙領先了。
異族統治就建立不起民族國家，很難完成現代化，這跟是哪個民族沒關係。滿人統治漢人發展不起來，換成漢人統治滿人也一樣，換成匈牙利人，奧斯曼人，都一樣。反清朝就成了皇漢？這帽子真大。
講道理，要是鴉片戰爭提前200年，崇禎面對的不是北韃而是洋夷，畫面會不會比原版好看？
應該說從崇禎到道光，中國在絕大多數方面根本沒有變過，又何談倒退？中國千把年帝國制，從來都是從零到零，又何必讓擊鼓傳花的最後一位背鍋？我們今天常說清朝閉關鎖國，並把晚近中國的落後歸之於這種漫長的固步自封。但事實上，清朝將近三百年間，真正閉關鎖國的時間只有區區二十一年，還不到這個王朝歷史的十分之一。並且，這種閉關鎖國從現實意義上講，也是一種正確選擇：明朝滅亡後，唯有台灣鄭氏憑藉風急浪高的海峽繼續奉朱明正朔，不斷派兵騷擾沿海。為此，1662年，康熙下令禁絕所有口岸的對外貿易，並將沿海居民內撤30-50里。1683年，隨著台灣問題的解決，清政府取消了海禁。兩年後，又在廣州、漳州、寧波和雲台山四地開設海關，這就是所謂的四口通商。
清朝二十一年的閉關鎖國，卻給後人留下了長期與世隔絕的壞印象。究其因，不在於海禁政策施行的時間長短，而在於清朝君臣固有的觀念里揮之不去的天朝情結。簡單地講，清朝——無論君王還是臣民，都以天朝上國自居。他們自認為物產豐富的天朝無所不有，根本用不著和夷人做生意通有無。仁慈的皇帝之所以允許通商，不過是對夷人的恭順賜予的「恩惠」。也就是說，當天朝覺得夷人不夠恭順，可以隨時取消這種「恩惠」。就像馬戛爾尼使團中的一個成員在他的遊記里寫過的那樣：「中國人從小時候吃奶起就逐步養成了對外國人和商人的偏見。」在四口通商維持了七十多年後，正是惱怒於夷人的不夠恭順，清朝才從實質上斷絕了寧波、廈門和上海的貿易，僅僅開放廣州，實行一口通商。
這件事得從一個叫洪任輝的英國人說起。洪任輝這個名字，聽起來像中國人，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英國人。此人精通漢語，是英國第一個漢語翻譯，多年來一直在廣州為東印度公司服務。當時，西方與清朝的主要貿易地是廣州，而廣州地方官員幾乎無一例外地利用職權之便，向洋商大肆敲詐勒索。東印度公司不勝其擾，同時也為了擴大與清朝的貿易，指派洪任輝和喀喇生帶兩支商船北上定海。隨後，英國方面把更多的商船發往寧波等地。如此一來，到達廣州的英國商船便急劇減少，廣州官員的灰色銀兩與海關稅收均呈直線下降。為此，兩廣總督向乾隆提請將寧波的關稅翻一番，打算以這種方式來迫使洋商「自願」留在廣州。
對帝國稅收來說，無論洋商的目的地是廣州還是寧波，其收益原本都一樣。但乾隆不這樣想，他不願看到洋人的船隻像蝗蟲一樣從南方擴散到北方；他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在廣州這個地方，保有一個帝國與夷人之間的窗口，既以此彰顯天朝對恭順熟番的關照和恩賜，也方便宮中進購自鳴鐘、八音鼓之類的西洋新玩意兒。
果然，寧波的關稅很快就比廣州高出了一倍。在這種情況下，東印度公司再次指派洪任輝北上。這個說得一口標準漢語的英國人，因緣際會地成了第一個向中國皇帝告御狀的外國人。
洪任輝到達天津後，通過向官員行賄，將一紙訴狀送達乾隆御前。狀紙中，洪任輝指控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等官員敲詐勒索，作為洋商代理機構的洋行故意拖欠貨款，希望天朝改革現行貿易制度，保護洋商正常貿易。乾隆看完狀紙，龍顏大怒——皇上最大的憤怒，不是他選定的官員們假公濟私，而是這個非我族類的夷人，不但說得一口漢語，而且還找到了中國人幫他寫狀紙，此中隱情必定就是中外勾結。況且，這個夷人對天朝恩賜的貿易機會，不但不心懷感激，反而橫挑鼻子豎挑眼。凡此種種，無一不是有辱天朝體面。
獨裁者憤怒的後果很嚴重：洪任輝被押往澳門，在大牢里蹲了3年，那個膽敢給洪任輝寫狀紙的中國人劉懷，被斬首示眾。在乾隆親自給洪任輝擬定的幾條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條是：擅自學習漢語。
學習漢語竟然是一種罪行，在今天各個國家都努力推廣自己的語言文字，以期增進了解的背景下，這簡直匪夷所思。後來，當斯當東一行前往中國，他們物色到兩個在義大利學習的中國神父，並聘兩人為翻譯。但當使團抵達中國後，其中一個神父即膽怯退出——他一定知道劉懷的前車之覆。另一個神父之所以敢留下來，僅僅因為他長得像外國人。這種思維方式我們今天完全無法理解，但當時的朝廷理直氣壯：夷人一旦會說漢語或國人一旦會說夷語，他們就有可能互相勾結，圖謀不軌。這種簡單的推理，類似於只要有捷豹就必定是強姦犯。多年以來，卻少有人質疑其荒誕與不經——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時期，不是也有許多會說外語的人被打成裡通外國的特務嗎？
洪任輝豪氣干雲地前往北京告御狀，不僅沒能解決事實上的一口通商和朝貢貿易體制下清朝官員對洋商的巧取豪奪，反而因激怒了乾隆而被監禁。更重要的是，朝廷很快下了一道旨意，正式規定廣州是向洋商開放的唯一口岸。從此，廣州就成為帝國這間鐵屋上碩果僅存的一個巴掌大的窗口，一直要等到鴉片戰爭時期，才有更多的窗口在堅船利炮的威脅下次第洞開。
作為對洪任輝擅自告狀和居然懂得漢語的懲罰，朝廷在確定一口通商國策的同時，還對洋商作了諸多被西方人認為令人髮指的規定。比如在廣州的洋商，春節必須撤到澳門，直至次年秋天才准再來；洋商的女性眷屬，一律不準進入廣州；在廣州的洋商，其起居行動，僅限於劃定的十三行區域；外國人不準學中文，也成為白紙黑字的規章制度。
教科書曾經一再教育我們：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西方就處於不平等狀態，中國就飽受列強欺凌。但我們很少意識到這個問題的B面，那就是在鴉片戰爭以前，中西方同樣處於不平等狀態。那種不平等，乃是在中國自命天朝上國的前提下對西方的種種苛求與阿Q式的精神勝利的不平等。
馬戛爾尼對滿清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 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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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價明朝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
※在明朝歷史上有沒有讓你感到惋惜的人？
※1643年（崇禎十六年），這一年，崇禎如何解掉明朝這個「死局」？
※如何具體解釋「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廣開言路對於封建王朝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