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3年（崇禎十六年），這一年，崇禎如何解掉明朝這個「死局」？
這一年，順治繼位，李自成建大順政權，張獻忠武昌立國，最後一個名將孫傳庭也死了，距離李自成進入北京還有一年，這一年，明朝的局勢是死局嗎？崇禎如何才能解掉這個局。
遷都、改制、做軍閥。棄帝王之虛名，取軍閥之實利。
公元1643年，推演崇禎皇帝如何平李闖、滅滿清，救大明 - 狐言論史 - 知乎專欄
崇禎末年，大明朝看似面上光鮮，甚至哪怕北京城破前幾個月，中樞朝令還能切實下達到全國各地府縣，南北十三省人事權也看似盡數執掌。其實二百多年積累的體制弊病，早已積重難返，病入膏肓。
十餘任皇帝薪火相傳至此的政治體制，已經完全跟不上生產力水平發展，適應不了當時局勢的切實需求。
其實一個延續二百年以上的老舊帝國，必然是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牽一髮則動全身，其實置身其中的上上下下誰不聰明？誰不是帝國億萬人中搏殺出來的人中之菁？誰對朝局沒有清醒認識？
無奈都被方方面面牽扯，只能坐以待斃。體制內改良必無出路，掀翻桌子另起爐灶是唯一優解。
以數百年前的宋朝為例，靖康之變便猶如一場大手術一般，把從前讓大宋所有明君賢臣措手無解的百年積弊挖了乾淨。
就如宗澤這等無雙國士，在徽宗時代年近花甲卻只能沉淪下僚，國難當口則臨危受命，出鎮為大員成為國之棟樑。更不說良相趙鼎們才得以主持中樞，才有岳帥吳帥這些中下級軍官的出頭之路。
南宋初年，並非丟了一半國土還能保住另一半，就不知恥地自誇為「中興」， 而就是指這種和北宋暮年截然不同的嶄新氣象和清明政治，後雖有秦檜亂政之波折，帝國續命百餘年亦成定局。
松錦大戰打光了最後一支龐大帝國軍團，退守山海關才變成無奈選擇；孫傳庭潼關大戰戰沒，最後一支機動武力也丟了，則「傳庭死而明亡」。
對崇禎帝來說，這個時候哪怕再想遷都，已經完全不足以保障壓制江南，就只有等死和晚死的不同了。
只因為沒有足夠核心武力支持做保證的中樞，權威是蕩然無存的，甚至2萬戰兵實力的左良玉之流，都能反過來割據一方，
崇禎末年在北京，已經對左良玉們無可奈何了，難道丟掉半壁江山，背負丟棄祖宗陵寢的罵名，孤家寡人去南京，就反能王霸之氣讓他們俯首帖耳么？
江南是當時全世界最富庶的地域，生產力水平達到相當的高度，出產的絲綢、瓷器、茶葉，每年從歐洲日本換回大量的白銀，竟能讓中國這麼一個貧銀國實現了銀本位。
崇禎末年，一邊是國庫空得見底，一邊是財富皆集中於巨室。江南有能讓帝國得以續命的一切錢糧財賦，可在現存的帝國體制下是根本不可能收取得上來的。
洪承疇部和孫傳庭部毀敗後，帝國機動軍力已經全軍覆滅，但九邊重鎮尚有十幾萬、幾十萬缺衣少食的邊軍，正是以後束甲投闖投清，又讓滿清下江南取四方的主力軍團。
李自成數萬老營東征，幾十萬河東明軍卷甲而降，幾個月就逼得崇禎上吊；
多爾袞入關後，一片石之戰打垮李自成核心主力，旋而收降原明朝九邊大軍，戰略上更把明朝和李闖皆藐視到了極點，就以區區二三十萬八旗壯丁的基本盤，分散兵力，四面開花，甚至令同時阿濟格攻李闖，多鐸攻南明。其後豪格進川，勒克德渾掃湖廣，博洛攻浙江福建，都是幾千真八旗+幾萬偽軍，一路收編各種降兵；如此驕狂浪戰，竟能以倒卷珠簾之勢打下大半疆土，甚至若非「剃髮令」導致反覆，近乎摧枯拉朽。
而南明原來的守護者江北四鎮和左良玉部，倒戈之後攻揚州攻嘉定，掃蕩南方各省，都是衝鋒在最前的急先鋒。
因此，無論滿清、李闖還是崇禎帝，誰能滿足這些武夫們去搶掠江南財帛的利益需求，誰就最有可能得天下，這是為之後的歷史事實所證明的。也便是當時中國任何一支軍政集團的核心問題。
崇禎帝的致命問題，就是他既想要救國家、保皇位、保社稷，還一定想在史書上留下明君聖主之名，這怎麼可能實現？
帝國此時需要的皇帝，正是不惜留下千古罵名，排除一切干擾，人頭殺得滾滾的朱元璋朱棣。遺憾的是歷史上能做到這一點的卻是多爾袞們，所以明亡清興，便成定局。
一個從後世角度得出，在當時看來天馬行空甚至瘋狂的建議，給松錦大戰後的崇禎帝：
放棄遼西退守山海關還遠遠不夠，應該索性丟棄整個北方各省，全部都不要了。
就以最後一支尚能掌控的武力，孫傳庭部為核心，讓孫傳庭火速帶精兵進北京。輕裝簡從只帶皇后和皇子上路，武力護送強行遷都，
那些反對遷都的朝臣和勛貴的說辭，怎能真攔得住大頭兵的鋼刀？
真有拚死攔阻者，直接用【內通李闖、東虜，陷天子於危城】的罪名殺了，（誅心而論，很多並不冤枉），抄他們的家產當路費和軍費。
崇禎帝是泰昌皇帝僅存於世的兒子，上無太后，下無兄弟，他橫下心定要當個暴君的話，大明體制下根本沒人攔得住他，只需嚴密看管住幾個幼子別讓人劫走就行。
自身都已經快眾叛親離的絕境了，還差一年就要上煤山了，難道還在乎真當一回楊廣紂王么？
因此不但要遷都，更要搏命，把願意南下的邊軍將士全變成武裝討薪集團，皇帝化身軍閥頭子，帶領他們去搶富庶的江南；
而不願離開北方的軍隊和將領，如遼西將門吳三桂之流，把北方各省全部扔給他們，裂土封王、廣立藩鎮，加強其實力，刺激其野心，讓他們切實割據一方為藩鎮甚至諸侯。
比如大可封吳三桂為某某郡王、薊遼總督，整個京畿全扔給他做藩地，許他自行招兵買馬，擴充實力。則滿清或李闖要收編他，又將如何困難，多耗費幾年時間，付出何等高昂的代價？
想要鐵血救國，皇帝自己就得放棄現有體制、撇開文官體系去做最大的軍閥，把王朝的軍隊變成自己的私軍。要和朱元璋、朱棣一樣，和同時代的古斯塔夫，腓特烈II，彼得，拿破崙這些英主一樣，和士兵們同吃同睡，一起摸爬滾打，把自己從官僚們的皇帝，變成大頭兵們的皇帝，真正建立僅僅直屬自己的皇家禁衛軍。
否則哪怕崇禎或太子去了南京，就必然是其後弘光帝隆武帝永曆帝們的下場，淪為軍閥的玩物，空有心力而無可奈何。大明不是士族天下，想重複東晉那種世家大族相互制衡、皇室得以苟安的局面是不可能的。
即使唐朝安史之亂後能延續百年，和藩鎮相安無事的前提，那也得是自己有一支能打敢戰的神策軍。
至於「大明祖制不可違抗」云云，不妨看看朱棣改了朱元璋多少祖制，連皇帝都燒了連都城都遷了，祖制能奈他何？
建內書堂教太監讀書參政，司禮監和內閣共掌相權，這難道也是朱元璋定下的祖制？他老人家特意打造的鐵牌，子孫們還不是說扔就扔？而朱元璋讓藩王擁兵監視政府的祖制，朱棣之後哪個皇帝執行了？
所謂「祖制不可改」云云，從來只是皇帝和官僚們冠冕堂皇打擊異己的借口罷了。當真要廢除，就和英宗朱祁鎮廢宮妃殉葬一樣，一句話而已。
只有對明史並不了解的人，才會相信大明朝是因為「祖制」才不能遷都、不能改革，只能坐以待斃。
皇帝南下遷都之後，便以武力為後盾，不惜大開殺戒，也要取消科舉士紳免稅特權，將科舉官僚和工場主資本家儘可能分離，與後者緊密利益結合，帝國皇帝和軍隊切實轉化成他們的利益保護者，為此不惜壓制一切反抗，然後重建一套嶄新的帝國秩序。
參照閹黨和東林，對明末士人的節操根本不需要有過高預期。只要大明朝還開科舉，就永遠不愁沒有一心從龍上位的讀書人投效。
殺掉保守老舊大臣越多，就越容易給新晉之臣騰出位置，上升渠道反而越通暢。
畢竟是二百多年的正統王朝天子，哪怕崇禎帝再如何「倒行逆施」，比起幾年前還是流賊的李闖，和強令剃髮易服的滿清韃虜，依舊是天下最具大義名分的一方。
棄虛名而取實利，放棄已成空談的統一大帝國君主之虛名，而取切實掌控江南地區之實利。
坐擁半壁江山笑看闖順、滿清、吳三桂、張獻忠們各方爭鬥，然後操練新軍，穩定淮河-襄樊-秦嶺一線，再緩緩徐圖規復。
而且大明朝當時確實還有一股無人在意卻潛力龐大的力量，可充分為皇帝所用。那便是二百多年繁衍下來的幾十萬鳳子龍孫。
其實這些大明宗室，肥的流油卻一毛不拔的藩王只佔一小部分，而絕大部分是不許科舉做官、不許經商營生，只能守著點幾經剋扣祿米的可憐人。甚至貧困之極的遠支宗室，上奏本想做小買賣貼補生計，皇帝都不允許。
而即使是錦衣玉食的藩王，離開四方天的王府超過幾里就被當造反，英宗天順年間以後，甚至連生母去世想回京奔喪都不被允許，被皇帝和官僚們限制得如同囚犯。除了欺凌小民、聚斂財富、混吃等死，他們又還有什麼人生價值可言呢？
因此，完全可以將這幾十萬遠支宗室全部利用起來，作為皇帝真正的統治基礎，允許他們參政，正可以成為皇室最重要、也最可信任的依靠力量。
歷朝能作亂的大都是親王和皇子。對於距離皇室血緣很遠的遠支宗室，如果放下對他們的約束猜忌，讓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正常為官從軍，只會是皇室之屏藩，也可能是劉秀、劉備一樣的最後起死回生的備份。
可參照滿清怎麼使用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廢物八旗，而明末的宗室子弟丁口之興旺，遠比之滿清的滿洲八旗人數更多。正因血緣太遠，是以對龍椅沒有威脅；正因是開國皇帝的子孫，所以先天必然就是皇朝的擁護者。
其他人都可以投滿清，投李闖，只有他們在大明亡了是死路一條，所以絕沒有其他選擇。
啟用宗室為朝官和地方官的好處，根本並不在於他們自身才具如何，而在於給官僚士大夫摻集團沙子卡位，使之難以形成合力；禁衛軍用來做軍官，特務機構用來當首腦，野戰大軍中用來當監軍和督戰隊。這樣科舉官僚集團就被嚴重限制了，根本沒辦法和宋朝、之前明朝那樣形成合力，對皇帝的變法進行阻撓和干擾。
那些從成祖靖難後被打壓了200年的天潢貴胄，將會是皇室的天然擁護者，皇帝銳意革新和鐵血變法的堅決支持者；遠比太監們更可靠的存在；並和武將勛貴、科舉文官鼎足而三，互相制衡，共同成為新帝國的支柱之一。
滿清雖經不世人傑皇太極打造出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機器，但他們致命弱點就是本族核心武力太少，和歷史上裹挾了契丹、渤海、奚人，有兩三百萬丁口的女真金國比都完全不是一個量級。
「根據滿清官方檔案資料，薩爾滸之戰時，八旗總男丁6.9萬，當時以滿洲八旗為主。而到順治入關時後數年的另一份統計，因為持續幾十年戰爭的損失，真滿洲只剩5萬、編入八旗的蒙古不足3萬，剩下26萬多，都是歷次戰爭中陸續俘虜、征服、歸順的漢八旗男丁，滿清稱為「包衣」和「尼堪」。統共加在一起，八旗總男丁不過區區34萬。按其「三丁一軍」的習慣，核心兵力不過10萬餘。」
因此其實新軍都並不需要比八旗兵戰力更強，哪怕2換1,3換1的野戰比，滿清都不可能支撐得下去。
換言之，只要漢人皇帝能切實掌控一支相當於3倍史上李定國部的戰力，滿清便只有舉族覆滅於關內絕無遺類，和一路逃到松花江北深山老林苟延殘喘這兩個選擇了。
4000年來的人類歷史，其實真正最有意義的事情只有一件：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的gdp一直在低水平中反覆循環。
而西元1640年以後的世界史，誰切實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誰就順應了歷史潮流，此大潮浩浩蕩蕩不可抗拒。
因此為了順應歷史大潮，便必須把化江南為英格蘭，崇禎帝自己來做東方的克倫威爾，充當新興工場主資本家們的武力保護者和代言人。
帝國新軍戰刀針對的是坐擁天下財帛而不肯拿出來救國的士紳巨富們，而並非升斗小民。這是為了真正讓華夏天朝不至於落伍於時代，而不僅僅救大明救朱家，給一姓天下延命。
各國變法，從無不流血者。
幾十年後的彼得大帝變法，讓沙俄帝國躋身近代列強的代價，便是不惜殺掉了1/3的保守貴族，以反對改革和貪腐受賄等罪名處死幾十萬人。其中一次就處決火槍兵千人，第二次又一次處決火槍兵七百人；包括殺死他自己唯一長大成人的兒子，太子阿列克謝，同時罷黜皇后。這種果決才讓他的變法得以成功，成為世界近代偉人。
崇禎帝若有如同彼得大帝一樣的鐵血魄力，即使是松錦大戰後這種絕境，又為何不能絕處逢生？
如果崇禎帝在成功救國後，便歷史滿清那般，站穩江山就竭力強化封建統治、壓制資本發展的做派，則大明雖存亦亡，堂堂天子武力搶掠江南之舉，也必將作為暴君行徑寫進史書為後人非議。
反之，把江南和東南沿海作為帝國復興的工業基地來打造，那麼這些地域僅僅經過初始陣痛後，就勢必是新帝國體系下最得利的一方，當地民心並不可能失去，相反定會成為新帝國最堅定的擁護者。
北方各省包括四川兩湖才是真正在帝國復興中被犧牲的，即使驅逐滿清，平定闖順，陸續收復後，也將變為原料產地、勞動力輸出地和產品傾銷地。這種註定不公平的傾斜式發展，只能用強大武力威懾來作為保障，壓制其不滿和利益訴求。
而這一漫長歷史過程可能持續百餘年二百年，才會有「先富帶動後富」，推進整個帝國的集體近代化，以及未來的工業化。
而崇禎帝也將不僅是大明的中興之祖，獲得一個【大明世祖武皇帝】的廟號謚號，足與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成祖文皇帝朱棣並列而無愧；更將作為整個遠東和亞洲的近代化之父，躋身整個人類歷史偉人之列。
沒有羊吃人的圈地運動，沒有禁止流浪者法案，不犧牲千百萬小農，將他們驅離、監禁、毒打、殘殺，就不可能有工業革命和統治七海的日不落帝國。
這亦是大國崛起和爭霸全球的必須代價，從上到下不論是帝國頂端精英，還是升斗小民，每個人都被無情當做籌碼和棋子，放入歷史的祭壇，冷酷而容不下半分溫情。
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死棋，沒有辦法。（答案較長請耐心看完）
崇禎十七年的困守北京，是崇禎做出的一個不正確，卻合理的決定。
很多同學們說遷都，客觀來講遷都確實是能續命的唯一辦法，但是也僅僅是續個幾年而已，沒有實質性改變，大明一樣藥丸。
崇禎十六年發生了很多事，年初孫傳庭還沒死，年末李自成都要稱帝了，我們姑且認為崇禎在崇禎十六年初進行選擇。
後世的人總說崇禎帝太要面子，早下定決心的話遷都就不至於有甲申之變這種事。可是大家明不明白，這個決心不是這麼好下的！
舉凡中國的皇帝，法統問題是天大的問題，誰有了法統誰就有了統治的合法性。古代的軍閥們為了一塊傳國玉璽打的翻江倒海，其實誰也不缺那塊玉，為的是向天下人證明——我才是正牌的皇帝！
到了崇禎這，傳國玉璽消失多少年了，崇禎的法統是什麼呢？
北京。
天子居於九五之城，不戰而走，輕棄祖宗陵寢，這個話可不僅僅是個輿論壓力。
全天下的人都會看見，你崇禎沒等李自成到北京，自己嚇的屁滾尿流跑了，丟了個首都給李自成，到時候知乎上就會有另一個問題——如果崇禎堅守北京會怎麼樣？
對於李自成，沒有了崇禎的北京估計打都不用打，直接投降，兵不血刃拿下北京，佔據中原，這時候你一個逃到南方的崇禎跟我談正統？Excuse me？
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就算崇禎不管不顧，只顧眼前，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原因——他走不了。
有人可能說了，有什麼走不了的？天津巡撫把船都準備好了，帶上老婆孩子上船跑路不就得了嗎？
遷都不是搬家，成祖爺從南京遷都北京用了二十來年，不是沒有原因的。
好，現在崇禎決定強行遷都南京。
內閣搬不搬？司禮監搬不搬？六部都察院搬不搬？
北京的王公貴戚搬不搬？紫禁城裡的十萬太監宮女搬不搬？
錦衣衛搬不搬？京師三大營搬不搬？
（評論區里一大堆跟我說南京有備份了，我知道南京有備份的，但是北京文武群臣跟著你辛辛苦苦十幾年你把人家拋棄了？等於直接送了一個朝廷給李自成）
這些部門有多少人？別忘了，明朝的北京又不是什麼商業中心，百萬人口大部分都跟這些衙門有多多少少的聯繫。
錢從哪來？
崇禎讓關寧軍來救北京，軍餉都掏不出來，讓這些人遷都就有錢了？
何況明末的腐敗大臣在京城產業無數，你讓他拋棄這些搬家，他是一萬個不願意的。
好，這些我們都不考慮，就光皇家成員和親信太監走。其他人留在北京。
誰留在北京監國？
明末的大臣大家是知道的，氣節是沒有的，殉國是不行的。崇禎如果真的自己走了，開門迎闖/清那是分分鐘的事。所以北京得有自家人看著。
崇禎有三個兒子，無論哪一個留在北京都可以監國。
萬一北京守住了呢？
那麼天下人會看到什麼？一個丟棄都城，偏安江南的老皇帝和一個有膽有識，保護神京的新太子。
唐玄宗落荒而逃，讓兒子唐肅宗統領剿匪軍，宋徽宗落荒而逃，留一個爛攤子給兒子宋欽宗。明英宗被也先俘虜，監國的景泰帝擋住了瓦剌的進攻。
現在監國的挺住了，你跟我說你還要接著當皇帝？
古代皇帝，只要還沒閉上眼，皇位永遠是第一號問題。
好，就算我們這些都不考慮，就算所有的大臣們公忠體國，都跟著崇禎走，大家一起轉進南京，北京扔給吳三桂，崇禎在南京過上了幸福快樂的生活。
然後呢？
就像@狐狸晨曦說的，用孫傳庭的秦兵作為中樞軍隊，那您怎麼保證比秦兵先到的不是李自成呢？怎麼保證秦兵就不會裹挾天子，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呢？
天下的軍閥不少，到崇禎末年，如劉澤清左良玉之流就已經聽調不聽宣了，你跑到南京他們就會聽話？這幫軍閥戰鬥力不行，內鬥一個比一個厲害，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像南明左良玉一樣也來個清君側？
到了南京，崇禎有可能面臨的敵人有兩個。
一個是兵不血刃拿下北京（指望別人替你守北京不可能），坐擁中原，朝氣蓬勃的李順政權。
一個是秋風掃落葉一般掃清華北（參見清朝滅李闖），滿人過萬無敵的滿清政權。
看看自己，背負著不戰而逃的罵名，指揮著一堆跋扈而虛弱的軍閥，還擁有一個內訌空前激烈的腐敗官僚系統（如果北京的文官去了南京，那畫面不敢想），還TM沒錢。
你換了個馬甲，我就不認識你了？
南明怎麼丸的，南京的崇禎就怎麼丸的，時間長短而已。那些說穩固江南徐圖恢復的，聽聽就好了。
@王偉評論區里和其他答案里一大堆說縱兵搶劫的真是夠了，同志你這是典型的沒有歷史唯物主義。你要現在崇禎的角度去想，不能跟玩遊戲似的認為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朱由檢是皇上，崇禎知道北京城裡有錢嗎？知道。他知道大臣貴族們一毛不拔嗎？也知道。但是他知道北京城會淪陷嗎？
他不知道！
北京城作為一個城市以來，在有抵抗的情況下就沒有被攻陷過！單就明朝而言，景泰朝一次，嘉靖朝一次，崇禎朝三次，都沒有被攻陷。李自成再猛，能比也先猛？能比八旗兵皇太極猛？他們都沒攻下來為什麼崇禎要相信李自成能攻下來？
很多人估計會說，那後來一看當時北京的防禦不堪一擊，崇禎心裡沒數？
你別說，還真沒數。
在中國當領導，從來就是欺上瞞下，如果當皇帝，那所有人都會瞞著你。尤其碰著崇禎這麼個脾氣不好的皇帝，大臣都戰戰兢兢，敢說真話的少，當時確實也有人跟皇上說北京的防禦情況不怎麼樣，但是也會有人跟皇上說北京固若金湯，你是崇禎你相信誰？在自己的心裡，當然傾向於相信好的一面啦。
何況北京的防禦力從紙面上看還是相當可觀的，宣府大同幾十萬邊兵，北京城高池深還有三大營（雖然後來一場鼠疫下來全掛了），遼東還有吳三桂，直隸還有唐通，崇禎還讓湖廣左良玉，山東劉澤清，河南許定國來支援，按照以往的經驗，是能守住的。
所以，崇禎對北京能不能守住，不能說有信心，至少沒有絕望。他的信心是不斷的被打擊沒的，山西陷落，宣大投降，南方的援軍不至，遼東的兵行進緩慢，等到他明白過味了，晚了。
如果崇禎事先知道北京會淪陷，那麼他一定會毫不猶豫的搶大臣，可是萬一北京能守住，你把大臣給搶了，以後的日子怎麼過？你還指不指望大臣們給你打工？明天還見不見面了？天底下的讀書人看到了你一言不合就搶大臣誰還跟你混？
崇禎是皇上，皇上做事得講理，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如果崇禎真搶大臣的錢，他這隊伍以後也不用帶了。就好比習大大再缺錢，估計也不會放縱解放軍來搶老百姓。因為你是領導者，不是土匪，你得負責任。
你站在上帝視角，當然認為他這麼做很愚蠢。可是在當時，這個選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崇禎當了十七年皇帝，比你我這樣的鍵盤俠強的多啊
書生輕議冢中人，冢中笑爾書生氣。
http://zhuanlan.zhihu.com/p/21895191附上我的一篇文章
前因闖賊起事，東虜入寇，九夏沸騰，生靈塗炭，朕特命大宋澳洲行在元老院奉天勤王，收拾時局，盪清六合，綏靖地方。戰禍雖彌，民心難安，兩年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大宋，閩粵諸省，既倡議於前，薊遼各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朕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將統治權移諸大宋，定為元老院統領之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王洛賓前經元老院選舉為主席，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明宋統一之方，即由王洛賓組織政府，以康保群黎。總期人民安堵，海內乂安，仍合大明大宋之完全領土，為一大澳宋國，朕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髡酋王洛賓聽罷怒曰：「朕，朕，狗腳朕！」使馬前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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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朱由檢最後的歸宿是大宋元老院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資料專員……某天，朱由檢想去故宮看看，結果被門口的假髡告知自己得買票。
以下是元老院欽定禁書，《髡事拾遺》節選，大圖書館一級管控圖書，僅供元老及政治鑒定IIA級以上歸化民調閱。
崇禎十六年十月，李自成克潼關，朝野震怖，上陰使內官王承恩髡髮易服，攜詔南投，謀於海上，加封王羅賓為大宋國國主，可稱九千歲，馬千卒為大宋國丞相，可稱永遠健康，言及宋季故事，辭極悲痛。髡人聞之亦不應，囚承恩於大鐵船之上，然髡人所謂首長者，多私見承恩，絡繹不絕，或曰：「崇禎老兒的詔書我們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不執行！」或曰：「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公公放心，某等即刻提兵北伐，滅東虜，破闖賊，必不會讓思宗和公公在景山公園盪鞦韆。」王承恩乃求見主事者，髡人悉召其部眾集議，命承恩侯於門外，俄頃召入，承恩跪雲薊遼糜爛，京師危急，急切之處，竟以頭搶地，血淚俱下。有髡人曰：「明國之事，於我澳洲有何干？」對曰：「諸公乃崖山遺民，先祖泛舟海上，得以逃生，北兵肆虐，海波無定，其間困厄，百辭莫達其一，而今大廈將傾，若重蹈崖山覆轍，諸公猶自袖手旁觀，人何以堪？」承恩北拜，又云：「今臣來時，爺私命臣帶話，若諸公領軍勤王，破闖賊東虜，平巴蜀陝遼，賊之土地部眾任取之，循瓊州故例，惟田賦照舊爾！」髡人乃屏承恩，引其黨議之。次日復會承恩，示以書契，上書三條：「一、自今以後，大明皇帝恩准大宋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明沿海之海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宋澳洲行在元老院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與各該地方官公文往來。二、因大宋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明皇帝准將天津一地給予大宋澳洲行在元老院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三、大宋澳洲行在元老院因大明內患，撥發軍士征討，今酌定水陸開拔費庫平銀三千五百萬兩，由元老院企劃院及契卡徵收自取，征討期間一應耗費由大明供給，征討所得之土地民人，悉聽元老院分配，大明國設主官數人，照例接收田賦。」承恩觀罷，泣血再拜，懇請髡人火速發兵，雲朝廷必守此諾，上願以太子為質，大宋湖廣宣慰使文德四聞之笑曰：「爾若不予，我自取之，何必勞煩太子？」承恩跪地稱惶恐。
髡賊者，奧州人也，自古未聞有州名奧，當不在九州之中，有粵人云奧州實乃澳洲，在滿者伯夷以南，洪武初年，滿者伯夷來朝，亦未聞之。髡人自言趙宋苗裔，崖山遺民，北兵迫境，自度不可免，遂泛舟海上求死，未料風浪不定，竟至一大島，飛禽走獸聞所未聞，有野人者，批發文身，遂暴霜露，斬荊棘，復建其國，然帝昺投海，餘眾多殉之，遍尋竟不得宗室，乃仿共和故事，不稱帝號，各家商討，同為攝政，行天子事，是為元老院。故土淪喪，亡于海島，眾皆不忍，乃自髡，以示祖宗之地塗炭，後人勿忘在莒之意。
初，上聞髡賊入寇兩廣，召眾臣，皆曰不可討，上乃問曰：「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至安南有無旱路可通，與緬甸是否接壤？」皆不能對。或雲髡賊船堅炮利，附眾甚多，粵人稱其帶銃十餘萬，其銃亦精巧，髡人之工部，名曰科技部，凡製成利器，必加其人名號與其上，故有毛瑟將軍銃，其母銃中納五子銃，連環施放，絕類佛郎機，子銃輕便，千步可及，有馬恪欽機關銃，亦用子銃，然以布帶束之，施放時子銃隨布條依次進銃，彈發如雨，頃刻百數發，銃管外復設一鐵套，其內儲水，以水激火，方可使用，髡人手銃繁多，除六星連珠外，多用白朗寧，匿於腋下腰間，以便猝然發難。更有大髡銃者，號克虜伯大將軍炮，緣宋為北虜所破，後人遂制此銃以滅仇讎，故稱克虜伯，多用開花炮子，落地即傷人無數，一炮糜爛數十里。
神州陸沉，國家生死存亡之際，不僅當事人深感無能為力，後人也扼腕痛惜，徒留遺憾。
但我要說的是，歷史是沒有假如的，它不是遊戲，可以重新來過。也不是老友記，當最後一集曲終人散，羅斯關上門之後，你又可以跳回到最開始瑞秋穿著婚紗闖入中央公園咖啡館那裡。千萬別以上帝視角看歷史。
也許崇禎可以帶上國庫家財、宗室大臣，百姓軍隊，回到南京，與清軍和李自成劃江而治，等到二者兩虎相鬥，大明或可成為得利的老獵手。畢竟南京是大明的都城之一，行政系統，軍事系統完備，隨時可以使用。崇禎時期，戰火也一直沒有燒到南方，闖王高迎祥想攻打南京，但是被盧象升打敗了。
明朝末年，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帶，極為富裕，民間工商業發達，百姓對於大明崇禎皇帝的正統地位，也不會有絲毫的疑惑與不滿。倘若崇禎退回到南京，稅銀不需要再像以往那樣辛辛苦苦運到北京。一切似乎都有可能，就像司馬睿，就像趙構，重新開始新的歷史。
但是，崇禎皇帝，已經累了，達到了自己作為皇帝，作為人，所能做到的一切。你可以惋惜，但不能不敬。
蔣介石當年，飛機輪船的，從南京敗退到台灣，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搞運輸。而北京距離南京路途更遠，還是陸路，走不了水運。
當初李自成從山溝里跑出來，去河南鬧事，恰逢河南嚴重的旱災，大饑荒，李自成沿途收編農民軍，後來擊敗孫傳庭，在西安稱帝，度過黃河，進軍山西，攻克太原，隨後大同總兵，宣府總兵相繼投降，只花了三個月，就從西安打到了西直門。
在當時，就算給崇禎汽車，按照這個速度，他也開不到南京城了。
他是光宗皇帝的第五子，鑒於他爹是宮女所生，他爺爺萬曆一直不喜歡，遲遲不立太子，導致學業荒廢，沒法出閣讀書，等立了太子之後爆發梃擊案，如屢薄冰。做了皇帝了，想著消遣一把，又是紅丸案，剛做了一個月的皇帝位置，屁股還沒坐熱，命直接沒了。
他哥天啟皇帝也沒讀好書，他倒是書讀得不錯，聰明，就是地位不高，沒人鳥他，碰到了魏忠賢，也得客客氣氣。
16歲做皇帝，剛開始費盡心機搞掉魏忠賢，很多人馬後炮，說閹黨功勞大，東南稅銀全部仰仗他們收取，並運送到北京。這是扯淡的，魏閹權大勢大，越俎代庖，結黨營私，秘書司機如此放肆，董事長能忍嗎？
之後碰到了一個好的部門經理袁崇煥，可是他殺毛文龍自毀長城，甚至在北京城外消極抵禦皇太極，這已經涉嫌串通投敵了，輿論壓力大啊，哥也救不了你了，再說，萬一關寧防線大門洞開，那我這個董事長豈不是夢裡就要被搞死了？
之後溫體仁，周延儒等人的ceo之爭，各種只拿工資不幹活，還要扯淡瞎指揮的國企中下層言官們的空談誤國，再加上內部底層員工鬧事，罷工，打砸搶燒。外部競品公司千方百計要取代你，置你於死地。內憂外患，你說說看，這家公司能活多久？
崇禎是一個很好，很敬業的裱糊匠。是末代帝王里，相當有覺悟，有敬業精神的一個。16歲做皇帝，直到17年以後弔死在景山，人生的一半時間，全部用來工作，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夜裡做噩夢，白天看著朝堂大臣吵鬧撕逼，然後時不時傳來滿清，李自成鬧事，哪哪被攻陷，誰誰誰戰死，全軍覆沒，誰誰誰投降，做了帶路黨的噩耗。
就問你，作為一個人，能受得了這時時刻刻，一驚一乍的壓力？
現在好多人都說三胖牛逼，嗯，夾在大國中間，甚至造出了核武器。崇禎那時候壓力更甚，至少三胖目前國內沒人敢造反，稍微有想法的都被犬決了。至少他還有一個老大哥給他撐腰。
崇禎也想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但是，幼年不幸，成人之後，處處小心閹黨，言官，東林黨。成為皇帝之後，兢兢業業，每日如墜冰窟，如被人架在火上烤，又如從高空墜落。他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力量，爛攤子早已經造成，眼睜睜看著公司要在自己手裡破產，也是沒辦法的事，人不能逆天改命。
成與敗，由我一人承擔，我背了這麼多年的鍋，實在是背不動了，也不想背了，哥哥，爺爺，上數幾代人造的孽，作為後代的人，也沒有辦法去追究，去理論。崇禎後期，皇帝經常痛哭，下罪己詔，那種深深的孤獨，那種寒風徹骨的冷，後人是體會不到的。
許多人嘴上說著史實與當時的客觀情況，但是，依舊不客觀，而且非常之主觀。
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是對這個世界最後的話。...好多覺醒來發現還是沒有破百贊，比較揪心，故更新一下答案...
預警！！：寫得有點嗨，歪樓了，勿噴
再次預警！！：本答案含有大量個人觀點，結論下拉加粗部分。要是不贊同也沒關係，理性評論，拒絕撕逼(反正我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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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明白樓主的意思，就是如果現在回到四百年前開上帝視角如何給明朝續命。
我想表達的意思是明朝的滅亡不是因為偶然發生一兩件事而導致的，這樣龐大的一個國家走到如此地步是因為整個國家機器都銹爛了，轉不動了。就正如扁鵲與蔡桓公的故事一樣，病入膏肓了才想著要去治，為時已晚矣。
那時的明朝就如同一個躺在icu病房裡的一百歲老太太，哪都有問題卻已經經不起折騰了。假如這個老太太最終因為心臟病去世了，她的主治醫生心有不甘，於是穿越回去專治她的心臟，卻又因此對腎導致副作用，老太太又可能因腎病去世。你要是治腎，她就肝衰竭。你要是都治，那好了沒等她哪犯病就被你折騰死了。
所以呀，歷史的蝴蝶效應不可忽視。如今快四百年過去了，你說要穿越回去救明朝，怎麼救全憑一張嘴，根本不考慮這些措施所帶來的影響，那和那些網路上的爽文有什麼區別。
歷史事件的發生有其偶然與必然性，有人覺得明朝滅亡了很可惜，當年明月還覺得崇禎運氣不好，上任以來年年鬧饑荒。我確實覺得崇禎運氣不好，不過倒不是不好在他沒能挽明於危急，而是倒霉在明正好在他當皇帝時滅亡了。因為那個時候明確實該亡了。這是必然。
那什麼是偶然呢？土木堡之變，包括宋的靖康之恥就是偶然。假如（，我是說假如）土木堡之變發生後沒有于謙，我認為（，僅僅是我認為）哪怕是北京被攻破了明朝也不會這樣輕易狗帶。
所以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沒用的，就算是穿越回去也沒有用的，哪怕是幹掉了李自成，也會有王自成張自成出來的。YY一下就好，洗洗睡吧。以下為原dǒu答jī案lí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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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中浪了三年，請我在問在六月六日晚上做些什麼才能考上清華呢？
趁這年清兵來搶劫回程的時候傳位給太子、溜出北京，「南巡」到澳門。
告訴葡萄牙人朕已受洗皈依公教，將仿效約翰八世皇帝，去羅馬向教皇求援兵。
用卷出來的一點兒內帑在羅馬買房當寓公。德國學者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告訴世人，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中國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尤其是近代以來，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白銀集散地，而歐洲人則更像《泰坦尼克號》裡面的窮小子傑克。誠然，歐洲人只有用美洲的白銀來與中國進行貿易，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擁有了貨幣主導權。恰恰相反，白銀短缺帶來的通貨緊縮是明朝由盛而衰的轉折的重要因素。
16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歐洲人紛紛出海找黃金白銀，而美洲滿足了歐洲人對貴金屬的渴望。黃金白銀是財富的象徵，但是貨幣只有流動才能創造財富，按照貨幣的定義，歐洲人將大量的白銀出口到中國，換取陶瓷、絲綢等奢侈品，在貿易的循環中實現財富的增值。除此之外，黃金與白銀的比價，中國是金賤銀貴，歐洲人拿著白銀換中國的黃金，然後再倒賣到歐洲，也是一筆盈利的買賣。無論金銀比價還是貿易，都推動中國成為白銀的聚集地，有人說中國是白銀的「墳墓」，因為全世界主要的白銀都流向中國。
歐洲人的貿易逆差是白銀流向中國的「推力」，而中國貨幣的「白銀化」是一個重要的「拉力」。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之後，中國事實上採取了白銀本位制，田賦、徭役都換算為白銀，雖然政府沒有規定白銀作為貨幣的法律地位，但在經濟交往活動中白銀作為本位貨幣的地位卻被承認了。一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必然伴隨著貨幣化的進程，因為貨幣是債務關係顯性化，對貨幣的需求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交換活動增加帶來的需求，另一個是經濟貨幣化帶來的，也就是既有的存量財富需要貨幣化來表達出來，從而增加交易的靈活性。明代也是如此，雖然有大量的白銀流入，但是卻無法滿足需求。
當白銀成為中國的本位貨幣之後，就涉及到一個問題：貨幣的多寡幾乎由外部力量來決定，一旦外部白銀的流入減少或者中斷，就會引起通貨緊縮。17世紀前半期，流入中國的白銀在不斷減少，歐洲人忙於「三十年戰爭」，主要大國都捲入其中，包括西班牙。而西班牙控制著墨西哥和南美的白銀，與此同時，日本對中國的白銀出口也趨於停滯。套用貨幣發行的觀念，中國經濟已經深深地白銀化了，但是卻沒有掌握白銀供應的主導權，因此，存在著很大的風險。白銀流入減少，勢必會導致一場貨幣危機，這種危機與財政危機、邊患危機相互疊加最終讓明朝無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洪業 清朝開國史》
的前言部分對世界貿易蕭條，白銀輸華銳減對明朝的負面作用說的更為清晰：
1644年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雖然明朝皇帝於北京皇宮後的煤山自殺僅六星期後，清軍便佔領了紫禁城，但明清兩朝的嬗替，決非一次突如其來的事變。無論是我們現在所持的公正觀點，還是當時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觀點，都承認1644年的事變，肯定是17世紀明朝商業經濟萎縮、社會秩序崩潰、 清朝政權日益強大這一漫長進程的組成部分。
對當今的歷史學家們來說，明朝末葉中國與世界貨幣體系的關係是相當清晰的。[1]由於國際收支經常出現有利於中國工商業的赤字，白銀從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國。中國，自羅馬時代以來便是歐洲貨幣的歸宿，17世紀通過與西屬菲律賓的貿易，又成了美洲白銀的主要吸收者②。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然後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③。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後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 中國。①加上每年來自日本的15萬到18.7萬公斤白銀，在17世紀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約達25萬至26.5萬公斤。②
1620年至1660年間，歐洲市場爆發了貿易危機，以西班牙的塞維利亞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遭到沉重打擊。③中國儘管與歐 洲相距遙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影響。在17世紀20年代歐洲貿易衰退之前，停泊於馬尼拉的中國商船每年多達41艘，到1629年便降為6艘，加之當時與中亞貿易的萎縮，新大陸輸入中國的白銀便大大減少了。① 17世紀30年代，白銀又開始大量流入中國。西屬新大陸的白銀又從海上源源運至馬尼拉，大量日本白銀被澳門人帶到了廣州，而更多的白銀則從印度的果阿經馬六甲海峽流入澳門。②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銀流通再次被嚴重阻斷，而此刻正值長江下游地區高度商品化的經濟急需更多白銀以對付通貨膨脹之時。③1634年後，菲力浦四世採取措施限制船 只從阿卡普爾科出口；1639年冬，許多中國商人在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殺；1640年，日本斷絕了與澳門的所有貿易往來；1641年，馬六甲落入荷蘭人手中，果阿與澳門的聯繫也被切斷。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①
明朝末年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可能正是白銀進口長期不足的嚴重後果之一——在長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區，通貨膨脹導致谷價暴漲，給當地城鎮居民帶來了極大災難。在1635年至1640年白銀進口量驟減期間，那些主要以養蠶為生的人們處境更艱難了。②由於國際絲綢貿易萎縮，浙江北部的湖州等絲綢產地迅速 衰落①與此同時，天災和疾疫又一起襲來。從1626年到1640年，罕見的自然災害席捲中國大地，嚴重的乾旱和洪澇接踵而至。②接連不斷的饑荒，伴隨著蝗災和天花，導致人口大量死亡。③經過這場浩劫，晚明的人口總數大幅度下降。有的學者甚至提出，從1585年到1645年，中國人口可能減少了40％。④不管怎樣，中國人口的 嚴重下降，恰恰與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同時發生。僅這一點便足以使歷史學家們相信，中國也被捲入了17世紀那場困擾著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機①。
明朝後期，許多親身經歷了那次通貨膨脹的人們認為，當時的經濟困難主要是由經濟的貨幣化引起的。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人們普遍對社會經濟的商業化感到不滿，而對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捲入商品市場時的那種更具自給自足性質的簡樸生活倍加推崇。②一部修於17世紀初的地方志，曾將弘治朝（1488—1505）寧靜的道德與經濟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會的混亂與瓦解進行了對比：前者田宅豐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寧，盜賊匿跡；後者則財產頻繁易主，物價不穩，貧富分化，市場繁雜混亂。進入17世紀後，情況更加惡化。人民大量破產，十室九貧；少數豪富，依財仗勢，奴役窮人；天地之間，金錢似乎支配著一切。③
也有人認為明末的經濟衰退，是由於制度的破壞導致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崩潰。④按明朝舊制，田賦由里甲鄉官徵收，軍餉由自給自足的世襲軍戶承擔，丁役則通過徵發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襲匠戶提供。這種制度的運轉，依賴於中央政府維持有效的戶口登 記和賦役分派程序的能力。①然而，經濟的貨幣化，都城遷至遠離長江三角洲主要產糧區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機構缺乏合理程序以維持理想的、自治的社會組織單位，全都促使這一制度日趨瓦解。②例如，官僚和貴族靠朝廷俸祿為生。明初建都南京時，俸祿按稻米若干斗計算；都城北遷後，原來的實物俸祿改以貨幣支付。起初是紙幣，後來是布帛，最後是白銀。兌換比率以當時谷價為準。此後兩個世紀，谷價不斷上漲，而以銀兩計算的俸祿則保持著相對的穩定。③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貴族（僅在京城的就多達4萬人左右）發放的俸祿，只有15萬兩，不到國家財政預算的1％。④這點兒俸祿當然少得可憐，所以，各級官吏不得不通過貪 污受賄等非法途徑獲取額外收入，以維持生活。①1643年，崇禎帝決定檢查一下軍隊供給系統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撥給兵部的4萬兩軍餉究竟有多少發到了駐守遼東的士兵手中。結果他得到的報告是：全部軍餉均未到達目的地，都在下發過程中無影無蹤了。②
許多大臣認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別人，應該對此負責。尤其是萬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屢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開支修建宮室，並允許主管其膳食的官吏從所有花費中照例扣除20％作為酬金，而不問他們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③儘管萬曆皇帝特別昏庸和不負責任，但他也不過是在紫禁城內豢養著一大群奴僕的明朝諸位皇帝中的一個而已。17世紀初，北京皇宮中有3000名宮女和近兩萬名宦官。④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這只是其全部職責中的一小部分。作為皇上的私人奴僕，他們 支配著由12監組成的龐大機構，控制朝廷的稅收與國庫，管理由國家壟斷經營的鹽業和銅業，徵收皇莊土地的田租（有一個時期，皇莊田土佔全國私人田產總數的1/7，京畿8個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歸皇莊所有），統轄護衛京師的禁軍，並組成一個完全脫離正常司法系統，擁有逮捕、審訊乃至處決之全權的秘密警察機構（即令人聞風喪膽的東廠）。①明朝皇帝以宦官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數量遽增，逐漸超出了朝廷的供養能力。②他們在宮內貪污受賄的機會無窮無盡；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機構終因朝廷無法承受這一巨大財政負擔而被撤銷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經常以欽派稅監之身份，在商稅、關稅等固定稅收之外，進行額外搜刮，但他們仍不能養活自己。③1618年，儘管為應邊關緊急而 加天下田賦，戶部仍然只僥倖收到210萬兩應收稅銀的70％。①部分地靠國庫帑銀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發生在1643年的宮內軼事，雖有點兒滑稽，卻恰當地反映了當時內廷府庫虛竭的情況。這年秋季，崇禎帝打算清點其寶庫。守門人被傳喚後，卻一再推脫說找不到啟門的鑰匙。最後，巨大的寶庫還是打開了，只見室內空空如也，唯有一隻小紅箱，盛著幾張早已褪色的收條。②
宦官不僅是個明顯的財政負擔，對大眾來說，他們還是晚明許多皇帝與外朝大臣隔絕的象徵。③作為內廷與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監們不久便承擔了向皇上傳遞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責任，並為皇上起草詔書和敕令。於是，皇上便無須親自處理日常事務了。④由於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樂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務來強化對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勢力遂不斷增長，致使明朝後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與權威，有時甚至淪為專權宦官的傀儡，而幾乎完全見不到其他大臣。從1469年到1497年，沒有舉行過一次朝會。進入16世紀後，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 （萬曆皇帝）都僅僅主持過一次各部大臣參加的朝會。①於是，那些從未見過皇上——那個深居宮中的幽靈——的大臣們必然會失去對他的信賴。為了實現自己的意志，他們便與某個掌印太監結成聯盟，或組成他們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團，以推行自己的主張②。由科舉制派生而來的政治庇護的慣例，進一步加深了這種派系活動。至17世紀20年代，朝廷終於出現了深刻裂痕，爆發了一場政治清洗，以及東林黨等文人士大夫集團同專權宦官魏忠賢之閹黨間的殘酷黨爭。由於派系活動的影響，甚至細小的分歧也會激起軒然大波，而結果常常是雙方僵持不決。③
在這種經濟和政治形勢下，明王朝的社會結構開始瓦解。到崇禎年間（1628—1644），大量饑民湧進城市，以乞討或偷盜為生；中原農村一片荒涼。④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在這些年中，窮苦人民的不滿日益增長，士大夫們也因貧富之間不斷增強的敵意而大為震驚。⑤當時流傳的一首民謠生動地唱道：
老天爺，
你年紀大，
耳又聾來眼又花。
你看不見人，也聽不見話。
吃齋念佛的活活餓死，
殺人放火的享受榮華。
老天爺，
你不會做天，
你塌了吧！。①
此外，公用事業也崩潰了。②1629年，朝廷為縮減開支，將驛遞系統砍去了30％，結果導致了通信的中斷，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錢僱人傳遞文書。③由於驛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脈」嚴重阻塞，1630年以後，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們的奏章最後能否送達京師。④
整個30年代，全國各地由私人經營的公用事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賑濟等，甚至還包括公共法律與社會秩序的維護。⑤一些謹慎的地方官出錢僱人 組建私人武裝，許多鄉紳也紛紛訓練他們自己的「鄉兵」，用以自保。①因為門外的敵人可能是造反的農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將。1636年，明將左良玉率三萬軍隊入湖北追剿張獻忠，當地居民為保護妻女的貞操和自己的性命，紛紛逃入山寨。②至1642和1643年間左良玉倒戈反明時，江南人民感到他的軍隊比起義軍更為可怕。③無論是為皇帝而戰，還是和農民軍一起致力於推翻明朝的統治，像左良玉部這樣的軍隊始終代表著明朝最後幾十年間那些不受約束的軍閥勢力的一般活動方式。於是，穩定的社會組織逐漸讓位於遊動的軍事政權。最後，一個早已被它無法控制的社會力量所擊潰的王朝，便被推翻了。④
1645年，即清軍佔領北京的第二年，攝政王多爾袞對明朝的滅亡作了中肯的評述： 崇禎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虛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①
清朝統治者最終奪取了崇禎帝及其祖先的天下，並認為這是他們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長期努力的結果。清王朝的這一宏偉事業，早在1644年以前——約1618年攻克撫順之時——就開始了，經過約2/3個世紀才宣告完成，而17世紀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灣鄭氏政權的勝利，則是這一事業的頂峰。因此，清朝統治的鞏固，也經歷了一個漫長過程。它開始於在明朝北邊的準備階段，經過入關後對明朝舊制加以沿用和調整的試驗階段，最後造成了一種漢、滿兩種統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這種統治方式下，滿人和漢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權力這一現實，儘管這一權力原來不是它所擁有的。
那些幫助滿族統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發展的漢人，在這一起步、協調和完成的政治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們在不同時期充當了不同角色，其社會背景也分別與這一征服過程的幾個階段相適應：最早的是一批在努爾哈赤草創之時便獲得了女真貴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爾後則有在北方各省淪陷後組成漢八旗軍的遼東軍戶、教會滿族人使用洋槍洋炮的山東海盜、為獵取高官厚祿而幫助多爾袞攻佔北京的北方鄉紳，以及充當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學子。也許除了第一種人以外，所有擁護清朝的漢人，對滿族人都懷有矛盾的心理。同時，滿族人也警惕著與其合作的漢人。滿族的君主若不聯合漢官，去擊敗本族的貴族勢力，便不可能有所作為；但他們也意識到，若全按漢族傳統方式進行統治，則會變得過於漢化，從而失去本族人民對他們的忠 誠和愛戴。他們十分感激與其合作的漢人教會了他們如何按儒家方式統治中國，又同樣地輕蔑這些明朝的叛徒，鄙視其苟且偷生，譴責其變節賣國。
雙方的和解導致了滿族統治下的和平，使18世紀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時期之一，其直接代價則是某種道義上的不安。①為清朝效力的漢人，拋棄了明朝末年那種虛幻的道德英雄主義；作為補償，則獲得了實行各種政治改革的現實機會。這些改革確實起到了穩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這正是崇禎時期那些浮誇的文人學士永遠不可能做到的。與滿族合作的漢人，有權說他們以「救民於水火」的實際行動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還是失去了舊日自我標榜的社會理想主義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產生了兩大後果。其一，是放棄了某種理性自主和道義上的承諾，致使道學家變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領袖轉化為朝廷官僚。其二，是達官貴人對有限改革的熱忱日益增強——當朝廷的力量發展到足以使中國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快地從17世紀經濟危機中恢復過來時，這種有限的改革便結束了。②儘管這種復興顯得並不徹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畢竟使舊的統治體製得以在新時期中繼續存在下 去。①因此，滿族人完全有理由為他們以獨特方式重建了傳統的帝國制度而驕傲；他們雖被視為夷狄，卻以自己設計的有效措施解決了中原王朝面臨的困境。單為了這一點，漢人對清朝之「洪業」②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長期存在下去，只要這個異族王朝對他們的家園依然維持著牢固的統治。
[1] ①李廷先：《史可法的評價問題》，第244—245頁；艾維四：《時間與金錢》，第25—28頁。「幾個世紀過去了，一切如舊。無論其來源是舊塞爾維亞（old Serbia）、阿爾卑斯山、撒丁的銀礦，蘇丹、衣索比亞或經由北非和埃及的蘇法拉（Sofala）的金礦，還是因谷（Inn Valley）之施瓦茲、匈牙利之紐索爾（Neusohl）、薩克森之曼斯費爾德、布拉格附近之庫坦勃格（Kuttenberg）或埃爾茨山脈的銀礦，以及16世紀初期以後西北各國的銀礦——無論來自何地，這些曾被吸引到地中海沿岸居民生活中的貴金屬，又被拋進了源源東去的洪流。在黑海、敘利亞和埃及，地中海人的貿易總是出現赤字。與遠東的貿易又只有通過耗盡其儲備的金銀出口才有可能。甚至有人提出這樣一種不無說服力的見解：「羅馬帝國的生命力，是因貴金屬大量外流才枯竭的。」費南德·布羅代爾：《菲力浦二世時期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第464頁。又見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第二部分，第17、108—109頁。沃勒斯坦關於東亞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的主張，受到布羅代爾的駁斥。見布羅代爾：《關於物質文明與資本主義的反思》，第43、93—94頁。
② 北京的太倉，是為朝廷接收白銀的主要機構。據該機構的白銀收據判斷，貴金屬的流入至1571年達到高潮。該年太倉的白銀收入量從230萬兩（8.625萬公斤）躍升到310萬兩（11.625萬公斤）〔譯按：此處括弧內的換算系原作者所加，其換算比例為1公斤相當於26.6明兩〕。這場洪流恰好與貿易限制的放鬆（1567年）、日本長崎港的建立（1570年）和馬尼拉被選定為西班牙駐菲律賓的首府（1571年）同時。此外，白銀提純技術的發展，也在這一時期使秘魯總督轄區的波托西等中心地區的白銀產量猛增至原來的三倍，隨後又增至五倍。艾維四：《時間與金錢》，第30—31、53頁；布羅代爾：《地中海世界》，第476頁；小威爾斯：《從王直到施琅的中國沿海》，第213頁。
③ 1597年，西班牙大帆船將34.5萬公斤白銀，從阿卡普爾科運到中國。這一數字比明朝半個世紀的產量還多（明朝官府銀礦的年產量約為6000公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7—158頁。
① 肖努的估計略低於此。他認為遠東吸收了美洲產白銀總量的1/3強。見皮埃爾·肖努：《菲律賓和太平洋中的伊比利亞群島》，第269頁。在16世紀期間，西班牙人在佛蘭德僱用的外國僱傭兵要求付給他們黃金。這些黃金是由赫諾瓦銀行家們提供的。他們通過與遠東的貿易，將西班牙提供的美洲白銀兌換成金錠。在「長期的白銀統治」時期（約1550—1680年），這種局面創造了一個全球經濟體系。「以義大利、中國為中樞，從美洲出發，通過地中海或好望角，通向整個世界。這可以看作一種結構，一種在20世紀以前從未受到干擾的世界經濟體系的持久而突出的特徵。」布羅代爾：《地中海世界》，第499—500頁；又見倫納德·布萊塞：《近代世界體系》，第96頁。
② 艾維四：《論白銀、外貿與明末經濟》，第1—10頁；米歇爾·德韋茲：《18世紀中國社會對英、法、俄的影響》，第8—9頁；S.A·M.阿謝德：《17世紀中國的總危機》，第275頁；黃仁宇：《明朝的財政》第124—125頁。日本向中國出口白銀和銅而進口黃金，因為在中國用白銀兌換黃金比在大多數其他地區（包括日本）都更為優惠。16世紀80年代，中國的金銀兌換比率是1：4；歐洲則是1：12。到1650年，歐洲的比率又升為1：15。布羅代爾：《地中海世界》，第459及499頁。阿特韋爾對日本白銀輸出量的估計，低於其他多數經濟史學者。他估計在1560—1600年間，日本白銀的輸出平均每年為3.3萬到4.8萬公斤。艾維四：《時間與金錢》，第31頁。肖努估計在近兩個世紀間，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銀總量，在4000到5000噸之間。皮埃爾·肖努：《馬尼拉和澳門》，第568—681頁。
③ 肖努：《馬尼拉和澳門》，第555頁；簡·德·夫里斯：《1600—1750年危機時期的歐洲經濟》，第20頁。肖努找出了中國與歐洲貿易形勢的五個轉折點：（1）從1555到1570年，伊比利亞人突然打通了中國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通道；（2）1580至1590年間，馬尼拉與澳門決裂，西班牙無敵艦隊時代的歐洲經濟出現萎縮；（3）1600年左右，荷蘭公司到達印度洋；（4）1615至1620年間，荷蘭人封鎖了摩鹿加，切斷了澳門與印度洋之間的交通；（5）1640至1644年間，明朝滅亡，日本人血洗澳門大使館，伊比利亞王國的分裂將澳門與馬尼拉隔開，以及由1645年教皇英諾森十世的敕令引起的禮儀之爭。「中國的衰落與歐洲的衰落髮生在同一時刻。因此，中國貿易的這一災難性變化表現為雙重的衰退：一方面，美洲白銀的出口無疑減少了，而同時，一場周期性的或者說是破壞性的危機又席捲了中國大地。」肖努：《馬尼拉和澳門》，第579頁。布羅代爾只看到了17世紀最初20年美洲白銀輸入減少後的一種重要轉變，並稱之為「世界歷史的轉折點」。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包括：由於收益遞減律，開採成本更高了；以欺詐手段使美洲保留更多的硬通貨，以滿足當地對貨幣的需求；以及向當地居民徵收十一稅，這妨礙了提取白銀所需的勞力之補充。布羅代爾：《地中海世界》，第536頁；又見厄爾.J.漢密爾頓：《1501—1650年的美洲財富與西班牙的價格革命》，第293頁；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第20、25—27頁，及其《近代世界體系》第二部分，第3、109頁；卡羅·M·辛寶拉：《工業革命前（1000—1700）歐洲的社會和經濟》，第212—216頁；雅各布·克萊佛倫：《經濟通史》，第152—153頁。
① 阿謝德：《17世紀中國的總危機》，第276頁。經濟衰退繼續引起經濟衰退；結果變成了原因。但是，中國的國內危機也許促進了全球性危機的爆發。「我們可以證明，中國對馬尼拉遙相呼應的支配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使得中國貿易和世界貿易的長期周期性波動出現了一致性；甚至還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使中國貿易的波動幅度比世界貿易的波動幅度大得多。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不管表面現象如何，正是跟中國大陸之貿易的興衰，支配著西班牙海上貿易本身的消長。」肖努：《伊比利亞群島》，第267頁，又見K.N.肖德胡里：《1660—1760年的亞洲貿易市場和東印度公司》，第456—458頁。
② 肖努：《馬尼拉和澳門》，第566—567頁。
③ 艾維四：《時間與金錢》，第33頁。從16世紀到18世紀，除了少數例外，所有貨幣的內在價值都下降了。這一現象與大西洋經濟的膨脹有關，首先是吸收黃金和將非洲部分人口掠為奴隸，然後是開發美洲財富。短期內，白銀緊縮會減慢表面價格的上漲（實際上在貴金屬大量輸入之前，西歐的物價就已開始上漲了）。但從長遠看來，表面價格卻和美洲白銀產量一同上升。「16世紀末的價格革命」在歐洲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使物價上漲了三到四倍，達到了1500年的水平。菲力浦二世時代的人們，因物價不斷上漲、生活費用急劇提高而目瞪口呆。17世紀上半葉，人們的實際收入比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減少了1/2；17世紀20年代，歐洲人經常抱怨，跟其三四代以前的祖先們相比，他們吃得太差了。 17世紀20和30年代，幾乎所有歐洲貨幣——包括比較穩定的英鎊——都不得不貶值。E.E.里奇，C.H.威爾森：《劍橋歐洲經濟史》，第382—383、400—405、428、458、484頁；布羅代爾：《地中海世界》，第517頁。這次通貨膨脹也打擊了奧斯曼帝國，其小麥、銅、羊毛等商品被偷運出境，以滿足歐洲市場日益增長的需求。一項有關伊斯坦布爾為旅行者和學生提供免費住宿的濟貧院之預算的分析，表明了同樣的通貨膨脹。如果將1489—1490年度的物價指數定為100，那麼1585—1586年度的物價指數便是182.49，1604—1605年度的物價指數則是272.79。奧默·盧德菲·巴坎：《16世紀的價格革命》，第9頁；又見霍里·伊斯拉莫格路和卡格拉爾·基德：《奧斯曼歷史大事記》，第34、49—55頁。
① 艾維四：《論白銀》，第10—15頁。肖努在綜合了他的全部指數之後，斷言1640年後沒有一項指數可以說明這一過程不是「災難性的指數減小過程」。肖努：《伊比利亞群島》，第250頁。換個說法，假定某人於1611—1615年間在馬尼拉所作的生意是一個點，後來於1666—1670年間所作的生意為另一個點，那麼，他就會發現收益下降率是40：1。肖努確認這一轉變發生在1642年，並將其描述為「一個經濟空間的徹底消失」，或「全球危機中的死亡時刻。」肖努：《馬尼拉和澳門》，第562頁；又見布羅代爾：《反思》，第42頁；沃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第二部分，第17頁。
② 例如，1630年松江地區發生了嚴重旱災。1632年米價為每斗120錢，到1639年上升為每斗300錢。浙江北部地區，每石米原來值銀一兩，到1641年上升為每石值銀四兩。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第74頁；海倫·鄧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1—12頁；又見魏斐德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明清史研究》，第81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44頁。17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食物價格上漲的同時，其他商品價格出現了下降趨勢。這樣，與較早出現的通貨膨脹形成對比，中國似乎又隨著由囤積、歉收和投機活動導致的生活必需品價格的急劇上升，出現了普遍的通貨緊縮（此說采自艾維四給作者的私人信件）。
① 森正夫：《16—18世紀賑災管理與地主佃戶的關係》，第432—433頁；艾維四：論白銀》，第16—19頁。
② 這大約相當於某些歷史學家所說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時代」初期。太陽物理學家認為，這個時代是從1645年持續到1715年的「太陽能量最小時期」，其間地球表面的氣溫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來的最低點（這大概與從太陽黑子的活動和樹木年輪的碳異常中測定出的陽光輻射的減弱相對應）。H.H.拉姆：《氣候變遷》，第10—11、65—66、174頁；約翰·A·埃迪：《氣候與太陽的作用》，第726、739—740及743—744頁，及其《停滯的最小限度》第1191、1195—1196及1199頁；伊曼紐爾.勒.羅伊.拉杜瑞：《太平之年，饑饉之年》，第58—59頁；德·夫里斯：《歐洲經濟》，第12頁；弗南德·布羅代爾：《資本主義和物質生活》，第18—19頁。有充分證據表明，這一時期中國遭受了更為嚴重的乾旱和低溫的襲擊，致使北方農作物生長季節比正常年景縮短了兩星期。龔高法、陳恩之、文煥然：《黑龍江省的氣候變化》，第130頁。據地方志載，黃淮平原地區的大旱之年，有1024、1297、1326、1465、1506、1509、1585、1640、1650、1669和1786年。據《山東運河備考》載，1638年，漕河乾涸；1640年，「大旱，黃河水涸，流亡載道，人相食。」《睢寧志稿》第十五卷。引自徐近之：《黃淮平原氣候歷史記載整理》，第184頁。同一時期，長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全部封凍。同上書，第188頁； G·威廉姆·施堅雅：《市場體系與地區經濟》，第77頁；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第30—31頁。
③ 蝗災發生於1638年。謝國楨：《南明史略》，第15—16頁；艾爾伯特·詹：《明朝衰亡內在因素之研究》，第190—191頁。嚴重的時疫有兩次：一次發生於1586—1589年，另一次發生於1639—1644年。馬克·埃爾文：《古代中國的模式》，第106頁；文秉：《烈皇小志》，第217頁；鄧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9—10及16—18頁。饑荒與瘟疫，尤其是與天花，有著流行病學意義上的關聯。拉爾夫·W·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與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頁。
④ 埃爾文：《古代中國的模式》，第311頁。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間，桐鄉縣（江南嘉興府）居民十之八九被傳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戶，竟無一人倖存。蛆蟲爬出戶外，鄰居不敢下足。陳奇德：《災荒記實》，引自鄧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頁。鄰近的湖州府是中國人口最密的地區之一，1640—1642年間，其人口下降了約30％。居密：《地主和農民》，第10、36頁；石錦：《太湖地區的小農經濟和農村社會》第五章，第19頁。
① 阿謝德：《17世紀中國的總危機》，第272頁；又見米徹爾·卡蒂爾：《中國明代人口統計資料》；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第162頁。有些經濟史學家不願將這種衰退稱為「危機」。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頁；辛寶拉：《工業革命前》，第231頁。但從人口統計學角度看，17世紀是人口增長的停滯時期。德·夫里斯：《歐洲經濟》，第4—6頁；布羅代爾：《資本主義和物質生活》，第3頁。
② 居密：《地主和農民》，第20頁。又見西島定生：《支那初期棉業市場的考察》；哈里特·T·澤恩道弗爾：《「新安名族志」和中國紳士階層的發展，800—1600》第200—201頁。
③ 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區歙縣的縣誌。
④ 亨利·馬伯樂：《明朝的滅亡》；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第64頁，及其《16世紀中國明朝的軍費》，第85頁。
① 關於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這樣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進入農村。各鄉村都被組織成為自治單位，由『年高德劭者』負責訓導各村的百姓。在財政管理方面，特別注重的是實行賬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節儉措施就是將政府預算和行政管理費用減少到最低限度。由於供給過程主要是較低層次的橫向具體事務，因此無須設置中級後勤機構」。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收與政府的財政》，第44頁。
② 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第206—207頁；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財政》，第44—46頁，及其《倪元璐的現實主義》，第417頁；梁方仲：《明代糧長制述要》，第38—43頁；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與流賊》，第222—223頁；佐伯有一：《1601年「織佣之變」的有關諸問題》，第87頁；米徹爾·卡蒂爾和皮埃爾、埃蒂安·威爾：《中國人口統計制度》，第160—245頁；O.傅蘭格：《李贄對16世紀中國民族鬥爭歷史研究的貢獻》，第65—66頁；蘇均煒：《明嘉靖期間倭寇史略》，第124—125頁；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頁；西島定生：《中國棉業市場》，第131頁。1398—1645年間，登記的田畝數量減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畝數量從未達到過1398年的水平。約翰·R·沃特：《中華帝國後期的地方官》，第289頁。大部分人背井離鄉，淪為流民。順便說一句，其中許多人參加了民間的宗教運動。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與流賊》，第201、216、221、229頁。
③ 所以，官吏的俸祿在總體上是不充足的。一個二品官一年的俸銀只有152兩，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錢財饋贈為生。在其年收入中，後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這種外快，只好走借債之路。一個六品文官的俸銀只有35兩，也許還不夠支付家庭開支。阿謝德：《17世紀中國的總危機》，第3頁。
④ 黃仁宇：《明朝的財政》，第76頁；何柄棣：《中華帝國中的進身之階》，第22頁。明代的官僚機構相當龐大：有大約10萬文武官吏、10萬宦官、10萬多中央禁軍，以及10萬以上男性皇族成員。1522年，有近15萬閑冗官吏被奪祿除名。王思治、金成基：《從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頁；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財政》，第59頁。雖然許多下層皇族成員陷入窮困，但上層的親王仍生活得很好，他們是壓在農村經濟上的一項沉重負擔。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親王和大量小貴族，他們消耗了從該省北部43個縣徵收的80萬擔糧食中的30萬擔。這等於該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財政》，第179頁；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義》，第2頁。
① 宮崎市定：《東洋近世史》，第240—241頁；約翰·羅伯遜·沃特：《中國地方行政的理論與實踐》，第261—263頁；艾爾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頁；呂元驄：《清初中國的腐化現象（1644—1660）》，第6頁。按每年固定俸銀的平均數計算，文官的俸銀平均每人10兩，武官不到5兩，士兵不到2兩。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財政》，第275—276頁。
② 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中，第12頁。
③ 楊聯升：《中華帝國時期集體勞作的經濟觀》，第51—57頁；黃仁宇：《明朝的財政》，第112頁；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中，第13頁。萬曆皇帝還允許其親屬占奪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頁。
④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第13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頁。一說宮女多達9000，宦官多達10萬，見三田村泰助：《中國的太監》，第53頁；又見烏爾里奇·漢斯—理查德·馬米茲：《魏忠賢》，第15頁；賀凱：《明朝的興起及其制度變遷》，第93頁。
① 三田村泰助：《中國的太監》，第70—71頁；普雷斯頓·M·托伯特：《清朝的內務府》，第9—10頁；F.W.莫特：《中國專制主義的發展》，第20頁。東廠建於1420年，是控制宮廷禁軍（錦衣衛）的機構。錦衣衛建於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縱的秘密警察組織。東廠的實際監察工作，由宦官監督下的錦衣衛負責。馬米茲：《魏忠賢》，第52—53頁；羅伯特·B·克勞福德：《明代的宦官權力》，第128—131頁。東廠之外，還有個西廠，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個特務機構。賀凱：《明朝的興起及其制度變遷》，第95頁。錦衣衛的來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於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個更早的特務機構，當時，他正在太平地區創建軍事政權。羅梅因·戴樂：《衛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頁。可能還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個特務組織。弗蘭克·芒澤爾：《論明太祖》，第389頁。關於秘密警察之發展與專制制度之成長的密切關係，見彼得·格雷納：《明初到天順年間的錦衣衛》，第159—167頁；莫特：《中國專制主義的發展》，第20—21頁。
② 內廷宦官數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總想利用親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結果。克勞福德：《明代的宦官權力》，第116頁；馬米茲：《魏忠賢》，第152—153頁。許多窮苦的青年男子為求職而將自己閹割。正德年間（1506—1521），朝廷不得不撥出北京南郊的南苑，來安置3500名已經成為宦官，但無具體職位的閹人。1621年，天啟帝下令招錄3000多名宦官，竟有2萬閹人前來申請。三田村泰助：《中國的太監》，第71—72頁；托伯特：《清朝的內務府》，第10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頁。有些男青年將自己閹割是為了逃避兵役。克勞福德：《明代的宦官權力》，第125頁。
③ 佐伯有一：《織佣之變》，第87頁。
① 從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稅，使稅率達到了基本財產的1/10左右，即每畝耕地約納銀五錢。黃仁宇：《明朝的財政》，第118—120頁；又見萬言：《崇禎長編》，第27頁。至16世紀末，明政府除每年徵收2100萬兩田稅外，還照例徵收1000萬兩由力役轉化而來的稅銀，200萬兩的壟斷鹽業收入，和400萬兩指定交送太倉的其他各種收入。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財政》，第274—275頁。
② 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頁。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議印發麵值3000萬兩的紙幣，儘管沒有相應的白銀儲備做基礎。這位令人絕望的皇帝竟幾乎採納了這個建議，後因商人反對，經營絲綢的店鋪也表示寧願關店也不接受不值錢的紙幣，方才作罷。劉約瑟：《史可法和滿洲入侵時中國的社會政治》，第10—11頁。60年前，太倉曾有600萬兩（22.5萬公斤）儲備白銀，而到1644年，這些白銀已被揮霍得所剩無幾了。艾維四：《時間與金錢》，第33—35頁；魏斐德：《1644年的大順政權》，第44頁。
③ 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的紳士與民眾》，第22頁。
④ 馬米茲：《魏忠賢》，第48—50頁。
① 克勞福德：《明代的宦官權力》第115頁；托伯特：《清朝的內務府》，第10—11頁。關於萬曆皇帝拒絕接見大臣，即「打擊」外朝官僚的原因，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第75—103頁。
② 官僚組織中有一條不證自明的規律，「一個部門之職能的內在不確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與信息就越多。」安東尼·唐斯：《官僚政治內幕》，第114頁。
③ 馬米茲：《魏忠賢》，第155頁；鄧爾麟：《達官貴人與嘉定大屠殺》，第25頁，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頁；查爾斯·O·賀凱：《晚明的東林黨運動》。
④ 艾爾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頁。明朝中晚期，官僚紳士霸佔大片土地，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民背井離鄉，淪為流民，其中許多人成了強盜。這些流民在發生旱澇災荒時總是最先受到打擊。1640年河南饑荒期間，米價每斗3000錢，小麥每斗2700錢，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紀的中國海盜》，第1—2頁；洪煥椿：《論明末農民政權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頁。
⑤ 奧崎裕司：《中國鄉紳地主的研究》，第34頁。
① 居密：《主人和奴僕》，第63頁。
② 例如，自1636年後，明朝政府完全放棄了襄陽城下被衝垮的漢水堤堰。在鍾祥和武昌之間，農民被連年水災趕出了家園，大片土地變成沼澤和盜賊棲身之地。皮埃爾·艾蒂安·威爾：《中國水利的周期性變動》，第275—276頁。
③ 這種國家郵驛系統，始建於明太祖時。最初是由富戶提供驛馬或船隻，由貧戶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該系統，使用權則由官府公開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戶紛紛破產了。驛站中充役的農民早已以此為業，而朝廷裁減郵驛系統後，他們便無以為生了，於是許多人淪為盜賊。艾爾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頁；黃仁宇：《倪元璐》，第8頁。
④ 鄭天挺、孫鉞：《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4—7頁。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與郵驛有關的職位常常缺而不補。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給事中應設50餘員，都察院御史應設百餘員，而萬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趙翼：《廿二史札記》，第731頁（第三十五卷）。
⑤ 斯波義信：《寧波和它的物資供應地》，第422頁。
① 例如，1635年史記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後，便招募當地壯丁，命一名精通武術的僧人對他們進行訓練。何紹基編：《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頁。具有這種獨創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標。17世紀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撫後，用最新軍事技術訓練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裝，用以自衛。戴名世：《保定城守紀略》，第3頁。這種由幕府提供兵員組建半私人武裝的活動，開始於16世紀中葉。當時，胡宗憲等將領不得不在長江下游和沿海地區以這種方式防禦海盜的攻擊。梅里爾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國東南地區的地方勢力與反海盜組織》，第2頁。又見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第173頁；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第159頁；李洵：《中國海盜》，第5頁；孔飛力：《太平天國起義時期地方團練防禦系統》，第220頁；戴維·哈里森·肖爾：《中國明代最後的朝廷》，第53—55頁；威爾斯：《中國沿海》，第219—220頁；蘇均煒：《明嘉靖期間倭寇史略》，第150頁。
② 劉約瑟：《史可法》，第25頁。關於明朝軍隊殘殺無辜人民而非叛軍或盜賊的另一例證，見李清：《三垣筆記》中，第2頁。
③ 徐鼒：《小腆紀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頁；溫睿臨：《南疆繹史》第七卷，第59頁；萬言：《崇禎長編》，第23頁。與此同時，明朝大臣史可法公開對徽州紳士們說，朝廷軍隊與叛軍沒什麼區別。他們在劫掠百姓時同樣兇殘，都是人民的禍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頁。
④ 「遊動的軍事政權」一語，出自貝利。見C.C.貝利：《佛羅倫薩文藝復興時期的戰爭與社會》。
① 《多爾袞攝政日記》，第5頁。
① 保羅·S·羅普：《早期近代中國的異議》，第41頁。
② 中國在順治時期和康熙初年，為其復甦奠定了基礎。對此後文將有論證。經濟的復甦實際開始於1682或1683年。韋慶遠：《有關清代前期礦業政策的一場大論戰》，第3頁；彭澤益：《清代前期手工業的發展》，第9頁；又見布羅代爾：《資本主義和物質生活》，第13—14頁。歐洲各國的復甦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國在慘遭30年戰爭（1618—1648）的蹂躪之後，大約與中國同時開始復甦。而歐洲較發達地區的復甦則開始得較晚：法國和荷蘭開始於17世紀90年代，西班牙和英國開始於18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據皮埃爾·格勃特（Pierre Goubet）說，在博韋地區，衰退期從1630年一直延續到1730年。里奇和威爾森：《劍橋歐洲經濟史》，第405—406、429頁；沃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第二部分，第245頁。關於1710年以後英國統計人口的增長，見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爾德：《1541—1871年英國人口史》，第162頁。
① 從這種也許目的論色彩過於濃厚的意義上講，中國戰亂後的復甦並未真正解決其整體性的缺陷。如果我們承認歐洲近代早期出現的民族國家的發展模式是進步的，那麼，清政府提出的解決方案，正是打算通過與經受了同一場全球性經濟、社會大災難的其他國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馳的另一種方式，使現存社會體制從這場危機中恢復過來。關於規律性的有預兆的危機與適應性變革的關係，見雷內·湯姆：《危機與災難》，第38頁；弗南德·布羅代爾：《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第749—750頁。
② 「洪業」（great enterprise）一詞，描述了一個儒教王朝通過建立和鞏固對「天下」的統治，來贏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漢語的口語稱之為「大事」，書面語稱之為「洪業」。
有啊，紫禁城下挖個超級大地窖，儲藏滿火藥，獻城投降（至於獻給誰，這無所謂啦），然後在典禮上炸他丫的。
別的還有火燒北京城啦，給華北大瘟疫再加加油啦，諸如此類。反正都要死，掛歪脖子樹還不如趁熱來把大的。當然了，我還是覺得紫禁城下埋炸藥自爆這個最帶感了。
要知道牌桌上的終極一招是什麼，關燈掀桌子啊。
我朝太祖說過:存人失地，人地皆得。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明亡在於馬爾薩斯陷阱的到來，表現為社會矛盾的激化。解決馬爾薩斯陷阱的辦法只有增加糧食產量和減少人口兩種辦法，說抄沒貪官的，遷都南京的，都無法解決這個實際矛盾。皇帝不過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崇禎當皇帝，順治當皇帝，都比農民階級當皇帝強。看清了這些，思路就有了。如何既能緊緊地抱住地主階級的大腿，又能名正言順減少掉過剩的人口呢？唐末就有辦法，重啟節度使制，地主階級令統治下農民當兵，討伐農民軍，死的都是農民，兵和糧都由地主階級自行解決，國家準備好頂戴花翎。培養好自己的基本盤，以地侍清，出讓遼東朝鮮，拖後金十年。待各軍閥平定農民軍，再遷其威望最高者封燕王，改南京為都，另在北方封幾個同姓王。南方一折騰，人口折損一小半，農民都有地種了，都有飯吃了，也就不鬧騰了。地主階級有了主心骨，也就不和後金一條心了，至於後來的節度使叛亂，那還得等下次馬爾薩斯陷阱到來，最少也得幾十年，而且過不了多久玉米和番薯就推廣了，還會更晚，時間跨度大了，說不定中間還有機會撤藩。
唐和清都是這麼續命的，漢朝也用了，不過漢帝歲數太小，一點威望都沒有。
抓兵權，招攬武將，講和，割地，放棄北京。
這點我同意狐狸晨曦的看法。
反對小約翰的看法。
法統？神馬時候了你給我講法統？刀子就是我的法統，有種法統給我顯個靈！ 輿論壓力？有說三道四的，先打屁股，再說砍頭。有啥可說的，歷史上的崇禎，是看書看成了傻子，才會把輿論壓力當回事。李自成過來，一個個上夾棍，有什麼輿論壓力，清軍過來，屠城十天，都給我金錢鼠尾，輿論壓力這時候幹嘛去了？黃宗羲不一樣留了尾巴，他也怕清朝的刀，為什麼就不能用明朝的刀威脅？
要干好這種事，第一步就得抓軍權，就得打好和軍隊的關係，也就是做軍閥。晚明政制一個嚴重缺陷就是帝不知將，戚繼光，俞大猷，李成梁等人久鎮外藩，卻連皇帝一面都見不到，何況戰功不如的呢。平時多和將領套近乎，私下多寫信，撇開文臣直接聯繫武將。
崇禎被文臣禁錮了思想，有一種固執的思路是非要用文臣去掌兵，現成的武將總不放心。也不知道浪費了多少戰機，坑死了多少軍兵。後來的史家因為都是文科舉出身，也昧著良心胡說，整天說沒良將沒良將，人多爾袞用著孔有德這些半土匪殺來殺去的都所向披靡，為什麼在崇禎手下就不是良將？說來說去這就是門戶之見，不是科舉出身的，不算東林黨集團，都是被黑的命。要改變命運，就不能聽這些人胡說八道。
告密制度挺好的，本來就是緊急時刻的特效制度，拿來用啊。讓東廠調查京城官員，富戶的財產。調一支忠誠的部隊進城，從告密箱里找大戶的黑材料，然後抄家，這就是軍餉的解決方式。抄個差不多，然後遷都。有什麼幹不了的，董卓這貨都能從洛陽跑到長安維持好幾年，皇帝要是干不好也太廢物了。
這種時刻還在乎什麼法統，仁政之類的廢話么？
內閣官員？好多人啊，也就是好多錢夾子。都給抄了不好，抄一部分，剩下的打借條唄。有什麼不好意思的，等天下安定了，讓子孫還錢去。太監，宮女？有什麼不好搬的，帶走一部分可信任的，剩下的---守陵去，沒幾天他們自己就跑了，宮女帶走一部分，分給將領一部分。
平安到了南京，就趕緊建設水軍，水軍不僅是防守長江，必要的時候也能用來逃走，派人去開發台灣，以備萬一，萬一不行了咱去台灣小島！聯繫葡萄牙人，買紅衣炮，建洋式船隻。
台灣那邊，揆一隻佔了一部分地方，人也不多，把丫打回去。
重新整頓思想，給秦檜平反，情理文廟，把一幫子沒實際功業光空口談道德的都給轟出去，現在要搞漢家制度，霸王之術。你不正本清源，一幫子酸儒在下邊罵得人心都散了。就得殺幾個酸人，宋朝那什麼太學生陳東之類，就該殺。魏晉空談，還有劉琨祖逖擊楫中流，後來的酸人，拿著皇帝的錢不去抗敵，拐著彎罵皇帝，不殺他們殺誰？殺了陳東，高宗的半壁江山才得安穩。崇禎南遷，也少不了這種酸人，就得殺。沒看後來康熙乾隆文字獄嘛，殺出來一個盛世。放心，肯拍的絕不會少。
樓主的意思大概是說，一個乘客坐地鐵向西出了玉泉路，怎麼樣才能不在八寶山下車？
明末本身就是一個死局,崇禎在北京無錢無兵,到了南方就有錢有兵了么?
明末的死結是皇帝政府無力從文官手裡要來錢,中國傳統的解決手段只有朝代更替,殺上一輪,把土地重新分配,政府重新有能力從地方徵到稅款同時降低貧民的稅賦負擔.南明和南宋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狀況.簡單的認為南宋能頂住所以南明也能頂住,是不可以的.
謝邀！
遷都。。。。
其實大明王朝就是死在了崇禎的死要面子上。。。
回到南京去，又有群眾基礎，又有現成的組織架構。。。
長江天險對於滿清來說，在那個時候還是有些作用的。。。
過得不要太舒服。。。
雖然可能會形成新的南北朝模式，但不管怎麼說，也是很好的緩兵之計。。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可以避免。。
只要能熬過康熙這個開掛的皇帝，保不準以後就能有個英明神武的朱棣一樣的皇帝可以收復失地呢。。。
大家拼基因嘛。。
要知道，真實的歷史上，清朝一直在努力解決滿漢衝突，但也終其一生也沒有徹底解決。。
到最後，蘿莉控孫文和蔣光頭，也是和洪門天地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呢。。。
所以啊。。
說到底還是崇禎太年輕，太簡單，不懂得退到南方去悶聲發大財啊。。。樓上的人說話真不雅………………
受過黨國教育的我的答案是：長征或者轉進。
爾後，明朝歷史就會這樣寫：崇禎十七年，一撤千里，匪追不及，勝利轉進/長征……
明末的死結就是崇禎本人啊
看到有不少知友提倡遷都南京，這樣做也許能夠苟延殘喘一段時間，但是最後擺脫不了滅亡的命運。
明朝整個已經腐爛了，闖王進京不是一個偶然，而是遲早的事情，不是李闖也會有王麻子。有些網上言論說什麼李自成糊裡糊塗打到了北京，說要點賞賜，封個王就走，還北上去打女真，崇禎居然死要面子沒答應導致北京被攻破。這種無腦言論也能信的話那就沒什麼好討論了。明朝末年，國家治理已經一團混亂，整個官僚階層一點蓬勃之氣都沒有，行政效率低下，土地人口成了縉紳的家財，軍隊成了將領的私產，大家都趴在國家上吸血，什麼時候吸幹什麼時候了事。這就像企業走到了盡頭，業務萎靡，所有人都只想逃離，大股東再著急也無力回天。看看崇禎死去，身邊只有王承恩相隨，大部分官僚縮在家中妄想在新朝廷里混口飯吃，就知道這事已經沒法辦了。
如果說還有辦法的話，那也不是在1643年，得在更早。要能逐步拿掉掉現在的既得利益者，重新洗牌，從而能打破舊有制度，進行全方位的改革，實現帝國復興。不過這很難，更大的可能是雄心掉在這一團爛泥中，消耗殆盡。
其實，崇禎毅然在北京死去，應該是最好的一個結果。雖然他不具項羽的能力，但是尚有霸王的果敢。君王死社稷，勇決豪邁，不失太祖、成祖英武之氣，千古之下，猶讓人憑弔，保存了明王朝一份顏面。如果像徽宗那樣戰不能戰，死不能死，被人羞辱，徒增笑柄才是悲劇。
順便補個彩蛋，即奇怪，也不奇怪：
力排眾議遷都。
曾經和很多朋友討論過明朝滅亡的原因，最後我發現我們討論的對象「滅亡」，不是一個意思。他們所說的滅亡，是指1644甲申年大順軍攻進北京城，而我說的滅亡是直到永曆被絞殺。我們現在談崇禎殉國而明亡，是站在後世的角度對歷史進行鳥瞰的，但讓我們回到那個時代，我們去問問那個時代的人們，明亡了嗎？
答案是沒有。
翻閱當時幾乎所有黨派的人的文章，你都會發現，當時的達官貴人、有志士子都沒有認為明已亡，更何況在弘光二年、隆武元年南方還有大量的土地，那是半壁江山。我們說「東晉」、說「南宋」、說「南明」，都是後人給的稱呼，晉朝我不知道，可南宋和南明的人，都是自稱「大宋」和「大明」的，並沒有從心理上認為自己已亡國了。
上述這段話我說過很多遍，但這是我們思考問題的重中之重。
我承認，崇禎如果南遷，那麼會背負罵名，甚至歷史上都會一直被官員說他棄城而逃違背「君主死社稷」，但這甚至是崇禎不南遷的唯一原因了。因為最後如果真的南遷了，歷史上肯定會討論當初如果不南遷會怎麼樣，到時肯定會有說法是怪提議南遷的人，這時提議的人就會擔負喪失半壁江山的罵名。
但從國家層面考慮，南遷迎來的是半壁江山的基本穩定，不南遷迎來的是歷史上的罵名，而且這個「罵名」肯定會有許多人為之辯護。從個人角度考慮是為了氣節，從國家角度考慮，自然是力排眾議遷都。
我們來思考一下南遷之後的情景。
現在的情況是北方基本守不住，而當時南方普遍仍忠誠於明帝國，而且錢糧富足，崇禎可以整合南方的各方面社會力量，而不會像南明一開始就因為定策搞得四分五裂，後來又爭正統搞出一堆皇帝出來。
至於白銀資本，這個問題引起嚴重的後果主要是來自於帝國太大，東南的繁榮對華北，西北形成殘酷剝削，而崇禎南遷，實際上相當於對北方進行斬倉，也就是甩掉了負擔和包袱。這一點可以看看假如你是崇禎皇帝，應該怎麼做才能避免明朝滅亡？ - 孔鯉的回答。
再說李自成，這時的李自成南有明軍，北有清軍，加上崇禎給他留下的其實是一片荒地，以及有為什麼李自成和明朝打的時候，失敗百次能重起百次，但為什麼一被清朝打敗就恢復不了呢？ - 孔鯉的回答中所說的，農民軍基本上得不到新鮮血液了，所以最後在中原大地上博弈的依舊只剩下明和清。
南方雖然有嚴重的壟斷資本問題，但是也有很多愛國志士，崇禎在那裡的話，起碼南方官員不會大規模內亂。
而且崇禎性格比較激進的，很有可能不會錯過清軍入關和大順激戰後，河南地和山東地區的空虛機會。滿清大約也就搶一把就退回關外了。不過崇禎這個人，性格缺陷太大，剛愎自用又暴躁。估計恢復大業，他是沒戲，但是有這根定海神針在，最多留給他一片殘破山河罷了。
就算他自己不南遷，讓太子去南京總可以。
所以明亡的主要原因在崇禎，如果崇禎/太子南遷，那麼哪有爭皇帝位耗內需的說法，要知道南明在那種情況下還是收復了失地的，更何況崇禎在的話，主戰派會佔上風。看看清史稿裡面關於曾國藩的記述，再看看明史本紀崇禎的記述，你一下子就找到原因了。
很多人總結的明亡原因都不盡然。
1、明朝缺錢么？其實根本不缺，李自成從內庫中搜刮白銀不下千萬。
2、缺人么？幫清人打天下的急先鋒大多是漢人，後面擘畫的也有漢人。全國可用兵馬不下百萬。
3、缺戰略么？也不缺，曾經將李自成打的剩下幾十個人躲進山林，張獻忠無奈納降，清朝準備和議。
為什麼會亡國？
1、因為缺錢，常拖欠餉銀，兵轉眼就變匪，崇禎皇帝想的辦法是大家都捐點，他帶頭，2000兩，九牛一毛，於是官僚們也都捐了九牛一毛，裝窮，窮就是廉潔正直，捐的太多暴露了自己可不好，皇帝心眼很小，說不定哪天秋後算賬。
2、因為缺人，願意做事能做事的，要麼被他入了敵營，如洪承疇，要麼被殺宰（從傳統重視士大夫精神的角度講，他們朱家殺人真的是宰殺般的），如袁崇煥（凌遲，漁網覆體，遊街時就被百姓啃噬），要麼死在前線，殉節（崇禎特喜歡這種類型的），如孫傳庭。想想曾國藩打太平天國時失敗了多少次？放在崇禎那，可能么？
3、缺戰略，農民起義曾經被彈壓住了，但可惜朱家人沒什麼戰略，又讓死灰復燃，袁崇煥兩次大捷，一次北京保衛戰（勉強平手，起碼打跑了），而且袁崇煥之前跟崇禎吹過牛逼，5年平遼，還叮囑崇禎別猜忌他，崇禎全部同意，結果呢。崇禎和好幾個大臣談過戀愛，大多沒善終，好的時候尚方寶劍、蟒袍金印都捨得，恨不得拉住手談一天，一旦......
總得來說，兩個大原因，還包括無數個小原因，甚至小冰期什麼的。
1、官僚系統失效。有錢但財政系統無法汲取；有人，但功過賞罰全憑一心；有戰略，但聽而不用用而不久，為什麼呢，中國的皇權嚴重依賴官僚士紳階層嫁接轉圜，而官僚士紳階層這個時期的精神卻是束手自保，這個在打倭寇的時候就已經看出來了，幾百上千個倭寇就可以只驅內陸上千里，旁邊十幾萬的駐軍說，這不管我事。雖然倭寇其實也是明朝自己折騰出來的，大多還是自己人。
2、士大夫精神遭打壓。士大夫精神凝集著傳統中國社會最核心的價值觀，並通過官僚士紳階層傳遞給整個社會，這是中國社會的脊樑（脊柱有高位截癱的情況下，你就是個廢人，即使你孔武有力，手腳卻都不聽你的使喚），在明朝諸位皇帝從朱元璋開始到崇禎帝一路矢志不渝的打壓下，斷了，刑不上大夫？朝堂上就拖你褲子打屁股，你不敢說了吧，皇帝又說，哎呀給點建議撒，你說皇帝聖明，不需要建議，那你也要小心隔牆有耳哦，錦衣衛、東西廠還有和你一起吃飯的朋友，都愛跟皇上說悄悄話，宦官弄權？你真的以為公公們玩的了權力這種怪獸，那是皇帝捧出的傀儡在逗臣下們玩呢，他就在邊上看著呢。
皇權終於將士大夫精神打的趴在地上，國家也跟著爬在地上了。等有人來欺負皇權的時候，將死的士大夫精神說出了那句完整的格言，「國家興亡，匹夫無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李闖打進了北京，崇禎說，群臣誤我，只要還火沒燒到屁股的人說，關我屁事。
前面很多人說了很多原因，其實都不準確。
1、說死結的那位，想想太平天國是不是曾經是清朝的死結？還不是被救了回來，順便搞了個同治中興？
2、說權宜之計的那位，你看看南明存活了多少年，台灣存活了多少年，鄭成功打台灣最初的目的就是給桂王做根據地的。
3、南遷的建議有人給崇禎建議過兩次，甚至說不行放太子過去吧，潛台詞是你死了，你殉國，你偉大，但起碼留個火種啊，崇禎說不行！要死一起死！這也說埋下了後來唐、桂之爭的隱患，南明爭這個正統就累了個半死。
4、說白銀的那位，白銀從日本、美洲流入是個全球事件，總體上是好事，不是明亡的根本。也有輸入通脹導致的問題，清朝時，雍正搞養廉銀的背後動力也就是因為這個，但是至少人家糊上了這個窟窿啊。
5、官僚系統失效導致的問題是多層面的，就拿打李自成來說吧，你可以看到的是，能打過李自成的就那幾個人，追屁股後面，而李自成前面的，基本望風披靡，同樣的事情，你看看清史，太平天國可謂四處碰壁，當然這也是導致1億人死亡的原因之一。我想說的是，明朝山河在之前就已經破碎，既有制度上的問題，更是精神上的。
6、明朝的皇帝大多有精神問題，老毛都很看不起他們。張廷玉寫明史的時候，雖然表面上說了些崇禎的好話，但字裡行間藏了不少惡毒的評語，雖然不好聽，但說的極為妥帖。
真沒辦法，都說了是死局了。
明朝完蛋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沒錢了，一直都是赤字運行，不加賦沒錢維持軍隊，加賦百姓苦不堪言於是紛紛投了闖王。明朝真沒錢嗎？李自成抄出的幾十幾百萬兩銀子哪兒來的？為啥皇親國戚重臣們個個都不捐錢？
歪個題，文人不是好東西，他說藏富於民其實是藏富於地主，他說別與民爭利說的是別收江南這些大財主的稅，我是舉人老爺，我是秀才老爺，我免稅，刮平頭百姓長工佃農去。
先說改革，你崇禎可能拉著自己頭髮離開地面嗎，你想改革下落後的生產關係，你重新丈田，編戶籍冊，搞軍改，你還不是得靠手下的官僚集團，而這些事情最大的阻力就是官僚集團，這些費拉文人除了黨爭扣帽子挖坑，什麼都不會，還不如司禮監的幾個公公能辦事，起碼公公們收稅還是在行的。
你只能依賴這個破舊不堪費拉不堪的官僚系統將權力的觸角伸向帝國的每一個角落，很難或者根本無法對這個官僚機器做任何硬體或者軟體上的改動，即使皇權倚重太監勢力來對付文官勢力也是個很考驗政治能力的事情，因為誰知道太監和文官會不會聯合起來對付你呢？
再說說武將，其實明朝也曾把李自成打進山只剩幾十個人，也曾把農民軍趕進一個口袋，明朝也有曹文紹盧象升之類的猛人，但是楊鶴熊文燦之類善於招撫的武將也不缺，崇禎他又沒開上帝視角，而且即使他知道這些人擅長招撫，能幹武將的就那麼多，你還能臨陣換將不成？
再說說遷都，別說皇帝南遷，哪怕太子南遷也好啊，結果這事情政治上不可行，最後還是沒辦成。
皇帝不是萬能，皇帝幹什麼事情，都必須得有文官系統的支持，而文官除了打嘴炮啥建設性的意見都拿不出來，崇禎也不地道，前天還指使你提遷都，一看朝堂風向不對說把你賣了就賣了，動不動拿大臣開刀（雖然那些大臣確實該殺但是總要有人幹活的），搞得沒人敢跟他同盟。
外患，內亂，小冰河期，黨爭，財政赤字，連年災害，什麼都給崇禎趕上了。大萌確實氣數已盡，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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