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李嘉誠將半數資產轉移到歐洲？包含了哪些方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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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黃系全球投資真的不是一天半天了。Orange Telecom 在歐洲為主，Husky 石油是加拿大的，港口是全世界的，Facebook 是美國的，Spotify 是瑞典的，Waze 是以色列的... 全球哪兒有機會就把資金投向哪兒，不是高明的生意經嗎？

媒體說最近三年李嘉誠大量投資歐洲，別忘了，這是歐洲經濟嚴冬的三年，這時候敢往歐洲投資，是要膽識和洞察力的。幾年後歐洲復興了，大家就會更好評估這些投資。

香港現在的確沒有太多投資機會，閑置資金不成？

《亞洲教父》
《亞洲教父》
副標題：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
作者: [美] 喬·史塔威爾
譯者: 史鈺軍
出版社: 復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1-7
亞洲教父都是通過壟斷和權錢交易獲得巨大的財富，而非技術創新。他們控制了上遊行業，比如能源、原材料、地產、商業超市、碼頭、運輸。同時在國際上競爭的是中小企業，而教父們擁有屬於自己的銀行，在銀行中獲得幾乎利率為零的資金，可以從經濟運行中提取旱澇保收的較大價值。正因如此，才導致亞洲股市的低迷。
序言

1997年創辦《中國經濟季刊》（CEQ）的史塔威爾，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亞洲（主要是香港和北京）從事新聞工作。90年代，他替《經濟學人》的商情部門（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簡稱EIU）寫過大約十本與中國經濟發展有關的小冊子，算是「中國通」。2002年他的《中國熱》（ChinaDream的台灣譯名）一年「三刷」，在研究中國市場信息書刊多如牛毛的書市，足見該書言之有物，大受市場歡迎。史塔威爾2007年出版的《亞洲教父》，亦頗有可觀，書的原名令人以為集中「揭發」香港「教父」的種種，其實不然，因為對新馬泰印（尼）菲的著墨不少甚至更多。

未及正題之前，必須指出作者強調讀者不可視「教父」為「有組織犯罪組織領袖」，他不過借用這個帶有「羅曼蒂克迷思」的名詞，以形容「家長式統治、大男人主義和冷漠高傲」的搭通政壇天地線之巨賈，對於「教父」的稱謂，史塔威爾要讀者不可當真。本書提及的大部分「教父」，充其量只能歸類為有權無錢的政客與有錢無權的商人互補不足、合謀牟利組成無形「財閥集團」的重要人物，他們攻守同盟、壟斷市場、操縱價格、避免競爭、圍標政府合約，並千方百計取得專利權。事實上這種種商界詬病，亦可視為善於鑽營、長袖善舞、全心全意為股東牟取最大利益的正常商業行為，與做非法勾當的教父大異其趣，因此必須加上引號，以示指的是對權勢炙手可熱的商業大亨，與黑社會教父完全不同。

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巨富，官商一體（不只勾結這麼簡單）及裙帶關係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項背，他們中不少行為真的有點像MarioPuzo筆下（也是後來的同名電影）《教父》中的黑社會頭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蘇哈托的次子湯米（Tommy，原名HutomoMandalaPutra，1962-），其行徑與西西里黑手黨教父無異，他於2000年（乃父於1998年下台）因受賄、盜竊國家財產（欠印尼央行十餘億美元）及非法侵佔國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個月徒刑，在獄中指揮「門客」，成功暗殺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無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開路搗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雜誌Tempo並毆傷多名記者（此事鬧上國際法庭，卻因沒有人敢做目擊證人而不了了之）。湯米其後「上訴得直」，已於2006年10月「有條件」獲釋……把其他純商業大亨和這類借父蔭強取豪奪的流氓型人物並列，不加引號是不合理的。

大體而言，史塔威爾細說中國香港地區及東南亞諸國大亨發跡史，此中不少——尤其是港澳地區——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本來並無什麼可寫處，然而，史塔威爾的功力在從中梳理出他們發跡的脈絡及發跡後的「生活規律」，絲絲入扣、合情合理，這便非等閑之輩所能辦，因而必須特為介紹。史塔威爾指出，亞洲這些超級豪富在經商上有兩個相同的特點。第一是他們大都不是從事「最興旺」的出口業，因為做出口生意要面對國際競爭，那意味即使訂單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為，但利潤「普通」，從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貿易尤其是兼營工廠，賺的是「辛苦錢」，而且比較起來是蠅頭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為上策。第二是他們較有興趣的生意是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賭博娛樂和物業發展，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是有專利或只有少數競爭者，因此較易組成卡特爾，進而財源廣進。這種發展模式，和戰後日本、韓國及中國台灣地區進行經濟改革、保持商業競爭，進而形成社會財富分配較公平，同時鼓勵了科研及人文發展，大為不同。非常明顯，從經濟成長及社會發展觀點看，日、韓及中國台灣地區走的才是正途。

因為這種緣故，亞洲地區的經濟離全面自由甚遠。香港多年來被「選」為世界最自由地區，特別是經濟學自由學派大旗手、已故的弗里德曼一再作此強調，令香港與自由畫上等號，對此不少熟悉港情者感到迷惘和迷惑，因為在實際商業運作上，許多重要行業都受管製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獨家生意」，一般商人甚難加入，市場基本上不自由，而這正是推動市場自由化的「亞洲共同市場」在亞盟多年努力後仍未「成孕」的底因！
史塔威爾書中對亞洲「教父」的剖析，新發現的事實不多，卻有不少新看法，值得讀者注意。其中比較突出亦令筆者有點意外的是，他指出「教父」們最熱衷標榜的「出身草根，童年過非人窮困日子」，說法太誇張、失實；他就此訪問香港大學前校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賡武，王氏說「我未曾見過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賈」，巨富當然更不必說了。王教授為研究華僑社會權威，這句話揭穿了眾多豪富為彰顯自我奮鬥，成功編造「感人故事」故意貶低出身不盡不實的說法。

史塔威爾還曾以此事質疑「對世界局勢了如指掌」的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李爵士衝口而出，說白手興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東，便是從無到有的典型巨賈。史塔威爾不以為然，他指出邵爵士為上海紡織富商之後，李兆基的先輩是順德成功的銀莊主人，霍英東確是無產階級出身，但他獲英國政府獎學金入名校（皇仁書院，因「二戰」而輟學）就讀——在殖民時代，入讀名校學得英語，等於跳出草根階層、邁出事（職）業成功第一步！顯而易見，在政權易手之際，南來的富家子弟大都身無長物，唯他們除了有富裕階級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還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廣泛的人脈關係，這些都是草根階層人民所完全欠缺的優勢。

至於那些有賺錢稟賦之士，即使出身清寒或中產，只要娶個有錢有勢的妻子，便等於獲得向上爬的社會梯階、奠下良好的「商業基礎」；這類富翁數之不盡，史塔威爾順手舉出的便有李嘉誠、鄭裕彤、董浩雲、吳光正和蘇海文……泰國的逃亡總理他信在位時常說他生於窮鄉僻壤，少年過得甚苦，其實是「大話西遊」，他出身清邁大戶，乃父為政府委任的地方稅款「包收入」（taxfarmer），累積相當財富後從事泰絲、財務、建築及地產發展生意，他信因此能夠進名校接受最佳教育，後入軍校，與將軍的女兒結婚，自此平步青雲、事業遂順，商而優則仕。20世紀二三十年代前新加坡大亨李光前亦因娶大富之女而飛黃騰達……有個有錢父親，當然財星入庫、妙不可言，但和千金小組結婚，亦是致富快捷方式。

幾乎毫無例外，「教父」們在家庭及公司都有絕對權威地位，這種「社會地位」當然是因他們的能幹與精明及有「叱吒風雲」個性而獲致，唯不可忽略的是，這與他們在生時緊緊擁抱財權不放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去年取消遺產稅，香港豪富再無後顧之憂，因此會做得更徹底。攤開上市公司年報，巨賈的第二、第三代名下的股權真是「無足輕重」；史塔威爾以新加坡最大地主（約佔該國四分之一的物業市場）黃廷方為例，今年77歲的黃氏至今仍持有過半數名下上市公司的股份，其長子黃志祥（羅拔仔）五十開外、白髮蒼蒼，是官地拍賣場的常客，為信和置業及尖沙咀置業的名義「話事人」，然而只分別持有這兩家上市公司0.06％和0.03％的股權；雖然在「父傳子」的傳統根深蒂固的華人社會，兒子——特別是大兒子是財產合法甚至唯一繼承人，然而，老人家謝世後冒出若干庶出子女爭產的事，時有所聞，那意味著遺產會被分散分薄——這種風險，是華人巨賈身後無可避免的風險。

《亞洲教父》指出，坐鎮新加坡的黃老先生每天打電話查詢公司業務，這也許是黃志祥不敢怠惰，每天早上八時前便到公司辦公的「原動力」；羅拔的弟弟菲立主持新加坡業務，據說黃老亦不因近在眼前而稍有鬆懈。史塔威爾又指出，不少巨富特別是新馬泰的，其中年子孫，買汽車或其他「奢侈品」，都要徵詢老人家的意見，老人面有不悅之色，提議便自動取消；這種說法可能言過其實，不過，這樣做的後輩的確大有人在，但那也許是摸准了老人家慳儉性格故意討其歡心之舉——後輩必需討老人的歡心，以彰顯老人手握財權的「效應」。掌握財產控制權的另一「效應」是有老人家在場，不管是開會或飲宴閑聊，後輩大都噤若寒蟬，不敢隨便發表意見；老人家對後輩「相敬如賓」的大有人在，而在家庭聚會、職員面前甚至董事會進行中大發雷霆申斥後輩的事例，更不鮮見，已故金融業大亨馮景禧是代表者，《南華早報》在2003年2月的董事會中便出現了一次令眾董事十分尷尬的場面……

我國外交老前輩顧維鈞的太太黃蕙蘭的自傳《沒有不散的筵席》提及乃父印度尼西亞巨富黃仲涵（OeiTiongHam，1866-1924，當年的世界「華人首富」）「終生迷戀女人和性，有十八名正式過門的妾侍，她們為他生了四十二名子女……」。東南亞「教父」手握財權，有無上權威和隨之而來的特權，包括隨心所欲與女性「上床」的特權。

東南亞「教父」的性生活和婚外「性」活動，「消息來源」大概是他們的「不肖」子孫和「怨偶」，與他們有密切接觸的投資銀行家，亦提供不少可信性高的「內幕消息」。據史塔威爾的描述，「教父」們之所以多有此種性癖，很大部分原因是被他們的太太縱容而「性對象」供應源源不絕，得之全不費工夫；其次是這些「教父」大都沒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的只是「生意夥伴」），社交生活乏味枯燥，因此尋求年輕女性的性慰藉，幾乎是唯一的「解悶」方法。

東南亞「教父」令其西方「同行」難以理解的還有「好名」之心甚切，而且假戲真做；他們對名譽學位及皇室、土皇帝或政府的賞賜，不惜多方鑽營、千方百計爭取，一旦到手便到處炫耀、沾沾自喜。為了投其所好，各地政府都巧設勛銜，各大專院校每年頒授名譽學位必以「工商巨子」為主要對象，榮譽紛至沓來，附於大亨名字之前之後的頭銜多多、蔚為奇觀，Dr.Sir有之，TanSriDatoDr.有之，總之非常顯赫、十分熱鬧；而一些略識之無的巨賈訓示下屬必尊稱之為「博士」，當其秘書在電話中說「這是某某（如劉天就，20世紀80年代鞋業大亨）博士辦公室」時，不識時務不懂港情的洋記者笑破肚皮，外國記者俱樂部以此傳為笑談。

對各位的執著，皆因「身份危機」而生，近年另類「身份認同」的潮流是信耶穌，他們不惜高價將辦公大廈闢室改裝成教堂，出錢出力，辦「主日崇拜」及種種「屬靈」活動，此中以印度尼西亞「過江龍」香港力寶集團李氏家族和馬來西亞大財閥邱繼炳（KhooKayPeng，有不成文規定，下屬友人見之必尊稱為Dr.Khoo）以至新鴻基地產郭氏昆仲及恆隆地產陳啟宗（在美國讀神學並曾當傳道人）最熱心。基督教與華人社會價值取向——特別是儒家精神大不相同，然而，華人樂此不疲，馬來西亞YTL集團楊氏家族一位大佬指華人是「變形蟲」，當他們精神缺乏寄託並感前路多變而政府又不能信賴時，「信教」便是不錯的安定情緒尤其是平衡他們「極富」帶來內心不安的精神食糧。

「教父」們的「選擇性節儉」亦令洋人大開眼界，他們中不少仍住在數十年前購下的古舊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節儉的身教示之兒孫，洋記者忽略的還有不願捨棄「發財寶地」的風水問題）；有人買下大屋後拆建為數間較小的物業，然後把它們賣出或分租，保留一間「賺回來的」自住。他們中很多人支取比掃地雜工還低的工資，以示不計較收入「無償為股東服務」。為此，史塔威爾指出香港有薪俸稅而無股息稅，揭穿了「低薪之謎」。在收股息方面，恆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雖從高位略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應該保持，這二十年來，他僅從恆基地產收取的免稅股息便可能高達三億美元，唯數十億港元在千多億的身家中，小數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國擁有超過三萬個物業單位，這些年來美國樓價翻數番，加上私人投資基金，他的個人財富真的不可估量！

本書不少內容，有待「教父」們自行澄清，筆者希望他們會這樣做，如此，後之學者才能為他們撰寫與事實相近（即非隱惡揚善拍馬阿諛之作）因而有價值的傳記；一個人創造了以百億計的財富，肯定有過人的能耐，因此「益後人」的，不應僅限於金錢，而要把克服困難創業致富的經驗一併傳諸後世，才不枉此生。事實上，「教父」雖然富可敵國，然而，史塔威爾認為他們無論在企業管理和發掘及利用人才上，並無垂範後世的建樹（他們的CEO是「奴隸頭目」、「洋人」是鬼佬。這是《亞洲教父》第四章的題目），那等於發大財卻在社會層面無法「立品」（不少巨賈捐款做善事，然而，在大多數例子中，那只是他們為身後名的投資），令人引以為憾。據史塔威爾的分析，「教父」只知道設法獲得專利，然後削減成本，提高邊際利潤率和絞盡腦汁交納最少的稅款，與西方社會企業家在自由市場下競爭因此必須培養、聘請一流人才拓展市場進而對商業社會作出貢獻，大不相同。

林行止
香港《信報》創辦人、著名經濟學家、專欄作家

【教父們的前世】

歷史上，東南亞經濟教父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源自殖民時代殖民者實行「當地人管當地人」的政策，在被殖民者中培養政治和經濟代理人，給予一定的榮譽政治頭銜和帶有壟斷性的經營特許權，以方便其統治。當殖民地獨立時，這些代理人轉變成國家政治和經濟精英，不但保住了自己以前所獲得的經濟特權，更從新政府里的「自己人」手中「合法」取得了過去屬於外國公司的經濟特權。雖然，東南華裔大亨們大都處於政治弱勢，小心翼翼地維持著與掌權者的關係，但是權力與壟斷間的利益輸送，卻從未停止過，最多不過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與東亞（日、韓、台）的自由資本主義相比，東南亞權貴資本主義下的教父們大都不從事「繁榮的」出口製造業，是因為製造和出口要面對國際競爭，賺取的是蠅頭小利的辛苦錢。所以，教父們真正關心的只有特許專營權。

正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壟斷，使得經營特許權成為教父們的追逐對象。過去是包稅、鴉片、礦產、博彩，後來是港口碼頭、公用事業、煙酒糖、甚至麵粉，現在則是電信、銀行。通過非競標方式或非法圍標，教父們以極低的代價獲取壟斷經營權，為自己提供源源不斷的現金流、廉價融資和杠杠化運營的工具。所以，教父們的無需關注技術創新和品牌建設，只要收租即可坐享其成。而政客們對於把公共資源和經濟權力賣給教父們換取後者的政治、經濟支持也樂此不疲。所以，大亨們只是在尋租環境中高效生意人，用邁克爾波特的話來說「他們沒有經營戰略，他們只是做生意」。

【香港和新加坡的另一面】

坐擁具有戰略意義的深水港口、同時又處在一個嚴重管理不善、腐敗嚴重、政治變化不定的地區之中的城市和小國，它們的繁榮與官方的經濟哲學沒有什麼關係。因此，香港經濟從來就不是英國殖民者聲稱的自由經濟，而是與新加坡一樣，從周邊國家（包括大陸）的低效率中套利，而後者「逐漸成了為某些外國和本地特殊人物提供服務的金融中心」。

【被操縱的民主】

在香港的許多重要行業受到管制而成為教父們的獨家生意或卡特爾式經營，號稱民主體制下的立法會裡有奇怪的功能選區立委；新加坡這個對道德有著近乎嚴苛潔癖的國家，其政府卻會令人費解地容忍合法的賣淫和賭博，而執政黨對付野黨的手段似也令人不齒；在馬來西亞，大亨們在政治強人的庇護甚至可以把麵粉產業做成許可經營，而國營企業則會毫不猶豫地為大亨們輸血；而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官商一體、軍人干政和政治、商業的腐敗，則是港、新、馬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經濟繁榮時，教父經濟在蓬勃的出口產業的蔭蔽下，輕鬆獲取社會財富。待到金融危機到來時，教父們與政客勾結，採取掠奪國民財富的方式來保護自己的財富：獲取國家援助、向國外藏匿資金、以劣質資產抵債再低價購回。如此，大多數教父都安然度過危機。

從殖民統治到民族獨立，再到民主政體，所有的政治變遷對教父經濟來說沒有什麼太大變化，而掌權者卻開始敦促反思「西方民主政體的教訓」。但是東南亞國家的實踐證明「民主有許多特點，它只是自由政體的一部分，而自由政體要求獨立有效的司法、警察、行政部門和中央銀行，缺少這些部門，精英們能聚集大量平民階層的選票，操縱人員變動很少的政治聯盟。東南亞沒有提供什麼民主失敗的教訓，它提供的是許多民主運作中複雜性的教訓」，而在菲律賓，埃斯特拉達的上台則表明「在電視時代政治遊戲可以用新的、平民主義的方式來玩」。這些都只是「被操縱的民主」。

【大亨們的標籤】

此外，關於大亨們「草根發跡」和「選擇性節儉」的感人故事，也被證明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他們的發跡幾乎無一例外的源於通過家族或姻親的財富繼承、走私或發戰爭財；他們住在幾十年前買的老宅是出於風水考慮、帶著幾百塊錢的廉價手錶是形象宣傳的要求、每天十幾小時的超負荷工作中包括例行的閱報、按摩、宴請和高爾夫。某些大佬所謂的財技，則大部分建立在對中小股民的盤剝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華人大亨們對基督教的熱衷。基督教與華人社會價值取向和儒家精神大不相同，然而，華人大亨卻樂此不疲，「當他們精神缺乏寄託並感前路多變而政府又不能信賴時，『信教』便是不錯的安定情緒尤其是平衡他們『極富』帶來內心不安的精神食糧」。這種極具實用主義的『信仰』，正深深地烙上了儒家思想的糟粕。

【啟示】

東亞地區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有三個方面的重要經驗，首先是在這些國家和地區比較徹底地進行了土地改革，使得生產要素得以流通而消除了早期壟斷的基礎；其次政府減少許可經營的領域，企業注重技術創造力和品牌建設的發展，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最後是政治體制保證了憲政民主的實施，使得政治結構擁有自我調整的功能。這正是東南亞教父橫行的國家和地區所沒能實現的。

作者預見到了香港政治生態的發展趨勢。香港獨特的政治身份和本土政客的成熟，以及民眾對精英人物控制經濟政治的認識、對分配不公的不滿，催生了民眾本土認同感的強化和政治意識的興起，他們要求制定競爭法、撤銷經濟管制、改革立法會和選舉的呼聲越來越高。11年和12年的一些民眾運動即印證了作者的觀點。

最終，我們不難看出，透明且有限的行政權力、獨立的司法和央行、及軍人不得干政，是民主政體不至於淪為權力和資本玩物的基礎。土地改革不徹底和過多政府特許是權貴壟斷的溫床。對新加坡和香港的批判，就是對中國改革的警示，而中國的現實環境下，已經浮現出越來越多馬、印、菲、泰式的權貴資本主義的影子。

【關於本書】

儘管在書中，作者旁徵博引闡述了不少新的見解，但遺憾的是這些都不足以彌補其一手資料和實證研究的薄弱，很多論斷都是基於猜測或訪談且頗為主觀，部分觀點也過於激烈而有失偏頗，特別是對東亞經濟發展的理解有些膚淺。但整體而言，它仍不失為一本全面了解東南亞權貴資本和寡頭壟斷的前世今生的商業讀物。至於翻譯么，唉，中國出版界的老問題了。

該書的主要內容雖然是關於東南亞（僅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和香港的超級富豪們不那麼光彩的致富之道。書中眾多的故事，使全書有相當的可讀性。但這不是一本簡單的「財經八卦」書，而是對這些富豪們所代表的東南亞經濟特點，有著細緻/有說服力的分析。其目的，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不是為了「揭醜」，而是為了激發讀者思考，怎麼樣才是持久的/平衡的發展之道。

雖然作者所暗示的政治化的改革方式，以我偏自由市場的口味來說，有點過於簡單化，但毫無疑問，他的認識要比絕大多數的「左派」改良理論家的認識深刻/實際得多。但作者也確實相當有說服力地，對以弗里得曼為代表的所謂「自由派」的觀點，提出了有力的挑戰。

當讀到這些富豪們如何官商勾結，愚弄大眾，瘋狂斂財時，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憤怒：相對比而言，你會覺得中國的陳良宇/周正毅們真是太小兒科了；但接下來你會覺得困惑：在這些看上去是「民主」/「開放」的社會裡，他們為什麼能一次次地得片懲呢？最後，你會思考，到底是怎樣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養育了這些富豪（畢竟他們本質上和全世界的商人一樣，都是在適應環境以獲得利益最大化）？我們中國的經濟發展，從中可以得到什麼啟發？

雖然我們早就知道馬/泰/印/菲的腐敗和混亂，但我原來對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並不很了解，而該書讓我在這方面增加了很多知識，使我對這些國家中一系列眼花繚亂的政變/政權交替，有了比較清晰的理解（比如他信的起落）。如果要對這些國家進行投資的話，我現在會非常謹慎。（當然因為我原來對這些國家就缺乏了解，對作者論述的正確與否缺乏判斷能力，但就與我所了解的一些信息相印證，感覺還是相當可信的。）

但給我帶來最大啟發的，還是作者對新加坡/香港經濟模式/富豪的批評。（我讀後的感覺，就像人們第一次聽到極富洞察力的觀點之後所常有的那樣：我怎麼這麼笨，這麼明顯的事都沒想到？）

雖然人們把新加坡/香港視為發展的模範，但實際上，這兩個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被腐敗/低效的國家/地區所包圍，而他們把自己定位為這些國家/地區提供洗錢/走私服務的中心。而新加坡/香港這兩個地方，在政治/經濟體制上雖然差別很大，但他們的人均GDP卻沒有大的區別。顯示他們的根本優勢，還是在於他們的地理位置和市場定位。

這也就解答了我原有一個疑惑：為什麼一貫強調儒家道德的新加坡，會開賭，而且據說對賣淫態度比較寬鬆：它的定位就是一個洗錢中心，是經濟罪犯的天堂。許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經濟罪犯都生活在新加坡，新加坡的相當大部分金融資產來自印尼富豪。近幾年新加坡金融業發展很快的一個很大原因，在於歐洲的反洗錢法規越來越嚴，很多不願見光的資金從瑞士轉了過來。

而香港的起家源自走私，本來就不是什麼秘密，而人們常有的一個錯覺，以為它是一個完全自由化的經濟體（弗里得曼認為它是全球經濟最自己的地區）。但實際上，香港的對外經濟（貿易）確實是最自由，但它的內部經濟，卻一點不自由，地產/公用事業/零售等各行各業都被寡頭所壟斷。（為了阻擊零售業的競爭，李嘉誠不讓家樂福的運貨車進入長江實業擁有的物業地區，打斷水電供應）

李嘉誠/李兆基這些富家們，儘管被大眾視為「超人」/「股神」，但他們本質上都是「尋租者」。他們的利潤都是來自於與壟斷相關的行業，而沒有一個人建立過一家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儘管幾乎所有的富豪都要建立一個由窮至富/白手起家的形象，但正如作者所指出，除了個別隨蘇哈托起家的富豪外，幾乎沒有一個是真正出身窮人的。要麼本來家庭出身就優越，要麼是做了優越家庭的女婿。當然這些富豪確實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財富上了一個新的台階，但這種努力主要是體現在利用已有的財富做資本，進行政治尋租。

李嘉誠總是說自己小時候如何窮，怎麼沒機會讀書，實際上，在他為他自己富有的uncle（叔叔？舅舅？）工作之前，他讀過幾年書。然後他娶了老闆的女兒（堂妹？表妹？）。他開始的生意得到丈人丈母娘的經濟支持。毫無疑問，李是一名商業天才，但他的天才在於他搞關係/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他並沒有體現出多少投資/管理的能力。作者指出，如果扣除他在壟斷性資產和操縱市場/內幕交易中獲得的利潤後，即使加上他售「橙」中獲得的巨額收益，他在開放市場上的投資收益，並不比被動投資的收益高。（有意思的是，就像熱衷「庄股」的內地股民一樣，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始終對「超人概念」樂此不疲。）

可是正是由於他們財富「尋租」的特徵，這些富豪通常盡量保持低調，如果有負面新聞的話，馬上毫不留情地打壓。當蘋果日報要登關於李嘉誠早已去世的夫人（港人普遍認為是自殺）的報道時，長江實業馬上停止了在該報的所有廣告。謝國忠的辭職，據說就是因為他給同事關於新加坡是洗錢中心的郵件被曝光（當然，摩根斯坦利表示他的郵件只是為了「激發內部討論」，而他的辭職與此毫無關係。）這也是為什麼我說我們可能永遠看不到該書的中文版。

當然，相對而言，新加坡/香港還是比較好的地方。菲律賓警察表示2001年以來，有110其政治謀殺事件，而國際人權組織認為有200~700起。所以，香港積極推動小股東權益的David Webbs表示，他不會在馬尼拉或吉隆坡做類似的嘗試。

本書的一大觀點，就是反駁流行的「文化論」/「種族論」：東南亞富豪普遍是華人後裔或有華人血統，不是因為「儒家文化」或「中華民族」像李光耀所宣稱的那樣，有什麼特別的優勢，而是歷史和環境的原因。我認為作者的論述相當有說明力。（就像中國古代的「商（朝）人」並不是有什麼天生做貿易的優勢，而是因為商朝滅亡後，其後裔被禁止進入政治等領域，而只能從事當時最低賤的貿易。歐洲的猶太人也是類似的情況。）

作者指出，在東南亞，儘管華人掌握了大部分財富，但掌握這些財富的只是極少數人，大部分華人仍然過著很普通的生活。而從整體上講，華人確實是要比當地人更勤奮/節儉，但那主要是因為作為後來的移民，他們只能得到貧瘠的土地（最好的資源早被當地人佔有），不勤奮/節儉，就無法生存。而正是因為華人的政治地位是最低下的，所以他們被當地的貴族/精英/軍人選擇為政治威脅最小的商業代理人。實際上，有跡象顯示，東南亞富豪們的財富/地位，和他們的「去中國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與當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當然，更準確地講，他們的財富地位，與他們的「文化本質」並無太大關係，而是取決於他們的適應/變化的能力。無論是早期的殖民統治者，後來的民族主義者，還是日本佔領軍，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夠根據政治統治者的變化，不斷改變自己的顏色。隨著香港/澳門的回歸，以及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強盛，越來越多的富豪成了「愛國人士」。（何賭王以二戰時與日本人做貿易起家，現在則是知名的愛國人士。）一些為了開拓中國市場而儘力要向國人體現自己的「華人性」的富豪，實際上他們的華語能力已經很糟糕。

作者還有不少觀點也很有見地：雖然大家都說中國做生意要靠「關係」，但由於中國社會的複雜性，「關係」也變得很複雜。（我也有這樣的體會：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決策人，但一個小小科員的作梗，都可能讓你面臨麻煩。）作者舉的一個例子是新加坡在蘇州搞的新城。儘管李光耀是關係高手，搞定了中央政府，但蘇州當地政府的不同意見，導致計劃的失敗。而真正的關係王國就是在東南亞：如果你搞定了當權者，就可以把國庫當自己的ATM機用，直接從中央銀行提錢。

作者所提到的富豪們所極力要顯示的「節儉」/「勤奮」，也讓我很有共鳴。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誠戴西鐵城手錶，或者某某富豪飛機只坐經濟倉，等等。但同樣是這些節儉的富豪，卻擁有眾多的豪宅，勞斯來斯和女人。（不斷說巴菲特住著老房子不也讓人有點煩？也放他住的房子是有年頭了，但有多少人有自己的私人飛機呢？）這些富豪經常稱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時。但不要忘記，他們所說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業主所說的研究客戶需求，開發新的產品，監督生產流程，而是指使下屬，陪重要人物吃飯，打高爾夫球，和其他的娛樂節目。

當然，如作者一開始所說，指責這些富豪是沒有意義的。尋租本身也是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的一種方式，在特定市場情況下有其價值。而在過去幾十年中，東南亞經濟也確實有了長足的發展。但這種發展的主要動力在於出口生產業，而東南亞富豪幾乎全部出自尋租者而不是這些出口製造業（沒有一傢具全球競爭力的品牌公司）這一事實，使人擔憂這種發展的可持續性。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尋租者所賴以生存的屏障，就會成為制約進一步發展的障礙。而尋租者的利益所在，以及尋租者已具備的強大的經濟/政治實力，使得打破這種屏障極度困難。而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目前好象也正在體現這一問題。

「菲律賓，從更小的程度講還有泰國，經常被李光耀等政治人物引為太多的民主對發展不利的證據。但這些國家所真正證明的是，民主有不同的形式，而且僅僅是一個組成部份。可行的自由政治體制，還需要有效的、獨立的法律體系、警察隊伍、政府機構和中央銀行。。。。東南亞並沒提供民主是失敗的教訓，但提供了很多教訓讓我們了解讓民主能運作是很複雜的。」

東南亞金融危機前的一些跡象：投資在GDP中的比例從25%上升到40%；實際利率很低或是負值；1/5~1/4的銀行貸款投向房產項目；外資大量流入；東南亞貨幣所盯住的美元匯率相對日元走軟。（有多少跡象和目前中國相像？）

與東南亞所不同的，顯示出更有競爭力的日本/韓國/台灣模式（這些國家/地區地擁有具全球品牌/競爭力的企業）：（1）都實際了土地改革；（2）政府扶持能顯示創新能力的企業；（3）對政治改革更認真。（我認為第1條比較有說服力，而第2第3條，似乎與實際情況並非完全附合。）

謝謝你的邀請。我個人認為，突然大興－劍指李先生的「撤資」論，是香港一團政棍借用傳媒愛造文章的性格推波助瀾，目的是利用這以中和老百姓和領導們審視「政績」的認真度。為什麼我這樣分析：「撤資」是97 回歸前後的老調，當年中國經濟的「潛力」不能與今天「真「實力」相比，對香港的信心等同對中國的信心，因而香港大企業的去留意識被視為是「政治考慮」。今天，堅定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在世界舉足輕重，而且鼓勵各行各業投資「以外興內」，尊重市場化政策越見靈活成熟，所以什麼「撤資」論調早不合時宜，一團「過氣過期」的人，拚命在唱一場「沒有觀眾」的演唱會，實在沒什麼意思。謝謝

李嘉誠的用意，我等凡人現在才能看清楚。
注意李嘉誠主要投資英國，雖然沒查過數據，但是我敢說，僅以去年和今年的投資計算，他在英國的投資肯定超過他在歐洲大陸的投資。
@黃阿狗 @白繞
這二位說得沒錯，當然有的同學的回答我沒仔細看，如有遺漏可以告訴我，我再添加上去。
李嘉誠這次是非常成功的抄底。
這是現在英鎊對人民幣的走勢。

注意李嘉誠撤資主要是去年第二、第三季度，包含英鎊的最低點。
他不投資美國和歐洲，是因為英國資產投資的價值更高。
舉個例子，他不需要運營，只要把RMB換成英鎊，就能賺錢。

上面的確有個「周凱旋」。
半年之後，再看她（他）的發言，我只能說：
1.一種可能：這個用戶不是周凱旋（同名同姓不算），而且在座各位沒有任何人能證明他是真的。
2.一種可能：她是那個企業家。但即便如此，她不會教給我們這群路人投資心得的。他們更可能放煙霧彈、給我們灌雞湯，以掩飾自己的真實意圖。（我個人覺得第二種可能性不高，因為別人邀請你，你覺得不方便回答，完全可以不回答。如果在CCTV或BBC放煙霧彈也就算了，知乎上的回答影響力太小。成功的企業家不會在這麼小的平台浪費自己值錢的時間去放煙霧彈。她真的想幫忙，含蓄地暗示大家，能聽懂又肯去執行的只是少數知乎用戶，這點人每人換個幾百、幾千英鎊對她有什麼影響呢？大家賺點小錢還會感激她和李超人真是好人呢！但她那個回答只是告訴你「哎呀國家形勢一片大好，不要想太多噢」，這更像黨報的報道，根本不像企業家的思維）

看到亞投行歐洲的反應，恍然大悟，李家是在為中共打前站。李家果然還是跟著中共走。

香港最初的核心競爭力和新加坡一樣，就是周邊corrupted國家的財務管理者。所謂的自由市場，不過是一張大佬飯桌落下來的殘羹冷炙。如今這檔生意由於身份問題，日益無力與新加坡競爭。再加上歐洲觸底、米國反彈，資本水往低處流本是應有之意。

何止李嘉誠，現在富裕階層都開始攜帶資產出逃，中國的環境不僅對社會底層的窮人不好，富人也沒有安全感。因為法之不法，沒有能力保障任何人，自然也沒有能力保障任何人的財富。

其實資本的逐利性千百年來改變不了，超人也是常人，不是靠人民養的國企。這樣說可能有點在講大道理的感覺，但實際上也是，超人也是不得以。
1，從市場資本的價值上看，中國，香港這些資本相對比的確沒有比歐洲市場觸底來得回報率。
2，假如日後中國市場泡沫觸底，一是保險，二是對資本技術迴流中國準備，三賺錢。假如動蕩則是避險。
3，政治考量，國內確實風險高，和政府打關係太累也不喜歡。香港現在的氛圍不好。
4，兒子在外邊生意好做點。

其實李看的明白，只是不說而已，個人因素我是覺得他想在他百年之後如何讓事業繼續下去，所以放了很多很多個籃子。

總結下自己的觀點：

1. 中國內需下降，寬鬆貨幣政策，資本流出是其直接後果。
2. 中國經濟下行，房價處於高位，有崩潰的風險，李經營房地產業在近幾年也感受到了供過於需，價格上不去；而歐洲資本價格處於底部，轉而入歐是明智的選擇。這是最主要的原因，即其它原因存在，但是如果生意仍然好做，那麼仍然值得努力消化、化解其它不利因素，繼續把生意做下去，只有生意不那麼好做，並且有崩潰的危險時，才可以毅無反顧地離開。
3. 李從進入大陸投資，身上明顯帶著江派印記，隨著習的上台，紅頂商人的危機出現，對李來說經商環境已然惡化。
4. 經商環境惡化的其中一個：中央並未支持李所支持的唐英年，而是讓梁振英上台，梁振英上台後，不少理念跟李相悖，也影響了李的幾筆重要生意。
5. 李家族尤其是其子，跟中國的權力中樞比較生疏，自己不久於人事，擔心兒子無法把握與中國權力的關係，不如把生意讓出去。
6. 李家長期經營香港，與以前在香港上的英企有相當多的聯繫，在英國有許多人脲，一方面又熟悉英國的法律，決定了李優先考慮投資英國。李大力支持普選，但又被中央否決，撤資也顯示出李對香港政治ming主前途不看好。

歷史的借鑒與未來的展望：
1.
60年代，航運業空前發達（1. 日本經濟起飛 2.蘇伊士運河開通，航運便利，運費上漲）
包玉剛迅速擴大自己的規模
70年代，航運業萎縮（因為石油危機，需求減），包玉剛在70年代末大力賣船，後收購九龍倉，完全登岸。
80年代，航運業大蕭條，未賣船的不少日本企業，紛紛破產。
李現在賣房地產的舉動頗有點像包玉剛賣船的行動，當房地產行業萎縮的時候，它的能量是巨大的，如果不預先掉頭，那麼真到崩潰的時候，根本就跑不了。所以李的舉動，說明其預期中國房地產要出大問題，這個值得注意。

2.
李嘉誠崛起的歷史，就是當時在香港的霸主英企怡和置地離港的歷史，怡和因為香港要回歸而不看好香港，後面證明了怡和巨大的誤判；而李嘉誠此次離開香港（以及大陸），又恰好扮演了怡和的角色，只是此次李嘉誠離港多了一點無奈，經商環境於他而言已經惡化，不走還不太舒服。李嘉誠走後，大陸資金會進入香港，以後香港的幾個家族將要與大陸的紅色資本同台競技。

呵呵。這時候投資才是最好的，因為經濟見底了，人才、技術、資源都是超低價，可以隨便收割，俗稱剪羊毛。不僅僅是李嘉誠，你看tg的國企和民企，這個時候都在大肆收購國外的企業。

就是抄底啊，他干過很多回了

這是關於李家轉移資產分析最中肯有道理的一篇報道。

大概的意思是李預計5-10年內地經濟會出現大波動，加之香港的政治不斷的封閉趨勢，奶粉、地產限購，特首不得志。即使內地經濟蹦了，百姓的吃喝住行是必須的支出，他於是看好公共領域的投資，歐洲在金融危機之後公共能源觸底，他去歐洲大面積併購為了保值資產、積累技術，等內地泡沫過後帶領技術基本回馬中國併購公共資源，畢竟哪個企業不象中信集團這麼牛是吧。

在經濟疲軟時期投資房地產效益來的慢慢慢還風險大，這也是為何李嘉誠稱愛香港愛國家絕不遷冊的理由，到時候政府還得感謝他再次曲線救國呢。

詳細報道如下：
李嘉誠撤資連環計：等待中國危機到來歐洲只是跳板
http://info.3g.qq.com/g/s?g_f=18449g_ut=1aid=finance_ssid=finance_20130917017771

1.資產風險分散的問題
2.投資經濟周期的問題
3.政治環境和安定性問題

個人認為應該是安全第一！

如果真正了解香港寡頭經濟發展史的話，李嘉誠的形象其實並不像想像中的那麼美好。香港那些大家族的商業發展糾結了太多的政治裙帶，算不上很光明正大的陽光下的商業。政治風向的變化自然會影響商業布局，正如曾經風雲際會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不也是歸於平寂。風雲際會，時過境遷，超人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不對啊！現在我們國家國情這麼好他走得沒有道理啊！他不會看不到我們的國情啊，要不然他這個企業家怎麼起來的都沒法通啊。去英國抄低有這個因素，但是我覺得他這個舉動怎麼和一戰之前羅斯切爾德家族有點類似啊。哪有這麼大的巧合咧，一去英國蘇格蘭獨立。這不是有讓路的因素嗎？蘇格蘭鬧獨立對抄底幫助是巨大的。英國資金外流正好有資金空缺，需要招商啊！他這次去資產要翻好幾倍啊。長線投資有這樣的因素最好不過了。還好他是中國人，又是香港的企業家，多多少少跟英國有點淵源。水好深啊，到底是釜底抽薪，還是螳螂捕蟬！這樣大的內幕消息出來沒有英國政府的配合它實現不了啊！這是要幹嘛，這是要幹嘛。驅趕一些英國以外的資金讓別的認可的資金進入，這是要幹嘛啊？想不通啊，沒有必要繞這麼大一圈去為個中國企業家吧！難道英國想跟我們做朋友了？放這麼長的線做了兩次那麼大的鋪墊。奇怪了才是！真是的懶得動腦筋反正有好處，他能帶這個頭。那我們會有多少資金流去英國啊？

最後補充一句題外話，誰再說利益是永恆。自己先想想看看，歐洲利益城堡不牢靠了。

可以看看這個：財經郎眼之李嘉誠跑了。

內地經濟是政策導向，國有資本壟斷，一直很不穩定。所以有很高的風險。最典型例子就是：內地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銀行，但是地方政府有的會向這些銀行貸款，卻以公權力為由拖欠還款，這樣做的結果大家都知道

①抄底②中國房價勢必壓垮中國經濟

國家GDP增長放緩，說白了經濟不行了，步入中等發達國家發展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