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關於巴黎襲擊知乎不少人說是之前西方禍水東引失敗的結果,這麼說對嗎,與當時引德國到蘇聯有可比性嗎?

如題好了


不可能禍水東引。

翻來地圖就知道,有一個和平民主的政教合一大伊朗屹立在波斯高原上,成功的把高加索、中亞同中東隔離開來。這三股極端主義的暴恐分子因為伊朗的存在不能相互呼應相互支援。

伊朗真不愧是亞洲反恐的中流砥柱。


是不是禍水東引,個人有自己的看法,下面是我在另一個話題中提的幾個問題:

1. 都說IS是一群伊拉克被打殘的軍官和基地組織勾結成立的,但要是像基地那樣居無定所的地下組織還說得過去,可IS硬是幾年之內在一群阿拉伯國家包圍之中打出一片天下(據說比英國還大),而且裝備精良(據說是繳獲伊拉克軍隊的),要說沒有幕後援助那隻能說IS是經營奇才了。

2. 玩命抗擊IS的是庫爾德人、敘利亞政府軍(什葉派)、伊朗(什葉派)、真主黨(什葉派),而沙特、阿聯酋這些穆斯林大佬(遜尼派)都雷聲大雨點小,如果拿出當年組織中東戰爭的勁頭組織個聯軍,IS還能比以色列強大?

3. 歐美一直對巴沙爾咬牙切齒,而目前恰恰是巴沙爾在和IS血拚,就算敘利亞政府不民主,難道比IS還可恨?一定要先除掉巴沙爾再去管IS?

4. 卡扎菲(俄羅斯曾經的另一個盟友)倒台之前曾大喊「你們(西方)拆掉了歐洲和恐怖主義之間的圍牆」。

5. 普京說IS得到40個國家的金援,石油走私車隊「綿延到地平線」,如今都在都吵吵要截斷IS的石油交易 難道IS在用現金結算?那些給IS的金援也在用現金支付?掌握國際金融的各方勢力會無法截斷IS的資金流?好吧 就算資金無法監控或者他們真的用現金結算,但大宗石油是如何運出去的 ?這不像走私毒品, 一輛車就能搞定,之前掌握制空權的大佬們難道看不見?

我的觀點:在穆斯林世界,這場戰爭不是在反恐,而是遜尼派和什葉派的教派之爭,在西方眼裡,敘利亞是毛子在中東最後的盟友(塔爾圖斯是俄海軍在原蘇聯視力範圍外唯一基地),搞掉巴沙爾等於剁掉了毛子的一隻手,可以徹底把俄羅斯擠出這一地區,同時大大減小俄對地中海地區的威脅,IS不過是這些勢力可以利用的一件工具。


我站在穆斯林中間反思恐怖主義——真的都是西方的錯嗎?(轉載)

  【青年學人,遊學埃及與德國 == 王丁楠】

  在11月13日巴黎發生慘烈恐襲之後,很多媒體和網民不由自主將矛頭指向西方政府,指責它們是中東亂局和恐怖主義泛濫的始作俑者。各種爆料頻頻湧現,將美國和歐洲在中東的陰謀描述得繪聲繪色:扶植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剷除與西方作對的政治強人,甚至要重繪地區版圖。一時間,中東問題成了周圍朋友們熱議的焦點,而他們對美國的指責讓我感到似曾相識,彷彿是置身於阿拉伯或伊朗人之間參與討論。

  對西方又愛又恨,仇視與諂媚交織,算是中東各國人民的一大特色了。尤其是伴隨著近五年來該地區叢生的亂象,陰謀論層出不窮,戲謔和搞怪更是花樣百出。

  記得2012年夏天,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問埃及時,當地人自發列隊歡迎,向她的車隊齊聲高喊「Monica, Monica」(萊溫斯基的名字);到了2013年,美駐埃大使安·帕特森又成了矛盾焦點,輿論指責她操控穆兄會搞垮埃及,披露穆兄會賣國政府不斷到美國使館請示彙報;後來,在埃及報紙上奧巴馬乾脆變成了穆兄會成員(好吧,也有將近一半的美國共和黨員指責奧巴馬是穆斯林,真是個苦總統——觀察者網小編注);再往後,政變爆發,穆爾西被囚,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阿什頓多次來埃及斡旋,被示威者圍攻,夾在兩派之間里外不是人——軍方支持者說她縱容恐怖主義,伊斯蘭黨派說美歐拋棄民主支持軍隊搞政變。

  類似的事情屢見不鮮,乃至我在開羅學習時使用的阿語教材也充斥著對西方的抱怨。課文里,阿拉伯的糧食問題、衝突頻仍、航天事業發展滯後都是西方的錯。後來輾轉到了德黑蘭,我感到民眾對美歐充滿嚮往,但還是有相當的既得利益者堅持宣傳美國是萬惡之源,聲稱伊斯蘭國就是奧巴馬搞出來的。

  這些虛虛實實的指責說得太多,在西方也就沒人在乎了。面對有關中東反美情緒的提問,美國務院發言人甚至懶怠回答,搪塞一句「我們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作為領導,被批評當然正常」。對於阿什頓在開羅被抗議者圍堵,一位歐盟外交官對我說:「有抗議不是壞消息,至少說明歐盟在他們眼中是一支重要力量。」埃及政變後,美歐縮減對埃援助,當地人繼而發起了抵制西方貸款的行動。我在一次討論會上問德國官員和學者怎麼看待這個動向,場下的阿拉伯人點頭贊同,台上的德國人卻覺得不足為慮——「他們早晚還是要來朝我們要錢的」。

  西方人在中東的高傲和高調,自然會引發人們的反感和譴責。但我們作為局外人,大可不必像阿拉伯國家、伊朗或是以色列人一樣,一出問題就把責任推到西方身上。無論美國還是歐洲,改造別國社會生態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中東恐怖主義和極端勢力肆虐,最重要原因還是出在國內。早在西方發動戰爭、挑起事端之前,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埃及的內政就已經滿目瘡痍,執政者(往往是單一民族、教派或家族)贏者通吃,反對派走投無路,政權架構和社會運轉呈現出明顯的不全面、不協調和不可持續性。

  隨後到來的戰爭和「革命」誠然給這些國家帶來巨大破壞,但在這一切爆發前,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和埃及也絕不是某些人想像中政通人和的中東天堂。在一個政治高度腐敗,經濟停滯不前,社會風氣日下,對外屢戰屢敗的社會裡,民眾不停在問:問題到底出在哪兒?為什麼西方道路、民族道路都無法救國?我們現在還能靠誰?最終大家得到的某種模糊共識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背離了宗教指引的正確道路,如今的沉淪和亂象就是懲罰。保守化趨向在一些阿拉伯國家應運而生。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自發行為,而不是某個政府、組織或教派強加在人們頭上的。

  「我感到天越降越低,我看到社會中發生的事和教義描述的末日前兆十分相像。太好了,末日要降臨了!我信仰虔誠,我盼望接受審判!」類似這樣的話我在不少埃及年輕人那裡都聽到過,這是他們反思個人和社會難局的真實寫照。無論有沒有西方搗亂,這種保守化的趨勢已經成型。而對於那些遭遇既得利益者瘋狂打壓、甚至每日面臨死亡威脅的反對派,恐怕就不只是回歸傳統的問題了。

  相比之下,我們看到基於不同的國內治理模式,伊朗的情形迥然不同。西方無論是搞制裁,還是在2009年鼓動示威者鬧綠色革命,甚至是揚言武力入侵,伊朗的民主政治架構和經濟發展模式遵循著一套自己的路數,儘管改革發展緩慢,卻維持了穩定。伊朗人痛恨制裁不假,但西方的打壓反倒使民族自信心更強,因為「即便是全面制裁也沒能把我們怎麼樣」。試想一個對本國歷史文化、對自身主觀能動性充滿信心的民族,又有什麼動力去搞宗教復古,或是模仿一千多年前異質的阿拉伯人的作為呢?!所以伊朗表面上政教合一,宗教儀軌卻是自上而下推行的,社會層面不僅沒有呈現出自發的保守化趨向,反而呼喚與之相反的路徑。

  除上述內政問題外,恐怖主義在遜尼派伊斯蘭世界泛濫的另一個原因來自宗教。什葉派高級教士作為受人景仰的宗教學大師,在信徒和真主之間扮演著某種中介作用,擁有極大的學術和宗教權威。相對什葉派而言,遜尼派更看重信徒與真主間不經過中介的直接溝通。儘管遜尼派也有權威的、倡導和平中正的教法機構,即埃及的愛資哈爾清真寺,但它沒有足夠的約束和執行力。不僅有些埃及人不把它當回事,沙特也自詡正統,對它揶揄有加。於是,在什葉派信徒那裡,體制外的異端邪說很難廣泛傳播,但對遜尼派信眾而言,人人都可以暢談宗教見解,聲稱自己的信仰優於別人。當這種討論演變為指責別人的信仰不純正,甚至是擅自判定他人為非穆斯林時,就為極端主義興起打開了大門。而有關誰更保守、誰更純正的比拼,是永無止境的:穆兄會認為他們比大眾的信仰更好,薩拉菲說自己更純;沙特為在國內推行教法而自豪,伊斯蘭國可以將此推向新的極致。

  西方推翻了卡扎菲政權,換來一個燙手山芋

  面對這樣的社會、宗教背景,西方國家能做什麼呢?發動侵略戰爭、在他國衝突中推波助瀾固然可恥,但如果北約沒有參與利比亞內戰、拒絕支持敘利亞反對派,如果西方幫助卡扎菲、本阿里、阿薩德、穆巴拉克維穩,將革命鎮壓下去,後來的情形又會怎樣呢?從長遠看,社會矛盾會不斷激化下去,反對派對西方將更加恨之入骨,美歐面臨的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威脅恐怕不會比現在好到哪兒去。

  西方政府沒有部分觀眾想像中那麼傻,不會總是干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事。美歐決策者和學術界很清楚阿拉伯政治強人倒下,宗教團體會參政,極端勢力將抬頭。這些問題早在革命前的數十年間就已經得到較為充分的論證了。但在具體節點上的政策制定又和理論推演千差萬別,很難預料事情的真實走向。如果我們換位思考:當大批示威者在突尼西亞、埃及、敘利亞集結,當武裝叛亂在利比亞打響,當全世界將目光投向美歐領導人,等待「我們」舉足輕重的判斷,「我們」又該如何決策呢?扶植親信和既得利益者?西方政府不是沒做過。1953年的伊朗政變,幫助巴列維國王攫取實權;1992年默許阿爾及利亞軍隊發動政變,支持其通過內戰剷除民選上台的伊斯蘭政黨——這些都是先例,至今仍被伊朗和阿拉伯人痛批,為反西方勢力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力量。

  作為在中東擁有廣泛和深度利益的西方列強,其實無論怎麼決策、怎麼站隊,效果都不會太理想。在這裡,朋友的朋友可能就是你的敵人,敵人的朋友又可能是你的朋友。極端主義和恐怖分子,打也反,不打也要反。回顧在中東的決策歷程,一些西方政客和學者無奈地說,not all good things come together,意即安全、經濟、意識形態利益不可能同步實現,往往要顧此失彼,作出取捨:要民主就可能削弱安全保障和邊境管控,要強人治下的安全就不利於實現市場化改革和經濟利益。其實,不能十全十美恐怕還是樂觀估計。決策者處理中東事務遇到的更多情況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就像阿拉伯革命那樣,明知獨裁者和極端分子誰都不好,也不得不作出某種選擇。這大概是中東政治的現實和常態。

  從巴以衝突到阿富汗內戰,中國也曾深度介入過中東政局。後來我們堅守不干涉內政原則,超然於各種內鬥之上,與教派、民族衝突的各方都保持友好關係。這種靈活務實的風格與俄羅斯在中東四處受敵和其在當地的負面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然而隨著中國國力增強和在中東利益擴展,保持這種平衡也越發不易。國力強了,人家就更看重你的立場表態;利益廣了,各種勢力就要藉此跟你討價還價。在熱點問題上不發表實質見解,他們批評你騎牆、投機;專心搞經濟合作,對方又抱怨兩國關係經熱政冷,逼你在政治上站隊;中國在敘利亞奉行尊重主權原則,可阿拉伯人卻說你的所作所為已經是嚴重干涉我們的內政了。總之,這樣的問題越來越多,想要在中東成為超然的外部力量,與所有國家和氣生財,實屬不易。美歐在中東面臨的問題,也在漸漸向我們走來。當前,我們與其像中東民眾一樣把各種責任推給西方,不如反觀美歐教訓,為我們即將遇到的中東難局未雨綢繆。


不能說禍水東引,只是自作自受絕對跑不了


不像。
如果說將德國印象蘇聯算是禍水東引,這次就是炸了個堰塞湖。


最近很想舉報這類問題,把恐怖主義看的似乎是君子之戰,似乎是有其正義性值得我們去為其辯解,反而對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不斷指責,換的角度找理由說被炸被掃射是活該的。
恐怖主義不是我們所看作的常規戰爭行為,尤其是現在主流價值觀中,針對平民的無差別攻擊怎麼就能這麼淡定的被接受。
難道我們自己被傷害過都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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