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近年來,隨著南海局勢的持續升溫,南海問題逐漸成為全球輿論關注的焦點和熱點。而西方尤其是美國主流媒體在報道南海問題的過程中對我國的南海政策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誤讀。本文擬通過對近十年尤其是自2009年美國宣布實施重返亞太戰略以來《華盛頓郵報》對南海問題的報道進行深入研究,全面梳理該報對南海問題的主要觀點,對其觀點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並嘗試提出具體的對策和建議。《華盛頓郵報》地處美國首都華盛頓,對美國精英階層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是「美國最具有權威性的報紙之一,其讀者多屬於美國上層社會人士,包括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工商業主和高級知識分子。」…2009年、2010年、2011年該報分別以582844份、545345份和507465份的總發行量在全美國所有報刊中分別位列第五、第五和第八名。儘管單單以《華盛頓郵報》為載體來研究美國主流媒體對我國南海政策的誤讀肯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容易以偏概全,但是鑒於該報刊在美國精英階層具有的巨大和廣泛的影響力,以該報為載體仍然是我們研究美國主流媒體對我國南海政策的誤讀的最好選擇之一。

一、《華盛頓郵報》對南海問題報道主要聚焦的內容及主要觀點梳理

近十年以來,《華盛頓郵報》對南海問題的報道文章達900多篇,報道的內容主要圍繞三個爭議展開,即:沿海各國對島、石、礁等的主權爭議;沿海各國對南海海域的爭議;沿海各國對南海自然資源開採的爭議。儘管美國媒體標榜以獨立、自由報道為基本原則,以客觀、公平、公正為目標,但是,筆者通過研究發現,在涉及南海問題的報道上,《華盛頓郵報》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對我國南海政策存在嚴重的誤讀。其主要觀點如下:

{一)渲染中國威脅論和中國霸權論認為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化以及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軍事力量的大幅提升,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經濟迅速下滑,而中國經濟受影響較小,這使中國外交政策更加自信,中國將以經濟實力為依託,以軍事實力相威脅,將南海納入其控制範圍,並建立新的亞洲秩序,將美國趕出亞洲。「中國在南海爭議海域進行填海工程是要擴張其在南海的勢力,並且計劃控制整個南海」心j。「在美國看來,中國是打算通過軍事威脅來推動其領土要求,最終把美國趕出亞洲,實現在亞洲的霸權」。「中國旨在建立一個新的亞洲秩序,在這種秩序中,中國是主要參與者,而不是美國」。甚至將中國牽頭成立的旨在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也視為是中國霸權的新證據,「在中國國內,習近平實現了卓有成就的『中國夢』。伴隨著中國經濟繁榮和新民族主義視野,習下一個遠景是實現『亞太夢』。『亞太夢』毫不遜色於『中國夢』。但是,亞投行明顯就是中國當『老闆』,奪取亞洲地區霸主地位」¨。

(二)渲染中國搶奪自然資源論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必然導致巨大的能源資源需求,中國為了保持經濟穩定快速增長,必然會不惜一切代價將自己的觸角伸向全球資源能源地區,南海地區也不例外。「南海地區蘊藏著豐富的且尚未開發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氣,中國積極佔領此區域以開發自然資源來推動經濟增長。中國從自己國家利益出發搶奪自然資源,已經與許多國家造成矛盾」[4]。「中國領導人的動機是控制中國南海的海上油氣通道,以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中國政府甚至企圖通過操縱整個中國南海的海軍力量,在馬六甲海峽行使控制權,為中國的海上輸油線保駕護航」。

(三)渲染中國挑釁論認為中國新一屆領導班子將海洋強國作為國家發展的根本目標,已經開啟了一個大膽的計劃來控制其周邊的海域,中國的這一系列行為加劇了南海的緊張局勢,並將引髮長達數十年的地區緊張局勢與動蕩。「中國單方面主張對爭議島嶼擁有更大的管理權,中國的這一行為是給目前南海爭端火上澆油」舊。。「中國似乎正在仔細校準步驟:如佔領小島嶼與扣押別國海岸警衛船,單方面對有爭議的領土主張更大的管理許可權,增強軍事實力、完善軍備設施,在有爭議的海域開採石油等」[7]。「中國政府指責其他國家通過增加軍費開支、加強海防兵力、重申南海主權的形式煽動戰爭。但是中國僅僅是以此為借VI猛撲,中國傾向於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來改變其不利現狀」舊J。

(四)質疑中國對南海的主權依據認為中國的主權宣示是無效的。「在中國南海自由航行的合法權利要求只能來自於對領土的合法訴求。中國對整片海域的主權宣示是『無效的』,因為在宣稱屬於中國的岩石和環礁上並沒有任何人居住」[9]。「中國表示擁有南海的主權,中國對南海的主權囊括南海90%的海島和海域,但拒將這些主權交予國際仲裁」¨…。

(五)渲染民族主義對中國南海政策的影響認為民族主義是中國在南海採取咄咄逼人的行為動機之一,並通過進一步激發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向國際社會施加壓力。「中國國際地位的增強,不僅體現在對南海地區能源和漁業資源的開發,而且還體現在獲得南海深層次歷史糾紛地域的主權,中國如此做的動機部分源於民族主義。」¨叫「中國政府已經放開了其民眾對於爭議海域政治事件的國際化認識,進一步激發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以此向國際社會施壓。』』

(六)鼓吹美國應重返亞太遏制中國認為中國正處於擴張戰略之際,中國的軍事崛起,使得其對南海海域島、石、礁等的主權爭取更加積極自信,中國軍事力量的快速增長將威脅亞洲地區的和平,而美國在亞洲的盟友缺少裝備,難以有效保衛自身,美國應將軍事力量重心轉向亞太,以壓制中國崛起,抗衡中國軍事力量的方式來積極塑造其在南海地區的重要角色,以維護這一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亞洲地區政治糾紛愈演愈烈,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必須採取措施,以維護這一關鍵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亞洲其他國家依舊會對中國保持高度警惕,這些國家會繼續將美國視為盟友並期待美國能在維繫亞洲安全與和平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吲。「美菲兩國舉行對話的意圖是增加美國在菲律賓的軍事存在,其目的在於交流信息。美方將通過對話了解可向菲方提供何種幫助,以加強菲方防衛領土領海的能力。菲方缺少裝備,難以有效保衛自身。美菲應維持並加固現有的軍事盟友關係,而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確保美軍在這一地區的實力」。

二、《華盛頓郵報》有關南海問題觀點產生的原因

《華盛頓郵報》在有關南海問題的報道中不斷大力渲染中國威脅論、中國霸權論和中國挑釁論的同時,卻在同期有關中國與朝鮮漁業糾紛的報道中大力渲染中國無為論、中國軟弱論,例如該報在《朝鮮扣押中國漁船,索要120萬贖金》的新聞報道中故意詆毀中國政府,稱:「近幾個月,中國政府愈發頹敗,對朝鮮扣押漁船事件毫無反應。朝鮮政府也無視中國敦促其放棄核試驗的懇求」¨3}。這充分暴露了其觀點的相互矛盾和虛偽。究其原因,主要還是由於美國主流媒體對報道國內新聞和國際新聞採用了內外有別的原則。在國內新聞的報道方面,媒體扮演著「看門人」的角色,對政府和權力機構進行監督,在新聞報道方面擁有極大的獨立性和自由,儼然已成為繼行政、司法、立法之後的「第四權力」。而在國際新聞的報道中,美國新聞媒體受到影響的因素則很多,包括本國的外交政策以及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差異等。多麗絲·戈伯認為「美國新聞記者在報道國際新聞遵從的原則有:(1)站在美國人的立場;(2)與當前政府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3)符合公眾對世界看法的思維定勢」¨引。具體到《華盛頓郵報》對南海問題的報道,筆者認為影響該報刊立場的因素包括:

(一)從美國的角度和立場出發。服務於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尤其是南海戰略在美國,「媒體對國際新聞報道的特性就是與國家的對外政策保持一致」¨5l。《華盛頓郵報》在對南海問題的報道上也不例外。一方面,在新聞消息的來源上,有關南海問題的報道消息主要來源於美國總統、國務卿、主管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以及白宮發言人和國務院發言人等渠道。另一方面,在對南海問題的態度和立場上,基本與美國的南海政策保持一致,服務於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所謂重返亞太戰略,是在國際力量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美國遭受兩場戰爭和金融危機重創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的大背景下,為維持美國在這一地區乃至全世界的主導權,以及應對中國的崛起,美國於2009年決定實施的一項重要戰略,其主要策略包括:政治上全面參與東亞現有的國際合作機制,通過參加來主導議題;經濟上提出TPP,即跨太平洋經濟合作協議,目的是繞開中國,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泛太平洋經濟合作圈;軍事上提升包括日韓和澳洲在內的盟友關係,建立與越南、菲律賓、印度等的夥伴關係。其中,南海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重點,並於2010年高調介入南海爭端。時任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在2010年7月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上表示:「南海航行自由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美國支持所有國家通過外交會談和平解決領土爭端,反對使用武力和威嚇手段」。美國為尋求國際社會對其重返亞太戰略的支持,一方面,表面上對南海爭端不持立場,但卻在具體事務的處理上或明或暗的拉偏架,發出互相矛盾的信息,甚至暗中鼓動相關國家採取激化局勢的行動,致使南海爭端日益升溫,日趨複雜。另一方面,大力渲染中國威脅論,通過發布《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等,指責中國軍力建設和戰略擴張威脅亞太地區的穩定,並將中國視為主要威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流媒體也緊隨著美國的這一政策轉向,大力渲染中國威脅論。據有關統計,在美國宣布重返亞太戰略的第二年即2010年全年,包括《華盛頓郵報》在內的30家西方主流媒體有關中國的報道中,有674篇文章涉及中國威脅論,比2009年增長41%。

(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等的差異導致長期以來對中國認知的偏頗一方面,「美利堅是一個高度重視意識形態的民族,」¨副中國作為一個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上均與西方存在很大差異的國家,將無可避免地遭到西方媒體有意或無意的負面解讀或錯誤解讀。另一方面,美國又是一個具有高度優越感的國家,在一些美國人心目中,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是天經地義的,它擁有天賦霸權,無人可替代,任何企圖挑戰和否定美國的行為都是不允許的。奧巴馬於2014年5月28日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時表示「在未來100年內,美國還要繼續領導世界」、「美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這就是我的底線:美國必須永遠(處於)領導(地位),如果我們不領導,沒有別人會來領導」便是這種優越感的充分流露。因此,對於任何有可能挑戰美國優勢的競爭對手,美國上下都會充滿戒備和警惕心理。隨著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道路由於成功而備受關注,中國模式一詞也應運而生,並有可能與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普遍推崇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形成競爭關係,從而使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再次被凸顯出來。因此,不難理解,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逐年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大幅提升,美國民眾和媒體對中國的好感度卻在逐年下降。根據皮尤201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4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與2011年的51%相比,下降了11個百分點。蓋洛普和中國日報2012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只有42%的美國人喜歡中國;在明確表示密切關注中國新聞的美國人中,54%的人表明對中國的好感度下降。而蓋洛普2012年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大概60%的美國人認為中國的逐漸強大是件壞事情,關於「誰是美國的頭號敵人」的調查結果顯示,排名前五的國家分別是伊朗、中國、朝鮮、阿富汗和伊拉克。此外,有學者對美國宣布實施重返亞太戰略後的2010年7月至2012年6月美國三大報刊《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今日美國》有關中國的報道進行研究發現,《紐約時報》有關中國的報道共566篇,持否定評價態度的187篇,佔總數33%,持肯定評價態度的僅12篇,佔2%;《華盛頓郵報》有關中國的報道共409篇,持否定評價態度的165篇,佔總數40.3%,持肯定評價態度的僅1篇;《今El美國》有關中國的報道共6l篇,持否定評價態度的32篇,佔總數52%,持肯定評價態度的0篇。這三大報刊的報道總體上對中國的否定評價遠遠超於肯定評價,特別是《華盛頓郵報》和《今日美國》,幾乎就沒有肯定評價。

三、中國的應對之策

(一)理性判斷美國主流媒體有關南海問題的立場並不代表大多數美國人的觀點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4月份公布的一份有關美國民意的調查結果顯示,儘管媒體的報道甚囂塵上,但39%的美國人自稱「壓根」沒聽說過中國與鄰國任何的領土糾紛,44%表示聽說過「一點」,僅有16%稱聽說過「很多」。可以說絕大多數美國民眾並不是很關心所謂的中國與鄰國的領土糾紛問題,更不用說南海問題了。而根據美國百人會(Committeeof100)201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50%的美國人不相信美國媒體關於中國的報道。因此,在有關中國尤其是中國南海主權和政策的報道方面,美國主流媒體的立場並不代表大多數美國民眾的觀點。

(二)繼續堅定維護南海國家主權的信心和決心。對海洋國土做到寸土必爭中國作為最早發現和持續管治南海諸島的國家,對南海諸島主權擁有不可爭辯的歷史和法理依據。當前,隨著人類進入工業化和全球化時代,海上力量已經成為一國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海洋在國家中的地位和分量將越來越重。尤其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除了帶來海軍現代化的加速推進之外,在客觀上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海上利益需求的大幅上升,海洋產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將在未來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國走向海洋成為海洋強國將是必然選擇,對於包括南海在內的海洋國土,我們應繼續通過合法要求主權、歷史法理依據支撐和軍事力量保衛等多種方式和手段堅決予以捍衛,做到寸土必爭。

(三)積極開展對外交流,努力掌握輿論主動權。以爭取更好的外部理解和支持一是對中國威脅論、中國霸權論予以有力反擊。除了積極向國際社會闡明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之外。還要充分發揮媒體和民意機構宣傳的強大功能,主動反擊以美國為首的中國威脅論的惡意攻擊。具體到南海問題上,要積極主動向國際社會說明中國一直堅持和平解決南海問題的立場以及為之所做的努力。根據內容逐一系統地製造話題,做好對外宣傳設計,在不同場合努力創造發言機會,奪回支配性話語權,從而有效抑制中國威脅論在國際上的泛濫。二是積極主動向國際社會充分闡述和展示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主權的歷史依據和法理依據。三是積極主動向國際社會揭露當前南海局勢持續緊張的真正原因。

20世紀70年代以前我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得到國際社會及南海周邊國家的廣泛承認。20世紀70年代,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尤其是根據探測表明南海地區海域儲藏有豐富的油氣資源後,南海周邊國家對我國擁有南海諸島主權的立場開始轉變,由公開承認轉為質疑甚至否定,並公然搶佔我南海島礁。尤其是2009年美國宣布實施重返亞太戰略以來,為尋求國際社會對其重返亞太戰略的支持,一方面,大力渲染中國威脅論和中國霸權論,在南海製造和渲染緊張氣氛;另一方面,暗中鼓動相關國家採取激化局勢的行動,致使南海爭端日益升溫。此外,南海部分周邊國家企圖利用美國的力量制衡中國,並達到轉移國內矛盾的目的,不斷有意製造中美矛盾,對南海局勢的緊張起到了煽風點火的作用。四是對美國以保護南海航行自由為借口介入南海問題堅決予以駁斥和反對。積極主動向國際社會強調南海航行一直以來都是自由的,並且中國和周邊國家共同為維護南海航行自由和海上航行安全付出了巨大努力等。五是對個別國家違反《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不斷拿南海問題進行惡意炒作和挑釁的行為要予以強烈譴責。長期以來,菲律賓、越南等個別東盟國家違反《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在其非法侵佔的中國南沙島礁上大興土木,非法進行大規模填海造地,修建機場等固定設施,部署導彈等進攻性武器。甚至有個別國家為一己之私,不斷拿南海問題進行惡意炒作和挑釁。對於這類行為,我們要通過外交等途徑予以強烈譴責,並要求有關國家立即停止一切侵犯中國主權和權益的言行。

(四)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l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將我國和包括南海周邊國家在內的沿線國家打造成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為維護南海主權創造良好的戰略環境要「跳出南海看南海問題」,尤其要在「一帶一路」建設戰略大格局下尋求南海問題的解決之道。「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理念是開放包容、共商共建、互利共贏,其構想順應了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21世紀時代潮流,提供了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台,將「中國夢」與「世界夢」進行有機地銜接。通過加快推進「一帶一路」的建設,可以充分向國際社會傳遞和展現中國和平發展的決心,使中國威脅論和中國霸權論不攻自破,還可以全面促進我國與包括南海周邊國家在內的全球經濟、文化大融合,將我國和包括南海周邊國家在內的沿線國家打造成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為我國捍衛南海主權、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創造一個理想的戰略環境和氛圍!

四、結語

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不可爭辯的主權,在南海的主權宣示和維權行動合法、合理、有據。基於國家戰略和利益的不同以及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差異,美國主流媒體對我國南海政策的誤讀必然將長期存在。對此,一方面,我們要理性看待,泰然處之;另一方面,我們要積極向國際社會說明我國對南海主權的歷史和法理依據,以及導致南海緊張局勢發生的真正原因,爭取國際社會的最大理解和支持。同時要通過「一帶一路」等戰略建設加快我國與南海周邊國家的經濟和文化融合,打造利益和命運共同體,為實現我國在南海的利益最大化創造更好的條件。(美國主流媒體對我國南海政策的誤讀分析——以《華盛頓郵報》為例,謝庚全,海南大學外國語學院)

在中國日益提升國際話語權的當下,如何就國際事務更準確地表達中國立場是一個十分值得學界關注和討論的議題。尤其是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的背景下,就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例南海聲索國「狀告」中國的案件,中國如何向國際社會闡明中國立場,既以禮感人地回應、以理服人地解決仲裁案,又能一勞而久逸、不引發其他聲索國「爭訟」的局面?中菲南海爭議究竟是否可以被「司法化」?菲訴中的法律依據和意圖是什麼?許多專家學者們從法學的角度剖析南海國際仲裁案,探討我國應對海洋爭端強制仲裁程序的策略。此案自菲方起訴已逾兩年,筆者以有關南海仲裁案的新聞報道為研究對象,沿用諾曼·費爾克拉夫(NoamFairclough)的語篇分析三維模式(「描寫」一「闡釋」一「解釋」)為主要框架,圍繞南海問題「司法化」的不合法性、影響、結果三個方面的話語呈現,具體採用馬丁的評價理論進行比較分析。這是以新聞話語為分析對象,藉助語言學理論框架,對關乎我國國家利益的國際熱點問題展開的一項研究。本文是一項跨語言學、法學、新聞學三個學科的綜合研究,豐富了這些學科的研究視角,拓寬了相關領域的研究議題。

一、語篇的語境分析

本文選取的新聞語篇來自《中國日報》的英文版和《菲律賓每日問詢報》的英文版兩份媒體。這兩份媒體在中國和菲律賓都可謂是主流媒體。他們各自的英文版在國內外均有可觀的發行量。筆者在Lexis.Nexis資料庫中利用關鍵詞搜索,得到《菲律賓每日問詢報》關於菲訴中南海仲裁案的相關語篇共30篇,以及《中國日報》的相關語篇共10篇。兩份媒體的語篇均包括新聞報道和社論。這些語篇屬於新聞報道這個語類。語場是菲律賓「狀告」中國、中國的回應以及該焦點事件在國際社會的反響。根據馬丁基於評價理論的三大系統——態度、介入、級差¨,對新聞語篇的評價意義所作的分類判斷,其語旨屬於記者立場所作的政治新聞報道和專家學者所作的社論。語式是書面的、單向的、非面對面的口頭交際。此外,不能忽視語篇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海島爭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南海,顧名思義,位於中國的南端,在國際上被稱作南中國海(SouthChinaSea),它是一塊半封閉半開放型的水域。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政府立即承認了南中國海的主權以及「九段線」的合法性。隨著20世紀60年代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70年代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ECAFE)發布的有關南海水域蘊藏豐富礦藏的報告,激起了周邊國家對南海的「垂涎」。進入21世紀後,隨著中國海軍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東盟國家對區域事務自主性的提高,在奧巴馬政府高調宣布「重返亞太」戰略刺激之下,南海爭端愈演愈烈。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政府就近幾年中菲兩國之間摩擦頻發的南海爭議,依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87條和附件七提起強制仲裁程序「以求和平並永久地解決」南海問題。這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例南海聲索國「狀告」中國的案件。對於菲律賓政府採取的行動,我國不予接受,於2013年2月1913退回菲方的外交照會。在2013年5月,由五名仲裁員組成的國際仲裁法庭成立,並於7月11日舉行了首次會議。2014年3月30日,菲律賓向聯合國國際海洋法法庭提交所謂的南海主權仲裁請求,中國表示不接受仲裁。國內外對菲訴中南海仲裁案的研究很少見,現有少量的研究以國內的學者們為主。這些專家們均以案件自身為分析對象,從法學的角度剖析南海國際仲裁案,探討我國應對海洋爭端強制仲裁程序的策略。海南大學學者李文傑和鄒立剛逐一分析了菲律賓提出的三大類的訴求——針對中國南海傳統斷續線的訴求、針對南海中中國部分島礁的訴求、針對中國在南海行使管轄權的訴求,建議中國可以對仲裁庭的管轄權和菲方申請書的可接受性提出反對的方式應對菲訴中南海仲裁案。中國人民大學學者余民纔則認為中國應該積极參与仲裁案,通過反對仲裁法庭管轄權、質疑仲裁法庭對爭端事項的可受理性,與菲方談判達成雙方接受的爭端解決結果"J。本文將從新聞話語的視角研究中菲南海仲裁案。話語是滲透於幾乎所有的人文社會學科的一個學術概念。它具有語境性的、開放性的、權力性的特徵。新聞話語的覆蓋面之廣、受眾階層之多元使得它較受學者們的「青睞」,尤其當話語涉及國際熱點問題和焦點事件。在國際政治舞台,國際輿論場是各個國家行為體的硬實力的延伸和軟實力的體現。本文圍繞的南海問題直面國家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經濟利益。而南海問題的「司法化」恰恰讓國際社會開始關注國家行為體在國際法律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國際事務中的規則制定權。研究南海仲裁案相關的新聞話語,探尋南海問題中國立場的對外傳播策略,有助於提升我國通過法律手段和話語權來解決國際爭端的能力。

二、語篇的評價分析

本文用於分析語篇的工具是馬丁在20世紀90年代創立的評價理論(TheAppraisalSystem)。它是系統功能語言學在人際功能方面的新突破。該理論關注語篇中可以協商的各種態度,包括三大次系統:態度(Attitude)、47A(Engagement)和級差(Gmduation)…,具體見表1。本文的語料來自中菲兩國主流媒體關於南海仲裁案的英語新聞語篇。本文利用態度、介入和級差三大次系統,針對性地分析在這40篇新聞語篇中透過話語呈現的南海仲裁案的不合法性、影響和結果。

(一)南海國際仲裁案的「不合法性」

首先從評價理論的態度子系統人手,態度系統是由情感、判定、鑒賞三個子系統構成。南海國際仲裁案是否合法?筆者將藉助評價理論的態度子系統分析有關南海仲裁案的合法性問題的新聞話語。《中國日報》的新聞語篇主要使用了情感和判定的辭彙表達,負面地評價了菲律賓政府提起仲裁爭端的行為,認為南海仲裁案具有三方面的不合法性。首先,從1995年至今,中方與包括菲律賓在內的南海水域的聲索國簽訂了一系列的協定,比如2002年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及2011年中菲的雙邊協議。而菲律賓提起仲裁的行為違反了雙邊協議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約定。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aperfidiousact)有損其國家信譽(1ackingduenationalcredit)。其次,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第286條,當事國只有在無法通過協商或者其他和平手段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才能訴諸司法途徑。而中方堅持通過雙方協商解決南海爭端的立場從未改變。在解決南海問題上,中國一直都表現出「最大的誠意」(theut—mostgoodwillandsincerity)。在2010年3月,中國政府提出建立常規磋商機制解決中菲海域爭端,而菲方對中國的提議從未有所回應(neverrespondedtotheproposal)。第三,菲律賓在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基礎上提起仲裁,但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不適用於中國和菲律賓之間的海洋爭端,因為雙方的爭端圍繞南沙群島水域的主權歸屬問題展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約定,只要提前聲明,主權國家可以拒絕國際司法或者仲裁程序的手段解決海洋劃界問題和歷史水域主權歸屬問題。中國在2006年作了類似的聲明。這也就意味著關於海洋劃界和歷史水域的爭端並不受制於國際強制爭端解決機制。因此,中方認為菲方錯誤地解讀了國際法,提請仲裁的行為不具合法性。菲方對提起仲裁的行為「自圓其說」,從《菲律賓每日問詢報》對鑒賞辭彙的使用可見一斑。語篇中多處出現「窮盡其他所有措施」等表達——「在其他所有方案都窮盡後,正式訴諸國際仲裁」;「在用盡所有方法之後,只能採取法律行為」;「為了和平談判解決與中國的海洋糾紛,菲方用盡了幾乎所有的政治的、外交的途徑」;「用盡所有可能的辦法,是時候行動了」等。當然也是因為國際法是公平公正的,它可以「和平並長久」地解決國際爭端,任何一個國家,菲律賓也不例外,都堅持通過合法的、非武力的、透明的和平解決機制處理國際爭端,共同維繫一個公正的、有機制的國際體系。《菲律賓每El問詢報》使用了帶有強烈的積極意義的鑒賞表達——「我們是通過理性和法律來行動,而非武力」;「菲律賓訴諸國際仲裁是出於良好的全球公民的傳統」;「堅持使用法律的、非強制性的、透明的途徑和平地解決爭端,促使公正的、有序的國際體系的正常運作」。話語中呈現菲律賓「黔驢技窮」,已經用盡除國際法之外的所有途徑解決中菲海域爭端,而南海糾紛愈演愈烈,菲律賓只好訴諸國際法庭。

(二)南海國際仲裁案的影響

在《菲律賓每日問詢報》相關語篇使用的介入手段中,自言方式居多。但論介入資源產生的效果,借言的手段更值得關注。借言方式中投射手段用的最多,其中主要以間接引述為主。《菲律賓每日問詢報》多次轉引了除中國、菲律賓之外的其他國家領導人和政要們,分別提及美國8次,東盟7次,日本6次,汶萊6次,馬來西亞5次,越南5次。語篇在提到「其他聲索國」(otherclaimants)時會一併提到汶萊、馬來西亞和越南,似乎這些國家發出統一的聲音,都站在中國的「對立面」(ithasmanagedtopissoffpracticallyev—cryoneofitsneighbors)。

日本、澳大利亞等一些亞太國家被反覆在「支持菲律賓行為」的語境下提及——「擁有如澳大利亞和日本等同盟的支持」,「日本外相反覆表達對菲律賓使用國際法尋找解決方案的支持」、「與中國也有海島糾紛的日本再次對菲律賓此舉表示肯定」。德國、歐盟、美國的提及也是反覆使用了肯定的表達——「美國、德國和歐洲議會也表示對菲律賓(訴諸國際仲裁)決定的支持」等。這些間接轉述的使用減少自身責任的同時,可以增強讀者們「報道客觀、權威」的效果。《菲律賓每日問詢報》在轉引這些國家提到中國的行為時,絕大多數會使用情態動詞「should,can」以及「howChina…」等表達,在肯定和否定兩極間容不下不同聲音的協商,關閉了可能和解的空間。在轉引他國的語境中,轉折讓步的連詞「即使(evenif)」、「但是(yet,but)」也多有使用。這是借言的第三種方式讓步。讓步方式的使用使得話鋒轉移、增加言語的說服力、調整讀者的期望值,潛在地影響讀者對菲方觀點的認同。利用介入系統分析後發現,菲律賓提起仲裁的行為使得本屬於中國一菲律賓兩國的雙邊問題逐步擴大化、國際化,首先變成一個東盟內部的次區域問題,然後慢慢升級為一個亞太地區內的區域問題,最後演變為一個引發全球關注的國際問題。南海問題的「司法化」直接造成該問題的「被國際化」,這是一直不被中國政府提倡的爭端處理方式。

(三)南海國際仲裁案的結果預測

《菲律賓每日問詢報》的30篇報道中只有一篇提及南海仲裁案的結果預測。在這篇題為《法官Carpio對菲訴中案件持悲觀態度》①的報道中,菲律賓高院的高級助理對法學院的學生分析說道,即便菲方獲勝,仲裁案的裁決也很難執行。這就是所謂的國際法的「黑洞」——有法律但無公正。他分析原因是,中國擁有足夠強大的海軍實力執行自己的決定。即便仲裁案的判決對中國不利,也不會對中國有任何束縛。《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執行國際仲裁庭判決的機制沒有規定。假如聯合國安理會執行國際仲裁庭的判決,行動必須得到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致授權,而中國是常任理事國之一,安理會的一票否決制決定了安理會無法執行國際仲裁庭作出的任何對中國不利的判決。據報道,這位菲律賓高院的高級助理最後還呼籲,法學院的學生們有通過法律捍衛祖國海洋權益的使命,不要讓西菲律賓海被「其他國家」侵佔。評價理論的第三個子系統是級差系統,它包括語勢和聚焦兩個子系統。《菲律賓每日問詢報》這篇提及南海國際仲裁案結果預測的報道共含488個英文辭彙。級差系統中表示強化語勢和聚焦明顯化的辭彙使用情況見表3。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在講述菲律賓高院的高級助理對案件持悲觀態度原因的時候,基本使用強化語勢較多,恰好說明政治新聞對需要凸現的主體使用強化語勢的表達。強化語勢有「相反的」、「海軍力量」、「驅使」、「反對」、「一票否決」、「動武」等。報道多處有聚焦明顯的辭彙,比如「我們國家」、「你們的任務」、「唯一途徑」、「每一個」、「五個中無一」等。但是在報道最後,這位菲律賓高院的高級助理表達「菲律賓的海洋利益被侵佔」時,卻使用了聚焦模糊的辭彙「其他國家」,並且「其他國家」中「國家」一詞還使用了複數(countries),文章通篇只提及中國一個國家。可見報道對這一表述都顯「底氣不足」。

國際爭端解決有效的方式,但這並不意味著中方的報道完美。中方的報道以擺事實、講道理為主,延續了中國曆來的以理服人、以禮動人的話語傳播方式。這種話語傳播方式缺乏情感認同的元素,無法讓話語受眾感受到親切感和認同感。體現在《中國日報》關於南海仲裁案的報道中就是中方發出的話語略顯「孤立」,未形成「話語同盟」,看不到支持者的身影。或者說,這場輿論戰中似乎中國未找到「戰友」。在某種程度上,這至少說明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話語並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在目前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的背景下,如果他國的話語受眾感受不到中國對外傳播的話語的親切,那麼如何向他們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更談不上表達中國立場,畢竟「國之交,在於民相親」。也許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提升南海問題中國立場的對外傳播效果。一是傳播的主體。《菲律賓每13問詢報》引用的消息源主體多元化,來自本國或他國的政治領導人、政治官員、專家學者、其他媒體等,《中國日報》引用消息源處寥寥無幾,僅是本報記者和法律領域的學者群體。報道中既不見觀點佐證者,亦不見意見相左者。相關立場表達的主體不能僅限法律領域的專家和學者。來自不同主體的聲音會引起不同受眾的共鳴,更有說服力,亦更能提高受眾的接受度。二是傳播的對象。對誰說是對外傳播過程的關鍵環節。國際輿論戰,從宏觀角度看,是與國際受眾之間的互動。從微觀角度看,它是話語主體通過語言與國際受眾進行的對話。中方的媒體刊發的文章邏輯清晰、言語犀利,是中國慣用的剛性話語,而國際受眾目前仍習慣於西方的柔性話語。因此中方的話語缺乏親民性。對外傳播講究的是傳播的效果,受眾的接受度,因此傳播需要用對方能昕懂的話語來說。中方發出輿論的對象是國際社會的公眾,因此,即便國際法律事務中的話語也應該柔性化、故事化,才能達到親切化。(南海國際仲裁案中新聞話語的評價分析,方芳,華東政法大學外語學院)

2l世紀伊始,南海周邊國家圍繞島礁歸屬、海域劃界和資源開發等問題爭端再起。南海周邊國家不斷強化其海洋發展戰略,「屯兵占海、據海產油、以油養兵」已經成為這些國家應對南海爭端的共同戰略,導致「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受到有史以來最為嚴峻的挑戰。南海爭端的嚴峻形勢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本文就南海爭端的問題情勢、問題屬性和我國面臨的戰略困境進行分析,並提出解決南海爭端的初步設想。

一、南海爭端的戰略情勢分析

南海是南中國海的簡稱,主要指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等島礁及其附屬海域。圍繞南海諸島和南海海域,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乃至區域外大國發生了許多爭端,導致南海問題矛盾重重。具體來講,南海問題或南海爭端,主要指中國和南海周邊國家圍繞南海的島嶼主權歸屬、管轄海域劃界、專屬經濟區劃界、外大陸架劃界、海洋資源開發等海洋權益方面所產生的分歧和爭議。南海問題的核心和關鍵是島嶼主權的歸屬,其焦點就是南海諸國圍繞南海的島嶼主權與中國形成的矛盾和衝突,矛盾和衝突主要集中在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及其海域,其中南沙群島和海域的分歧和爭議最大。目前,在全球政治力量較量和地緣政治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在南海爭端中,中國面臨的戰略情勢不容樂觀。

1.1南海爭端衝突不斷

進入21世紀,南海周邊國家在南海不斷挑起事端,甚至集體向中國發難,導致南海問題矛盾重重,而區域外大國的主動介入,也使衝突爆發的概率越來越大,昭示著南海爭端有不斷升級的趨勢。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南海周邊國家不斷突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下簡稱《宣言》)。2002年,為了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中國與東盟各國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強調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爭議,各方承諾不採取使爭議複雜化和擴大化的行動。在《宣言》簽署國中,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全面遵守《宣言》。其他一些簽署國雖然明確表示要遵守《宣言》及其基本原則,但實際行動則嚴重違反了《宣言》的有關條款。由於《宣言》明確規定,解決爭端不訴諸武力,所以,當南海周邊國家採取使爭議複雜化和擴大化的行動時,中國也不能採取武力手段約束他們的行為。這表明,《宣言》並沒有達到約束南海周邊國家的目的,反而成為這些國家掠奪南海資源的「保護傘」。正因為如此,南海周邊個別國家才不斷破壞來之不易的《宣言》的和平精神。二是南海周邊國家不斷強化軍事力量、頻繁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南海周邊國家不斷強化其海洋發展戰略,不僅屯兵占島、修建機場、強化軍事存在,而且圈海產油、以油養軍,用以加強軍事力量。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紛紛從美俄歐購買現代化程度比較高的戰機、艦艇等武器。特別是越南,先後向俄羅斯訂購了6條「基洛級」潛艇和12架遠程重型戰鬥轟炸機蘇一30,引進了S一300PMUl防空導彈系統、4艘「獵豹」級護衛艦和8艘導彈巡邏艇,甚至揚言把「金南灣」海軍基地租借給美國;馬來西亞也向俄羅斯訂購了18架蘇一30MKM戰機,獵裝了法國的「緗魚」級潛艇。這些國家全面更新裝備,藉助增強軍事力量來增加他們在南海爭端中的對話資本,並對中國在南海的主權構成了嚴重威脅。三是區域外大國主動積極介入。美國對南海的基本政策從「中立——不介入——介入但不陷入」的轉變,從「即使南沙發生衝突也無義務直接捲入戰爭」到「願意幫助和平解決南海爭端」的戰略調整,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①特別是2011年,隨著美國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美國高調「積極介入」南海爭端。公開拉攏東南亞國家,分裂中國與東盟之間的關係,鼓動在東盟框架內解決南海問題;擴大南海的軍事存在,與東南亞國家舉行年度軍演;派遣監測船在南海從事非法活動,偵測中國海洋軍事情報。El本為了維護其「海上生命線」、擴大其在東南亞的戰略空間和勢力範圍,打著維護南海自由通行權的幌子,積極介入南海爭端,公然鼓動東盟國家「合縱」對抗中國。印度為了繼續保持其在南亞和印度洋的戰略優勢,堅持圖謀東進,積極染指南海,與越南簽訂了《國防合作協定》,積極與其在南海爭議區內開展油氣勘探合作。此外,澳大利亞等國也以「南海航行權」關係到其國家利益為由,表示「不能對此視而不見」。這些大國插手南海事務,不斷強化在該地區的政治、軍事滲透活動,對中國南海的安全環境構成嚴峻挑戰:不利於中國建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惡化了中國南海的安全環境,也為建立區域安全機制設置了障礙;增大了中國與東盟有關國家在解決南海爭端問題上的難度。⑦四是採取擴張式的資源勘探與石油開發。越、菲、馬等國不僅在南海獨立開採石油和天然氣資源,還極力引進外國公司參與南沙海域的石油開發。如越南把南沙海域劃分為上百個油氣招標區,公開對該地區進行全球招標,近幾年來,已分別與美國、俄羅斯、法國、英國、德國等國的有關公司簽訂了勘探、開採石油和天然氣合同,並實施大面積開採。除此之外,南海周邊國家還動用武裝力量增強海域控制力度,在我國「九段線」內的傳統海域騷擾、襲擊和抓捕中國漁民,以極其強硬的態度對待中國在解決南海爭端中的友好舉措,致使南海爭端不斷升級。

1.2南海爭端出現了國際化趨勢

我國一貫主張,中國願意與有關國家進行雙邊外交談判,反對外部力量介入,使問題複雜化。但事與願違,南海問題El益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南海問題正從「一對一」的矛盾發展為「一對多」的矛盾。一是政治合作國際化。南海問題最初並不涉及國際組織,但自東盟成立以來,南海周邊國家感覺單獨與中國進行較量的底氣不足,便充分藉助東盟這一政治平台,以獲得「多對一」的戰略優勢。因此,為了在政治上尋求對抗中國的優勢,南海周邊國家以東盟為平台,主動協調立場,力求在南沙問題上「用一個聲音說話」,宣布「以集體名義而不以雙邊名義接受談判」,企圖通過「集體性政治談判」解決南沙爭端。在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的大背景下,針對南海問題,東盟加強了區域內的政治合作,甚至公開強調「美軍在亞洲的存在是必要的」。特別是菲律賓,多次聲稱南沙爭端不只是中菲兩國的雙邊問題,而是所有關注南海的國家共同關心的多邊問題,主張通過東盟、國際法院、聯合國安理會三個途徑解決這一問題。另外,美、日、印等大國的被邀介入甚至主動介入,也為南海周邊國家起到了「撐腰壯膽」的作用,並使這些國家在「道義」上也獲得了某種支持,打破了南海爭端各方業已形成的脆弱共識和力量平衡。這無疑向國際社會傳達了一種信息:南海爭端屬於國際性問題,這極大地增加了中國和平解決南海問題的難度。二是經濟合作國際化。在南海油氣資源開發問題上,中國曆來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然而,南海周邊國家無視這一友好主張,在島嶼主權歸屬尚未解決、專屬經濟區和管轄海域尚未劃界的前提下,卻均通過國際經濟合作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它們與資金雄厚、技術先進的外國石油公司簽訂協議,通過在國際上公開招標、聯合勘探等方式來開採南海油氣資源。這種方式也為歐美大國名正言順地介入南海經濟開發創設了條件。而大量外國公司進入南海從事經濟活動,使南海諸國可以藉助這些公司把相應的國家和政府拉進南海爭端,達到了給中國施加政治壓力、迫使中國在南海爭端中作出重大讓步的目的。通過這一形式,南海諸國不僅攫取了龐大的經濟利益,也順利地使南海爭端在經濟層面表現出了國際化特徵。很明顯,這種國際經濟合作給中國解決南海爭端帶來了很多麻煩。三是軍事合作國際化。南海周邊國家為了在軍事上尋求大國的幫助,力邀區域外大國到南海進行軍事合作。例如,越南有意拉攏美國和俄羅斯重返金蘭灣,而菲律賓則與美國長期保持著密切的軍事合作關係,藉助《共同防禦條約》和《軍事基地協定》,持續進行美菲「肩並肩」軍事演習。菲律賓極力拉攏美國進行軍事合作,並公開邀請美軍進駐蘇比克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企圖讓美國在軍事上替菲律賓充當「保護傘」。在美國的主導下,南海諸國在南海連年舉行「卡拉」軍演、「金色眼鏡蛇」、「對抗虎」和「肩並肩」等系列軍演。通過聯合軍事演習,形成了一個指向中國的「卡拉集團」,這種持續的軍事合作必然會推動南海爭端的國際化步伐。四是輿論宣傳國際化。20世紀60年代伊始,南海諸國開始以主權國家的名義提出對南海的權利主張,他們無視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存在,歪曲歷史、顛倒黑白,搜尋其「擁有」南海海域和南沙群島的歷史證據,在不同場合為大國介入南海爭端製造國際輿論。同時,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法律文本尋找法律依據,公布所謂的領海基線,將南沙群島甚至將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及海域劃人其版圖範圍;建立行政區劃,大搞旅遊開發;向聯合國提交專屬經濟區和外大陸架劃界案;發表了《東盟關於南中國海問題的宣言》,在南海製造「中國威脅論」。客觀地講,這些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為南海諸國贏得了政治同情分,並將南海爭端擴大到國際組織,達到了引起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目的。

二、南海爭端的問題屬性分析

2.1南海爭端是一個多元化的系統問題

從南海爭端的要素組成來看,存在多元問題爭議。南海爭端是一個問題譜系,它包括島嶼主權、專屬經濟區劃界、外大陸架劃界、海洋管轄權等分歧和爭議。特別是針對中國在南海的傳統邊界線即「九段線」問題上,南海周邊國家無視歷史事實,不遺餘力地極力反對。由於中國是在國民政府時期「十一段線」的基礎上公布了「南海九段線」,因此,在目前的中國地圖上,南海的傳統邊界線也是用距離相對較遠的九條未定國界線標繪的,關於「九段線」,在中國學術界,有以下四種解釋:一是國界線說,二是歷史性水域線說,三是歷史性權利線說,四是島嶼歸屬線或島嶼範圍線說。①1958年,中國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12海里領海寬度,其適用範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領土,包括中國大陸及其沿海島嶼,和同大陸及其沿海島嶼隔有公海的台灣及其周圍各島、澎湖列島、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以及其他屬於中國的島嶼」。《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第14條指出「本法的規定不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享有的歷史性權利」,表明對南海九段線法律地位的確定,中國政府可能堅持對線內的島礁灘洲及其附近海域擁有歷史性權利。⑦南海周邊國家的侵略行為,與「九段線」賦予中國的歷史性權利以及上述法律規定對這種權利的固化,形成了鮮明對照,也使雙方在南海爭端中產生了難以調和的根本性矛盾。「由於各國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邊界在南海海域相互重疊和交叉,原本存在的各種爭議更加複雜化,而不進行海洋劃界,任何形式和內容的合作和開發都將難以為繼。」③由此可見,在南海島嶼主權沒有解決之前,南海諸島的外大陸架劃界、專屬經濟區劃界、管轄海域劃界必然存在多元化的矛盾。從南海爭端的涉事主體看,存在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南海是國際上重要的海上航道,是中國取得地緣戰略優勢的地方,也是中國國家重要利益之所在;它是美國全球戰略至關重要的一環,也是日本力保的「海上生命線」,關涉美日戰略利益;是越南的天然屏障,是印度近年來進入太平洋的覬覦之地。對菲律賓而言,南沙群島是「正對其腰部的一把匕首」,是汶萊和馬來西亞經濟發展的重要來源。因此,南海爭端所涉及的國家不僅有區域內的直接利益相關者,也包括區域外的間接利益相關者。具體來看,南海爭端的直接或間接利益相關者包括中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印度尼西亞、美國、日本、印度和中國台灣地區等。這些國家和地區圍繞南海爭端,形成了「四國五方」進行軍事佔領、「六國七方」發生主權爭議、「九國十方」產生利益爭端的複雜局面。而且,中國在同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印尼等國談判時,又不可避免地要直面東盟這一國際組織,甚至區域外的歐盟、澳大利亞也可能參與其中。顯然,南海已經形成了多元利益主體和多方利益格局。從南海爭端中的力量結構看,存在多元化的力量結構,除中國和南海周邊各國外,還有基於圍堵遏制中國的美、日、印等國力量。其中,由於中國和東盟在地理上比較接近,中國把發展同東盟的友好關係作為優先考慮的方向之一,目前業已順利啟動「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2011年,美國加快了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步伐,公開地積極插手南海爭端,強化與該地區盟國的軍事合作機制。這不僅能夠強化其在亞太特別是在東盟地區的影響,而且也起到了遏止和牽制中國崛起的作用。日本為了消解中國不斷增強的世界性影響,把發展同東盟的關係放在重要的地位,力圖以東盟為突破口,在亞洲爭取領導地位。作為實力較弱的整體性力量,東盟是十個小國組建的國際組織,由於南海問題上大國強國多,東盟十國要達成「集體對抗」中國的「積極一致」是有困難的,但東盟中的越菲馬印尼等國也有形成「集體對抗」中國的「積極一致性」。在南海爭端的現實中,東盟往往採用「以大制大」平衡策略加以應對,適時打出「美國牌」和「日本牌」對付中國。因此,在南海爭端中,存在著中國、東盟、美日等多元化的力量結構,這種多元化的力量結構,使南海進入「戰國時代」,折射出南海爭端的系統屬性。

2.2南海爭端是一個複雜化的結構問題

首先,南海爭端的外在政治環境惡劣。由於中國的崛起引發了美日歐的集體恐慌,特別是美國絕不會輕易讓中國挑戰自己的霸權,在和平演變戰略失去效力的情況下,美國採取了「圍堵」戰略。在東面,美國設置了兩重島鏈,在韓日等國部署了許多大型軍事基地,形成了以「美日韓菲澳」為首的「亞洲小北約」圍堵中國的態勢,試圖封鎖中國進入太平洋的前出道路。日本在東海和釣魚島與中國形成僵局,美日插手台海事務,加大對台售武力度,破壞兩岸和平發展,利用朝核問題對東北亞保持高壓狀態。在西面,美國已經取得了中東的伊拉克戰爭和中亞的阿富汗戰爭的勝利,目前,美國可能對敘利亞和伊朗進行軍事打擊,使中國的原油供給基地和西面陸路油氣供給通道受到潛在威脅。同時,美國還暗中支持藏獨、疆獨勢力,繼續給中國製造麻煩。在南面,美國插手緬甸和巴基斯坦國內事務,試圖堵截中國兩條陸路戰略通道;美國還慫恿、支持印度與中國作對,印度也不斷向藏南移民,不斷強化阿魯納恰爾邦的防衛力量,為中印政治解決邊界爭端製造了許多麻煩。如果將南海政治情勢置於中國地緣政治總格局中來看,南海爭端所處的外部政治環境嚴重消耗了中國的戰略資源,彰顯出中國當下的安全形勢異常嚴峻,使中國無法集中精力解決南海爭端,導致中國在南海爭端中難以制訂出比較明晰的國家戰略。其次,南海爭端的內在問題異常複雜。從南海爭端的問題結構看,爭議不僅在南沙群島及其海域,也存在於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及其海域。不僅中國和越菲馬等國之間有爭端,越南與菲律賓和馬來西亞之間、馬來西亞和印尼之間也存在分歧。涉及到的利益攸關方比較多,有大國強國,也有小國弱國。爭端的類型也多,包括島礁歸屬、海域劃界、資源開發、航路安全等方面的爭議。從南海爭端的內在屬性看,各方的政治立場、解決問題的底線、解決問題的誠意、解決問題的策略各不相同。形成戰略共識容易,形成普遍接受的解決方案十分困難,甚至可以說,目前幾乎不存在具有同一效用偏好的解決方案,對南海問題情勢的判斷、問題屬性的把握、問題結構的厘析都存在一定困難,甚至對一個問題進行各方均能認可的闡述都非常困難。比如,有人認為南海問題的實質是中國對爭議的態度;有人認為是領土和主權歸誰所有;有人則認為是利益爭執或資源之爭;也有人認為南海問題的實質是國家戰略安全的問題。如此多的觀點足以說明,南海問題是一個複雜性的問題。由於南海問題最終結果不好預測,各種事件發生的概率難以估算,突顯出南海問題是一個結構不良的國際政治問題。①

2.3南海爭端是一個重要而緊急的戰略問題

所謂重要的問題,就是影響深遠、影響全局、影響根本的問題。南海爭端就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問題。這是因為:首先,中國是大國,但還不是強國;中國是海洋大國,但也是海洋小國。雖然中國管轄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面積廣大,大陸海岸線和島嶼海岸線漫長,但人均擁有海洋面積少,單位陸地面積平均擁有的海岸線長度少,可管轄的海域面積與大陸面積之比小,實際控制的有爭議的島礁數量少,缺乏白海入洋的前出通道,導致中國出現「有海無洋」的尷尬局面。海洋政治版圖局限在近海,航運可能受到馬六甲海峽「卡脖」制約。其次,在島嶼歸屬之爭、海域劃界之爭、海洋資源開發之爭中,在國家海權意識比較缺乏、海洋軍力不夠強大、對海上利益重視有待提高的情況下,美日染指南海,越菲馬等國群起爭利,使中國南出面臨馬六困局和印度東進威脅。上述情勢表明,中國在海洋時代處於不利地位,因此,中國要真正成為有影響力的大國,實現國家的崛起和民族的復興,實現從大國到強國的跨越,必須自陸下海、自海出洋,必然要經歷「陸地中國」向「海洋中國」的戰略轉變,而南海爭端嚴重製約著上述目標的實現,因此,南海爭端是一個影響中國國家戰略目標實現的重要問題。所謂緊急的問題,就是需要立即處理的問題,南海爭端是一個緊急的戰略問題。這是因為,在國際法學界,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如果一個無爭議島嶼被某國佔據50年以上,那麼,該島嶼將自動成為該國領土。儘管這一時效原則還未有定論,但國際社會還是有意無意地以此為依據來判斷某一島嶼的歸屬。由於南海群島多數島嶼是在20世紀70年代被其他國家佔領的,如果到2020年還沒有收回,中國收回這些島嶼的難度將明顯增大。從現實來看,南海周邊國家控制了南沙的大多數島礁,除太平島外,中國控制的島礁面積都比較小。在軍力有限的情況下,增加駐軍不太現實,而海監巡航只有短期效應,起不到實質性的威懾作用。雖然中國早就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政策,但在現實中,中國擱置了主權,卻沒有進行開發,南海周邊國家雖然對「擱置爭議」不置可否,但卻在不斷加快開發的步伐。從中國和南海諸國在南海的具體表現看,由於中國的隱忍、平和與低調,使人感覺到作為中國「核心利益」的南海事實上被「去核心化」了,南海周邊國家的強硬、高調卻使人感覺到南海似乎成為他們的「核心利益」。從博弈結果來看,中國在南海的主權被邊緣化為「名義主權」,南海周邊國家的「主權」反而成為「事實主權」。目前,南海周邊國家已經從「一國單獨行動」向「多國集體協作」、從「實際控制」向「永久佔有」轉變。如果中國不採取有力措施,在區域外大國的干預下,南海周邊小國採取「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或許會將已經侵佔的「成果」永遠竊為己有。因此,隨著2020年的不斷逼近,南海爭端日益成為一個時間敏感的緊急問題。

三、南海爭端的戰略困境分析

3.1我國面臨內外雙重戰略壓力首先,從內部看,我國在南海爭端中的劣勢大於優勢。客觀地講,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開始逐漸重視海洋、海權和海軍建設,先後建立並完善了國家和沿海地方的海洋管理機構,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海洋執法、管理監測和科學研究隊伍,並制定了有關法律法規,開展了各項海洋綜合管理工作。而且,為了維護南海海洋利益,加快了海軍建設步伐,提出了海洋強國戰略,這些工作為中國開創海洋世紀、迎來海上中國的時代奠定了良好基礎。然而,幾千年的農耕文化使國人的思維長期被束縛於陸地:陸地意識強於海洋意識,陸權觀念甚於海權觀念、陸上防禦重於海上防禦。即使是在21世紀的今天,雖然黨和國家領導人十分重視海洋,但國家領導人的重視無法掩蓋中國國家海洋政治戰略滯後的現實,也無法掩蓋國人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念淡薄、海洋教育資源和海洋知識普及仍然缺乏的事實。這導致中國在捍衛國家海洋主權和海洋權益方面措施不夠得力。、手段比較有限;在協調與周邊海洋國家的關係方面缺乏戰略儲備;在維護地區海上和平與安全方面缺乏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目前,南海周邊國家不斷擴張軍力,潛在的政治衝突直接拷問著中國的海洋政治戰略,而潛在的戰爭隱患也拷問著中國軍事力量特別是海空軍的應對能力。其次,從外部看,我國面臨難得的戰略機遇期,但又面臨嚴峻的挑戰。在陸地上,中國傳統安全威脅依然存在,非傳統安全威脅有上升趨勢,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在不斷增多。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海洋政治方面依然存在,圍繞海島、領海、航路、大陸架、專屬經濟區的局部衝突和熱點問題此起彼伏。在南海,島嶼被侵佔、海域被瓜分,資源被開採,漁民經常遭到抓捕,傳統漁場逐漸喪失。國家對南海航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而南海周邊國家在不斷加強現代化的海空力量,這直接威脅到中國南海海洋軍事安全。美日印積極染指南海,南海周邊國家也取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特別是美國在南海不斷滲透的舉動,對中國的海洋戰略走向帶來了許多挑戰。目前,美國的南海政策呈現出「三種姿態」和「三個階段」。「三種姿態」是從防禦姿態——威懾姿態——動武姿態的轉變,「三個階段」依次為:第一階段是阻止中國南海成為任何一國尤其是中國的「內海」;第二階段是使用威懾戰略,來防止各國使用武力威脅他國,督促各國克制自身,避免採取損害穩定的行為;第三個階段是在必要時顯示美國的軍事力量。①美國的這一戰略帶動了其他國家的戰略跟進,使得中國在南海的外部環境存在重大隱憂。

3.2南海爭端使中國面|臨戰爭與和平的兩難選擇

為了緊緊抓住戰略機遇期,中國一心一意謀發展、韜光養晦不當頭,目的在於實現中國迅速崛起和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夢想。為此,中國採取了十分溫和的政治和外交策略,其目的就是為了緊緊抓住「戰略機遇期」,這是中國既定的國家戰略,也是理性的國家選擇。為此,在「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的戰略判斷下,鄧小平提出了「近海防禦」的海防思想、「精幹頂用」的海軍建設思想和「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處理海洋爭端的戰略思想。此後,江澤民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以及「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外交方針。胡錦濤也主張對外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倡導建設以「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為主旨的和諧世界。2005年4月,胡錦濤主席強調要使南海成為「友誼之海」、「合作之海」,這既是對中國解決南海爭端政策的重大宣示,也是在新形勢下正確處理南海爭端的重要戰略方針。然而,南海周邊國家無視中國釋放的善意。不僅如此,這些國家普遍認為,一旦中國迅速崛起,在南海獲得利益將十分困難,因此,它們均採取了更加務實的「先下手為強」的策略:相機發難、借力干預、繼續爭議、先行開發。這直接導致「擱置主權,共同開發」方針日益被邊緣化。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綜合國力不斷提高、國家迅速崛起的情況下,南海爭端的解決卻沒有實質性進展,還經常遭受南海周邊小國的「羞辱」。如果我們繼續採取隱忍戰略以維護南海穩定大局、採取退守戰術以規避潛在衝突,必然要面臨國內民眾的輿情壓力和民族主義人士的不滿;如果採取擴軍備戰的戰略進攻對策,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的關係必然受到影響,也會給區域外大國進一步遏制中國提供借口,如果爆發戰爭,我國的戰略機遇期必將喪失。如此艱巨的國家戰略難題,給中央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壓力,考驗著中央的智慧!南海問題久拖不決,勢必會嚴重影響中國的國家尊嚴和民族自信性,影響中國軍隊的形象和戰鬥力,黨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資源也會遭受損失。為此,中國必須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在戰略層面對南海問題進行全面審視和戰略安排。

四、中國在南海爭端中的積極作為

在南海爭端中,中國曆來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體現。客觀地講,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在某個階段奉行「韜光養晦」策略,不失為一種明智之舉。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南海周邊其他國家既不「韜光」也不「養晦」,且行動上的「率先開發」,這種現狀倒逼著中國必須要對南海策略乃至戰略進行重理。如果只是著眼於南海的維穩大局而一味強調忍讓,不僅嚴重影響到我國進入南海、開發南海的進程,而且也會給後人留下更大的歷史隱患和主權爭議。筆者以為,與其讓南海周邊國家「任其所為」,不如我國「積極作為」予以反制。

4.1通過多種方式和多種途徑持續性地宣示南海主權一般情況下,一個國家對外宣示主權主要是通過外交途徑來進行。在南海問題上,在對外交往特別是與區域外的大國交往中,中國可以適時提出並要求對方支持中國對南海擁有主權,至少也要有如下表述:承認南海在歷史上屬於中國,理解、尊重和支持中國對南海的主權要求。在這一方面,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對台灣歸屬的表述:「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適時提出這種外交要求是中國在政治交往中合理而且必然的選擇。對南海諸國而言,如果中國不積極主張,國際社會也會逐漸默認南海島礁被佔領、海域被瓜分、資源被開採的局面。因此,中國通過雙邊談判持續性地進行主權宣示,是對談判方持續施加政治壓力的必要方式。在適當的時候,甚至可以考慮動用中國在聯合國的否決權,在事關南海諸國切身利益的問題上干預投票結果,迫使相關國家在南海島嶼主權表述中作出有利於中國的選擇。第二種方式是通過海洋行政和海洋執法來對外宣示主權。提高南海海洋執法力度,充分利用海洋行政和海洋執法方式來宣示主權,這對於維護我國南海海洋主權具有重要意義。目前,雖然,中國的海洋行政和海洋執法主體有海巡、海監、漁政等,但相對於中國的大國地位和龐大的巡邏海域而言,中國仍然缺乏大型的海上執法艦船,整個海上警備力量尚需要不斷加強。為了加強我國在南海的主權宣示,必須進一步在南海縱深海域通過反恐演練、打擊海盜;通過監測水文氣象、通航環境、船舶流量、海洋污染;通過海洋調查和海事救撈;通過漁政巡查水產養殖、打擊非法捕撈、繼續公布每年在南海的休漁期限和範圍等行為來宣示主權。這些相對溫和的非軍事方式既可以達到宣示主權的目的,也不至於使矛盾過於激化。為了加強中國在南海的海上警備力量,需要建造大量的適合遠距離航行的大型艦船。同時,在保持現有海上警備力量格局的基礎上,儘快組建行動統一的中國「南海海上警衛隊」,形成常規化巡航,實現與海軍之間的無縫鏈接。第三種方式是通過民間組織活動來對外宣示主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民間社會團體獲得了很快的發展,民間組織獲得了社會的廣泛認同。作為第三種機制性力量,在國與國的交往中,中國民間組織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南海主權宣示中,通過民間組織進行適當的主權宣示,是對中國外交的有力支持。在這一方面,中國政府不僅要放鬆規制,而且要支持民間組織的愛國行為。在適當時候,可以借鑒兩岸三地的「保釣」模式,通過聯合台灣和港澳愛國人士,組織民間力量來維護中國對南海的主權。例如,1996年,美國業餘無線電協會理事會將黃岩島宣布列為「DXCC分區」,並以「BS7H」表示中國在黃岩島擁有一個電台,使中國無線電愛好者先後四次登上黃岩島,達到了宣示和維護中國對黃岩島主權的目的。

4.2敦促南海周邊國家共同遵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在南海諸國看來,單獨與中國對抗無異於蚍蜉撼樹,單獨與中國磋商猶如「螞蟻與大象談判」。基於自身的利益考慮,南海諸國有可能聯合起來成立一個針對中國的「南沙集團」,以增加談判籌碼。雖然目前中國和東盟諸國的雙邊關係不大可能被南海爭端所綁架,但區域外大國的介入,很可能加速「南沙集團」的成立。近年來,美國與南海周邊國家不斷舉行「卡拉特聯合軍演」,一個以保衛東南亞各方在南海權益的「卡拉特海上力量集團艦隊」正在逐漸形成。倘若如此,這將給中國帶來極大的麻煩。因此,一方面,中國應明確表示願與東盟及其各國進一步建立良好的雙邊或多邊關係,另一方面,也要未雨綢繆,充分利用外交籌碼明確反對「南海集團」的成立,特別是要警告區域外大國不要利用軍演和論壇等形式,成立隱形的「南沙集團」。在各種雙邊外交談判中,中國應要求對方明確表態不參與「南沙集團」,不得以「南沙集團」為籌碼敲詐中國。而且,一旦有關國家發起成立「南沙集團」,要敢於採取有效措施予以堅決反擊,比如遞交外交照會、降低外交等級,甚至宣布退出《南海各方行為宣言》。「要有效遏止「南沙集團」的成立,中國要採用「一視同仁,區別對待」的原則處理可能發生的事件。在這裡,「一視同仁」是指,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對南海周邊國家採取「一視同仁」的原則進行共同開發;「區別對待」是指,對那些無視中國友好姿態與合作誠意、有意挑戰中國戰略底線的國家,應根據事態進展和敵對程度區別對待,特別是要對那些在南海問題上故意挑頭鬧事的國家,中國要有堅定的懲罰其挑釁的意志。為此,中國應由易到難、先經後政、逐級分化抱團抗衡中國的南海諸國。先針對那些矛盾小、衝突少的國家談判解決,再擴大到矛盾比較大的國家,力爭將爭端控制在雙邊範圍之內,力戒美國介入的複雜態勢和不利局面的出現。基本思路是,要採取「阻止、穩住、抓住、打壓」戰略,逐個解決。「阻止戰略」是指,對於在南海與中國的利益矛盾相對較少的國家,可以考慮在遵循「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基礎上,儘早與其展開實質性的雙邊談判,採用「軟手段」來阻止其加入「南沙集團」。「穩住戰略」是指,對那些在南海獲取的利益比較大,但與中國經濟關係密切,對華態度相對友好的國家,可以考慮採取「協商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盡~切可能穩住這些國家不要加入「南沙集團」,爭取和平解決與其在南海的爭端。「抓住戰略」是指,對於那些在南海獲取利益很大,與中國的分歧也大,但由於與中國交往密切、聯繫較多,能夠通過談判維持現狀的可能性比較大的國家。應與該國加強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民交往,耐心勸解其要看清形勢,不要加入「南沙集團」有意抗衡中國。對於那些在南海問題上總是撥弄是非,積極倡導成立「南沙集團」的國家,中國應採取「對等升級、以武促談」的方式,積極壓制其在南海問題上挑戰中國。如果中國能夠阻止、穩住、抓住一些國家,那麼,中國就有精力、有能力有效打壓個別挑頭鬧事的國家。最終,中國將能夠化解「南沙集團」可能帶給中國的巨大壓力。對於區域外大國而言,其在南海有重要的戰略利益,但這並非他們的核心利益,某種程度上講,南海只是他們遏制中國的一張「牌」,對此,中國可以通過戰略利益交換,阻止其興風作浪。

4.3儘早制訂「南海大開發」戰略,實質性進入南海海域進行「屯海」我國「經略南海」,必須要制訂「南海大開發」戰略。筆者以為,為了使「共同開發」變為現實,中國必須明確提出「南海大開發」這一國家戰略,並將「油漁戰略」作為「南海大開發」的核心戰略:油氣先行,漁業緊隨、旅遊跟進。「油氣先行戰略」是指,在南海大開發過程中,綜合各方面的因素,擬先行開發南海油氣資源。目前,南海有1000多口油井,但卻沒有一口屬於中國。針對這種情況,中國絕不能袖手旁觀。特別是,「海洋石油981」的成功研製,標誌著中國具備了在南海深海海域獲取油氣資源的能力,而「瓦良格」航母即將服役,也意味著中國有能力為開採油氣資源提供安全保障。「漁業緊隨戰略」是指,我國在進行南海油氣資源開發的同時,要大力發展南海漁業資源開發。南海漁業資源豐富,距離大陸距離比較近,相對遠海和大洋捕撈作業,南海漁業資源開發成本相對較小。然而,由於南海周邊國家的漁民在此過量捕撈,南海漁業資源迅速下降,加之越菲馬印尼等國不斷抓扣我國漁民,導致中國漁民在南海南部進行捕撈作業的積極性嚴重不足。為了通過漁業開發來宣示和維護主權,南海漁政局應通過調查研究,制訂針對南海捕撈作業的支持性財政政策,通過對公司和漁民提供動力設備、捕撈設備、技術指導、災難救助和專業培訓,對漁獲進行價格補貼和稅費減免等多重措施,提高漁業公司和廣大漁民前往南海開發漁業資源的積極性。「旅遊跟進戰略」是指,要在適當時候發展南海旅遊業。經由旅遊資源開發和旅遊觀光活動所引起的摩擦和爭端,遠比通過軍事活動、油氣資源開發所引起的負面影響要小。因此,筆者以為,中國可以在《海南國際旅遊島規劃綱要》的框架基礎上,以更加開放的海洋旅遊政策,漸進、有序推進從西沙到南沙的旅遊戰略。鑒於南海問題的複雜與敏感,在開發西沙旅遊時,應多干少說,在對外宣傳上宜低調處理,把開發西沙旅遊視為經濟活動,強調用市場方式實施西沙旅遊的開發項目。①在時機成熟的情況下,可以鼓勵外資和民間資本投資開發南海的海洋旅遊,豐富海南海洋旅遊產品,也可以考慮和南海諸國展開談判,合作開發南沙群島旅遊資源和旅遊觀光項目。當然,實施「南海大開發」戰略,關鍵是中央政府與廣東和海南各級地方政府要全面參與其中。經略南海,一定要有「屯海」意識。學者歐陽國華認為,「屯海制」可以借鑒古代屯田制度的合理內核,運用現代證券化技術,把資本與人力「屯」到海洋,統籌海洋開發與防務的一體化海洋防務經濟戰略組合。他認為,實行「屯海制」,可以用豐富的海洋資源提供擔保,通過海洋資源「證券化」手段快速籌措開發與防務資金;建立平戰結合、軍民結合的「南海建設兵團」。⑦國家要做到大力支持、精心統籌,軍隊保護、企業開發與地方經營相結合,來保證以軍保企、以企帶民、軍企民互助。筆者以為,實施「南海大開發」戰略,必須要適時建設大型物資補給基地。為了有效維護南海主權,中國可以採用「三步走」戰略:第一步,先在南海最重要的幾個戰略位置修建導航燈塔、氣象數據採集站、無線電裝置,以維護導航燈塔或氣象數據採集站設備的名義修建專人駐守的「高腳屋」;第二步,儘早在南海南部海域開展科學研究,修建綜合海洋研究平台,根據事態發展修建大型國土界碑或主權碑;第三步,修建人工島或大型浮動式平台。不斷加強大型浮動式平台的建設力度,最終成為油氣開採、漁業捕撈、海洋活動中的物資補給基地,為我國逐步加大南海開發力度、加快向南海南部海域擴大開發範圍奠定基礎條件,使我國能夠實質性地進入南海南部海域。

4.4構築「環南海經濟圈」。建設「南海海洋救助基地"當然,中國制訂並實施「南海大開發」戰略,必然會引起南海周邊某些國家的反對,但是中國主張構建「環南海經濟圈」,可能會受到南海周邊國家的歡迎。由於南海的地理位置特殊,自然資源豐富,周邊國家少,地理距離近,這為「環南海經濟圈」的建設提供了便利條件。而且,各方經濟聯繫密切,共同利益多,合作潛力大,華人數量眾多,文化和價值觀相近。「可以通過協商,按地域分工,發揮各自優勢,實行全方位合作,多目標開發,互補互利,共同發展0」③另外,對南海提出主權聲索的國家中,不僅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之間存在島嶼主權歸屬、海域劃界和資源開發的爭端,而且南海周邊國家之間也存在爭端。要解決這些爭端,中國應藉助強大國力和巨大影響力,促動南海周邊國家先放下爭端,強調合作共贏。因此,中國可以藉助「10+l」平台,與那些南海主權聲索國聯合起來,共同建設「環南海經濟圈」。如果「環南海經濟圈」順利建成,各成員國可以藉助「環南海經濟圈」,先從經濟人手,協商實施「共同開發」的基本規則與合作事宜,使得各國在「共同開發」中都能夠受益,幫助解決周邊國家的民生問題,造福周邊國家人民。如果建設「環南海經濟圈」的設想能夠落實,無疑可以實現南海「外部問題的內部化」。如此,對中國而言,在南海周邊國家開發南海的同時,也能夠順利實施中國的「南海大開發戰略」。南海是全球最為繁忙的航道之一,也是周邊國家漁民捕魚的主要漁場之一。由於南海水文氣象環境複雜、氣候多變,導致這一海域海難多發,海盜問題比較嚴重。而周邊各國的海洋救助都各自為陣,不能有效解決海洋事故、海盜襲擊、沉船打撈等海洋救助需要。在南海共同開發陷入困局的情況下,如果中國主張在南海率先展開海洋救助領域的合作,可能是打破南海合作困局的重要途徑。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在「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前提下,如果中國積極與南海周邊國家協商,在南海特別是南沙群島某些合適的島礁和暗沙上建設「南海海洋救助基地」,為過往船隻提供燃料、食物、淡水以及藥品等,藉助本國專業化的救助隊伍,救助遇險的各類船隻,並與周邊國家的海上救助隊伍之間建立合作救助機制,溝通與共享海洋救助信息。南海周邊國家願意出資建設的,可以採取商業合作模式共同建設「南海海洋救助基地」。基地建成之後,可以向過往受救助船隻收取救助費用,這可能是南海合作的一種新模式。這既有助於擱置南海主權爭議,又可以為實現共同開發探索出路。

4.5要加強大陸與台灣在南海的合作力度儘管海峽兩岸仍存在政治歧見,但對於南海周邊國家的侵略行為,海峽兩岸幾乎同時予以譴責和抗議,兩岸在共同維護南海權益方面並沒有多大爭議。特別是,雙方沒有就對方的行為表示抗議,甚至在上世紀的南海海戰中也存在心照不宣的默契與合作,這實際上就是對「一個中國」原則共識的重要體現,這為兩岸未來的合作提供了很好的歷史條件。馬英九執政後,多次對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的挑釁行為提出嚴正抗議,多次重申對南海的立場。台灣也通過了《南海政策綱領實施綱要》,主張在南海要堅決維護主權、加強開發管理、促進南海合作、和平處理爭端、維護生態環境。這與大陸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十分相似。所有這些,為兩岸攜手維護中華民族的固有疆域,共同協防南海海防提供了可能。正是由於上述原因,在南海問題上,「兩岸同為南海主權的『聲索方』,同在南海地區控制著一定區域,兩岸如能在當前的『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尋找到一種有效可行的互動模式,致力於建立政治與軍事上的合作互信、經濟上的合作開發等目標,這無疑將有助於維護中國在南海地區的主權和海洋權益」①。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要建立「南海合作」機制,雙方可以舉行聯合巡航、聯合勘探,推動漁業、旅遊等方面的合作,共同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最後,通過經濟上的合作開發,逐漸達成政治共識與軍事安全互信,在南海無爭議海域率先開展資源合作開發,在敏感地帶開展海洋救助合作。這不僅能夠提高大陸和台灣在南海爭端中的話語權,而且對兩岸尋求共同利益、形成合作機制、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4.6通過立法確認主權。積極做好維護主權的準備對南海問題我們不能抱任何幻想,採取非和平手段反擊侵略行為是必須予以考慮的,為此,既要通過立法確認南海的主權,又要積極做好維護主權的鬥爭準備。雖然中國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島保護法》等國家海島及海洋主權的法律法規,但在國內法層面,有許多地方尚沒有明確法律規定。譬如南海島嶼、沙礁、淺灘的準確數據和管轄歸屬,專屬經濟區、外大陸架的劃界以及海洋剩餘權等問題。在海洋環境、海島生態、航道維護、科學考察、氣象觀測、打擊海盜、海洋救助等海洋行政管理方面,同樣需要立法來提供執法行為的法理依據和正當性解釋。為此,中國應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海島、海域和海事等方面的法律法規,通過國內法儘早確認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向國際社會更加充分地表明中國在南海的主權,也為中國的海巡、海監、漁政部門依法行政提供法律保證。立法為中國收復南海主權提供了國內法依據,為中國依法收復南海主權奠定了基礎,也可以降低其他國家直接介入的決心和意志。然而,以法律的方式規定南海主權,還需要強大執法能力作保障,海洋執法能力主要體現在國家實力特別是海洋軍力上,為此,中國還必須加快海空力量建設。在解決南海問題上,一方面要戒急用忍,需要以審慎樂觀的態度和極大的戰略智慧爭取和平解決,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戰略層面做好最壞的打算。正如張召忠將軍所言:如果從傳統海疆線原則基礎上後退,可能將最終推翻傳統海疆線的原則,南沙群島各佔領國和主權擁有國之間就會展開平等談判,主人和強盜平等談判的結果可能會按照群島水域的劃分原則進行劃界。這樣下去,南沙可能永遠回不來。①從目前來看,南海形勢的真實現狀是:「打不得、談不攏、拖不起」。雖然中國曆來主張通過談判方式和平解決南海爭端,然而,南海諸國中有些國家通過國內立法、購置軍備、強化軍力、升級爭端等手段抱團與中國抗衡。如此,在力爭和平解決南海爭端的基礎上,倘若堵死了中國通過政治方式解決南海問題的出路,某些國家篤定要採取「不談」方式導致南海問題久拖不決。在和平解決南海爭端無望或國家主權受到嚴重侵害的情況下,也要做好使用非和平手段解決南海爭端的鬥爭準備。

五、結語

21世紀第二個十年是中國極為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是中國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視野來看,很可能是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拐點」,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影響中國戰略機遇期的新因素日益增多,中國面臨的內外機遇和挑戰都在增多,機遇處理不好可能變成挑戰,挑戰應對得當可能轉化成新的機遇。⑦在南海爭端中,中國仍然需要從戰略高度釋放政治善意、作出友好舉動、展現和平姿態。筆者以為,我國既不能委曲求全來「軟招」,也不能好勇鬥狠使「硬招」,而是要審時度勢用「和招」。但是,當我國的重要利益受到嚴重侵害,所有「和招」均失效的情況下,中國該「出手」時就要「出手」,既不忘戰,也不好戰,更不畏戰。當有人非要將戰爭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時,我們只能選擇以戰止戰、以戰求和,只有如此,方可化解南海戰略局勢全面惡化的可能,才能將南海爭端的話語權和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國南海海洋政治戰略研究——論南海爭端中的中國作為,鞏建華,廣東海洋大學)

國際形象是國際體系中其他行為體及外部公眾對一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地理等方面狀況的認知與評價,④其有實體和虛擬之別,對國際形象的接受有國內和國際受眾之別,對國際形象的塑造和建設又有不同參與主體之別。②因此,國際形象具有顯著的可塑性。國際形象的塑造往往由於形塑主體和受眾的利益差異而產生程度不一、性質不一的變化。從現實的環境來看,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既具備中國國際形象形塑主體的身份,又有作為中國國際形象國際受眾和國內受眾的身份,他們對中國國際形象的塑造和理解有著不同的看法。國際社會對華認知理性、客觀的聲音雖然在增強,但對中國發展的曲解、誤解依然存在。⑧同時,國內民眾也時常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在看待中國處理地區與國際事務過程中的國際形象時往往缺乏足夠的理性與平和。國際社會曲解中國南海維權行為往往給中國國際形象帶來負面影響,國內民眾也時常對中國南海維權現狀流露出不滿的看法。由此,中國南海維權過程中表現出的國際形象在傳播過程中發生了差異性的變化。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作為南海爭端方之一,雖擁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但在處理南海問題和展開南海維權時,不得不同時面對其他聲索國的無理糾纏、國際社會的曲解和國內民眾的雙重壓力。那麼,中國政府在南海維權的過程中希望展示何種國際形象?國內民眾在接受和重新塑造中國在南海維權過程的國際形象時又有怎樣的想法?以西方國家和東南亞其他南海爭端方為代表的國際社會,又給中國在南海維權過程中表現出的國際形象賦予了何種內容?本文擬對這些問題進行嘗試性探討,並就中國未來展開南海維權時如何校正和改善國際形象提出有關建議。

一、維護地區和平與反對霸權之中國形象

改革開放後,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對中國國際形象的塑造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曾在1999年2月召開的全國對外宣傳工作會議上全面描繪了中國的國家形象,並對中國在處理地區與國際事務時的國際形象作了特別描述:「繼續向世界說明我國反對霸權、維護和平、支持國際正義事業的立場,充分展示中國人民愛好和平的形象。99①此後,中國在處理地區與國際事務的過程中一直為樹立中國「反霸權與維護和平」的國際形象努力,並從整體上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對中國大國地位的提升帶來了顯著益處。中國是南海周邊國家,在處理這一問題和開展南海維權的過程中,除希望樹立其「堅決捍衛南海主權和國家領土完整」的國際形象外,對「維護地區和平與反對霸權」的國際形象也有著同樣的追求。南海問題是中國與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有關聲索國的雙邊爭端。因此,中國一直以來均從中國一東南亞國家的雙邊關係及中國一東盟關係的高度,本著維護南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共同想法來處理南海問題和開展南海維權。中國曆來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政策則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在處理南海問題的立場與原則層面,中國政府提出並長期堅持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一立場和原則提出的初衷之一就是為了維護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良好關係。②1992年,中國一東盟開始對話,中國與東盟的多邊關係由此起步。③是年,時任中國外交部部長的錢其森就曾指出:「在南沙問題上同我們存在爭議的國家都是中國的友好鄰邦,我們重視同這些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不願看到因為存在分歧發生衝突,影響國家間友好關係的發展和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我們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願意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同有關國家談判尋求解決的途徑,條件不成熟可以暫時擱置,不影響兩國關係。」④自此,中國不僅在長期的周邊交往中踐行了「以鄰為伴、與鄰為善」與「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政策,而且在處理南海問題的過程中一直堅持與越南等南海問題爭端方就海上劃界、海上安全保持雙邊溝通渠道的順暢,竭力避免南海問題的複雜化,推動中國與有關東南亞國家在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展開更多的實質性合作。基於和東盟在維護南海地區和平與穩定方面有著顯著的共同利益,中國長期以來還一直對東盟在地區一系列多邊機制中的主導地位給予支持,並通過外交與協商的方式與東南亞國家達成了《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2002)及《(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指導方針》(2011),竭力與各方協力共同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2012年7月,時任中國外交部部長的楊潔篪在出席東盟峰會外長會議和東盟地區論壇等系列會議時,再度就南海地區安全闡明了中國的立場:「各方要切實按照《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精神,保持自我剋制,不採取使爭議擴大化、複雜化和影響和平與穩定的行動0」①該聲明又一次向東南亞國家及其他與會國家展示了中國作為「地區和平與穩定維護者」這一國際形象。在南海問題的發展過程中,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日本與印度等域外大國不斷加強了對南海問題的介入。這不僅成為南海問題國際化的直接推動因素,而且給南海地區的安全帶來了不穩定因素。這些域外國家因對中國在地區的崛起持有「猜忌」心理,試圖以南海問題為支點,實現對華「遏制」與「制衡」戰略,以實現它們在地區保持主導地位或擴大影響力的目標。基於這一思維,美國、日本與印度在政治層面上實行對越南、菲律賓等國偏袒的政策,在安全層面上則加強與越南、菲律賓等國的合作關係及引導地區國家走向軍備競賽。在這一背景下,南海問題國際化由於受霸權思維的影響漸行漸遠,南海問題的複雜程度也隨之日益加劇。為此,中國在樹立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國際形象的同時,長期以來在南海問題上也一直堅持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與區域外大國介入南海爭端的立場,竭力避免美國等域外大國的霸權思維滲入南海問題。

二、國內壓力:民間輿論對中國南海維權現狀的不滿

中國國內存在著兩個輿論場,一個是官方輿論場,另一個是民間輿論場。由於這兩個輿論場並不完全一致,甚至出現對立的局面,②中國政府在南海維權過程中希望展示的國際形象未必與中國民間輿論對中國南海維權的看法一致。特別是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大國地位日漸提升的背景下,國內民眾在審視中國在南海維權中所展示出的國際形象時,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為此,平衡國內民眾日益增強的民族主義情緒及由此導致的對南海維權的高度期望與中國南海維權現況之間的矛盾,成為中國在開展南海維權時面臨的主要國內壓力。國內民間輿論對中國南海維權過程中的國際形象的塑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國內的相關問題研究學者,二是對這些問題持有關注態度的普通民眾。總體來看,中國國內民間輿論給中國在南海維權過程中的國際形象賦予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學者和民眾有認為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執行的政策和立場效用不佳和對東南亞國家外交被動的傾向。關於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政策主張及其效果,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曾發文認為:「中國的政策主張和外交實踐效果不彰,南海問題不是趨於解決而是逐步升級。」⑧就「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與立場,雲南大學李晨陽等學者則認為這一政策的效用越來越低。④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支持東盟在地區多邊機制中的主導地位,並積極融人地區多邊外交,與東南亞國家共同維護地區和平。對此,有學者給予了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被東南亞國家的多邊機制束縛,特別是中國向東南亞國家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問題,被「解除」了武裝,這是東南亞國家在外交上取得了勝利。⑤從反面看,國內民間輿論給中國南海維權中的國際形象扣上了「被動」的帽子。在南海問題上較為「軟弱」則是國內民間輿論賦予中國在南海維權中的國際形象的另一項內容。近年來,隨著中國發展對海洋依賴的日益加重和建設「海洋大國」的需要,中國加強了南海維權的力度。除展示於國人面前的日益增強的海上力量外,中國還不斷推動南海海域巡航制度與護漁制度的機制化和常態化。然而,這並未從根本上緩解中國在南海方向的戰略壓力,也未能滿足部分國內民眾在南海問題等周邊爭端上日益顯著的大國尊嚴要求。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國內民間輿論在對待中國處理南海爭端方面出現了「軟弱」、「強硬」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①2010年11月,《環球時報》主管下的輿情調查中心曾在中國部分城市就相關問題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將近40%的受訪者在「中國解決與周邊國家領土爭端應採取什麼方式」這一問題上,認為中國在必要時應使用武力,②對中國目前在周邊爭端上的「軟弱」顯示一定程度的不滿。隨著中國「新媒體」與「自媒體」時代的到來,③以及越南、菲律賓等國在南海問題上強硬態度的持續發展,中國民間輿論給中國在南海維權中所賦予的「軟弱」形象也在不經意間持續蔓延。從根本上來看,越南、菲律賓等國國家領導人的強硬態度及域外美國、日本與印度等大國借南海問題頻頻向中國施壓的現況,使民眾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中國大國尊嚴「受損」的感覺,而這毫無疑問地激發了國內民眾民族主義情緒的膨脹。由此,中國政府目前加強海上力量和推動南海巡航制度與護漁制度機制化、常態化的努力,未能滿足民眾對大國尊嚴和捍衛民族利益的需要。也即,國內民眾日益增強的民族主義情緒及由此導致的對南海維權的高度期望,與中國南海維權現況之間出現了差距與不協調。當然還需指出的是,中國政府有關「通過雙邊談判解決」南海問題的主張也得到了大部分民眾的支持,④由此反映出中國政府在南海維權中希望展示的「維護地區和平與反對霸權」的國際形象,得到了大部分民眾的認同。這種認同說明,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是成熟的愛國主義者,但中國人民絕不害怕戰爭,南海島礁主權決不退讓。

三、國際壓力:國際社會對中國南海維權的種種曲解

國際層面的壓力當然也是中國制定和執行南海維權政策時不可忽視的因素,而國際社會對中國南海維權的看法與中國在南海維權中展示的國際形象密切相關。中國在南海維權過程中面臨的國際壓力主要來自兩方面:其一是東南亞地區南海問題其他爭端方,其二是以美國、日本、印度等為代表的域外大國。因為這些國家在南海問題中的角色、利益均與中國對立,前述兩方面是影響國際社會對中國南海維權看法的最主要因素,同時也給中國在南海維權過程中希望展示的國際形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3.1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南海維權的審視在東盟國家的觀念中,中國總體的國際形象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巨人。⑤同時,東盟國家由於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和利益訴求存在差異及在處理對華關係時有著不同的立場與態度,⑥在看待中國南海維權時給出了在程度和性質上均帶有差異性的看法。越南、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的利益衝突相對突出,⑦因此,對中國南海維權過程中所展示的國際形象持有的看法也相對極端。越南、菲律賓除將中國視為地區崛起的巨人外,還罔顧中國一直堅持的「維護地區和平與反對霸權」政策和做法,大肆歪曲中國在南海維權過程中展示的國際形象。具體來看,越南、菲律賓一直竭力為中國南海維權過程中展示的國際形象賦予三方面的內容:第一,中國是南海問題的「製造者」。中國以九條「斷續線」主張對南海有關島嶼及其周邊海域的海洋權利。然而,中國的這一主張被菲律賓、越南等國視為南海問題產生的根源。菲律賓現任外長德爾·羅薩里奧(Del.Rosario)就曾對中國九條「斷續線」發表過指責性的看法,其認為中國以「九斷線」宣稱擁有整個「西菲律賓海」(即我南中國海)權利的主張是南沙爭端的關鍵,為通過有關國際法解決爭端設置了一個巨大的障礙。①第二,南海地區安全的「威脅者」。隨著海軍現代化與海上戰略影響力的增強,中國Et益被越南、菲律賓等國視為南海地區安全的「威脅者」。越南、菲律賓等國不僅藉此大力加強海上力量裝備,還竭力與美國、日本與印度等域外大國加強海上安全合作和為域外大國在南海地區保持軍事存在大開方便之門。第三,領土的「侵略者」。中國在南海海域的一系列維權行動,長期被越南、菲律賓等國視為對其「領土」的「侵略」行為。這些國家除向中國發出外交抗議外,還在國際上大肆渲染中國違反《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與越南、菲律賓對中國南海維權及中國南海政策的看法不同,東南亞地區其他國家對中國在南海維權過程中展示的國際形象賦予的內容則相對和緩。這些國家雖然對中國在地區的崛起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憂慮」,但隨著與中國在雙邊、多邊渠道溝通的增加和在經濟、人文與安全領域交流與合作的加強,對中國致力於地區和平穩定、承擔地區責任的大國形象越來越「感同身受」。②由此可見,東南亞地區部分南海爭端方對中國在南海維權和維護地區和平過程中展示的國際形象持有的極端看法及由此產生大肆歪曲的行為,是東南亞地區給中國南海維權帶來國際壓力的最主要來源。鑒於中國對東盟發展的支持及與中國在維護南海地區穩定與和平方面有著共同的訴求,東南亞另一部分國家則相對客觀地接受和反映了中國在南海維權過程中展示的良好國際形象。

3.2美國等域外大國對中國南海維權持有的有關表述美國、日本與印度等域外大國雖非南海問題的爭端方,但出於在地區政治、經濟與安全方面擁有層次不一的利益,對南海問題的關注與介入也日漸加深。同時,隨著中國南海維權力度的加強,美國、日本與印度等國以南海問題為支點,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的種種表述也不絕於耳。具體來看,「中國威脅論」反映到這些國家審視中國南海維權的看法中,則轉化為三方面具體的「國際形象」。東南亞一南海地區平衡的「破壞者」是美國、日本與印度等域外大國在南海問題上給中國塑造的第一個「國際形象」。雖然這一形象在20世紀80年代早已有所論述,美國學者馬翁·s.薩繆爾(MarwynS.Samuel)曾就認為,中國為了成為海洋大國採取了新的範圍更廣的強硬海洋政策,當代海洋爭端會與中國海洋力量的不斷壯大密切相關。③但是,中國作為東南亞一南海地區平衡「破壞者」的國際形象在20世紀90年代兩極格局結束以來,特別是在奧巴馬總統上台以來,由於美國、日本與印度等域外大國的塑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2009--2012年,有關「中國軍力如今的發展形勢是改變東亞軍事平衡的重要因素」的評判,連續出現在美國國防部一年一度的中國軍力報告中。④作為美國的盟國,日本追隨美國對華的這一政策基調,也一直將中國經濟的崛起與軍事現代化的發展視為破壞地區平衡的因素,認為中國憑藉著快速的軍事現代化,特別是海軍力量的發展,正在嘗試將南海演變為「門羅主義」的試驗田。①印度雖然對中國在地區崛起持有與美、日有所差異的看法,對華崛起採取了相對模糊與「微妙」的政策。但基於中印邊界問題的存在與中印在地緣空間上的競爭,仍對中國在地區的崛起存有「擔憂」心理,而印度不斷加強在南海海域的軍事存在和影響力正是這一心理的真實反映。南海航行安全至今仍是美國、日本與印度等域外大國介入南海問題的理由之一,美國甚至將南海航行安全視為其在南海地區的「國家利益」。②為進一步介入南海問題,美國、日本與印度等域外大國也一直延續了將中國塑造為南海海上航線安全的「威脅者」的做法,這一形象是美國等域外大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南海問題上竭力給中國強加的第二個國際形象。不可否認,這也與美國等國南海政策的調整有著直接的關聯。1995年5月10日,白宮發言人克里斯汀·雪莉(ChristineShelly)代表柯林頓政府首次確認了美國在南海地區的利益及在這一問題上的政策,她表示:「美國政府認為,在南海地區的單方面行動和反應加劇了本地區的緊張,美國強烈反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脅解決領土爭議,並要求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採取令局勢動蕩的行動0」③由於這一表態發生的背景是「美濟礁事件」,美國在字裡行間隱藏著對中國在該事件中有關行為的指責,將中國視為南海海上安全的「威脅」。21世紀初,中美在南海地區發生撞機事件,該事件的發生從側面再度反映了美國將中國視為地區安全「威脅」的心理。2009年,中美在南海地區發生「無暇號」事件,事件發生後,美國國會發布報告認為:「該事件表明了在美國傳統的作業區,中國潛在的軍事擴張威脅日益增大。」④與美國的看法相似,日本在以「海上安全」名義介入南海問題的同時,還將南海航行安全的「威脅」來源直指中國。2009年,日本在《防衛白皮書》中指出,「中國在我國(日本)近海以外的地區加強活動,例如在南中國海上與東盟國家存在領土爭端的南沙和西沙群島附近」,⑤第一次將「中國威脅論」擴大至南海區域。2010年,日本再次在《防衛白皮書》中強調了同樣的看法。⑥印度同樣強調南海航行安全,對維護南海地區航道順暢保持著強烈的關注。同時,印度也日漸將矛頭指向中國,認為:「如果中國主導這一地區,印度將很難經由南海通道參與地區事務。」⑦此外,美國等國在南海問題上也日漸將中國視為南海問題的「製造者」與問題根源,認為中國的南海維權行為越來越「獨斷專行」(asser.tive)和具有「侵略性」(aggressive)。這是美國、日本與印度等國試圖給中國南海維權強加的第三個國際形象。以南海九條「斷續線」為例,中國的這一主張在西方學者中也遭到了批判。美國傳統基金會學者沃爾特·羅夫曼(WalterLohman)一直認為,按照國際法原則,中國對南海地區的權利主張是不合理的,美國應當毫不動搖地支持菲律賓對南沙島礁的領土主權主張。⑧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學者勞爾·佩德羅(RaulPe一drozo)則更為反對中國的南海九條「斷續線」主張,認為美國應加入印度尼西亞與越南的隊伍。①這或多或少地對美國政府的南海政策產生了影響。2010年,中美經濟與安全委員會在給美國國會的一份報告中,曾在南海問題上將中國的「強勢作為」視為地區安全形勢惡化與局勢緊張的源泉。②日本也持有相同的看法,稱中國在南海地區的行動獨斷而愈加有自信。③作為印度最富有影響力的媒體之一,《印度斯坦時報》也在印度國內宣傳了與美日相似的看法,認為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態度越來越強勢。④四、結語國際形象是國際關係行為體互動與交往的結果,同時它作為一種可信度的標誌,對於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為此,中國逐步將國際形象納入自己的戰略框架,視之為制定大戰略的重要因素。⑤儘管如此,在南海維權的過程中,特別是與東南亞爭端方和域外美國等大國的互動中,中國希望展示「維護地區和平和反對霸權」的國際形象,既未全部為國內民間輿論所認同,又不能為東南亞部分國家和美國等域外大國所接受。同時,它們為中國在南海維權過程中展示的國際形象賦予了不同的內容。可見,中國南海維權不得不面對國內壓力和國際壓力這兩股相向而行的力量。中國一方面為了滿足國內民眾日益增長的民族自尊需求,需要在南海維權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和進一步展示捍衛主權完整的決心,但另一方面又受到來自國際層面的壓力,需要在南海維權過程中慎之又慎。那麼,如何在維護中國國際形象與切實維護南海主權之間實現平衡將是中國未來南海政策必須包含的內容。雖然南海維權方式方法的選擇很重要,但目前由中國政府主導的國際形象宣傳策略也值得反思。這一策略在具體到南海問題和南海維權方面的中國國際形象宣傳時則表現為:中國政府的聲音太大,而中國學者和民間等非政府層面的宣傳過少;重視面向中國國內的宣傳,對國際宣傳力度不夠;由中國人自己的宣傳較多,由國外政府、學者和民間輿論的正面宣傳較少。因此,向國內外和由國內外正確、如實地宣傳中國在南海維權過程中的國際形象,不僅有利於改變中國國際形象遭到曲解的局面,而且有助於緩解中國南海維權時面臨的國內、國際壓力,為中國南海維權創造一個良好而有利的環境。(中國南海維權與國際形象重塑,葛紅亮,暨南大學)


我想,作為中國人,我們應相信國家
中國,她不僅是是確切意義上的國,也是我們的家
她由我們共同守衛,由每一個中國人守護
她是我們的精神支柱,是我們自出生便烙在骨子裡的烙印
靈魂不滅,信念不息
個人色彩劇烈,受學校壞境的局限我沒有足夠的閱歷
但我希望我的熱情能讓每一個瀏覽的人都熱血沸騰


有個鄰居直接叫了兩個大漢占你家的房,用你家的東西呀,前提是沒跟你打招呼,只是在進門後直接開干,還找了人過來跟你說他這樣做是拿回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這種做法你不會同意吧,更不可能接受吧!


南海仲裁,我們的策略本來是,不參加正式仲裁,在法庭外通過媒體表達自己的立場,現在的結果是,本來是一個鮮為人知的案子被提交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國際機構,經過我黨一系列強硬的宣傳和公關,變成了全球熱點,不得不說,我們現在輸得很慘,要麼丟掉南海,做一個別人眼中遵守法律負責人的大國,要麼燒錢保住南海,激發民族主義,無視國際規則,做一個朝鮮式的大國,是的,現在中國拳頭夠硬,仲裁法庭沒有執行力,有能力對中國執行仲裁結果的國家也沒幾個,但沒有執行力不代表沒有約束力,當就你一個人不執行,全世界都執行的時候,你就自動站到了國際規則外,從一個無視規則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被規則無視的國家,這才是最糟糕的結果,有人拿美國被仲裁作為例子,但不論是美國和中美洲小國家,還是美國和德國這樣的強國打官司,這其中最大的區別就是,那些案子是真正的雙邊關係,好和壞隻影響和約束兩個國家,不會變成國際規則,而南海並不是只有中國和菲律賓,這裡是國際通道,不僅包括周邊十幾個國家,還包括美國日本韓國等眾多國家,而支持中國的國家除了柬埔寨,大部分離南海都很遠,不具有不被約束的條件,當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願意被約束,就中國不被約束的時候,中國想不被約束也難,而且南海這個案例有可能成為一個先決案例,如果以後相關的案例都以南海仲裁中的原則作為參考和依據,那麼中國想要再挑戰基本是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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