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和清誰該對中國近代落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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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看到有人說，清代是代人受過，因為清承明制，而從明代開始中國已經落後西方。所以清末落後情有可原?
究竟明、清誰該對中國近代落後負責呢？

最應該負責的不是明清兩個王朝，而是那些老鼠，也就是地球真正的建造者和主人。理由包括：

1、黃淮平原和關中平原過於廣大肥沃，造成上古時期很快形成統一帝國，使得大一統傾向過強，文明國家間的良性競爭持續時間過短。

2、距離猶太國過遠，制度化宗教興起前就出現了自覺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又與帝國結合過密，導致國家對社會控制力過強，不利社會發展。

3、茶葉、蠶和高嶺土等資源設定過多，產生了多種獨特的奢侈品、成癮品，使得國家只要維持近海秩序即可坐收漁利，無意於控制海路。

4、江南地區經過長期開發後經濟產出過高，至18世紀仍是地球上最富庶的地區之一，使得王朝統治者無心對外征服，但求穩固統治江南。

5、距離其它主要文明過遠，技術傳播過慢，不利於享受其它文明發展成果。而周邊文明國家多受自身巨大影響且國力不強，不能構成足夠刺激。（直到17世紀俄羅斯勢力東進，中國才找到了第一個「值得」平等外交的對象。）

6、距離大草原過近，沒有類似東歐的緩衝地帶，使得帝國不得不投入過多力量於在當時產出有限的內亞邊疆，而維持與中亞商路的回報亦逐漸下降。

好吧，顯然這些「理由」相當牽強，有很強的地理決定論和西方中心論的傾向。然而近代化和工業革命本來就是無可對照的現象，是西歐社會在逐步支配全球資源的基礎上，而且是經由演進而非設計而來的結果。以上列舉的各種中國歷史發展的特徵，如果去掉我故意加上去的那些「過」字的話，反而正是某些今人津津樂道之處。假若早有一種理論，可以指導中國的王朝國家一面維持著這些特徵，一面跑步進入近代化，而王朝統治者就是不用，那倒可以談談「責任」。然而歷史上並沒有，只有現代穿越小說作者們在YY而已，甚至出現了希圖依靠未來物資穿越回去欺壓邊民做殖民大夢的作品，可見這種理論終究不得不破產。而從追究責任的角度思考，根本不能帶來什麼新知識，還不如去探索西歐為什麼能實現這種飛躍，以及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何種助推作用。

從統治者的角度看，明清兩朝都是相當「成功」的王朝，時間長、疆域廣、統治穩固。讓這樣的成功者為社會的落後「負責」，是很可笑的。查理一世的苛政，是不是對英國的領先有功呢？萬維剛說過一句「創新是落後者的特權」，這裡倒可以借用來解釋一下。社會發展速度有快有慢本是正常現象。一時的落後之中，可能正蘊藏著躍進的契機。某些今人卻發出這樣的問題，想靠他們的「後見之明」，把對現狀的不滿發泄到古人身上，實在是很無聊。至於其中有些人還包藏著偏狹的情緒，就更加無聊了。

先說結論：二者都不應當為近代中國的落後負責，中國在近代落後於西方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根本性質決定的，明清都只是按照中國傳統社會的固有邏輯運行，只不過不幸趕上了西方的崛起而已。

首先要澄清一個觀點，很多人認為明清時代是一個停滯甚至倒退的時代，但是其實中國被西方超越並不是中國自身產生了什麼樣的問題，而是西方的進步太快了，才顯得中國如此落後。換句話說，中國近代的落後不是明清時代的政策出了什麼樣的問題，而是由於中國傳統社會兩千年來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他不可能實現西方式的現代化（資本主義化）。

很多人樂於舉出明代的科技成果去證明明代中國的科技仍然領先世界，是由於清朝中國才落後於西方，但是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評價一個文明的標準不僅僅是科技，西方的現代化不僅僅是蒸汽機，還有完善的資本市場、社會契約的政府構成、逐步自由化的意識形態，這些元素相輔相成，共同造就西方近代的強大，而不僅僅是靠生產力，或者說，沒有以上這些元素，超高的生產力根本不可能出現。

第二，李約瑟難題早已提出這一疑問，為何中國科技如此發達，反而在近代落後西方？目前一種具有很大影響力的解釋是，中國古代的科技不是科技，而是技術，發明創造並不是為了科學的進步，而是為了生產的應用，因而並不具備科學革命所必需的理論基礎。很多皇漢喜歡舉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的例子，但是實際上由於這一工作不受重視，直到晚清時期幾何原本才被翻譯為中文，以此可見中國傳統社會對理論知識的不重視，缺少理論的基礎，無論技術如何發達，科學革命都不可能真正爆發。

西方的資本主義革命是從傳統的封建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根本性的社會革命，是多種現代化萌芽競合而來的產物。首先在社會領域需要出現一個獨立的商人階級，隨著商人階級的壯大和商業貿易的擴展，肯定個人價值的新教精神興起（以加爾文教為主），使個人脫離社會組織和封建等級的禁錮，成為原子化的個人，最後再由原子化的個人通過社會契約、資產階級革命的方式建構一個嶄新的現代化社會。以上便是西方由傳統封建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大體過程。概而言之，就是一個舊的社會秩序解體，個人從封建體制中脫離，經由新教倫理和啟蒙思想重新建構一個現代社會的過程，諸如商業貿易、科學革命都是推動這一過程的重要因素。

但是這樣的過程在中國傳統社會是不可能發生的，這與中國傳統社會自身的運行邏輯息息相關。很多人舉明清時代江南士紳、官商的例子，試圖證明中國有可能產生一個獨立的商業階層。但是這裡必須要說明的是，所謂「獨立」，指的是可以憑藉「商人」這一身份取得較高社會地位，由此我們再來審視中國的士紳和官商。

所謂士紳，包含了多重身份，包括儒生、地主、商人等等，但是其根基還是在於儒生，因為在傳統社會，儒學是士紳的特殊身份待遇的來源，是與政府溝通的憑藉，只有通過官方的確認，他們的特殊身份才得以保障，官商則更為明顯，官商終究是官而不是商，他們憑藉國家權力的特權壟斷商業，實際上是自由市場的破壞者，反而不利於自由市場的形成，沒有獨立於國家的自由市場，商人階層如何立足？

這裡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集權體制決定了中國是一個權力社會，權力才是一個階層立足的根本。為什麼士紳都拚命的希望進入中央成為官員而不願努力經商？因為在一個權力社會中，權力才是社會運行的關鍵因素，擁有了國家權力，也就有了商業競爭的特權，沒有權力的庇護，根本無法在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清代的商幫，其起家無不是因為擁有了國家給予的壟斷特權。無論是士紳、官商還是商幫，都是利用國家權力進行商業貿易，沒有權力的普通商人地位十分低下，這樣的商業行為本質上是國家本位的而不是社會本位的，反而有害於自由市場的形成。

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完全誤解了現代社會的實質，以為現代社會就是小作坊工作、機器生產，資本主義其實代表了一整套法權體系，沒有獨立運行的自由市場，沒有國家對於社會資本的承認和保護，小作坊完全都只是小作坊，不可能變成現代化工廠。等著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無異於希望不澆水、不施肥，在邊上干看著等著小苗長成參天大樹。

其次，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細胞是家族和宗族，他們通過儒家倫理對個人實行強控制，使個人無法從中脫離。儒學是一種以道德貫穿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通過「孝」和「忠」之間的轉換，形成家國同構的特殊體制，從上至下對個人實行強控制，個人淪為家族的附庸，無法脫離家族，重新構建一個以個人為基本細胞的現代社會。

通過儒家倫理整合社會，由帝國的官僚管理整個國家，從而建立一套完整的集權體制，進而對商業、經濟、社會、政治進行全方面的干預，以維護政權的穩定，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運行邏輯。如果說魏晉時代皇權體制還受到了干預，那麼明清時代這套邏輯已經徹底臻於完善了，甚至可以說明清就是中國傳統社會歷史邏輯的完成品。

這樣的社會同樣是緩慢進步的，但是由於集權體制下國家的全面干預，社會的力量受到抑制，穩定取代發展成為國家的根本命題，最終在朝代循環中將這樣的結構趨於固化。明清時代為人詬病的閉關鎖國，實際上只是自漢武帝時代便開始的國家經濟主義在大航海時代新的形態罷了，本質上都是為了壓制社會上的商業力量過於強大影響王朝穩定所做出的政策而已，若是桑弘羊得見其政，恐怕還要大讚一番。

總而言之，明清時代中國的落後並不是明清兩朝的弊政所致，恰恰相反，兩者都是中國傳統社會自身運行邏輯的結果。只是西方在此時由於特殊的社會結構，已經實現成了從傳統封建社會到現代社會的飛躍，因而顯示出了中國的落後。如果非要為中國的落後找出一個根源，那就是綿延兩千年之久的傳統集權體制。

李約瑟的難題要分成兩個步驟來解答：

1 為什麼西方16世紀開始會突飛猛進？

這方面明清都不用背鍋，都是因為非洲美洲土著剿匪不力，導致西方一下子獲得了大量殖民地作為後花園，然後因為環境巨變，也因為殖民地的生產力解放了一部分本國人口，新思想新科技得以爆發，熬過了因為生產力的限制導致理論知識能獲得的實際收益小於研究其所需要付出的成本的時期，然後就是工業革命了

2 為什麼中國沒跟上西方的這趟特快列車？

航海殖民的列車，火車頭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他們兩個帶的頭，但今天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並不是他倆，而是後續跟進的英法荷，還有德國美國北歐等，所以西葡引領了大航海時代並沒有判中國的死刑，中國處置得當的話完全可以和英法什麼的趕上同一班車，但晚明的時候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精力去趕上（不過還是做了點微小的工作），然而有了大量時間精力的滿清卻選擇了閉關鎖國，你們說這鍋誰該多背點？

觀察了「明清之爭」多年，發現不是歷史知識問題而是方法論問題，更深的緣由在於立場，某些勢力一直在蓄意愚民。今天不講知識不講立場就講方法論。推薦著名皇漢網友一道閃電的一篇文章：揭批主流媒體評判明清優劣的十大荒唐。

見新浪博克【社會】主流媒體評判明清優劣的十大荒唐：一道閃電（轉）

揭批主流媒體評判明清優劣的十大荒唐

以下列舉的十條錯誤，是典型的文人思維才犯的概念和邏輯錯誤，一般人稍稍動動腦筋就會察覺，除非是無知的人、混飯吃的奴才、別有用心之人、胡攪蠻纏之人。不幸的是：在中國，談歷史的文人大都是這樣的人。清遺分子夢想回到人上人的滿清時代，自由派一心消滅傳統文化，全盤西化，國家主義者明為國家，實為官權，所謂的維護國家利益就是維護官權利益。官方史學、自由派、清遺這三方沆瀣一氣，竟然在吹清貶明上達成驚人的一致，他們霸佔除網路的所有媒體顛倒是非，欺騙愚弄人民長達數十年，甚至百年之久，也可稱得上今古奇觀。

荒唐一、不比百姓比皇帝

現在的文史專家們一提明清，津津樂道的是滿清明君如何如何，明朝昏君如何如何。

我們99.99999％的人，放在過去，放在現在，放在未來都當不了皇帝，皇帝老兒本事大不大，活得滋潤不滋潤？跟我何干，我們該關心的是皇帝老兒能不能給咱老百姓帶來好處。而傻人們卻整日替皇帝老兒生老病死操心擔心。

實際上老百姓要求不高，「吃米飯、喝肉湯」錢多了穿綢緞，閑了聽曲，看看歌舞。明代時西班牙人說中國人生活在花園，老有所養。在滿清「康乾盛世」，咱老百姓吃的是番薯，就這還不管夠。要是找幾個朋友，聚會，旅遊，唱曲，人多了還不行，30就要斬首。更甭提寫寫詩文，當騷人，弄不好是要禍滅九族的。

他愛新覺羅家再闊再壯，地有多大，奴才多多，民族不少，又收了不少銀子。咱老百姓還得整日吃糠咽菜，為他家高興這個，這不是神經病是什麼？

其荒唐在於：利用了人們如下思維定勢，即：「皇帝明，國家好；國家好，百姓好」。這一命題放在滿清，肯定是錯的。

群眾的問題是不知道自己被定位在哪裡？所以經常被人煽動和利用。清遺們為忽悠老百姓對滿清的嚮往，大拍清宮戲，讓小屁民們角色錯亂，充滿幻想，和滿清皇帝攀假親，清遺重災區瀋陽還大搞「格格大賽」，從此屁民就被忽悠成「格格」了！

再被忽悠，老百姓也有覺醒的一天，因為沒有人會給「假格格們」提供房子、醫療、教育。這都解決不了，還當什麼肥皂泡格格？

荒唐二、認為明清皇帝是一樣的家有天下

與荒唐一相關，滿清時代是否是在延續封建社會的家有天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某些人總拿這句話當成幾千年來封建社會家有天下的證據，可《孟子》明明寫得明明白白：這本是一個小官僚對王事繁多的抱怨。本不該亂加引申。君與民的關係，古人講的是：「王者以民為天。」在明代，就有官吏指責萬曆皇帝說：「（皇上）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貴妃之天下！」，萬曆皇帝無可奈何。而滿清皇帝－部族主義統治者則不同，是把天下一草一木，一土一磚看作是自己的私人財產。是我在養活你們大家。雍正就說：「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呂留良於我朝食德服疇，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孫者數十年，乃不知大一統之義。」

而專家文人們愣是看不明白，非要說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都是「專制社會」，一切都是皇上一家的，既然如此，皇帝闊了，與你又何干。皇帝闊了，瘦了，賣了國了，用得著你憤怒嗎？而事實卻是：某些人每每提到明朝皇帝就是一臉的不屑，而一提我大清皇帝，就滿眼放光，滿口明君，能幹之類。這不免讓人懷疑，這正是家奴意識的表現，這群清史學家－所謂的國家主義者本質上都是為當局拍馬屁而生的家奴。

荒唐三、認為古代中華文明沒有科學思維是近代中華落後的根本原因

的確，古人沒有古希臘人的科學思維，但是思維這種東西從來都是交流而得以傳播擴散的，古埃及人發明的幾何學方法，古印度人發明的阿拉伯數字傳到歐洲，傳遍世界。從來沒有那個民族什麼都行，什麼都會，什麼思維都有。關鍵在於對外來文明的態度。如果發現了卻一再拒絕，那才是造成落後的真正原因。事實是明末西方文明來了之後，中國人並沒有拒絕，而是積極引進，大力傳播推廣。如果按明末這種勢頭，中國早就實現東西方文明交融，進入近代社會了，日本的「蘭學時代」就是例子。

而在滿清部族統治，閉關鎖國，閉門不納、文字獄，徹底的愚民。終止了西方科教文化在中國民間的傳播和交流，人為遲滯了200年，這才是落後的原因。清遺和自由派出於故意，把棍子打向孔孟，毫無道理。難道怪祖宗沒有生下來就是愛因斯坦，沒有愛因斯坦的腦細胞。

其荒唐在於從來不去證明：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傳統思維方式一定是排斥科技的，排斥科技思維的，西方文明來了也一定會拒絕。如果證明不了，就根本沒有理由整天去罵孔子、老子。

荒唐四、由此帶來另一個問題是傳統文化影響大，還是政權影響大？

在這個問題上，清遺又是雙重標準，自相矛盾，他們一方面瘋狂歌頌康熙聰明、好學，中西兼收，另一方面又把中國沒有接受西方文明的責任歸咎於中華文化的毒素。那麼傳統文化和政權誰更影響誰？誰對社會影響大？這個問題他們又是自相矛盾的，他們的原則是滿清總是有理。

比如，閻崇年說：康熙的一大貢獻是保留了漢語，如果他一聲令下，改用滿語，幾代之後就沒有漢文化了。另一方面清遺分子又一再宣揚清襲明制，說近代落後源於明代的「文字獄」、「海禁」，以及傳統中華文化沒有科學元素，傳統社會沒有英法資本主義萌芽。

這就讓人糊塗了，怎麼墨索里尼總是有理。當初，滿清頒布剃髮令時，可是不含糊的，殺死幾千萬也要辦成，連人死光了都不怕，還怕文化滅絕嗎？150年的文字獄、四庫毀書，篡改焚毀的書不計其數空前絕後，嚇得知識分子什麼也幹不了，只有去考據。滿清對待中華文化毫無尊重，不是滿清沒有文化選擇權而是中國人沒有。更沒人敢逼著滿清政權去搞明制、學漢語。像蒙古人那樣一直用蒙語更是沒人敢說不，康熙完全有條件有興趣學西方科技，這點還被清遺們津津樂道，可見並沒有因中華文化妨礙了他的智商。滿清政權一直擁有絕對的文化選擇權，擁有對社會的絕對文化控制權，老百姓則是完全喪失了。既然這樣，明朝不好的你完全可以不必學，明朝落後了你可以先進，你滿清政權要想引來西方科學普及開來還不容易? 不去做難道還去怪前朝，怪傳統文化去？

荒唐五、否定了原發性資本主義萌芽就否定了中國出現繼發性資本主義的可能

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有這麼一個固定思維，明朝沒有資本主義萌芽，既便有也不同於西方，也就不能生成資本主義社會。否定了可能性，那麼清朝就不用負其歷史責任了。

這群荒唐的歷史學家，整日用成熟時期的英國資本主義和明朝去對比。民主、憲政、自由貿易，一發現某條某款沒有，那麼中國就永遠沒有，永遠不可能有。他們就像盲人摸象一樣歡呼起來，他們腦子裡根本沒有發展的觀念，更沒有繼發性資本主義的概念。他們完全否定了中國傳統社會受外界影響和刺激發生社會形態改變的可能性。

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其制度其社會形態傳遍世界，有的是原發，有的是受影響後跟進繼發，有的是淪為殖民地反發。總之，只有同西方列強打交道，不以強大的武力閉關鎖國就不可能阻止資本主義的到來，而滿清正是以強大的部族統治阻擋文明和西方資本主義的來臨，直到鴉片戰爭被打敗才被迫開放國門，這才是中國遲遲不能近代化的根本原因。

荒唐六、滿清是多民族統一大中國的締造者

清史專家郭成康說：「今天中國各族人民一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認同自己的祖國是「中國」，終由清朝統治者一錘定音。」這些人說沒有滿清就沒有台灣、西藏、東北、新疆，中國就沒有這麼大。說17世紀中國迫切需要一個強大的政權來應對西方殖民者將到來的入侵。

某些人很搞笑，一方面說「歷史是不可以假設的！」，一方面又吹噓只有滿清才把中國搞得那麼大，這不也是假設嗎？

他們想當然的認為，沒有滿清入關後，明末時期中國的版圖會自然延續，只會縮小不會擴大。不知道他們這套自相矛盾的邏輯哪裡來的？自古以來，漢、唐、明最強大時期，其版圖最大時期從來不是開國皇帝。怎麼就可以斷定在長達200年時間，就不能出現中華文藝復興，中華強盛崛起？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不過是撮爾小國，明治維新後一躍而成世界大國。弱就永遠弱，亂就永遠亂？非得野蠻的滿清來統一才可？

就明朝的屬國而言也比滿清多得多，明朝中國對南洋的影響力非常大，怎麼就不可以成為近代以來的中國版圖之內呢？

還有一種常見的奇談怪論，聲稱不承認滿清的正統地位，新疆、西藏、東北、內蒙等地就有理由獨立了，這是所謂的領土的法理性問題。清遺分子最蠱惑人心的觀點就是把地區和民族聯繫起來，其隱含觀念是東北是滿清帶來的，西藏是藏族的，內蒙古是蒙古族的，如果不承認蒙元、滿清的正統地位，這些地方就可以獨立了，就不再是中國的，以此來誣衊批判滿清者都是分裂主義者。

而國家憲法早就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於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於集體所有的森林和山嶺、草原、荒地、灘涂除外。

這些清遺竟然把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劃歸了民族所有。按各民族、各民族自治區由當地少數民族來分屬。由此竟然得出漢族霸佔了少數民族的財富。把礦藏資源看作當地少數民族的，這種觀念發展下去，反而離藏獨、疆獨就不遠了，清遺這類觀念正是滿清部族式統治的繼承，更是包藏禍心。這類觀念恰恰激發起地方分裂勢力的野心，也正是分裂勢力所一貫持有的。這是怎麼多年來錯誤的民族宣傳造成的最大誤區，網友不加識別就會上了他們的大當。

其實早在滿清興起之前，中國政府就對東北地區，西藏地區行使過主權，退萬步來說，既便說滿清帶來了東北和西藏、新疆，那麼其奴役中國人民三百年怎麼算？事實上每一次大戰結束，勝利者都得到戰敗者領土補償，天經地義。俄羅斯談論領土爭端從來不提什麼「自古以來」，就一句話，「二戰歷史不容歪曲，二戰結果不容改變。」有網友引總理的話說，「來時由得你，去由不得你」。所以即便滿清被認定為殖民者，那麼也不能說滿清推翻後，東北就可以恢復為滿洲國獨立。今天東北能留在中國，靠的是關內移民和民國時軍閥經營以及付出慘重代價的抗戰勝利，否則今日的東北還不知在誰手裡！邊疆地區的開發是全中國人民共同付出血汗的結果，其資源和產出自然也應歸屬全體人民公有。

國家主義者最重視版圖，最關心領土的繼承權，就這套邏輯他自己都無法自恰。1939年，蘇日在中國領土上爆發諾門坎戰役，日軍戰敗，大片領土被割，後果一直延續到今天，同樣存在著領土的繼承權，難道我們還要盼著日本打贏這場戰爭不成。在之前的1905年俄日戰爭同樣有這類性質，如果不是日本戰勝了俄國，俄羅斯很可能就獨霸了東北。中國難道需要一個強大的政治核心－日本來領導？對此，國家主義者會用資本主義階段的主權國家來詭辯，帶來另一個相關問題是：明朝時的「抗倭戰爭」是否也可看成是內戰呢？

荒唐七、中國不是漢族一家的

常有人說：「中國不是漢族一家的」，而較為官方的說法是「中國是56個民族共同的中國。」進而抹殺蒙元、滿清入主中國的入侵性質。這種說法騙人之處在於利用了「中國」這個概念的歧義性以及「漢族」這個概念的時代性而搞的詭辯。我們講的這個「中國」，有時是指民族國家－祖國。有時又指當代的政權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

當我們指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以上命題完全成立，如果我們用歷史的眼光，回歸過去，何曾有過伴隨中國而來的56個民族。只有「中國人（華夏民族）」才至始至終和中國相伴而來。

馬大正說：「中華文明沒有中斷的原因我覺得就是有兩大歷史遺產支撐著:一個就是統一的多民族中國，一個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但是我們在看待這段歷史的時候，千萬別忘了我們的兩大歷史遺產即統一的多民族中國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這兩條。如果能記住這兩條，有些問題就不成為問題，就能比較平心靜氣地來進行探討和研究。」

「中華文明沒有中斷」和馬大正的論據「兩點遺產」相距甚遠，滿清是不是中斷了中華文明，網上有多篇文章提出反證。

至於所謂的「統一的多民族中國」更是自欺欺人的笑談，難道明朝、漢朝所轄就不是多民族中國嗎？沒有滿洲人、蒙古人就不存在中國了？蒙古已經獨立了，那麼現在我們就不是中國了？馬大正之類的清史學家利用憲法里這句話大做詭辯。不過是「版圖中國論」的翻版。也就是說，凡是在現有版圖內的民族，無論在古代什麼時候都是中華民族，都是中國人。換句話就是「孫子是中國人，爺爺一定是中國人」。清史學界共同的弊病從來都是非「歷史主義」的，總是倒著看歷史，現有的總是最好的，最合理的，然後給這存在找歷史理由。人們會反問，如果沒有滿清入關，難道就不能建設更強大，更廣泛的、更文明、更進步的中國了嗎？

「中國不是漢族一家的！」這句口號隱含的另一個疑問在於無視「漢族」這個概念的時代性，「漢族」之稱謂來自清末，在滿清入關前，漢人就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是漢人。滿清入關後稱中國人為漢人，而在關外的滿洲人仍然稱中國人為明人。滿清最重滿洲，滿人都是貴族，都是人上人，中國人是二等人。滿洲人常以中國人為恥，不願稱自己是中國人。「中國不是漢族一家的！」現在可以這麼說，在當時說這話就是明顯的漢奸宣傳。就如同日本人來了，說支那不是中國人一家的一樣荒唐。

大家為什麼要爭論成吉思汗、努爾哈赤是不是中國人，是因為大部分人心理都有這樣一個心結，是中國人就該像中國人的樣子，說中國話、按中國人的方式做事，最主要的是要把中國人當作同胞來看，抗戰時不是有句口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想通了這個道理，如何看待成吉思汗、努爾哈赤是不是中國人才真正有意義。他們帶領的這兩個野蠻民族，根本不把中國人當過自己人，更不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肆意屠殺、掠奪，無惡不作。其心態就如同當年的日本鬼子一摸一樣，中國人在他們眼裡就是亡國奴，可以被任意屠殺、侮辱的，無論老人、婦女、兒童，也不管階級、地位、學問高低，所有中國人在他們眼裡都不會當人看待。而但凡有一國意識的，不論其人如何罪惡，總會對一部分國人當自己人看待，留一份尊敬，留一份關懷，以一些人作為依靠。而對於非國人則可以完全沒有，斬盡殺絕毫無顧忌。

某些人把元、清的征服等同於秦的統一，統一萬歲。但既便按統一萬歲神聖，成吉思汗、努爾哈赤卻享受了少數民族特權，秦始皇可以罵，成吉思汗、努爾哈赤不可以罵，一旦有人批判其屠殺暴行就說是狹隘的大漢族主義，要分裂中國。

硬要給這些種族主義屠殺狂安上中國人的身份有什麼意義？某些人用心險惡，當他們把成吉思汗、努爾哈赤說成中國人時，其目的是賦予過去的野蠻人，今日的少數民族以屠殺普通中國人的特權。

愚蠢的國家主義者不懂得這個道理，把中國搞成了版圖拼圖，把政府搞成了城管，地頭王，56個民族就是56個地頭的聯合還美其名曰「多元一體」。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需要的是人人平等，一部分人、一族人不能有超人的權力，更不能擁有屠殺同胞的特權。所以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是和資本主義運動是同步的。

在國家內部的每一個國民都應該是同一命運、同一權利、享受同樣的光明和經歷同樣的黑暗，身份、地位一致了，才有可能互相認同，融合而成為同胞，成為一個民族。比如，革命爆發是因為有階級剝削、階級壓迫，革命就是要消滅壓迫階級，民族問題也同樣。

國家主義者並不能解釋這樣一個問題，人民組成國家的目的是什麼？人民組成國家的最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更幸福更有效的生活工作。如果一小部分人有屠殺大部分人的特權，美其名曰維護統一，那麼，老百姓要這個國家何用，何益？如果大多數人生活得不幸福了，社會生產力發生了大倒退，那麼這樣的國家政權就應該被推翻，被改變。滿清、蒙元入主中國正是這種情況。

荒唐八、國與民誰輕誰重？

「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二千年前的孟子都解決的問題，到今天又成了疑問，這點在清史學界尤其突出，馬大正說：「比如清兵入關，我們會站在17世紀40年代的立場，當時中國需要一個強大的政治核心來領導，這個統一確實有好處，它隨後導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可圈可點的。」先不必提滿清入關殘暴至極的幾千萬人口的大屠殺，就以他們狂吹的「康乾盛世」而言。高中版歷史書認為：「康乾盛世」是國家統一，消除外患，人口急增，稅收可觀，國力強盛。但惟獨忽略的是老百姓的真實生活水平。就以《清史稿》記載，從康熙到乾隆年間，年年災害，老百姓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時而人吃人。顯而易見這種盛世是國家主義者的盛世，而並不是老百姓的。我們老百姓現在被稱為「屁民」，康乾時是「草民」，滿清入關是「亂民」。在順治時，死得像草，一把火燒光，在康乾時活得像豬，拿番薯餵飽不鬧事就敢稱「盛世」。為了實現滿清國家的「大統一」，為了「盛世」降臨，在史學家眼裡，這些老百姓簡直狗屁不是，毫無價值，這點苦難不值得一提。話說回來，既然國家拿老百姓當屁，當草，老百姓要這個「強盛的國家」幹什麼用？

荒唐九、民和官混淆、量和質不分、名與實不辨

1、民和官不該混淆

中國自古以來的封建社會政治倫理是什麼呢？是「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下為公」之類的儒家民本主義思想。中國自古以來的封建社會其合法性來源是「以民為本」是「替天行道」。君是君、民是民、臣是臣。君和民的關係是「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臣的位置比較複雜，既要為君辦事是臣，又要管理民眾是官，臣應該與君合力實現「以民為本」，官（臣）和民是分開的，甚至是對立的，豈能混淆？三綱五常主張「君為臣綱」，並沒有主張「君為民綱」，用現代語言就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與「為人民服務」並不矛盾。現代文人則是兩者不分，臣、民一體，把「君為臣綱」想像成「君為民綱」當作封建專制的靶子大加撻伐，清遺則更瘋狂，還以此為「剃髮易服」平反，說：「清朝統治者就處在君的位置，中原人民都是他的臣僕。自古君臣如父子。父親叫兒子在穿著打扮上與自己一樣，難道叫「侮辱兒子」？道理上就說不通。」這正是滿清入關時，漢奸孫之懈奏請滿清統治者實施剃髮變服的理由：「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

朱元璋一直作為暴虐專制的典型被批判，然而朱元璋愛民殺官，一直和官僚階層做鬥爭，朱元璋如此狠毒的殺貪官，老百姓當然拍手稱快，就是問問現在的老百姓，好不好，十個有九個說好，老百姓實在是被腐敗整苦了，怎能不說好？

朱元璋好殺，殺的是官僚，勛將，對他們充滿仇恨，而對老百姓是寬的。朱元璋《明大浩》中明文規定，凡貪污賄賂的害民官，允許老百姓將其「綁縛赴京治罪」。並且告示天下，「各級官府、關津毋得刁難阻擋」。現在的文人總是指責朱元璋好殺，把他當作專制主義暴君，為滿清推脫，其實這兩者有本質的不同。

而在滿清統治者看來，官民一體都是奴才。但官已經是滿清的好奴才，好走狗，但民心還不順，故懲民以養官威。金聖嘆哭廟，明明是官吏腐敗貪污公糧，百姓無處伸冤，向「順治明君」的亡靈哭訴，但滿清政權為了讓老百姓成為奴下奴，竟然顛倒黑白，藉此機會屠殺士子百姓百餘人之多。時人都知其並非昏庸而是故意使然。所謂「朝廷有意與世家有力者為難，以威劫江南人也」。

同樣道理，太監的作用影響不能高估，明朝太監常被人詬病，但是太監的惡劣作用，主要針對的是官僚，朋黨，而不是針對老百姓。何況太監專權時間並不長。

2、明朝朱元璋的文字獄和滿清文字獄不可混淆

明代的文字獄，基本集中在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涉及的也主要是幾十個文臣，罪不及妻孥，更沒有形成社會運動，長度和規模影響相當有限，本不值得多提。而滿清歷經康雍乾三代一百三十四年，掀起的文字獄是一場徹底的政治運動，涉及的社會階層相當廣泛，從大臣到知識分子到瘋漢都不能倖免，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從政治倫理藝術到宗教科技，是對人類文明的閹割，是中華文明前所未有的劫難。

而文史界以及教科書從來寫的是「明清文字獄」，卑劣地去暗示人們：文字獄從朱元璋起始漫漫長夜，一直延續到滿清，讓老百姓仇恨朱元璋，以達到給滿清開脫的目的。

清遺更可笑，他們還真去羅列罪狀，把「某人在某時罷了官，被打了板子」都說成是「文字獄」，特別是拿李贄來說事，說明代從洪武到天啟一直在搞「文字獄」，顯然是胡攪蠻纏的，這裡講講什麼才是文字獄。

有些人不懂什麼叫「文字獄」，也有些人故意把打擊政敵、思想控制和文字獄混為一談。認為只要是明清時期「思想犯」、「政治犯」都是文字獄。把政治犯和文字獄混為一談又是文史界常搞的歪曲把戲，就「意識形態錯誤」，「政治犯」成為罪犯的刑法。就連現代社會也不免。比如美國的「麥卡西主義」。在英國只要高呼「打倒女王」和「暴力革命」就要被逮捕，還有德國有「納粹宣傳罪」等等。反恐怖主義遇到的「詐彈」問題，都有宣傳就是犯罪的內容。難道我們能說各國還在搞「文字獄」嗎？

不妨看看新華字典如何定義文字獄，文字獄是：「統治者迫害知識分子的一種冤獄，故意從作者的詩文中摘取子句，羅織罪名」可見，嚴格意義上的文字獄應該是這樣的：第一作者並沒有主觀上的故意。其二、是統治者故意從作者詩文中曲解引出的「罪名」，或者說是無意中觸犯了統治者的忌諱，是「文字」犯罪。其三、以冤獄來牽連嚴厲處罰更多的無辜，包括作者親屬、朋友、學生等等。其四、文字獄造成一種對知識分子的威懾、恐怖效果。比如乾隆時期，有20％的文字獄處死的是瘋子。而且被陵遲處死，這才是文字獄。

所以文字獄最大的特徵是「冤」，文字獄另一特徵是「獄」，處罰極其嚴厲。如果僅僅以文字不當進行處罰比如肉刑等等，還稱不上「獄」。

文字獄本來是歷史現象，以後被「廣義化」了，只要是迫害知識分子都可稱為「文字獄」。如果從廣義角度，「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當然也算文字獄。但要是把這當作歷代文字獄的案子來看，豈不是笑話。搞歷史的卻不去做兩者區分是荒謬可笑的。

滿清的文字獄歷經康雍乾三代，其特徵是威懾恐怖，對犯了「文字獄」的犯人，以極刑處理常常是陵遲處死，死人、活人、親屬、同族都不放過。至乾隆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乾隆在位63年，製造的文字獄有130餘起，一年兩次還多平均半年就一起，已經成了國策。不光是人文，而且大量的科技書籍被毀，這怎麼能同明代相提並論。在質和量上和歷朝歷代都無可比性。

滿清文字獄的盛行造成文人寫文章動輒犯罪，極大的打擊了文化、科學、藝術和思想的發展。

3、朱元璋的卧碑和順治時期的「不可言事」在歷史學家眼裡竟然是一樣的

余英時說：「明太祖的摧殘學術自由，給中國歷史、社會和文化帶來很多不好的後果。明代開始有所謂明倫堂卧碑，卧碑上列的很多條戒律可以看出明代對知識分子有特殊的控制，如生員不許向政府建言，就是說知識分子不能干涉政治，沒有言論自由。卧碑還特別要生員監視自己父母，如有胡作非為便當加以勸止。」

「或者你要想在思想方面有所創新，在明太祖時代是絕對不容許的。不單明太祖不容許，稍後在明朝也不行。」（《學術何以必須自由》）

禁止學生妄言，就等同於不讓知識分子說話，等同於沒有言論自由？說沒有言論自由，話說得太絕對了。至於說「或者你要想在思想方面有所創新，在明太祖時代是絕對不容許的。不單明太祖不容許，稍後在明朝也不行」更是胡說八道。要是大家不明真相，真有可能被余英時給騙了。

「生員」者，明、清時期系指隸屬於本府、州、縣學經各級考試入府、州、縣後入學的學生，通名生員，習稱秀才，亦稱諸生。生員常受本地教官（即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及學政（明為學道）監督考核。由此可見，生員不能等同於書生，更不能等同於知識分子更類似於將來的公務員。公務員當然不能隨便發表政見。美國政府不是也禁止公務員談論「維基解密」嗎？

「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唯生員不許建言」。這才是卧碑的真實表達。朱元璋此舉是有遠見的，後代就有「明亡於黨爭」之說法。而滿清順治卧碑則為「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這一條的考慮完全和洪武卧碑不一樣，是要求士人從生員階段開始,就不許干涉國政,議論國事,並且以士人作為農工商賈的表率,士人無話語權,其他階層的百姓更不許有一言及於國事，實際是剝奪所有漢族民眾的言論權利,讓以士人為首的所有漢族人民老老實實的當滿清的順民奴才。（柳詒徵《中國文化史》）

文人無行，滿清的所有暴政都由明朝來背黑鍋，連余英時這樣的海外文人都如此，一騙長達60年，可見文史界在明清問題上重重黑幕之深。

4、海禁和閉關鎖國是一回事嗎

明初是搞過海禁，但這政策是防外是防倭，其實和拿破崙封鎖英國的「大陸封鎖令」並沒有本質的不同。到隆慶時倭患漸平，這種海禁就取消了。而明代對於西方貿易，西方文化從來沒有搞過封鎖。

滿清不同，滿清閉關鎖國是為了防內是防漢，怕漢人和洋人聯結，更怕漢人在海外建立根據地。所以其政策嚴厲得多，殘暴得多。康熙時的「遷海令」屠殺沿海百姓百萬之多。之後，嚴防洋人來華。明確指出：「設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窺中土。」

海禁和滿清的「閉關鎖國」有其本質上的不同，後果也完全不同，但是卻一直被歷史學家們相提並論。要說不是有意愚弄人民，決不可信。

袁偉時說：「從乾隆爺開始，中國和西方各國交往的一大障礙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禮等所謂禮儀問題。鴉片戰爭後侵略者咄咄逼人，但是，在很長一個時期里，執政當局仍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會見外國使節等虛文上糾纏不休。這類糾紛甚至成為觸發或激化雙方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清廷看來，這類禮儀「體制攸關」，難以讓步。背後是個重要的文化心理：中國是天朝上國，與其他各國不是平等的敵體。」但是有一條袁偉時無法解釋。漢、唐、宋、明從來沒有因為爭持禮儀而妨礙了兩國邦交。比如，明成祖朱棣可曾因為跪拜禮拒絕過帖木兒國使臣，歷代中華政權，可曾有過因為禮節問題而和外國斷絕來往？

有網友議論：「公使駐京，雖隱含直接向清廷施加壓力的意味，但畢竟符合國際慣例。可是在咸豐帝心目中，情況卻正好顛倒過來。他認為最可怕的，恰恰是公使駐京，其次是內地遊歷，再次是增開口岸。所謂天津談判二十多天，咸豐帝指示桂良一爭再爭，最後不惜於決裂開戰，就是為了廢置公使駐京等項。至於那些損害中國最為嚴重的條款，咸豐帝、桂良等人在大炮的威脅下倒是比較痛快地接受了。」一般輿論都認為是儒家思想的荒謬，中國皇帝始終自以為是「天下共主」。其實並非如此，滿清閉關鎖國的根本原因是滿清統治者是為了關起門好繼續壓迫漢人，所以在鴉片戰爭，他們寧可割地賠款也不願意開放口岸通商，更不允許洋人進京開設領館，洋人進京不禮意味著藐視了滿清政權，從此顛覆了滿清統治者在漢人心目中的神威，這也是滿清非要洋人行跪拜禮的緣由。另外洋人進京後從此和漢人就有了聯繫，想想連蒙古、西藏、回部都不許和漢人有交流，何況文明和武力比他們強百倍的洋人。

滿清部族政權和傳統中國不分是幾乎所有歷史學家的通病。這明明是部族統治的特點，殖民統治的共同特點，然而卻被歷史學家們歸咎到封建，歸咎到傳統文化。中華古代文明替滿清背了多少黑鍋。

袁偉時的「近代化與教科書」說出了一半真相，如果不把完整的真相告訴大家，其影響反而更加惡劣。只能是否定傳統文化、否定反侵略、反奴役、否定孫中山、否定正義、最終否定中華民族，當西方的好奴才。筆者曾發信到其博克，詢問其是否知道真相？但是，按自由派的慣例，這類問題他們從不回答，明顯是故意。由此可知，他們在揭穿國家主義者虛偽的同時，他們同樣也在欺騙群眾。

荒唐十、否認文明和野蠻之差異，大肆濫用民族意識

被民族意識培養起來的一些文人濫用民族意識，他們想當然的認為：其一、只要一方是漢一方是夷，出現的所有鬥爭衝突，都是民族矛盾，把官民矛盾、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的衝突一律歸為民族矛盾，只要是民族矛盾永遠是夷－少數民族正確，漢族錯誤。其二、把不存在的民族意識強加於古代野蠻人，把今天民族政策強加到古人，如果做不到，那麼肯定是大漢族主義，民族壓迫。其三、滿族和滿清統治者聯為一體，少數民族和地區聯為一體。否定滿清統治就是否定滿族，就是否定東北是中國一部分，就是分裂中國。

這種詭辯常見的把戲就是把批判滿清王朝等同於批判滿族，批判成吉思汗、努爾哈赤的暴行就是批判蒙族滿族同胞。

周總理早就說過：「滿族統治階級入關統治中國近三百年，奴役各族人民，雖然曾使中國一度強盛，但最終還是衰敗了，這應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數貴族負責，滿族人民是不用負責的，他們也同樣受到災難。」為什麼現在出現這種論調，其起源在於：94年舒乙在人民日報發表回憶「毛主席談『滿族很了不起，康熙的歷史功績』，他加油添醋，篡改了領導人的談話內容，在捏造毛澤東稱讚康熙的歷史功績之外，無端又戴上了這麼一頂帽子，「滿族是個了不起的民族。」硬生生的把滿清統治者和滿族勾連起來了。詳細請見「再談「舒乙的回憶」如何演化成「滿漢之爭」的，民族主義泛濫的起源」。

清遺更可笑，一方面說滿族該有民族意識，成吉思汗、努爾哈赤是民族英雄，否則蒙滿民族就淪為消亡了。一方面竭力否認古代朝代是民族國家，漢族沒有民族英雄，說家天下時都是奴隸。

就民族意識、民族矛盾而言，在沒有形成民族之前，矛盾和衝突不能輕率的歸結為民族矛盾。古代有的夷還處於部落階段，十里不同俗，百里不通言。一出村，一出部落，都如同天外一般，哪裡有什麼統一的民族意識。比如，歷史上的女真就是東北一帶地域部落的總稱，不能歸結為一個民族，一個和漢族對立的民族。女真部落之間的鬥爭往往更殘酷於同文明的華夏民族之間的鬥爭，而這些女真部落可以被強製為同一民族，也可能被華夏民族吸收同化，還有可能遷移到海外。絕不是被滿清統一成滿族一條路，所以，根本不是清遺所宣傳的，只有滿族強大才能給所有當地滿族人帶來財富進步，更不是和其他民族特別是漢族之間是你死我活，無是非可言的民族零和關係。事實是滿清強大之後，帶給東亞各民族巨大的災難。更因為其部族政權，閉關鎖國，嚴重滯後於世界，中華民族才連續遭到自1840年以來的苦難，在帝國主義的入侵之下，差點像印地安人一樣消失，其中也包括所謂崛起的、強大的滿洲人。就東北當地的滿洲人而言，自滿清興起後一直保持著極其原始的狀態，野蠻落後，人煙稀少。可見所謂反抗明朝的民族壓迫而興起的滿清，除了給喝漢人膏血的滿貴帶來利益外，並沒有給當地人帶來什麼好處。而這正是滿清部族政權故意使然，保持當地的原始落後是為了保留最後的根據地以對抗華夏。滿清的崛起並不代表少數民族的利益，包括當地的蠻夷自己。

所以，面對古代，既便存在民族問題、華夷問題，看問題的出發點應該從文明進步的角度，而不是你死我活，是非不明的民族關係角度。文明戰勝野蠻，進步取代落後，只有這才是正義，才是所有人的共同出路。

本文為一道閃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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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舒乙的回憶」如何演化成「滿漢之爭」的，民族主義泛濫的起源

顧誠在《南明史》這樣說到:「明清易代，是中華民族內部一個落後的人數不多但卻剽悍的滿族上層貴族，勾結漢族中最反動的官紳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漁翁之利，竊取了農民大起義的勝利果實」「滿洲貴族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引起了社會動亂，打斷了中國社會正常發展進程，也是不容忽視的」
吳琦說過:「中國的現代化是從明朝開始的，明朝的時候，中國的手工業和商業有了發展，我們叫資本主義萌芽，特別是黃宗羲顧炎武等思想家反專制反傳統，這在傳統中國社會出現了新的生機，有很大的啟蒙意義。可是，自清兵入關後，這種思想又被鉗制了。從更大的背景來看，新的滿清王朝把一個已經具有現代化萌芽的中國拉回到一個專制色彩很濃的社會，留頭不留髮，文字獄等文化專制，政治上的高度集權，延緩了歷史進程，是一種歷史倒退，中國本來可能走向現代化的契機消失了。」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確實具有高度的穩定性，特別是在儒家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學的統治下，思想趨於保守。但我們可以看出，明代和清代還是有很大不同，明代相比清代依然是開放的，並不拒絕外來事物。*
哪怕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未能正常發展，依然受到封建專制的鉗制，君可試想，若1840年，1860年清政府為明政府，被迫割島，賠錢，花園被燒，東西被搶，皇帝落荒而逃，國家會不立刻思變嗎？
當然，明清兩代總體是一脈相承的，但清代確實更加保守更加落後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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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將馬克思唯物史觀應用到歷史學中去會得到一個比較客觀的答案。
中國自商鞅變法以來，經濟基礎一直都是小農經濟。國家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但時代的發展，商業在抑制下還是蓬勃發展。
到了明代蘇州地區已經出現了「計日受值」的僱傭關係，這種僱傭關係的產生，即標誌著資本主義萌芽。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與西方大體同步，但中國的商人財富積累後很多並不是投入擴大再生產，而是買地屯地當地主去了，因此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就非常緩慢。但由於中國經濟基礎好，同時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規模上並不是西方所能比的。
明末，雖然北方因為天災和戰亂一片塗炭，但南方依然保持著經濟發展的強勁勢頭。
另外，以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為代表的思想家開始嚴厲批判君主專制制度，提出工商皆本等思想，但由於清初思想的壓制，這些都未能引起多大的反響。清代，在思想上沒有多大發展，但在考據上多有建樹。因為思想壓制，所以只能對古代的東西進行考據，不敢於提出新的東西。
明代十分重視火械化裝備，太祖在與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中，火器就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明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火械化軍隊——神機營。明末抗擊八旗軍就用過火銃，紅衣大炮，其中袁崇煥還用紅衣大炮炸死了努爾哈赤。清代崇尚騎馬射箭，不得不說，這是一種倒退。（評論里有說清朝不重視火器是謠言，我可沒說啊。我只是指出，清代比明朝更加重視騎馬射箭。政策有如人一樣，精力是有限的，這裡分攤了點，那裡相比就少了點。但，並不是說清代在火器上就落後了，只是沒有宋明兩代發展的那麼快了。就如經濟一樣，宋代很繁榮，但明代的經濟肯定超過宋朝的，清代又肯定超過明朝的。此時代發展所致，非一朝比一朝之好。）
政治制度上，清代幾乎完全照搬了明朝的政治制度，但有一點，明代的藩王都是要被派到全國各地吸民脂民膏的，離權力中樞遠，清代則不同，藩王留京，給干政留下了便利。但清代皇帝的專制較明代尤甚，一方面這是中國數千年的大趨勢，另一方面也有少數民族自己的習慣。
清朝還有滿漢民族矛盾，這個到了清朝最後幾年的時候還能看的出來。預備立憲，產生了皇族內閣。漢臣終究是外臣。事實上，少數民族若下了馬，肯定會被漢族同化，清朝也是如此。那時的清朝統治者在思想上已經接受了中國傳統思想。但在統治上，依然分你我，是不恰當的。

當然，在我看來，明代不滅，中國也基本不會自己將自己的資本主義經濟壯大，從而達到資產階級反抗封建專制，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立憲制國家。因為中國的封建專制太濃厚了，還建立與之適應的一套完整的社會統治思想。
只是覺得，明代若有晚清之變局，會比清朝政府開放些，思變思的快一些。

評論里有說農業和工業的，我其實所想要表達的就是如此。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因為上層建築更為落後了，封建專制更強了，思想更加保守了，社會更加封閉了，從而使得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沒有被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較為強力的削弱，中國就未能像西方那樣促進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明朝滅亡1644，同一時間前後，英國逐漸建立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在此之前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已經為制度的建立打好了思想基礎，而1765年第一次工業革命才開始，1860年前後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中國本有時間建立資本主義大工廠制度。不過我認為，雖然滿清將中國拉回到一個更為落後專制主義更強的社會，但明朝政府統治下中國也不能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較快發展。畢竟，中國封建主義太濃厚，自主轉型升級太難，李約瑟悖論曾經提出這麼個問題。
但也不一定，畢竟明末到一工還有一百多年，到二工還有兩百多年，中國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會有什麼樣的發展也說不好。

唉，在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中文大學出版社）有一章是歷史透析下的清王朝，這一章字數比較少，我給大家複製一下（抱歉，我只有實體書和電子書，沒有PDF，此書大陸只有殘缺版），我覺得說的挺好，至少他是以學術角度去說的。我十分反感對歷史情緒化的解讀，尤其是站在深深的毫無意義的立場下偏激的看待我們的歷史。

第十九章歷史透視下的清王朝

前面對清代歷史的考察必然使人間及這一時期的意義、成就及過失。事實上，客觀地考察中國二十五個連續王朝中的最後一個朝代清朝，便會發現它在中國歷史上獨特而關鍵的地位。與元代八十九年的統治相比，清代長達二百六十八年，是異族統治的最為長久的一個朝代。清朝見證了中國歷史上第二大帝國的興起，僅次於元代，並為這個國家帶來了長久的和平與繁榮。這種太平盛世加速了人口史無前例的增長，從1650年的1.5億增至1850年的4.3億；因此疆域與人口這兩份清代的遺產，奠定了今日中國國力的基石。
此外，清代還經歷了從傳統中國走向現代中國的劃時代變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儒家國家和社會，以及延續於清代中、前期的習俗，在西方衝擊下發生了根本轉變。只有認識清代歷史，才能明白新秩序誕生之艱辛，從而有助於理解中國向現代社會調整時的艱難腳步。
清代給中國既帶來了輝煌的成就，也帶來了屈辱的苦難，但比起明代君主，清代統治者總的來說表現較佳。對清朝進行歷史的分析，可以得出一條確定的教訓，就是生存的關鍵，是在於對時代的挑戰所作的建設性和創造性響應的能力。滿人在十七世紀的成功，主要是因為他們作出了這種適應；而在兩個半世紀後，因缺乏相應的調整能力而導致失敗。
滿人奪取政權是通過像努爾哈赤與皇太極這樣的傑出領導的宏圖完成的，他們出現在明朝政權飽受政治腐化、宦官專權、稅收繁重和致命的民眾叛亂之困擾的緊要關頭。滿人領袖靈活地克服了滿族的部落心態與組織，爭取到漢人的合作並吸納了明朝既存的體制。1644年清朝正式建立後，一批有遠見而又能幹的君主相繼登位，康熙、雍正與乾隆頒行了英明且影響深遠的政策。
長期的和平、繁榮與軍事勝利隨之而來。由於儒家被認為是異族統治成功的根本因素，所以儒家秩序得以保存。此外，政府二元制的體制也建立起來，即在行政職責的職位上同時任命滿人和漢人，以吸納漢人精英，減少種族敵視，同時還引入了一種互相監督與制衡的體制。事實上，新興清帝國所依賴的基礎是繼承自明朝的行政體制，而補充以滿族人的革新，例如建立理藩院和軍機處。理學得以發揚，『忠』及『維持現狀』等觀念得到適度渲染，這主要是為了穩定現存社會。滿人也竭力在廣闊的漢族群體環境中保存自身的特色，並特意設置了諸如宗人府等機構，以對滿人貴族進行嚴密的監視。他們還阻止漢人移往滿人故地，禁止滿漢或漢蒙通婚。權力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集中於君主手中。同時阻撓滿族貴冑建立封建制的運動，禁止滿貴和旗人發展省際的聯繫，以預先遏止分離之趨勢。禁止提升太監，限制外戚的影響，阻止官員間結黨拉派。此外，清廷一方面通過文字獄在反抗的漢人學者間製造恐怖，另一方面又通過科舉考試與誘人的官職任命，儘可能籠絡他們進入政府任職。
這些努力成功地鞏固了滿人在中國的地位，但物極必反，正如中國古諺所說：『日高而隕，月盈而虧。』乾隆統治下的燦爛輝煌已經播下了衰敗的種子。中國過度沉溺於奢靡，而忽略了本質問題。人口增長超過了土地增長，導致人均土地佔有量的下降；軍務廢馳；腐敗與陋規在帝國官僚中廣泛蔓延，這些問題造成所謂『王朝循環』這一歷史圖景的再現。到1775年，清王朝的國運便開始走下坡了。
經驗表明內部衰敗將引起國內叛亂和外部入侵；在中國歷史上，這些常與帝國權力的衰落相伴而行。清朝威勢的消減既經歷了白蓮教起義(1796—1804年)，也遭受到日益強烈的要求開放中國，以進行貿易和外交的西方衝擊。在整個十九世紀，清王朝一直困擾於內憂外患的雙重威脅。清朝雖能夠鎮壓國內的叛亂_一個已知數，卻完全沒有能遏制西方的侵入_一個未知數。在太平天國革命(1850—1864年)後，王朝的解體加劇了，政權日漸從中央向地方、從滿人主導向漢人主導轉移。儘管同治中興(1860—1874年)暫時遏止了王朝衰敗的趨勢，但清朝的滅亡已成定局。
清朝統治的最終失敗，在於它不能通過實行影響深遠的變革，把中國迅速地轉變為一個現代國家，以充分對付西方的衝擊。雖說十七世紀的滿族領袖們在採用漢族體制和儒家秩序上表現出靈活性；但他們的子孫生活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卻軟弱無能，無力超越傳統。他們未能成功地開出一條革命以外的路，創造性地回應當時的挑戰。事實上，行政混亂、國內叛亂及外來羞辱，已使清朝元氣大傷，以至於到了十九世紀晚期，清朝的快將滅亡已是不言而喻了。這猶如在十七世紀初，明朝的滅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一樣。二百六十八年後，滿族王朝不再是『真命天子』，它走到了中國人稱為『氣數已盡』的地步。
清朝之經歷與明治時期日本的經歷相比，形成尖銳的和人所共知的對照，讓人們能夠進行充分討論，並從相互衝突的觀點進行多樣的詮釋。阻礙中國前進的那些主要原因，看來正是那些限制新觀念傳播的因素，例如，幅員遼闊、通訊落後、自給自足、缺乏借鑒國外的傳統，以及知識界的保守姿態；在其他導致清朝衰敗的原因中，下面一些因素是值得思考的。

軟弱的領導與不完善的體制清朝的專制統治將權力集中於皇帝，這樣皇帝的領導是否精力充沛就至關重要了，像康熙、雍正、乾隆這些能幹的君主，便為中國帶來了諸多輝煌與成就，開創了一個光輝的時代。但是，平庸的帝王卻亦步亦趨，小心謹慎，竭盡自身之力來保持而非光大昔日的榮耀。對於中國與清朝而言，不幸的是在其最需要強大而又有創造力的領導者時，卻無人應運而生。在乾隆這位最後大帝之後，嘉慶與道光先後繼位，兩人均循規蹈矩，才智平庸。咸豐朝十一年時間的統治，因太平軍革命和與英法的亞羅號戰爭之羞恥而被毀壞。同治與光緒均為孩童皇帝，他們在位期間，政權實際歸於慈禧太后，她作為最高統治者，執政近半個世紀。雖然慈禧遠非天生愚鈍、優柔寡斷之人，但基本上淺陋、保守、唯利是圖，而且自私自利，常將個人利益置於國家與王朝利益之上。她支持自強運動，但並非旨在把中國轉變為一個現代化國家，而是為了維護舊秩序及她個人的地位。她從自強運動中所追求的是鎮壓國內反叛和抵制外部的帝國主義；她只允許枝節的修補而非全面的革新，部分原因在於她害怕那些負責現代化的漢人會謀反。因此，很大程度上，慈禧應為無力提供建設性的領導而承擔責任。
若果中央官僚體制中存在富有活力與遠見的治國之才，王室領導能力低下或者可以得到彌補。在儒家國家中，儘管大臣應該效命於帝王，而非領導帝王，但他們可以出謀劃策，進而影響官方政策。可是在晚清，大多數士人與官員卻是『受益最大之流』，他們太醉心於自己的特權和既得利益，而無意改變現存秩序。身處保守的官場之中，建議和擁護洋務的人只是鳳毛麟角。這些進步力量也沒有能聯合組成一個『富有創造力的少數』(引湯因比(Toynbee)語)，只是單槍匹馬行事，尋求採用西方器具以響應時代之挑戰。他們沒有像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官員一樣，作為一個緊密團結的集體發揮作用，他們只是單獨行事，沒有統一協調的整體計劃作指引。在早期自強運動的領袖中，只有恭親王奕欣與文祥身處中央政府，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均為地方人物。1876年，奕沂再次被慈禧整治，文祥也溘然長逝，此後，中央細若遊絲的指導也消失了。1870年，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此後，在一定程度上，他成為近代化事業的協調者，擔負起中央政府的部分職能。但是，他卻面臨著司法裁決權上的限制，無權指導自己轄區之外的省份。而後來的現代化人物張之洞、劉坤一也同樣只能在其所轄省份內推行細枝末節的變革專案。總之，與明治維新日本的中央政府決策相比，這些僅是一些地域性而非全國性的計劃。此外，這些地域性的努力主要是自上而下推動的，民眾參予不足，因而阻礙了現代工業與觀念的廣泛傳播。
在既無有效的皇帝領導，也無少數富有創造力的人士的情況下，要引導全國力量指向復興民族的集體目標的努力，即使並非不可能，也變得日益困難。

滿人對漢人的猜疑儘管在朝廷的公開政策中，宣稱滿漢不分畛域，在官府機構中任職時兼用滿漢，但是，事實上，滿人以征服者自居，而漢人只被當成『外來人』。在太平天國革命之前，軍政要職均由滿人擔任，即使那些分配給漢人的職位亦可由滿人充任，反之漢人則無此權力。太平天國革命之後，這些慣例松馳了，但滿人對漢人的猜疑卻未減弱，李鴻章的一生便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範例。
作為自強運動的領導人物，李遭到來自各方的反對與阻遏，保守分子經常譏笑他將國家利益出賣給洋人。對此，慈禧太后認識到她需要李為其效力，但同時又擔心李權勢日升會使王室勢力下降，因而，她只是虛應故事地支持李的現代化計劃，並允許反對勢力攻擊李卻不加懲處。她還採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容許、甚至慫恿保守派的『清議』來牽制進步人士。1874年，李請求奕欣向兩宮皇太后言明鐵路的可取性，但奕欣卻回復說，由於清議的強烈反對，即使兩位太后也難對此作出決定。 1885年海軍衙門成立，像李鴻章、曾紀澤這些幹練的漢人卻不為所用，而由一個淺陋的滿人醇親王掌管。滿人沭於漢人的顛覆，漢人又懼於滿人的妒忌，這阻止了雙方的有效合作，而長遠的改革計劃也就不可能了。1898年康有為提出的體制改革計劃，也被滿人斥罵為損滿肥漢的陰謀。在清朝統治的最後十年中，滿人遏制漢人影響的努力不斷強化，如軍機大臣剛毅便聲言：『漢強則滿滅，漢衰則滿盛。』滿人認為改革與憲政會削弱他們的權力，因而滿漢間的種族敵視便阻礙了真正的現代化。無疑，滿漢間的分歧遏止了旨在復興民族的有效合作事業的產生。

對西方挑戰本質的無知西方擴張的特徵有多方面，例如艦船、火炮、貿易、傳教、帝國主義，以及民族主義，而且由一種在諸多方面均優越於中華文明的生機勃勃的近代文明所支撐。它為中國帶來了罕為人知的新奇境況，這種前所未有的挑戰襲來時，中國毫無準備，應對無措。在1898年改革之前，大多數的士人與官員依據中國歷史的經驗，認為夷人的入侵均是曇花一現，因此，十九世紀西方的擴張也被歸入此類，僅被當作轉眼即逝的暫時的不幸。甚至中國屢敗於西人的事實也被解釋為偶然事件。西方衝擊的真實本質、程度及範圍就這樣被誤解了，甚至那些進步的自強運動措施的提倡者也是如此。例如李鴻章，他雖認識到當時『誠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對西方潛力的認識也是井底之蛙。他的現代化方案主要集中於改進軍事與外交；至於清王室，也只是採用防禦姿態從事自強運動。當外部壓力衰減時，行動便遲緩下來，闡明內政外務政策的全面綱領也就無從產生。清廷的努力是隨遇而安的，猶如用新布補舊衣、舊瓶裝新酒一般。他們付出的零零碎碎的努力，沒有實現經濟發展中的關鍵性突破。顯而易見，在陳舊的儒家基礎之上，無法成功地移植近代資本主義與政治革新。
當我們考慮到1898年改革前官員與士人的總體心態時，便不難理解清廷對當時世事何以如此無知。那些官員及士人大多生活在過去之中，沉溺於中國『文化主義』的夢幻世界之中。他們從過去尋求出路而非面向未來獲取啟示。傳統的舊製得到宣揚，而當代的事例卻遭受唾棄，機器. 輪船、槍炮、電報通訊與鐵路交通均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他們滿懷中國至上主義的傲慢，卻少有民族主義的情懷；他們引述歷史說教以為自己以華制夷的態度尋找合法性證據，但卻對師法夷人之制惱羞成怒。對於他們而言，以西方的形象來改造天朝中國是不可思議的。
正是為反對這種狹隘的、倒退的觀念，嚴復鼓動接受新的生活價值，建議學習西方思想來領略現實的不同景觀。同樣，梁啟超在世紀之交也倡言『革新』中華，他們的努力為後來知識界的萌動播下了種子。

內憂外患與資本不足現代化與經濟發展是需要長期的和平環境與充足的資金，但在晚清，兩者卻均告厥如。國家一直為內亂外患、教案以及天災所困擾，使得法律與秩序廣泛崩潰，同時，政府的支出急劇上升。1830年後，中國先後經歷了鴉片戰爭、亞羅戰爭、太平天國革命、捻軍叛亂、回民叛亂、天津教案、台灣危機、馬嘉理案件、伊犁危機、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以及義和團事件，罕有和平穩定之日。
除了阻礙經濟發展的連續不斷的動亂之外，戰爭開支與賠款也使資本不斷外流，財政開支也開始依賴於外國的借款與從各省榨取的資金。從1842—1895年，中國對外賠款加上賠款利息共3億兩。庚子賠款總額為4.5億兩。在1902至1910年間，中國政府償還了其中的2.25億兩，這一數目中的1.64億兩(佔72％)來自地方收入，0.33億兩(佔16％)來自海關，另外的0.27億兩(佔12％)來自國庫。資金流失自然而然阻擋了經濟發展，在中央財政每況愈下的局面下，現代化成功的前景變得日益黯淡，這一點在上一章中已有探討。

外國的作用外來影響在晚清是一股主要的推動力量，因此需要作一概括性的分析。儘管外國政府及他們的代表希望看到中國沿著進步的方向前進，也儘管他們不斷地使清帝國機構意識到接受西方制度與物產的緊迫性，但是他們顯然認為中國應永久依賴西方。一個適度進步、繁榮而軟弱的中國，依靠著外國提供的建議、友好、貿易與援助，將比一個完全獨立、果斷的中國更符合西方的利益。因此他們認為不應允許中國現代化程度太高而獲得能驅除西方的力量。例如，英駐華公使威妥瑪先生曾就赫德先生領導下的中國海關的作用，作過一番政策宣示，這席話支持了上述的立場：

我們英國人尤其關心它(海關的外國監理)能運作良好，這不僅是因為它能規範貿易，而且因為它是把進步引入中國的一個通道。事實上，中國對此一無所知，因而也沒引起它的猜疑。最後，如果我不是大錯特錯地話，還應千方百計、未雨綢繆地防止中國建成一支艦隊或組建一支軍隊。

如果這席話反映了英國的對華政策，我們便不會驚詫於清廷國力的的經年衰弱。這也使馬克思主義論點更為可信，它認為清政府由於依賴同外國的合作而非奮力反抗，因此它無法獲得真正的力量。
國內外這些因素使現代化的成功成為泡影，滿漢領導人都要因未能克服障礙而受責難，而失敗的代價則是王朝的覆滅。馬戛爾尼勛爵在覲見乾隆後，於1794年說過一段預言，到現在顯得更加意味深長，他說：

中華帝國是一艘陳舊而又古怪的一流戰艦，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繼的能幹而警覺的官員設法使它飄浮著，並憑藉其龐大與外觀而使四鄰畏懼。但當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領航時，它便失去了紀律與安全。它可能不會立即沉沒，它可能會像殘舸一樣飄流旬日，然後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卻無法在其破舊的基礎上重建起來。

事實上，中國已無法在其古老的基礎上重建，只有一場革命才有希望使之獲得再生。

參考書目
1.Feuerwerker, Albert,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Sheng Hsü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Cambridge, Mass., 1958).
2.Ho, Ping—ti, "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 in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s.)，China in Crisis, Vol. I, 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 Book I, 1—37.
3.——，「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VI:2:189—195 (Feb. 1967).
4.Hou, Chi—m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17 (Cambridge, Mass., 1965). Hsü, Immanuel C.Y.,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5.Phase, 1858—1880 (Cambridge, Mass., 1960). ch.13, "The Imperial Chinese Tradi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6.Hu, Shih,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Chicago, 1934).
7.黃逸鋒、姜鐸，《中國洋格運動與日本明洽維新在經濟發展上的比較》，載《歷史研究》（1963年），第1期，第27—47頁。
8.Liu. Kwang—ching，"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ld Order and the Impact of the West," in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s.)， China in Crisis, Vol. I, China ，5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 (Chicago, 1968), Book I, 93—178.
9.孟森，《清代史》(台北，1960)
10.孫甄陶，《清史述論》（香港，1957)。
11.Wakeman, Frederic, Jr.,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1975).
12.——(ed.).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1975).

問：明和清誰該對中國近代落後負責？

回答：

小明同學：關我鳥事！我都沒了200多年了，還讓我背鍋？
小清同學：我是無辜的，我是承襲小明的制度，繼續閉關鎖國，所以才落後的！

很多答主也一樣的反應：對於近現代中國落後，明朝是不背這個鍋的！

那麼明朝到底應該不應該背這個鍋呢？

專業晚清民國歷史作者告訴你：中國落後的這口鍋，小明同學其實是可以背的，但是小青同學的責任更大，如果非要給個量化數字：

小明同學：背鍋20%，不能再多了！
小清同學：背鍋80%，不能再少了！

首先我們看小明同學的鍋：20%！

小明背鍋，從「鄭和下西洋」開始！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一句話非常出名：是李鴻章說的，他說中國近現代歷史是整個中華民族歷史上「3000 年未有之大變局」!

這句話很經典也很出名，一個變字，包含了這一位晚晴重臣對於這一歷史時期的判斷！

而我們的教科書上，經常用一個苦大仇深的描述：苦難而屈辱的中國近現代史！

苦難而屈辱這 5 個字加上去之後，讓人覺得分外沉重！

時間來到 19 世紀，中華民族走到了歷史的「地震帶」上也可以說是走到了「歷史的分水嶺」上，在此之前，中國一直都是世界的領導者，是世界的火車頭，我們是執牛耳者，全世界其他國家只能唯我們馬首是瞻！

就好比現在全世界的國家都要看美國臉色行事一樣：你別看美國在這 100 年不到的時間裡比較厲害，要知道此前的幾千年，美國現在屁股底下的那個世界頭把交椅，一直都是屬於我們大中華民族的！

美國很牛，但是也就牛了 100 年不到，中國那可是牛了幾千年的！

有人說空口說白話，口說無憑，你說中國牛了幾千年，有哪些具體的代表事件呢？

哎，鄭和下西洋就是這個代表事件！

中國接觸世界，登上世界歷史的舞台，自鄭和下西洋開始！

熟悉明朝歷史的人都知道，明代歷史上有一個很著名的事件叫做靖難之役：就是朱元璋去世之後，他的兒子朱棣造反，幹掉了他的孫子當時的皇帝朱允炆，篡位當了皇帝，靖難之後，明成祖朱棣登上歷史舞台，就是我們熟悉的永樂大帝。

永樂大帝文治武功，對內發展經濟，讓百姓休養生息，對外天子守國門，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自己坐鎮北方，徹底搞定了不安分的北方游牧民族，把這些游牧民族收拾的卑服的！

消除了內憂外患，老百姓得以安居樂業，這段時間就是後來傳頌的永樂盛世！這個時期各國紛紛進貢，當時是萬國來朝，非常興旺，興旺發達！

可以說，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很牛氣，而到了永樂大帝年間則更是牛氣衝天，中華民族站在了世界歷史的最高峰上！

這個最高峰到底有多高呢？

我們看看鄭和下西洋就知道了！

大明朝鄭和下西洋，從 1405 年到 1433 年，前後經歷 27 年，7 次下西洋，最遠走到了非洲中部海岸，具體是哪裡呢？

你看電影就知道，就是加勒比海盜出沒的那個地方哈，據記載當時鄭和下西洋每次出海的人數都在 2 萬 7 千人左右，船隊浩浩蕩蕩以泰山壓頂之勢順流直下遮天蔽日好不威風！

本大叔考據了當年鄭和寶船的尺寸數據，和我們今天的遼寧艦航母做了一個對比：

（此表格為本大叔手制，數據來源於明史資料，當然關於鄭和寶船的數字有爭議，沒有定論）

我們這裡做一個簡單的陳述，主要對比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長度！
鄭和寶船的長度換算出來是 151 米，遼寧艦的長度 340.5 米，鄭和寶船是遼寧艦的一半！

第二個參數：寬度！
鄭和寶船的寬度是 61 米，遼寧艦的寬度是 75 米，兩者差不多！

第三個參數：艦載人數！
遼寧艦上船員 2000 人左右，飛行員和其他人員加起來大概六七百人，也就是說遼寧艦人員編製大概是 2700 人左右，鄭和寶船呢，據當時的記載是「千餘人」鄭和寶船艦載人數是遼寧艦的一半！

總結一下，也就是說，在長、寬、和將在人員這 3 個維度上，鄭和寶船的尺寸大概相當於現在遼寧艦的 1/2 左右啊！

當時我看了這些數據之後，倒吸了一口涼氣：

這是一個逆天的數據啊！

你要知道鄭和是 1405 年造的船啊，距離我們今天遼寧號航母出現，相差正好是 600 年了！

600 年的時間是個什麼概念呢？

呵呵呵，孫悟空被壓在五指山下也不過 500 年而已，600 年的時間孫悟空都刑滿釋放了，就是這麼長的一個時間跨度，你說當年的鄭和寶船牛不牛？！

當然有人說你拿鄭和寶船和現在的遼寧號航母相比似乎沒有太大的可比性，我們就拿鄭和下西洋的數據和歐洲人當年的數據做個對比！

歐洲人當年的壯舉叫什麼呢？

叫大航海時代！

大航海時代最牛的人叫什麼呢？

叫麥哲倫！

他為什麼這麼牛呢？

嗨他作了環球旅行嘛，第一次證明地球是圓的，他確實很厲害！

當時麥哲倫做環球旅行的船隊是個什麼情況呢，我們把鄭和下西洋的數據，和麥哲倫環球旅行的數據放在一起，從 4 個維度上做一個比較，然後把對比的結果再量化一下，數據化一下，這樣就能看出兩者的差距：

第一個維度，在人數上：

鄭和下西洋是 60 條船 2.7 萬人，麥哲倫只有 5 條船 256 號人！鄭和的船隊因為本身武力很強，加上後勤保障給力，在旅行途中人員損失不大。麥哲倫就不行了，跟著麥哲倫出海的水手是九死一生：出去的時候 5 條船 256 人，回來的時候只剩下一條船，叫伊麗莎白號，水手只剩下 18 個人，你用 18 除以 256，存活率只有 7%， 9 死 1 生，9 死 1 生的 1 生也有 10%啊，他們的存活率是 7%，連 10%都不到，用 9 死 1 生都無法描述麥哲倫全球旅行的危險程度。並且連船長麥哲倫也死在了環球旅行的途中！麥哲倫的旅行，堪稱悲壯！我們把這個維度的對比數字量化一下大概就是：100 比 1 吧，2 萬 7 千人對 256 號人嘛！

第二個維度，在船隻噸位上：

鄭和寶船的噸位大概是千噸和數千噸級別，當然這個也不是很明確啦，畢竟我們現在船隻都是鐵船，當年的鄭和是木船，我們無法特別具體的量化，歷史資料也沒有記載當年鄭和寶船的噸位是多少，沒有這個概念，但是我們知道鄭和寶船每艘船能裝 1000 人，麥哲倫是百噸級別，每艘船就是 50 人左右，5 條船 256 號人嘛，加上後勤給養大概也就是 50 個人一條船的樣子。

這組數據量化的結果，大概是 20 比 1 的樣子吧，一條船 1000 人和一條船 50 人！

第三個維度，在航行時間上：

鄭和前後航行了 27 年，麥哲倫只航行了 3 年；鄭和遊玩了 7 次，麥哲倫只幹了一次，當然他，他幹了一次就交代了，這個也比較悲劇！

數字化的結果：9 比 1！27 年和 3 年時間，9 比 1 左右！

第四個維度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維度：時間維度！

鄭和航行是在 1405 年開始的，麥哲倫環球航行是 1519 年開始的，兩者差了 114 年，也就是說鄭和下西洋比歐洲的大航海時代早了整整 114 年，你能想像嗎：100 年前中國就在做航海這個事情，並且他們做的規模比 100 年後的歐洲人的規模大 100 倍，這兩者的實力根本不在一個層面上！

這個維度上數字化的結果我覺得也是 100 比 1 吧！

在鄭和的超級巨無霸面前，歐洲所謂探險家的那些破帆船，大概只能叫做木筏子！

雖然歐洲的航海，有所謂的皇室貴族的贊助，但是他們當時所謂的「皇室」，和大明朝的財力一比，頂多也就是個鄉村土豪的級別吧！

如果歐洲把他們的航海叫做大航海時代，那麼鄭和的行為就不能叫鄭和下西洋了，沒有什麼氣勢，應該叫中國的超航海時代？

歐洲人真的是被鄭和秒成渣了，可能渣都不剩！

說到這裡，大家覺得都是滿滿的正能量，心中都是充滿了無限的自豪感，鄭和可厲害了，鄭哥霸道！

鄭哥威武！

但是我們下面說的一些內容，可能帶給大家的感覺就不一樣了！

我們來評價一下鄭和和麥哲倫！

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再來看這件事情，可能我們的結論就不是這麼樂觀了！

首先，毫無疑問鄭和是偉大的！

鄭和的偉大，藉助了大明王朝強悍國力的榮光，體現在空前絕後的規模上，他是規模取勝，強大嘛！

《明史·鄭和傳》中對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寫了 9 個字：「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

什麼意思呢？就是炫耀武力，顯示中國的強大！這就是鄭和下西洋的目的！

我們再來看麥哲倫！

麥哲倫在規模上和鄭和差遠了，但是他同樣是偉大的，他的偉大體現在加速人類歷史的進程上！

歐洲的大航海時代，最初的目的就是出海黃金，為什麼要找黃金呢？

因為歐洲的皇室貴族想要拿黃金臭顯擺，但是我們前面也說了，這些所謂的皇室也就是個鄉村土豪的級別，他們想顯擺但是又缺黃金，於是就出點錢，找幾個人，說你們出去找找，看看哪裡有黃金！

這些人就是早期的歐洲探險家！

這些歐洲的探險者確實找到了大量的黃金，當然還有其他的香料、茶葉、瓷器這些東西。

但是在獲得他們需要的黃金的同時，他們也發現了另外一樣東西，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這個東西比黃金重要 100 倍！

什麼東西這麼重要呢？

市場！

殖民地里廣闊無邊的市場！

歐洲的航海發現了大量的未開化的新大陸，伴隨而來的是黑洞一樣的市場需求！

什麼鍋碗瓢盆啊衣服鞋子啊電視冰箱洗衣機啊吃穿住用，這些新大陸上的原住民都缺，都迫切需要啊！

有了需求，就會有供應！

這是馬克思說的！

但是按照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歐洲國家的生產力是遠遠無法滿足新發現的無限大的市場需求的，於是就出現了後面的一場革命：一場提高生產力的革命！

如何提高生產力呢？

很簡單：用機器嘛！

於是人類就發明了蒸汽機，而蒸汽機帶領人類走入了「蒸汽時代」，改變了世界！

這就是後來說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說的簡單一點其實就是發明了一個機器，提高生產力，滿足殖民地無限廣闊的市場需求！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從推動人類歷史進步的角度，麥哲倫的偉大程度比鄭和有過之而無不及！

說了一大堆，我們把鄭和和麥哲倫的對比做一個總結，總結成以下 4 句話：

第一句話：鄭和代表的是過去，過去大明朝的輝煌，麥哲倫代表的是未來，未來歐洲的無限潛力！
第二句話：鄭和代表的是已知，麥哲倫代表的是未知！
第三句話：鄭和代表的是存量，麥哲倫代表的是增量！
存量和增量的關係：增量遠比存量重要，我們要放棄存量尋求增量，在鄭和和麥哲倫兩個人身上，增量的重要性也體現的淋漓盡致！
第四句話：鄭和給大明王朝帶來了「萬國來朝」，麥哲倫給歐洲帶來了「工業革命」！

兩者一比較：高下立現！

麥哲倫用區區 5 條破船 256 號人，卻幹了鄭和 60 條巨艦 2 萬 7 千人沒幹到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鄭和下西洋和麥哲倫全球航行之後，中國和歐洲選擇了完全不同的發展路徑：

鄭和之後，中國關上了面向世界的大門，因為我大天朝確實很強嘛，你們外面的世界都是弱雞，我為什麼要和你們這群弱雞搞七捻三的呢？
而麥哲倫之後，歐洲人踏上了征服世界的航海之旅！

自此
中國向左，閉關鎖國；
歐洲向右，征服世界！

中國人就這樣錯過了征服世界的最好機會，

而歐洲人就這樣踏上了歷史的快車道！

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求仁得仁求義得義！

這就是小明同學要為中國落後背的20%的鍋！

那小清同學要背的80%的鍋是哪些呢？

這個問題，在我的書《16字解讀中國近現代史為何落後》裡面有，如果有興趣可以關注本大叔，後面會陸續貼上來。

想看更多的晚清民國歷史，歡迎關注本大叔，給你不一樣的歷史觀。

看回復有朋友為文革洗地，我覺得完全沒必要洗，錯了就是錯了嘛，我明白你們洗白文革的理由，無非是徹底衝破了舊制度的遺留，但事實上TG的前二十年已經沖的很徹底了，而文革中又把一些經濟領域的人才給滅掉了，這確實損失很大，且極左思潮大興，也造成改革初年人才方面和思想領域的雙困難，直到九十年代初經濟才真正開始起步，這中間遺失的又哪是十年？

以下是原回答
我記得以前看過一個趣聞：說清末一個洋人傳教士來到了一個西南大山深處的農村，剛進村，就被村民問，你是從極西之地來的吧，當時這洋人就蒙圈了，就這麼偏僻的地方，人們都有這見識？！於是一問之下才明白，他們的村志上記載了五百多年前曾經有一個洋人來過他們村，所記載的長相和這傳教士很像，他說自己來之極西之地。。。
筒子們想想，當時中國的農村得封閉卻穩定到什麼地步，才能連一個洋人來過這事都能傳五百年？在這樣的社會只能緩慢的前行，不可能急劇的變革，所以這近代落後的鍋本質上還是社會形態的問題！
在舉個例子就是關於復辟的事，西方折騰了多少次，而中國只有兩次，且沒有一點基礎，迅速被撲滅，這說明中國的傳統思維並不缺少接收新思維的土壤，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是落後國家中變革最接近成功的，只是那會內外條件不好，後期雖然走了些彎路，但某種意義上說，中國速度並不慢，百年十間打破了過去兩千多年的固有體制，且建立出一套兼顧儒家傳統（是的，越來越多的外國人覺得中國在搞儒家治國）又符合現代社會情況的體制，雖然目前看問題多多，但也慢慢的必然會越磨合越好。。。

朱元璋：怪我咯～ ╮（╯＿╰）╭

先說結論:清朝負責。
滿清入關打斷了中國明朝的西學東漸，直到鴉片戰爭失敗後清廷被迫開放，其間是中國失去的二百年。

西方文明為什麼會在500年前突飛猛進？當奧斯曼土耳其人1354年渡過達達尼爾海峽進入歐洲土地時，歐洲各國開始感受到壓力。奧斯曼帝國的崛起一度阻礙了東西方交流，以葡萄牙西班牙為代表的歐洲各國開始尋求新航線，開啟了大航海時代。最終西方在美非獲得了廣袤的殖民地，殖民者在開拓種植園壓榨原住民和奴隸情況下實現了巨大生產力提升並解放了本土剩餘人口束縛，新思想接著孕育而生。在度過了因為生產力限制導致理論知識能獲得的實際收益小於所研究其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時期，進而又引發了工業革命。而同時歐洲以外各國文明還在按照以往歷史進程勻速前進。這不是中國的錯，也不是日本的錯，明朝時期的中國無需為此負責。

在明朝中後期時西方文明領先中國這樣的表述沒有問題，但是不能反過來說明朝時中國開始落後於西方，因為此時的中國也在進步，只是幅度小於歐洲而已。混淆這點可能會形成（應該已經形成了）中國落後西方是明朝造成的錯誤歷史觀。

華夏文明自古以來就是不排外的。從漢朝張騫出使西域開始，到唐朝萬邦來朝，再到宋朝海上絲綢之路，再到明朝鄭和下西洋，中國人一直和世界各國商貿往來，互通有無。特別是到了晚明，西方文明進步到已經明顯超過中國時，明朝人對此產生好奇和喜愛，開始向以利瑪竇為代表傳播的的現代文明學習，最直接的證據就是中外合作翻譯了大量西學著作，開啟了西學東漸浪潮，創造了大量現代辭彙。

利瑪竇在中國傳播天主教近三十年，去世時信徒約二千五百人。三十年後，達十萬以上，而以崇禎朝（一六二八至一六四四）為最盛。其間利瑪竇與徐光啟（教名保祿 Paul，官拜內閣次輔相當於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利瑪竇告訴徐光啟、李之藻，兵為國家大事，攻守器械，須新新無已，西洋炮銃奇巧，攻無不摧。徐光啟乃召葡萄牙人教炮、造炮。他的學生孫元化起用信教官員和將領，並裝備大量的西洋火器，還聘請了以澳門的葡萄牙人軍官特謝拉為為首的顧問團。銃規、銃尺和矩度等儀具的使用以及裝彈填葯技巧的掌握，都是當時孫軍隊中相當注重的訓練內容。晚明時西方物理化學天文等都大量引進，軍隊也鼓勵從西方購買、學習、引進先進火器及製造技術及相關理論。得益於耶穌會傳教士西方技術的輸入，直到十六世紀末中國火炮技術幾乎和歐洲同步。但到了清朝政權穩固後，朝廷對火炮重視日減，康熙五十四年皇帝竟然下旨禁止地方官自行研製新炮。雍正年清廷還將東北盛京吉林黑龍江以外各省子母炮盡行送到北京，你懂的。到了道光年間中國火炮技術連明末的水準均有所不逮。

一個文明是否在進步很重要的一個表相就是有沒有新詞誕生。回到問題本身，明清兩朝誰該為中國近代落後負責我們只需比較下兩朝新辭彙的有無多寡即可。
明朝西學東漸成果：
以下為明朝士大夫和西方傳教士所翻譯的西方書籍:
《測量法義》《表度說》《泰西水法》《幾何原本》《同文算指》《乾坤體義》《圓容較義》《天問略》《職外方紀》《遠鏡說》《寰有詮》《名理探》《主制群征》《寰宇始末》《五緯歷指》《性學粗述》《坤輿格致（礦冶全書）》《建築十書》《數學札記》《各種精巧的機械裝置》《原本》《測量全義》《哥白尼天文學概要》《地中海航海術》《比例規解》《地球表周與其直徑的關係》《宇宙儀》《皮埃爾、勒孔特發明陸、海雙用幾何天文測輻儀製造與用法》《磁石測量法》《神功催吐葯》《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鹽度、漲落潮海流流動因果實論》《遠西奇器圖說》《泰西人身說概》《人身圖說》《西國記法》《性學觕述》《崇禎曆書約》《物理小識》《數度衍》《泰西水法序》《旋韻圖》《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資》《學歷小辯》《日月星晷式》《渾蓋通憲圖說》《經天該》等。

1607年徐光啟和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首先釐定了「幾何」這個科學名稱，並創製了諸如「點」、「線」、「直線」、「平面」、「曲線」、「對角線」、「並行線」（平行線）、「直角」、「鈍角」、「三角」、「面積」、「體積」、「相似」、「外似」等新辭彙，引入了西方科學的新概念；

1613年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譯的《同文算指》，也創製了諸如「平方」、「立方」、「開方」、「乘方」、「通分」、「約分」等新詞。

1602年利瑪竇為李之藻印製的「坤輿萬國全圖」撰寫的總論和各部分說明，釐定了「地球」、「南北二極」、「北極圈」、「南極圈」、「五大洲」、「赤道」、「經線」、「緯線」等等一批地理術語，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著的《渾蓋通憲圖說》中出現了「天體」、「赤道」、「子午規」、「地平規」、「天地儀」、「地球儀」等天文地理術語。

1627年葡萄牙人傅訊際和李之藻合譯的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名理探》就出現了「明確」、「解釋」、「剖析」、「推論」等詞，

義大利傳教士艾儒略於1623年譯著的《西學凡》和《職方外紀》二書，已經創製了諸如「原罪」、「採取」、「處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學」、「地球」、「大西洋」、「熱帶」等辭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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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清朝時期所創造的新詞:
在中國人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馬禮遜、丁韙良、傅雅蘭等譯著了諸如《萬國公法》、《佐治芻言》、《微積溯源》、《三角數理》、《電學》、《聲學》、《光學》、《以太說》、《地學淺釋》、《化學鑒原》、《公法總論》、《幾何原本》後九章等等西方書籍文獻。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譯著，於1864年刊行的《萬國公法》，就釐定了遺產、慣行、關涉、管制、限定、權利、交戰、固辭、國權、遵守、臣民、專管、宣戰、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誼、維持、異邦、會議、管轄、議定、權威、權利、公法、國政、國法、國民、戰時、戰爭、法院、盟約等新詞。

傅雅蘭等譯著，並由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於1885年出版的《佐治芻言》，創製新詞涉及面頗廣，如數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等學科名稱至今仍被沿用，創作了「執照」、「國債」、「銀行」、「資本」、「價值」、「物價」、「公司」、「股份」、「工資」、「巡捕」、「空氣」、「機器」、「鐵路」、「汽車」、「紡織機器」、「煤氣」、「自來水」、「自來水公司」、「自來火」等等詞語。

1843年英國人在上海創建的墨海書館，中外人士合作譯著刊行了《大美聯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編》（1855年）、《續幾何原本》（1857年）、《植物學》（1858年）、《代微積拾級》（1859年）、《代數學》（1859年）、《全體新論》等書籍，釐定了圓錐、曲線、軸線、代數、微分、積分、係數、橢圓、級數、常數、變數、植物學等等一批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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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略一看，會發現明清兩朝都有在吸收西方先進文明，並創製出中國新詞。然而事實是上面的中西文明交流時間軸從晚明直接跨度到了清末鴉片戰爭，中間二百年時間完全是空白，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幾乎沒有新詞誕生，這也就是說二百年間沒有新思想新技術傳入中國。

200年時間裡中國文明停滯不前，就像被凍住一樣。歷史給了中國人太多時間，太多機會，然而都被中國人自己耽誤了。

想了想，最後還是正面回答下這個問題，覺得明末百姓的精神強度下降的，麻煩再去讀讀江陰城守紀，諷刺的是人家本來打算做大清順民的，貴清最後搞成那個樣子，二年的事情搞成十八年人頭滾滾，把精神強度高的都殺光了，三百年後貴清面對外敵人民是那個鳥樣，搞個文化自保都要靠宗教結社，呵呵。還好遺民們還有躲到山裡把精氣神留下來的，沒有船山他老人家，曾國藩還不知道搞成什麼樣子，貴清連續命都得靠前朝殘渣，你說誰的鍋？明清哥倆都得分鍋無誤，但本著一切朝代只為自己那幾十年負責的原則，明朝拿走鍋蓋，滿清接過鍋底。
（更新的分隔線）
我覺得姬喵說的很對嘛，人渣們需要清算，我看從我晉算起，人渣太多實在清算不過來，那就明清之交開始算好了，剛好是西歐史中近代史開端的地方，
明清之交第一人渣，睿親王多爾袞，和北京城的人渣同流合污，狐媚故明百官以取天下，一該死；推行剃髮易服，以中國從滿洲，大搞民族歧視，打擊民族自尊，二該死；屠城盈野，背信殺降，三該死。我建議，貴清襲睿親王爵的查子孫三代，打入賤籍，與孫之獬同築跪像於江陰城外。
明清之交第二人渣，我萌降清的文官們，比如洪承疇，龔鼎孳，馮銓，陳名夏...等，禍亂朝政，貪污腐敗，聚萬千民脂民膏為己用，以致天下鼎沸，是為不義，一該死；烈皇帝既死，既不殉節也不遁世，反而降順又降闖，是為不忠，二該死；待睿親王強推剃髮，以夷亂夏，不自刎以阻暴政，反而助紂為虐，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是為不孝，三該死；孫之獬以漢官首倡剃髮以媚上，罪加一等。由於我清連這幫人的名單都準備好了，我建議，凡貳臣傳上榜的，歷史書劃專門章節抨擊，影視劇上一律丑角出現，故居簡介加前綴「奸臣」+「漢奸」，孫之獬額外罪加一等，與多爾袞同築跪像於江陰城外。
明清之交第三人渣，小福臨在內的滿清貴族，京城附近大搞圈地運動，直隸、山西百姓民不聊生，一該死；打的政治旗號是「弔民伐罪」，然行逃人，投充之法，百姓破家滅財者不知凡幾，殘害生靈過闖賊遠甚，二該死；遷界禁海，自棄海疆三千里，自毀縣市無算，三該死。我建議，逃人、圈地、投充，遷界禁海歷史書劃專門章節，就叫清初嚴酷的階級壓迫好了，涉及清初影視劇必須有專門情節表現百姓被三個惡法整的破家滅門，福臨在內的廣大滿清統治者，髮型還原金錢鼠尾，尊重歷史嘛。
明清之交第四人渣，東江投降諸人，祖大壽、吳三桂等遼東降清軍將外加關內從清各路降將。對東江諸人，背棄毛帥故志，不復祖輩故土，不報父母妻妾之仇等春秋大義而反身事仇，一該死；對遼東軍門，關內百姓歲以五百萬軍餉養諸君，諸君無一物報百姓，自思自量，一該死；對關內投降明軍，降清前殺百姓以自肥，剿匪而無功，降清後殺百姓以自肥，反正而無功，一該死；對上述所有人，殺手無寸鐵之大明百姓以數百萬計，兇狠殘暴甚至甚於滿洲親軍，不以暴力報文貴武賤的第二類人渣，反以暴力虐萬千普通生靈，二該死。我建議，第四類人同蔣匪軍一道，屬於新中國軍事建設必須批判的典型，敢給第四類人渣翻案的，就是妄圖給同樣性質外殘內忍的蔣匪軍翻案，屬於吹捧無恥的封建軍閥，潛在的第五縱隊，必須打入另冊，三代以內不得擔任公職和從軍。
明清之交第五人渣，僥倖死在崇禎朝的諸位廢物和裱糊匠（比如袁某某，楊某某），不好意思，為了公平起見，溫閣老，烈皇帝你們兩個也得進去。花費數億以致官逼民反，然而內不能平寇，外不能滅虜，無能，一該死；不顧大明國勢，君以幸進之言娛己，臣以幸進之言謀私，獨夫民賊相聚首，三該死；讓滿清入關，連帶著產生了上面四種人渣，屬於保衛華夏不合格，死該死。我建議...哦，好像沒什麼好建議的，確實歷史書該批的都批了，影視劇上都是丑角，那就再加一條吧，凡是覺得該給第五類人渣乖乖讓路，做安安餓殍的，建議轉精神病院，腦臀分離症晚期。
好了，再排下去，我大萌的反賊和南明諸公也有人上榜，不過嘛，飯總得一口口吃不是嘛，先按我的建議清算了上述5類人渣，尤其是前4類人渣，我看華夏就有希望了，民族就能真正崛起了。誰支持，誰反對？@姬軒亦，姬總你看清算的第一步就這麼辦吧，呵呵呵呵

也許就從民眾認為我國是天下第一，坐等萬國來朝的時候吧。
我不禁背後一冷

其實中外拉開差距
一個是大航海，歐洲佔據了非洲美洲之後，資源上徹底壓到了中國已經開採了幾千年的資源
二就是工業革命，機械的力量是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生產上也輕鬆壓倒了中國的人口優勢

綜上

已經腐化的儒家的鍋····坑了大明又坑大清
打算坑日本人的時候，蔣公把孔家的衍聖公帶到重慶去了，沒坑成···可惜啊

清粉洗地的水平怎麼越來越低了

丘處機負責

這問題太扯。清朝執政了260多年。這麼多年都在夢遊？還要拉著明朝來背鍋？什麼叫情有可原？看來是明說要不講理了。難不成是明朝預言了300年後會被列強欺負。自己想甩鍋，搞個大陰謀，拉清朝來墊的背？

照這邏輯那這隻能責怪人種了。比其他國家人種早進化個一億年。他們現在還在大海里呢。

當朝發生的事，當朝的執政者背鍋。能幹干，不能幹滾蛋。就是這麼公平。

明清期間中國明顯被西方超越是因為西方處於一種長期分裂的狀態。

戰爭，只有戰爭，才是文明進步的動力。

中世紀結束後，西方處於類似中國春秋戰國那樣的時代——一方面內部摩擦不斷；另一方面因為種種原因斗而不破，維持了長期的纏鬥狀態。所以就進入了一種良性競爭的狀態。而這種競爭的直接出發點，就是戰爭。戰爭直接間接引發了一系列的技術革新。再者，就是西方王權較為弱小——西方的國王從來就不是中國皇帝那樣為所欲為的。所以政治革命才有可能發生。

那麼中國的春秋戰國跟西方的文藝復興時期有什麼不同呢？我覺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來自黑暗的中世紀，沒有太多的枷鎖。而中國的春秋戰國繼承的是西周，王權很強大，禮制相對完善，而士族相對弱小，並且士族根本算不上工商業者——所以類似西方那種下克上的土壤不存在。即使有下克上（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也只是王換了一個人來當，而不是削弱王權，削弱禮制。

五胡亂華以後，中國大部分時期是處於統一王朝管理之下，不存在春秋戰國或者文藝復興歐洲那樣內部長期良性內鬥的狀態，所以總的來講肯定是要落後於歐洲的。

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其實闡述的很清楚，一個舊的制度，不斷的改進和修改自身兩個世紀以前的法國和革命前的法國，雖然還是同樣的一個封建政府（也許不能這麼說，但是原諒我依舊採用封建一詞），但是他所採用的官僚，他對權力的使用，無論是地方總督還是御前會議，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已經代替了原有的貴族體質，而實際上，封建只剩下王權政府這一軀殼。

實際上中國歷史也是如此，秦暉所講述「百代為秦法」，並不是指所有王朝的政治制度都沿襲秦朝，實際上在春秋戰國封建論之外，魏晉封建論應當是主流。秦以後對於政治制度的改革是相當大的，三公的興廢，宰相權力的分割，開府權力的下放和地方封建的興起，法律制度的改革，租庸調製度的興起衰亡以及稅收改革。不同的朝代實際上所採取的具體國家行政手段和政治制度相差頗大，並不能說簡單的說「清襲明法」，實際上更廣泛意義上來講，如同《政治與行政》所談，具體的行政政策往往更能提現一個國家的國家意志和發展水平。

清代相較於明代，有了長足的進步在邊遠地區，他鞏固了他的統治，劃定邊界（東北），改革商稅和外國人經商法律（新疆），同時將明代一直無法完成的改土歸流（雲貴，新疆）完成，通過多次邊界戰爭，完成了對新疆的縣制改革，第一次穩定的實際上統治了這個地區。這是毫無疑問的。清不斷的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應對不同的挑戰，在不同的時期，增進不同的官僚機構，比如清前期的理藩院，後期的總理衙門等等。隨著後期地方總督權力的膨脹，比如東南互保等事件的發生，實際上一方面展現的是一個舊機器權力的空前集中，另外就是這種權力集中的不穩定性。和日本不同，中國的土地廣大，長期以來割據和分裂並不是主流，本身就有著強烈的維持舊制度的意願，這種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反作用，長期維持著舊制度的殘骸，甚至以不同的形式，於1960-1980出現。

這是一種近代化的陣痛，一種古老國家接收近代化體質的陣痛，他既不同於英國的光榮革命，也不同於明治維新，他以一種近乎決絕的暴力橫掃了一切。對於舊制度，他不僅毀滅了舊制度的軀殼，甚至毀滅了舊制度本身所依存的文化制度和宗教，儒教在長發達三十年里成為一個禁忌話題，法國大革命後的宗教復興在中國並不（廣泛的）存在，即使是朝鮮，也沒有到這種地步。他繼承了「秦法」中所有的集中權力的部分，如同商君書中的理想世界一樣，建立了一個國家統治一切的政府。

這絕不是清或明的錯，認真的說起來，他甚至不是儒教和法家的錯，這是一個在近代思潮下的慘烈革命，是一個時代的瘋狂產物，他甚至同蘇俄革命不同，因為他實在無法避免。

今天逛國博。細細看著各種令人驚嘆的文物，我感到從商武丁至今，農業社會只是量的線性增加而已。可能商有十噸，明有萬噸。但只是規模效應而已，談不上質變。

而且，和文藝復興初期西方科技也沒啥大關係。

最關鍵還是燃機（各種熱燃驅動的機械，含蒸汽機）一下子提供了遠超畜力的動力，這樣一來就可以發展輪船，鍛造超級器件。跟著就是超耐用槍管炮管，標準子彈批量生產也順理成章了。

燃機是最最核心的，這機器導致了生產力提升不再是人的累積，而是開啟機器生產自我發展的乘數效應。

燃機發生在哪個國家，哪個國家就能碾壓別國。工業化和農業社會比產業鏈已經改變了。以前只會有地主，農民，經銷商這樣的三級生產，可以有大量的獨立的金融單位，所謂自給自足。即使小手工業也是簡單的組織。
工業化是長生產鏈條的，跨國的。提前點開工業革命的極少數個體，可以長期壟斷利潤和權力金字塔頂端。其他國家的統治者只能做國際鏈條里的買辦。這就封死了多數國家分享工業革命成果，形成多極化的路子。
從大英帝國到美國，主流就是一強。這是工業化的特性。類似漢，羅馬和阿拉伯這樣的多級世界在工業革命化後極難保持穩定。

我認為文化只是次要因數。還是馬克思的理念:"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我敢肯定你不知道中國唯一領先世界的時候就是明朝

我就說一句話:打鐵還需自身硬。

雖然我也不喜歡滿清，但大明朝好端端地坐擁這萬里江山，怎麼就頂不住了呢？這就要從內部找原因。

這世上的事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哪有兩千年中國歷史一直維持漢唐盛世的？應當慶幸，在前期，民族尚處於弱小的時代，有那麼一兩個暴君、武帝守護了我們，而在我們歷史的後期，即使軍事失敗、政權覆滅，我們在文化上、人口上也已經處於永遠不敗的境地了。

陳亮的話說得好:「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這是一種自信，一種文化上無與倫比的自信。只要時機恰當，朱元璋們總會出來的，但如何保證後代不出阿斗卻沒有給出答案，結果就只能輪迴這尷尬屈辱的遭遇。大明朝，興起於「驅除胡虜」，卻也正好被「韃虜」所滅亡，不能不說是對中國人的一種諷刺，敢情你們宋朝300年的教訓都還沒吸取過啊？呵呵。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能延續這麼長時間已經了不起了，其他的不能要求太多。期望聖君明主的時代註定了會充滿遺憾，與其討論明清，不如討論兩宋，好端端的清明盛世怎麼就被金人給毀了呢？討論明朝還可以甩鍋給蒙古人，宋朝可不好甩，華夏命中也該當有這麼一劫，躲不掉的，誰叫你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呢？

岳飛很無奈: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他始終不能認清最大的國賊就是那個自己誓死守衛的盤在皇位上的那條惡龍！

可惜，中國人不長記性，明朝還來這一套，那就繼續唄，再來一次外族入侵，叫你們真正明白打敗中國人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當然，有部分先進的中國人可能意識到了，所以黃宗羲痛斥君主為「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這真是自孟子的那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來最石破天驚的一句話。「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黃宗羲最終是徹底想通了，可惜，中國人民沒能等到被自己人喚醒的那一刻，就又被「獨夫們」給迷昏過去了。誰能想到，等一下次中國人醒來的時候，竟是渾身帶著傷痛地被外人用堅船利炮給轟醒的！

綜上，明清兩朝統治者都沒有資格對中國近代負責，中國人民應該自己對中國近代負責也對中國未來負責。